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史——政治诬陷：“讲学东林，遥执朝政”



东林书院并非议论政治的讲坛。陆续革职罢官的顾宪成、高攀龙等人，从对朝政失望，到厌倦政治，躲进象牙塔内，潜心于四书五经，以继承孔孟程朱正统学脉为己任。万历三十六年，朝廷突然起用顾宪成为南京光禄寺少卿添注，一下子把早已优游林下的顾宪成拉回到政治舞台的聚光灯下，从此改变了他最后四年的生命轨迹，引来很多纠葛。

1．“人情所最跂望者无如开言路、起废臣二事”

起用废弃官员，是清议派多年来持续不断的呼声，这种呼声在万历三十六年达到高潮。对顾宪成的任命，其实是朝廷无可奈何之举。一则想借此封堵清议派官员的嘴巴，二则想把声望如日中天的顾宪成从山间林下拉回到体制内，以装点门面。谓予不信，不妨稍作回顾。

万历三十三年以来，官员们对于内阁首辅沈一贯的批判持续不断。该年六月，听补南京兵部郎中刘元珍语气严厉地指出：“不意今日乃有遍置私人，朦上钳下，如首辅沈一贯其人者。又不意有奸险异常，顽钝无耻，如刑科给事中钱梦皋其人者……（钱）梦皋身自为党，而反诬异己者少有建白，即以朋党目之。察其邪心，必至于翼赞（沈）一贯，搏击朝绅，引用匪类，使君子蒙剥肤之惨，小人固凭社之安，然后颠倒纵横，无不如意，欲侥幸则无所不侥幸，欲倾危则无所不倾危。贤人遁而主势孤，锢蔽深而上下隔，私门炽而大柄移。从古小人乱天下，率由斯路。”南京浙江道御史朱吾弼立即与之相呼应，称赞刘元珍的奏疏，“宏议谠论，已先得臣心”。对于沈一贯的自辩疏，以及皇上欲对刘元珍“重加惩治”的谕旨，深感忧虑：“皇上深居密勿，第闻（沈）一贯所独是非，不闻天下所共是非。”鼎力为刘元珍辩护：“（刘）元珍志希圣贤，心怀忠孝，不染一尘，不惮诸艰，当大任，决大疑，国家必不可无此等人”。兵部武库司主事庞时雍立即跟进，说：“自（沈）一贯辨论刘元珍、朱吾弼之疏一出，奸佞肝胆始大败露”，接着揭发沈一贯十大误国事例：一，损朝廷之元气；二，窃威福之大柄；三，废朝廷之巨典；四，顿朝廷之纪纲；五，空朝廷之积贮；六，启戎狄之睥睨；七，紊朝廷之黜陟；八，蛊士大夫之心术；九，壅朝廷之耳目；十，酿异常之天谴。尤其对于打击异己耿耿于怀：“累朝作养之人才，大半为（沈）一贯龃龉挫抑老且死，国家曾不得收其半分之用”。

沈一贯迫于舆论压力，无可奈何辞官而去。皇帝本拟再度起用已经退休的王锡爵，王锡爵颇有自知之明，迟迟不愿应召。于是内阁的第二把手朱赓就顶上了风口浪尖，此人完全继承沈一贯的衣钵，亦步亦趋，遭到严厉的批判。最为锋芒毕露的当推礼部主事郑振先。万历三十六年四月，他向皇帝呈上了“古今第一权奸疏”，列举朱赓十二大罪，比历史上的权奸李林甫、卢杞、秦桧之流，有过之而无不及。郑振先写道：

皇帝毫不犹豫地为阁臣辩护，口口声声说：“每日章奏皆朕亲览，裁度详断，阁臣有何专擅贿赂？这厮每屡屡逞臆，捏无影之事，诬陷辅臣，倾害忠良”云云，并且把郑振先降三级调极边地方。朱赓也自我辩护：“（郑）振先数臣十二大罪，不言第一庸臣，而言第一权奸，似非实录，俱不敢承。”尽管如此，朱赓、李廷机的声誉已经一落千丈。

在此背景下，起用废弃官员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早在万历三十四年，吏部左侍郎杨时乔（字宜迁，号止庵，江西上饶人）代表吏部，向皇帝提交一份起废官员名单，说明：“先年放逐诸臣，偶触诖误，困衡已深，不妨从众公举，一体叙录，以昭王道荡平”。这份名单中的两百多名官员，大多由于建言而遭到罢黜，吏部认为应该一体叙录。名单分为两类，一类是“诖误触犯官一百十员”，其中著名的有：

钱一本	南直人，福建道御史，万历二十年正月革职为民；
赵南星	北直人，吏部考功司郎中，万历二十一年三月革职为民；
安希范	南直人，南京吏部验封司主事，万历二十一年十二月革职为民；
顾宪成	南直人，吏部文选司郎中，万历二十二年五月革职为民；
乐元声	浙江人，工部都水司郎中，万历二十四年五月革职为民；
冯从吾	陕西人，河南道御史，万历二十四年正月革职为民；
于玉立	南直人，刑部云南司郎中，万历三十一年十二月革职为民；
刘元珍	南直人，南京兵部职方司郎中起复候补，万历三十三年七月革职为民；
庞时雍	山东人，兵部武库司主事，万历三十三年七月革职为民。

另一类是“迁谪官九十六员”，著名的有：

邹元标	江西人，吏科给事中，万历十二年正月降南京刑部照磨，历升本部广西司郎中，丁忧；
于孔兼	南直人，礼部仪制司郎中，万历二十一年二月降浙江安吉州判官添注；
顾允成	南直人，礼部仪制司主事，万历二十一年二月降河南光州判官添注；
张纳陛	南直人，礼部仪制司主事，万历二十一年二月降河南邓州判官添注；
薛敷教	南直人，国子监助教，万历二十一年二月降河南光州学正；
高攀龙	南直人，行人司行人，万历二十一年闰十一月降广东揭阳县典史添注，丁忧。

万历三十六年二月，河南巡抚都御史沈季文，为无端遭到罢黜的马犹龙申冤，提及钱一本、李世达、岳元声、温纯、赵南星、顾宪成、邹元标等名流。他说：“马犹龙为推官，清慎明决，誉冠一时，以不听给事中陈与郊嘱托，仅升刑部主事。会钱一本论劾前御史祝大舟多赃，尚书李世达特举（马）犹龙往取卷案。（马）犹龙孤身兼程，尽法而还，令欲庇（祝）大舟者不得增损一字，依律遣戍，一时贪墨之风为之警息。寻擢督学，师表赫然。乃（祝）大舟之姻亲在要津，卒中以考功法而去。公论共为不平，当时工部郎中岳元声即上疏申救；比年都御史温纯亦条陈及之，而尚未有雪其冤者……及臣与在野诸臣如赵南星、顾宪成、邹元标等，泛论海内人物，诸臣无一人不首推（马）犹龙者。夫（赵）南星等为当世正人君子之领袖，心怀道义，口吐衡鉴，真心为天下国家，而不肯轻试一语之誉，以阿私所好者耶！”三月，南京吏科给事中陈嘉训请求皇帝分别起用废弃诸臣：“大抵诸臣之废弃者非一人矣，熟察才品累有数端。其间固有志存清献，疏植纲常，指事陈辞，议关宗社，卓然天壤俱存者。及奉身而退，居勤砥砺，不为建白懈其躬修，动成模范能以学问融其气节……其次，则居官耻于诡随，遇事辄为慷慨一鸣，既斥而黜无尤，岩居绝竿牍之私，陋巷高汝南之旦。虽学问涵养未可尽知，亦可谓士之立节者矣。又其次，或以一事忤之而籍列编氓，偶因同曹之处而久辞簪笏，无处无誉，才有同于括囊；不协不罹，志愈坚于衡困，此又士之寡过者。”

万历三十六年八月，礼科给事中张凤彩上疏：“乞录用废弃诸臣，如邹元标、顾宪成、赵南星等，又刘元珍、王德完、庞时雍等。”

九月，刑科给事中彭惟成直言：“臣见数年以来，人情所最跂望者，无如开言路、起废臣二事。”他说，两年前吏部胪列二百人的名单，一概起而用之，未免迹近于滥，他经过虚心博访，从中选择二十二人，希望朝廷起用：“如原任南京刑部郎中邹元标，原任吏部郎中赵南星，原任吏部郎中顾宪成，原任福建道御史钱一本，刚折不挠，浩然充塞于宇宙；涵养益懋，粹然真入于圣贤……原任兵部郎中刘元珍，原任大理寺评事雒于仁，行人高攀龙，或以直谅以匡时，而正论久闻于朝廷；或清修以范俗，而公评允协于乡邦。”

四川道御史董绍舒上疏，推荐邹元标、孟养浩、顾宪成、赵南星、王德完、庞时雍、刘元珍、宋焘、郑振先、姜士昌等。

湖广道御史吴亮恳切皇帝“惩前毖后，任贤去邪”，他说：“自申时行、王锡爵鉴政府相夷之祸，缔权门互结之缘，秘诀弥工，深心莫测……乃今沈一贯、朱赓抑又甚焉。朝廷都邑无一事不败坏，而闻于败坏中偶举一二行之，坏者以为主过，行者以为己功也；卿贰庶僚无一人不困抑，而间于困抑中稍举一二用之，用者以为己恩，困者以为主怨也。”又说：“职尝读《宋史》，丞相贾似道、史弥远、韩侂胄，越州相维，宋祚遂移。试观今日之端揆，宛似曩时之覆局，规随画一，授守坚凝，但求门户之无虞，不顾国家之有害。”他的这番言论，与上疏言官起用废弃诸臣的主张，遥相呼应。

