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史——昙花一现的泰昌朝



1．万历的最后岁月

万历皇帝朱翊钧的最后岁月，是在对辽东战事的忧虑以及日益加剧的疾病中度过的。万历四十六年入夏以来，他的健康状况始终不好。六月初六日，他对内阁首辅方从哲说：“朕入伏以来暑湿熏蒸，不时腹泄，头目眩晕，身体发软。见今服药未愈，临御不便。”所谓“临御不便”云云，不仅不能上朝，而且也不能批阅奏疏，他多么需要得力的内阁辅臣为他排忧解难。自从万历四十五年内阁次辅吴道南丁忧回乡后，内阁只有方从哲一个人，形成“独相”局面。而方从哲偏偏不是一个勇于任事的股肱之臣，当此多事之际，畏首畏尾。加之自己的儿子方世鸿杀人犯法，遭到巡城御史追究连带责任，他索性借机向皇上乞求罢官。内阁只有他一个人，倘若他也走了，政府岂不瘫痪，皇帝自然不会答应。不久，天上出现彗星，京师又有地震，方从哲再次向皇帝表示，这些“妖象怪征”，表明他“奉职无状”，在“痛自修省”的幌子下，又想掼纱帽。

此举引来在朝官员的嘲笑、蔑视，他的声望一落千丈。河南道御史熊万化弹劾他辅佐无效，私下庇护辽东督抚，使得辽东战事愈来愈糟糕。方从哲索性躺倒不干，称病在家，坚卧不出。皇帝不能没有辅臣，只得好言劝慰，不必对言官的意见太过介意：“方今国家多艰，须卿鸿猷匡济，共图化理，岂可以浮言坚欲求去！”

万历四十七年春节到了，正月初一，照例又是免朝，这已是近二十年来的惯例了。内阁首辅还是率领文武百官来到午门外，举行庆贺典礼，礼毕后又到仁德门致礼。回去后，向长期不见面的皇帝呈上一道奏疏，对近年来朝政流弊——大僚半缺、言路几空，发了一通牢骚。皇帝不检讨自己，反而振振有词：“所请补大僚、用言官，俟朕详览，陆续简发……卿为首辅重臣，宜表率百僚，岂可托疾不出，国事何赖！”深居宫中的皇帝对外廷动态了如指掌，从去年十二月以来方从哲称病在家，逍遥了四十多天，致使内阁大门白昼紧闭，辅臣揆席虚悬，无人理事。几天之后，皇帝派鸿胪寺堂上官前往方府宣谕：“辅臣方从哲速出视事！”方从哲不得不声称病痊，出来办公。辽东经略杨镐大败的消息传来，礼部主事夏嘉遇指责方从哲难辞其咎，吓得他不敢到内阁办公。直到皇帝优旨慰留，才放下心来，入阁视事如故。

为了减轻自己的压力，方从哲希望皇帝到文华殿，召开九卿科道会议，共图保卫辽东保卫京师之策。皇帝派文书官到内阁传话，因为疾病缠身，无法出席文华殿会议，希望大臣谅解。方从哲请求从速补充内阁成员，连上十几道奏疏，甚至在文华门候旨六天，还是得不到回音。过了两天，皇帝派人向方从哲传话：实在是病得不轻，无法批阅奏疏，“少俟朕稍愈，即旦夕详览简发”。方从哲一反常态，改变以往虚与委蛇的态度，批评皇上并无真心实意：“辗转延误，日复一日，是皇上原无允补之意，不过借此示羁縻耳。”话说得很尖锐，皇帝不便再拖，同意由吏部会推六七名候选人，供他从中点用。过了几天，皇帝点用史继偕等两人，感到不太满意，把简用阁臣的文件压住不发，给方从哲的答复仍是老一套：“朕昨入夏以来，天气乍寒乍燠，以致腹痛泻痢，服药稍愈。近又连日阴雨，偶尔中暑，头目眩晕，动履艰难。各衙门章奏未经详览，见今服药调摄，俟朕稍瘳，次第简发。”不过他的病始终不见好转，直到他病逝，仍未正式任命史继偕等两名阁臣。

这时候的朝廷哪里还像朝廷，皇帝久卧病榻，内阁只有一人，部院堂上官只有八九人，科道官只有十几人，中央政府难以运转，朝政处于半瘫痪状态。官员们对此极为不满，指责方从哲辅政无能。他早就想掼纱帽，乐得顺水推舟，请求皇帝“尽夺臣官，放归田里”。皇帝生怕政府完全瘫痪，下旨谴责言官，挽留方从哲。

万历四十八年春节过后，皇帝的病情仍不见好转。四月初六日，皇后王氏病逝。四月十一日，方从哲前往思善门哭临，然后到仁德门恭请皇上圣安，要太监转告面见皇上的请求。少顷，太监口传皇上旨意，在弘德殿召见方从哲。

方从哲跟随太监来到弘德殿，但见皇上在御榻上侧身而卧。这是他进入内阁八年以来第二次见到皇上，他向皇上行四拜礼，请安以后，两人之间展开了最后一次对话。

方从哲说：“圣体违和，外间不能尽知。昨闻御医传示，臣不胜惊惧。又值中宫皇后崩逝，圣心哀悼。伏望皇上宽慰圣怀，善加调摄，以慰中外臣民之望。”

皇帝说：“朕知道了。国家多事，先生可尽心辅理。”

方从哲说：“臣蒙皇上厚恩，倘可图报，敢不尽力！”

