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史——聚敛财富：矿税太监横行



1．贪财君主的聚敛癖好

万历皇帝朱翊钧“酒色财气”的秉性，不仅表现为围绕皇太子与福王的种种奇异乖张的言行，而且表现为聚敛财富的癖好，对万历朝后期的政局产生很大的影响。明清史一代宗师孟森写“万历之荒怠”，有这样的评论：“至（张）居正卒后，帝亲操大柄，泄愤于居正之专，其后专用软熟之人为相。而怠于临政，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惟倚阉人四出聚敛，矿使税使，毒遍天下。庸人柄政，百官多旷其职；边患日亟，初无以为意者。是为醉梦之期。”

他是一个贪财的君主，一生聚敛财富成癖，后半生疾病缠身，很多朝政弃之不顾，连续多年不上朝，安之若素，唯独聚敛财富抓得很紧，毫不放松。通过政府的正常渠道开辟财源，只能归政府部门控制，他对此不感兴趣。他的动机是增加宫廷内库的收入，由自己直接支配，这就不能不委托身边的奴才——太监插手，派他们去开矿、征税。于是乎形成了一个特权群体——矿税太监，他们口含天宪，打着为皇帝办事的幌子，横行天下几十年。这就是万历皇帝一手导演、操纵的。那时候，大臣们紧要的奏疏他不阅不批，矿税太监的报告他每一件都看都批，而且是朝上夕下，早晨收到当天批复。为什么？一言以蔽之，念头就在一个字上：钱！

张居正死后，朱翊钧亲政，再无一名内阁首辅可以和张居正比肩，没有出现权臣专政的局面。一方面，皇帝本人不愿意大权旁落，不希望出现一个威权震主的大臣；另一方面，内阁辅臣们谁也不想重蹈张居正的覆辙，对怠于临朝的皇帝一味采取明哲保身的消极态度，不敢越雷池一步。皇帝经常因病不上朝，不召见大臣，内廷与外朝的沟通只有通过司礼监太监来进行。但是，以朱翊钧的秉性，不能容忍再出现像冯保那样专横跋扈的司礼监太监。他一向厌恶司礼监太监权势过于扩张，一旦越过了他所认定的界限，便毫不客气地予以剪除。张鲸、张诚的下场，应该说是重蹈冯保的覆辙。

张鲸，北直隶新城县人，嘉靖二十六年受阉进宫，列于太监张宏名下。此人刚介寡学，驰心声势，受小皇帝朱翊钧依赖，也曾为斥逐冯保出谋划策。冯保被逐后，张宏出任司礼监掌印太监，张鲸掌管东厂兼掌内府供用库。张宏秉性较为耿介，看到左右内侍多以财货蛊惑皇上心性，无可奈何地绝食而死。张宏死后，张诚升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掌东厂太监张鲸名位虽在张诚之下，权力却凌驾于张诚之上。由于张鲸掌管东厂与内府供用库，内阁辅臣对他颇为忌惮。张鲸的种种劣迹引起言官交章弹劾，御史何书光、马象乾开其端，给事中李沂把弹劾推向高潮，指摘“张鲸之恶百倍冯保”。

张鲸罢斥后，张诚以司礼监掌印太监兼掌东厂及内官监，权力比张鲸有过之而无不及，又一个权阉代之而起。张诚每天向皇上进言，或引经据典，或指桑骂槐，无所顾忌，自以为查抄张居正家产有功，皇帝对他忌惮三分。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授意其弟张勋（小名张老五）与外戚（武清侯李家）结为姻亲。他名下的太监萧玉、王忠等仗势恣肆。这种行径超越了皇帝所能容忍的界限。万历二十四年正月，皇帝突然下旨，斥退张诚，抄没家产，并把其弟张勋、侄子张绍宁，以及亲信党羽霍文炳、张桢、钱恩、萧玉、王忠等人的田地房产一并籍没入官。刑科给事中侯廷佩对皇上的处理颇有微词：“皇上于张诚之恶既明知之矣，于张勋所谓之凶横亦明知之矣，乃张诚则准其私家调理，（张）勋等止于为民回籍，不即正法，非所以务除恶而伸国宪。”皇帝反过来谴责侯廷佩放马后炮：“张诚诡役巨奸，假主威福，吓骗亲王，权横中外。尔等如何先无一吠之忠？今已发露，方才参劾，其于触邪指佞之责何在？”因为皇帝指责侯廷佩“如何先无一吠之忠”，北京官场戏称他为“侯一吠”。

皇帝原本要把张诚发配到南京孝陵去看管香火，后来改为南海子净军。张勋、萧玉、王忠等处死，其他党羽十余人押入监狱。

张诚斥逐后，由田义为司礼监掌印太监，陈矩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孙逻为提督东厂太监。孙逻死后，有陈矩兼掌东厂。田义、陈矩颇为收敛，凡是司礼监事务，二人开诚布公，和衷共济。田义为人俭朴，沉默寡言，人不敢以私利干请。万历三十三年田义死，陈矩为司礼监掌印太监。陈矩为人平恕，识大体，万历三十五年死，皇帝赏赐“清忠”匾额。从冯保以来，司礼监掌印太监无不以擅作威福而获罪，只有田义、陈矩二人是例外。从此司礼监太监的权力受到极大的削弱，甚至司礼监缺员也不补充。到了万历末年，司礼监用事太监寥寥无几，东厂荒凉得青草满地。皇帝的膳食一向由司礼监太监轮流供给，以后因为司礼监乏人，改由乾清宫管事太监独自承办。司礼监与东厂落到这个地步，无疑是对司礼监与东厂以往擅权枉法的一种惩罚，未尝不是朱翊钧晚年的一件德政，使中外相安无事。但是，他对于依赖太监聚敛财富却乐此不疲，把太监们的注意力从政治转向经济。把他们派出去充当他的特使，去开矿、征税，称为矿使、税使，为宫廷聚敛财富。

