晚明史——朱翊钧的宫闱生活与酒色财气习性



1．朱翊钧的“衽席之爱”“曲蘖之好”

皇帝朱翊钧是个酒色之徒，大婚以后沉迷于酒色，年纪轻轻，身体却虚亏得很。

万历十四年九月十六日以后，因病连日不去上朝。二十六日，又通知外廷继续暂停上朝。到了三十日，他不得不向内阁讲明自己的病情：“朕前御门，已于卯初起矣。一时头晕眼黑，力乏不兴，已谕卿等暂免朝讲数日，以为静摄，服药庶效。近连服药饵，身体虚弱，头晕未止。”

皇帝老是“头晕眼黑，力乏不兴”，引起了官员们的高度关注。礼部祭祀司主事卢洪春（字思仁，浙江东阳人），因为主管祭祀事务，听说皇上因为头晕眼黑不去享祭太庙，便郑重其事地上疏，要皇上“慎起居”，注意节制酒色之欲。卢洪春似乎精通医术，为皇上分析病理，说得头头是道：“气血虚弱乃五劳七伤所致，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强固，头晕眼黑等症，皆非今日所宜有者，不宜有而有之，上伤圣母之心，下骇臣下之听。而又因以废宗庙之大典，臣不知陛下之心何安也？”他加重语气颇为危言耸听地指出：“果如人言，则偶以一时驰骋之乐，而昧周身之防，其为患也浅。果如圣谕，则似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也深。”说得再明白不过，外间传闻皇上驰马受伤导致“头晕眼黑”并非事实，病根在于“衽席之娱”，即耽于女色，房事过密。卢洪春警告说，万一有稗家野史掇拾道听途说之言，私托笔记，传之后世，陛下又何以自解？

卢洪春一片赤胆忠心，诚心希望皇上保养身体，无奈此等情事激起敏感，有损帝王尊严，朱翊钧哪里承受得了，看了奏疏顿时震怒，马上传谕内阁：卢洪春悖忤狂妄，命阁臣拟旨重治。这一下内阁首辅申时行感到左右为难，卢洪春并无错误，却要重治，又不能抗旨。于是出现了很滑稽的局面：申时行一面代皇帝拟旨，将卢洪春革职；一面上疏极力申救卢洪春。

申时行吃力不讨好，皇帝以为他代拟的革职处分太轻，亲笔写了一道谕旨，轻描淡写地把头晕目眩的病因归结于“动火”，对卢洪春的分析只字不提，反而狠狠斥责：“卢洪春这厮，肆言惑众，沽名讪上，好生悖逆狂妄。着锦衣卫拿在午门前，着实打六十棍，革了职为民当差，永不叙用。”

卢洪春赤胆忠心的劝谏，得到的回报却是廷杖、革职的处分，显然处置不当，引起言官们的不满。吏科给事中杨廷相等人冒险上疏，申救卢洪春。皇帝依然寸步不让，如果稍一让步，人们便以为卢洪春所讲不无道理，于是下旨谴责那些言官：“卢洪春狂肆无上，特加谴责，如何渎救！念言官，姑不究。”意在警告言官，不必就此大做文章。言官们偏偏有一股执拗劲，仍然议论不休，继续为卢洪春讲好话。皇帝认定他们是“党救”——结党渎救，为首的扣罚俸禄一年，其余各人扣罚俸禄八个月。

到了万历十五年二月，皇帝头晕目眩的毛病仍不见好转，再次派文书官向内阁传旨：暂免经筵。申时行等阁臣连忙向文书官询问皇上起居情况，得知还是“连日动火，时作晕眩”。申时行判断决非偶然“动火”所致，赶紧写了奏疏，劝皇上注意养身之道，不过措辞十分谨慎，没有言官们那样露骨，只是说“因励精宵旰，临御勤劳，以致身体不宁。唯望皇上清心寡欲，养气宁神，而备加慎重”。申时行把皇上的病因归咎于“励精宵旰，临御勤劳”，不过是为尊者讳的门面语。他后面所说的“清心寡欲，养气宁神”，才是关键所在，其中不乏微言大义，却无损皇上的面子。过了几天，皇帝又因病不上朝，申时行再次奏请皇上“宜节慎起居”。依然是极其委婉的劝告，与日前所说“清心寡欲”有异曲同工之妙，仅仅点到为止而已。犹如一帖甘甜性温的甘草剂，当然于病无补。