皇帝说：“朕自昨岁三月以来，时常动火，头目眩晕。五月后又中暑湿，肚腹不调，呕吐几次，脾胃受伤。至今不时泻痢，身体软弱。因泻多，下部肿痛难坐。又湿痰流注，右足痛，动履不利。每日文书俱朕亲览，但神思恍惚，眼目昏花，难以细阅。”由于久病虚弱，无力多说，便嘱咐身边太监：“都说与先生。”那意思是把病情一五一十全部告诉方先生。待太监说完，皇帝昂起头来对方先生说：“先生试看朕容。”

方从哲跪行到御榻边仰视，见皇上果然消瘦得厉害，便劝慰道：“皇上一身百神呵护，但加意调理，自然万安。”说完了皇上的病情，方从哲抓住难得的机会，把平时积压的问题简要地向皇上请示：“如今辽东虏情紧急，又值皇后大礼，阁中只有臣一人，且十分病困，实难支持，望皇上将已点二臣即赐简用。”

皇帝回答：“辽东的事，只因文武不和，以致如此。阁臣本已批了，因朕寿节文书多，不知安在何处，待查出即发。”

方从哲紧叮一句：“简用阁臣，乃今日第一要务，望皇上早赐查发。”

皇帝说：“待朕体稍安即行。”

方从哲还想谈第三个问题，虚弱的皇帝支撑不住，闭目就枕，口中喃喃道：“知道了……”渐渐入睡。方从哲只得叩头告辞。

方从哲返回朝房，与同僚谈起皇上的病情，说皇上自言病状甚悉，又说皇上头晕目眩日久，耳朵近于失聪，对话时每每回顾内侍，令他们复述，才能听清。显然，皇帝已经病入膏肓了。

进入七月，皇帝病情恶化，有半个月没有进食。七月十七日，方从哲从太监那里获悉此事，立即上疏安慰，皇帝已无力阅读，听太监转述后，口传谕旨：“朕因脾胃受伤尚未痊愈，昨稍尔劳烦，近又中暑湿蒸，前疾复作，见今服药调摄，神思不爽。其紧要各项公文，俟朕稍瘳，即简发行。”病危的皇帝念念不忘痊愈后重理朝政，他自己没有料到，四天后竟一命呜呼。官员们也没有意识到皇上病情的严重性，科道官伏阙请对。

御史左光斗对方从哲说：“公宜率百官问安。”

方从哲回答：“上讳疾，即问，左右不敢传。”

给事中杨涟说：“昔文潞公问宋仁宗疾，内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汝曹不令宰相知，将无他志？下中书省行法！’公诚日三问，不必见，亦不必上知，第令宫中知廷臣在门。且公当值宿阁中。”

方从哲说：“无故事。”

杨涟说：“此何时，尚问故事。”

方从哲避而不答。

七月十九日，皇太子踟蹰宫门外，杨涟、左光斗对东宫伴读官说：“上病亟，不召太子，非上意。今日已暮，明晨当力请入侍，尝药侍膳，向夜无轻出。”七月二十一日清晨，宫中传出“上疾大渐”的消息。英国公张惟贤、大学士方从哲、吏部尚书周嘉谟、户部尚书李汝华、兵部尚书黄嘉善、代理刑部尚书张问达、代理工部尚书黄克缵、礼部右侍郎孙如游等大臣，慌忙赶到弘德殿请安。也许是回光返照，皇帝居然开口说话，勉励大臣们“用心办事”。吏部尚书周嘉谟抓紧时机向皇上提出用人请求，他也随口答应。待大臣们退出，万历皇帝朱翊钧给内阁首辅发出最后一道谕旨：“朕嗣祖宗大统，历今四十八年，久因国事焦劳，以致脾疾，遽不能起，有负先皇付托。惟皇太子青宫有年，实赖卿与司礼监协心辅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图。卿功在社稷，万世不泯。”

在这道谕旨发出几个时辰之后，即二十一日酉时，朱翊钧在弘德殿逝世，享年五十八岁。他事先留下了遗诏，讲了三层意思：

看得出来，缠绵病榻之际，朱翊钧对自己在位四十八年做了深刻的反省，前半段兢兢化理，后半段怠于临朝，懒政弊政层出不穷。基于这样的检讨，他提出一些补救措施：

显而易见，这些措施对于整顿紊乱的朝政，不无小补，但是，毕竟是在放马后炮，为时已晚，难以改变后人对这位君主的看法。清初的万斯同这样评论明神宗朱翊钧：“有明当隆（庆）万（历）之间，可称甚盛，盛极则衰，道在率作以持之而已。帝初以才臣为相，一切综核振举，宇内几于富强。既乃倦勤，流为荒怠，养成痿痹不仁之症，而国病矣。神理积弱，蛊蠹丛生，虽有扁卢亦安所用之乎！《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谅哉！”对于神宗的倦勤、荒怠的批评，留有余地。相比之下，清朝官修《明史》的批评就厉害多了：“神宗冲龄践祚，江陵（张居正）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继乃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驯至悊愍，邪党滋蔓。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虽不免过于苛刻，却并不夸张失实，每一个字都有根有据。

一向对皇帝百依百顺的申时行，在万历四十二年，以八旬高龄所写的《临终遗疏》，终于“敢伸将死之鸣”，无所顾忌地批评道：“臣窃有遗悃少裨圣明，于今元良鼎盛，讲读久疏，章奏留中，纪纲渐弛，民财尽而征敛苛，内地虚而边衅动。至于废弃诸臣省愆既久，人才难得，登用惟时。此皆宸衷所注存，实系当今之急务。愿皇上慎起居，以迓太和之福；振神气，以培积庆之源。”这一批评距离朱翊钧的死还有六年，倘若他虚心接受，改弦更张，后人也许会对他另眼相看。但是他始终执迷不悟，直到临死，方才追悔。“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斯之谓也。

