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史——正与邪的较量



1．魏忠贤的阉党

朱由校的纵容，造就了客氏的僭妄殊宠，也造就了魏忠贤的飞扬跋扈，一个称为“老祖太太千岁”，一个则称为“老爷千岁千千岁”。大字不识的文盲竟然担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在明朝不说绝无也是仅有，不过区区五个而已，即隆庆时的孟冲，万历时的张明，天启时的魏忠贤、孙进、王朝辅五人，唯独魏忠贤权力最大。每日通政司送奏章到宫中文书房，由文书房太监拆开阅读，书写摘要。然后送进乾清宫，交付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秉笔太监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分投互看。凡有紧要处，夹进一寸许白纸条，并用指甲掐一重痕，请示魏忠贤。由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三人轮流朗诵，王体乾在一旁讲解，魏忠贤听毕，商量处理意见。待到皇帝批阅奏疏时，先由王体乾把处理意见向皇帝报告。魏忠贤不识字，却颇有记性，在一旁插话赞扬、附和、植党、徇私之类，或者危言冷语挑激圣怒。朱由校不过亲笔朱批几本而已，大多数由王体乾等依照魏忠贤旨意代批，所以人们称之为“矫诏”或“矫旨”。

客氏的生日的排场超过后妃，魏忠贤的生日也非同一般。刘若愚说：“逆贤生于戊辰年正月三十日，自元宵节后，送寿者祝延做法事，佥事者每早乾清宫西丹墀几满。将至正日，绶带挤击挨摩之声铿然，闻有挤伤衣带腿足者。‘老爷千岁千千岁’之声，殷訇若雷。”

魏忠贤在宫外也有豪华私宅，在客氏私宅附近。客氏私宅在正义街过西蓆市街北，魏忠贤私宅在街南斜对门不远。这两人“满拟后来得请林下，受享富贵，齐眉到老”。

凡是司礼监掌印太监、秉笔太监，非奉公事不敢出宫。天启元年、二年，魏忠贤虽外出，还不敢太远。天启四年以后，有外廷暗助，羽翼已成，宫内又有客氏、王体乾、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等人把持，逐渐远至涿州等地，无非假公济私，巧立名色，炫耀权势。“凡外出之日，先期十数日广治储侍于停旅之所，赉带赏赐银钱，沿途络绎不绝。小民户外设香案，插杨柳枝野花，焚香跪接。冠盖车马缤纷奔赴，若电若雷，尘障天而声动地，有狂奔死者，有挤踏死者。燕京若干大都人马雇赁殆尽，凡达官戏子、蹴踘厨役、打茶牢役、赶马抬扛之人，其数不止数万。每遇逆贤远出，则京中街市寂然空虚，顿异寻常者将数日焉。大约外廷之欲亲炙逆贤，内廷之献谀乞怜者，凡四人轿将数百乘矣。怒马鲜衣束玉，而为之前后追趋，左右拥护者又数千百矣。跑马射响箭，鸣镝之声不绝于耳，鼓乐笙管数十余簇，且行且奏。夏则大车载冰，冬则炭火如山，古今所罕见也。”这样的架势，岂止是“老爷千岁千千岁”，直追万岁爷，勃勃野心恣意显露，无所顾忌。何以如此嚣张？因为他有一个强大无比的阉党。

《明史·魏忠贤传》写道：“当此之时，内外大权一归（魏）忠贤。内竖自王体乾等外，又有李朝钦、王朝辅、孙进、王国泰、梁栋等三十余人，为左右拥护。外廷文臣则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主谋议，号‘五虎’；武臣则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主杀戮，号‘五彪’。又有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寺少卿曹钦程等，号‘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而为（崔）呈秀辈门下者又不可数计。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这个死党，人数众多，仅从上述文字看，就有太监三十余人，外廷官员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加起来有七十人。他们并非等闲之辈，从内廷到外廷，从中央到地方，大权在握，统统拜倒在魏忠贤脚下，所以说“内外大权一归忠贤”。但是这个名单有重大疏漏，仅与《明史·宦官传》比对，太监中就漏掉了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刘若愚。再与《明史·阉党传》比对，除了五虎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十狗中的周应秋、曹钦程，还有内阁辅臣顾秉谦、魏广微、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来宗道、杨景辰，其他还有刘志选、梁梦环、石三畏、王绍徽、霍维华、徐大化、阎鸣泰、贾继春、李鲁生、杨维垣、邵辅忠、徐兆魁、刘诏、孙杰、卢承钦等。

