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史——“维世教觉人心”：东林书院的本来面目



1．杨时的东林书院与邵宝的东林书院

东林书院原本是宋儒杨时的讲学场所。

杨时，字中立，号龟山，南剑将乐人，宋熙宁九年进士。当时河南程颢与其弟程颐，讲习孔孟绝学，河洛之士翕然师从。杨时调官不赴，到河南颍昌拜谒程颢，执弟子礼，相得甚欢。及其南归，程颢目送说：“吾道南矣。”程颢死后，他又求学于程颐，“一日见（程）颐，颐偶暝坐，（杨）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历史上脍炙人口的“程门立雪”，就是杨时求师心切的佳话。杨时在他的《中庸义序》中说：“予昔在元丰中，尝受学明道先生之门，得其绪言一二，未及卒业而先生殁。继又从伊川先生。未几，先生复以罪流窜涪陵，其立言垂训为世大禁，学者胶口无敢复道……追述先生之遗训，著为此书，以其所闻，推其所未闻者，虽未足尽传先生之奥，亦妄意其庶几焉。”

他以“龙图阁直学士”告老致仕，在无锡县城东隅创办东林书院，在此著述、讲学。康熙《东林书院志》说：“东林者，宋杨文靖公龟山先生讲学之所也。考邑乘，东林在城东弓河上。宋政和间龟山先生寓是讲学十有八年，名东林书院，岁久倾圮。”以继承杨时遗志为己任的顾宪成，在兴复东林书院时说：“有宋龟山杨先生，受业两程夫子，载道而南。一时学者翕然从之，尊为正宗。考锡乘，先生尝讲学是邑十有八年，建有东林书院。岁久，旁落为东林庵，而书院废矣。距今五百余年，俯仰顾盼，莫不喟然叹息。”

明朝成化年间，无锡人邵宝“图修复之，不果”。所谓“图修复之，不果”云云，是大名鼎鼎的高攀龙所说：“（无）锡故有东林书院，宋龟山杨先生所居，……阐伊洛之学。后废为僧舍。邵文庄公（宝）图修复之，不果。”身为无锡人的高攀龙只说对了一半，邵宝虽然没有修复位于城东的杨时书院，却在城南另建一所东林书院。关于此事，严瑴作过辨析，写了一篇《两东林辨》，说无锡有两个东林书院，一个在城东（即东林本），一个在城南（即东林支）。邵宝欲兴复杨时书院未果，在城南锡伯渎畔另建一所东林书院。而杨时书院在城东弓河畔，万历年间顾宪成在此旧址上兴复东林书院后，城东东林书院逐渐荒废，无人知晓。

无锡人严瑴写的《两东林辨》是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足以加深对东林书院的认识。他写道：

严瑴说法是有根据的，邵宝与王守仁的记载可以为证。邵宝《毗陵道南书院记》写道：“道南书院曷为而建也？为祀宋龟山先生文靖杨公中立而建也。公南剑人也，常曷为祀之？公学于程门，还自伊洛，至常（州）而留焉。谓泰伯延陵之墟也，而邹周三公又与有故，故周旋延陵、勾吴之间，与诸生讲道者十有八年。其风流在士林，功化在后学者，博且弘矣。是以没而祀之，比诸乡先生。越绍熙初，郡始立祠。绍定、淳祐间，继祠益严。至胜国时，乃有龟山书院之创，而其圮也久矣。国朝成化初，尝起废焉，而不设像。寓二贤祠者如故。前郡守宜宾王侯欲改图未果，今郡守前监察御史琼台陈侯，实乃卜吉而别建之……自孟子殁至于有宋，千有余年矣。南安之会，程子得周子之道而北，洛学于是乎大振，此斯文再启之源，天地间一大机会也。伊洛之游，龟山得程子之道而南，闽学因之大成，此斯文再传之委，天地间又一大机会也。是二机会者，人耶？天耶？其然也，孰能与之。是故君子谨诸南安有书院焉，名之曰道源，为周程志也。今是院也，为龟山志也，名曰道南，不亦宜乎。”这个重建的道南书院，就是城南东林书院。