礼科给事中张凤彩再次弹劾前内阁首辅王锡爵，将赵南星、顾宪成、高攀龙、薛敷教等斥逐一空，至今海内扼腕，纠参贤人辅臣朱赓、李廷机明露机锋。工科给事中何士晋弹劾王锡爵、朱赓斥逐正人如赵南星、顾宪成、薛敷教、张纳陛、于孔兼、高攀龙、安希范等。福建道御史穆天颜呈上题为“阳德方舒，皇恩宜鬯，以疏久滞，以通仕路事”的奏疏，说：“部推如邹元标、赵南星、王德新、刘道亨、刘为揖、陈洪烈、逯中立、白瑜、胡克俭、周师圣、涂乔迁、刘九经、薛敷教、高攀龙、何乔远等，俱各拟起用；王之栋、钱一本、李宗延、冀体、彭应参、邹德泳，俱各拟还职。”

起用废弃诸臣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令当权大老不能等闲视之。

2．“顾宪成起升南京光禄寺少卿添注”

起用顾宪成为南京光禄寺少卿添注的决定，就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做出的。万历三十六年十月二十一日，顾宪成接到任命：“顾宪成起升南京光禄寺少卿添注。”这一任命，一看便知是内阁辅臣朱赓等人敷衍舆论而采取的对策。万历二十二年顾宪成罢官之前，担任的是吏部验封司、考功司、文选司的郎中，握有人事实权。而光禄寺是掌管宫廷膳食的机构，何况又是南京的光禄寺，连宫廷膳食的职掌都没有，基本是一个“投掷闲散”的虚职。朱赓本不想起用顾宪成，故意用这样的虚职来搪塞，料定顾宪成必定推辞，他就可以博得起用废弃诸臣的美名。顾宪成本来就无意再度出山，挚友赵南星对他的心态了如指掌，这样写道：“戊申（三十六年）起南京光禄寺少卿，命偶下，公知当道无意用之，不出。”

顾宪成知道当道衮衮诸公无意用他，但是这一任命毕竟是以皇帝圣旨形式发出的。他的《年谱》万历三十六年十月条记载：

既然是皇帝圣旨，就必须认真对待，但是顾宪成始终没有表态，直到次年三月份，才写了奏疏，向皇帝恳乞休致。北京的通政司收到这篇奏疏，显然不同意他的“恳乞休致”，将原疏退回给顾宪成。这就意味着这篇奏疏没有成为朝廷的文件，也没有收录于《泾皋藏稿》中，他的后人为他写的《年谱》，收录了这篇奏疏。从中可以看到当时顾宪成的心态，值得细细琢磨，故而不厌其烦引录于下：

“万历三十七年，六十岁。

三月，奏为衰病交侵恳恩休致事。

五月，通政司将疏发还。疏言：‘臣以疏庸，重负任使，顷蒙皇上简录，谊当竭蹶而趋。惟是臣年六旬，两目昏花，两耳重听，起居尚须扶掖，何能勉效驰驱？反复思之，与其冒昧而进，孰若审量而退；与其出而颠沛，孰若处而苟全。伏乞敕下该部查臣别无违碍，容令休致，臣愚幸甚。’

又与诸相知书曰：‘弟自分长卧烟霞，忽叨新命，能无感激图报？但思林下诸君子，计二百余人，有去国在弟先者，有科名在弟前者，有困顿十倍于弟者，又有与弟同事而被谴者，不与其事因弟波累者，皆未闻有弓旌之招，弟独何颜而先之乎！此一说也。东林之社是弟书生腐肠未断处，二三同志日切月磋，年来声气渐孚，可望求益。一旦委而弃之，既有所不忍。徐观时局，千难万难，出而驰驱，必至偾事，又有所不敢。此又一说也。水间林下，正与病骨相宜，非敢上负圣恩，下负知己，谅之谅之。’

疏至，举朝纷纷诣通政司，戒毋封进。”

这篇奏疏显示了顾宪成一贯直言无忌、锋芒毕露的风格，通政司之所以把原疏退还，是叶向高的意思，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去年十月二十一日顾宪成接到邸报时，内阁首辅还是朱赓，到了十一月，朱赓病故，而内阁次辅李廷机早已杜门不出。五月入阁的三辅叶向高，实际上成了阁务的唯一主持者。从大局考虑，他是希望顾宪成出山的，所以才有退还奏疏之事。《年谱》所说“举朝纷纷诣通政司，戒毋封进”，其实是叶向高的意思。《年谱》在此条之后写道：“叶公台山飏于众曰：‘顾君今日不出，将来林下诸贤赐环者，皆不敢不辞矣。有一不辞，是嗜进耶，谁甘之乎？’”于是叶向高写信给顾宪成，请他不要再推辞：“今海内以门下出处卜世道安危，盖不但如东山之安石，雒下之司马也。徴书一下，凡有血气者莫不欢腾。而高卧尚坚，来章甚恳，其何以答苍生之望乎？愿门下幡然夙驾。大疏纳言，君恐违众论，不敢进矣。”吏部尚书孙丕扬等高官，也写信敦促顾宪成北上。为此吏部再次宽限赴任日期，通知说：“看得本官才望茂著，品格清贞，乞休难以允从，相应勉留赴任，为此宽限本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任缴凭。”

《年谱》所载“衰病交侵恳恩休致”奏疏，有几点值得注意。其一，顾宪成明白当道无意用他，婉言推辞“南京光禄寺少卿添注”任命。表面上的理由是健康状况不佳——“起居尚须扶掖，何能勉效驰驱”？深层的原因是遭到朝廷废弃林下诸君子，有二百余人，有的废弃比他早，有的资历比他老，有的困顿比他严重，有的受他波及而被谴，都没有起用，他没有颜面先出山。而且时局千难万难，他出来效劳，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偾事。何况东林书院办得很有生气，蒸蒸日上，每天与二三同志切磋学问，一旦抛弃于心不忍。必须指出的是，《年谱》把顾宪成的奏疏文字，与他的书信文字（即“又与诸相知书曰”以下一段）混在一起。其实“又与诸相知书”，就是写给挚友李三才的书信，从中可以看到他之所以推辞任命的真正原因。请看：

他说得非常清楚，时局千难万难，只有李三才的大才卓识、全副精神，才有旋转的希望，而他自己仅仅可以于水间林下藏拙，与同志在东林书院切磋学问，成为一个江东老腐儒，如此而已。

面对叶向高的规劝，以及吏部的宽限赴任日期，万历三十七年十一月，顾宪成再次上疏恳乞休致：

这篇奏疏的基调依然是乞恩休致，理由是“目昏耳聋，老态尽见，已不足效驰驱备鞭策”。其中的一段话颇值得推敲：“且夫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恝然置安危理乱于不问，以自便其身图，臣所大耻也。”其实是正话反说，意思还是不想再出山从政。所以“臣所大耻”云云，不过是修辞而已，要强调的恰恰是“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这种想法在给李三才的信中有直白的表露：“凭轼而观时局，千难万难，必大才如丈卓识如丈方有旋转之望。如弟仅仅可于水间林下藏拙耳，出而驰驱世路，必至偾事。”所谓“水间林下藏拙”，就是“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的另一种表述。这是东林书院时期顾宪成心态的真实流露。他常常对友人说：“弟向来筑室枯里中，日出而起，日中而食，日入而寝，其意以诗书为仇，文字为赘，门以外黑白事寂置不问。”他久已把自己看作一个桃花源中人了：“予抱疴泾曲，日坐卧斗室中，酬应都罢，几如桃花源人，不复闻人间事。”

钱谦益少年时代曾经跟随父亲到东林书院拜访顾宪成，以后又和他的儿子顾与渟、顾与沐交游，在他心目中，“端文为人，虚和闲止，不关世事，凝尘委衣，危坐终日”。这种“虚和闲止，不关世事”的举动，和高攀龙是互相辉映的。高攀龙给老师赵南星的信中，一再流露只做闲人不问世事的心态：“龙今年自东林会期外，即入山闭关，以学问宜静，以衰年宜静，以时局宜静，此时山中人不一味静默，非学矣”；“世局如此，总无开口处，总无着心处，落得做个闲人，自家性命自家受用而已”；“奉老师之命，不敢言时事，亦不忍言也……当此患难，非平生学力抵当不过。老师得力者，专望详示。龙屏居湖干，不见一客，洗心待尽而已”。高攀龙自然是支持顾宪成恳乞休致的。赵南星也劝顾宪成不要出山，顾宪成回答道：“是吾心也。”

看来顾宪成不出山是明智的抉择。当时不少官员认为，仅仅启用为南京光禄寺少卿，是大材小用，应该任命更重要的岗位，朝廷都不予理睬，足见赵南星所说是千真万确的：“戊申，起南京光禄寺少卿，命偶下，公知当道无意用之，不出。既而推京兆不下，易以他人，又推佥院为陪。”这可以从当时官员的言论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起顾宪成南京光禄寺少卿添注”的谕旨发出之后，工科给事中王元翰就上疏批评历任内阁首辅：“陛下三十年作养之人才，一半扫除于（申）时行、（王）锡爵之手，一半禁锢于（沈）一贯、朱赓之手。”有鉴于此，他权力推荐邹元标、顾宪成、赵南星、高攀龙、薛敷教、于玉立、刘元珍、庞时雍、王士骐、黄正宾等。河南道御史刘光复条陈时务最急十事，其中第二条说：“近起顾宪成数人，通都悉已弹冠，推类广收于科臣彭惟成、王元翰、台臣穆天颜所言，邹元标、赵南星、高攀龙、逯中立、汪若霖等数十人，一概牵复帝庭。”要让几十名废弃官员随而起用，绝对是不可能的。言官一而再再而三呼吁，朝廷始终没有松口。