皇帝的病情总是不见起色，万历十七年六月，皇帝传谕内阁：“朕自前月服平肝清心之剂，至今头尚眩晕眼黑，心满肠涨，饮食少思，寝不成寐，身体尚软。”刑科给事中刘为楫针对皇上自己所说“饮食少思，寝不成寐”云云，提请皇上“圣躬之保护宜慎”。他开出的“药方”更加温和：“人主深居法宫，一切柔曼靡丽，悦目娱心甚众，自非大智大勇，鲜有不为所动者……臣伏睹圣谕云，皆属精神不足，以致诸症俱作。请自今独坐静思，凡一切声色嗜欲，万一有乘间而动者乎，即不能黜而不御，但使御而有节，则去其耗精神者，而精神日就完固，所以培养本原。”他强调的是，对于“一切声色嗜欲”，不能“不御”，但要“御而有节”。南京吏部右侍郎赵志皋也是主张“御而有节”的，不过更加切近病根。他在奏疏中说：“臣近岁以少詹事侍朝讲，恭睹天颜和粹，稍有不豫，一养旋复，何自冬相沿至今也？得非衽席之爱不能割，曲蘖之好不能免乎？有一于此，足耗元气。皇上行之有节，而不沉溺，则元气自充矣。”所谓“衽席之爱”“曲蘖之好”云云，便是酒色二字，点到了病根所在。但是讲得比较含蓄，似乎没有引起皇帝的注意。

八月初四日，新任礼部尚书于慎行针对皇上所说“至今尚眩晕眼黑，心满肠涨，饮食少思，寝不成寐，身体尚软”，向皇上进谏：“理国之道譬如养身，养身者必早起夜卧，不敢放逸，然后血脉流通，肢体强固，而六气不沴。理国者必夙兴夜寐，不敢宴安，然后精神贯彻，臣工警惕，而万几无壅。伏惟皇上锐志化原，游心经术，自然形神和适，志意清明。不惟图治之要机，抑亦摄生之至道也。”生怕得罪皇上，说得小心翼翼，近乎轻描淡写，说了等于没说。

2．雒于仁：“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

不满于大小臣工开出甘甜性温的甘草剂，大理寺评事雒于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给皇上开出一帖猛药，以其直言不讳的泼辣风格，激起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响。

雒于仁，字少经，陕西泾阳人，雒遵之子。万历初年，吏科都给事中雒遵弹劾冯保，不过是一个侍从之仆，竟敢立于天子宝座之旁，文武大臣是拜天子呢，还是拜太监呢？欺陛下幼冲，无礼之极。雒于仁似乎继承了父亲敢于直言无忌的精神，万历十七年十二月，以极大的勇气呈进《恭进四箴疏》，指出皇上的病根在于酒色财气，批评皇上的私生活，讲得头头是道，句句触及要害。他说：“（皇上）经年动火，常日体软，圣政久废而不亲，圣学久辍而不讲。臣以是知皇上之恙医术难明，药饵难攻者也，惟臣四箴可以疗病。请敬陈之。”他要敬陈的四箴，就是酒色财气四字：“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者也。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下面他一一列举纵酒、好色、贪财、尚气的症状：

他的结论是：“皇上诚嗜酒矣，何以禁臣下之宴会？皇上诚恋色矣，何以止臣下之淫荡？皇上诚贪财矣，何以惩臣下之饕餮？皇上诚尚气矣，何以劝臣下之和衷？四者之病缠绕于心，系累其身，圣恙何时而可已？皇上春秋鼎盛之时，经年不朝，过此以后之年，当何如耶？今春会场，辅臣出题曰‘圣贤所以尽其性’，是默指皇上好货好色，但其指引而未发。恐皇上亦未之悟也，臣特撰四箴以进之。但臣之说，逆耳之言，格心之论，对症之药石也。倘蒙俞允，出御便殿，多接正人，远彼宫妾，除此四累，将静摄不逾半年，而圣体必强壮康豫。如其不然，愿碎臣之首，甘当欺诳之罪。”

