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史——镇压正人君子的舆论攻势

1．篡改当代历史的《三朝要典》

与此同时，魏忠贤指使亲信发动舆论攻势，篡改当代历史，为镇压正人君子提供依据。这项工作的重点是重新解释不久之前发生的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推翻这些重大政治事件已有的结论，全面翻案。阉党从新解释历史，并非有什么考据癖，而是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此类手段古已有之，不过天启年间搞得更加粗暴露骨。

舆论攻势有一个逐步升级的过程。

天启五年正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乔应甲十次上疏，请求朝廷“早剖门户”，强调的要点是，“东林得淮抚则暗有所恃，淮抚得东林则两有所挟”，把淮抚李三才称为东林的党魁，以下有张问达、赵南星、高攀龙、曹于汴、段然等干将。十分清楚地显示了舆论攻势的矛头直指东林。

同年二月，御史杨维垣在题为“险臣非分之酬”的奏疏中，首先提出重新评价“三案”的是非曲直。他认为审理梃击案有功的王之寀，是“幸功躐跻，诬皇祖（神宗），负先帝（光宗），不惟无功，抑且有罪”。魏忠贤立即矫旨将刑部侍郎王之寀革职为民，并且宣称：“皇祖慈爱，皇考孝友，中外臣民共知，张差一事，王之寀贪冒进取，上诬皇祖，并负皇考，且陷朕不孝，又致毙内外无辜多命。”

皇帝圣旨已经为翻案定了调子——“上诬皇祖，并负皇考，且陷朕不孝”，阉党分子奋起响应，最为卖力的当推刑科给事中霍维华。

天启五年四月，霍维华写了扬扬数千言的长篇奏疏，议论“三案”，直截了当亮出了政治意图：“顷者邪臣假借题目，诬蔑宫廷，亏损圣德，如所谓梃击、红丸、移宫三案，已捏形章奏，簧惑听闻，更欲窜入纂修，迷乱万世。用是不避忌讳，据实剖明，快祖宗在天之灵，畅皇上继述之志”。获得魏忠贤高度赞的奏疏，毫无疑问是一篇奇文，不妨细细看来。

霍维华首先从距离最近的移宫案谈起：“先帝弥留之际，所拳拳叮咛，不厌谆切者，辅导嗣皇帝与册封李选侍而已。选侍之居乾清宫也，从侍先帝也。宫车晏驾，选侍自应移居别宫，亦自应候旨令选侍移居何宫，而后可移也。选侍何敢擅移？亦何俟臣子争执之而始移也。丙子昧爽，元辅以下文武大臣以及省台郎署，无弗入者，何为杨涟一人独以排闼称也？比群臣见皇上即罗拜呼万岁，又何烦刘一燝、杨涟、左光斗等侈口拥戴之功哉？且元辅之方从哲，首垣之范济世，掌道之顾慥，无日无事不在（刘）一燝、（杨）涟、（左）光斗之前者，又何以拥戴之功独三人攘臂自居也？使当时洒扫别宫，请选侍入居，谕以登极后遵遗命行册封贵妃礼，此不过一内使传示足矣，何至烦诸臣之纷纷也。”振振有词的一番议论，目的无非引出后面的结论，刘一燝、杨涟、左光斗在移宫事件中不但没有功劳，而且有罪。

罪状之一，杨涟、左光斗等人与司礼监太监王安内外勾结，无事生非。霍维华说，王安一向仇视李选侍，无所顾忌，经常在宫内箕踞怒骂李选侍：“如今还要我叩头，叫他认得我。”杨涟、左光斗对他口诵心维，神暱而形就，很多关于李选侍的谣言，例如李选侍意图垂帘听政，盗取乾清宫珍宝，牵连到太监李进忠、刘朝以及李选侍的生父。这些莫须有质疑，由王安炮制于内，杨涟、左光斗传播于外。

罪状之二，杨涟、左光斗等人假借移宫，虐待李选侍及其女儿皇八公主。霍维华说：“移宫之日，密布多人，罄掳选侍之奁箧，并攫及头上之簪珥，令自负皇八公主踉跄徒跣而奔一号殿，吞声饮泣，莫从控吁。而随侍之李进忠、刘朝等十余人，且殴伤狼狈，面缚下狱，立刻拟斩，连及（选）侍父惴死……此不过假盗宝以为名，因杀此数人以灭口耳。”他认为盗宝之说不能成立，理由是：“选侍之物实先帝之赐予也。以选侍之物，选侍之人自移之，何得谓之盗也？且徒手数人，所执有限，何得谓之盗至数万也？”