矿税太监横行于全国各地，以搜刮为唯一目的，扰乱了经济，扰乱了社会，成为万历后期最大的弊政。万历时期很多决策，不同背景的官员的意见歧异很大，有的赞成，有的反对，很难取得一致，唯独对于矿税太监的看法出奇得一致——从头反对到底，因为这件事太过于荒唐，无论动机还是效果，都令人难以恭维。谷应泰评论道：“王者藏富于闾阎，天子不下求金车，良以多欲者仁义难施，黩货者乱源斯伏，有天下者不可以不致谨也。神宗奕叶升平，边圉封贡，海内乂安，家给人足，而乃苞桑之忧不系于虑，日中之昃弗虞于怀。远贤士大夫，亲宦官宫妾，女谒苞苴，阴性吝啬，孳孳所谈利之所萌耳。逮至万历二十四年，张位主谋，仲春建策，而矿税始起……大珰杂出，诸道纷然，而民生其间，富者编为矿头，贫者驱之垦采，绎骚凋敝，若草菅然。又不特此也，矿务之外，天津有店租，广州有珠榷，两淮有余盐，京口有供用，浙江有市舶，成都有盐茶，重庆有名木，湖口长江有船税，荆州有店税。又有门摊商税、油布杂税，莫不设珰分职，横肆诛求。有司得罪，立系槛车；百姓奉行，若驱驼马……以故高淮激变辽东，梁永激变陕西，陈奉激变江夏，李凤激变新会，孙隆激变苏州，杨荣激变云南，刘成激变常镇，潘相激变江西。当斯时也，瓦解土崩，民流政散，其不亡者幸耳！”在谷应泰的心目中，矿税太监简直有百害而无一利。更何况，搜刮来的财富，绝大部分都由太监中饱私囊，皇帝所得只是一个零头。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当然皇帝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从他亲政以来，朝廷各项开支日增，特别是万历三大征的巨额军费，不堪重负。平定宁夏叛乱，耗费财政二百余万两银子；东征御倭援朝，耗费财政其百余万两银子；平定播州叛乱，耗费财政二三百万两银子。一千多万两银子在短短几年中流失，导致国库空虚，一时难以改变。

当时署理南京户部的叶向高敏锐地察觉到这一问题，一向号称富庶的南京，财政也日趋困难。他说：“臣一介书生，不谙钱谷，顷因人乏，摄事户曹，诸曹郎见臣，辄蹙额愁眉谓：‘帑藏匮竭，万分困急。’留都陵寝所在，六军庶府朝夕仰给，事势如此，莫知所终。臣稽之往事，搜之故牒，自万历二十年以前，库中存贮尚二百一十余万，其后日侵月割，耗费殆尽……而榷关所留亦仅二万有奇。所入无几，而无名之宣索，无穷之协济，无常额之供应，源源而来，滚滚而至。姑毋论其远者，即近六年之间，所准工部咨取已六十余万，目下制帛一项所费物料亦且五万，盖总计每岁出数可四十余万，入数只二十万，远不相当。今见在库银未及二十万，尚不足半年支给。若钦取之钱粮继此未已，则户部之帑立空，而枵腹脱巾之变可立待矣！”

问题确实很严重，那么原因何在呢？叶向高特别强调了制度腐败是填不满的无底漏洞：“所取之物，名为供御，而实则群小营谋，视为奇货，影射凿空，巧立名色。一闻诏下，蚁聚蝇趋。奸商之冒滥，内使之侵渔，吏胥之横索，匠役之虚糜，百孔千疮，展转奸利。一金之直，动费十金；十金之直，动费百金。而其他道途之传送，舟车之络绎，驿递之骚扰，州县之赔累，又不知凡几。比入御府，亦徒委之泥沙，俟其朽烂而已。朝廷被其虚名，群小享其实利，当事者苦无米之炊，旁伺者幸不耕之获，似此奸弊，陛下不得而尽知之也。”

这样的“奸弊”所反映的制度腐败，已经无药可救，到了矿税太监横行的年月，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企图用矿税太监来缓解财政的困境，无异于饮鸩止渴，使得财政更加枯竭。无怪乎谷应泰感慨系之：“当斯时也，瓦解土崩，民流政散，其不亡者幸耳。”

皇帝口口声声说，派遣矿税太监开矿征税，是为了维修乾清宫、坤宁宫、皇极殿、建极殿、中极殿，筹集资金，其实是一个幌子。叶向高当时就对此表示异议：“武弁负恩，贪图侥幸，诳渎圣明。至于市井无赖，假捏矿山，枉辱褒奖。此等小人得志，横行既幸，陛下为其所中，复笑陛下为其所愚，无礼无义，一至于此……且明旨屡下，皆云协济大工，今宫中之一瓦一椽，有取自矿砂者乎？有取自店税者乎？”事实表明，矿税太监聚敛的财富，并没有用于宫殿的修缮，而用到别处去了。万斯同一语道破：“帝所遣矿使税使数十人，日有奉，月有进，所得珍宝不可胜计，号为人主私财。及福王之国，斥其十之九遣之。”

2．矿税太监一瞥

矿税太监，即开矿太监与征税太监，他们或分工，或一身而二任。用开矿来增加财政收入，本身无可非议。如果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通力协调，精心勘察，合理经营，那么反对的阻力也许会小得多。实践的结果表明，这是一项失败的尝试。问题不在于开矿本身，而在于监督开矿的太监对业务一窍不通，却口含天宪，胡乱指挥，贪赃枉法，与民争利。更有甚者，好事之徒投其所好，胡乱报告某处有矿，太监未经勘察，盲目开采，结果一无所获。太监为了交账，一定要地方政府与百姓承包子虚乌有的开矿收益。因此，开矿就成了横征暴敛的一种手段，引起举国上下一片反对声浪。

向工商业城市、水陆交通枢纽派出的税监，负责向商人、市民征税。从当时工商业繁荣、市场经济发达的背景来看，比先前增加一点税收，并非毫无可行性，后果不一定坏到哪里去。但是那批负责监督征税的太监们，不和地方政府协商，不考虑各地的实际情况，一味竭泽而渔，恣意横行，中饱私囊。运河沿线，长江两岸，太监们在原有的税关之外，大量增设新关，重复征税，搞得民怨沸腾，商业萧条。

开矿太监的派出可以追溯到万历二十四年六月，皇帝派遣御马监太监鲁坤会同户部郎中戴绍科、锦衣卫佥书杨金吾到河南开矿，同时又派承运库太监王亮会同锦衣卫官员张懋中到真保蓟永等地开矿。《万历邸钞》明确说，矿税开端始于万历二十四年：“差户部郎中戴绍科同锦衣卫佥书杨金吾河南开矿。差承运库内官王亮，同锦衣卫官张懋中，真（定）、保（定）、蓟（州）、永（平）等处开矿。兵部石星上言开矿往事：‘自洪武十五年锢闭，永不许开，载在祖训。成化年间，开而即罢。嘉靖年间，再开再罢。诚有见于开采不已，必至延蔓；延蔓不已，必至抢攘。其患有不可胜言者。臣等恐中原腹心之地，从此多事矣。’是年，为矿税开端之始。”

令兵部尚书石星担心的是，官府开矿会刺激民间私自开采，造成社会问题，进而导致官府与“矿盗”之间的武装冲突，影响治安。而皇帝的着眼点却在于经济收益，根本不把这种顾虑当一回事，继续不断向各地派遣太监开矿。同年八九月间，派太监陈增赴山东青州、沂州、栖霞、招远开矿，派太监王忠赴陕西横岭开矿，派太监田进赴永平府昌黎开矿，派太监赴真定开矿。