还是才子张岱目光犀利，在《石匮书》中专辟一卷“逆党列传”，在二百五十二人之中选取五分之一。他说：“使东林而尽君子也，则魏党真不胜诛矣。余见新朝官籍强半皆东林表表之人，而逆党中之蒙面事仇者，凡屈指可尽也。日蚀中天，狐狸昼啸，人之足以锢党，而党至不足以锢人，盖已明矣。余叙别魏党一传，凡二百五十二人，今仅存其五分之一，盖谓事仇之罪浮于逆党，贤者既已如此，不肖者何足深责哉！”

张岱在逆党列传卷首的“总论”，强调逆党中人也应区别对待：“魏忠贤一手障天，以泰山压卵之势，逆之者辄糜。人当其时，一由正道则死辱随之。智士达人如欲苟全性命，虽刚介之性，亦不得不出于委蛇，而况彼伊阿者乎！”又说：“余谓人至不幸生而为此时之人，不可概责其入党，但当于入党之中，取而分别其甚与不甚。如虎彪之以杀人媚人，赞道之以并尊耦帝，刘志选之欲动摇中宫，徐大化之欲兴起大狱，颂美者惟恐其不为天子，祠祝者妄拟其即是圣人。则是同一入党之人，而党之中又有此数等之人，则尤可痛恨者也。”

他为“尤可痛恨者”开列了名单附上了小传，为首的当然是“五虎”：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崔呈秀、工部尚书吴淳夫、太仆寺卿兼河道总督倪文焕、兵部尚书田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夔龙；“五彪”：锦衣卫掌堂指挥使田尔耕、镇抚司理刑千户许显纯、镇抚司贴堂千户崔应元、镇抚司理刑千户孙云鹤、镇抚司理刑千户杨寰。

其次是“动摇中宫”的顺天府丞刘志选、太仆寺少卿兼河南道御史梁梦环；“倾心赞导”的有：工部尚书徐大化、太仆寺少卿曹钦程、工部尚书孙杰、太常寺少卿陈尔翼、太仆寺少卿李鲁生、兵部尚书霍维华、太仆寺少卿李蕃、工部尚书邵辅忠、浙江道御史张讷、兵部左侍郎郭巩、刑部尚书徐兆魁、侍讲孙之獬、刑部尚书薛贞。

再次是“颂美”：吏部尚书周应秋、户部尚书郭允厚、工部尚书薛凤翔、登莱巡抚副都御史孙国祯、宣大总督兵部尚书冯嘉会、太仆寺少卿安伸、户部左侍郎张我续、太仆寺少卿刘徽、兵部左侍郎秦士文、漕运总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郭尚友、四川参政郭士望。“建祠”：兵部尚书阎鸣泰、兵部左侍郎刘诏、巡抚浙江都御史潘汝祯、巡抚延绥都御史朱童蒙、都察院左都御史曹思诚、南京兵部左侍郎毛一鹭、户部尚书李精白、南京户部尚书张朴、锦衣卫指挥孙如冽、国子监生陆万龄。

最后是“反覆”：太仆寺少卿杨维垣、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贾继春。“另传”；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冯铨、少师建极殿大学士魏广微、少傅文渊阁大学士顾秉谦、光禄寺卿阮大铖。张岱在“另传”名单之后评论道：“既为党人，而传又列于党人之外者，以其恶不止于党人也；传在党外，而名又列于党人之中者，以其恶不离于党人也。魏广微、顾秉谦庸庸固无足数；冯铨欲掀翻逆案，而投诚闯贼；阮大铖欲报复东林，而迎立弘光，大明天下一败涂地，则是明天下之亡，犹亡于魏党也，魏党之祸岂不烈哉！”