罪状之三，“王安夙仇选侍，百计排挤，毫无顾忌，犹权珰跋扈之常态，无足深怪。（杨）涟与（左）光斗等读圣贤书，受累朝深恩，亦复甘心蹈乱贼之辙，犯神人之愤，而不恤者何也？不过欲假此以结欢王安，依为奥援，线索潜通，祸福立见，可以庇邪害正，纳贿招权，为所欲为，而无不如意耳”。

霍维华的目的是把万历、泰昌、天启三朝的正直官员统统打下去，当然不会仅仅满足于移宫案，他要全面翻案，追溯到先前的梃击案、红丸案。

他全盘推翻关于梃击案的结论，认为实录不实——“实者未必录，录者未必实”，原因在于“门户为政，授意纂修”。此处所谓“门户”，就是“东林”的别称，用意很深——梃击案是东林一派虚构而成的案子，其实子虚乌有。请看他的说法：“然臣犹惓惓于实录者，特以年来门户为政，授意纂修，实者未必录，录者未必实。当神祖壮年在御，册立东宫稍迟，一时诸臣私忧过计，群起而争，委出忠爱。乃争之愈众，持之愈坚，无非欲事出宸断，以见欲行册立之本怀，是以建言者皆蒙谴谪，而笃爱震器之心始终不渝。及外廷寂然无言，而明纶忽涣，元良既建，宗社有主，二十余年宫闱晏然，未尝有他说也。”皇太子的册立不过稍迟而已，岂有他意！至于疯癫张差闯宫行刺，完全是王之寀等官员无端编造的谎言。霍维华写道：“倘果有奸邪所捏，称废立巫蛊之谋，则九阍邃密，必别有诡秘之术，而后可侥幸于万一，乃徒藉一风癫之张差白昼持梃闯重门，入大内而行刺弑，有是理乎？当日巡视御史刘廷元之奏报鞫审，司官唐嗣美、曾道唯、岳骏声等之口词，明白惬当。独赃私狼藉，自分被察之王之寀与同恶相济之陆大受等，无端造舛谬之说……向非神祖同先帝与皇上慈宁之御，亲赐剖决，其开衅骨肉，流毒缙绅，可胜道哉？”

对于铁证如山的红丸案，霍维华的解释更加离奇，竟然假造圣旨——“皇考进药亦升天，不进药亦升天”，为崔文昇、李可灼及其后台开脱，而且要追究清查红丸案的官员孙慎行、杨涟、左光斗等人的罪责。

他的逻辑同样很离奇，一则说，先帝身体素质清弱，不能以误用下药，归罪于崔文昇。“先帝犹口授皇上传谕诸臣，以为原有夙疾，因劳致甚，大小臣工莫不钦承。此当日父子君臣出口入耳，由衷根心之言，亦至仁至明，危而不乱之证，足尽破从前狐疑之说矣，何为复有向后蛇足之口也”。再则说，谁不愿得到长生久视的药方，延长万载无疆的寿命，李可灼是遵旨进药，何罪之有？“先帝病系劳弱，则（李）可灼红铅正属对证，况迫以先帝立待之严旨，（李）可灼安能不进药？皇上与群臣亦安能不令（李）可灼进药？”然后把矛头对准刚刚起用的礼部尚书孙慎行，“借题红丸，诬先帝以受鸩之惨，加（方）从哲以弑逆之罪。片纸传播，旋奉圣旨：‘旧辅方从哲素称忠慎，皇考弥留，李可灼进药，原出圣意。卿言虽忠爱，然事系传闻。并进封、移宫等事，当日九卿科道官多所亲见，还着据实会奏，以释群疑。其李可灼轻易进药，不能无罪，着并议来说，该部知道。’吏部尚书张问达削去前段，止将‘卿言虽忠爱’以下半段发出，并改‘会奏’为‘会议’，以启邪党之附和，以示指鹿之奸谋。承望风旨者欲杀人以媚人，畏避凶锋者不信心而违心，饶有半吞半吐之词，多属畏首畏尾之论……时非皇上天语亲传，有‘皇考进药亦升天，不进药亦升天’之旨，邪党穷追不已，罗织之祸势且燎原而不可扑灭矣”。