王守仁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城南东林书院记》，来纪念邵宝先生：“东林书院者，宋杨龟山先生讲学之所也。龟山殁，其地化为僧区，而其学亦遂沦入于佛老训诂词章者且四百年。成化间，今少司徒泉斋邵先生，始以举子复聚徒讲学于其间。先生既仕而址复荒，属于邑之华氏。华氏，先生之门人也，因先生之故，仍让其地为书院，用昭先生之迹，而复龟山之旧。先生则自述其废兴，而以记属之某。当是时，辽阳高君文豸方来令兹邑，闻其事，谓表明贤人君子之迹，以风励士习，此吾有司之责……夫龟山殁，使有若先生者相继讲明其间，则龟山之学邑之人将必有传者……从先生游者，其以予言而深求先生之心，以先生之心而上求龟山之学，庶乎书院之复不为虚矣。书院在锡伯渎之上，东望梅村二十里而遥。”

邵宝，字国贤，号二泉，常州无锡人。杨一清对他赞扬有加：“举甲辰（成化二十年）进士，出知河南许州，以礼让为国，所举动多风化中事。作《新庙学》谕诸生义利公私之辨，及忠孝大节。闻者感动，皆知慎其所自立。次教之读书为文，矩则许之，文风蔚然改观……以荐为江西提学副使。至则以身为教，先行检而后辞艺，黜浮崇雅，士类勃兴。修濂溪书院，白于巡抚林公待用，檄取濂溪族孙守祠。改建白鹿洞书院，清学田，定课程，远近向慕……公平生操履端饬，自登第至侍养家居，一切馈遗不苟受，箧中无长物，唯图书、金石、遗文而已。公于家称孝子，于国称名臣，于世称纯儒，杰然为天地间完德君子。公性度端雅，贞介夙成，临事犹讲学，未尝疾言遽色，人或数百语不能终，公以数语即竟之。尝曰：‘愿为真士夫，不为假道学’，于声色货利绝口不言。”

邵宝兴建的城南东林书院，又名二泉书院，日久荒废。后人出资出力，于万历三十五年至三十六年，重修二泉书院，恢复旧观。顾宪成出于对邵宝的敬仰，撰写《重修二泉书院记》，记述重修二泉书院的经过，然后赞叹道：“古称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又其次立言。先生诚心质行，表里皭如，贫贱不为移，富贵不为淫，威武不为屈，能立德矣。由释褐以至悬车，所在惠泽洽焉，教化行焉，风纪肃焉，典刑树焉。上获下信，暗而弥章，能立功矣。‘简端录’寤寐圣贤，阐性命之精蕴；‘日格子’折衷千古，定是非之权衡，能立言矣。”而此时顾宪成兴复的东林书院已经如日中天，蜚声大江南北，邵宝的书院虽然得到重修，人们已经忘却它原本是城南东林书院，只知道它是二泉书院。有鉴于此，严瑴才会写《两东林辨》，告诉人们，无锡曾经有过两个东林书院。

2．顾宪成兴复东林书院

顾宪成，字叔时，号泾阳，常州无锡人，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初七日，出生于无锡泾里。七岁时，读《大学》《中庸》，二十岁时师从张子期。张子期又名张淇，年轻时游学于唐荆川、薛方山两先生之门，他授书不拘泥于传注，直发其中所自得者。有人对宪成说：“剑浦李公教其子读四书，只读白文。”宪成转告张先生，张先生说：“朱子绝世聪明，却退然自处于章句，一字一训，若村学究然。诚欲天下后世三尺之童都晓得圣贤话头，做个好人，此天下之心也。吾辈如何这等说。”宪成说：“恐毕竟非上智事。”隆庆四年补县学诸生第一，即以文名世，坊间所刻诸论，皆其历试冠军之作。万历四年，应天乡试第一名中举。据他的挚友高攀龙说：“当是时，先生名满天下，其为文章斟酌古今，独辟乾坤，学者宗之如山于岳，如川于海。而先生退然谓，此非吾人安身立命处，心所冥契则五经四书，濂洛关闽，务于微析穷探，真知力践，自余皆所不屑矣。”万历八年二月，会试中式第二十名；三月殿试第二甲第二名，赐进士出身，授户部主事，时年三十一岁。

顾宪成与另两名新科进士魏允中、刘廷兰，号称榜中三解元，以名世相期许，以道义相琢磨，慷慨激昂评论内阁首辅张居正。张居正颇为忌惮，对主持会试而成为“三解元”座师的申时行说，贵门生有三元会，你知道吗？每日都在评骘时事，居然华衮斧钺一世。内阁次辅申时行并不知情，张居正解释道，三元者即三解元顾某、魏某、刘某。这三人鉴于时事日非，相约上书申时行，请他出面匡救。顾宪成写成草稿，见魏允中、刘廷兰所写文稿，深表叹服，便在上面签了名。