毫无疑问上述人员都是魏忠贤阉党的骨干分子，既然叫做阉党，姓“阉”，他的核心人物是以魏忠贤为首的太监，他们架空皇帝，代替皇帝发号施令，掌控朝廷，才会有那么多官员俯首帖耳，亦步亦趋。请看魏忠贤的太监班子：

王体乾，顺天府昌平州人，万历六年选入皇城，在苏杭织造太监孙隆名下读书正途。万历二十八年升入文书房。泰昌元年八月，用重贿买通李选侍的亲信太监李进忠（魏忠贤进宫时曾用李进忠名，为了区别，改为魏进忠），升任典玺局掌印太监，以后又晋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兼御马监掌印太监。魏忠贤在李选侍移宫前，与李进忠一起参与盗宝勾当，王体乾建议魏忠贤杀掉李进忠灭口，又与客魏合谋除掉王安。在客魏的支持下，他得以升任司礼监掌印太监，但是处处听命于地位比他低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总督魏忠贤。刘若愚说：“客氏惮（王）安刚直，喜（王）体乾软媚，遂矫旨准（王）安辞免，将司礼监印付（王）体乾掌之。复升诸栋等为帮手，屡有中旨巧留客氏，与逆贤比暱为奸。又外结沈为谋主，逐大臣王纪、满朝荐、刘一燝等，杀内臣王安、王国臣（魏朝）等，心粗胆大，渐及妃嫔，皆（王）体乾力也。”

李永贞顺天府通州人，五岁时阉割，十九岁（万历二十九年）选入皇城，旋即升任坤宁宫近侍太监。因故关押多年，万历四十八年（泰昌元年）释放，恢复原职——坤宁宫近侍，始于魏忠贤结识。天启元年，魏忠贤与王体乾串通，特升史宾、诸栋、梁栋、张文元、裴伸为司礼监秉笔太监，李永贞成为诸栋的幕僚，遂与魏忠贤心腹掌班刘荣结拜，颇有相见恨晚之感。经过刘荣推荐，成为魏忠贤的幕僚，升任文书房太监、司礼监秉笔太监。李永贞从小熟读四书五经、《史记》《汉书》，精书法，善弈棋，能诗文，颇受魏忠贤器重。《明史·李永贞传》说：“（李永贞）与（王）体乾、（涂）文辅及石元雅，共为忠贤心腹。凡章奏入，永贞等先钤识窾要，白忠贤议行。崔呈秀所献（“天鉴”“同志”）诸录，永贞等各置小册袖中，遇有处分，则争出册告曰：此某录中人也。故无得免者。”

石元雅，保定府雄县人，万历二十九年选入皇城，在兵仗局担任“写字”。此人虽然担任“写字”工作，却不喜欢读书，爱好射箭、打猎，与魏忠贤臭味相投。泰昌元年十一月，经魏忠贤推荐，进入司礼监文书房，升任秉笔太监，兼任针工局掌印太监、南海子提督。他延请许秉彝为“掌家”，通过许秉彝，替崔呈秀与魏忠贤“通线索”，每次见魏忠贤，即屏退左右，密语移时方出。

涂文辅，保定府安肃县人，中年自宫，姿容尔雅，有心计，喜好射箭弹琴，此人有文化，善于书算，被客氏看中，成为她的儿子侯国兴的家庭教师。天启元年选入皇城，天启四年升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任御马监掌印太监、总督四卫营、太仓银库、节慎库，成为客魏的财务总监。照例太仓银库归户部管，节慎库归工部管，涂文辅打着皇帝的旗号，凭借客魏的气焰，凌驾于户部尚书、工部尚书之上，他的办事处号称“户工总部”。刘若愚如此描写他的嚣张气焰：“太仓银库户部事也，节慎库工部事也，（涂）文辅并总督之。藉先帝宠灵，客魏逆焰，诣两部到任，勒司官行属礼。坐八人明轿，使甘蔗大棍，舒徐容与，扬扬长安道上。其呼殿者比阁臣道子还雅，其音清细而长，仿佛圣驾清御警跸之报，内官外官无不下马回避。又强买戚臣李承恩宅，大创廨宇，其署额曰‘户工总部’。”