有鉴于此，他的结论是：“伏乞皇上严谕监修纂修诸臣，将未完神祖实录从实记载，将已完先帝实录再行磨勘，并将公忠发愤如刘廷元、黄克、王志道、范济世等，与假借诬蔑如王之寀、孙慎行、杨涟、左光斗等，一应章疏单揭，备细搜录，与臣疏一并宣付史馆，务存公案，以垂信史，庶是非邪正开卷瞭然。”

图穷而匕首见，霍维华洋洋洒洒几千字的奏疏，不仅攻击了刘一燝、韩爌、孙慎行、张问达、王之寀、杨涟、左光斗、周朝瑞、袁化中、魏大中、顾大章等人，显露一股杀气，还要重修实录，并且就如何篡改历史提出了思路，以东林为口实，全面翻案。正如吴应箕所说：“予观逆党之翻三案也，必以东林为口实。盖以并封者三案之源，而东林者以并封而著，不倾东林，何以护持三案乎？然前之争并封，与后之争三案，人虽殊也，其效忠则功相等也，而受祸尤酷。东林之为东林，至后而愈难哉！夫东林之能，既见于天下如此，其攻东林者，又作逆如彼矣，即三尺童子能起而明其趣舍者，而世之人犹好指摘贤人君子之细，以巧谈而乐道之。吾然后知大道之不明，而乱臣贼子所以不绝踵于也也。”

因此，当时人评论霍维华奏疏，“乃一部三朝要典也”。那意思是说，霍维华奏疏实际是日后出笼的《三朝要典》的一个大纲，一个雏形。无怪乎魏忠贤看了要大声喝彩：“这本条议一字不差！”既然是一字不差，意味着完全赞同霍维华的主张，随后颁发的圣旨几乎就是霍维华奏疏的一个提要：“本内说张差疯癫逼直，至于移宫、进药情形，尤朕所目睹。刘一燝党邪害正，韩爌庇护元凶，孙慎行借题修怨，张问达、周嘉谟私改旨意，朋比为奸，本当削籍，念系股肱辅弼之臣，姑不深究……仍将史馆从实纪载，其修成皇考实录另行改正。王之寀诬陷骗官，并杨涟、左光斗逮至追赃，一体治罪。范济世、王志道、汪庆伯、刘廷元、徐景濂、郭如楚、张捷，当狂澜既倒之时，有持梃不移之节……”是与非、功与罪，完全颠倒了。吴应箕对此评论道：“此疏伏《三朝要典》之根也。疏中朋党后宫，巧脱大逆，且欲治刘一燝等之罪，其言祷张悖恶，敢于杀人。（霍）维华之罪通天矣。”可谓一语中的，击中要害。

御史徐景濂与霍维华一唱一和，主张“翻三案”，是非标准以及语调，和霍维华一模一样。他针对礼部尚书孙慎行弹劾旧辅方从哲，允许李可灼进红丸为“弑逆罪案”，为方从哲辩护，紧紧抓住“弑逆”二字做文章：“今日论（方）从哲，且勿问其他，最吃紧者‘弑逆’二字，须辨明真不真也。真则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宁止议削而议夺！不真则天地鬼神犹默鉴之，谁敢杀人以媚人？”关于李选侍，他说：宫中一段真情景，只有皇上自己知道，太监之耳，臣僚之目，都是捕风捉影，垂帘听政一语也是如此。祸根在于王安之煽抅簸弄，邪臣狐媚而不自醒。结论自然是：“伏祈皇上特谕纂修诸臣矢公矢正，无宽无刻，毋轻言弑逆，以伤主德，以玷国史，正世道人心一大关领也”。就是为“翻三案”制造舆论。

究竟如何翻案？礼科给事中杨所修给出了答案：“三案宜仿《明伦大典》，命史臣成书，以示天下。”具体而言，“请命史臣将三案内前后章奏，撮其大略，分别编次成书，刊行天下”。