这份上申相公书，反映了顾、魏、刘三人的政见：“窃闻君子在朝，则天下必治；小人在朝，则天下必乱。君子非自能在朝也，有君子之领袖为之连茹而进也。今宁无君子之领袖乎？而何未见其多？小人非自能在朝也，有小人之领袖为之连茹而进也，今宁有小人之领袖乎？而何未见其少？老师（指申时行）之于首揆（指张居正），将一切听而顺之欤，吾惧其为随抑逆而挽之欤！”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现状的不满情绪，希望申时行有所作为。在当时形势下，申时行必须与张居正保持步调一致，当然不可能出面“匡救”。

万历十年，张居正旧病复发，久治不愈，朝中高官纷纷放弃本职工作，朝夕奔走，为张居正做佛事，摆道场，冒着仲夏炎炎赤日，拜读表章，向上天祈祷。顾宪成期期以为不可。高攀龙写道：“江陵（张居正）病，举国若狂，为祷于神，先生独不可。同官危之，代为署名，先生驰骑，手抹去之。”他的另一位挚友赵南星也有类似的回忆：“是时，江陵当国方横，举国若风中之蒲苇，公（顾宪成）与南乐魏公允中、漳浦刘公廷兰，慷慨论议，持天下之名教是非。江陵闻之不平……江陵大病，举朝醵金为祭，祷于神。公拒不预，同曹代为署名，公使人涂灭之。”

万历十一年至十四年，顾宪成请假回乡，读《易》《春秋》。万历十四年七月，假满北上，出任吏部验封司主事，依然保持特立独行的风格。进京后与内阁辅臣王锡爵的一番对话，足见一斑。王锡爵问：“君家居且久，亦知长安（北京）近来有一异事乎？”顾宪成回答：“愿闻之。”王锡爵说：“庙堂所是，外人必以为非；庙堂所非，外人必以为是。”顾说：“又有一异事。”王问：“何？”顾说：“外人所是，庙堂必以为非；外人所非，庙堂必以为是。”两人相与大笑而起。

这一趣闻，流露出顾宪成对朝政的独特看法，看似轻松闲聊，实则与日后的贬谪、罢官不无关系。

万历十五年，考察京官，都察院左都御史辛自修（字子吉，号慎轩，河南襄城人）主持其事，工部尚书何起鸣列入“拾遗”中，引起内阁辅臣的不满。给事中陈与郊（字广野，号玉阳仙史，浙江海宁人）仰承风旨，纠弹二人，实则包庇何起鸣攻击辛自修，导致辛、何二人同时罢官。顾宪成不平，力陈“当今第一事务”，对内阁辅臣有所訾议：“即如科臣陈与郊等，深诋（辛）自修，得非亦有所承望乎？何怪乎人言之啧啧也。故为当事者今日计，莫若务自反而已。元辅申时行虚衷雅度，天下共推；次辅许国、王锡爵一心一德，和衷弼理，偕臻斯道，正自不难。要在卓然以皋夔稷契相勖，不但如近时所称名相而已，庶几可以答天下耳。若乃以智角智，以力角力，释仁义道德之用，而竞巧拙于毫毛，假饶得济，终属杂霸杂夷，非今日所宜用也。”

结果，顾宪成被贬谪为湖广桂阳州判官。刑部侍郎陈瓒问王锡爵，顾宪成立论最公，何以不免？王锡爵拂然说：“渠执书生之见，徇道路之言，焉知庙堂苦心。”陈瓒不以为然：“书生之见当守，道路之言当采，勋部（顾宪成）苦心，亦不可不察也。”看来王锡爵对顾宪成颇有成见，贬谪是在意料之中的。

万历二十年，顾宪成晋升为吏部考功司主事、吏部验封司员外郎。“三王并封”之议一出，顾宪成又与王锡爵发生冲突，他偕同官上疏反对“三王并封”。随后写信给王锡爵，希望他幡然悔悟：“昨请教册立之事，实百其难。明旨一定，何以转移？人情汹汹，何以镇定？上欲不愆于明旨，下欲不骇乎人情，故曰难也。究竟则请期一着，尚可自图，然而非阁下莫能任……弥缝转易，挽回转难，岁复一岁，有何底止？窃以为宜听九卿科道，仍尊屡旨，合辞以请，而阁下从中调停，恳示定期，即甚迟不得越一年。庶几圣心确有所主，不开窥伺之端；人心专有所属，不萌二三之衅。议论方嚣而复定，国本几摇而获安，真阁下事矣。”