此端一开，各地好事之徒纷纷向朝廷“献矿”，仿佛雨后春笋一般，无数矿藏一下子冒了出来。于是乎，皇帝派遣的太监遍布全国各地。昌平有王忠，真定、保定、蓟州、永平、房山、蔚州有王虎，昌黎有田进，河南有鲁坤，山东有陈增，山西有张忠，南直隶有郝隆、刘朝用，湖广有陈奉，浙江有曹金、刘忠，陕西有赵鉴、赵钦，四川有丘乘云，辽东有高淮，广东有李敬，广西有沈永寿，江西有潘相，福建有高寀，云南有杨荣等。然而，开矿毕竟讲究科学技术，没有“芝麻开门”那么简单，随心所欲的结果，民怨沸腾。《明史·食货志》说：“矿脉微细，无所得，勒民偿之。而奸人假开采之名，乘传横索民财，陵轹州县。有司恤民者，罪以阻挠，逮问罢黜。时中官多暴横，而陈奉尤甚。富家巨族则诬以盗矿，良田美宅则指以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江。其酷虐如此，帝纵不问。”

就聚敛财富而言，征税似乎更为便捷。万历二十四年十月，皇帝在派出开矿太监的同时，又派出大批征税太监。

明中叶，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货物流通的迅猛，在通都大邑设置钞关。漷县、济宁、徐州、淮安、扬州、上新河、浒墅、九江、金沙洲、临清、北新等，这些钞关，按照商船的大小，征收数量不等的“船料”。收了“船料”不再收货税，唯独临清关、北新关兼收货税。到了万历二十四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不仅征税地点增加，税收名目层出不穷。《明史·食货志》说：“迨两宫三殿灾，营建费不赀，始开矿增税。而天津店租，广州珠榷，两淮余盐，京口供用，浙江市舶，成都盐茶，重庆名木，湖口、长江船税，荆州店税，宝坻鱼苇及门摊商税、油布杂税。中官遍天下，非领税即领矿，驱胁官吏，务朘削焉。榷税之使，自二十六年千户赵承勋奏请始。其后高寀于京口，暨禄于仪真，刘成于浙，李凤于广州，陈奉于荆州，马堂于临清，陈增于东昌，孙隆于苏、杭，鲁坤于河南，孙朝于山西，丘乘云于四川，梁永于陕西，李道于湖口，王忠于密云，张晔于卢沟桥，沈永寿于广西，或征市舶，或征店税，或专领税务，或兼领开采。奸民纳贿于中官，辄给指挥千户札，用为爪牙。水陆行数十里，即树旗建厂。视商贾懦者肆为攘夺，没其全赀。负载行李，亦被搜索。又立土商名目，穷乡僻坞，米盐鸡豕，皆令输税。所至数激民变，帝率庇不问。”

《万历邸钞》中有关矿税太监的记载很多，不妨摘录若干，以见当时的盛况。

万历二十四年九月，锦衣卫前所百户仝时雍奏：“昌黎县出金矿，仍产石青。迁安县荆家峪出银矿，开采。”有旨：“着太监田进会同该地方官作速前去开采。”差内官王虎于真定，王忠于昌平，千户陶寿等于房山、涞水等地方，各开矿。

万历二十四年十月，开矿锦衣卫千户郑一麟奏告参将梁心、守备李获阳“欺君蔑旨”，有旨：“梁心等阻挠矿事，违背君旨，好生可恶。梁心着锦衣卫便差官校拿解来京究问，李获阳姑且降一级在彼戴罪管事。”

万历二十四年十二月，遣太监张忠于陕西开矿，遣太监曹金同、把总韩太极于浙江观海、孝丰、诸暨等处开矿，遣太监赵钦同、百户段大金在陕西西安、临潼等处开矿。

万历二十四年十二月，锦衣卫中所百户丘继勋、后所百户曲守正各献未尽遗矿。丘继勋奏：监田县湘子山里龙峪、香子台、白羊岔、龙家山等处有矿。曲守正奏：信阳州、禹州等州县，有遗漏矿洞。有旨：着差去陕西、河南官一并查验开采。

万历二十五年正月，刑部主事洪其道上言：“方今皇上忧经费之不足，故谄谀小人争以利进，而建店取租，则自此始。今且愈推愈广，倘奉差者人人劾奏，被参者人人拿问，欲追赃则必取盈，欲问罪则必引例……矧古今之所讳言，而上下之所难共者，利之一事。上以为利而欲专之，下以为失利而欲夺之，上下交征，何以为国？语云‘财聚民散’，怨岂在明。以皇上之圣智，岂不虑及此。一旦悟所获之无几，镜末流之可畏，求生财之大道，逐聚敛之小人，特此早脱间耳。”

万历二十五年五月，河南巡按御史姚思仁疏，请停罢开矿。他列举开矿八大害处：一，矿盗啸聚，召乱之可虑；二，矿头累极，土崩之可虑；三，矿夫残害，逃亡之可虑；四，矿兵缺粮，呼噪之可虑；五，矿洞遍开，浪费之可虑；六，矿砂银少，逼买之可虑；七，民皆开矿，失业之可虑；八，奏官肆横，激变之可虑。

万历二十五年九月，山东开矿太监陈增参劾福山知县常国贤阻挠矿务，山东巡抚万象春遮蔽属官。有旨：逮山东福山知县常国贤至京即讯，夺巡抚万象春俸禄一年。

万历二十五年十二月，锦衣卫进郊祀地租银内库一千八百两，山东矿监陈增进银内库矿银五百三十余两，蓟永矿务郎中戴绍科进银内库八百一十余两，河南矿监鲁坤进银内库七千四百余两，中城御史佴祺进犯人张诚房租银内库八千四百五十余两，东厂进杨敢赃银内库一百五十两。

万历二十六年三月，山西矿监张忠进银内库矿银八千零四十两；直隶保定矿监王虎进银内库矿银一千五百两；山东矿监陈增进银内库矿银一千两。

万历二十六年五月，真保蓟永矿监王虎进金银内库，矿银三千五十两，金五十六两一钱，石青二十七斤；河南矿监鲁坤进银内库矿银五千两；山东矿监陈增进金银内库，矿银二千一百七十余两，金一百二十八两，金秀石六两五钱；真保矿监王虎进金银内库，金二十两，银五千两，石青十三斤，样金十七两。

万历二十六年六月，兵仗局副使、宣武门官、太监王朝奏：开采珠池有三利，省财、富国、助工。有旨：这所奏就着内承运库佥书官李敬，同叶本立等，前去采办。山西矿监张忠进金银内库，矿银一万五百九十九两，矿金三十八两八钱。