纵观朱翊钧的一生，前后判若两人，可谓功过参半。他参与缔造整个明代最为富庶强盛的万历王朝，却又亲手加以毁坏。他临朝以来，对边地事最为关注，创造的政绩也最引人注目，却又酿成辽东祸患，终于导致大明王朝的覆亡。他在临朝初期对张居正信赖备至，联手推行新政，综核名实信赏必罚，成绩斐然；为了报复张居正的威权震主，竟然不择手段，不计后果，使得新政逐渐化为乌有。由此引发的翻案风，开启了政坛的派系门户之争，以后他竭力想予以遏制，苦于心有余而力不足，被党争搞得焦头烂额，为他的两个孙子——熹宗朱由校、思宗朱由检留下无法摆脱的政治后遗症。他并非庸主，而是一个颇有英才之气的帝王，前半生的励精图治让人刮目相看。他的致命伤在于“酒、色、财、气”四字，铸就了后半生的一错再错。他宠幸郑贵妃，使这个野心勃勃的女子在政治帷幕的后面上蹿下跳了几十年，在他死后仍不罢休。他的尚气使性，使得臣下心灰意冷，离心离德，晚年的朝政趋于半瘫痪状态。他的贪财秉性，醉心于聚敛财富，把明代最为富庶的大好时光，搞得民穷财尽，元气大伤。后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的感叹，大概是由此而发的吧！张岱说得好：“神宗冲龄嗣位，英明果断，有江陵辅之，其治绩不减嘉隆。迨二十年后，深居不出，百事丛脞，养成一骫髀之疾，且又贪呓无厌，矿税内使四出虐民。譬如养痈，特未溃耳。故戊午（四十六年）前后，地裂山崩，人妖天变，史不胜书。盖我大明之亡征已见之万历末季矣。乃世以其静居无事称为福主，则世岂有一日万几之主，可仅仅以无事为福也！”孟森进一步分析：“熹宗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

2．来不及施展的泰昌新政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酉时，皇帝驾崩，司礼监太监传皇太子令旨：“你们会同内阁，查旧规，报讣于各宗室，其合行葬礼，着礼部会同翰林院计议，从优具仪注来看。”又传皇太子令旨：“说与督理通湾等处税监张烨、马堂、胡宾、潘相、丘乘云知道，先年开矿抽税，为因三殿与两宫未建，帑藏空虚，权宜采用……今将矿税尽行停止，张烨等都着撤回原衙门应用，其见征在官税银等银，各解进应用。该衙门知道。”又传谕内阁等衙门官员：“我父皇大行皇帝宾天，你每大小臣工俱受国家厚恩，竭忠报国，各要尽心供职，毋得怠惰误事，特谕。”

神宗的最后一道谕旨，嘱托内阁首辅方从哲与司礼监太监协心辅佐皇太子朱常洛，帝位的交接显得十分平静，几道皇太子令旨已经在行使准皇帝的权力了。

七月二十二日，皇太子朱常洛到奉先殿宣告大行皇帝宾天，报讣宗室，令吏部会同翰林院拟议大丧礼仪，令兵部、京营提督加强戒备护卫，尚未即位的朱常洛实际开始行使皇帝职权，传达先帝遗诏，致力于消除长期积累下来的弊政，在短短的几天中，新政措施一一颁布：

由于朱翊钧多年不上朝，官员们习以为常，朱常洛即位后，骤然上朝，文武百官竟然不知所措，随从散漫，人声嘈杂。朱常洛对于这种现象非常不满，传谕内阁立即整顿：“朕今早御门，见得有班行后随从执步洒金大扇。回至省愆居，忽听有散班官于会极门高声喝道。朕御门后深思治理，朝仪严肃，岂容亵慢！本当重治，姑且不究。卿可传示大小九卿科道各官，以后凡遇临朝，务要十分敬慎，如有仍前肆行，紊乱朝仪的，许纠仪官指名参来，定行拿问，重治不宥。”

除了起用建言废弃诸臣，朱常洛还注意破格选拔人才，指示吏部：用人毋拘资格，凡是才能卓异者，即破格擢用，以示激励。显示了他即位伊始，力图有所厘革，有所作为。先帝留给他的烂摊子是棘手的，他想补偏救弊，官员们深知皇上的意图，陆续建言拨乱反正，为新政造舆论。

御史张泼认为，先帝朝政废弛，完全是内阁辅臣的失误，因此任用阁臣应该谨慎，不必全用翰林院出身的词臣。他说：国初爰立阁臣，间从征辟，如今承讹袭舛，衣钵第传于词林，接引多出于知己，不知开端于何日？作俑者何人？沿习旧规牢不可破，必是阁臣欺君，谓旧例如此。其实前朝阁臣有中书舍人出身，有御史出身，有六部主事出身，何尝单用词臣！先帝静摄三十余年，一切军国重务全委托内阁票拟，内阁则与司礼监相为表里，一切破格温纶，阁臣从司礼监那里得到皇帝旨意，导致“中官固阴操人主之权，明制阁臣之命”，阁臣不敢与中官争天下。原因就在于阁臣全是词林出身。张泼的分析别具一格：“闻司（礼）监之款洽阁臣，不过供闲体面，而阁臣之谦卑逊顺更为过之。盖由阁臣起家翰林，一路淡薄，直至进步黄扉，始为羶路。功名一日到手，便自有欲无刚，转身便成软熟，遇事安能把持？故长安嘲言词林入阁，谓之‘吃蔗头’。夫蔗，甘蔗也，甜味也。入阁而既嗜其甘，又思其苦，故富贵功名，愈咀嚼愈有味。偶有意气，妻子夺之，所以含垢忍耻，宁死不去，但凭乞灵于中官，及不顾笑骂于人世……臣非敢谓由词林入阁者尽出于此，但据目见，沈一贯、朱赓奸贪鄙琐，漫无树立，谬意在习于清高、远于风尘，盘错未经，纷华易溺。一旦遗大投艰，不觉手忙脚乱。若外臣清议既重，纠察亦严，磨砻之久，颇多谙练，等到大位临头时，亦倦游思返，陈力就列，不能则止。”有鉴于此，他主张阁臣宜内外兼用，从全国搜求才识老成德望隆重的外臣，与词臣并推，标准是：有孙丕扬之执持而去其误，有张居正之作用而去其骄，才德相资，集思广益。