此外还有李朝钦、梁栋、孙进、王朝辅、纪用、葛九思、徐应元、赵进教、王国泰、马谦，尤以李朝钦最受魏忠贤信任。

魏忠贤兼任东厂总督，东厂是一个特务机构，日常事务交给李朝钦处理。凡是各地东厂特务报来的事件，先送到位于东混堂司南面的东厂内署，内署衙门高悬“朝廷腹心”匾额，李朝钦作为魏忠贤的腹心在这里处理公文，交给司房人员删改润色，密封后，加盖“东厂密封”印章，送交魏忠贤发落。东厂的特务遍布各个角落，信息灵通，令人防不胜防，弥漫着恐怖窒息的气氛。正如当时人所说：“威福日盛，鹰犬日众，四方孔道，民间无敢偶语者。驿使停骖，即卧榻间无敢提一‘魏’字。身在京华，童仆往来，无敢带一家书者。去国诸臣，典衣觅骑，萧条狼狈，全无士气。而一经削夺，门无敢谒，郊无敢饯者，虽师生戚友之谊，亦荡然扫绝。重足而立，道路以目。凡衣冠士庶相见之间，皆缄嘿不敢吐半言，即寒温套语，问讯起居并忘之矣，唯长揖拱手而已。”

这是什么氛围？人们何以如此反常？一言以蔽之，阉党专政是也。

2．邹元标、冯从吾与首善书院事件

有明一代，继承宋元以来书院讲学的传统，万历初年张居正柄政，取缔书院，他死后，书院陆续恢复，徽州、江右、关中、无锡遥相呼应，又以无锡的东林书院最为著名。北京是首善之地，却没有讲学的书院，嘉靖年间罗洪先、徐阶与在京名儒，大多借用寺庙举行讲会，引为一大憾事。天启二年，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字尔瞻，号南皋，江西吉水人），左副都御史冯从吾（字仲好，号少墟，陕西长安人），有感于此，得到同僚的支持，在宣武门内东城墙下构建书院一所。邹、冯两先生退朝公余时间，不通宾客，不赴宴会，专心致志在书院讲学。有志于学术的缙绅先生，环而静听，间或提问讨论，无不畅所欲言。首善书院声誉鹊起，影响非常之大：“一时转相传说，咸知顾名义，重廉耻，士风为之稍变。”

内阁首辅叶向高应邀撰写《首善书院记》，肯定在京师建立书院的创举，他说：自从白鹿洞书院以来，蔚然成风，通都大邑所在皆有书院，而京师独缺，这种状况持续二百年之久，现在得以改变，首善之地非其他通都大邑可得而比也。他对邹、冯二位学者型官僚的学问推崇备至：“邹先生之学，深参默证，以透性为宗，以生生不息为用。其境地所诣，似若并禅机元旨而包括于胸中。冯先生之学，反躬实践，以性善为主，以居敬穷理为程。其识力所超，又若举柱下竺乾而悉驱于教外。要之，于规矩准绳、伦常物理，尺尺寸寸，不少逾越，与世之高谈性命忽略躬行者，大相径庭。”他看得很准，邹、冯二人并不空谈性命，而是躬行实践，所以才会有“顾名义，重廉耻，士风为之稍变”的结果。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书院一旦名声大噪之后，便会带来麻烦，被卷进政治风波，东林书院是如此，首善书院也不例外。或者可以说，对首善书院的攻讦，是诽谤东林书院的延伸。鼓噪得最厉害的是兵科都给事中朱童蒙，此人日后成为阉党骨干分子，对于邹元标再度出山，担任吏部左侍郎、左都御史，举荐东林人士，极为不满。在奏疏中特别点出东林二字：“昔在皇祖时，有理学之臣顾宪成、郭正域开讲东林，其初以发明圣贤蕴奥，开启后学，岂不甚善？逮从游者邪正兼收，不材之人借东林之徒以自矜诩，甚至学士儒生挟之以扞文网，冠裳仕进借之以树党援。欲进一人也，彼此引手；欲去一人也，共力下石。京察黜陟，非东林之竿牍不凭；行取考选，非东林之荐扬不与。日积月累，门户别而墙壁固。所以朝端之上，士林之间，玄黄血战十有余年。摧残几多善人，戕伤几许国脉，皆讲坛之贻害也。”