署理礼部事务的右侍郎萧云举忍无可忍，条陈八事，第四条是惜人才：“臣见二十余年以来，孤忠谠论之士匿影埋名，赉志以殁者不少，若早蒙片纸召还，岂无半臂之力？而本部屡请屡格，未见施行，以致日月不停，头颅渐老，席旧齿者凋残几尽，投散局者沉顿不扬。近虽偶起一二名流，中间尚多停阁。臣等疏名以请，倘得及时超用，尚可嘘暖于寒灰，补完于破甑。彼知感报塞，其中必有瑰奇。”萧云举所说的“本部屡请屡格”，“偶起一二名流，中间尚多停阁”，反映了朝廷对于起用废弃诸臣的消极态度。至于他所说的“投散局者沉顿不扬”云云，颇堪回味。起用顾宪成为南京光禄寺少卿，显然是“投散局”，结果必然是“沉顿不扬”。

当局可能是顾虑“投散局”之讥，万历三十八年二月，吏部推荐顾宪成出任太常寺少卿，遭到朝廷否决。《年谱》记载：“二月，吏部因前疏留中，复展限本年七月二十五日到任。推翰林院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少卿，疏上，奉旨：将洪文衡升补。洪（文衡）具奏言：‘臣不敢先顾某。’逊谢久之。福清相（叶向高）以书促其赴任曰：‘顾君已推佥院，不以一常少（太常寺少卿）为重轻也。’洪（文衡）乃就职。”叶向高所说“顾君已推佥院”，是五月间之事。吏部鉴于都察院缺官情况严重，提议吕坤出任一把手（左都御史），许弘纲出任二把手（右都御史），顾宪成与高攀龙出任左佥都御史，再度被朝廷否决。

《年谱》记载：“五月，推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时大僚多缺，都察院堂上官止孙公玮一员。廷推吕坤左都御史，许弘纲副之，公（顾宪成）及高公（攀龙）举以左佥都，协理院务。惟许（弘纲）得旨，余皆不下。”也就是说，朝廷只批准许弘纲为都察院右都御史，其他人选都不批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廷推”的方案遭到否决？《年谱》在“余皆不下”后面有一段文字，或许可以看出一点端倪：“乔应甲（都察院官员）揭末云：‘顾老先生屡推本衙门，指日堂官也。知公必不轻出，故益无忌惮，与中州考功、东粤侍御皆无忌惮之甚者。四明某（沈一贯）实为发纵。众正交章代公（顾宪成）剖明，而段给谏然、吴侍御亮、汪侍御怀德，不胜愤，皆朝拜疏而夕弃官，尤班行中异事也。’梅给谏之焕疏有云：‘惜国脉者决不可借题目以攻东林，惜东林者决不可借东林以为题目。’公极赏之。”看来障碍无非就是“东林”二字。

以此之故，后来吏部再推顾宪成为通政司左通政，依然是无果而终。无怪乎吏部要感叹“二十年公廉寡欲之臣，奖拔未完，淹沦可惜”，在他们看来，起用顾宪成为南京光禄寺少卿，已经有悖于“咨访荐扬之苦心”，何况以后又屡荐未允，令人难以理解。因此这篇吏部奏疏值得一看：“维是原任陕西按察司副使姜士昌，官止参藩，寻以直言被斥。原任浙江处州府推官顾宪成，名寄光禄，曾无破格显荣，既违咨访荐扬之苦心，亦背着实举行之明旨。仰惟皇上一日二日有万几焉。窃思姜士昌、顾宪成所以屡推未允者，或亦以为犹夫人耳，不知固二十年前部院科道选于万人中，止得公廉几人，而两人即其二也。皇上聪明天授，悉此无难。乞将推升二官缘由题请明白，一以彰朝廷知人善任之美，一以完二臣未尽之用，通呈到部为照。报为之忠，原以荐士负国之罪，无如蔽贤，臣等所以屡推顾宪成左佥都御史，量升姜士昌尚宝司司丞者，非欲沽荐士之虚名，唯恐冒负国之实罪也。”奏疏被皇帝留中，不予理睬。

3．“直道难容，枉道易合”——关于《寤言》与《寐言》

万历三十五年六月，已经退休的前内阁首辅王锡爵收到复出的召唤。一个月前，皇帝在给内阁首辅朱赓的谕旨中说：“朕览卿奏，具悉忠爱详慎至意，会推诸臣已点用了。朕思在籍旧辅王锡爵，辅赞多年，忠诚正直，国家多事之际，可以共济时艰，欲召来同卿夹辅，协恭办事。”在太仓家中的王锡爵，看到了六月初十日的邸报，才知道皇上要他出来“共济时艰”，而且赐给“少保兼太子太保”的头衔，再度出任内阁首辅。年逾七旬的王锡爵早已今非昔比，缠绵于病榻，立即写了推辞恩命的奏疏，表达了“感激战悚，涕汗交下”之情：“曾未有如臣起家侍上之久，从无片言之忤，而及今则又以十三年去国之逋臣，七十四岁卧床之绵疾，犹然上厪惓怀，特蒙升召。君臣之间真可谓始终尽善尽美，臣纵有百身，岂不直剖心摩踵以报所天，忍死舆疾以趋严命……夫臣身未登朝，而病已至此，即一旦旅进阙廷，腆颜荣久，晨入暮出，借何力搀扶？拟票奉行，属何人代笔？此事势之必难勉强者。”

王锡爵所说“君臣之间真可谓始终尽善尽美”，诀窍就在于，事事与皇帝保持高度一致，就是他自己所说的“从无片言之忤”。无怪乎皇帝要称赞他：“辅赞多年，忠诚正直”。他的几上几下，也证明了这一点。万历十九年，因母病，多次恳请归省，才得到允准。不久皇帝多次下旨召还，他几次上疏推辞未果，于万历二十一年入朝。由于三王并封之议，引来舆论哗然，迫使他于万历二十二年五月致仕。想不到十三年之后，皇帝再次要他入朝，无奈年迈体衰，力不从心，只得婉言谢绝。他接连上了十道推辞奏疏，万历三十八年，他的“十辞召命疏”发出不久，一命呜呼，此事才算了结。

王锡爵是一个颇有心机的人，在公开呈上“辞召命疏”的同时，写了“密揭”（或曰密奏），派家人专程送进皇宫。密揭不同于一般奏疏，不必经过通政司，即使内阁同僚也无法看到。进密揭是他的一贯风格，这次也不例外，他向皇帝说明情况：自己无法写字，儿子王衡卧在病榻，只能由年幼的孙子王时敏代笔。“记得先年在阁时，每遇此等密揭，常手自作书。今竟苦病眊绝笔，而男衡又病不能为之代书，只得令幼孙时敏未成文理之儿誊写。而臣亲自缄封，以付家人王勉随便附进。外不使通政司官知，内不使在阁同官知。”他不能应召入朝，政见还是要发表的。那么它想要表达什么政见呢？在一份“辞疏外密奏”中，他对于当前政坛指陈时政、卖直沽名的风气十分不满，对皇帝说：“臣虽在远，每窃观邸报中恶言詈语，总斥乘舆，鬼泣神号，遍传都市。甚而诬指清朝为叔季逆决，危乱于崇朝。皇上但以禽兽畜之，一切置而不理，以为我之量大，正不烦言；彼之气衰，久当自定。而不知此辈方将恃皇上之不瞋不喜，因得行此卖直沽名之计，将来其气愈盛，其言愈长，嚣凌诟谇之祸又有甚于今日者。”这显然是希望皇帝制止卖直沽名风气，防止嚣凌诟谇之祸。又向皇帝献策：“明开言路，阴散狂党”：“与其故意裁抑，留不肖以塞贤者之途，孰若稍事疏通，简新进以决旧日之壅。此则臣之私论，明开言路，阴散狂党，为今日揽权最上着也。”

皇帝起用顾宪成为南京光禄寺少卿，是否受到王锡爵的影响，不得而知。但是两位起用而不赴任的官员之间，有了交集，却是不争的事实。据《年谱》记载：万历三十五年七月，顾宪成作《寤言》《寐言》。距离皇帝起用王锡爵的谕旨发出，相去两个月，顾宪成判断王锡爵必将入朝出任内阁首辅，希望他好自为之，写了《寤言》《寐言》，两人之间还有书信往来。

两人的政见分歧是显而易见的，十多年前，顾宪成的罢官一大原因，就与此有关。如今获悉王锡爵即将复出，顾宪成的感受是复杂的，写信给昔日的“王相国”，首先想到了万历十四年秋天的一场对话。王锡爵说：京城近来有一异事，庙堂所是，外人必以为非；庙堂所非，外人必以为是。顾宪成立即调侃道：外间亦有一异事，外人所是，庙堂必以为非；外人所非，庙堂必以为是。他在信中似乎不经意地旧事重提：“乃今先生耕闲钓寂，浃一纪而余矣。天下之故，国家之表里，当益筹之熟矣。向之所见以为是，究竟是乎否也？向之所见以为非，究竟非乎否也？”这样的争辩是非，未免过于咄咄逼人，于是话头一转，和缓地说：“又益阅之精矣，雄心锐气日销月镕，翼翼乎，休休乎，断断乎，穆穆乎，浩浩乎，中和之体备矣。是故根深者未必茂，源远者流必光，云龙风虎，万物快睹，将令天下后世咸知，吾君吾相之能相与大有为也。”信的末尾，感叹道：“时乎时乎，往者不可追，来者不可再。时乎时乎，惟先生三思，惟先生努力，惟先生珍重，惟先生加饭。”

随信附上了先前所写的《寤言》《寐言》。前者是清醒的言论，后者是睡熟的梦话。意图无非是，把严肃的政治话题，包上一层朦胧的外衣，变成了不必深究的闲聊。

《寤言》是说七月一日下午假寐醒来，东里塾叟来访，两人之间有一场关于时局的对话。

塾叟问：听说王相国有新的任命，会出山吗？

顾宪成答：这要分析。出而大展平生，旋转乾坤，慰满四海喁喁之望，是上局。出而循守故常，如入宝山空手而回，是下局。坚卧不出，无咎无誉，是中局。众人揣摩相国之意，最大可能是中局。