御史申廷谟执持张泼的意见，他认为，今日推举阁臣，务必声望足以服众，才能足以济世，学术足以匡时，筹划足以集思，而又敢于独断者。国朝相业烂然彪炳于史册，不少是外臣出身，如杨士奇、李贤、张孚敬、杨一清等，都是郎署起家，一时表表，就是明证。

御史黄彦士说：臣闻先皇践祚之初，励精图治二十余年，此后逐渐倦勤，吝惜官爵，蠹积财贿，寝缓批答，天下颓废于积弛积玩。皇上昔日在青宫所习见习闻，全是先皇倦勤之近事，因此谨陈励精图治要务十条：隆孝思、摄圣躬、备辅导、勤政事、通言路、起废弃、振吏治、谨阉寺、严武备、固边防。关于“备辅导”，涉及点用阁臣，他主张：不论资格，不拘内外，不限方隅，惟其学问足以成君德，识力足以担世局，忠诚足以格主心，议论足以回睿听，才能足以调甘苦，方才可以点用。关于“起废弃”，他说：皇上业已指示吏部分别起用，吏部主张区别对待，有因“册立”而迹近于戆激者，有因反对矿税太监四出而邻于倨侮者，有弹击权要而招尤者，有救护忠良而并逐者，有诖误可原而全瑜难掩者，有形迹可疑而清议自存者。虽然才品不同，皆足备圣明录用。关于“振吏治”，他主张纠正多年的积弊：“迩年已来，吏道杂而多端，人情兢而鲜耻。风自下流，咎由上作。考迟速者孰不厌迟而趋速，求高下者孰不避下而就高，遂使苞苴竿牍公行于白昼大都之中，贤者不能自免，其势然也。若使高下一逞其才能，迁转一叙以资俸，显秩若此，迁谪亦然；正途若此，杂流亦然。”

御史史永安鉴于先帝时上下否隔，朝政紊乱，提出交济之道。一方面，人臣应当自靖。先帝时，因否塞日久，章奏庞杂，连篇累牍无非鳞甲，聚讼纷纭几成鼎沸，甚至充斥鄙俚之谈、戏谑之语。国朝设立言官，欲因事而纳言，非欲言而索事。泛而陟之为支，强而聒之为噪，言不由衷，何以耸听！如今皇上批答及时，对扬不易，惟是洗涤寸心，滋培正气，不当言则守口如瓶，当言则可批逆鳞，勿顾虑而失可言之会，勿激烈而阻纳谏之门。宁就事而修达意之辞，勿恣意而饰不情之说，是成童得受言之利，而人臣无进言之名。且数年壅结一旦遭逢，希遇旷典，不得不言之时已经来到。另一方面，人君也应当自靖。人君尊为天日，喜则和风淑雨，怒则震霆迅雷，故以草野视明廷则言难，以庸职视圣主则言更难。今皇上励精聿始，图治正殷，临御日亲，召对日举。且温旨而询，和颜而受，固受言之第一义。人有瑕瑜，言岂无醇驳？于数十疏而得一疏，就是可采的葑菲；于千百言而得一言，就是可备的药石。史永安的用意很明显，希望君臣和衷共济，联手缔造新政。

礼科给事中杨涟有感于二十余年来，上下否隔，体统废弛，威严陵替，几乎不复知有朝廷之尊，若不及时申饬整顿，将来何所底止？因此，他特别强调以下几点：

杨涟的官职并不高，在泰昌、天启之际发挥的作用无与伦比，忠心耿耿，敢做敢言，目光尖锐，言论犀利，对万历朝的弊端看得很透彻，希望泰昌皇帝能够力挽狂澜。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皇帝即位不久，他就关注到皇太子问题。先是从礼科的本职工作出发，提出册立已经十六岁的朱由校为皇太子，以正储位。继而又提出谨慎选择皇太子身边的近侍太监，说：“情以物迁，习与性成，其所渐靡，非朝夕之故也。愿陛下加意慎择，使忠直知礼义者周旋左右，而无令猿巧狼戾者得以杂进耳。”他似乎已经察觉到朱由校身边的太监魏忠贤是“猿巧狼戾者”，希望由“忠直知礼义者”取而代之。可惜的是，朱常洛在位仅仅一个月，来不及付诸实施。后来的事实表明，杨涟的目光是有预见性的。

3．郑贵妃、李选侍上蹿下跳

朱常洛三十多年的生涯，每时每刻都感受到郑贵妃的阴影笼罩着他，直到父皇驾崩，他已登极，仍难以摆脱这个阴影。父皇驾崩前有遗言在先：“尔母皇贵妃郑氏，待朕有年，勤劳茂著，进封皇后。”明白无误地告诫儿子，必须把郑贵妃进封为父皇的皇后。朱常洛心中明白，进封郑贵妃为父皇的皇后并不妥当，却又难以拒绝。他不敢违背父皇旨意，也不敢得罪郑贵妃，就在父皇驾崩的第二天向内阁发出一道谕旨：“父皇遗言：‘尔母皇贵妃郑氏，待朕有年，勤劳茂著，进封皇后。’卿可传示礼部查例来行。”这是转移矛盾。他深知进封郑贵妃为先皇的皇后，无论从什么角度，都怕找不到任何理由，料定外廷大臣绝不会同意，不妨借外廷力量来缓解自己的压力。

