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史——“课实功以穷经”，“绝议论以乐时”——东林书院的日常生活



1．大会、小会与日课

顾宪成还为东林书院规定了会约仪式十一条，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民办学校的日常生活。

——每年一大会，或春或秋，临期酌定，先半月遣帖启知。每月一小会，除正月、六月、七月、十二月祁寒盛暑不举外，二月、八月以仲丁之日为始，余月以十四日为始，会各三日，愿赴者至，不必遍启。

——大会之首日，恭捧圣像悬于讲堂。午初，击鼓三声，各具本等冠服，诣圣像前行四拜礼。随至道南祠，礼亦如之。礼毕，入讲堂，东西分坐。先各郡各县，次本郡，次本县，次会主，各以齿为序。俟众已齐集，东西相对二揖。申末，击磬三声，东西相对一揖，仍诣圣像前及道南祠，肃揖而退。第二日、第三日免拜，早晚肃揖用常服。其小会，二月八月如第一日之礼，余月如第二日第三日之礼。

——大会每年推一人为主，小会每月推一人为主，周而复始。

——大会设知宾二人，愿与会者，先期通一刺于知宾，即登入门籍。会日设木柝于门，客至，阍者击柝传报，知宾延入讲堂。

——每会推一人为主，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凡在会中，各虚怀以听，即有所见，须俟两下讲论已毕，更端呈请，不必搀乱。

——会日久坐之后，宜歌诗一二章，以为涤荡凝滞，开发性灵之助。须互相唱和，反复涵咏。每章至数遍，庶几心口融洽，神明自通，有深长之味也。

——会众毕聚，惟静乃肃，须烦各约束从者，令于门外听候，勿得混入，以至喧嚷。

——每会须设门籍，一以稽赴会之疏密，验现在之勤惰；一以稽赴会之人他日何所究竟，作将来之法戒也。

——每会设茶点，随意令人传递，不必布席。

——各郡各县同志临会，午饭四位一桌，二荤二素，晚饭荤素共六色，酒数行。第三日之晚，每桌加菜四色，汤点一道，攒盒一具，亦四位一桌，酒不拘，意浃而止。

——同志会集，宜省繁文，以求实益。故揖止班揖，会散亦不交拜。惟主会者遇远客至，即以一公帖迎谒。客至会所，亦止共受一帖。其同会中有从未相识，欲拜者，止于会所，各以单帖通名，庶不至疲敝精神，反生厌苦。

其中有几点值得注意。

其一，顾宪成强调“每会推一人为主，说四书一章”，与朱熹白鹿洞书院的院规颇为一致，是书院的应有之义。由于后人把东林书院误解为议论政治的讲坛，揭出此点就有了特别的意义。这与“四要”中的“尊经”是相互呼应的，“孔子表章六经，程朱表章四书，凡以昭往示来，维世教觉人心，为天下留此常道也”，正是书院的宗旨。

其二，顾宪成主张讲习以后，“宜歌诗一二章”，颇有古时书院琅琅书声之外，弦歌一堂的风韵。在讲习四书一章的要义之后，与会者咏唱歌诗，作为讲习的延伸，不仅“涤荡凝滞”，而且有“开发性灵之助”。当时吟唱的歌诗有杨时、朱熹的作品，也有陈献章、王守仁的作品，显示了东林书院兼容并蓄的风格。杨时的《东林道上闲步》唱道：

寂寞莲塘七百秋，溪云庭月两悠悠。

我来欲问林间道，万叠松声自唱酬。

朱熹的《克己》唱道：

宝鉴当年照胆寒，向来埋没太无端。

只今垢尽明全见，还得当年宝鉴看。

陈献章的《独速》唱道：

独速溪边舞钓蓑，月明醉影共婆娑。

手中握得桐江线，钓破江天不用多。

王守仁的《咏良知》唱道：

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

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其三，东林书院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是正式的讲会，仪式隆重，影响深远。《顾端文公年谱》记载：“会期卜于月之初九日始，至十一日。谨闻是举也，上自京口，下至浙江以西，同志毕集。相与讲德论学，雍容一堂。泾凡公（顾允成）与高存之（高攀龙）、安小凡（安希范）、刘伯先（刘元珍）诸君子实相左右。远近绅士及邑之父老子弟，或更端而请，或环聚而观。一时相传为吴中自古以来未有之盛。”除了大会与小会，还有学生自发举办的小会，“万历乙巳（三十三年）、丙午（三十四年）间，讲席方盛，每月三日大会之外，复有一小会。高先生门人秦彦熙氏尔载主之。约同志数人，每于月之十一日赴院讲论，有所得，辄疏记以就正先生。”

这就是“诸生间请自为会，并自为约”，顾宪成大力支持，对诸生黄伯英说：“友不厌少，贵其精；会不厌多，贵其真。”对诸生姚元升说：“诸友之会为举业设耳，能斤斤交砥，一言一行唯恐少有愆戾，以辱东林。此即曾子所谓‘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也。”马希尹、邹期桢、吴桂森、张云鸾及陈奇龄，都是东林书院诸生中的佼佼者。学生自发举行的“小会”，其实应该称为“小小会”，以区别于每年一次的大会，每月一次的小会。

其四，顾宪成、高攀龙、顾允成等人为诸生上课，更是东林书院的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顾与沐记载顾宪成“课士于丽泽堂”，写道：“公兄弟（指顾宪成、顾允成）皆乡居，每入城，即止书院。院内书室多为学人分寓，乃复于院旁拓地为之，岁有增益。今苏家巷数椽，即泾凡公（顾允成）小辨斋也，群子侄讲习其中。万历乙巳（三十三年），泾阳先生移泾里同人堂社于丽泽堂，月课多士，未进者得拔第一，文誉立著，辄青其衿。故士皆争自奋起，所奖成孤寒甚众。”这其中就包括黄伯英、姚元升、马希尹、邹期桢、吴桂森、张云鸾、陈奇龄等。