以后在京察、会推时，多次与王锡爵意见相左。万历二十一年京察，顾宪成配合吏部尚书孙鑨、考功郎中赵南星，尽黜执政大老之私人。赵南星被斥，宪成疏请同罢，不报。不久，顾宪成迁文选郎中，力杜私谒，权贵不得关其说，所推举率与执政抵牾。先是，吏部缺尚书，王锡爵欲用礼部尚书罗万化（字一甫，号康洲，浙江绍兴人），顾宪成说：往者内阁不专用词林，今悉已为所据，只吏部铨衡一席可为外僚一展风采，词林又欲占据？力持不可，乃用陈有年（字登之，号心谷，浙江余姚人）。后廷推阁臣，罗万化又不在名单上。王锡爵愤然责问：始廷推吏部尚书，说词林不当预，今推内阁辅臣，也不当预？此时，王锡爵即将谢政，廷推代者，皇帝圣旨有“不举资品”等语。顾宪成与陈有年推举已经致仕的王家屏、沈鲤、孙鑨，以及沈一贯、孙丕扬、邓以赞、冯琦等七人。皇帝大为不悦，指责吏部“朋奸”“专擅”，将顾宪成贬谪为杂职。谕旨一出，举朝大骇。户科给事中卢明诹抗疏论救，皇帝大怒，不仅卢明诹降级，而且将顾宪成削籍为民。兵科给事中逯中立申救顾宪成、卢明诹，皇帝益发愤怒，下旨将逯中立降级，卢明诹削籍为民，廷臣终于不敢出声。万斯同感叹道：“（顾）宪成既废，名益高，中外推荐无虑百十疏，帝悉不报。”

离开了令他伤心令他绝望的政坛，顾宪成全身心投入著书立说、聚徒讲学之中。吏部公务繁忙，积劳成疾，万历二十二年九月回家乡后，他经常眩晕。在病中体究心性，有所心得，就记下来，日积月累，成为他的名著《小心斋札记》。邹元标称赞此书沉潜粹密，可以与薛瑄的《读书录》相媲美。抛却政治的烦恼，他把志趣转向了学术。他的后人编写的年谱，留下了宝贵的记录：

从同人堂讲学开始，他就有志于创建一所书院，邹观光创建尚行书院，他有感而发：“弟素有此念”。所以他会梦见杨龟山先生，生发出创复东林书院的念头。他常与挚友高攀龙谈及此事，高攀龙回忆道：“于是先生时时谓攀龙曰：‘日月逝矣，百工居肆以成事，吾曹可无讲习之所乎？’（无）锡故有东林书院，宋龟山杨先生所居。杨先生令萧山，归来依邹忠公志完于毗陵。忠公寻卒，依李忠定公伯纪于梁溪。凡十八年，往来毗陵、梁溪间，栖止东林，阐伊洛之学。后废为僧舍，邵文庄公图修复之，不果。及是，先生吊其墟，慨然曰：‘其在斯乎？’遂闻于当道，茸杨先生祠，同志者相与构精舍居焉。”这就是顾宪成兴复东林书院的缘起。

为了发扬光大杨时的道脉与学脉，争取无锡知县、常州知府支持兴复东林书院，顾宪成展开宣传：“有宋龟山杨先生，受业两程夫子，载道而南。一时学者翕然从之，尊为正宗。考锡乘，先生常讲学是邑十有八年，建有东林书院。岁久，旁落为东林庵，而书院废矣。距今五百余年，俯仰顾盼，莫不喟然叹息。某等僭不自量，欲相与共图兴复。然念祠堂以崇先哲之懿范，则道脉系焉；书院以广友朋之丽泽，则学脉系焉。所关重大若此，非藉宠灵不足以树风声，而垂永永也。会庠友马希尹等合呈上请……幸亟允（马）希尹等之请，上之表章正学，焕发幽光，俨尔仪刑之如在，下之开示周行，振起来学，昭然向往之有归。不腆九峰二泉之间，行将坐收濂洛关闽之胜。”

顾宪成提及的马希尹，是无锡县儒学生员。万历三十二年二月初七日，他联合生员王纯一、孙之贤，向无锡知县请求兴复东林书院。他们的呈文写道：“兹邑有杨龟山先生书院，创自政和之世，葺由嘉靖之初。从游一十八年……一时明道法之宗，瞻依孔孟；通邑洗异端之习，诵法程朱。讵期习与时移，教随人息。招提在望，仅闻演法坛场；书院久墟，无复谭经皋比……伏乞念士风之宜振，怜习俗之久污，亟赐主持，弘敷教泽，俾升堂入室，岿然开道术与东南。”