万历二十六年七月，通湾太监张烨进银内库，夏季银二千四百两；山东矿监进银内库，胶州矿银四千七百五十两。差御马少监鲁保掣卖两淮没盐，疏请节制有司，如巡盐御史事例。

万历二十六年八月，横岭矿监王忠进银内库，矿银五千七百十八两九钱；河南矿监鲁坤进银内库，矿银三千七十九两；河南开矿指挥杨宗武进银内库，矿银三千六百五十八两；山西矿监张忠进银内库，矿银七千五百余两；真定保定矿监王虎进金银内库，金三十五两，银三千五百余两；山东矿监陈增进金银内库，金二百六十八两，银二千五百四十六两；蓟永矿监王虎进银内库，掘出窖银五千余两。

万历二十六年九月，逮山东益都知县吴宗尧至京即讯，以揭奏开矿太监陈增也。

万历二十六年十一月，江西湖口征税太监李道弹劾九江府经历樊圃，阻挠征收商税，特旨将樊圃降杂职调用；江西湖口税监李道九月进银内库，船税银三百零七两七钱；两淮盐监鲁保进银内库，羡银二万二百两。

万历二十六年十二月，山东矿监陈增进金银内库，矿金三百一两七钱，银四千四十六两；天津税监马堂进银内库，八千一百余两，又进已故太监王朝房屋地土卖过银三千七百八十两；浙江矿监刘忠进银内库，凡一千四百两；横岭矿监王忠进银内库三千九百两；两淮盐监鲁保进银内库三万二百两。

万历二十七年正月，差内官暨禄同原奏羽林百户马承恩，抽税仪真。

万历二十七年二月，差内官监太监李凤同原奏府军右卫千户陈保，开采雷州处所珠池，兼市舶司征税；差奉御太监刘成同原奏留守百户张宗仁，征收杭嘉湖等处客货鱼课；差御马监太监王相同原奏大宁卫千户刘三槐，开采广州府从化县地方矿银；差锦衣卫千户韦梦琪查荆州地方税租；以原差苏杭织造太监孙隆，督原奏锦衣卫百户陈道元，征收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货税；以原差珠池太监李敬同原奏经历胡奉正，开采广东自置矿山；差奉御太监潘相督同原奏腾骧百户赵应璧，开采江西赣州等府矿场，征收货税；差奉御太监孙朝督同富峪卫指挥王锐，征收山西太原等府货税；差尚膳监太监杨荣同忠义右卫千户张国臣，开采云南地方金银矿洞；差御马监太监丘乘云同金吾左卫千户翟应泰，征收四川货税。

万历二十七年三月，以原差开矿太监王忠同锦衣卫百户柳胜，征收密云地方货税每年六万两；以原差通湾监丞张烨同锦衣卫百户刘思忠，征收卢沟桥等处地方货物马匹；差尚膳监丞高淮同义勇前卫千户闫大经，开采辽东金银矿洞，征收马匹方物；下两淮盐监鲁保，追讨徽州府歙县吴时修等蒙财三十万两；河南开矿指挥杨宗吾进银内库三千三百余两；山西矿监张忠进银内库一万五千两。

万历二十七年四月，浙江矿监刘忠进银内库一千八百两；河南矿监鲁坤进银内库四千七百三十二两。

万历二十七年闰四月，山东矿监陈增进金银内库，金三百四十二两，银六千三百六两；差御马监丞高寀，征福建八府一州市税，带管矿务；真保开矿户部郎中戴绍科进银内库，银五百五十四两；湖广税监陈奉进样银内库，凡五百两；仪真税监暨禄进样银内库，凡五百两；陕西矿监赵钦进金银内库，矿金四十七两，银一千一百两；真保矿监王虎进金银内库，矿金三十六两，银四千七百两。

万历二十七年五月，江西矿监潘相进样银内库，凡五百十四两五钱五分；辽东税监高淮进样银内库，凡二千两；山西税监孙朝进样银内库，凡六百两；广东珠池太监李敬进珠内库，大珠三颗，一颗重九分，一颗重七分三厘，一颗重一分二厘，珍珠一千一百一十两；以内官监太监张忠带管锦衣卫百户吴应麒，前去山西蒲、解二州，安邑等十县，征收盐课积余银两解进；以御马监太监陈奉带管锦衣卫总旗申敏，前去湖广旧有金银矿洞处所开采解进。

万历二十七年六月，广东珠监李敬进珠内库，珍珠五百二十七两；广东税监李凤进银内库，市舶税银一千五百两；河南税监鲁坤进银内库，矿银四千四百余两，又掘出碎烂铜钱一万九千余文，变价银一百八十余两。

万历二十七年七月，差南京守备太监邢隆、刘朝用，督率百户王遇桂，土民陈耀、胡忠、余天寿等，开采宁国、池州矿洞，征收南直隶地方铺面银两解进；两淮盐监鲁保进银内库，凡一万三千二百两，又犯人吴时修加罚课银十万两；山东矿监陈增进银内库，金三百两，银五千两；山西税监孙朝进银内库，凡一万两，又进木大小二万余根；辽东税监高淮进金银内库，样金一十六两，银一百五十两，貂皮二十张，人参七斤。

万历二十七年八月，河南税监鲁坤进银内库，凡一万一千六百六十两；浙江税监刘成进银内库，凡一万二百两；湖广征税奉御太监陈奉，以“阳诬阴害，抗旨挠税”罪名，控告湖广巡按御史曹楷、襄阳知府李商耕、黄州知府赵文炜、荆门知州高则巽；江西税监李道进银内库，凡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余两；通湾税监张烨进银内库，税银一万九百一十余两；蓟永矿监王虎进金银内库，金三十两，银三千余两。

万历二十七年九月，横岭矿监王忠进银内库，凡三千二百余两；天津税监张烨进银内库，银一万四百四十余两，马三十匹；四川税监丘乘云进金银内库，税金四两，税银一千二十两。

万历二十七年十月，皇帝谕旨：湖广税监陈奉督原奏仇世亨，查理该省积余银两；陕西税监梁永进银内库，赃银凡二千两；户部鉴于税监聚敛影响盐课收入，上言：“近日两淮春夏盐课，该二十余万，今历十月，尚无纤毫到部。若河东盐课，小人争变其说，官商俱困，业已大坏。臣等方怀私忧，势必及于浙福”。

不必再一一列举，矿税太监横行的状况已经一目了然。由上述资料可知，这三年矿税太监进奉内库的白银数量如下：

据学者估计，从万历二十五年到万历三十四年，矿税太监进奉内库的白银共计569万两。平均每年进奉56.9万两银子，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这笔收入与每年的农业税（夏税、秋粮）及盐税收入相比，是一个小数目。以万历六年为例，太仓银库岁入3 676 181.60两，其中农业税银为2 087 413.90两，盐税银为1 003 876.40两。但与关税、商税相比，则是一个大数目。万历六年河西务、临清、浒墅、九江、杭州（北新）、淮安、扬州等钞关，解入太仓的关税银为234 000.00两；京师崇文门、通州张家湾、江西、山东、陕西、广东、云南等处的不完全统计，万历六年解入太仓的商税银为112 995.21两。