署理部务的礼部侍郎孙如游（字景文，浙江余姚人）出面，搬出“累朝典故并无此例”的挡箭牌，表示委婉的反对，因为不符合贵妃进封皇后的“从子之义”。情况确实如此，朱常洛的生母王贵妃还没有进封为先皇皇后，而将郑贵妃进封，其心必定不安。孙如游说，臣不敢以不忠事主，尤仰冀殿下以大孝自居。内阁首辅方从哲也支持孙如游的立场，朱常洛把进封皇后的事暂时搁置下来。

当时宫闱之中情况相当微妙复杂，郑贵妃唯恐朱常洛挟前嫌而嫁祸于她，便串通朱常洛最宠幸的李选侍，两人一搭一档演出双簧，郑贵妃为李选侍请封皇后，李选侍密切配合，为郑贵妃请封皇太后。正如《明史》所说：“帝崩，郑贵妃惧祸，深结李选侍，为请封后。选侍喜，亦为请封太后，以悦之。”《宪章外史续编》也有类似说法：“时郑（贵妃）踞乾清宫，托保视之名，知李选侍被宠，为请封后结欢，李（选侍）亦请封郑太后，相引重。”这时的朱常洛感到进退两难。

八月一日，朱常洛即位后，进封郑贵妃为皇太后的事仍悬而未决。内阁首辅方从哲建议，把先帝进封郑贵妃为皇后的谕旨藏于内阁，秘而不宣。他说：“事出创闻，例无可据，行之于今日，不无越礼，命之于先帝，疑于失言。臣自奉命之始尊藏阁中，不必传外。庶朝廷无逾制之嫌，臣下无显悖之迹。”外廷拒绝进封，对于郑贵妃而言，是一个不祥之兆，她一向为自己的儿子朱常洵争夺太子地位，处处打击排挤朱常洛，如今朱常洛已经成了当朝皇帝，而进封她为皇后的先帝遗旨又遭廷臣搁置。形势迫使她不得不变更策略，力图使朱常洛捐弃前嫌，用的是美人计：“光宗嗣位，郑贵妃以前福王（朱常洵）故，惧帝衔之，进珠玉及侍姬八人帝”。这一招果然奏效，击中了朱常洛的弱点。

朱常洛一向坎坷，即使册封皇太子后，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因而郁郁不得志，日渐沉迷于女色。郑贵妃抓住他的弱点，投其所好，送给他八名美女，供他御幸。他很有政治头脑，即位后一反父皇的作风，日理万机，清理整顿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全力以赴。他的身体本来就虚弱，一旦投入繁忙的朝政，不胜负荷，郑贵妃又送来美女让他享用，内外交困，身体立时垮了下来。

这是史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文秉说：“光庙玉体羸弱，虽正位东宫，未尝得志。登极后日亲万机，精神劳瘁。郑贵妃欲邀欢心，复饰美女以进。一日退朝内宴，以女乐承应。是夜，一生二旦，俱御幸焉，病体由是大剧。”李逊之也说：“上体素弱，虽正位东宫，供奉淡薄。登极后日亲万机，郑贵妃复饰美女以进。一日退朝，升座内宴，以女乐承应。是夜，连幸数人，圣容顿减。”

八月十日，朱常洛病倒，赵一贯诊视。十一日，他还坚持御朝处理政务，群臣见皇上“圣容顿减”，大为惊讶。十四日，崔文昇进药，皇上病情加剧，形势急转直下。

崔文昇原先是郑贵妃宫中亲信太监，朱常洛即位后，提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御药房太监。皇帝病倒后，郑贵妃指使崔文昇以御药房太监的身份向皇上进药。皇帝服用了崔文昇送来的通利药——大黄，一昼夜连泻三四十次，支离于床褥间，顿时处于衰竭状态。十六日，皇帝无法起床视朝，方从哲等大臣赶到宫中问安，皇帝命内侍传话：“数夜不得睡，日食粥不满盂，头目眩晕，身体疲软，不能动履。”

服用太监崔文昇进献的药，导致皇帝病情加剧，一时舆论哗然，怀疑崔文昇受郑贵妃指使，有加害皇帝的异谋。这在《明史》中有明文记载：

当时郑贵妃还住在乾清宫，与李选侍过从甚密。皇帝病倒后，外戚郭、王两家（即元妃郭氏、才人王氏娘家亲戚），发觉郑贵妃、李选侍有异谋，遍谒朝中大臣，哭诉宫中凶危之状：“崔文昇药，故也，非误也。皇长子（朱由校）每私泣：‘父皇体力健，何遽至此？’郑、李谋得照管皇长子，包藏祸心。”大臣们莫不忧心忡忡，兵科给事中杨涟（字文孺，号大洪，湖广应山人）、御史左光斗（字遗直，号浮丘，安庆桐城人）倡言于朝：郑贵妃当移宫。八月十六日，吏部尚书周嘉谟（字明卿，湖广汉川人）召集勋戚、大臣责问郑贵妃内侄郑养性：先朝不早定国本，归罪于你的姑娘（姑母），你应该代姑娘坚决推辞进封皇太后之事。她为什么久居乾清宫？又进奉宝玉美女，萌生非常之念，规求无度，侵欲无厌。下面几句话分量极重：“汝姑娘当无他意，不过只欲汝守富贵。我等文武在此，若汝听我等言，当为君包管；若不听我等言，胡乱想要封太后事，谁肯等你做？无论汝前番许多说话，今尚未干净，还要不避嫌疑？莫说富贵不可保，身家还不可知。”郑养性听了这番义正词严的话，丧魂落魄而退。几天后，他果然向皇帝请求收回进封郑贵妃为太后的成命。