脱离官场回到家乡无锡的高攀龙，与顾宪成通力合作，致力于兴复东林书院。他写信给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字千仞，湖广潜江人），请他大力支持；“东林书院见于王文成公之记者，不论矣。嗣后督学者三议兴复，一见于闻人公名诠，一见于耿公名定向，一见于谢公名廷杰。檄文具在，而皆不果。虽曾葺有祠堂三楹，后竟毁为他构，良以其规制芜陋，始未尝为久远之计也。今藉老公祖在，事以其时则可矣。故倡之自泾阳先生，二三同志和之，已集三百余金，可为堂构计。而必上闻于老公祖，且欲求转申两院及学台者，盖以此举为多士所愿，因其愿而重之。以当途主持，便可成风，风则动，未必不为流俗变化之机云耳。”

得到无锡知县、无锡县学、常州知府、常州府学的支持，兴复东林书院的工程进展顺利，四月十一日开工，九月九日完工。书院的主体部分，如依庸堂、丽泽堂以及精舍等相继完工，所用经费主要来自志同道合者的私人捐助，官方资助的经费则用于祭祀杨时的道南祠的修建。顾宪成讲明了其中的原因，希望保持民办书院的独立品格：“书院乃吾侪讲习之所，不宜上费公帑。而道南祠祀龟山先生，旧制殊未称，议以官府所捐者专供建祠之用。讲堂则同志者合并为之，依庸、丽泽次第营构。”

东林书院完工后，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应邀撰写《重修东林书院记》，一则说：“杨龟山先生载道而南，与晋陵邹道乡诸先生讲学东林之上，此东林书院所由创也。而地以人重，至今岿然。龟山非晋陵产也，以游寓也，而故所讲学处存之至今。”再则说：“倘宋儒之学，因是以张于晋陵，而大明于天下，滔滔世道亦且因是以有纲维，而不至如余前所脉脉者，其所补宁小小也？”三则说：“书院经始于甲辰（万历三十二年）之四月十一日，九月九日告成，费一千二百缗有奇，皆诸荐绅之所捐资。诸台使监司暨郡邑在列者，各分俸钱及赎锾佐之。荐绅倡始者谁？顾文选宪成、礼部允成，高行人攀龙，安封部希范，刘职方元珍，荆溪史奉常孟麟。而陈湖州幼学，叶尚宝茂才，张孝廉大受，同郡钱直指一本，王孝廉永图，并有助焉。”明确指出，建造东林书院的经费来自缙绅的捐献。

3．东林书院的规制、会约与院规

由于顾宪成、高攀龙诸君子学问博大精深，人品刚方耿介，重修的东林书院声誉日隆：“端文公（顾宪成）主盟，岁集吴越士一大会，月一小会。时中丞周公孔教、直指杨公廷筠、观察蔡公献臣，皆移檄授餐。而四方来观者，上自名公卿，下迨布衣，莫不虚己悚神，执经以听。东南讲学之盛，遂甲天下。”顾宪成希望把这一盛况载入史册，嘱托刘元珍编纂《东林志》。

刘元珍，字伯先，号本孺，常州无锡人，性格伉爽，少年时即以名节自励。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授南京礼部主事，升任兵部职方司郎中。万历三十三年，内阁首辅沈一贯借考察之机，发泄私愤，刘元珍上疏，弹劾沈一贯“罔上行私”，给事中钱梦皋“顽钝无耻”。沈一贯恨之入骨，意欲廷杖。恰巧雷震郊坛竿木，皇帝取消廷杖之议，削籍为民。刘元珍回到家乡无锡，与顾宪成等在东林书院讲学，寒暑不辍。万历四十二年，刘元珍写成《东林志稿》，顾宪成已于两年前去世，他只能请高攀龙为该书作序。可惜刘元珍英年早逝（五十一岁），此书未能刊行。

明末清初讲学于东林书院的严瑴，在刘元珍《东林志稿》基础上，编成《东林书院志》，康熙八年由丽泽堂出版。严瑴，字佩之，号生轩，常州无锡人。一生笃学好古，凡经史百家靡不精究，尤其潜心于《易》《春秋》，对其弟严穀说：“读书以理学为主，吾自得《高子遗书》，方知有归宿处。”既而与同乡先贤讲学于东林书院，其著作均与东林书院有关，如《重修道南祠记》《高忠宪公年谱》《高子节要》《东林书院志》。