由此可见，矿税太监每年向内库进奉的银两，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数目，而且黄金、珍珠、貂皮、人参、马匹等等，还没有计算在内。这种超经济的强制聚敛，当然不可以等闲视之。原因在于，它是正税之外的额外榨取，并非国库收入，而是仅供皇室支配的财富，弊端百出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太监长期深居宫中，对于国计民生，对于工商业近于无知，恣意妄为，贪赃枉法，中饱私囊，把全国上下搞得民怨沸腾。

3．登峰造极的制度腐败

由太监来领导开矿，本身就显得滑稽可笑，他们哪里有这样的眼光和能力？一味蛮干的结果，就成了打着开矿的幌子，敲诈勒索。有的地方名为开矿，实际上开不出什么东西，太监们强令富户承包，不足之数由富户赔偿；或由地方政府承包，不足之数由地方财政抵充。这样一来，所谓开矿徒有其名，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摊派。万历二十五年五月，河南巡按御史姚思仁揭露开矿的八大弊端：一，矿盗啸聚，召乱之可虑；二，矿头累极，土崩之可虑；三，矿夫残害，逃亡之可虑；四，矿兵粮缺，呼噪之可虑；五，矿洞遍开，浪费之可虑；六，矿砂银少，逼买之可虑；七，民皆开矿，失业之可虑；八，奏官肆横，激变之可虑。万历二十六年七月，户科都给事中包见捷上言开矿之害：“陛下谓徒取诸山泽，在矿使实夺取之闾阎。槌击入山者十二载，虎狼出柙者半天下。”同年九月益都知县吴宗尧弹劾矿监陈增“罔上营私”：“益都有铅砂无银矿，（陈）增强之入银，业非法矣。更强采者代纳，稍缓，逮及吏民。陛下所得十一，而（陈）增私橐十九。”皇帝所得不过是十分之一，十分之九落入太监私囊，这仅仅是经济损失。它造成的社会危害，亦即当时人所谓“土崩瓦解”的后果，将无法估计。

至于征税太监的派遣，意味着在原有的钞关之外增加了新的征税点，何况制度不健全，措施不协调，形成对行商货物重复征税的弊端。长江沿岸商业口岸林立，这种弊端尤为显著。万历二十九年五月，南直隶巡按御史刘曰梧就指出：“以臣所属，上有湖口，中有芜湖，下有仪（真）扬（州）。旧设有部臣，新设有税监，亦云密矣。湖口不二百里为安庆，安庆不百里为池口，池口不百里为荻港，荻港不百里为芜湖，芜湖不数十里为采石，采石不百里为金陵，金陵不数十里为瓜步，瓜步不数十里为仪真，处处收税。长江顺流扬帆，日可三四百里，今三四百里间五六委官拦江把截，是一日而经五六税也，谓非重征迭税可乎？”皇帝为了区区蝇头小利，而毁坏黄金水道的商品流通，彻头彻尾的贪小失大！

官员们一再向皇帝进谏，指摘矿税的弊端，皇帝一再狡辩，拒不接受。万历二十七年三月，户科都给事中包见捷等言官，奏请“罪矿税，撤中官，以弭乱本”，引来皇帝振振有词的狡辩：“朕恭阅祖宗训录，已知国初各省直皆有钦差内臣、镇守监枪等项，与该省文武将吏协同行事，体访官员得失、军民利病。其间征收税课，进献土产，以济国用。相沿已久，至于嘉靖年间暂撤停止。但今典礼相继，工作浩繁，费用不敷，若不权宜措办，安忍加派小民！朕敬天法祖，四海一家，稍候充足，自有处分。且矿店税课，屡旨已悉，非王官等招兵立营，阴蓄异谋之比。”明明是在巧立名目榨取，还说什么“安忍加派小民”。不但不检讨自己，反而谴责言官：“你每职司言责，不谙时务，党护徇私，邀名卖直，好生狂肆。包见捷这畜，本当拿问重治，姑降一级调外任用，不许朦胧推开，其余且各罚俸一年。”

当然，矿税的弊端并非仅限于皇帝一个人，它是一种制度性腐败，或者说经由太监之手，把制度腐败演化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具体说来，矿税太监是皇帝委派的钦差大臣，直接向宫廷内库进奉，不受中央政府监督，凌驾于地方政府之上，没有任何制度约束，形成了财政上的巨大漏洞。聚敛的财富究竟有多少？上缴几何，截留几何？是一笔糊涂账，只有矿税太监自己心里有数。于是乎，必然结果是，征多缴少，太监中饱私囊，大量财富落入他们的私人腰包。

万历三十一年十月，山西巡抚白希绣向皇帝揭发：税监孙朝每年在山西征收税银45 200两，只向朝廷内库进奉15 800两，其余29 400两由孙朝假托拖欠的手法，据为己有。这就意味着，65％的税银被孙朝贪污了。

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山东巡抚黄克缵向皇帝揭发：税监马堂每年在山东抽取各种税银不下250 000至260 000两，而向内库进奉仅仅78 000两，七年之中“隐匿”税银1 300 000两。所谓“隐匿”，就是贪污的同义词，70％以上的税银被马堂贪污了。这些并非特例，而是普遍状态，几乎可以说，没有一个矿税太监不贪污的；贪污率高达65%、70％还不算惊人。据内阁辅臣赵志皋说，矿税太监“挟官剥民，欺公肥己，所得进上者十之一二，暗入私囊者十之八九”。广东巡按御史林秉汉认为，矿税太监进奉内库的银两，还不到十分之一。他说，广东税监李凤“明取暗索，十不解一，金玉珠宝堆积如山，玲珑异物充塞其门，所进献于皇上者，特（李）凤之余也”。贪污率高达80％至90%，甚至超过90%。换句话说，进封内库的只不过20％至10%，甚至不到10%。按照这个标准估算，矿税太监在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间，向内库进奉569万两白银，而落入他们私人腰包的白银极有可能超过5 000万两。简直匪夷所思。

由此可见，派遣矿税太监聚敛财富，来缓解宫廷财政困难，从根本上来说，是彻底失败了。对于皇帝而言，他的内库只不过拿到了一个零头，却把整个国家和社会搞得民穷财尽，经济萧条。这些年中，太仓的收入并无增长，国家财政年年亏损。万历三十年至三十五年太仓收支状况就是一个明证，请看下表：