大臣们进宫向皇帝请安，听得内侍传达皇帝谕旨：头目眩晕，身体软弱，不能动履。杨涟仰天叹息：“以千古一见圣君，臣子倘有血性，忍坐视其中阴奸以殁，不更图保护，且伏有后毒，而噤不发一语。谓此天日何！”立即起草题为“圣躬违和之由”的奏疏，极论郑贵妃派遣崔文昇妄用药物之罪；“医家有余者泄之，不足者补之，其事明白易晓。以皇上日日万几，茕茕哀痛，精神不无损耗，于法止宜清补，文昇投何相反相伐之剂，遂令圣体一旦动履艰难，眼食俱围如此哉……恳发司礼监究问处分，传示中外，使知圣躬不安，全是用药之误，以解道路纷纷之口。”希望皇帝将崔文昇拘押审讯，查个水落石出。问题出在崔文昇，根子却在郑贵妃。郑贵妃迫于外廷强大的压力，不得不移出乾清宫，搬往慈宁宫。

八月二十日，六部与都察院官员纷纷上书内阁首辅方从哲，请调护圣躬，册立东宫。刑部主事孙朝肃、徐仪世之书信说：“阁下知圣躬所以违和之故乎？以烦劳而致，犹可言也；若以不妨慎而致，不可言也。阁下知而悠悠忽忽，失妨慎于初，犹可言也；若知而袖手旁观，不清宫闱之隐螙，以负先帝之托，更不可言也。”御史郑宗周的书信说：“欲安圣躬，则以亟请召见择医为第一义。欲安皇长子，则以速行册立，速移慈庆宫为第一义。防微杜渐，使宵小知外廷有人，有所忌而不敢逞。”

八月二十二日，锦衣卫官员传旨：宣阁部科道官方从哲、周嘉谟、孙如游、李汝华、张问达以及兵科给事中杨涟等人，入宫觐见皇上。大臣们担心，皇上此番特召杨涟，必定因上疏忤旨而廷杖。

孙如游对杨涟说：大洪，如何上昨日奏疏，不知今日传来锦衣卫校尉？恐怕皇上动怒。

杨涟说：崔文昇这奸人实在害了皇上，怎能忍心不言？

周嘉谟说：我听闻，皇上并未说误医。

杨涟说：此事中外共传，何以不知？今日召对，死即死，不敢不争。

周嘉谟、孙如游向方从哲建议，希望他出面为杨涟开脱。

方从哲回答：宫中事原不好讲，如今皇上圣体违和，恐怒不测，须杨公认一错。

杨涟态度非常强硬，拒不认错：皇上明明被奸医所误坏，如今明知而不言，相公还说我错，此等事如此含糊。我不要做乱臣贼子，不认错！

周嘉谟劝解道：方老先生是好意。

杨涟回答：岂不知是好意，只为我惜死。死何可怕，只是“错”字说不得。

言谈间，诸大臣进入了乾清宫，但见皇上虽有病容，却和颜悦色，丝毫没有动怒迹象。新任内阁辅臣刘一璟、韩爌首先称名致谢，皇帝对刘韩二人说：“国家事卿等尽心……为朕尽心分忧。”他稍作停顿，注视各位大臣，接着说：“朕在东宫饮食不调，至今四五月始愈，登极后劳着些，又未得静一静，今大病，服药不效。”说话的口气平静而和蔼。

内阁首辅方从哲抓紧时机请示：“臣等请皇长子移宫，不知何日？”

朱常洛说：“朕便令他别处去不得，科臣说他该常在朕前。”目光注视着科臣杨涟，手指皇长子说：“他的事都停当了，服侍人都有了。”

孙如游请示进封李选侍的事，皇帝回应道：“是事朕有年，生育多，服侍久。”指着皇长子说：“也疼他不是，朕也不封。”

大臣们请求皇上慎医药，皇上回答：“有十余日不进了。”

周嘉谟说：“医药犹第二义，皇上清心寡欲，自然不药而愈。”

清心寡欲云云，是有微言大义的，皇帝注视着大臣，转移话题：“宫中无什么事。”然后对皇长子说：“哥儿你说一说。”

皇长子朱由校顺着父皇的意思说：“宫中无别事，先生每传一传，莫听外边闲说。”

这场召对之后，皇帝下旨，把崔文昇从宫中开除，收回进封郑贵妃为太后的成命。

不料，一波刚平，一波又起，终于酿成震惊朝野的“红丸案”，导致龙驭上宾。

八月二十三日，方从哲、韩爌、刘一璟在内阁办公，鸿胪寺官员李可灼说有仙丹要献给皇上。方从哲鉴于崔文昇的前车之鉴，认为向皇上进药应该万分谨慎，韩、刘二人便命李可灼离去。李可灼不肯就此罢休，径直进宫向太监进药，太监不敢擅作主张，向内阁请示：“帝疾已大渐，有鸿胪寺官李可灼来思善门进药。”方从哲等人断然阻止：“彼称仙丹，便不敢信。”

少顷，朱常洛在乾清宫召见方从哲等十三名大臣，对他们说：“朕难了，国家事卿等为朕尽心分忧，与朕辅皇长子要紧，辅他为尧舜之君，卿等都用心。”然后对身旁的皇长子朱由校说：“哥儿说一说。”朱由校遵命说了一句：“先生劳苦，听父皇言。”

朱常洛又把话题转移到寿宫之事，显然他自知去日无多，已在考虑自己的后事了。方从哲等人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以为皇上提及的寿宫是指先帝（神宗）的安葬事宜，回答道：“皇考山陵工有次第。”朱常洛立即纠正：“是朕寿宫。”方从哲马上说：“圣寿无疆，何遽及此！”朱常洛再三强调此事要紧，说话时神情黯伤，大臣们不免伤心哽咽起来。