天启五年，东林书院被毁，康熙三十二年重建，高廷珍等人为了重现东林书院昔日的辉煌，编成洋洋二十二卷的《东林书院志》，于雍正十一年出版，这就是目前最常见的一种东林书院志。

朱希祖《雍正刻〈东林书院志〉跋》说：“顾《东林书院志》自明万历迄清雍正，作者有四，而皆传世。创始者为刘元珍，其书成于万历甲寅（四十二年），然属稿未梓。明末严瑴因雠订刘氏原稿，附益志成二卷，附《两东林辨》暨《或问》凡三卷。清康熙己酉（八年），（高）攀龙从子世泰重辑为数卷，亦未刊行。”其实，康熙《东林书院志》已于康熙八年刊行，作者是严瑴，并非高世泰。

东林书院位于无锡城东隅弓河畔，门一楹，榜曰“道南祠”（孙慎行书），左右联曰：“伊洛渊源旧，梁溪俎豆新。”入门为前堂，进为祠堂，皆三楹。祠设五座几案，中间供奉杨龟山先生神位，左右四龛，供奉自宋以来各朝贤人之位。道南祠前堂有四块牌匾：“理学宗传”“继往开来”“正学津梁”“道在是矣”。前堂有四副对联：

祠堂有匾额五块：“洛闽中枢”“辅翼孔庭”“醇儒亮节”“伊洛正宗”“吾道前津”。有对联二副：

书院在道南祠之右，门一楹，榜曰“东林精舍”，内颜“洛闽中枢”。门前木坊颜曰“观海来游”。入门为丽泽堂，堂三楹，北壁置石刻《东林书院记》（欧阳东凤撰）、《依庸堂记》（邹元标撰）。进为依庸堂三楹，堂后庙门一楹，颜曰“燕居”。左右对联：“得其门而入，不可阶而升。”入门拾级而上，为庙一楹，设几案，供奉木主，祭祀至圣先师孔子，左右对联：“尽性至命立三才极，继往开来为万世师。”庙左右各有翼室，左为“典籍”，右为“祭器”。又右一楹为三公祠，设几案，供奉木主祭祀有功于书院的常州知府、无锡知县。

书院南面有一池塘，济以木桥，桥前广道十丈余，建石坊，坊前为通衢，止于弓河。濒河而东，稍折而南，也有木桥。院建大门二楹，榜曰“东林书院”。门联曰：“此日今还再，当年道果南。”两旁翼房数间，仪门一楹。入门为丽泽堂三楹，左右对联曰：“愿闻己果，乐道人善。”进为川堂，再进为讲堂，即依庸堂三楹。依庸堂左右对联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谨。”“坐间谈论人可贤可圣，日用寻常事即性即天。”堂左右有长廊，通大门，廊外俱有书室。丽泽堂对联有三：

依庸堂有对联四：

邹经畬《讲堂纪实》笔下的东林书院，俨然弦歌声声的讲学圣地：“负北向阳，前为门，为丽泽堂，川堂中为依庸堂。堂后门一座，为先师燕居堂，奉先师神位……讲院左为道南祠。自讲院门首东至祠，椐树成林。祠前为门，为敞厅，厅后门一座，为祠，上设龟山先生神主，左右列罗仲素先生、喻玉泉先生、尤遂初先生、胡德辉先生、李小山先生、蒋实斋先生、邵二泉先生。有祠田百亩。每岁春秋仲丁，燕居堂行释菜礼，龟山祠行祭礼，即于是日讲学始，余月俱于十四、十五、十六三日。四方来学者，远近不同，而三吴士绅为多。皆诸先生递主之。盖始于万历甲辰（三十二年），东隅片地，遂成洙泗。自壬子（万历四十年）泾阳（顾宪成）先生下世，景逸（高攀龙）先生为政，不异曩时。癸丑（万历四十一年）冬，特延钱启新（一本）先生过东林讲《易》，凡两阅月，开关启籥，人人会心。壬戌（天启二年）景逸先生应诏起光禄，以东林无主，则属之吴觐华先生，而华訒庵与一二同志左右之，一禀二先生遗训。”