正与邪的较量，日趋短兵相接，太仆寺少卿满朝荐的奏疏，一再反问：“祖宗朝有此颠倒乎”？矛头直指魏忠贤为首的邪恶势力：

咄咄逼人的声讨，引来的结果是，奉圣旨落职为民。

钳制舆论是魏忠贤的一贯伎俩，发展到登峰造极，就是捣毁全国所有书院，攻击邹元标、冯从吾的首善书院，不过是小试牛刀而已。朱童蒙充当了急先锋，打着忠于职守的幌子，宣称：“宪臣议开讲学之坛，国家恐启门户之渐，大公之世偶生门户，则衅孽必作；职业之外分用身心，则责任不专。”

邹元标还是先前那种宁折不弯的秉性，想当年他敢于冒着廷杖致死的风险上疏弹劾张居正，如今区区朱童蒙的恫吓根本不在话下，当即写了长篇奏疏，反驳朱童蒙的谬论。他说，本月初四日也接到兵科都给事中朱童蒙的奏疏，为宪臣议开讲学之坛，国家恐起门户之渐，与臣等安心本分，爱惜精神，以东林为戒云云，驳斥道：“先正云：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人生闻道始知本分内事，不闻道则所谓本分者未知果是本分与否也。天下治乱系于人心，人心邪正系于学术。法度风俗刑清罚省，进贤退不肖，舍明学则其道无由。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臣等所讲习讨论者，惟是销反侧以归正直，会有极以归皇极。若分门别户，则名教所不载也。”既然朱童蒙提到了东林，他当然要为东林讲几句公道话：“东林诸臣有文有行，九原以往，惟是在昔朝贵自岐意见，一倡众和，几付清流。”

他回忆起当年遭到贬谪的流放生涯，学问对于自己何等之重要：“臣志学非自今日始也。臣弱冠幸举孝廉，从诸长者一登讲堂，此心戚戚。既谢计偕，独处深山者三年。嗣入夜郎，兀坐深箐者六年。浮沉南北，栖迟田亩，又三十余年，赖有此学，死生患难，未尝陨志。”

由此，他讥讽不学无术的朱童蒙之流，“自训诂帖括外，别无功课；自青紫荣名外，别无意趣。恶闻讲学者，实繁有徒。盖不知不闻道即位极人臣，勋勒旂常，了不得本分事，生事虚生，死是虚死。朽骨青山，黄鸟数声，不知天与昭昭者漂泊何所？此臣所以束发至老，不敢退堕自甘者也。”

邹元标分析得入情入理，无可挑剔，皇帝只得打圆场：“朱童蒙疏亦有旨了，卿积学真修，方自表率，不必介意。”

冯从吾也上疏回击朱童蒙，论述讲学无罪——“窃惟世道之所以常治而不乱者，惟持有此理学之一脉，亦惟持有此讲学之一事。讲学创自孔子，而盛于孟子……至宋儒出，而始有以接孟氏之传。然中兴于宋，而禁于宋，是宋之不竞，以禁讲之故，非以讲之故也。”他诘问朱童蒙之流：“臣之望其君以讲学，而自己不讲，是欺也。倘皇上一日开讲，问讲官曰：诸臣望朕以讲学，不知诸臣亦讲学否？不知讲官何以置对。倘皇上一日御朝闻诸臣，讲学亦有定所否？不知诸臣又何以置对？”他堂堂正正声明：今臣等创建书院于此，岂为名，岂为利，岂为官爵，岂为一身宴游之地，岂为子孙世守之业！原为两京十三省俱有，而京师为天子之都，为首善之地，反无书院，非所以壮帝都而昭一代文明之盛况。对于朱童蒙的无端攻击，他感慨系之，请求皇上罢官，使庙堂之上省一番议论。