高攀龙的入室弟子，则以华允诚（凤超）、陈龙正（几亭）最为有名。雍正《东林书院志》的编者高陛说：“先忠宪（高攀龙）倡道东林，一时从游之士响应云集。而世称入室弟子，则凤超先生而外，必推几亭先生。先生（指陈龙正）尊先忠宪之传而表章甚力，裒辑先忠宪遗书行世，俾师道大光，其功伟矣。”雍正《东林书院志》的编者高廷珍说：“先生（指华允诚）自诸生时听讲东林，得忠宪（高攀龙）心性、静坐诸说，即于心学性学之辨，气静理静之殊，深信不疑。登第后，受学于忠宪之门，造诣益进。”

此外，无锡人邹期桢（经畬），“读书攻苦，年三十始为郡诸生，屡举不售，经年矻矻，揣摩制义”。“既从顾泾阳、高景逸两公讲学东林，每寻格致之义，颇有所得……乃从先儒操存诸法遍参之，最后独心旨高公所论‘观未发功夫，一观而用寂’一语。大率谓，观未发之学，以主静为诀，以主敬为宗，以礼经之九容为把柄，九容件件停当，身心内外一齐收敛，则终日研求经义，亦是栽培本体之助。至此始悟，看书、静坐原非两截。”

无论大会、小会，还是日课，都以继承孔孟程朱的学脉道脉为宗旨。这就是顾宪成在东林会约中强调的“尊经”：“孔子表章六经，程朱表章四书，凡以昭往示来，维世教，觉人心，为天下留此常道也。譬诸日月焉，非是则万古晦冥；譬诸雨露焉，非是则万古枯槁。学者试能读一字便体一字，读一句便体一句，心与之神明，身与之印证。日就月将，循循不已。其为才高意广之流欤，必有以抑其飞扬之气，敛然思，俯而就，不淫于荡矣。其为笃信谨守之流欤，必有以开其拘曲之见，耸然思，仰而企，不局于支矣。”万历四十年，顾宪成去世后，东林书院由高攀龙主持，坚持这一传统不变。天启元年，高攀龙复出从政后，东林书院由吴桂森（觐华）主持，重申顾宪成、高攀龙的院规，提炼为四条：

清初，高攀龙的从子高世泰（彙旃）在东林遗址上盖草棚会讲，重新申订东林会约，仍然遵守顾宪成、吴桂森定下的规矩：“每岁春秋上丁日开讲会友，至仲丁日设祭先圣之后为止，凡十日，依古礼三斋七戒之期，为十日讲习之实。是日，会友初到，先谒圣，次谒三公祠，次谒道南祠，讲毕再谒圣，俱行一揖一躬礼。”特别强调：“勿乱威仪，勿私笑语，勿谈时事。质疑问难，俱于听讲毕后任从枚举。”所谓“勿谈时事”，就是吴桂森所说的“自今谈经论道之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间是非得失，一切有闻不谈，有问不对”，严格遵守书院谈经论道的规矩。

2．《东林商语》与《东林论学语》——东林书院的讲义

顾宪成的曾孙顾贞观为曾祖父立传，题为“理学宗传”，说他削籍归乡后，益潜心理学，“而大致在教人识性，尝曰：论本体只性善二字，论工夫只小心二字……宪成有绝人之资，而以全力用之于圣学，故不为一切悬虚奇妙所惑。居官虽未得究其用，而与天子宰相争是非者，皆国本重计、宗社远猷。晚年倡道东林，引掖后学，论者谓其有万物一体气象，然于邪正义利之辨，毫末不少差。”

这一特点，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活动中显示得淋漓尽致。他在东林书院的讲义，题为“东林商语”，收入后人所编的《顾端文公遗书》中，也收入《东林书院志》中。

顾宪成为东林书院规定，“每会推一人为主，说四书一章”，无论大会还是小会，都以探讨四书为宗旨。他自己以身作则，为东林书院所写的讲义，即《东林商语》，就以阐释四书的经义为主。从他的年谱可知，《东林商语》与《东林会约》都写于万历三十二年十月：“以月之九日。十日、十一日，大会诸同人于东林书院，作《东林会约》《东林商语》。”由于是逐年讲会的讲义，《东林商语》陆续写成，万历三十二年，计十则；万历三十三年，计八则；万历三十四年，计九则；万历三十五年，计七则；万历三十六年，计十六则。

万历三十二年的一则，是讲《论语》二章：“《论语》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又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

顾宪成的诠释，与一般经学家斤斤于章句之学截然不同，他讲求的是义理之学：“细玩此二条，圣人应是重有所感而发。盖当时人见孔子与群弟子讲于杏坛之上，非先王之法言不言，非先王之法行不行，多疑其迂拙，且以腐儒目之。那言不及义好行小慧的，却嚣然自以为伶俐。见孔子汲汲皇皇，忘寝忘食，略无休暇，多嗤其劳苦，至以戮民拟之。那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却飘然自以为撇脱。曾不知迂拙者极是稳当，伶俐者反落险途；劳苦者到底安闲，撇脱者竟何归着。是则流俗之所谓难，圣人之所谓易；流俗之所谓易，圣人之所谓难。其见真天渊之隔也。”又说：“再玩此二条，不可泛泛看他。如泛泛看他，便如世间浮游浪荡子一般。此等人，圣人何须齿着他。当知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是有作有为的学问；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是无作无为的学问。盖学之多歧，千万不等，而总其大都，只有两端：高则空寂，卑则功利，如是而已。”他主张学问既不能空寂，也不能功利；宁可迂拙，决不可伶俐。

