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史——从泰昌到天启的过渡



1．围绕李选侍移宫的纷争

一系列蹊跷之事发生在万历皇帝朱翊钧死后一个月中，似乎与死者无关，其实不然。透过历史的迷雾，人们依稀窥见死者的阴魂不散。郑贵妃利用朱翊钧生前的宠幸，摆布着即位仅仅一个月的泰昌皇帝的命运。朱常洛虽然成了皇帝，却始终难以摆脱笼罩了几十年的厄运，当了一个月皇帝，就一命呜呼，泰昌朝如同昙花一现，迅即凋零。

移宫事件不同于红丸事件，却同样是万历朝留下的政治后遗症。

万历四十八年四月初六日，万历的皇后王氏（孝端皇后）病逝。此时皇帝已经病入膏肓，颇有心计的郑贵妃抓住时机，借口侍奉皇上，住进了乾清宫。在侍疾期间，她还争取到皇帝的遗言：进封郑贵妃为皇后。对于郑贵妃而言，她几十年梦寐以求的目的即将达到。一旦皇帝驾崩，即位的朱常洛虽不是她的亲生儿子，却可以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对于朱常洛而言，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现实，然而毕竟是父皇留下的遗言，不能违背。在先帝驾崩的第二天就向内阁传达了这一遗言：进封郑贵妃为皇后，企图借助外廷的力量来对付郑贵妃。果然，廷臣一致认为这件事不合乎祖宗典制，坚决抵制，才使得郑贵妃的皇太后梦，成为一枕黄粱。

但是郑贵妃仍赖在乾清宫，不肯主动离开，显然破坏了宫廷的制度和礼仪。八月初一日，朱常洛登极，照理他应该从太子居住的慈庆宫搬到皇帝居住的乾清宫。秉性懦弱忍让的他，恐怕得罪郑贵妃，听任郑贵妃留在乾清宫，自己继续住在慈庆宫。在恪守儒家名教纲常的大臣看来，这是僭越名分、本末倒置的咄咄怪事。但是忙于老皇帝的丧礼和新皇帝的登极，暂时无暇顾及移宫之事。待到发生了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御药房太监崔文昇进药事件后，大臣们忍无可忍，由杨涟、左光斗出面，迫使郑贵妃于八月二十一日从乾清宫搬往慈宁宫。移宫是一种礼仪形式，意味着某种特权的丧失。郑贵妃移宫以后，便把赌注押在了李选侍身上。

朱常洛的太子妃郭氏逝世后，没有再册封太子妃，只有才人、选侍、淑女在旁陪侍。其中才人王氏是他的长子朱由校的生母，万历四十七年去世。因为这样的关系，朱由校少年时代就没有了嫡母（元妃郭氏）、生母（才人王氏）。当时朱常洛身边还有两位姓李的选侍，宫中称为东李、西李（以所居宫室方向区别）。东李地位高于西李，为人仁慈寡言笑，宠幸不及西李。朱由校的弟弟朱由检的生母淑女刘氏早逝，由东李抚育成人。西李最受朱常洛宠幸，万历皇帝朱翊钧疼爱长孙朱由校，命西李抚育。此后史书所称李选侍专指西李。

李选侍与郑贵妃所处地位相似，关系密切，郑贵妃力图为李选侍请封皇后，李选侍则为郑贵妃请封皇太后。朱常洛的元妃郭氏死后，没有再册立元妃，他即位后，皇后成了空缺。李选侍急于填补这个空缺，想当皇后，朱常洛也有这个心思，不过按照规矩，得先进封皇贵妃，才能进封皇后。八月初十日，朱常洛传谕礼部：“选侍李氏侍朕勤劳，皇长子生母薨逝后，奉先帝旨委托抚育，视如亲子，厥功懋焉，其封为皇贵妃。”八月二十六日，朱常洛在病榻前召见阁部大臣，催促速封李选侍为皇贵妃。主持礼部事务的孙如游回答：孝端皇太后（朱常洛嫡母）、孝靖皇太后（朱常洛生母）的尊谥，以及加封郭元妃、王才人为皇后的事宜，还未办成，册封李选侍为时过早。难以预料的是，九月初一日泰昌皇帝朱常洛突然驾崩，册封李选侍为皇贵妃的预想落空，更不用说皇后了。

朱常洛死，皇长子朱由校继位，即将从慈庆宫搬往乾清宫。先前陪伴朱常洛住在乾清宫的李选侍，照理应该搬出乾清宫。这个女人不寻常，她仿效郑贵妃的榜样，赖在乾清宫不走。其意图不言而喻，迫使朱由校即位后尊奉她为皇太后。郑贵妃与李选侍密谋，把朱由校留在乾清宫，“欲邀封太后及太皇太后，同处分政事”。