塾叟说：如果相国是一个庸人倒也罢了，相国是一个大豪杰，几乎不可能。我为童子讲课之余，喜欢从缙绅先生处借读邸报，略知时局。当今执政者后先相承，有一个心诀：顺之则安，即使天下交口而哗之，偃然无恙；逆之则危，即使天下引领而属之，莫能久于其位。因此赵志皋遭到众多诟病，死而后已，还是得到皇上的恩恤，好像在位时有大功劳似的。沈一贯到了十分狼狈的境地，罢官而去，还是得到皇上的温谕，眷眷不舍，好像不能一日离左右的样子。而王家屏早晨请辞，晚上就批准；沈鲤晚上请辞，次日早晨就批准。果然是直道难容枉道易合，自古而然？还是一时气运尔尔？不然的话，或许有暗中操纵线索的人？我愿相国出山，扭转这种局面。

顾宪成默然。

塾叟继续滔滔不绝：说者谓，宰相以知人用人为职责，吏部与阁臣斟酌天下贤不肖，以俟朝廷处分，其体势固难逊避，亦难异同。而近世阁臣惧威福之名，不复问吏部；吏部惧权贵之名，不复问阁臣，遂至互相冰炭，而朝廷亦不复信阁部。到底是吏部妨碍内阁，还是内阁妨碍吏部？到底是吏部不问是真，还是内阁不问是假？如果说内阁权轻吏部权重，为何不见吏部驱逐内阁，但见内阁驱逐吏部？我愿相国出山，为之表正于其间。

顾宪成还是默然无语。

塾叟说：近来执政的微指，鉴于吴中行、赵用贤等君子太劲而苦，用之不便；王篆、陈省等小人太靡而秽，用之不雅。莫若选择谨厚一路人而用之，这一路人既不喜为危言危行，轻作风波以梗我，也不恣为荡言荡行重溃堤防以溅我。人们都说，君子宜亲，这一路人不可疵其非君子；人们都说，小人宜远，这一路人不可疵其为小人。执两端而用中，以息阿比之端，绝喧嚣之窦，平偏党之论，杜好事之口，而天下且帖然驯服，无所施其纷纷。人人以模棱为工，事事以调停为便。遇贤否不欲两下分明别白，混而纳之于平等，而说我能剖破藩篱；遇是非不肯一下直截担当，漫而付之于含糊，而说我能脱落意见。久而久之，正气日消，清议日微，士习日巧，宦机日猾，只知有身，不知有国家，只知有私交，不知有君父。我愿相国出山为之挽回。

听了他的长篇大论，顾宪成居然睡着了。塾叟颇为不悦，拂袖而去。

这篇寓言式的文章，假托塾叟之口，抨击朝政的弊端。执政的秘诀，可以由八个字概括：顺之则安，逆之则危；官员的命运，也可以由八个字概括：直道难容，枉道易合。因此执政的最佳策略，既不用“太劲而苦”的君子，也不用“太靡而秽”的小人，只用谨厚一路人，追求模棱、调停，不分贤否，不分是非，于是乎形成今日政坛之上，正气日消、清议日微、士习日巧、宦机日猾的颓靡之风。两人的对话，顾宪成始终是默默倾听，没有表态。这不过是一种写作技巧而已，人们透过塾叟锋芒犀利的话语，看到的是顾宪成对于政局的看法，其中也隐含着对王锡爵的非议。

《寐言》更加离奇，写的是梦中与王锡爵的对话，所以在文末特地点明“不作白日说梦矣”。话题是由《寤言》延伸而来，东里塾叟离去后，顾宪成步出中庭，徘徊往来，反复琢磨他的话语，不能自已。傍晚就寝时，忽然梦见王锡爵从太仓来到无锡，两人相会于芙蓉湖上。王锡爵首先开口：君必有以助我。顾宪成回答：宪成何知？只是当今有一大冤案，须先生昭雪。于是谈起当年他在吏部考功司工作时，处理邹元标谢病罢归一事，吏部左侍郎蔡国珍传达内阁首辅王锡爵话，皇上批示：“着放他去”。

顾宪成说：“此却更宜斟酌。试思皇上此念从何而来？是耶，宜将而顺之；非耶，宜匡而救之。若不问所以，皇上曰如是，相国遂亦曰如是，皇上且谓可以，惟其言而莫之违也，非所以光君德也。相国曰如是，部中遂亦曰如是，相国且为可以，惟其言而莫之违也，非所以光相道也。”

总之，在顾宪成看来当年邹元标的罢官是一桩冤案，而皇上的冤案，只有内阁能为之昭雪，请先生留神。叮嘱再三，不觉放声大哭，家人大惊，急忙叫醒，原来是一场大梦。

顾宪成想用这样奇特的方式，告诫即将出山王锡爵，不要像以前那样事事处处都顺从皇上旨意，对的可以顺从，错的应该匡救。

王锡爵并非等闲之辈，尽管他一再推辞皇上的召命，无意再出任内阁首辅，但是对于顾宪成的批评，毫不客气地全盘拒绝。他的回信，只有开头一句话带有称赞的意味：“今之道学家、文章家，胸中曾有此擘画，有此议论否？”接下来笔锋一转：“惜乎未审不佞情事，浪以黄金掷虚牝，可叹也！”于是乎逐条反驳：

——“使不肖果已扶服装行，责成未晚。今一门疾痛，满座巫医，其身之死生未卜焉，卜出处又焉卜理乱？”

——“不佞愚人也，诚不知阁部以何时异同？分宜（严嵩）、江陵（张居正）亦何曾见有异同之迹？且如蔡太宰以邹南皋之见废，驾言不佞，此异同在阁乎，在部乎？”

——“若据此而谓，不佞不出，出则必当挽回。则不佞且宁甘为乡愿，不敢作国家基乱之臣耳！”

顾宪成收到王锡爵的复信，展诵再三，竟自茫然。两人对于一系列人事的观点如此大相径庭，竟然以为严嵩、张居正“亦何曾有异同之迹”，感到不可理喻。“反复踌躇，不得其说，又不可再渎，姑记所疑，而存诸箧中”

由于王锡爵连上十道“辞召命疏”，直至万历三十八年病逝于家，始终没有赴任。因此他们之间的书信往还，纯粹是私下的人情交往。顾宪成并没有公开评论王锡爵的进退，自然难以认定为“遥执朝政”。

当时官员对于王锡爵复出的反应，与此截然不同。

万历三十六年十二月，大学士叶向高奏请增补阁臣，说：“宜念臣（朱）赓遗言，敕下九卿，从公推举，亟赐简用。其旧臣之忠贞夙负，身系安危者，特赐召用，而又焕发温纶，促（王）锡爵之来，谕（李）廷机之出。”立即遭到言官们的强烈反对。

直隶巡按御史左宗郢说：朱赓遗疏断不可听，旧辅王锡爵断不可来，次辅李廷机断不可出。

刑科给事中彭惟成说：辅弼大臣千载一时，宜上念国家安危至计，下顺天下好恶公心，助发皇威，善承天意。虽有同官之交情，共事之小嫌，然大义为重，情嫌为轻。尚可云促（王）锡爵之来，谕（李）廷机之出哉？”

彭惟成条陈庙谟更新急务六事，第四条谈及大臣进退，认为沈鲤虽然白首，身体尚壮，可以起用，何必恋恋于王锡爵？

万历三十七年正月，刑部山西司主事谢廷谅说：“陛下将用（王）锡爵乎？而锡爵无可出之理；将用（李）廷机乎？而廷机无可晋之理。廷机之气弱而暗，奋螳螂之臂以当辙；锡爵之气高而扬，震虎豹之威以负隅。”

刑科给事中张国儒说：“中外喧传谓（王）锡爵必来。以臣度之，彼即涂面欲出，行人晕厥，初必力止之，亦何颜与俱来乎？其不来无疑也。惟是李廷机，当朱赓就木之后，尚欣欣有当国之思。此真宇内一大怪物，不可以人理论矣。”

工科给事中何士晋说：“（王）锡爵‘逢’之一字足以蔽其精神，‘贼’之一字足以定其断案。”

这些人的议论，足以显示王锡爵之名声不佳。毫无疑问，这些人的议论决非顾宪成煽动起来的，当然不能斥之为“遥执朝政”。

4．淮抚李三才的为官风采

皇帝任命顾宪成为南京光禄寺少卿，顾宪成以身体有病难以驰驱为由，请求休致，未获批准。吏部则意在宽限赴任日期，并且不断推荐他出任太常寺少卿、都察院左佥都御史、通政司左通政。因此，这一时期顾宪成的官方身份颇为独特，是尚未赴任又未休致的南京光禄寺少卿。万历三十七年末至万历三十八年初，李三才遭到无端诽谤，顾宪成挺身而出，为之辩护，被别有用心的人诬陷为“讲学东林，遥执朝政”。

李三才是万历朝官僚队伍中少见的干才，在担任漕运总督、凤阳等府巡抚任上政绩卓著。此人作风泼辣，刚直不阿，敢于直言极谏，为清议派官员所推崇，后来竟然被别有用心的人扣上东林党魁的帽子，实在是非常荒唐的事。

李三才，字道甫，顺天府通州人，万历二年进士，历任户部主事、郎中。万斯同说：“（李）三才雅负志节，与南乐魏允贞、长垣李化龙，以名世相期许。”万历十一年三月，御史魏允贞条陈四事，其二是“严科举之防”，主张内阁辅臣张四维之子张甲徵、申时行之子申用懋，应该采取回避制度，取消进士资格，待到其父退任之后，再来参加进士考试。皇帝颇为不满，认为魏允贞“漫逞私臆，语多过当”。张四维、申时行为了避嫌，请求皇上将张甲徵、申用懋“回籍肄业”，“待臣等去位之后，候补廷试”。皇帝为了安慰张四维、申时行，下旨贬谪魏允贞。李三才奋然上疏说，魏允贞说得对，皇上应该采纳。皇帝大怒，将魏允贞贬为许州判官，李三才贬为东昌府推官。由于他颇有政绩，陆续晋升为南京礼部郎中、河南参议、河南副使、山东学政、山西学政、大理寺少卿。万历二十七年，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出任漕运总督、凤阳诸府巡抚。