年　份	收入银（两）	支出银（两）	盈亏（两）
三十年	5 073 750.848	6 228 314.056	亏1 154 608.208
三十一年	4 714 963.398	6 250 355.011	亏1 535 391.613
三十二年	5 018 164.366	6 167 054.231	亏1 148 189.865
三十三年	5 132 107.761	5 903 989.188	亏771 881.427
三十四年	5 052 638.658	5 936 416.685	亏883 778.027
三十五年	5 029 378.097	5 414 850.227	亏385 472.130

资料来源：顾炎武汇辑《皇明修文备史》之《太仓考删·国计疏》，户部尚书赵谨题为时势孔艰积储愈匮敷陈历年出入要览以襄国计事（万历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而那些矿税太监个个成了暴发户，他们才是矿税的真正受益者。这实在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咄咄怪事。其实说怪也不怪，在政治专制，经济垄断的体制下，撇开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正规渠道，搞宫廷皇室的小金库，本身就意味着制度腐败，其结局当然是加倍的腐败。从全局看，皇帝派遣矿税太监是得不偿失的愚蠢之举。其恶劣影响不仅局限于经济方面，还扩散到政治方面，而且久久难以消除。这批矿税太监，小人得志，颐指气使，所到之处肆意妄为，把本已混乱不堪的政局闹得更加混乱。因为他们背后有皇帝的支持，根本不把地方官放在眼里，地方官稍有异议，就遭到他们的打击报复。正如《明史》所说：“神宗宠爱诸税监，自大学士赵志皋、沈一贯而下，廷臣谏者不下百余疏，悉寝不报。而诸税监有所纠劾，朝上夕下，辄加重谴。”

当第一批矿税太监派出不久，吏科给事中戴士衡敏锐地察觉到“所在驿骚，安危之机未知所底”，弹劾陈增、鲁坤之流，“借陈矿务，干政擅权”。承运库太监陈增向皇帝要求：“一应事宜听臣便宜行事，事竣之日，承委文武职官会同抚按，分别举刺，以示劝惩。”御马监太监鲁坤向皇帝要求：“各官既承任使于臣，宜有所辖。”所谓“便宜行事”云云，就是想成为事实上的钦差大臣；所谓“分别举刺，以示劝惩”云云，就任由他们来评判、奖惩地方官。显然大大超越了矿税太监的职权范围，是名副其实的“干政擅权”。有鉴于此，戴士衡尖锐地指出：“是欲以抚按自处也，是欲立于监司之上也。堂堂天朝，奈何令刀锯之余品题天下豪杰！”他担心，先前擅权乱政的大太监王振、刘瑾，将重现于今日，“祸播生民，毒流荐绅”。他预感到矿税太监将要“干政擅权”，以后的事实不幸被他言中。

陈增到山东监督开矿不久，就向皇帝告御状，诬陷福山知县韦国贤“阻挠矿务”，指控山东巡抚万象春“遮蔽属官”。皇帝接到他的奏疏，不加核实，立即降旨：逮捕常国贤至京即讯，扣罚万象春一年俸禄。万象春一气之下引疾辞官而去。万历二十六年，新任山东巡抚尹应元忍无可忍，弹劾陈增二十大罪，也遭到罚俸的处分。皇帝对陈增欣赏有加，命他兼带征收山东的店税，与临清的税监马堂冲突，互相争税。皇帝不得不出面调解，马堂分管临清，陈增分管东昌。得到皇帝的宠信，陈增愈发肆无忌惮，指使党羽程守训、仝治、张大亨等，把搜刮的范围扩大到徐州、宿迁、淮安、扬州，乃至南京、苏州、杭州等商业繁华地带。动称奉皇帝密旨，搜罗金银财宝，诬陷富商巨贾藏匿违禁物品，抄家充公，致使上百家富豪因此而破产。甚至随意杀人，地方官不敢过问。

直隶巡抚刘曰梧上疏弹劾陈增：“奸人假托诏旨，擅置官属，往来京省，窃弄威福。道路喧传，有武英殿中书程守训称奉密旨，凡有大商巨室违法致富，及官民军舍怀藏珍宝者，悉听告发。臣初不信，比至，则旌盖车马填塞街衢，列金书钦命告密牌，四甲士翼而趋，戈矛剑戟拥卫如卤薄。以奸人仝治为中军，别踞高舰。逻卒数百，出匿名文书，指甲为乙，曰‘此富而违法者’，曰‘此家藏珍宝者’，皆被锒铛囊三木，曳而过都市。索贿多者万金，少亦不下数千百。如仪真监生李长才，京商王懋佶，淮扬高、汪、方、全诸巨姓，无不立碎其家。（程）守训方且至金陵，至芜湖，又过其原籍歙县，门建一坊曰‘帝心简在’。宴游赏赐之费动以百金，私置婢妾，妄称进御。又号于众曰：‘我天子门生，部院不得考察，督抚不得纠弹。’及臣细访，其人则市井无赖，屠沽淮上，窃伎而逃者也。”陈增竟然在各地胡作非为，刘曰梧希望皇上大奋乾断，处死程守训、仝治之流，警告陈增。皇帝根本不予理睬。

在皇帝的纵容下，陈增更加飞扬跋扈。万历三十一年，南京监察御史王藩臣弹劾陈增。矿税太监所至如焚，然而肆恶之广、流毒之深，未有如陈增；各地岌岌可危，人心叵测，也未有如徐淮之间。当年刘曰梧指责的情况，如今依然存在，而且变本加厉了。王藩臣揭发：陈增原本是一个狎邪小人，目不识丁，手不能算，愚蠢之极；却贪类狠，恶同虎噬，狠毒之极。“以至愚之性，为至狠之事，其愚终不可破，其狠亦不可终回。初收巨恶程守训为阉门伶人，为阉门喽啰儿，连年穷凶极暴，具在诸臣参论疏中，擢发难数。续收充戍书手王桐石，听其阴恣鬼蜮，听其阳提傀儡，一应文移本章俱出其手。（王）桐石随起家三十余万，见今父子纳监，与程守训一时并称豪富。其他如周子连、孟近川、王鹏、吴见田、袁友松等，不下三四十人，各复集党引类，又不啻数百。今日走东诈骗，明日走西吓抢；今日提解某犯，明日追征某赃。所管税务仅止徐州，而所害人家则遍及江淮南北诸郡。无辜之人卖妻鬻子，丧身破家，真在汤火，莫必其命。”

皇帝只当耳旁风，不予理睬。直到凤阳巡抚、漕运总督李三才（字道甫，顺天通州人）揭发程守训贪赃劣迹昭彰，罪证确凿。陈增才感到惶恐不安，被迫向皇帝招供，程守训藏匿违禁珍宝，贪污白银四十万两。皇帝得知这一消息，下令把程守训押解进京审讯，处以死刑。陈增遭此惊吓，一病不起，于万历三十二年一命呜呼。皇帝闻讯，首先想到的不是别的，而是陈增搜刮的财富，特地下旨：“陈增既已病故，所收见在税课并一应钱粮、方物，俱着抚按委令兵道等官，公同查明，封记解进。”同时规定，陈增原管矿税事务划归仪真税监暨禄兼办，继续陈增未完成的搜刮任务。