这时，司礼监太监王安（字允逸，号宁宇，保定雄县人）挺身而出。此人万历六年进宫，在冯保名下当差。以后长期充当朱常洛的伴读太监，朱常洛即位后，他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匡辅秉政，知无不言，在泰昌短短一个月的新政中，颇多左右策划之力。朱常洛死后，王安获悉李选侍与郑贵妃的密谋，出具揭帖，遍投外廷大臣，揭发“选侍欲拥立东朝（皇太子朱由校），仿前朝垂帘故事。”王安所说李选侍企图垂帘听政，确有所据。朱由校即位后，在谕旨中透露了秘密：“朕览文书，见御史左光斗具奏，朕避宫之繇。朕昔幼冲时，皇考选侍李氏恃宠，屡行气欧圣母，以致怀愤在心，成疾崩逝，使朕有冤难伸，惟抱终天之痛。前皇考病笃，阁部大臣俱进内问安，有李选侍威挟朕躬，使传封皇后，复用手推朕，向大臣颜口传，至今尚含羞赧。因避李氏毒恶，心不自安，暂居于慈庆宫。李氏又差李进忠、刘逊等传，‘每日章奏文书先来奏我看过’，方与朕览，仍即日要垂帘听政处分。”

对于李选侍与郑贵妃的图谋，外廷大臣洞若观火，有人主张把朱由校托付给李选侍，杨涟奋起反对：“此万万不可，皇帝无托之妇人之理。且此选侍者，东宫时事无问，如昨日当先帝对群臣时，强今上入，复推之出，勒要封皇后，是何光景？无论先帝四十岁皇帝不能堪郑贵妃及诸蛊惑毒手，且李、郑交结权既非一朝，彼岂能做好事者？若今上一入其手，我等恐无见今上之日。以职之见，此时急宜请见今上，一见即呼万岁，以定危疑，即拥之出乾清宫，请住慈庆宫。”周嘉谟等大臣都表示赞同。

九月初一日卯时，方从哲率大臣进宫哭临，欲觐见皇长子，被守门太监挡住。杨涟厉声喝道：“皇上崩，正臣子入临之会，谁敢辱天子从官者！”又说：“先帝宣召诸臣，今已晏驾，皇长子少，未知安否？汝等与宫人闭宫坚阻，不容顾命大臣应召请见，意欲何为？”一番义正词严的申饬，镇住了太监，不敢再阻拦。群臣来到乾清宫哭临毕，问皇长子所在，太监们避而不答。内阁辅臣刘一璟厉声问：“皇长子安在？”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闻声而至，回答：“李选侍匿禁暖阁中，要封皇贵妃。”刘一璟大喝一声：“谁敢匿新天子者？”王安进去通报李选侍，李选侍拉着朱由校的衣服不放，王安上前抱住朱由校，把他扶持出暖阁。

大臣们见到皇长子，立即叩头，英国公张惟贤捧着他的右手，大学士刘一璟捧着他的左手，连呼万岁。朱由校连声说不敢当，然后仓促登上轿子，张惟贤、刘一璟、周嘉谟、杨涟等人亲自抬起轿子，走了几步，轿夫赶到。在众大臣拥护之下，朱由校坐着轿子来到文华殿。群臣先行叩慰礼，随后请皇长子进位，再行五拜三叩头礼。礼毕，大臣们请皇长子即日登极，朱由校不允，答应初六日即位。朱由校在群臣拥护下，回到慈庆宫。朱由校高兴地看着王安说：“伴伴，今日安在？得髯阁下（刘一璟满脸髯须，故称髯阁下）伴我，乃无恐。”

自称“万历旧史官”的钱谦益，追述此事，高度评价刘一璟。请看他的生动记叙：“庚申之八月，光宗皇帝宅忧嗣复，即日拜公（刘一璟）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与蒲州韩公（韩爌）并命。光庙仁孝，事郑贵妃如母，李选侍受其饵，关通煽动。光庙属疾，凭几见群臣，选侍红袖闯御幄，推挽皇太孙，传旨封皇太后、皇后。公（刘一璟）要廷臣力争而止。八月晦，光宗宾天。中人李进忠等阑乾清宫门，不听群臣入临。比入，举哀毕，公诘问群奄：‘皇长孙当柩前即位，今不在者何也？’群奄东西走，不置对。秉笔太监王安喏曰：‘选侍匿禁暖阁中，不得出一步，可若何？’公（刘一璟）整襟大言：‘谁敢匿新天子者？’（王）安曰：‘徐之，公等慎勿退。’遂趋而入。上（朱由校）见（王）安至，呼曰：‘好伴伴来救我！’（王）安软语选侍：‘上不出，诸大臣不肯退，第令一出即返。’选侍颔之，且中悔，揽上（朱由校）裾不释手。（王）安直前拥抱，疾趋而出。公亟迎升辇，比及门，宫中厉声呼：‘哥儿却还！’遣使追蹑者三返，公傍辇疾驰，掖上升文华殿，登宝座，即东宫位，群臣叩头呼万岁。然后择吉告庙受朝，事始大定。是日，群臣上笺劝进毕，选侍犹疾呼还阁，公亟奏曰：‘乾清（宫）未净，殿下请暂居慈宁（宫）。’上色喜，顾（王）安曰：‘伴伴今日安往？得髯阁下伴我，我乃无恐。’”