天启六年正月十五日，以皇帝圣谕的形式宣布编纂《三朝要典》，并为之定下基调：“皇祖神宗显皇帝早建元良，式端国本，父慈子孝，原无间然。而奸人王之寀、翟凤翀、何士晋、魏光绪、魏大中、张鹏云等，乃借梃击以要首功。我皇考光宗贞皇帝一月御天，千秋称圣，因哀得疾，纯孝弥彰。而奸人孙慎行、张问达、薛文周、张慎言、周希令、沈惟炳等，乃借红丸以快私怨。迨皇考宾天，朕躬续绪，父子承继，正统相传。而奸人杨涟、左光斗、惠世扬、周朝瑞、周嘉谟、高攀龙等，又借移宫以贪定策之勋，而希非望之福，将凭几之遗言委诸草莽，以待封之宫眷视若寇仇，臣子之分谓何？敬忠之义安在？”随即宣布特命内阁辅臣顾秉谦、丁绍轼、黄立极、冯铨为总裁官，施凤来、孟绍虞、杨景辰、姜逢元、曾楚卿为副总裁官，徐绍吉、谢启光、余煌、朱继祚、张翀、华琪芳、吴孔嘉、吴士元、杨世芳为纂修官。定好调子，搭好班子，正月二十六日开馆编纂。几个月之后终于炮制完成，由礼部刊刻发行。全书围绕“三案”展开，卷一至卷八，梃击；卷九至卷十六，红丸；卷十七至二十四，移宫。卷首有：御制三朝要典序、圣谕、圣旨，还有凡例、三朝要典原始。

卷首的“御制序”，其实是由内阁首辅顾秉谦草拟的，企图以“钦定”的假象来钳制舆论：“疑梃击，则托护东宫者进矣；疑红丸，则援不尝药者进矣；疑移宫，则造为垂帘者进矣。总三案之奸凶，皆一堂之衣钵，将使皇祖皇考抱疑不白，而朕躬亦几陷于不孝，深用痛心。幸正论时闻，业已区分陟斥，犹虑遐方耳目，缘簧鼓而渐致论胥。来禩汗青，杂狐疑而罔知断案，又以事历三朝，或多挂漏，特降手谕，俾史臣仿《明伦大典》故事，将前后明旨章奏编辑成书。”卷末有总裁官顾秉谦所写的“后序”，强调的仍然是皇上“钦定”之意：“是《三朝要典》者，乃我皇上遹追先德，爰命儒臣编辑成书，特赐以嘉名者也。《书》曰天叙有典，明此典为天之所叙，而皇上即天也，则叙之固惟我皇上……皇上既体天垂教，诸臣当奉天不违，故臣敢于《要典》篇终，阐无偏无党之大义。”顾秉谦所谓“阐无偏无党之大义”，显然是自我标榜，天大的笑话，明明是站在阉党立场上说话，哪里谈得上“无偏无党”！

《三朝要典》打着“无偏无党”的幌子，拥戴魏忠贤，陷害正人君子，欲盖弥彰。吴应箕说得好：“余观《要典》之作，盖诸臣借以脱其倾正人之罪，而掩其拥戴逆珰之私者也。然而欲盖弥彰，其是书之谓欤！”又说：“故三案者实一事也，而借三案以杀人者实一事也。本朝近三百年，其间大礼大狱争者不一，受祸者亦不一，要无如三案之酷。其他是非或俟久而论定，三案则自定之，故《要典》者逆珰借以杀人之书。”“杀人之书”四个字，可谓入木三分！

2．仿效《水浒》一百零八将的《东林点将录》

《三朝要典》是魏忠贤阉党“借以杀人之书”。杀什么人？指向十分明确：东林党人。吴应箕概括霍维华奏疏的要害：“大略谓东林标门户之帜，圣世见玄黄之战，借题污蔑宫廷，损亏圣德云云”。