冯从吾讲得有理有据，滴水不漏，皇帝不得不回应：“朕留心学问，岂禁臣下讲学，且仕学相资，何可偏废？”

表面上看皇帝并没有偏袒朱童蒙，但邹元标、冯从吾感受到的压力是无形的，给事中郭允厚力挺朱童蒙，诋毁都察院的一二把手，唯恐在明年的考察中遭到报复，非得把他们二人赶下台不可。这一点连内阁首辅叶向高也看出来了：“无奈人情多端，过生猜疑，必逐去邹元标而后快也。”为了政局安定，他在十月初八日的奏疏中指出，如果邹元标、朱童蒙等人辞官而去，谁来主持即将到来的京察大典？他说：“但恐人心不同，烦嚣易起，若不稍为剖明，必将有非二臣者，又将有非非二臣者，纷纭排击，无有纪极。昨日有伪作铨臣之疏，欲毁书院者，世情险怪一至于此。今台臣冯从吾又求去矣，铨臣张问达亦苦苦言，（邹）元标行当即继之去矣。察典几何时？而在事诸臣势将一空，谁为皇上了此事者？”在他心目中，邹元标这样的正人君子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是职掌都察院的最佳人选：“邹元标在皇祖朝，直声振于朝野，三尺童子无不知其为忠臣。淹伏数十载，海内共惜，皇上拔之田间，任以九列，足称清朝盛举。臣素不习元标，近与周旋，见其恳恳爱人之念、浑浑赤子之心，绝无分毫负气笼罩矫饰之态，心甚慕之。”因此，他反对朱童蒙、郭允厚逐去邹元标的图谋：“若逐去元标，则其他之讲学气节如邹元标者，皆不得安其位，人心必为不平，纷争又将不了，门户之祸必与国家相终始，朝廷之上已先自乱，又何暇问封疆之事哉！”他也反对朱童蒙、郭允厚谎称“宋室祸败由于讲学”，反驳道：“宋方盛时，正以濂洛关闽讲明学术，比及南宋，王淮、韩侂胄、陈贾辈始立伪学题目，抅陷朱熹诸贤，而宋祚遂终。”又掷地有声地反问：“如以讲学为结党，则世之结党者岂尽讲学之人？苟欲结党，何待讲学？”

这一番话由三朝元老叶向高讲出来，不仅令朱童蒙、郭允厚之流理屈词穷，也令幕后的魏忠贤哑口无言，发出温和的圣旨：“大臣真品实学，自能维扶世风。言官意见参差，不妨互相质证，但不得参以岐念，迹涉猜防。卿虚衷持衡，剖陈剀切，足定国是，以正人心。邹元标、冯从吾已有旨谕留，这所奏朕知道了。”

话讲得很漂亮，“邹元标、冯从吾已有旨谕留”云云，不过是一个幌子。步朱童蒙、郭允厚的后尘，言官郭兴治变本加厉地诽谤邹元标。朱童蒙则抓住叶向高撰写《首善书院记》，暗指他是邹、冯的后台。叶向高愤然上疏，请求辞职。在奏疏中，他讲明了两个观点。其一是，朱童蒙攻击邹元标讲学，郭允厚诽谤邹元标的人品，郭兴治进而称邹元标为“贼”，叶向高感叹道：“三人之意同，而其说则已三变，其攻（邹）元标可谓不遗余力矣。”其二是，朱童蒙引用张居正禁毁书院之事，影射叶向高违背祖宗朝旧制。他据理驳斥：“禁讲学，毁书院，沙汰生员，此乃张居正所为，非祖宗朝法也。居正之得罪于清议，背成宪，失人心，正为此事。（朱）童蒙奈何引之？臣为书院记文，固云世必有执江陵（张居正）之见以诮余者，何其言之偶中乎！”更令他难以容忍的是，“屡奉内传数语为臣之险毒”，不如一走了之。这是他第十四个辞职奏疏了，得到的回答依然是不同意辞职：“卿以元老主持国是，且忧心世道，保护善类，自大臣事，小臣臆窥之言何必介意！封疆阽危，兵食单匮，正赖卿延纳群策，入告远猷，用副朕军国倚重至意，慎勿再陈。”