九月初二日，吏部尚书周嘉谟等大臣联名上疏，请李选侍移宫（从乾清宫移出）。他们指出：李选侍虽有抚爱之心，目不无形骸之隔，且殿下年龄渐长，婚礼未成，蛾眉粉黛时混目前，万一防护稍疏，所关非细。朱由校表示同意，要李选侍立即移住仁寿宫。李选侍还想拖延时间。御史左光斗积极支持杨涟，在奏疏中论述李移宫的必要性：“内廷之有乾清宫，犹外廷之有皇极殿也，惟皇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余妃嫔虽以次进御，遇有大故即当移置别殿，非但避嫌，亦以明尊卑、别贵贱也。历代相传，未之或改。今大行皇帝宾天，选侍李氏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居正宫，而殿下乃居慈庆（宫），不得守几筵、行大礼，典制乖舛，名分倒置，臣窃惑之。且问李氏侍先皇无脱簪鸡鸣之德，侍殿下又无抚摩育养之恩，此其人岂可以托圣躬者？且殿下春秋十六龄长矣，内辅以忠直老成，外辅以公孤卿贰，何虑乏人，尚须乳哺而襁负之哉！又况睿智方开，正宜不见可欲，而何必托于妇人女子之手乎？故在先皇时，屡请名封而不许……倘及今不早决断，将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武后之祸将见于今，臣诚有不忍言者矣。”左光斗的话讲得无所顾忌，尖锐泼辣，指责李选侍赖在乾清宫不走，企图借“抚养”之名为幌子，“行专制之实”——垂帘听政，到时候，武则天的祸患就将再现。

李选侍见左光斗把自己比作武则天，勃然大怒，多次派太监宣召，左光斗严词拒绝：“我天子法官也，非天子召不赴，若辈何为者！”李选侍更加怒不可遏，派太监邀朱由校到乾清宫，共同议处左光斗。杨涟正巧在麟趾门遇上太监，正色告诫：“上已十六岁，他日即不奈选侍何，若曹置身何地？”并要太监传话给李选侍：“殿下在东宫位太子，今则为皇帝，选侍安得召！”说完怒目而视，太监只得退回乾清宫。

李选侍迟迟不肯搬离乾清宫，杨涟反复在朝房、掖门、殿廷等处侃侃而谈。他在慈庆宫门外，要内阁首辅方从哲赶快催促李选侍移宫。方从哲以为“迟亦无害”，他反驳道：“昨以皇长子就太子宫犹可，明日为天子，乃反居太子宫以避宫人乎？”太监往来如织，有为李选侍求情的，杨涟断然拒绝：“选侍能于九庙前杀我则已，今日若不移宫，死不去。”刘一璟、周嘉谟等大臣支持杨涟，声色俱厉。

九月初五日，杨涟上疏敦促移宫：“深宫中有先朝选侍，欲俨然以母道自居，外托保护之名，阴怀专擅之实，大小臣工心切疑之，不敢以宗庙神灵所托重之身，轻付之不可倚信之手。故力请陛下暂居慈庆宫者，实有鉴于皇祖郑贵妃之事，欲先择别宫而迁之，然后奉驾还正乾清（宫），此臣等之私愿，忠于陛下之深心也……今臣等静俟五日矣，登极已定明日矣。天子既登大宝，岂有还偏处东宫之理！而怙恃宠灵，妄自尊大者，犹逼处于其间，种种情形实为非分非法。且又奉有移宫明旨，若仍复借择吉耽延，岂真欲中外之共主长逊避一宫嫔乎？人言纷纷，且谓令李进忠、刘逊、魏进忠等擅开宝库，盗取珍藏，岂必欲尽先朝之有而后出宫乎？抑指借皇贵妃名色，遂目无幼主乎？”杨涟揭露李选侍“外托保护之名，阴怀专擅之实”，与左光斗谴责李选侍“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遥相呼应。他不仅这样说，而且付诸行动，俨然以顾命大臣自居，在慈庆宫门外露坐五日五夜，率领锦衣卫校尉警卫，禁止中宫乳母、宫人进入，操劳得须发尽白。

李选侍经受不住外廷大臣的强大压力，也经受不住内廷太监王安等人的恐吓，不得不仓促移宫。她来不及等待侍从，自己抱着女儿（八公主），徒步从乾清宫走向仁寿殿哕鸾宫。

2．天启皇帝朱由校即位

泰昌皇帝朱常洛于九月初一日去世，留下了遗诏，由皇长子朱由校继承帝位。九月初二日开读遗诏：“朕以眇躬，嗣登大宝，夙夜祗惧，罔敢宁居。于凡用人行政遵明皇考遗命，力疾举行，哀劳交瘁，奄至弥留。定数未移，考终何憾。但念朕绍承洪绪，茕疚方新，志业未就，所期缵述，端属后贤。皇长子茂质英资，克荷神器，宜早嗣皇帝位。其恪守祖宗彝宪，亲贤勤学，立政安民，朝讲一遵典制，冠婚择吉早行。出入起居倍宜兢慎，左右侍御务近端良。内外文武百执事之臣，尚怀隐痛，同心协赞，永保基图。”照理朱由校应该即日继位，由于李选侍霸占乾清宫，致使登极仪式推迟举行。