陈增并非特例，其他矿税太监莫不如此。御马监太监梁永，万历二十七年二月被皇帝派往陕西，征收名马货物税。按照规定，税监不得带兵。但是梁永招集亡命之徒，蓄积战马五百匹，组成一支骑兵，出入边塞。他的党羽锦衣卫千户乐纲最为桀黠，帮助梁永干些作奸犯科的勾当。富平县知县王正志向朝廷揭发梁永的奸谋，皇帝不由分说地下令将王正志押解进京，关入锦衣卫诏狱四年之久，竟不明不白地死于狱中。渭南县知县徐斗牛是和王正志一样的廉吏，对梁永颇为不满。梁永指使党羽杭大贤率领一支人马，直入渭南，向徐斗牛敲诈勒索，当场打死几人，在县衙大堂大放厥词，徐斗牛愤恨而死。

陕西巡抚贾待问（字学叔，号舂容，广平威县人）为徐斗牛鸣冤，希望皇帝对梁永有所惩处。皇帝却要梁永参与审理此案。言官杨应文表示反对，说：徐斗牛之冤，陛下业已洞鉴，梁永身为主使者，罪与杭大贤同科，岂可偃然参与审理此案？他的反对毫无效果。梁永凭借钦命，在审理时反诬陕西巡抚贾待问、西安府同知宋贤，有挟私之嫌，将此数人一并勘察。是非颠倒黑白混淆一至于此，皇帝欣然同意。此后梁永气焰更加嚣张，公然向皇帝提出，兼领镇守职衔，率兵巡视花马、庆阳等盐池，征收盐课。更有甚者，梁永假借巡察为名，率领亡命之徒，打着旌旗伞盖吹吹打打四出游行，肆行劫掠，挖掘历代帝王陵寝，搜求古代金玉器物，到处勒索。知县不堪其扰，纷纷单骑脱走。梁永指使爪牙杖杀县丞郑思颜、指挥刘应聘等。

万历三十四年，广东道御史周懋相披露，梁永抵陕西征税以来，他的衙门简直就是盗贼渊薮：“四方亡命蚁聚蝇趋，朝为狗盗之流，暮作入幕之宾，一人而二三其名，一日而三四其貌。税监（梁永）止计其投充之资多寡若何，甚有面目不及睹，姓名不及详者谓投充税府，即盗弗敢问，是税府为盗薮也。”梁永手下那帮爪牙，拦路抢劫，甚至挖掘帝王陵墓，只要能聚敛财富，都可以投充在他的门下，白天干些鸡鸣狗盗的勾当，夜晚摇身一变成为他的幕僚。这样的税监衙门，与盗贼窝又有什么两样？

梁永超越职权，勒令咸阳知县宋时济贡献冰片、麝香等名贵药材，遭到拒绝。咸宁知县满朝荐（字震东，湖广麻阳人），严厉执法，将白昼行劫的梁永爪牙逮捕究治。梁永倒打一耙，向朝廷诬告宋时济、满朝荐“抗旨狂悖”。皇帝立即下旨谴责：“有司何不仰体朝廷德意，乃敢抗违狂悖，主唆奸徒劫去税银，擅将奉差校番混拏，酷刑监禁。却又打伤土民参随，以致地方百姓不宁，好生可恶。奏内咸阳知县宋时济，并有名奸恶，着抚按官严行拏解来京究问。咸宁知县满朝荐，既仕未久，姑降一级调用。”这种不公正的处理激起民愤，陕西巡抚顾其志向朝廷报警：“秦民万众共图杀梁永！”内阁辅臣朱赓见事态严重，向皇帝进言：梁永一面之词未可尽信，且调停诏旨刚下，就逮捕有司官员，难以引导舆论视听。请求皇上把梁永押解回京，以安人心。皇帝当然不会把生财有道的梁永撤回，稍作让步，释放宋时济，恢复满朝荐官职，来缓解舆论压力。

陕西巡按御史余懋衡查明梁永偷运赃物到北京附近藏匿，以及私自蓄养兵马等事，向皇帝报告。梁永恼羞成怒，派他的党羽乐纲，收买厨师毒害余懋衡。幸亏余懋衡命大，多次毒害不死，严刑拷问厨师，缴获贿金和毒药。拿到真凭实据后，余懋衡上疏揭发梁永罪状。言官们获悉后，莫不义愤填膺，争先恐后弹劾梁永。福建道监察御史陈宗契的奏疏就是一例：“今接邸报，见有陕西巡按御史余懋衡所参梁永、乐纲蛊害一事，满朝臣工莫不错愕咋舌，而亦未常不叹虐珰之流祸，小人之无极，国家之法纪。噬鲸吸脂敲髓，其为秦民荼毒已非一日，所见于诸臣参劾者，亦已非一疏矣。在梁永恨不欲剥尽秦民，在三秦亦恨不欲即收梁永所恃。御史余懋衡入关以来，恃斧断猾，疏膏畅泽，庶几伤心欲动之秦民亦谓控诉之有路，迁延旦夕，以不即及于乱耳。然三秦各为虑，（余）懋衡不可一日无；梁永自为虑，（余）懋衡不可一日有。遂以乐纲为腹心，又以张永桢、李可利为爪牙，贿毒布置，乘间连发。虽其觉露，适有天幸，而（余）懋衡之就死地者，危乎危乎间不容发矣……御史代天子巡方为命吏，而（梁）永等敢以炰烋之势，取天子之命吏而毒杀之，是目中无天子之吏，足见无天子之渐也。祸莫大于杀使，罪莫大于无君，梁永、乐纲宜加以何刑也乎？”

陕西巡按御史王基洪报告朝廷：梁永斩关夺囚，杀伤吏民，料其必反。果然，梁永唯恐陕西军民发难，招集亡命之徒，手持剑戟弓弩，押运辎重，结阵而行。余懋衡紧急报告，梁永谋反，爪牙逃亡。梁永反咬一口，诬陷满朝荐伏兵渭南“劫贡”。矛盾已经完全激化了，皇帝仍然偏袒梁永，下令逮捕满朝荐，并要陕西地方官派兵护送梁永回京。