御史倪文焕赤裸裸地鼓吹东林还未得到清算，东林巨魁尚未全部伏诛。他的奏疏写道：“自东林以假道学簧鼓，呼朋引类，阱陷正人，巧就一己之功名，沉埋数十年公论，为圣主之僇民久矣。幸天庙皇上宸衷，诸奸屏逐不一，庶几仕路澄清，再见中天之宇宙。然狐藏鸷伏，实繁有徒，在今日为漏网，在他日为煽毒，为翻局。以臣所见，尚存数人焉。”倪文焕耿耿于怀的“漏网”数人，首先点名原任兵部侍郎李邦华，定性他为“东林高足”，“昔年与李三才诸人为死党”，与赵南星、魏大中等人“聚百阴谋，狡计险衷，毒肠辣手，善类又为之一空”。其次点名原任吏部文选司员外周顺昌，“只因窃附东林，得升吏部，与魏大中结党同盟”，魏大中被逮路过苏州，周顺昌与之联姻，“此其意欲何为？目中已无皇上矣！”皇帝立即批示严惩不贷：“李邦华东林高足，向与李三才皆为死党，同侄李日宣狡计阴谋，倾害善良。周顺昌窃附东林，营入吏部，贪横异常，仇逐朱童蒙，不安其位，厚结汪文言，呼吸相通。又与魏大中抅党同盟，逮过姑苏，留连十日，以女许婚配，目中罔知国法……内有赃私狼藉者，还着抚按提问，追赃充饷。其私创书院，扁额虽去，碑记犹存，着礼部即时毁碎回奏，以为植徒聚党之戒。”表明朝廷不仅要抓人，还要摧毁东林书院，流露出一股杀气。

御史张讷更进一步，主张取缔天下所有书院。他从北京首善书院谈起，提及全国四大书院：东林书院、关中书院、江右书院、徽州书院。然后一一列举应当取缔的理由：

——东林书院其来久矣，乃李三才科敛东南财赋，竭小民膏血为之修建者，良田美宅不下数十万金。孙慎行、高攀龙辈窟穴其中，肆行秽事，其用以交结津要，纳贿行私，皆是物也；

——关中书院原系税监张永所置私第，张永死后，冯从吾占为书院，张永所侵占官地民田计千百余，尽归书院。冯从吾居家居乡凶秽种种。顷犹恣口横议，通书京都，胁制当路，张牙露爪，谋欲翻案未已也；

——徽州书院则皆富家巨贾走集供输，其费更巨万，而以余懋衡主之，群不逞之徒附之，所谓铜山金穴，争趋如鹜。而近来郑三俊、毕茂良等拾级而登。而无奈邹元标出山潦倒，反借气势于东林，靠引手于西北。

张讷向朝廷献策——废天下讲坛：“伏乞敕下各省抚按官，但凡有书院处所，尽数撤改，将房屋田土逐一登报，亟行估计变价，解助大工，不许隐漏”。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并非变价所得的银子，而是摧毁民间书院这个讲坛，钳制舆论。为此捏造了书院的罪状，比如说东林书院“乃李三才科敛东南财赋，竭小民膏血为之建造者，良田美宅不下数十万金”，彻头彻尾的诬陷不实之词。查《东林书院志》可知，建造的资金大多是志同道合者自愿捐献的，与李三才毫不相关。顾宪成、高攀龙、顾允成等书院同人十五名共捐银560两，地方官员捐银666两。此外，常州府无锡县儒学，动员县内缙绅先生共集银300两；无锡县衙拨银312两，常州府衙拨银100两；常州府衙另拨银220两用来购置龟山祠祠田一百亩。

张讷的谎言不攻自破，皇上却信以为真，当即批准：“其东林、关中、江右、徽州一切书院，俱着拆毁，暨田土房屋估价变卖，催解助工。本内有名如邹元标，少负忠名，出山潦倒，其身虽死已久，然巨恶依势，余虐尚存，着削了籍追夺诰命，外如孙慎行、冯从吾、余懋衡，名虽假乎理学，行无异乎市井，或通关节而居之不疑，或躬窝主而颜无耻，甚甚假仙惑世，吞产欺孤。读之令人发指。此三员都着削了籍为民，仍追夺诰命”。

御史石三畏摆出一副算总账的架势，从万历三十九年辛亥京察谈起，说什么“李三才结连顾宪成，搅番世界。王图谋大拜，假书一纸，激素望隆重偏听使气之孙丕扬。于是寻一只手障天者，可布弥天之阵，遂相与倾附曹于汴……汤兆京、王宗贤朋比为奸。一时正人如乔应甲、刘国缙，暨职京堂王绍徽辈，驱逐必尽。许弘纲才欲调停，便见排挤；徐兆魁屡疏纠正，又见揶揄”。接着谈到天启三年的癸亥京察，“从千谋百计中拥戴一穷天极地之大恶赵南星，助以赃贪之张问达，群小在局外遥制其柄，局内者不得自专，流毒播虐，天日为黑”明确地发出清算东林党人的信号。