九月初六日，朱由校在皇极殿即皇帝位，是为明熹宗，改明年为天启元年。关于年号，一度议论纷纭。其复杂性在于，神宗死于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光宗八月一日即位，宣布改明年为泰昌元年，但是还没有改元，他就在九月一日死去；九月六日熹宗即位，宣布改明年为天启元年。于是乎出现了棘手的问题：今年仍旧是万历四十八年，明年是天启元年，那么存在一个月的泰昌朝的年号无形之中就消失了。这显然不符合礼制，必须寻找一个两全之计，为此大臣们开会讨论此事。

礼科给事中李如珪说：“先帝即位虽仅匝月，而善政已足千秋，岂可使年号之不存！臣谓除明年正月初一日为殿下（朱由校）纪元，今年八月初一日先帝登极之日，以至十二月终，断宜借之先帝，俱称泰昌，万历年号断自今年七月终止，则是先帝之年号既不亏万历之实数，有不碍殿下明年之称元。”意思很清楚，七月以前仍旧称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月，改称泰昌元年，明年则为天启元年，摆平了三个年号的关系，是一个比较切实可行的方案。

御史张泼则有不同意见：“先帝八月登极，以明年为泰昌，不忘皇祖也。今上九月登极，以明年为天启，不几忘先帝乎？当仍以明年为泰昌元年，再逾年始改为天启。在先帝不忍忘皇祖，在今上亦不忍忘先帝，事死如生，其志一，其事同。乃天启元年之诏已颁，而泰昌改元之议方起，明年天启已难反汗，今年万历，遂无泰昌……不得已而以今年八月为泰昌，以明年正月为天启，毕竟于先帝不遽改元之意不甚符合，然亦于不安中求其近似者以之。若欲弃泰昌之号而不存，第曰未及改元而崩，于义不忍。”他主张仍以明年为泰昌，后年改元天启，“今上”必须在一年零四个月中顶着先帝的年号，显然顾此失彼。

御史黄士彦的意见似乎更多着眼于“今上”，他说：“先帝即位一月，善政不胜书，其为共主明矣。而登极之诏称以明年为泰昌元年，实未尝改元也。今先帝晏驾逾月矣，臣子乃追而改之，如八月可改为泰昌，则九月可改为天启矣。”

左光斗比较倾向于李如珪的意见，他为此两次上疏。先是简单提及此事：“今日之议万历，自应系以四十八年，泰昌自应系以元年，但史书自八月以前仍书万历，自八月初一日起至本年十二月终止，则书泰昌，并存不悖，古今通行。其明年仍用今上年号，于理允协。”

当大臣们讨论此事时，他发表详细的意见，极具说服力：

于是朝廷达成共识，决定以万历四十八年八月至十二月，为泰昌元年，明年为天启元年。

严格说来，泰昌朝只不过一个月而已，既然已经确定从八月到十二月全部按照泰昌纪年，朱由校登极以后的最初四个月，仍然是泰昌元年，要到次年正月才是天启元年。这种特殊性决定了这四个月乃是一个过渡时期，朝廷的关注焦点仍集中于泰昌一月的政治遗留问题上。

首当其冲的依然是崔文昇用药问题。早在九月三日，御史郑宗周就提出：“崔文昇包藏祸心，用药不慎，大行皇帝明哲宽仁，履位匝月，一旦崩逝，社稷失依，神人怨恫，中外臣民无不痛心疾首，恨不食其肉而磔其骨。”立即将崔文昇交由三法司审讯是否故意，有无谋使？即使无心，亦当寸斩。九月十四日，他再次上疏论劾崔文昇，认为应当“敕下法司，明正典刑”，并且批评内阁首辅方从哲票拟谕旨“着司礼监查明奏处”极为不妥。

九月十九日，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敦请皇上查究“医药奸党阴谋”。他把崔文昇用药事件与当年的梃击案联系起来，说：“二十年来，忠臣义士受杖受谪以争册立者，正以先帝故耳。今先帝卒崩之变，当与先年梃击青宫同一奸谋。”又说：“天子三十日忽焉之变，若以先朝恩幸犹存，内庭处分不易，则本朝忠厚之法、情理之用，当自有在。如既露之情状可竟掩乎？作奸之爪牙可竟不问乎？若以宫庭御幸不必深言，恐此辈预料，今日不发，而窃幸其夙昔之阴谋，则此辈何幸，而先帝何不幸也！今众口哗传，流布已遍，笔诛口议，天下应有书之者，而独不能得乎明廷之上、法官之中，使事有必行，奸有必戮，卧逆党于近榻，而不复虑有后患……先帝之升遐一日不明，则内庭之奸谋一日不破；内庭之奸谋一日不破，则圣躬之安危安能尽保？”