李三才管辖的范围，北至徐州、淮安，南至扬州，运河沿线城镇密布，大多是矿税太监横行之地，徐州有陈增，仪真有暨禄，扬州有鲁保，沿江有邢隆。他们口含天宪，颐指气使，胡作非为，“延引奸徒，伪契符印，所至若捕叛亡，公行攘敛。而（陈）增尤甚，数窘辱长吏。独三才以气凌之，随事裁抑，其爪牙肆恶者，密令死囚引为党，辄捕杀之，（陈）增为夺气”。他毫无畏惧地指责矿税太监的胡作非为：

皇帝没有理睬，他再上一疏：“数日以来，远迩传闻，凡有章奏但系矿税，即束高阁，一切不省。臣且信且疑，且警且骇，信斯言也是治乱存亡之机也，臣不愿皇上有是也。夫天下之患莫大于忌讳而不敢言，尤莫大于固拒而不受言。忌讳而不敢言，罪在下，犹可说也；固拒不受言，责在上，不可说也。臣之前疏非泛常之疏也，国脉民命之所关，天心祖德之所在也……拆人之屋，掘人之墓，奸贪残贼，若近日秦楚等处所奏，即在敌国仇人犹所不忍，况吾衽席赤子无辜之齐民哉……夫有土有众，则人皆知有朝廷；众叛土崩，则人皆起为敌国。一旦风驰尘鹜，四方云扰，介焉之身块然独处，即有黄金过斗，明珠填海，谁为守之？而又谁为运之？只以藉寇兵而资盗粮耳！”话已经讲得透彻之极了，皇帝仍然不予理睬。

万历三十年，皇帝突然患病，嘱托后事，宣布停止矿税太监的一切活动。不久病愈，出尔反尔，收回成命。李三才抗疏极陈国势严峻，请皇上继续履行前诏，皇帝不听。李三才愤然引疾求去。淮扬巡按御史崔邦亮，巡漕御史李思孝，给事中曹于汴，御史史学迁、袁九皋等官员，接连上疏乞求留任李三才。史学迁的话语说得最为激切：“陛下以陈增故，欲去（李）三才，故托辞解其官。夫三才今之管夷吾也，绥岩疆，荷国事，非三才谁可者，可以一（陈）增而去之耶？年来中使四出，海内如沸，所恃二三贤臣为之维挽其间。”皇帝充耳不闻。李三才离开淮安前往徐州，不断上疏请求委派取代他的官员。皇帝不同意他辞职，不派遣代理者，似乎很看重李三才，只是对他锋芒毕露的作风有所不满，有意杀杀他的威风而已。

既然皇帝还要用他，李三才再次向皇帝劝谏：“皇上每有催征，必曰内府缺乏矣，不知天下百姓更缺乏之甚也。夫内府果缺乏也，是社稷之福，灵长之庆也，所谓貌瘦而天下肥也，所谓仁者散财以得民也，缺乏在一人而充盈在天下也。然而实不然也，皇上之所谓缺乏者，黄金未遍地，珠玉未际天耳。天下百姓之所谓缺乏者，朝夕不一饱，父子不相守耳。”因此他的结论是：“为今之计，惟豁然天开，断焉勇改，大彰明信，一伸前旨，凡属矿税尽数报罢，而后侧身修行，图安于危”。

结果还是“不报”——皇帝不予理睬的委婉表达方式。

李三才怀疑内阁首辅沈一贯从中作梗，才使得他的奏疏不被皇帝采纳，于是集中火力抨击沈一贯。先是采取影射手法，提醒皇上谨防“巧词危语，弄智使术”的“密勿亲近”，明眼人一看便知，非沈一贯莫属。李三才说：“佞人之言其甘如饴，佞人之情其深如海，或微以浸之，或怒以激之，或阳救而阴挤之，或明诤而暗谀之。言在东而意在西，貌在彼而心在此。千方百计以结左右，巧伺神钻以苟富贵。盖患得患失之心胜，故如鬼如蜮之术工。朝夕祈求，惟愿皇上不视朝讲，不下章疏，不罢矿税，不起废弃，不用科道。彼方得以扬扬肆志，窃上威福，闪烁支吾，以托其不肖之身，更不知天下国家为何物，更不知君父为何人？”

后来索性指名道姓：“首辅沈一贯恐沈鲤、朱赓逼己之位，既忌其每有谏说形己之短，又耻其事不由己，欲坏其成。故贿买左右，百计相倾，或冷言热语以惑圣聪，或借秦指汉以激圣怒，遂至一应好事俱不得行者……安有共事同僚互生猜忌，徒快己私，不顾君父，少有人心者亦不忍为，而首辅安人为之？”

万历三十四年七月，沈一贯、沈鲤先后致仕，新任内阁首辅的朱赓，继承沈一贯衣钵，朝政毫无起色。李三才希望皇上能纠正时弊，起用废弃诸臣。他语重心长地说：“诸臣原无触忤皇上者，清宫静夜皇上一一思之，谁为触忤者乎？如邹元标、赵南星、顾宪成等，清风劲节，亭亭物表，天下之人无论识与不识，皆称为忠臣义士，只以议论意见一失当路之旨，遂被谮蒙谗，一弃不收。总之，于皇上何忤乎？”他认为朝政废坏已极，关键就在于内阁辅臣无所作为：“皇上龙飞之始，臣正束发登朝，备官郎署，窃见张居正刚愎致祸，嗣后辅臣遂多畏缩，不敢匡救，惟知承顺已耳。承顺不已，变为谄谀；谄谀不已，变为朦蔽。此理之自然，势之必至者，乃危机也。皇上不知，以为大小臣工莫敢谁何，从此遂无严惮之心矣。自此而郊庙不亲，自此而朝讲遂废，自此而厌薄大臣，自此而轻忽台省。至于采取矿税，横遣中官，停留章疏，怠弃庶政，自古乱亡之事毕集于今日矣！”

他的言论触及要害，但过于锋芒毕露，得罪了申时行、王锡爵，沈一贯、朱赓、李廷机、叶向高等辅臣。沈一贯虽然已经下台，但他在内阁经营多年，扶植了一批亲信，形成了所谓“浙党”，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在寻找时机反扑，务必把他搞臭。

5．“料攻淮则东林必救，可布一网打尽之局”——顾宪成与李三才

万历三十六年十一月，内阁首辅朱赓病逝，次辅李廷机又杜门不出，内阁仅叶向高一人，补充阁员便成为当务之急。万历三十七年正月，李三才因为政绩卓异，皇帝加升他为户部尚书，照旧担任漕运总督、淮扬巡抚，因此成为阁员的热门人选。一些看好李三才的官员，主张阁员不必全从翰林词臣中挑选，应该从外僚中选拔干才，以增加内阁的执行力。

当时廷臣中派系林立，围绕权力的分配而互相倾轧，一旦达成互相认可的平衡，便竭力阻止外来势力破坏这种平衡。既有声望又有才干的李三才，当然不受阁部大佬的欢迎，他们必然要从中作梗。邵辅忠、徐兆魁之流对李三才的恶意诽谤，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

沈一贯的同乡、李廷机的亲信工部郎中邵辅忠首先出马，攻击李三才贪、险、假、横，给李三才勾画一副贪婪虚伪的画像。他耸人听闻地说：“（三才）藉道学以为名，依贤豪以立脚，或无端而流涕，或无故而感慨，使天下士靡然从风，乘机躁进者愿依其幕下，感时忧事者误入其套中。一时只知有三才，不知有陛下，主势上孤，党与下甚。宇宙一旦变更为汉之延熹、唐之长庆、宋之熙丰，其意不过扫空词林，则必借才于外；打尽当路，则必抡选及身。闻其前则急欲枚卜，闻其今则急图总宪（都察院左都御史），总宪得则枚卜（入阁）无不得耳。”这些话，毫无疑问是恶意中伤，企图以“只知有三才，不知有陛下”，来激怒皇帝，导致其垮台。尤其险恶的是，邵辅忠信口雌黄地渲染“藉道学为名”“党与日甚”云云，把李三才定位于结党营私的政争层次上，明显地影射“东林”，把李三才与“东林”捆绑在一起，从此，党争风潮一发而不可收。

浙江道御史徐兆魁立即与邵辅忠一唱一和，手法同样卑劣，连遣词造句都一模一样，了无新意。邵辅忠说“只知有三才，不知有陛下”，徐兆魁说“但知有三才，不复知有朝廷”。他在奏疏中诽谤李三才“结党行私”：“最可恨者，莫甚于结党行私，令志操不定，乞夫趋之如鹜，但知有三才，不复知有朝廷。年来是非日以混淆，攻讦莫之底止，主盟挑衅，三才乃其戎首。总之，三才外假慷慨论列之名，尽愚天下耳目；内挟贪残恣睢之术，不顾一己防维。广布五交，潜开三衅。浮慕缁衣之好，而挥金走币，贤愚佥入牢笼；癖耽阿堵之藏，而逐臭嗜膻，渔猎难填沟壑……盖既阳附正人，谬希大位；复阴嗾小人，思倾正人。虽弥缝之计甚工，而肺肝之视如见。浑身污秽，廉耻尽亡，毕世奸险，讥弹难尽。”徐兆魁的用词更加刻毒，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尤为阴险的是，暗指李三才身后有一个“党”，而且他就是党魁（戎首）。