针对以上分析，雒于仁开出了一张药方——“四勿之箴”，即戒酒、戒色、戒财、戒气四句箴言：

这四条箴言，文字深奥，意思却很简单，希望皇上以虞舜、夏禹、成汤等圣贤为楷模，对秦始皇、汉成帝、晋武帝、隋炀帝等的酒色财气，引以为戒。

平心而论，批评皇帝的酒色财气习性，有根有据，他确实酒色财气样样俱全。

万历八年十一月，他在太监客用、孙海陪伴下，豪饮过量，酩酊大醉，将一名宫女的头发割下，又将两名宦官杖责得差一点死去。这是他纵酒肇祸的突出事例。

近年以来“眩晕眼黑”，是他好色的结果，这一点与乃祖乃父一脉相承。明朝皇帝大多是好色之徒，讲求房中术。他的祖父（世宗）痴迷于道家的修炼，说穿了就是用房中术来养生，正如陈继儒所说：“志在长生，半为房中术所误。”他的父亲（穆宗）也精于此道，据给事中程文揭发，太监头子冯保投其所好，“平日造进诲淫之器，以荡圣心；私进邪燥之药，以损圣体”。穆宗的短命，与讲求房中术和春药密切相关。他大婚以后，冯保仍是“大伴”，安知不故伎重演。他的头晕目眩、肝火过旺的症状，与其父何其相似乃尔。明代上流社会中人，饱暖思淫欲，似是一种社会风尚，都沉迷于房中术。连道貌岸然的张居正也不例外，他的“下部热症”，据王世贞说，“得之多御内而不给，则日饵房中药，发强阳而燥，则又饮寒剂泄之，其下成痔”。沈德符也说，这种“以饵房中过多”，内热不仅发于下部，还发于头部，冬天不能戴貂皮帽。朱翊钧二十几岁患上头晕目眩、肝火过旺的病症，病根盖出于此。何况他比乃祖乃父又所发明，在沉湎女色的同时，又有恋童癖，玩弄“十俊”——十名小太监，“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

至于贪财，他在明朝诸帝中尤为突出。下旨查抄冯保、张居正的家财，全部搬入大内，归自己支配，最明显地暴露了他的贪财本性。司礼监太监张鲸以贿赂皇上而受重用，遭到外廷大臣李沂等人弹劾，又以贿赂皇上而消灾避祸。以后变本加厉，派遣矿税太监四出搜刮钱财，成为社会的大祸害。

至于尚气，大抵是帝王的共同秉性，与太祖高皇帝朱元璋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廷臣稍不合意，就下旨廷杖，残酷无比。前不久，礼部主事卢洪春要他节制酒色，他尚气使性，狠狠斥责：“卢洪春这厮，肆言惑众，顾命讪上，好生悖逆狂妄。着锦衣卫拿在午门前，着实打六十棍，革了职为民当差，永不叙用。”不过是众多廷杖者中的一例而已。

对于雒于仁的进谏，他又一次尚气使性，讳疾忌医，恨得咬牙切齿。万历十八年正月初一，即民间所谓大年初一，申时行等阁臣道会极门行礼祝贺。忽然听得太监传达皇上宣召。申时行、许国、王锡爵、王家屏等人，急忙跟随太监前往毓德宫西室。阁臣行礼祝贺后，才明白皇上对雒于仁的奏疏耿耿于怀。

皇帝首先开口：“朕昨年为心肝二经之火时常举发，头目眩晕，胸膈腹满。近调理稍可，又为雒于仁这本肆口妄言，触起朕怒，以致肝火复发，至今未愈。”

申时行开导说：“圣躬关系甚重，祖宗神灵、两宫圣母皆凭借皇上，当万倍珍护。无知小臣狂憨轻率，不足以动圣意。”

皇帝没有搭话，把雒于仁的奏本递给申时行，说道：“先生每看这本，说朕酒色财气，试为朕评一评。”