十月二十四日，南台御史傅宗皋继续追究崔文昇用药之误：“（崔）文昇何心，遽忍为此？意者几微奥窍之中，别有爪牙蟠结之奸，造成一定不移之局，或并（崔）文昇之身而用之，卒相推挟，以至于是，未可知也。今（崔）文昇活口具在，不可拷而问乎？尤可异者，先帝长君践祚，郑贵妃以皇祖宫嫔，恋住在宫，未闻迁避，故违皇祖家法——内侍多先宜引避，遣往先帝御前，沾沾以承奉为名。今查浃月以来，所屡迁者何人？所承奉者何物？何以致先帝于寝疾而崩殂而谓可脱然无与乎？臣谓贵妃所遣承奉先帝御前，门监必有登记，司礼监应为查出，与（崔）文昇一并敕下，候三法司会同司礼监、阁中、词林、卿寺、科道，逮付各犯，俾之廷鞫根因，分别正罪，然后家法不失，国宪以明。”

崔文昇、李可灼用药事件，也就是所谓“红丸案”成为天启朝一大敏感政治话题，魏忠贤专权以后，炮制《三朝要典》，重新评定“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大做翻案文章，整肃正人君子。

其次是关于李选侍与移宫的善后问题。九月二十七日，先前竭力主张李选侍移宫的御史左光斗，一反常态，希望皇上善待李选侍：“惟是自移宫之后，自当存以大体，捐其小过。皇上如天之度，宜无所不包涵；先帝在天之遗爱，宜无所不体恤。此其特恩在圣衷，调护在辅相，非小臣之能臆度。若复株连蔓引，使宫闱不安，是即与国体不便，亦大非臣等建言初心。”皇帝朱由校看了奏疏，非常认真地写了批示，流露了他对李选侍既恨又惧，忐忑不安的矛盾心态：“朕览文书，见御史左光斗具奏。朕避宫之繇，朕昔幼冲时，皇考选侍李氏恃宠，屡行气欧圣母（朱由校生母），以致怀愤在心，成疾崩逝。使朕有冤难伸，惟抱终天之痛。前皇考病笃，阁部大臣俱进内问安，有李选侍威挟朕躬，使传封皇后，复用手推朕，向大臣颜口传，至今尚含羞赧。因避李氏毒恶，心自不安，暂居于慈庆宫。李氏又差李进忠、刘逊等传，每日章奏文书，先来奏我看过，方与朕览，仍即日要垂帘听政处分。御史（左光斗）有言李氏他日必为武氏之祸者，朕思祖宗家法甚严，从来有此规制否？朕今奉养李氏与哕鸾宫，月分年例供给钱粮，俱仰遵皇考遗爱，无不体悉。外廷误听李党喧谣，实未知朕心尊敬李氏之不敢怠也。”

十二月十二日，兵科都给事中杨涟写了一本《敬述移宫始末疏》，详细回顾李选侍移宫的始末。他说，详细情形只有扈驾诸臣知道，外廷未必尽知，中外臣民则尽不知，所以有必要将初一之初五逐日记录在案。他与左光斗是当时坚决主张移宫的官员，对于宫中传出的流言蜚语，极为不满：“乃移宫之后，不知何来蜚语，有捏倡选侍徒跣踉跄，欲自裁处；并捏称皇八妹失所，至于投井者。或传处罪珰过之甚者，有内外交通做成此事者。是夙夜忧时之士误收为一时感慨叹息之资，恐作此日不白之案，有关系不但在臣职，安敢无言……至今日有以此为选侍惜者，臣谓宁可使今日惜选侍，无使移宫不速，不幸而成女后独览文书，称制垂帘之事。彼三十余年凭依蟠结之群邪，又或得以因缘多事，于以保惜先年宠爱则得矣，而辅皇上要紧之深意，在天之灵，果以此为愉快也？”

皇帝对于杨涟的观点是赞同的，批示道：“登极移宫事情，不惟科臣所亲历，且文武大小臣工共见者，乃极正极公，极切极真，览奏甚惬朕衷，着昭示中外，以释群疑。杨涟当日竭公忿争，志安社稷，忠直可嘉。”鉴于近来关于移宫有不少流言蜚语，皇帝发布洋洋千言的诏书，不厌其烦地叙述自己“避宫”与李选侍“移宫”之始末，希望臣民的观点和他保持高度一致：