这时从帷幔后面走出一个小太监，对皇长子朱由校耳语一番，朱由校摇头不答应。忽然，一个身穿红衣的妇人把朱由校从皇帝的病榻边拉到帷幔后面。朱由校从帷幔后面走出来时，面色大变，忿忿然向父皇说：“皇爹爹，要封皇后。”主管册封事宜的孙如游反应极快，把“封皇后”转换成“封皇贵妃”，说：“皇上要封李选侍为皇贵妃，臣等不敢不遵命，即着仪注来。”皇帝随口应声：“着仪注来。”随手指着皇长子朱由校说：“辅他要紧。”

片刻沉寂后，皇帝突然提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方从哲回答：“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轻信。”皇帝却对此抱有一线希望，命内侍宣召李可灼进宫诊视。

对此杨涟持反对态度，又不便直接道明，便在八月二十四日上疏议论崔文昇用药之误，提醒皇上注意。他的奏疏写得很有水平：“臣观寻常士庶人家主人偶有疾病，二三亲友犹必寻医看视。一医无效，急为责逐，更求端士，不忍以主人性命误之。庸医而漠不痛心，听之造化，而不为设法。何况臣子之于君父，顾有所顾忌，而不沥血披心以告者。我皇上缵承大统以来，励精图政，锐意勤民，兼之体节过劳，哀思过节，以致小有违和，原非有沉痼宿积之疾也。”然后把话题一转，十六日竟有“头目眩晕，身体软弱，不能动履”的症状，“全是用药差误所致”，而这个“贼医”不是别人，就是太监崔文昇：“（崔）文昇不知医，不宜以宗社神人托重之身，妄为尝试。如其知医，则医家有余者泄之，不足者补之，其事明白易晓。以皇上之日日万几，茕茕哀痛，精神不无耗费，于法止宜清补，（崔）文昇何投相反相伐之剂？遂令圣体一旦动履艰难，眠食俱困如此哉？”因此他主张，由阁部大臣在诸臣中寻访知医者，每日在宫门外斋心候问，与御医细细讲求药饵，多方斟酌，封付忠慎内官如法煎和以进，防止用药之误再度发生。

4．泰昌皇帝朱常洛之死

八月二十六日，宫中传出“上疾大渐”的消息，皇上要召见群臣。内阁辅臣方从哲、刘一璟、韩爌，英国公张惟贤、尚书周嘉谟、李汝华、孙如游、黄嘉善，都御史张问达，给事中杨涟等，来到乾清宫。但见皇上在东暖阁依榻凭几而卧，皇长子侍立于榻边。

大臣们问安毕，朱常洛要大臣们向他靠拢，连声说：“朕见卿等甚喜。”还说“封李选侍”“速封”云云。

主管此事的孙如游不愿意“封李选侍”，却回答得滴水不漏：“圣谕臣等自当仰体，但前奉圣谕，上二后徽称，并郭元妃、王才人封谥，皆未经告竣。若论先后次序，宜俟四大礼既举之后；若论皇储保护厥功之懋，则选侍之封惟恐不早，即从该监之请，亦未为不可。”

朱常洛坚持己见：“着照该监原择九月初六日举行。”诸臣叩头而退。

八月二十九日，皇帝再次在乾清宫暖阁召见方从哲等十三名大臣，主要意图仍是册立皇贵妃。方从哲把话题转移到册立皇太子，说：册储原卜期应移近，早竣吉典，以慰圣怀。皇帝顺势叮嘱：卿等辅佐为尧舜。

就在这一天，李可灼向皇帝进奉“红丸”，铸成大错。

皇帝不顾杨涟等大臣的劝告——防止用药之误再度发生，执意请李可灼为他诊视处方。着实是病急乱投医，反误了自己性命。李可灼奉召前来为皇上诊视病情，指出病源及治疗方法，皇帝听了很高兴，命他从速进药。方从哲有点不放心，要李可灼同御医商量后再定处方。在场的官员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说究竟该不该服用此药，等于默认了李可灼的处方。

中午时分，李可灼调制好红色的丸药，送到皇上御榻前。皇帝命群臣近来看他服用“红丸”，高兴地对李可灼说：忠臣，忠臣。群臣退至便殿不久，内侍传出消息：“圣体用药后，温润舒畅，思进饮膳。”大臣们放心地退出乾清宫。

傍晚，李可灼出宫对方从哲说：皇上恐药力衰竭，欲再进一丸。又说，在旁的御医多以为不宜再服，但是皇上催促很急，只得遵命让皇上再服一丸。大臣们关切地询问服药后情形如何，李可灼说，圣躬安适如前，平善如初。

谁也不曾料到，朱常洛服了两粒红色丸药之后，到了次日（九月初一日）五更，病情加剧，突然死去。大臣们听到内侍的紧急宣召，急忙赶到宫中，皇上已经龙驭上宾了。

对于突如其来的噩耗，人们惊愕万分，疑窦丛生。联系到皇上登极一个月来的种种遭遇，舆论顿时沸腾。正如《泰昌日录》所说：“九月丙子帝崩。帝疾自夙膺重，以悲痛且万几积弛，涣汙迅发……哀劳交集，遂至增剧。传闻惊遽，颇有意外之疑，即渐知医药之误，而一误于崔文昇，再误于李可灼，斯事之大痛也。”外廷舆论的焦点集中于郑贵妃，文秉如此概括道：“宫中（郑贵妃）蛊进美女，上体由是虚损；御医房内阉崔文昇复投相反相伐之剂。给事中杨涟已具疏论其合谋弑逆。至是，以服（李）可灼药，遂至大故。籍籍之口遂渐不可解。”这段话要言不烦，抓住了“红丸案”的要害，崔文昇的大黄药已经种下了致死的祸根，李可灼的红丸加速了死期的到来。所谓红丸，其实是红铅金丹，又称三元丹，由红铅（妇女经血）、秋石、人乳、辰砂炮制而成。大黄性寒，红铅性热，两者同时用于虚脱的身体，岂有不一命呜呼之理！崔文昇、李可灼已经暴露在外，人们在寻找幕后指使人，不约而同地聚焦于郑贵妃这个野心勃勃的女人身上。