邹元标、冯从吾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先后罢官而去。邹元标在临别之际，还不忘提醒皇上千万不要开启门户之争：“近时臣工或以门户自相猜疑，此从身名上起念。臣与冢卿（吏部尚书）张问达相处年余，陛下试问张问达，臣曾说门户中一人乎？盖臣实见天地间一草一木、一民一物，不忍伤残，其有才有猷者安其职事而已耳。又实见得人之禀气各有偏全，人之识见各有高下。从德性用事者，反求诸身，不作异闻见，不作人我想；从情义用事者，但求诸人，东猜而西疑，左旋而右转。曾不思前数年，诸人始而酌水盟心，既而倒戈相向者何人？而犹不务行所知，以不负所学，能耶？”这并非杞人忧天，后来的事实表明，门户之争愈演愈烈，以至于不可收拾。

由于朱童蒙公然扬言“以东林为戒，而不复讲学”，高攀龙作为东林书院的代表人物，挺身为东林辩诬：“黄门（朱童蒙）所言东林，非东林也，乃攻东林者之言也；所言东林之祸，非东林能祸人，乃攻东林者欲祸东林也。数年来，职每自诧理义人心同然，何以言理义者辄目为朋党，而不容于世乎？一日憬然曰：正惟同然也，故以为党也。国家用一当用，行一当行，去一当去，必曰是东林之脉也。或有人言一当用，言一当行，言一当去，必曰是东林之人也。不论东西南北，风马牛不相及之人，苟出于正，目为一党。东林何幸，而合天下之众正；何不幸，而受天下之群猜，弓蛇石虎，塗豕鬼车，皆非实事也。即如郭明龙正域，生平未尝讲学，生平不识东林，黄门（朱童蒙）谓与顾宪成开讲东林。即此而观，他可例推。无亦黄门（朱童蒙）师生姻娅之间，涵濡浸灌之久，于时局之说不自觉其入之之深乎？不然何以二三年来，门户去于人口，依然还作当年口吻耶！”这一席话，一气呵成，痛快淋漓，把朱童蒙信口雌黄的本来面目暴露无遗。和高攀龙这样的名师大儒相比，朱童蒙不过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小丑，他哪里会懂得高攀龙所说的道理：“人不知学，世道交丧，于是朋党祸起。相安则交安，相危则交危，故党类之党不能无，是群分之品也；偏党之党不可有，是乱亡之本也。知党类之不能无，使之各得其所，而勿相猜忌；知偏党之不可有，使之各惩其祸，而勿为已甚，但得人人自反，勿专尤人，则无不可融异为同，化小为大。”

遗憾的是，以后形势的发展和高攀龙愿望相反，朋党之祸愈演愈烈，阉党排挤正人君子，打击异己分子，不分青红皂白扣上“东林”帽子，于是乎就有《东林点将录》《东林党人榜》的出笼。由是观之，首善书院事件不过是一个前哨战而已。

3．“空人国以庇私党，詈道学以逐名贤”——文震孟、郑鄤的忿激之论

邹元标、冯从吾的罢官，激起正直人士的公愤，对皇帝和朝廷流露出极大的不满情绪。人们希望年轻的皇帝亲操政柄，重振朝纲。两名新科进士文震孟、郑鄤，初登官场，没有包袱，直言无忌地表达了压抑于许多人心中的呼声。