朱由校如此喋喋不休地向臣民倾诉自己与李选侍的恩怨情仇，可见这个问题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尽管杨涟的奏疏与皇帝的诏书，已经把移宫始末讲得很清楚了，但是谣言还是不胫而走。人言可畏，杨涟愤然辞官而去。他在乞归奏疏中说：“臣发明移宫之故，只以疑关禁近，事恐传讹。垂帘之秘事未闻，入井之烦言啧起。不得不洗发一番，使天下后世晓然知皇上所以善处家人骨肉之际，危疑恩义之间而已。乃旋荷纶綍之褒，过邀忠直之誉，使臣区区发扬主德之苦心，反为诩臣节之左券。”流言蜚语使这位刚直不阿的言官感到不安，一走了之。

传播流言确有其人，湖广道御史贾继春就是一例，皇帝说他“捏造李选侍雉经（自经）、皇八妹入井（投井），播煽流言，诬诋朕躬”，下旨将他革职为民，永不叙用。夏燮对此评论道：“杨（涟）左（光斗）之请移宫，贾继春之请安选侍，二者皆是也。惟（贾）继春误信流言，而入‘雉经投井’语于疏中，后亦悔之，故具揭自明……及其呈身魏（忠贤）阉，重述移宫一案，则力诋杨左，不顾清议，此岂其初心哉？熹宗疑其有党，而不知党非救（贾）继春之君子，而实附魏阉之小人也。杨忠烈之论此谓，恐酿今日之疑端，流为他年之实事。卒之实者既虚，而疑者未已，岂非外廷之附阉者借以行其杀人媚人之术哉！”这样的后果，不仅杨涟难以预料，也令读史者唏嘘不已。

3．短暂的“众正盈朝”局面

从泰昌到天启的过渡，不仅使得泰昌由一个月延长为四个月，也使得天启初期的政治，保持了与泰昌政治的连贯性。朱常洛力图拨乱反正，主张大量起用万历朝由于各种原因而遭到废弃的官员，御史黄彦士就把这一政策概括为“起废弃诸臣”。他说：皇上业已指示吏部分别起用，吏部针对废弃诸臣的情况，分别列出以下几种：为了争国本而迹于戅激者，为了反对矿税太监四出而邻于倨侮者，为了反对权要而招尤者，为了救护忠良而遭逐者，也有诖误可原而全瑜难掩者，有形迹可疑而清议自存者。他认为，这些人虽然才品不同，都足以备用。

朱由校即位后，这一政策得以延续，起用废弃诸臣成为朝廷上下的共识。给事中惠世扬主张开放先前的“党禁”，高攀龙、刘宗周、王之寀等人都是可用人才：“年来剪除异己，百计排摈，有指之为东林之党而处之者，有变而为西北之党以处之者，又有目之为东朝之党而处之者。夫言东林则东林耳，何必借事于西北；言西北则西北耳，何必发难于东朝？仇视君父，芥视缙绅，若高攀龙、刘宗周、孙居相、刘策、王之寀、陆大受等，草木朽枯，迄不见用，则舆论之所以愤愤不平也。圣朝无弃人，何昭旷之途不可共游，而倾陷无已时乎？”给事中赵时用附和惠世扬的主张，反对门户之争：“若今之时事，有议论已定而不必追寻者，门户之说是也。年来之抢攘不休，既已两受其败，今日之喘息方定，岂可再触其狂！非但不可张之口喙，亦且不可留之胸中。若有分别彼此之心，必且复激玄黄之战，‘党’之一字为害万端。”

御史方震孺继续反对门户之争，为遭到禁锢的叶茂才、赵南星、高攀龙、刘宗周等人鸣不平：“夫门户二字原不当闻之君父，臣言之已自心惊，然而不新不棼也，臣又不容不平心一言以扫门户之葛藤也。东林之中原多依草附木之流，奸险贪横实繁有徒，尔时不肯依附者自是刚肠男子。然不当因不肖以及贤，而遂为竭泽之渔也；又不当因亲以及亲，因友以及友，而更为瓜蔓之抄也。除诸臣已经会议，及在仕籍者无容再赘。如清慎之叶茂才，经济之钟应举、赵南星，挺劲之魏云中、马孟祯，洁净之高攀龙、刘策，练达之李邦华，苦节之鲍应鳌、刘宗周等，有何罪过而锢之终身？”

御史周宗建进一步跟踪追击，万历三十六年以后的君子小人之争，万历四十年至四十一年的君子小人之争，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无奈此诸小人占风息影，择便投膻，不问国家之利害，不思事理之有无，不审寸心之安危，不计后来之破败。唯一时尚之题目据为眼下之灵符，苟有不合于时者，辄举而入之罗中……夫此数翻诸人，方其患得之时，车可填门，金堪成穴，官常任其把握，仕路信其雌黄，侭足自谓英雄，而迨于一朝垂尽，焰冷光残，平时之辣手化为粪土之蝀蝇，不身死于贱行辱人，即魂消于蛇行鼠伏。嗟嗟，诸人夫亦何利之有哉……姑以用人一案言之，如前后诸臣所引董应举、高攀龙、史孟麟、李邦华、熊明遇、魏云中等，不下二十余人，类皆磊落奇才，风霜老骨，在举者光明洞达，各谅无他；在用者直截了当，无嫌旁摘。”