写于万历三十三年九月的《丽泽衍》，引用曾子的名言：“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作为东林书院的座右铭。他解释道：“自古未有关门闭户，独自做成的圣贤；自古圣贤未有离群绝类、孤立无与的学问。所以然者何？这道理是个极精极细的物事，须用大家商量，方可下手。这学问是个极重极大的勾当，须用大家帮扶，方可得手。故学者惟其无志于道则亦已耳，幸而有志于道，定然寻几个好朋友，并胆同心，细细参求，细细理会。未知的，要与剖明；已知的，要与印证；未能的，要与体验；已能的，要与保持。如此而讲，如此而习，讲以讲乎习之事，习以习乎讲之理……于是群一乡之善士讲习，即一乡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一乡矣。群一国之善士讲习，即一国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一国矣。群天下之善士讲习，即天下之善皆受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天下矣。”这分明是在描绘东林书院的愿景，“寻几个好朋友，并胆同心，细细参求，细细理会”，以继承孔孟程朱的学脉为己任。简而言之，就是“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关于这八个字，他早在十年前就与友人讨论过，在《小心斋札记》中留下了记录。有人问他“‘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旧作二句看，近来俱作一句看，孰是？”他的回答很妙：“‘以文会友’委是‘以友辅仁’，‘以友辅仁’却不专靠‘以文会友’。盖‘以文会友’特‘辅仁’中一事，‘以友辅仁’则所指者广矣。由此言之，作一句看固佳，作二句看又自有深长味也。”

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的同时，又应邀前往别的书院讲学，把《东林商语》的主旨加以发挥与引申。了解他在别处所讲，有助于理解《东林商语》的深度与广度。万历三十四年秋，他到虞山书院讲学，有人提问：《论语》中“吾十有五”一章，以前在东林书院“有说未竟”，希望赐教。顾宪成就此发表了长篇大论：“这章书是吾夫子一生年谱，亦便是千古作圣妙诀。试看入手一个‘学’字，得手一个‘矩’字，中间特点出‘天命’二字，真是血脉准绳一齐俱到。曰志曰立曰不惑，修境也；曰知天命，悟境也；曰耳顺曰从心，证境也。即入道次第，又纤不容躐矣。已而曰须知提这‘学’字，万两千斤；提这‘矩’字，千斤万两。何也？这‘学’字，乃与人指出一大路，以为由此，虽愚者可进而明，柔者可进而强。但一念克奋，自途人而上，个个做得圣人。此吾夫子所以曲成天下万世于无穷也。”又说：“吾夫子用了四十余年功夫，方才知得。吾侪自省十五时能如夫子之志否？三十时能如夫子之立否？四十时能如夫子之不惑否？如何便要说这个话，纵说得，亦属戏论，将焉用之！”

他对《论语》“吾十有五”一章的解读，并非泛泛而谈，有着明确的针对性。有人就这一话题问他：“耳顺，不思而得也，系之六十；从心，不勉而中也，系之七十。吾夫子所以致此，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而近世王泰州（按：指泰州学派王艮）一派，率以不思不勉提人，何也？”

他对王艮一派学者不思不勉的风格是有所不满的，希望通过东林书院的讲学来纠正这种风气，所以非常认真地从两个方面回答这个问题。一则说：“圣人却步步是真，说的亦字字归真。真者何？无亏欠之谓真，无渗漏之谓真，无间断之谓真。是故自十五至于六十，但其间有一时一处待思而得，即其他时他处都不思而得，如此之易，便相率而轻言不思也。自十五至于七十，但其间有一时一处待勉而中，即其他时他处都不勉而中，亦不敢遽然以从心自命。不似而今，看不勉而中如此之易，便相率而轻言不勉也。”再则说：“若不明明研究，细细体贴，密密持循，紧紧收摄，绵绵保任，但靠自家意见作主，任自家意气发挥，无乃从心不从矩。于是乎有学，学则一点一滴俱不容草草抹过矣。然而求之也，未能至之也；即之也，未能安之也。无乃从矩不从心，于是乎学之十五不已，而三十；三十不已，而四十；四十不已，而五十；五十不已，而六十；六十不已，而七十。阅如是之岁月，萃如是之精神，殚如是之劬劳，历如是之阶级，方才表里精粗打成一片，从心便是从矩，从矩便是从心，随其所欲，无之而不可耳，”因此他的结论自然是批评王艮一派的：“近儒之所谓不思不勉，纵其得之，恐只是吾夫子十五前之从心所欲，而以望七十之从心所欲也，正相万里若其失之。”

顾宪成认为这是孔子所谓“下学而上达”的真谛：“离下学而上达，则认天命在耳目心思之外；即下学而上达，则认天命在耳目心思之内；认天命在耳目心思之外，则求之愈远而愈超特，亦以其超特也反得以施其播弄；认天命在耳目心思之内，则求之愈近而愈平常，亦以其平常也，更无所容其矫饰。论至此，安知深之不为浅，浅之不为深也。是故必六十才够到耳顺，甚言即形即天命之难也；必七十才够到从心，甚言即心即天命之难也。可见吾夫子下学而上达，及其上达，依旧在下学里磨砻锻炼，所以修则真修，悟则真悟，证则真证，而为中庸之至也。”所以他说：“试看孔子岂不是古今第一等大圣，还用了七十年磨炼工夫，方才敢道个从心。”

有鉴于此，东林书院把“下学上达”作为宗旨。他的好友于孔兼（字元时，号景素，镇江金坛人）对顾宪成说：“兄主盟东林，只宜守定‘下学上达，躬行君子’八字。”顾宪成点头深表同意，于孔兼说：“近世率好言悟，悟之一字出自禅门，吾儒所不道也。”顾宪成并不认为悟之一字出于禅门，问题是处理好悟与修得关系。他说：“神而明之，《易》之言悟也；默而识之，《论语》之言悟也。特未及拈出悟字耳。至朱子曰：‘下学可以言传上达，必由心悟。’却明明道破矣，未可专归诸禅门也。有不可以好言悟为世病，据吾意，还病其好之未真耳。何则？天下未有不修而悟，亦未有悟而不修，悟者与修相表里者也。是故未悟则不可不修，既悟自不能不修。假令世而不好言悟，斯亦已耳，如其真好言悟也，丈（指于孔兼）所标八字（指‘下学上达躬行君子’），彼将奉为指南，奚病乎？”