邹经畬所说的释菜礼、祭礼，据刘元珍记录，是颇有古风的。古代的释菜礼多在孟春举行，释奠礼则四时举行，东林书院每年正月举行释菜礼，行礼之前三日斋戒，前一日宿院中，在先师牌位前设置祭器、祭品。至日夙兴，主祭者与陪祭者都穿吉服，迎神、鞠躬、跪拜，宣读祝文：“末学某等，敢昭告于至圣先师孔子：惟师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兹当东林书院一岁讲习之初，恭修释菜之礼，尚飨。”同日，在杨时及七先生（罗豫章、胡德辉、喻玉泉、尤遂初、李小山、蒋实斋、邵宝）神位前设祭器、祭品，行礼如仪，宣读祝文：“末学某等，敢昭告于宋杨龟山先生之神曰：惟先生倡道东南，至止锡邑，十八年仪刑俨在，五百岁道化如新。兹当东林书院一岁讲习之初，恭修释菜之礼。谨以仲素罗先生、德辉胡先生、玉泉喻先生、遂初尤先生、小山李先生、实斋蒋先生、二泉邵先生配，尚飨。”释奠礼与释菜礼大体类似，更加繁复隆重。

东林书院的讲习，有大会、小会之分。

大会每年一次，或春或秋；小会每月一次，全年共有八次：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酷暑的六月、七月及严寒的十二月、一月暂停（类似后世的暑假、寒假）。无论大会、小会，都有隆重的礼仪：“大会之首日，恭捧圣像悬于讲堂。午初，击鼓三声，各具本等冠服，诣圣像前行四拜礼。随至道南祠，礼亦如之。礼毕，入讲堂，东西分坐。先各郡各县，次本郡，次本县，次会主，各以齿为序，或分不可同班者，退一席。俟众已齐集，东西相对二揖，申末击磬三声，东西相对一揖，仍诣圣像前及道南祠，肃揖而退。第二日第三日，免拜，早晚肃揖用常服。其小会，二月、八月如第一日之礼，余月如第二日、第三日之礼。”

顾宪成为东林书院制订“会约”，崇奉万世斯文之主孔子，以及善学孔子的颜渊、曾子、子思、孟子，以他们的教导为宗旨。他说明其中道理：“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讲明义理，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名声、取利禄而已。今之为学者，既反是矣。 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而问辨之。”为此，他遵循朱熹白鹿洞书院的院规，对东林书院的同志规定：饬四要，破二惑，崇九益，屏九损。

饬四要，即一要知本，二要立志，三要尊经，四要审几。

——“知本云何？本者性也，学以尽性也，尽性必自识性始。性不识，难以语尽；性不尽，难以语学。吾绎朱子白鹿洞规，性，学也，不可不察也。”他之所以要提倡知本，有纠正当时学界风气的意图：“窃见迩时论学，率以悟为宗，吾不得而非之也。徐而察之，往往有如所谓，以亲义别序，信为土苴；以学问思辨，行为桎梏，一切藐而不事者，则又不得而是之也。识者忧其然，思为救正，谆谆揭修之，一路指点之，良苦心矣。”

——“立志云何？志者，心之所之也。莫贵于人，莫灵于心。心欲超凡民而之豪杰，豪杰矣；心欲超豪杰而之圣贤，圣贤矣。”显然是针对士人不知自贵，浮生浪死而言的：“有不然者，由其漫然不知自贵耳。幸而知自贵矣，乃或遇富贵贫贱之交则动，遇毁誉之交则动，遇死生之交则动，是情识可得而搀也。又或凭一察，挟一班，语上则黜下，语实则摈虚，语顿则薄渐，语方则左圆，浑然之中强生拣择，是意见可得而搀也。于是纯者驳，通者碍，我之心且不得而有之。即有所就，揆之自家性命，了无干涉。总之浮生浪死，虚担一个人名而已。”

——“尊经云何？经，常道也。孔子表章六经，程朱表章四书，凡以昭往示来，维世教，觉人心，为天下留此常道也。”然而人们对经典存在不敬态度，有的穿凿，有的矫诬，有的玩物，有的执方，总之是“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因此他说：“若厌其平淡，别生新奇以见超，是曰穿凿；或畏其方严，文之圆转以自便，是曰矫诬；又或寻行数墨，习而不知其味，是曰玩物；或胶柱鼓瑟，泥而不知其变，是曰执方。至乃枵腹高心，目空千古，一则曰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一则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即孔子大圣一腔苦心，程朱大儒穷年毕力，都付诸东流已耳。然则承学将安所持？循乎异端曲说，纷纷藉藉，将安所折衷乎？”