李三才君子坦荡荡，平白无故遭受恶意诽谤，为了表明心迹，向皇帝请求辞官，杜门待罪。反对李三才的官员仍不罢休，南京兵部郎中钱策，南京给事中刘时俊，御史刘国缙、乔应甲，给事中王绍徽、徐绍吉、周永春、姚宗文、朱一桂、李瑾，南京御史张邦俊、王万祚等，接二连三纠弹李三才，政坛上一派乌烟瘴气。给事中马从龙，御史董兆舒、彭瑞吾，南京给事中金士衡，给事中胡忻、曹于汴，南京给事中段然，御史史学迁、史记事、马孟祯、王基洪等，先后为李三才辩护，朝端聚讼纷纭，连绵数月。

邵辅忠、徐兆魁的挑衅，是一个政治阴谋。《年谱》写道：“东林时为清议所归，海内称公（指顾宪成）曰东林。近而同乡诸贤，远而吉水（邹元标）、高邑（赵南星），及一时守正忤权、建言抗节者，概籍之曰东林人。而闻声附和之流亦皆自负，以为我东林人也。修吾李公（三才）在淮久，屡推总宪，而台垣又请枚卜兼用外臣。众疑诸贤为之推毂，四明、昆、宣之党，龁百方，料攻淮（淮抚李三才）则东林必救，可布一网打尽之局。于是邵辅忠以四明（沈一贯）乡人，挺为戎首，其攻淮疏有云：‘凡海内名流，皇上斥逐山林者，李三才以请托招之。’又云：‘若人在朝，士类无真道学以挑救者，即以陷救者。’既而救者力，攻者愈力，事内事外诸人争欲得公（顾宪成）言，定是非之衡。公曰：‘但无疑于鬼神，斯任之矣。’”此处所谓“四明、昆、宣之党”，指宁波人沈一贯、昆山人顾天埈、宣城人汤宾尹为代表的浙党、昆党、宣党，他们一手策划政治阴谋——“料攻淮则东林必救，可布一网打尽之局”。

谦谦君子顾宪成没有看穿这一阴谋，本着“无疑于鬼神”的气概，以天下为己任，毅然决然写信给内阁首辅叶向高、吏部尚书孙丕扬，为李三才辩护。一则说：“三才至廉至淡漠，勤学力行，为古醇儒，当行勘以服诸臣心。”再则说：“李公在淮扬能制税珰不敢动，安民弭乱之功甚大。其人磊落，非暮夜受金者。”

这其实是很正常的舆情反映，并无丝毫朋党气息。李三才为官受到淮扬民众称颂，在政坛一向好评如潮。于慎行说他治理淮扬、治理漕运、治理河道都卓有成效：“吾友李中丞道父（李三才字道甫），贞姿亮节，束发登朝，平生慷慨抉义，言论风旨凛凛，以名节自持。所交游海内英流，用意气相矜许，见宵人媚士，白眼酸鼻，若将凂焉。自为郎署，以上书陈言有所触忤，斥补外吏。邅延且二十年，卒被特简，以御史中丞监抚淮扬四郡……于抚则率作群吏，与之共忧元元，而澹涤其灾；于漕则瀹淮渠之塞，转百万之舳舻，而致之天府；于河则穷源疏委，别白所宜塞与通之故，以授豫兖。”因为这样的缘故，皇帝对他的态度非常特别：“欲遂亲之，而又若有所惮；惮而欲遂疏之，而又若有所倚”。

为这样一位政绩卓著的官员讲几句公道话，也是人之常情，况且这是私人信件，并非公文。宣大巡按御史吴亮出于好心，把这些私人信件当作公文发抄，印封邮递，遍送在京各衙门官员，企图造成舆论。结果适得其反，被别有用心的人抓住把柄，大肆攻击。给事中朱一桂、御史徐兆魁在奏疏中扬言：“顾宪成讲学东林，遥执朝政，结淮抚李三才，倾动一时。孙丕扬、汤兆京、丁元荐，角胜附和，京察尽归党人。”几封私人信件，哪里谈得上“遥执朝政”？何况顾宪成“初意殊不及此”，朋友劝他“宜一言自明”，他回应道：“吾惟知自反而已。”

顾宪成也不是没有估计到政治风险，这从他当时所说“但无疑于鬼神，斯任之矣”，可以推知。出于对李三才人品操守的敬仰，他甘愿冒政治风险，讲几句公道话。他们两人早就相识相知，政见略同，互相以挚友相期许。去年推辞南京光禄寺少卿，向李三才吐露心声，一方面是时局千难万难，另一方面年老体衰，“凡此种种都是实境实事实话，在他人前犹半含半吐，惟丈前不敢一毫不倾尽”。鉴于时局千难万难，他寄希望于李三才：“必大才如丈，卓识如丈，全副精神如丈，方有旋转之望”。由此可以看到他之所以写信为李三才辩护的缘由，希望有助于旋转时局。事后，他给友人写信，坦率地道出他挺身“救漕抚”的原因：一是“漕抚（李三才）当风波汹涌之时，毅然出而挺身担荷，至于外犯权相、内犯权阉，死生祸福系之呼吸并不少顾，既历无限崎岖，幸而事定，旁观者遂群起而求多，吹索抨弹，不遗余力。又受无限摧挫，始藉其力以纾患，卒致其罪以快仇，不亦伤乎？漕抚尝简不肖曰：‘吾辈只合有事方出来，无事便归。’痛哉斯言，堪令千古英雄流泪，不肖独何心而忍默默”。二是“淮抚之蒙议，明知其必不能胜多口也，明知狂言一出，必且更滋多口也，夫亦曰聊以尽此一念而已”。

及至事态日趋恶化，顾宪成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他看到李三才遭到围攻，处境岌岌可危时，写信要他加意提防：“近颇有所闻，殊为足下危之。君子尽其在我而已，事变之来本不当一一预计，然而在我者实未易尽也。窃见足下任事太勇，忤时太深，疾恶太严，行法太果，分别太明。兼之辖及七省，酬应太烦，延接太泛，而又信心太过，口语太直，礼貌太简，形迹太略。固知前后左右在在俱有伏戎，亦恐笑令居种种，可为罪案，检点消融得不加之意乎？”这是在提醒一向无所顾忌的李三才，检点消融，切勿再我行我素，授人以把柄。以后形势急转直下，对李三才愈来愈不利，又去信规劝，要他立即引退：“足下可以去矣，不可以留矣。去也可以速矣，不可以缓矣。前此犹曰漕事未竟也，今粮艘过淮矣，又过洪矣。于此时而浩然，报主之忠，洁身之义，见几之勇，用意之厚，一举而兼得焉，不亦善乎……万勿牵于二三之说，误落顽钝局中也。”

政局确实“顽钝”，党争愈演愈烈，政坛越发混乱不堪。贵州道御史刘国缙形容当时的形势：“国家乱机已动，乱兆已形”。他说，今日大势可以概括为“四空”“五祸”“六渐”。他特别强调五祸之中的“朋党之祸”：“揆之时事，高者执耳登坛，卑者依门傍户，力能使是非颠倒，黑白易位。今之纷纷，大都由于君子，而小人附之。夫虎而负隅，则人不敢撄，而害滋甚。小人而假君子之名，有何事不可为？”他所说的“六渐”之中的“士绅夤缘之渐”，被有识之士点评为“刺东林”。不妨细读他的原话：“昔之夤缘也在要路，今之夤缘也在山林。夫山林何以夤缘也？山林之士，雅负天民之望，而倡道淑人，有教无类，固自孔门家教，而无奈今人之非古人也。教者本欲以维世，而学者借以梯荣；教者本欲以陶真才，而学者且因而售赝品。卒之山林之士，名高于泰山北斗，而游于其门者，即破甑可称为完璧，遂使趋炎附势，捷功名富贵之往，奔走若狂。”

户科给事中王绍徽扬言：福清（叶向高）、富平（孙丕扬）、耀州（王图）当次第驱逐，以断秦脉。日讲官王图立即上疏辩解：“于十一月间传闻，浙江巡按郑继芳贻京中同官书，内有：欲去福清（叶向高），先去太宰（孙丕扬），欲除太宰，先除仓场（李三才）及耀州兄弟（王图、王国）。”四川道御史李炳恭在揭发郑继芳的奏疏中指出：“贿赂东林，尤为近来排击善类套语。”

刑部山西司主事秦聚奎猛攻秦党（或曰秦脉、秦人）：“祖宗二百年来，考察之大典，本凭以斥幽也，而秦人借之以发舒私怨。皇上五十余年培植之太宰（吏部尚书），本托以程材也，而秦党倚之以压伏人言。以故群小布置于左右，蜚语荧惑乎髦夫。察典既竣，人言啧啧，咸谓：顺秦者虽不肖而安如山阜，忤秦者虽贤良而批以绳根……或以数论淮抚李三才也而处，或以秦人耻入秦之党共目为跃冶败群也而处”。他还阴阳怪气地说：“李三才恁参不动，陡今正月内移舟出境，臣窃料此一去也，又有论三才之人饱毒手于大察中者矣”。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许弘纲忧心忡忡：“长安（指京师）门户既分，党祸将作。窃欲置身于大通之衢，明目张胆，竭力担当，庶几挽回一二，无奈臣之所处，既千难万难，而臣之昏迷，又多朝错暮错，前后章奏或以为纵，或以为偏矣。”

在一片嘈杂声中，工部主事沈正宗挺身而出，奏请保护善人一脉：“顾宪成、于玉立二臣，或一鸣之立斥未还，或九死之大冤未雪，白首绝青云之梦，长夜无将旦之期。天下无不闻风诵义，陨涕伤心，纵不相推于朝廷，宜可相忘于江湖。今旬日之内，众镝交加，臣心窃叹不能已。”接下来笔锋一转，集中火力抨击徐兆魁：