顾宪成向学生讲解《孟子》“鸡鸣而起”一章时，鼓励学生走好人生的第一步。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他发挥道：“凡做人，须于起头处便着精彩。有一生之起头，则一生之吉凶悔吝系焉；有一日之起头，则一日之吉凶悔吝系焉。古者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一生之起头也。鸡鸣而起，一日之起头也。这都是紧关所在，不得草草……是就一日起头处，推出两个路头，并令人密密勘破后来搀上的心，诚能认取原初带下的心，那搀上的自然无所挂搭，诚能勘破后来搀上的心，那原初的自然无所混淆……愚请赘以两言：一曰起处一正，便无往不正，纵或有时而斜，亦属偶误，容易涤除。起处一斜，便无往不斜，纵或有时而正，亦属偶合，容易消散。是故趋未定者，愿其审几之早也。一曰一生不过百年，一日不过百刻，少未几而壮矣，壮不能复转而少；壮未几而老矣，老不能复转而壮。旦未几而昼矣，昼不能复转而旦；昼未几而夕矣，夕不能复转而昼。是故时已过者，愿其回头之早也。”顾宪成推崇孟子的性善说，从孟子的话语，推出一个源头，令人直直认取当初带下的一片善心。东林书院就是要培养谦谦君子，心地澄澈明净的正人君子。

高攀龙协助顾宪成兴复东林书院，全身心投入书院的讲学事宜。他的学生叶茂才回忆，高攀龙每每对学者说：“诸兄虽从事讲学，终不可无端居静定之力，盖各人受病不同，而救疗之方，总以调养元气为主。大圣大贤善养浩然之气，故能收摄精神，主静立极。学者神短气浮，须得数十年静力，方可变化气质，培养德性。而其最受病处，又在自幼以干禄为学，先文艺而后德行，俗根入髓，非顷刻可拔。必埋头读书，使义理浃洽，变异其俗肠俗骨，澄神默坐，使尘妄消散，坚凝其正心正气乃可耳。”高攀龙主张端居静定，培养浩然之气，也就是培养德性，为此必须埋头读书。

朱国祯为高攀龙写墓志铭，也着力强调，高攀龙在东林书院宣扬“端居主静”的宗旨：“每会拈出大旨互证，要归于端居主静。谓大圣贤自有大精神，主静即在寻常日用中。学者神短气浮，以百当一，以十当千，积久厚聚，拔此俗根，庶见天则，即学即教。从前静定居多，间以会友应酬，至是无之，非静触处流行，不烦收摄。尝自言：‘丙午（万历三十四年）以后，方实信性善，知本《中庸》之旨。此道绝去名言，程子名曰天理，阳明名曰致良知，总不若中庸二字，中者停停当当，庸者平平常常，本体如是，工夫如是，一毫造作不得。’”

高攀龙在东林书院讲学，反复阐明上述思想，他的讲义，由门人周彦文（季纯）记录整理成《高景逸先生东林论学语》。他的“东林论学语”与顾宪成的“东林商语”风格不同，并非事先写好的讲稿，而是讲课时师生之间的问答，记录下来，便成了“论学语”，有点类似《朱子语类》。以下选择若干片段，以飨读者。

彦文曰：“近看二程先生《语录》，开口便教人读《论》《孟》。今日看《论语》，夫子云：‘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程夫子解云：‘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尽礼，小人以为谄。’彦文思之，真有味也。”高攀龙就此发挥出去，大谈致知格物与治国平天下的关系，要做有用的学问，不要成为腐儒：“事即是学，学即是事，无事外之学，学外之事也。然学者苟能随事精察明辨，的确处之，事事合理，物物所得所，便是尽性之学。若是个腐儒，不通世务，不谙时事，在一身而害一身，在一家而害一家，在一国而害一国，当天下之任而害天下。所以《大学》之道，先致知格物，后必归结于治国平天下，然后始为有用之学也。不然，单靠言语说得，何用？”高攀龙熟读儒家经典，却又通世务、谙时事，不是一个腐儒，他也以这一标准教导学生。

一则说：“近日看来，学问最易简，却要多读书。朱子晚年云：某自过江以来，只不住教人仔细读书，这道理书中俱备。即如五经，便是五样，少看一经，便少一样妙理。理只是一个，妙处不同。所以传说告高宗说‘学’字，便云学于古训乃有获，如何可不多读书？”

再则说：“知言是格物致知，养气是正心诚意，都是一串工夫，不是两件，不要轻看了。知言即是知道，即是知德。淫、邪、遁三者，皆由心蔽而生。夫人之心一有所蔽，便淫不知其陷，邪不知其离，遁不知其穷。孟子之知言，皆由心无所蔽。”

总之，他认为“事即是学，学即是事”，学问就是修齐治平的工夫：“《大学》‘始终本末’四字，括尽经世之术。何也？凡见一事，即有一个本末；凡做一事，便有一个始终。从本而治之，末在其中，审其何者为先，则知何者可后。如此处事，事皆不废矣。以一身言之，心为本而身为末，心得其正而身修矣。以一家言之，身为本而家为末，能修其身而家齐矣。以一国言之，家为本而国为末，能齐其家而国治矣。以天下言之，国为本而天下为末，能治其国而天下平矣。故曰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此之谓也。”高攀龙强调，东林书院的生活可以概括为六个字：“读书会友静坐。”他自己身体力行，心无旁骛地坚持读书、会友、静坐。请看他的门人的记录：“有友言：‘某先生只是读书，某先生只是会友，云不读书不会友，则过不得日子。’先生曰：‘读书会友，俱是养法。’如身是鱼，书与友是水。读书与会友，如鱼之得水。李见罗先生更说得全，云读书、会友、静坐，三者缺一不可。但人不可有着耳，要随人便。切不可读书者厌人静坐，会友者厌人读书。”