在如此这般密集的舆论攻势之下，一些废弃已久的官员陆续起用，再度登上政治舞台。天启元年闰二月，起用董应举为大理寺左寺丞，孙玮为南京吏部尚书，魏养蒙为南京户部侍郎兼佥都御史总理粮储，朱僖为南京国子监祭酒。三月，起用陈大受为尚宝司少卿，鲍应鳌为礼部祠祭司郎中，刘宗周为礼部仪制司主事，高攀龙为光禄寺丞，倪思蕙为太常寺少卿，徐时进为南京光禄寺少卿，王之寀为刑部浙江司主事。湖广道御史方震孺对鲍应鳌、刘宗周、高攀龙给予高度评价：

——鲍应鳌于孝靖皇太后寝园一事，费尽苦心，卒能委曲调停，勉成大礼，体皇祖之隐伤，慰先帝之沉痛，此其作用有大过人者。

——至于刘宗周，明知其清华将及，却不肯隐忍数日，而必欲发抒其本心，此其意何求也哉？十载林居，至衣食断绝，而眉头无终皱时，此等男子可于肥肉大酒中求乎？万一用不及时，位不配望，书之史册，主爵者之羞也。

——高攀龙当太仓炙手之时，有恤才远佞之疏，一身许国，九死投荒。里居三十年，绝口不言朝事。人称其洁净中廓大，宽博中精严，直欲远比周程，近追罗薛，亦今世之祥麟威凤矣。

万历朝遭到排挤打击的正直官员陆续起用，“众正盈朝”的政治局面渐次形成。

邹元标里居了近三十年，光宗朱常洛召拜为大理寺卿，熹宗朱由校登极后，进为刑部右侍郎。天启元年四月，他上言当今国事以推贤进贤、和衷共济为第一要务：

忧国忧民爱才心切的邹元标，一口气推举了十八名废弃官员。几天之后，他再次上疏，向皇上“续陈末议”，提出“拔茅”“阐幽”等大事，论述“保泰”的原则：一是“简”，二是“俭”，三是“和”，四是“厚”。所谓厚，旨在厚待诸臣。他列举了二十多名卓越官员（有生者有往生者），先谈生者：“生品如十年太仆五卿，一真自如之叶茂才，力障狂澜进贤斥奸之赵南星，恬约邃学三十余年之高攀龙，有白华濯濯天真自如之安希范，有箪瓢陋巷乐道安贫之刘宗周，有屡进危言磊磊落落之岳元声，有主事数月即锢之丁元荐、贺烺，此皆国之名贤也，启事迟迟，物望谓何？”对于已经逝去的往生者，他也赞颂备至，反衬昔日对他们的废弃是何等的不公：“有往生之品，则有澄清三楚一死报国之冯应京，则有进贤为任不涅不淄之王教、孟化鲸。此诸臣者，顾宪成、邹观光辈中人，谈之发竖，念之涕零。幽微不阐，国典无光，则有英风壮气昌言去国之罗大纮，则有四箴效忠之雒于仁，则有力排封事心行双清光禄寺少卿涂杰、王学曾、朱维京、陈尚象、王如坚，则有暮夜指正之侍郎何选、给谏颜文选、杨文焕，则又有倡道东南顺事没宁故侍御之钱一本，故参政之姜士昌，故省郎之于孔兼，故主事之诸寿贤、薛敷教。生为名儒，千古不朽，不加恤录，重泉永閟。若复加磨勘，日月迁延，雌黄杂出，诸臣不负国，国负诸臣。”邹元标谈得平允公正合情合理，皇帝批示：“续陈诸款，俱见有用实学，该部一并议行。”

皇帝朱由校对邹元标颇为器重，天启元年十二月，都察院左都御史张问达升任吏部尚书，邹元标随之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两人配合默契，为起用废弃诸臣，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因创建首善书院，与同志讲求实学，遭到无端诬陷，罢官而去，死于江西吉水老家，时年七十四岁。

另一位关键人物是颇受清流推崇的赵南星，里居二十余年，天启元年三月起用为太常寺添注少卿。其时他已是七十三岁的老人，感慨系之对皇帝说，他担任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时，“血气方刚，锐意有为，作事孟浪，罪废屏居者三十年矣。臣年七十三岁，古称三十年为一世，七十为老。臣之同时废弃与为臣所累，如曾乾亨、于孔兼多人皆已弃世，臣犹视息人间，以待陛下龙飞利见之期，录用旧人。”《明史》对此有一个简短的概括：“南星里居，名益高，与邹元标、顾宪成海内拟之三君，中外论荐者百十疏，卒不起。光宗立，起太常少卿，俄改右通政，进太常卿，至则擢工部右侍郎。居数月，拜左都御史，慨然以整齐天下为任。”