顾宪成对此洞若观火，劝李三才引退，并且自我反省。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不肖从邸报中读南北诸君子疏，非惟不敢与较曲直也。有为之跃然以喜者矣，何喜也？喜闻过也。有为之赧然以耻者矣，何耻也？耻溢美也。又为之悚然以惧者矣，何惧也？惧滋竞也。又有为之愀然以忧者矣，何忧也？忧激祸也。然则凡曲直我者，皆鞭策我者也；凡鞭策我者也，皆玉成我者也。不知何修可副德意，况敢较乎！至漕抚（李三才）大节卓然，而小节出入，亦所未免，至于书（致阁部书）中不一并道破者，朋友相与，当其平居无事，则重在切磋，宜为之箴其所短；当其遭谗被谤，则重在剖雪，宜为之表其所长。嗟乎，人莫不有我也，与其人人只有我，各执自家一个是，不若人人皆无我，各认自家一个不是也。”

顾宪成是坦荡的，既力挺李三才“大节卓然”，也不回避小节有所出入。对于上阁部书引发的政争，他主张“各认自家一个不是”。对于一些人的攻击，他冷眼旁观，不欲回应，默默地做了两件事：一是刊刻《以俟录》，二是撰写《自反录》，把事实真相留给后人来评判。

《以俟录》收录了写给内阁首辅叶向高、吏部尚书孙丕扬的三封书信，即通常所说的“阁部三书”或“阁铨三书”。顾宪成写了一篇序言，说明他并无“遥执朝政”之意，纯粹是好善、忧世的本性使然：“生平有二癖，一是好善癖，一是忧世癖。二者合并而发，勃不自禁。至是非者，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无庸效市贾争言耳。”他的挚友高攀龙对他有深切的理解，完全赞同他的看法：“先生题丽泽堂两楹曰：‘乐道人善，愿闻己过。’于所上三书，见乐道人善之至矣；于不辩一语，见愿闻己过之至矣。此千古圣贤真血脉，非可以凡心凡眼窥也。同时归德（沈鲤）、江夏（郭正域）、吉水（邹元标）、高邑（赵南星）无不极赞，谓三书从一片虚明流出，而为友发言，谗谤交集，则公一人慨然当之。”

《自反录》以平心静气的态度回顾阁部三书，以客观公正的眼光评价李三才，回击所谓“结党”“遥执朝政”的无端指责。写于万历三十九年冬的序言，强调写信给叶、孙二人，一是不敢辜负李三才，二是不敢辜负海内诸君子。对于邵辅忠、徐兆魁之流毫无实证的肆意诬陷，忍无可忍，不得不发。他写道：“客见《以俟录》而问曰：‘古者同心之交，闻流言不信，子之于李漕抚也，其庶矣夬。’泾阳子曰：‘所谓不信，非故不信也，所信自在也。乃予之信李漕抚，则非耑耑在漕抚也，正以邵（辅忠）、刘（国缙）、徐（兆魁）、乔（应甲）诸疏耳，百千罪过，胪列满纸，而实证一切茫如也。’”又鉴于沈鲤的来信激励，他写道：“又以沈龙江先生千里贻书耳，身在江湖，心存世道，若是乎爱国之心深也。”于是就有了他的阁铨二书：“至于上阁铨二老书，又何足为有无，抑亦曰始不敢负漕抚，终不敢负海内诸君子也！”

《自反录》对于理解此时顾宪成的思想，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一手资料，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是，由于枚卜阁员引发对李三才的围攻，是沈一贯的圈套。万历三十八年十月，许弘纲谈起李三才：“看来功名盛了，亦便惹人忌。”顾宪成说：“然，自枚卜之说起，段给谏请兼用内外吏，垣长陈廉崖欲因以为漕抚罪，遂有疏暗刺之，其徒从而和之，广布流言，摇煽南北。于是忌者益众，漕抚一身遂为射的，四面皆兵，无可逃躲处矣。盖总之不出四明（沈一贯）圈套中，特其间有明知而为之用者，有不知而暗为所用者。”

第二是，关于李三才的评价。有人问：“李漕抚何如？”顾宪成的回答是客观的辩证的：“吾闻之，凡论人，当观其趋向之大体，趋向苟正，即小节出入，不失为君子；趋向苟差，即小节可观，终归于小人。又闻，为国家者，莫要于扶阳抑阴。君子即不幸有诖误，当保护爱惜成就之；小人即小过乎，当早排绝，无令为后患。又闻，古来豪杰种种不同，或谨严，或阔大，或悃愊，或挥霍，其品人人殊矣。总之，各成一局，各不害其为豪杰也。合此三言，可以定漕抚之案。”他始终认为李三才大节可观，即使小节有出入，也不失为豪杰，应当保护他、爱惜他、成就他。关于小节出入，一是“交际往来局面稍阔”，给人以挥霍浪费的印象；二是喜欢“寻彝觅鼎”，收集古董，“惹许多议论”，贪赃便是议论之一。顾宪成认为，“天下原有此一种豪杰，正不必拘拘尽绳以小廉曲谨耳”。

第三是关于“君子不党”。顾宪成为李三才辩护，反对者攻击得最厉害的就是“结党”。客人就此提问：“吾闻君子不党，子为李漕抚上书也，不近于党乎？”顾宪成据理反驳：如果这种逻辑能够成立，他早就是“吕坤党”“王国用党”“吴中行、赵用贤党”“江东之、李植党”“沈思孝党”，岂非笑话。他的反驳非常机智，且切中要害：“岂惟是哉。当丙戌、丁亥（万历十四、十五年）间，有毁吕宁陵坤于政府，欲中以考功法者，予极口明其不然，以至取忤，时则人以予为宁陵之党矣。王耀州国用计事失当路指，外迁，予承乏选司，特请于陈恭介（陈有年），擢卿太仆，时则人以予为耀州之党矣。吴晋陵中行、赵琴川用贤先后被群小望风倾陷，予不揣，辄起而攘臂其间，时则人以予为吴赵之党矣。江新安东之自邓州守超为光禄卿，李大同植即家起为绥德守，驯至大用，皆犯时贵所忌，时则人以予为江李之党矣。兹者又言沈嘉禾思孝于太宰，则又以予为嘉禾之党矣。”于是乎，他感叹道：按照这种逻辑，岂不是“何所不党哉”！在他看来以上诸君子各自成一局，不必意见尽同，其中往往互相为左，不必尽撤藩篱。因此之故，党同吕坤者因我与吕坤意见相左，把我视为异己；党同王国用者因我与王国用意见相左，把我视为异己；党同吴中行、赵用贤者因我与吴赵意见相左，把我视为异己；党同江东之、李植者因我与江李意见相左，把我视为异己；至于今日，党同李三才者则因我与李三才意见相左，把我视为异己。于是乎他感叹：“其又何所党哉！如此看来，有党乎，无党乎？一凭人谓何耳，予曷敢择焉！”真是痛快淋漓，把徐兆魁、邵辅忠之流所谓顾宪成、李三才“结党”的谰言，驳得体无完肤。

6．“张四面之网，造无底之阱”

政治一旦被权势与利益所绑架，人们便会不顾道德底线，不顾事实真相，信口雌黄。万历三十九年五月初，掌京畿道浙江道御史徐兆魁，为了搞臭顾宪成，搞臭东林，无中生有地说：“今日天下大势尽归东林矣……东林之势益张，而结淮胁秦，并结诸得力权要，互相引重，略无忌惮。今顾宪成等身虽不离山林，而飞书走使充斥长安，驰骛各省，欲令朝廷黜陟予夺之权尽归其操纵。”为了耸人听闻，肆意编造东林书院“挟制有司，凭陵乡曲”的罪状：

一是东林书院在苏州近旁的浒墅关擅自征收关税：“浒市有小河，货舟往来如织，东林专其税为书院费，而榷关者不敢问，每关使至东林，辄以书招之，即不来亦须送银二三百两助修书院乃已”；

二是东林讲会讲会期间，勒索无锡县衙门出资招待：“凡东林讲学所至，主从每百余人，该县必先饰厨传戒，执事伺于境，迎于郊，馆毂程席之需，非二百金上下不能办”；

三是东林书院插手干预州县政务：“会讲中必杂以时事，讲毕立刊为讲章，传布远近。讲章内各邑之行事有与之左者，必速改图，其令乃得安，不然淮抚与别院訾声至矣”；

四是富裕的徽商为东林书院提供政治献金：“海内惟徽人最雄于赀，黄正宾系徽人，诸财豪见其气势如此，咸俛首听命不难麾多金以应正宾不时之需。淮抚、东林不独小可经营悉藉正宾力，即图大拜，正宾亦每引为己任”。

稍有常识的人一看便知，这是徐兆魁信口编造的谎言，东林书院不过是一所学校而已，哪里会有如此这般的特权。光禄寺丞吴炯（字晋明，号怀野，松江华亭人）奋起抨击，为东林书院和顾宪成辩诬：“顾宪成之人品信于天下久矣，顾宪成之学术正俗维风，江南赖以多君子，其有裨于国家弘矣。”他以目击者的身份揭穿徐兆魁的诬陷不实之词，逐条予以驳斥：

——关于东林书院在浒墅关征税一事，针对徐兆魁所说“浒墅有小河，货船往来如织，东林专其税为书院费”一节，驳斥道：“小河即在大关之傍，阔止五尺，有桥高三尺，名为便民桥，货舟不能过，惟小空船可过，以省伺候开关晷刻，从来无税”；

——关于东林书院勒索地方政府一事，针对徐兆魁所说“关使至东林，辄以书招之，即不来犹送银二三百两助修书院”一节，驳斥道：“夫东林之会期日有定，皆里居缙绅与青衿子弟不招自来者，未尝招人，亦绝无送银之关使。况书院小屋数椽修复已久，本无厚费，何暇助工？”至于徐兆魁所说“讲学所至，主从每百余人，该县馆毂下程之需非二百金上下不能办”云云，驳斥道：“夫缙绅赴会固非一人，然俱二三仆驾小船，并无侈张舟从者，有则共鄙之。不受县官下程，不领县官一茶，主会者捐赀自办。日中腥素四碗，至晚腥素六碗，俱四人共一桌，费亦不多”；