推而广之，东林书院的所有活动，都可以用“读书会友静坐”六个字包括殆尽。这与顾宪成主张的东林书院宗旨——“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各人都下工夫读书、静坐，到了每年一次大会，每月一次小会，互相切磋，就可以收到“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目的。请看他的说法：“先生曰：‘华氏三日之会，所得云何？’彦文曰：‘会中诸友真恳切实，甚有感激处。不肖亦不容不发愤矣。’先生曰：‘前者首日上午，方是会之正格。若往日之会，止算得以文会友，还算不得以友辅仁，何也？凡会之正格，是学者锻炼之大火候也。吾人终日孤居独处，虽云学问，未经锻炼，临此大会方血战是时，大家俱有一个收敛贴身意思。其中或有所疑，各呈所见，商量印证，方有益也。不然，会时单讲几章书义，只是故事而已。虽有所闻，亦不过长得些闻见，还不是会之正格。’彦文曰：‘诚然。’”

高攀龙在东林书院讲学，注重兼收并蓄，在程朱与陆王之间，不必抑此扬彼。他对学生说：“人以陆象山先生为禅学，象山何尝看佛书？其学分明是孟子一脉，先立乎其大者。但彼资性高，当下见得如此，将得手处教人，言之太易。不善学者，无彼之天资，又无彼之人力，效其现成口吻，故有病耳。象山毕竟少了朱子穷理工夫，说他不入微则可，谓之是禅，非也。即阳明先生，分明是象山一派。象山从是非之心透入，阳明从致良知得手。彼之工夫，真万死一生中得来。后人夹杂情识，发用出来，都当了良知作用，乃其弊也。以四无立教，先生之过也。薛方山公有云：‘朱子之学，孔子教人之法也；陆子之学，孟子教人之法也。’此可为千古定案。”在他看来，程朱与陆王的差异，类似于孔子与孟子的差异，比当事流行的看法高明多了。他还说：“《大学》一书，自得程朱发明后，惟有王阳明‘致良知’，李见罗‘止修’，俱不可废。但阳明格物断不是，彼云极力致良知于事事物物之间，使事事物物各得其正，却诚意正心事矣，非格物也。若见罗物有未格，则格之云云八条目，譬之一盘内有八样物，任人自取，却无先后矣。格物是《大学》最初下手处也。”高攀龙的学问似乎更倾向于程朱，但是他对当时程朱一派学者是有所批判的：“口言程朱之学，终身不知所学何事。程朱之学主敬穷理，主敬者，主一之谓。今人说敬，与一无干。胸中真无事，方是一，方是敬。理者，性也；穷是穷此性，故曰穷理尽性。若泛泛思量道理，与穷理亦无干，大抵都是以讹传讹。”又说：“程朱之后，明道者多，行道者少。学问须要身体力行才行，不然只是空口说空话。”

看了顾宪成的《东林商语》、高攀龙的《东林论学语》，大体可以明白，东林书院究竟讲些什么，学些什么。“东林会约”所说：“每会推一人为主，说四书一章”，决非门面语，而是切实遵守，认真履行的。

3．“独以全力用之圣学”

赵南星为顾宪成立传，对于他在东林书院的生活，有一个言简意赅的记述：“公兄弟（指顾宪成、顾允成）与群贤时聚而讲学。其学惟就孔孟宋诸大儒之书阐明之，温故知新，不离乎区盖之间。高明者闻之可入，始学者闻之不骇。”吴亮为其立传，如此概括他在东林书院的生活：“杜门却轨，潜心理学，城隅得杨龟山先生东林故址，辟书院，与同志阐绎濂洛正脉。其说以性善为本体，小心为工夫。岁有札记，沉潜粹密，与《读书录》相表里。”

与顾宪成一起在东林书院讲学十几年的高攀龙，对他知之甚深。

一则说：“甲辰冬，始会吴越士友。先生为约，一以考亭‘白鹿洞规’为教，要在躬修力践。尝言：‘讲学自孔子始。谓之讲，便容易落在口耳边去，故先行后言、慎言敏行之训，恒惓惓焉。至其自道不居仁圣，却居为诲。看来说圣说仁，聪明才辩之士犹可觅些奇特，逞些伎俩，逞些精采，推到不厌不倦处，便一切都使不着。然则孔子所谓工夫，恰是本体；世之所谓本体，高者只一段光景，次者只一副意见，下者只一场议论而已。’深虑世之学者乐趋便易，冒认自然，故于不思不勉，当下即是，皆令查其源头，果是性命上透得来否？勘其关头，果是境界上打得过否？皆先生吃紧为人处也。”

再则说：“先生之学，性学也，远宗孔圣，不参二氏，近契元公，恪遵洛闽。尝曰：‘语本体，只是性善二字；语工夫，只是小心二字。’又曰：‘心不逾矩，孔之小心也；心不违仁，颜之小心也。’此其学之大旨矣。先生有绝人之资，其于世也，百家众技当无所不臻其妙，而独以全力用之于学，一切伎俩不得而岐之，故其功专其于学也；百家众说当无所不造其微，而独以全力用之圣学。一切玄妙不得而岐之，故其学纯。于凡五经、四书，直从神情血脉，字字咀嚼，故密察不差分毫。”

因此高攀龙给予顾宪成高度评价：“自孟子以来得文公（朱熹），千四百年间一大折衷也；自文公以来得先生（顾宪成），又四百年间一大折衷也。先生自甲午（万历二十二年）以来，见理愈微，见事愈卓，充养愈粹，应物愈密，从善如流，徙义如鸷，殆几于无我矣。”