在这种背景下，清算东林党的黑名单应时出笼，以便魏忠贤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

始作俑者是投靠魏忠贤门下的内阁辅臣魏广微，在天启四年年底编了一本《缙绅便览》，“手写所欲起用之人：黄克赞、王绍徽、王永光、徐大化、霍维华、等五六十人，目为正人，各加两圈或三圈。又将《缙绅便览》如韩爌、缪昌期、曹于汴、李邦华、郑三俊等约百余人，目为邪党，重者三点，次者二点，托内阉王朝用转送逆贤（魏忠贤）处，以行黜陟”。

影响最为恶劣的，当推都察院左都御史（后升任吏部尚书）王绍徽编的《东林点将录》，仿照《水浒传》中梁山一百零八将的名号，编成东林一百零八人的黑名单，献给魏忠贤，要他按照名单逐一清算。《两朝剥复录》说：“以王绍徽为都察院左都御史，（王）绍徽撰《东林点将录》，与逆珰谋害诸君子。”《明史》说：“（王）绍徽在万历朝素以排击东林为其党所推，故（魏）忠贤首用居要地。（王）绍徽仿民间《水浒传》，编东林一百八人为《点将录》献之，令按名黜汰。以是，益为（魏）忠贤所喜。”此人秉性卑劣，献媚魏忠贤无所不用其极，无名氏《遣愁集》说：“王绍徽为魏忠贤干儿，官至吏部尚书，进退一人必禀命于忠贤，时称‘王媳妇’。尝造《点将录》倾害东林诸君子，忠贤阅其书叹曰：‘王尚书妩媚如闺人，笔挟风霜乃尔，真吾家之珍也。”

文秉《先拨志始》收录了《东林点将录》，刘若愚《酌中志余》收录的《东林点将录》，与之略有差异。现将《东林点将录》展示于下：

明眼人一看便知，名单中大多数人与东林书院毫无关系，或者说与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人士毫无关系。王绍徽的意图是向魏忠贤提供一个黑名单，把那些敢于同魏忠贤作对的官员扣上“东林党人”的帽子，一网打尽。正如孙承泽所说：“有明之初各省俱有书院，自张江陵当国始行严禁。江陵殁，复稍稍建置，一时著名者徽州、江右、关中、无锡而四。天启中，京师始有首善书院。然人不知各处书院，而统谓之东林；又不知东林所自始，而但借东林二字以为害诸君子之名目。”

《东林点将录》的作者是谁，一向众说纷纭，有的说韩敬，有的说阮大铖，有的说王绍徽。《四库全书总目》编者经过考证，仍然认定是王绍徽所作，是令人信服的：“《东林点将录》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明王绍徽撰。绍徽陕西咸宁人，万历戊戌（二十六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事迹具《明史·阉党传》。其书以《水浒传》晁盖、宋江等一百八人天罡、地煞之名，分配当时缙绅。今本阙所配孔明、樊瑞、宋万三人，盖后人传写佚之。卷末有跋，称甲子（天启四年）、乙丑（天启五年）于毗陵见此录，传为邹之麟作，所列尚有沈应奎、缪希雍二人，与此本不同。盖其时门户蔓延，各以恩怨为增损，不足为怪。又称许其孝、陈保泰、杨春茂、郭巩四人后列逆案，不知何以厕名，或作此书时四人尚未附忠贤耶？阎若璩《潜邱札记》亦有与王宏撰书曰：顷问《点将录》果出贵乡王绍徽手否？先生以此书实出阮大铖，王（绍徽）偶失阉欢，谋所以解之术于阮，阮授以是书，而王上之，而世遂以名之。细思之，殊不然。儿时读《点将录》，记没遮拦穆宏乃（阮）大铖，岂有自作此录而窜入己姓名者云云。则当时已传闻异词。然崇祯钦定逆案，以此录属之绍徽，于时公论方明，谅非诬蔑。《明史》本传亦以此书属绍徽。然则辗转传写，虽或有窜改，其造谋之人，要终不能以浮词他说解也。”