——关于东林书院干预政治一事，针对徐兆魁所说“会中杂以时事，各邑之行事有与之左者，必速改图，其令得安”一节，驳斥道：“夫会中之规，每日轮客一位，讲书一章，互相问难，青衿皆得质所疑。讲毕，童子歌诗一章，遂散。举座无，并不谈时事，即民风土俗与会友家常之事，亦置不言，奚关各邑之行事”。

翰林院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少卿洪文衡（字平仲，号桂渚，徽州歙县人），上疏批驳徐兆魁，支持吴炯的辨析。他说；“职筮仕之初，与顾宪成同朝，见其谔谔持正，毫不阿狥，两入铨部而两见黜，俱以独持风节触忤权势，至于削籍，心窃重之。及其居乡，倡明理学，一以程朱为宗，所著有札记及商语，最能醒悟人，迄今晋陵多君子皆其造就之力。此尤谪籍中之表表者，何负于国家而嫉之若仇耶！”

礼部主客清吏司主事丁元荐（字长孺，号慎所，湖州长兴人）针对徐兆魁之流所谓“讲学东林，遥执朝政”的谬论，反驳道：一个远在江南无锡的书院何以能够遥控朝廷政治呢？他机敏地利用对方言论中的破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一则说：“既谓东林与考察（大计京官）原不相蒙，又云顾宪成等‘遥制察典’一事，自相矛盾，臣所不解也！”再则说：“又曰东林而敢遥执朝政也，则东林不受。盖朝政者天子与天下匹夫匹妇共知者也，江陵（张居正）之悍焉而不能执，四明（沈一贯）之鸷焉而不能执，顾天埈、汤宾尹之横焉而不能执，赵焕之巧焉而不能执，何有于东林？夫使东林果操天下极重之势，则长安诸缙绅何不舍要津而趋山林，而乃操戈秣马以相攻也？”

万历四十年五月二十三日，六十三岁的顾宪成在一片诽谤声中与世长辞。据《年谱》记载，五月上旬，他写了答都门友人书：“时局纷纭，千态万状，非惟人事相激，殆亦气运使然。制驭之几莫知所出，姑言其臆，似宜平而剂之。大都在急于主张独是，不必急于抉摘众非；在急于联属同心，不必急于剪除异类。要使彼之有以自容，而于我无所致其毒，久之或渐消渐释。故独是伸则众非自诎，同心盛则异类自衰，斯为不抉摘之抉摘，不剪除之剪除耳。”这是他留给人们最后的文字，依然是平和的心态，主张宽容不同意见。他在世上最后几天的情况大概是这样的：参加东林讲会三天，讲毕回到城内寓所休息。十八日患病，返回泾里老家。二十日，命次子顾与沐代笔，叮嘱在南京秋试的长子顾与渟。伏枕至第三日，忽然坐起，握着顾与沐的手，说：作人只伦理二字，勉之。讲完，恬然而逝。

这位饱学之士的突然去世，令正直人士悲痛万分，尤其是对于他遭到的无端诬陷——“讲学东林，遥执朝政”，莫不义愤填膺。户部广东司主事李朴仗义执言：“顾宪成也久栖林壑，游心性命，即一书出而议及时事，可从则从，不可从则止。有何长鞭足以制人？乃满朝之人哄然四起，宛如敌国，不为‘遥制国是’，则为‘不肖渊薮’。且并其讲学而非之，道德涂辙，仁义竿牍，犹然不理于口也。此以宪成言之，而知明道之人望一空云。”反映了舆论界的一般共识。

七月，在常州府、无锡县的乡贤祠举行祭祀活动。八月，在东林书院举行公祭仪式，生前友好及后学门生四十余人参加，他们是：于孔兼、钱一本、吴达可、薛敷教、朱凤翔、诸寿贤、王士骐、朱国祯、徐必达、洪文衡、姜士昌、岳元声、顾际明、于仕廉、黄正宾、陈敏中、汤兆京、吴亮、孙慎行、于玉立、张大受、吴正志、俞汝楫、高攀龙、刘元珍、文震孟、荆之琦、钱谦益、郁庭芝、史孟麟、丁元荐、徐鸣皋、安希范、贺学仁、任光祖、丁鸿明、刘廷炅、周继文、卞洪载、程由庚、赵璆、汪万里等。场面相当悲凉：“先于东林会哭，及入泾（里）拜奠，皆相向失声，或留连浃日始去”。

此后的一两年中，各界人士缅怀他的高风亮节，赞叹之声连绵不绝。

江西道御史徐缙芳说：“故南京光禄寺少卿顾宪成，忠本天植，学为人师，所著诸书有体有用，断断乎名儒君子也。或咎东林触犯时忌，臣窃以为不然。”

尚宝司司丞章嘉桢说：“顾宪成豪杰而圣贤者也，当官任事百折不回。而学脉之醇一，操守之精纯，神理之绵密，居处之淡泊，粹然真儒，一腔忠赤。惟思为国家进用贤才，其教泽几遍海内。”

河南道御史郭一鹗说：“顾宪成忠原天挺，学称人师，抗颜权贵，泊然于功名富贵之场；恬意寂寥，悠然于性命身心之旨。”

巡按河南御史方大镇说：“（顾宪成）接周程之脉，守孔孟之绳，持身则树清标，立朝则砺风节，抗时相而正议侃侃，领后进而师范巍巍。”

罢官乡居的前礼部郎中于孔兼说：“贤哉泾阳，真丈夫也！进欲行其道，以昌天下之治，而命阻之；退欲明其道，以开天下之述，而命又阻之。一片苦心，日望正人之进用，而莫开元祐之籍，以故敬业乐群之日，常轸名贤凋谢之忧。一味厚道，不忍旧契之招尤，而反蒙党护之嫌，以故往来尺牍之中，强半引躬自责之语。”

然而，对于东林书院的诽谤，并不因为顾宪成之死而有所收敛，恰恰相反，愈演愈烈。河南道御史田一甲对顾宪成的攻击就是一例。他打着追溯“门户”起源的幌子，谈到申时行、王锡爵、沈一贯、朱赓、李廷机，钵传灯续，怙宠弄权。孤愤之士出而批鳞被逐，于是聚徒讲学，以明性命而演道脉，此谁不仰之？而谁复訾之？话锋一转，无奈有奸雄盗建言之名，“窜道学之党”，矛头直指顾宪成：“以道学之名号召天下，凡生长其地者，宦游其地者，及旧之往来相知者，或实意仰高，或葛藤相绊，即以为真周程张朱之复出，而靡然从之，甚有为其所迫，而不得不入者。于是门户之名立矣。假道学之手段，到此益展矣。且其名利熏心，背公念炽，遂复遥制朝绅，迫胁台辅，夷跖惟其所造，云泥惟其所置。朝中复有一二奸雄，彼此借资，气脉相通，呼吸相应，以钳天下之口，而操仕进之权。于是门户之威炽矣。”他所说的“门户”，就是“东林党”，所以接下来干脆用赤裸裸的语言，耸人听闻地高喊：“以故李三才、王元翰等，一入其党，而贪可为廉；黄克缵、史继偕等不入其党，而贤可为不肖。其在南之最煽者，则于玉立、吴正志、丁元荐也，在北之最煽者，则王图、胡忻、史记事也。”

户部河南司郎中李朴立即指责对方结党：浙江人姚宗文、刘廷元，湖广人官应震、吴亮嗣、黄彦士等，山东人亓诗教等，四川人田一甲等，四省合为一伙，百人结为一心，“今日参东林乱政，明日参东林乱政，东林有何权势？见作何官？见在何衙门管事”？

田一甲当即反唇相讥，黑白不分，是非互异，说什么君子亦以小人为结党，小人亦以君子为贪邪。无怪乎李朴以奸邪归之科道，以结党要钱归之科道，以驱逐正人、紊乱朝政归之科道。在李朴眼中所见，无非门户，“而姚宗文等与职（田一甲自称）皆其碍眼之人，宜其反噬矣”！

云南道御史过庭训指责李朴甘为于玉立鹰犬，貌似公正地虚晃一下：“东林近世道学之别名，独行好修之儒”，然后道出本意：“今日之公论，微不快于东林者，正以其门太杂，其锋太锐，其毒太深耳。试观三四年间，即有极贪极险之臣，一附入于门户之中，非称为非常豪杰，则指为绝世名流。一二刚正不阿之士，稍与之相左，或列大僚，或居言路，几于驱逐殆尽。此东林之所以负恨于天下，而一时侍从耳目之臣，有宁为此不为彼者，岂不自顾其身名哉！”

南京陕西道御史孙光裕称赞邵辅忠、秦聚奎一言九鼎，世道嘉赖；讥刺李三才、王图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把剑锋指向继承顾宪成主持东林书院的高攀龙：“不然（高）攀龙何以称最贤也，一则曰宪成既没，狎主夏盟，尊之为祭酒，一说也；一则曰淮抚之援书，谁人赞画？金吾之谤牍，谁为转寄？京察之抅害，谁为经营？（高）攀龙当自知也！”

万历四十二年五月，户部河南司郎中李朴因“逞臆妄言，好生狂肆”的缘故，连降三级，调任闲散。八月，内阁首辅叶向高辞官而去。此后党争更趋惨烈，正如江西巡按陈一元所说：“海内二三清议君子，倡为问罪之师，捧江海之红轮，照昏沉之世界。彼辈无一自文，于是乎创为门户之说，以相煽惑。无识之夫不察，复自标榜之，以予人口实。遂酿数年来朝野蔓延之祸，张四面之网，无物不入笼罗；造无底之阱，无人不遭陷溺。大臣忧谗畏讥，小臣缄口结舌。”张四面之网，造无底之阱，这十个字，把当时的政治形势刻画得入木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