高攀龙所说“独以全力用之圣学”，达到“几于无我”的境界，是对退居林下的顾宪成的真实写照。其实高攀龙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叶茂才说：“明兴二百五十余年，吾邑以理学名者，邵文庄公而下，代不乏人。而隆（庆）万（历）以来，则有顾泾阳先生于邑之东林，辟道南精舍，以鼓舞善类，讲明正学，士蒸蒸向往，几与白鹿、紫阳鼎立宇内。维时与泾阳先生相左右，继先生为主盟而集其成者，高先生存之也。”“存之与泾阳先后主盟，每一开讲，得闻所未闻，靡不欣餍而去。存之每谓学者曰：‘诸兄虽从事讲学，终不可无端居静定之力。盖各人受病不同，而救疗之方，总以调养元气为主。大圣大贤善养浩然之气，故能收摄精神，主静立极。学者神短气浮，须得数十年静力，方可变化气质，培养德性。而其最受病处，又在自幼以干禄为学，先文艺而后德行，俗根入髓，非顷刻可拔。必埋头读书，使义理浃洽，变易其俗肠俗骨，澄神默坐，使尘妄消散，坚凝其正心正气乃可耳。’”高攀龙在东林书院的十多年时间，始终坚持“读书静坐会友”的原则，教导学者端居静定，埋头读书，澄神默坐，使尘妄消散，拔除深入骨髓的俗根，培养浩然之气。

东林诸君子大率如是。顾宪成为英年早逝的弟弟顾允成写传记，特别指出他在东林书院：“每岁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弟进而讲于堂，持论侃侃，远必称孔孟，近必称周程，有为新奇险怪之说者，辄愀然改容，辞而却之”。高攀龙为他写行状，有一段颇堪回味：平生所深恶者，乡愿道学。为此一种人占尽世间便宜，直将弑父弑君种子暗布人心。一日，喟然发叹：今人之讲学只是讲学，任是天崩地裂，他也不管。而且讲的不过两句：在缙绅，只是“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是“传食诸侯”一句。顾宪成深表同意。高攀龙说他，“不喜为通融和会之说，有疑其拘者，语之曰：‘若大本大原见得透，把得住，自然四通八达，谁能拘之？若于此糊涂，便要通融和会，几何不堕坑落堑，丧失性命。吾辈慎勿草草开此一路，误天下苍生。’闻者咸悚其论。”终其一生，顾允成一直坚持“绎孔孟微言，守程朱家法”。

东林书院的另一位导师钱一本，罢官归乡后，回归学者本色。吴亮这样描述他：“归里，杜门绝迹，不入公府。郡守欧阳公建先贤祠，旁构‘经正堂’讲学，共推为主。时梁溪有东林书院，顾公宪成主之，递相往来，联合同志。生平无他玩好，终日兀坐，手不停披。有潜心易学，钻研卦象，著《像象管见》，尽脱前人传注。又以《书》九畴数衍为四千六百八爻，爻有辞有象，占验吉凶，为《范衍》十卷，广大微密，非俗儒所能究。他如类取古今儒学正脉，作《源编》《汇编》；有手录时政大要，为《邸钞》。间出心得，勉人学问，为《黾记》。倡里中同寿同善会，性最方严，又最和坦，居恒角巾布素，混野畯无别。”

万历四十一年冬，钱一本应高攀龙与吴桂森之邀，前往东林书院讲授易学。易学深不可测，钱一本慨叹：“以夫子之圣，犹待数年之假，五十之学，且仅云可无大过……学者无‘数年’‘五十’之功，而轻言《易》，不几如窭人说金，穷相终身未免乎？或再假年一倍，有无大过迄无小过，遂为富有，济矣，免于穷矣。”在讲学期间，抛砖引玉，形成《点朱余咏》。高攀龙谈到邀请钱一本来东林书院讲学的缘由：“说《易》者，自程朱两夫子而后，（钱）先生可谓再辟乾坤之门，而发其蕴矣。然《像象》之书行于世，理深文奥，学者至不能句，罕有知其义者。吾邑吴叔美（即吴桂森）诸君，谋于攀龙曰：‘岂可当先生而不得其道一闻于锡之土耶？’龙曰然。于是迎先生说《易》东林。先生欣然许之，以十一月六日至，又四日而日长至，其夕相与饮酒而乐。先生为诗示学者闭关之义，一时从游士赓而成集。”叶茂才说，他对于《诗》与《易》一无所闻，听钱先生讲学，茅塞顿开：“吾夫子因性牖民，循循善诱，《诗》以兴之，《礼》以立之，至于《易》，则以为田地鬼神之奥，不可雅言，直欲终身玩焉而不厌。而往日泾阳先生设教，亦每先日用而后深微，其于讲《易》，犹谦让而未遑也。盖性道难闻，而不轻抉以示人，意深远矣。由今日之会，庆今日之逢。窃愿闻先生之易学而深有得焉。始则自无而有不为实，继则自有而无不为虚，终则愈有愈无、愈无愈有，而洗心与太极，妙契于无极。极则一矣，一则无所能，无所不能矣。”

这就是一群学者“杜门却轨，潜心理学”的东林书院。万历四十二年刘元珍回顾书院的缘起，由于当时王学末流的风靡，顾宪成惕然而惧，“惧而思闲，莫若修其本以胜之。于是反而求之依庸。庸者何？即龟山先生所谓‘不可添一物’者。是先生特为拈出，显示荡平正直之规，阴折影响荒唐之见，期与同堂共识本心，精求善脉，以仰窥羲画厥中之秘。此书院所由复，讲会所由兴也”。

然而到了清初，万斯同撰写《明史》时，对东林书院似乎有了误解：“邑故有东林书院，宋杨时讲道处也。（顾）宪成与弟允成修复之，三十二年落成，偕同志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辈讲学其中。当是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而东南诸郡邑尤多。于是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宪成常曰：‘官辇毂，志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志不在民生上；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上，君子无取焉。’故其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而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而朝端忌嫉者亦多。”