申时行展开奏本，还没有来得及回话，皇帝急急忙忙说：“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若酒后持刀舞剑，非帝王举动，那是有事。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一至宫，她必相随。朝夕间她独小心侍奉，委的勤劳。如恭妃王氏，他有长子，朕着他调护照管，母子相依，所以不能朝夕侍奉。何曾有偏？他说朕贪财，因受张鲸贿赂，昨年李沂也这等说。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若贪张鲸之财，何不抄没了他？又说朕尚气。古云：少时戒之在色，壮时戒勇戒斗。勇即是气，朕岂不知！但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僮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如今内侍宫人等，或有触犯及失误差使的，也曾杖责，然亦有疾疫死的，如何说都是杖死？先生每将这奏本去票拟重处。”如此长篇大论细细批驳臣下的奏疏，以前从未有过，可见他对此十分在意，也可见雒于仁击中了要害。

申时行当然明白其中的是非曲直，面对皇上的辩解，只能顺其意而劝慰：“此无知小臣误听道路之言，轻率渎奏……”

皇帝打断他的话，气愤地说：“他还是出位沽名。”

申时行接着说：“他即沽名，皇上若重处他，适成其名，反损皇上圣德。惟宽容不较，乃见圣德之盛。”说完便把雒于仁的奏本送还皇上。

皇帝沉吟片刻，说：“这也说得是，倒不是损了朕德，却损了朕度。”

申时行补上一句：“皇上圣度如天地一般，何所不容。”

这场君臣对话，至此似乎应该结束了，但是皇帝意犹未尽，再次拿起奏本递给申时行，要他仔细看一看。毓德宫高大而阴暗，五十多岁的申时行看不真切，只是略表形式地翻阅一遍。其实这本奏疏在送达皇上之前，阁臣们已经看过，都了解其中内容。

皇帝的怒气、怨气还未平息，气呼呼地叮嘱：“朕气他不过，必须重处。”

申时行毕竟老练，劝皇上将此疏“留中”不发，防止扩散。他说：“此本原是轻信讹传，若将此本票拟处分，传之四方，反而当做实话了。臣等见前疏久留中，在阁中私相颂叹，以为圣度宽容，超越千古。臣等愚见谓，照旧留中为是。容臣等载之史书，传之万世，使万世称皇帝是尧舜之君，此乃盛事。”

皇帝还是按捺不住自己心头的怒火，问道：“如何设法处他？只是气他不过。”

申时行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回答：“此本既不可发出，亦无他法处之。还望皇上宽宥，容臣等传谕该寺堂官，使之去任可也。”

皇帝原本要重处雒于仁，申时行却主张革职即可，便盯着旁边的王锡爵问道：“卿意云何？”王锡爵赞同申时行的意见，解释道：“（雒）于仁诚有罪，第当以重法，则（雒）于仁之罪，人不知以为讪上，而以为纳忠；皇上之法，人不知以为治狂，而以为拒谏。”听了这样的解释，皇上的怒气顿时释然。

在谈话过程中，皇帝无意之间流露了“如今掌灯后看字不甚分明”，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居然未老先衰，足见沉迷于酒色对身体危害之深，也足见雒于仁所言不虚，并非轻信流言蜚语。申时行心中也有数，雒于仁所说确有所据，只是不便说也不敢说，只能旁敲侧击地要皇上注意“清心寡欲”，其微言大义尽在不言中。

叩辞皇上后，申时行返回内阁，起草一份帖子，传谕大理寺少卿任养心，要他代替雒于仁请病假。接到大理寺的“雒于仁有病”的报告，申时行当即代皇上票拟谕旨：“雒于仁前出位妄言，朕始容了。今又托疾规避，姑着革了职为民。”申时行的这种处理方式，既顾及了皇上的面子，不使酒色财气之说过于扩散，又保护了雒于仁，避免了廷杖之类严惩。雒于仁只不过丢了乌纱帽，比其他进谏的官员幸运多了。