皇帝为了聚敛财富，指使、纵容矿税太监到各地搜刮，横行无忌。地方官员无法制止，中央官员徒唤奈何，除了上疏发发牢骚，似乎无力改变这种局面。

税监孙朝抵达山西，榷税诛求百万，山西巡抚魏允贞每事裁抑，并且上疏揭发其罪恶。孙朝反诬魏允贞“倡阻抗命，煨烬木植，攘尅贪滥”。皇帝接到魏、孙两本奏疏，明显抑此扬彼，把魏允贞疏留中不发，把孙朝疏转发部院，意图很明显，要部院大臣提出惩处魏允贞的意见。部院大臣偏偏不买账，吏部尚书李戴（字仁夫，号对泉，河南延津人），都察院左都御史温纯（字景文，号一斋，陕西三原人）等大臣，极力称赞魏允贞贤明，请求将魏疏下发，与孙疏一并评议。吏部右侍郎冯琦（字用韫，山东临朐人）为魏允贞辩护：“自抚晋以来，事事节省，公费廪给尽充修边赈荒之用，布衣蔬食，不携妻子，晋中士民皆谓巡抚但饮山西水耳。臣等细考（魏）允贞平日之事，参以孙朝今日之言，（魏）允贞孤立独行，多仇少与，即与阁部大臣时有争论，其不能屈意奉内臣可知。孙朝疏中至欲食其肉，寝处其皮，在皇上面前尚且如此骂詈，其在彼中盛气加抚臣可知。始而相疑，继而相争，抚臣既参内臣，内臣亦参抚臣，此乃二臣两相抗而相讦，非臣下敢抗诏旨也。其焚烧木植一节，或系奸民放火，或系邻火延烧，事在彼中，难以悬断。若谓有贪滥攘尅，赃至三十余万，则臣等敢以百口保之。（魏）允贞原籍南乐，去京不远，皇上试加细访，其房屋田产多寡，虚实当自了然。若指廉洁为贪滥，指节省为攘尅，使天下清吏闻之无不灰心，贪官闻之有以借口，非所以昭平明之理也……今以巡抚重臣因与中使相争而罢，则何以弹压冲边，激扬大吏！即有官吏贪赃攘财之事，更复何所畏惮！合一省而奉一内臣，又合群小而哄一内臣，奸弊丛生，谁敢究诘？则财之入于国者几何，而出于民者无算矣。”

都察院左都御史温纯则从宏观角度，请求皇上“宽逮系”“停矿税”。他说：“皇上果喜果怒，而利大半归诸中使棍役矣。不然，刘有源之万六千，程守训之数十万，从何自来？而独一刘有源、一程守训已耶？夫皇上之喜怒，皇上之威福也，名虽窃于中使，实则落于棍役，内何有于法司，外何有于抚按！即抚按且数为龁，不安于位，而守令佐幕举人逮矣，生员逮至二三十名矣，何论军民！或弃之江，或毒以刑，或掘其冢，或折其臂，或拶其乳，或坐视群棍奸戏者，不可胜数。此何法也？欲何为也？无非用财货也，财货又大半入中使棍役也。”

皇帝对大臣的议论不屑一顾。山西军民数千人专程赶到北京，在紫禁城外为魏允贞申冤，迫使皇帝不敢贸然对魏允贞作出处分。

对矿税之弊分析得最为透彻的当推李三才。万历二十八年五月，淮扬巡抚李三才就请求停止矿税：“窃自矿税繁兴，万民失业，朝野嚣然，莫知为计。阁部九卿台省百执事，无不诵言之；忠臣烈士孝子仁人，亦无不极言之。皇上莫之省也，岂以或出于风闻而不足凭与，抑以或过于激切而不能听与……上下相争，惟利是闻……如臣境内，抽税者，徐州则陈增，仪真则暨禄；理盐者，扬州则鲁保；芦政者，沿江则邢隆。千里之区，中使四布，棋置星列，如捕叛亡。加以无赖亡命附翼于虎狼，不逞之徒托名于城社，如含山之潘元等，和州之陈所蕴等，淮安之马如壮等，扬州之蒋季柔等，瓜州之酆奎等，仪真之吴大川、汪三等，泰州之郭实等，宿州之顾其礼、戴环等。或假雕印信，而公行吓诈；或冒充名色，而明肆抢夺……至如中书程守训尤为无忌，假旨诈财，动以万数，破产倾家，十室而九空……皇上既溺志于货利矣，故目之所见，身之所接，昼之所思，夜之所梦，无非金宝珠玉者，所谓逐鹿不见泰山也！”

皇帝没有反应，次月，李三才再上一疏：“数月以来，远迩传闻，凡有章奏但系矿税，即束高阁，一切不省。臣且信且疑，且警且骇。信斯言也是治乱存亡之机也，臣不愿皇上有是也。夫天下之患莫大于忌讳而不敢言，尤莫大于固拒而不受言。忌讳而不敢言，罪在下，犹可说也；固拒而不受言，责在上，不可说也。臣之前疏，非泛常之疏也，国脉民命之所关，天心祖德之所在也……拆人之屋，掘人之墓，奸贪残贼，若近日秦楚等处所奏，即在敌国仇人犹所不忍，况吾衽席之赤子，无辜之齐民哉！穷困无聊，呼天叩地，奸雄乘机，遂生窥窃，如徐州赵古元之类是矣。夫有土有众，则人皆知有朝廷；众叛土崩，则人皆起为敌国。一旦风驰尘鹜，四方云扰，介焉之身，块然独处，即有黄金过斗，明珠填海，谁为守之？而又谁为运之？只以藉寇兵而资盗粮耳。”

万历三十一年九月，李三才再次请求停止矿税，因为这是“万民剥肤之灾，国家燃眉之急”。他讲道理摆事实，首先指出，与内府缺乏相比，百姓更加缺乏：“皇上每有催征，必曰内府缺乏，不知天下百姓更缺乏之甚也。夫使内府果缺乏也，是社稷之福，灵长之庆也，所谓貌瘦而天下肥也，所谓仁者散财以得民也，缺乏在一人，而充盈在天下也。然而实不然也，皇上之所谓缺乏者，黄金未遍地，珠玉未际天耳；天下百姓之所谓缺乏者，朝夕不一饱，父子不相守耳。以此较彼，孰乏孰足，孰缓孰急，又何待臣辞之毕哉！”其次指出，矿税榨取数倍于国家的正税，而其中十分之九为群小所吞并：“姑即臣之境内言之，淮徐丰沛巨浸千里，凤泗颍亳闾阎一空，壮者散之四方，老弱转乎沟壑。乃取之于矿税，取之于芦洲，取之于盐课，取之于田房，纳之于公家者什一，吞之于群小者什九。何取非财，何财非民？是不数倍于正供耶？不但此也，有进贡之夫，有皇簰之夫，有修陵之夫，有挑河之夫，每差不下数千，每家不下数两。何夫非财，何财非民？是又不数倍于正供耶？”因此，他建议：“凡属矿税，尽数报罢，而后侧身修行，图安于危。”

皇帝朱翊钧始终执迷不悟，我行我素。矿税太监的倒行逆施，激化了社会矛盾，引爆了民众动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