张廷玉奉敕纂修的《明史》，抄袭了上述说法：“邑故有东林书院，宋杨时讲道处也。（顾）宪成与弟允成倡修之，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无锡知县林宰为之营构落成。偕同志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辈，讲学其中，学者称泾阳先生。当是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宪成尝曰：‘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故其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

《中国历史大词典》的“东林书院”条，沿用张廷玉《明史》的说法，加以发挥：“罢官家居的吏部郎中顾宪成，与其弟顾允成及友人高攀龙、钱一本、叶茂才、薛敷教、安希范、刘元珍等在此讲学，号东林八君，遂名盛一时……当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皆退居林野，闻风响附。讲学诸人又多议论朝政，品评人物，参与政治，反对空谈，朝士亦遥相应合。”

事实真相并非如此。

在顾宪成看来，东林书院的最高理想就是维系道脉与学脉，他这样表达这一理想：“祠堂以崇先哲之懿范，则道脉系焉；书院以广友朋之丽泽，则学脉系焉。”意思是说，书院边上的道南祠，祭祀杨时等先哲，是为了维系儒家的道脉；书院的讲学场所丽泽堂，“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是为了维系儒家的正统学脉。顾宪成、高攀龙诸君子对于当时风靡一时的王学末流，颇多微词，意欲拨乱反正，回归程朱理学，以继承并弘扬正统学脉为己任。

王守仁的名言：“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顾宪成对此是毁誉参半的，“阳明得力处在此，而其未尽处亦在此”；而对于王门后学把它发挥到极致，则深恶痛绝，“其势必至自专自用，凭恃聪明，轻侮先圣，注脚六经，高谈阔论，无复忌惮”。

高攀龙也有类似的观点，他对阳明先生高度评价，对王门后学却持批判的态度：“夫学者谁不学孔子，自阳明先生提挈良知以来，扫荡廓清之功大矣。然后之袭其学者，既非先生百年一出之人豪，又非先生万死一生之学力，往往掠其便以济其私，人人自谓得孔子真面目，而不知愈失其真精神。”

因此，顾宪成为东林书院制订的“院规”，开宗明义就明确提出，一切遵照朱熹白鹿洞书院的院规。他说：“朱子白鹿洞规至矣尽矣，士希贤，贤希圣，举不出此矣。东林之会惟是相与讲明而服行之，又何加焉！”在此前提下制订的东林书院院规，可以概括为：四要、二惑、九益。所谓四要，即：一要知本，二要立志，三要尊经，四要审几。所谓二惑，即：迂阔高远、学顾躬行。所谓九益，即：为圣为贤、广联同志、指视森严、整肃习气、寻师觅友、广见博闻、按既往筹将来、责我愈重、自树方真。值得注意的是，“四要”的第一条“知本”或曰“识性”，说：“识性云何？性者天之命也，民之彝也，物之则也。学以尽性也，必自识性始，不识性难以语尽性，不尽性难以语学。”这是针对王门后学强调顿悟而言的；“窃见迩时论学率以悟为宗，吾不得而非之也。徐而察之，往往有如所谓以亲、义、别、序、信为土苴，以学、问、思、辨、行为桎梏，一切藐而不事者，则又不得而是之也。”“四要”的第三条是“尊经”，说：“尊经云何？经，常道也。孔子表章六经，程朱表章四书，凡以昭往示来，维世教，觉人心，为天下留此常道也。”也是针对王门后学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学风而发的：“若厌其平淡，别生新奇以见超，是曰穿凿；或畏其方严，文之圆转以自便，是曰矫诬；又或寻行数墨，习而不知其味，是曰玩物；或胶柱鼓瑟，泥而不知其变，是曰执方。至乃枵腹高心，目空千古，一则曰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一则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即孔子大圣一腔苦心，程朱大儒穷年毕力，都付诸东流已耳。”

由此可见，顾宪成等人创办东林书院，意在正本清源，使士子们了解孔孟以来的儒学正统，不被异端所迷惑。正如赵南星所说：“公兄弟（按：指顾宪成、顾允成）与群贤时聚而讲学，其学惟就孔孟宋诸大儒之书阐明之，温故知新，不离乎区盖之间，高明者闻之可入，始学者闻之不骇。”

从东林书院的讲义——《东林商语》与《东林论学语》，可以看到，东林师生关系、议论的焦点，不在政治而在学术。东林书院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讲会，即每年一次的大会，每月一次的小会，届时各地学子纷至沓来，盛况空前。以往学者多以为这是一种政治性集会，“议论朝政，品评人物”。其实不然。顾宪成的本意，是想集思广益，把孔孟程朱的学问发扬光大。他的话说得很清楚：“自古未有关门闭户独自做成圣贤，自古圣贤未有离群绝类、孤立无与的学问。所以然者何？这道理是个极精极细的物事，须用大家商量，方可下手；这学问是个极重极大的勾当，须用大家帮扶，方可得手。故学者惟其无志于道则已耳，幸而有志于道，定然寻几个好朋友，并胆同心，细细参求，细细理会。未知的要与剖明，已知的要与印证；未能的要与体验，已能的要与保持。如此而讲，如此而习……于是怠者起，断者联，生者熟，相渐相摩，不觉日进而光大矣。于是群一乡之善士讲习，即一乡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一乡矣。群一国之善士讲习，即一国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一国矣。群天下之善士讲习，即天下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天下矣。”如此而已，大家聚集在一起，是为了取长补短，互相切磋道理与学问，不仅使每个人的道德与学问有所长进，而且把这种道德与学问推广到整个社会。

这不光是口头说说，而是付诸实践的，每次大会或小会都是如此。“每会推一人为主，主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凡在会中，各虚怀以听，即有所见，须俟两下讲论已毕，更端呈请，不必搀乱。”很显然，大家聚集在一起，有主讲者讲解四书的一章，然后提问商榷，疑义相与析。