内阁辅臣王家屏在召对时没有发言，回到内阁后，写了一篇奏疏，为雒于仁辩护，并且主动检讨自己的失职，因为他是“相臣”，早就应该提醒皇上。他的逻辑很有意思：“人主出入起居之节，庶官所不及知者，相臣得先知之；人主耳目心志之娱，庶官所不敢谏者，相臣得豫谏之。是以能止匿于未形，防欲于微渺……（雒）于仁庶官也，于皇上之起居尚及知之，于皇上之愆违尚能谏之。臣职亲于庶官，任专于辅导，乃尚有不知不谏。夫不知，失职也；知之而不谏，失职也。安可独罪（雒）于仁哉！”他认为，倘若雒于仁所说都有根有据，而遭此处分，实在于心不忍。雒于仁以箴言规劝皇上似乎有些狂妄，但有利于养生延年，所以臣以为雒于仁是忠臣。而反观自己，做不到这一步，理应请辞。他的姿态很有风度：“若臣者从谀承意，缄默苟容，无能匡正宸枢，弥缝衮阙。上亏圣明之誉，而下陷庶官，俾以愚憨蒙不测之威，此乃真所谓不忠之臣，不可一日在左右者也。伏乞皇上罢臣归里，以示尸（位）素（餐）之惩，矜宥（雒）于仁，以廓优容之度。”

王家屏不愿意做尸位素餐的不忠之臣，以“自劾请罢”的方式委婉地表达自己的不满，接连上了三本奏疏请求辞去官职。他颇动感情地说：“自臣至京一岁，皇上静摄之旨屡形传谕，曰眩晕动火，曰饮食稍思，曰眼目障涩，如此者不止一次，臣子之心能自安乎？否也。”“中外臣民系心已久，请册立未许，请豫教未许，国本莫定，群情危疑……禁庭深密之中，侍御仆从之事，喜怒过当，则圣情累其和平；苛责太严，则群小震于摧压。”皇帝既不接受他的建议，也不允许他辞官，依然故我。

皇帝如果有一点自知之明的话，在挽回面子的同时，应当扪心自问，切实自律，防微杜渐。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仍旧我行我素，官员们意见很多。

吏科都给事中钟羽正（字叔濂，山东益都人）说，陛下临朝之初是一位励精图治之主，现今大不如前：“乃者偶以圣体违和，暂免朝讲已几半载，遂以为常。大小诸臣连章进谏，陛下卒不听也……向也数朝讲矣，而形神康泰；今也不朝不讲矣，而时复违和。则劳烦动火者，似不在一朝一讲之间；而所谓静摄者，似不在深居燕息也。”“皇上励精图治十九季于兹，方其初政，旬日三朝，既无愆期矣……乃今静摄日久，黻座稀临，朝廷百执事之臣不睹耿光者数月矣。”

讲得最厉害的当推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张养蒙（字泰亨，号见充，陕西泽州人）。此人作为监察机构高官，很敢讲话。万历二十四年（1596）十月，他针对朝政废弛，条陈五事：一曰部院之体渐轻，二曰科道之职渐轻，三曰抚按之任渐轻，四曰进献之途渐重，五曰内差之势渐重。次年七月，他上疏指出，“重灾不可再玩，实政不可再虚”，希望皇帝以“正己心”来“回天心”，认为“罪己不如正己，格事不如格心”，十分坦率地批评皇上的四种“平日成心”：好逸、好疑、好胜、好货。他一一分析如下：

他希望皇上戒除“好逸”“好疑”“好胜”“好货”四种成心，进入一种新的境界：“百志惟熙，必真见弊政不可不亟除，大典不可不亟举，以此光于祖宗，以此对于臣民，以此回天心，以此凝天福。”

张养蒙的措辞并不比雒于仁委婉，却不见皇帝勃然大怒，也未将张养蒙严惩，只是不予理睬而已。可能是汲取雒于仁事件的教训，一事张扬反而扩大影响，不予理睬，淡化处理，使得进谏者自讨没趣，也就不至于引起回响。但是这种鸵鸟式的处理，丝毫不能掩盖他身上的毛病，纵酒、好色、贪财、尚气，好逸、好疑、好胜、好货，终其一生都未曾改变，给朝政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张岱为雒于仁、张养蒙立传，对于神宗皇帝何以总是拒绝言官的进谏，有别出心裁的分析，以为是受了张居正的影响：“张江陵恨言官入骨，于冲主之前极力丑诋，不曰套子，则曰沽名，遂使冲主不复以人言介意，而痛哭流涕之言，悉以谈笑置之。盖日堕其云雾中，而倘恍不之觉也。嗣后二十余年，不痛不痒之世界，总以江陵一语酿成，其害可胜道哉！”是耶非耶？读者诸君自己评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