3．《东林党人榜》及其他

阉党干将、御史卢承钦感到一百零八人太少，仿照宋朝“元祐党籍碑”的样板，炮制了三百零九人的大名单，请魏忠贤对东林党人彻底清洗。

却说北宋熙宁新政到元祐更化，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演化为朋党之争。宋徽宗时的宰相蔡京以推行新法为幌子，大搞派系倾轧，打击异己势力。他早年追随王安石的变法派，司马光“元祐更化”时，转而反对新法；绍圣时章惇恢复新法，他又转而依附章惇。一旦大权在握，他再度以变法派面貌出现，把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苏辙、程颐等一百二十人，定为“元祐奸党”，又把元符三年向太后执政时主张恢复旧法的官员与之合为一籍——“元祐党籍”，共计三百零九人，由宋徽宗书写后刻石立碑，称为“元祐党籍碑”。随之而来的是，按照名单进行政治迫害，或流放，或罢官，或降职。

《东林党人榜》完全仿照“元祐党籍碑”，甚至三百零九人的数字也一模一样。此举正中下怀，魏忠贤于天启五年十二月以皇帝谕旨的形式，把《东林党人榜》正式向全国刊布。其政治意图十分明显，一方面要证明，作为政治结社的“东林党”实体确实存在；另一方面要有关部门按照这个名单清除异己势力。文秉说得很清楚：“御史卢承钦疏参曹珍、董应举、李遇知，因历举东林顾宪成、李三才、赵南星而外，如王图、高攀龙等谓之副帅，曹于汴、汤兆京、史记事、魏大中、袁化中等谓之前锋，李朴、贺烺、沈正宗、丁元荐谓之敢死军人，孙丕扬、邹元标谓之土木魔神，宜将一切党人不论曾否处分，俱将姓名罪状刊刻成书，榜示天下。人皆谓此疏何异元祐党碑。”

卢承钦其人《明史》有传：“（卢）承钦余姚人，由中书舍人擢御史，首劾罢户部侍郎孙居相等。因言东林自顾宪成、李三才、赵南星而外，如王图、高攀龙等谓之副帅，曹于汴、汤兆京、史记事、魏大中、袁化中谓之先锋，丁元荐、沈正宗、李朴、贺烺谓之敢死军人，孙丕扬、邹元标谓之土木魔神。请以党人姓名罪状榜示海内。忠贤大喜，敕所司刊籍，凡党人已罪未罪者，悉编名其中。”为了让读者一睹全貌，笔者不厌其烦引录如下：

这份三百零九人的名单，冠名为“东林党人榜”，其实与东林书院有关的不过寥寥数人而已。《东林书院志》的编者引录这份名单之后，写了按语，一举击中要害——“不过魏珰借东林名目为罗织耳”。请看：“天启五年十二月乙亥朔，逆阉魏忠贤矫旨，以《东林党人榜》颁示天下。生者削籍，死者追夺，已经削夺者禁锢，凡三百有九人。不过魏珰借东林名目为罗织耳，实则其人有与东林毫不相涉者，有托足东林而人品不类者，有人品虽端而与学脉终隔者，其间相去奚翅倍徙。要之，既与诸君子同祸，则此重公案不可没已。”

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这份名单不但把早已去世的顾宪成、顾允成兄弟等列入其中，而且把一些毫不相干的现任官员如鹿继善、吕维祺、范景文等一概网罗在内，甚至还胡乱地混入了一些阉党分子。以此为依据对各级政府官员进行清洗，必然要制造一系列冤假错案。这样说其实低估了这份黑名单，魏忠贤打击异己势力，镇压反对派的所有行动无一不是冤假错案。

阉党分子炮制的黑名单当然不止以上两份。为了配合《东林点将录》《东林党人榜》，大造声势，他们陆续编造了《东林籍贯》一卷、《东林同志录》一卷、《东林朋党录》一卷、《盗柄东林夥》一卷。