——“审几云何？几者动之微，诚伪之所由分也。本诸心，必征诸身；本诸身，必征诸人，莫或爽也。凡我同会，愿反而观之，果以人生世间，不应饱食暖衣，枉费岁月。欲相与商求立身第一义乎？抑亦树标帜，张门面而已乎？果以独学悠悠，易作易辍，欲相与交修互儆，永无退转乎？抑亦慕虚名，应故事而已乎”？据吴桂森解释，所谓审几，是要审察当下讲学一念，诚耶？伪耶？为己耶？为人耶？

破二惑，一是迷惑于无锡从未有讲学之会，二是迷惑于学问只须躬行不必讲。顾宪成针对人们对东林书院讲学之会的讥笑或惊骇，分析道：“所为笑者，谓迂阔而不切耳；所为骇者，谓高远而难从耳。窃惟伦必惇，言必信，行必敬，忿必惩，欲必窒，善必迁，过必改，谊必正，道必明。不欲必勿施，不得必反求，学者学此者也，讲者讲此者也。”他针对学问只须躬行不必讲，分析道：“士之于学，犹农之于耕。农不以耕为讳，而士乃以讲学为讳；农不以宋人之槁苗移诟于耕，而士乃以某某等之毁行移诟于讲学，抑亦舛矣。”吴桂森解释顾宪成的意思：“所谓二惑者，一则曰讲学迂阔而不切，有高远而难从，如朱子（白鹿）洞规，皆须臾所不可离，曷云迂阔？夫妇所可知能，曷云高远？此不当惑者也。一则曰学顾力行何如耳，若讲之而所行则非，何益？不知此病在所行，非所讲耳，岂得亿逆其行而先诟讲学也。此不必惑者也。”

崇九益，是说明东林之会有九大益处：

一，专以道义相切磨，使之诚意、正心、修身，以求达到圣贤之域。

二，本县缙绅及四方名硕惠临，向慕而来之草野齐民、总角童子皆得环而听教。

三，会讲之时，长者俨列于前，少者森列于后，耳目一新，精神自奋，默然相对，万虑俱澄。

四，会讲之时，非仁义不谈，非礼法不动，瞻听之久，潜移默化，一切凡情俗态不觉荡然而尽。

五，一堂之上，雍雍济济，能彼此互相严惮，能彼此互相切磋，声应气求，随取随足。

六，一人之见闻有限，众人之见闻无限，或参身心密切，或叩诗书要义，或考古今人物，或商经济实事，或究乡井利害，片言立契，相悦以解。

七，会讲虽然每年八次，每次仅三日，每日仅数刻，足以弃旧图新。既会之后，常如会时，了此数刻间公案，岂非人生一大关键！

八，愿闻己果，乐道人善，责我也周，望我也厚，爱我也至。纵欲妄自菲薄，聊自姑息，也不可得，岂非人生一大幸事！

九，会以明学，学以明道。其立言以声为律，并非世俗所谓立言；其立功日新而富有，并非世俗所谓立功；其立节成仁取义，浩然塞天地，并非世俗所谓立节，岂非人生一大究竟！

关于九益，吴桂森有一个简单的概括：一，讲学教人为圣为贤，非止科名；二，广联同志；三，指视森严；四，整肃习气；五，寻师觅友；六，广见博闻；七，可以按既往，可以筹将来；八，人之责望我者愈重；九，我之自树立者方真。凡此九益，可以陶铸生平，决非小事。

屏九损，就是要摒弃九种卑劣习气：鄙，僻，贼，浮，妄，怙，悻，满，莽。具体说来：一，比昵狎玩，鄙也；二，党同伐异，僻也；三，假公济私，贼也；四，或评有司长短，或议乡井曲直，或诉自己不平，浮也；五，或谈暧昧不明，及琐屑不雅、怪诞不经之事，妄也；六，己有过，贵在速闻速改，而或恶人之言，巧为文饰，怙也；七，人有过，贵在委曲密移，而或对众指切，致其难堪，悻也；八，问答之间，已经偶殊，答者宜徐察问者之指若何，明白开示，而或遽为沮抑，使之有怀而不展；问者宜细绎答者之指若何，从容呈请，而或遽为执辨，至于有激而不平，满也；九，人是亦是，人非亦非，道听途说，略不反求，莽也。

顾宪成最后总结道，他所写的东林会约，大都从朱熹白鹿洞书院的院规引申而来，退而思之，更发深感——“今日之会，乃一最重担子也。如此机缘，不可辜负，宜作何酬答？如此担子，不易肩荷，宜作何承当？”因此他起草东林会约，求教于同志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