鉴于吏治败坏已经积重难返，出任左都御史之职之初，他向皇上进言：“臣望陛下涣发德音，使领民之吏知贪酷之必不可为，巡方之臣知贪酷之必不可荐，提荐揭荐必不可行，所荐者必不可为溢美之言，所劾贪酷之吏必不可仅拟降调。从此惕然猛省，涊然愧汗，翕然回心而向道，共图百姓之安，使臣无怨之可任，而诸臣功名日高，禄位从之，名实甚粹美，光庆及子孙，岂非仕人之上愿哉！”以后他接替张问达出任吏部尚书，大力起用人才，为“众正盈朝”勾画浓墨重彩的一笔。正如孙奇逢所说：“寻改吏部尚书，有再剖良心等疏，推高攀龙总宪，杨涟副院，左光斗佥院，邹维琏、夏嘉遇、程国祥等人铨曹，魏大中辈相次枋用，群小滋不悦。”所谓“群小滋不悦”，《明实录》提供了一些细节：“至是，擢长吏部，锐意澄清，独行己志，政府及中贵惮其刚严，不敢有所干请。魏忠贤雅重南星名，遣其甥傅应星谒见，拒不纳。遇（魏）忠贤于朝，正色语曰：‘主上冲龄，我辈内外臣子各宜努力为善。’忠贤嘿然，怒形于色。大学士魏广微，南星友允贞子也，素以通家子畜之。广微入阁，三至南星门，谢弗见。又尝叹曰：‘见泉无子！’见泉，允贞别号也……广微恨刺骨，与魏忠贤比而齕南星。然当是时叶向高、韩爌方辅政，南星掌铨，而秉宪及科道卿贰等皆东林正人，激扬讽议，忠贤颇惮之。”《明史·赵南星传》的一段话，据此演化而来：“魏忠贤雅重之，尝于帝前称其任事。一日，遣娣子傅应星介一中书贽见，南星麾之去。尝并坐弘政门选通政司参议，正色语忠贤曰：‘主上冲龄，我辈内外臣子，宜各努力为善。’忠贤默然，怒形于色。大学士魏广微，南星友允贞子也，素以通家子畜之。广微入内阁，尝三至南星门，拒勿见。又尝叹曰：‘见泉无子！’见泉，允贞别号也。广微恨刺骨，与忠贤比而齕南星。东林势盛，众正盈朝，南星益搜举遗佚，布之庶位。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秉宪（都察院），李腾芳、陈于廷佐铨（吏部），魏大中、袁化中长科道，郑三俊、李邦华、孙居相、饶伸、王之寀辈，悉置卿贰，而四司之属邹维琏、夏嘉遇、张光前、程国祥、刘廷谏，亦皆民誉。中外忻忻望治，而小人侧目。”

所谓“小人侧目”云云，过于轻描淡写，岂止是“侧目”而已，“小人”们在魏忠贤的卵翼之下，发起一阵阵猛烈反扑。在这种处境之下，履职的艰难可想而知，年迈的赵南星一再请求辞职。他在天启四年七月初七日的一份奏疏中写道：“臣以老病求去，非容一毫虚假也，屡疏上，皇上屡留之，臣再有言，不过老病二字……臣皇上之大臣也，又老臣也。今之强有力者不贵贵，不长长，臣以阻抑用贤之故，才一分别是非，而恶声已至。区区司官彼视之犹鸡肋也，曾不能当其一指之弹，而望之不畏强御，良亦难矣！臣尝论之，万历年间近于以强陵弱，此时之人近于以众暴寡。力可弄权，人人皆为吏部；财能买爵，处处俱是傍门。面皮世界，书帕长安……士风如此，公道业已灭绝。苟非天骨清挺之士，鲜不剥民之脂膏，以求华膴，民安得不困穷而作乱？此刘宗周所以耻之、厌之、恨之，而不肯一日留之，臣乃老病不去。若士人之良心不萌，积习不改，外察伊迩，大贪大酷皆以书帕获免。如汪心渊之事，不肖者受贿而曲庇，贤者闻声而附和，虽使臣有返老还童之术，与执簿呼名之吏无异，适足以败其平生，而无补于国家，旋当以恶声去耳。夫今之吏部如久闭之宅，墙垣顿擗，蔓草满地，徐徐扫除，当自门庭始。”措辞虽然委婉，却绵里藏针，其中这一句话最值得注意：“今之强有力者不贵贵，不长长，臣以阻抑用贤之故，才一分别是非，而恶声已至”。这个“强有力者”是谁？看了前面引用《明实录》《明史》的细节，读者诸君想必恍然：非魏忠贤莫属！上疏辞职不允，苦苦挣扎的赵南星，竟被魏忠贤矫旨削籍，遣戍陕西代州而死，时年七十八岁。

邹元标、赵南星的离去，或许是一个标志，“众正盈朝”的局面，有如灿烂的樱花，怒放之后迅即凋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