《东林籍贯》把所谓“东林党人”按照籍贯分类：

北直隶，孙承宗、赵南星等八人；

南直隶，缪昌期、钱谦益、孙慎行、董其昌、高攀龙、左光斗、薛敷教、许誉卿、周宗建、顾大章、文震孟、郑鄤、姚希孟等四十三人；

浙江，朱国祯、丁元荐、魏大中、黄尊素、李日华、岳元声等十一人；

江西，邹元标、李邦华、邹维琏、熊明遇、朱吾弼等十六人；

湖广，周嘉谟、杨涟、沈惟炳、段然、钟惺、袁中道、胡应台等二十人；

河南，乔允升、周汝弼等七人；

福建，叶向高、董应举、周起元等五人；

山东，王象乾、毕自严、张凤翔、房可壮、袁化中、王象春等十三人；

山西，韩爌、孙居相、程正己、魏云中、魏光绪、荆养乔等十五人；

陕西，王图、王之寀、冯从吾、南居益、惠世扬、史记事等十八人；

四川，欧阳调律、王祚昌等五人；

广东、云南、贵州各一人：曾陈易、王元翰、王祚远。

这份名单和上述名单一样粗制滥造，四库馆臣已经指出其破绽：“其北直郭巩、陕西薛贞，后皆名丽逆案，是又当考其究竟，不当以一时之记录为断矣。”

《东林同志录》在标题下面特地注明：“补点将录”，表明它的编造意图是补充《东林点将录》的不足。它的特点是按照各位“东林同志”的职务来分类：

政府，叶向高、刘一燝、韩爌、吴道南、孙承宗、朱国祯等六人；

词林，孙慎行、缪昌期、钱谦益、钱士升、文震孟、姚希孟等十九人；

部院，李三才、赵南星、王纪、高攀龙、邹元标、曹于汴、张问达、杨涟、左光斗、王之寀等五十七人；

卿寺，顾宪成、于玉立、姜士昌、吴亮、周道登、胡琳、薛敷教、陈所学、傅宗华等七十三人；

台省，魏大中、陶崇道、熊奋渭、沈惟炳、袁化中、毛士龙、李应昇、黄尊素等七十六人；

部曹，郑振先、夏嘉遇、邹维琏、王士琪、熊明夏等四十一人；

藩臬郡邑，顾大章、吴正志、尹伸、钱士晋、瞿式耜等二十六人；

赀郎武弁山人，吴养春、汪文言、黄正宾、茅元仪等二十一人。

《东林朋党录》的编造方法很特别，在每个人的姓名下方注明“已处”“未处”“重处”“回籍”“在籍”“降级”“革任”“闲住”“见任”“已故”字样，其政治意图十分明显，对于那些“未处”“见任”的官员要重点关注。而且还注明是哪一年的进士，座师是谁，以便进一步株连。名单的前半部分，是以赵南星、张问达、叶向高、孙慎行为首的九十四人。最为奇特的是名单的后半部分——“东林胁从”五十三人，为首的竟然是现任内阁首辅、苏州昆山人顾秉谦，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名单的胡编乱造由此可见一斑。

《盗柄东林夥》则把所谓“东林党人”按照时期分为“东林初”“东林盛”“东林晚”晚三类：

“东林初”以邹元标为鼻祖，以下有顾宪成、赵南星、高攀龙、孙丕扬、吕坤、张养蒙、沈鲤、温纯、薛敷教、顾允成等二十人；

“东林盛”（注明“入主出奴，渐移国柄”），以杨时乔为鼻祖，以下有叶向高、李三才、刘曰宁、郭正域、岳元声、史孟麟、黄正宾、邹德泳、钱一本、朱国祯、顾天埈、庞时雍、刘元珍、丁元荐、何士晋、熊廷弼、荆养乔、郑振先、刘宗周、梅之焕等一百七十六人；

“东林晚”（注明“朋执朝权”），以刘一燝为鼻祖，以下有叶向高、孙承宗、孙慎行、韩爌、周嘉谟、惠世扬、左光斗、杨涟、魏大中、盛以弘、缪昌期、钱谦益、周道登、钱士升、冯从吾、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房可壮、李应昇、姚希孟、李腾芳、周延儒。周宗建、文震孟、郑鄤、郑三俊、王之寀等一百九十八人。

这份名单的炮制者缺乏最起码的政治常识，把邹元标、杨时乔、刘一燝封为不同时期的“东林党鼻祖”，简直匪夷所思。即此一端已经可见肆意编造的破绽，不必深究其他细节之荒诞了。

上述这些黑名单，据刘若愚说：“忠贤悦甚，目为圣书。于是王体乾辈各抄一小本，挟之袖中，每阅廷臣章奏，涉录中姓氏者，即粘寸许纸条，志责处之法，赍送忠贤直房，且读且解，悉委忠贤首肯，然后除去纸条，临期奏进。”如此这般，黑名单经过魏忠贤的转述，化作皇帝的旨意，对不同政见者的镇压便蒙上了名正言顺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