顾宪成为英年早逝的弟弟顾允成所写的小传，特别指出：“（东林书院）每岁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弟进而讲于堂，持论侃侃，远必称孔孟，近必称周程，有为新奇险怪之说者，辄愀然改容，辞而却之。”

高攀龙也是如此：“东林故有道南祠，为杨龟山先生讲学遗址，先生与顾泾阳先生请复之，构精舍，与同志讲习其中。每会拈出宗旨，洗发提撕，远近负墙者人人得意，而先生以端居静定尤不可少。盖学人神短气浮，浸染世俗，必埋头读书，使义理浃洽，澄神默坐，使尘妄消散乃可耳。自言丙午（万历三十四年）以后，方信孟子性善之旨，程子鸢飞鱼跃必有事焉之旨，已及《大学》之本与《中庸》之旨。”

由于争国本而革职的钱一本（字国瑞，号启新），回到家乡常州府武进县，“归里杜门，绝迹公府”。除了在经正堂讲学，还前往东林书院讲学，不再议论政治。正如纪晓岚所说：“东林方盛之时，（钱）一本虽与顾宪成分主讲席，然潜心经学，罕谈朝政，不甚与天下争是非，故亦不甚为天下所指目。”

天启年间接替高攀龙主持东林书院的无锡人吴桂森（字叔美，号觐华），为诸生时，即以斯道为己任，每日手捧《周易》一编，玩味不辍。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高攀龙兴复东林书院，吴桂森从事讲学，又创立五经会，召集学生数十人，阐发圣贤教人之旨，身体力行。毗陵钱一本邃于《易》学，吴桂森师事钱公，尽得其奥。他主持东林书院期间，继承了顾宪成、高攀龙的传统，重申“东林之教原本程朱，以穷理致知，以居敬有养”，强调“课实功以穷经”：“今须积年累岁立会讲诵，先《易》《尚书》，渐次《诗经》”，“期于必遍，使贯穿于胸中”，成为真儒。

无锡人叶茂才（字参之，号玄台、闲适），罢官后在东林书院讲学。万斯同说：“（叶）茂才性和而介，与（顾）宪成辈讲学东林，亦不苟合，其清修雅操，乡井仪式焉。”他的学生邹其相写的“行状”，写到老师与顾宪成、高攀龙、薛敷教等人在东林书院互相切磋学问：“迹师居恒定志于恬淡，得力于学问。交修互砥于三益——端文、忠宪、玄台三先生，其表表者。他如启新先生偕名孝廉许静余先生，均白首一日，师不徇友，友不徇师。每握手辄辨析争论如上殿状。未几，不失和气；又未几争执如初，彻宵旦不休。无欲而刚，道气可宝。耻不与党，似皇甫规；私恸人亡，似郭林宗；而绝迹梁砀，至端容正襟，危坐终日，似明道，又似晦翁。”邹其相把他与儒学大师程朱相媲美。

武进人薛敷教（字以身，号玄台），家居二十年，与顾宪成兄弟及高攀龙讲学东林书院。高攀龙为他写墓志铭，追忆道：“甲辰（万历三十二年）顾泾阳先生修复东林书院，萃同志讲学，以身（薛敷教）喜曰：‘此吾归宿地矣。’自是恒居东林，所与知交，必劝之讲学，曰：‘天生英隽，决不欲其斤斤结裹。自家闺闼，捡柙祗贤，落魄尔日，脚跟站定，眼界放开。静躁浓淡间，正人鬼分胎处。’曰：‘道德功名，文章气节，自介然无欲始。’又曰：‘学苟不窥性灵，任是皎皎不污，终归一节。但世风靡矣，不忧著节太奇，而忧混同一色。托大道无名以济其私，则中庸之说诬之也。’平生所持如此。”

无锡人刘元珍（字伯先，号本孺）因弹劾内阁首辅沈一贯、给事中钱梦皋，削籍为民。归乡后与顾宪成等在东林书院讲学，寒暑不辍，有倡率同志举行“同善会”。当时人说：“万历乙巳（三十三年），（刘元珍）先生抗疏论四明相（沈一贯）庇其私人钱梦皋，虽除籍归。会顾泾阳先生倡复东林书院，先生实捐资筑讲舍，与同志讨论濂洛之源，精求性命之奥。既而泾阳遂属志于先生（按：顾宪成委托他编写东林书院志）。甲寅（万历四十二年）先生志成，景逸先生为之序其所以志。而先生自序，复大阐一时明善同人之旨，厥功伟矣。东林自壬子、癸丑（万历四十、四十一年）而后锋镝纷起，先生顾谓：‘此吾辈一大炉钩，不如是，真者不成其真，赝者不成其赝，东林不成其东林。’盖先生居尝以子路自任，故卫道甚力。”

无锡人张大受（改名梦时），字伯可，号弦所，万历三十二年会试落第，回到家乡，协助顾宪成、高攀龙兴复东林书院，“与诸公切偲砥砺其中，以参订道德性命之奥”。天启初年从安吉知州任上告老回乡，“家居讲道东林，刻有《会讲商语》《蒲榻笑拈》二编。每儿孙造膝，必与评文论古，或拈经书一二章，令细参之，次第质问，移时不倦。案头惟存彭泽、香山、明道、康节、白沙、阳明数编，以当尚友。”

不必一一列举，东林书院并非议论政治的讲坛，已经毋庸置疑。正如李三才在万历四十四年所说：“何以谓之东林哉？乃光禄少卿顾宪成讲道东南之所也。宪成忠贞绝世，行义格天，继往开来，希贤希圣。而从之游者，如高攀龙、姜士昌、钱一本、刘元珍、安希范、于玉立、黄正宾、岳元声、薛敷教等，皆研究性命，检束身心，亭亭表表，高世之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