御史王安舜追究李可灼“庸医杀人”之罪，他的奏疏写得尖锐而深刻：“先帝（指朱常洛）之得病，外廷所知也。三次临御，俨然步履；数次召见，蔼然辞色。诸臣方日祈天永命，愿以身代。病虽经旬，未应迅速，乃突闻有宾天之事，此衷如割。但见众论纷纷，咸谓不知谁为荐李可灼者，进红铅一丸，先帝服之不豫，臣不敢信也。忽接邸报，奉令旨：赏李可灼银五十两、二表里。夫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先帝之脉雄壮浮大，此三焦火动，面唇赤紫，满面升火，食粥烦躁，此满腹火结，宜清不宜助明矣。红铅乃妇人经水，阴中之阳，纯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虚火燥热之症，几何而不速之逝乎？然医有精有不精，尚可借口。臣独恨其胆之大也，以堂堂之圣体，而敢以方外下吏，不参众论，自神其术，此其胆真可以包天。中外危疑之日，而敢以无方无制之药假言金丹，此胆更不见有人矣……此等妖人，重则当罪以妖术惑人之罪，轻亦当治以庸医杀人之条。乃蒙我殿下颁以赏格，果酬其药价乎，抑酬其经验良方能起死回生乎？窃谓不过借此一举以塞外廷之议论也。人见其于先帝初崩之日扬扬得意，私窃危之，而不知其线索已关通矣！”王安舜所说的殿下是指皇太子朱由校，此时仍在郑贵妃、李选侍的控制之下，由他出面颁布令旨，嘉奖李可灼，企图堵塞外廷议论之口，可谓此地无银三百两——“其线索已关通矣”，蛛丝马迹暴露无遗。针对王安舜的奏疏，宫中发出皇太子的令旨：“李可灼先帝病革之时，具本进药不效，殊失敬慎，但亦臣爱君意，姑从轻罚俸一年。”居然为李可灼辩护，轻描淡写为“进药不效”，仅仅扣罚一年俸禄而已。这些话并非皇太子朱由校的本意，而是郑贵妃、李选侍的口气，欲盖弥彰，更加令人生疑。

御史郑宗周追究崔文昇的罪责，以为罪当“寸斩”（凌迟）。他的奏疏写道：“顷崔文昇包藏祸心，用药不慎，大行皇帝明哲宽仁。履位匝月，一旦崩逝，社稷失依，神人怨恫，中外臣民无不痛心疾首，恨不食其肉而磔其骨。此其罪弥天，尚可一日缓诛，俾奸人复有以窥殿下之浅深哉！”他请求皇太子殿下立即将崔文昇交由三法司审讯，是否故意误医，有无谋划主使？即使无心，亦当寸斩，以谢九庙。皇太子的令旨也出乎意料，为崔文昇开脱罪责，说什么先帝在青宫时就有宿疾未痊愈，即位后哀思劳瘁，以致前疾增剧。至于崔文昇，仅仅指出进药日期即药方有无错误，并且交由司礼监查明。崔文昇本身就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御药房太监，他的罪责竟然交由司礼监来查处，明眼人一看便知，不让追究幕后指使者。

有些官员以为，皇太子的令旨是方从哲票拟的，怀疑方从哲“回护”崔文昇、李可灼，“难免党同合谋之疑”。于是乎给事中惠世扬弹劾方从哲，列举十大罪状：

这十条罪状，牵涉到方从哲担任内阁首辅期间的失误，惠世扬对他全盘否定：“自辅臣方从哲秉成以来，国事日非，封疆日蹙，端人正士听幕宾之主张伤残殆尽；纪纲法度惟私情之徇比颓废无章……有如奸相方从哲者，可容一日总天下大政乎？”但惠世扬的本意，并非要攻倒方从哲，而是要引出郑贵妃、李选侍。请看他的论述：

新任礼部尚书孙慎行、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等有影响的大臣，也纷纷追究方从哲的责任，一时间沸沸扬扬，置方从哲于百口莫辩之地。幸亏内阁辅臣韩爌出面解释，把红丸呈进的经过公之于众，与闻其事的张问达（新任吏部尚书）、汪应蛟（新任户部尚书）证实韩爌的说法，才使得方从哲摆脱困境。

不过郑贵妃在朱常洛之死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始终留在人们的怀疑之中。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的言论是有代表性的：“以天子三十日忽焉之变，若以先朝恩幸犹存，内廷处分不易，则本朝忠厚之法、情理之用，当自有在。如既露之情状可竟掩乎？作奸之爪牙可竟不问乎？若以宫廷御幸不必深言，恐此辈预料今日不发，而窃幸其夙昔之阴谋，则此辈何幸，而先帝何不幸也！今众口哗传，流布已遍，笔诛口议，天下应有书之者，而独不能得乎明廷之上、法宫之中？使事有必行，奸有必戮，卧逆党于近榻，而不复虑有后患……先帝之升遐一日不明，则内廷之奸谋一日不破；内廷之奸谋一日不破，则圣躬之安危安能尽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