文震孟，字文起，号湛持，苏州吴县人，著名学者文徵明之曾孙，国子监博士文彭之孙，卫辉府同知文元发之子，颇有家学渊源，尤于《春秋》经学颇有造诣。邹漪说：“世以道德文雅冠冕海内，十五出应童子试，名噪一时。年二十一，举甲午贤书，束躬砥操，日手一编咿唔，绝迹城市，尤严竿牍之戒。居父丧，哀毁几于灭性，营竺坞新阡以葬父，即倚墓结庐而居，一时有真孝廉之目。时海内名贤若吉水邹忠介（元标）、关中冯恭定（从吾）、高邑赵忠毅（南星），皆以麟凤在野。”主盟东南文坛的顾宪成、高攀龙对他敬仰备至，远近清流不远千里前往请教。但是从万历二十二年参加进士考试，九次失利，直到三十年后的天启二年才进士及第，又以殿试第一名（俗称状元），授予翰林院修撰。真可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胪传之日，儿童妇女皆知其名，指目为忠孝状元”。

这时的文震孟已经年近五十，不再年轻，好不容易到来的功名，理应倍加珍惜。但是他毕竟是文徵明、文彭的后代，熟读儒家经典，以治国平天下为终身抱负，对于朝廷不像朝廷，官僚不像官僚，深恶痛绝，尤其是亲眼目睹邹元标、冯从吾两位正人君子的离去，义愤填膺，贸然上疏，从“国步綦艰”到“杜乱源”，侃侃而谈。关于他上疏时的心态，邹漪的刻画是到位的：“先是，光宗以神庙遗诏，召久废诸臣于田间，故熹庙初元新政，众正盈朝，天下想见太平。而公（文震孟）又以宿学登上第，物望倾注，其忠宪诸贤侃侃发舒，凡貂珰戚畹力谢往还。既而外廷有借逆珰以指鹿（为马）始祸者，因禁讲学兴党议，邹忠介、冯恭定两公以次窜逐，公上疏请讲学勤政。”

状元所写的文章，人们总是很感兴趣，不妨看看文状元的这篇奏疏：

文震孟所要表达的意思非常清楚，现在的上朝徒具形式，鸿胪寺官员当司仪，大臣们按照口令跪拜起立，按照固定的程式排演，没有君臣之间的对话交流商议，所以他说“第如傀儡登场，了无生意”。既然皇帝与外廷大臣缺乏融洽交流，势必至于在内廷听从太监的耳濡目染，于是乎出现“空人国以庇私党”“詈道学以逐名贤”的一些列怪现象，国法刑章荡然无存。皇帝钦定的头名状元，矛头直指魏忠贤和他的阉党，不可等闲视之。魏忠贤利用职权，把奏疏扣压下来，不报告皇帝；乘皇上看戏时，他突然呈上这份奏疏，断章取义地摘取“傀儡登场”一句，说：文状元疏中以偶人比万岁，不杀无以示天下。皇帝点头表示同意。次日，皇帝讲筵完毕，魏忠贤假传圣旨：廷杖文震孟八十！当天首辅叶向高请假，在场的次辅韩爌、礼部尚书盛以弘等极力申救，才免于杖责。

魏忠贤所忌恨的是文状元所说，帝王宏远之规模，岂是太监之流（即所谓“中涓常侍辈”）所能理解，又不能就此发作。便歪曲原意，说文状元疏中以偶人比万岁。显然文状元的原意并非如此，他是说上朝的大臣像傀儡。请看原文：“鸿胪寺引奏，跪拜起立，第如傀儡之登场，了无生意”。像傀儡登场的是跪拜起立的大臣，而不是坐在龙椅上的皇帝。

和他同时进士及第，比他小二十岁的郑鄤，以少年新进的锐气为文震孟鸣不平。郑鄤，字谦止，号埊阳，常州武进人，天启二年进士，改庶吉士。其父郑振先，万历三十六年上“直发古今第一权奸疏”，把内阁辅臣朱赓、李廷机斥为“古今第一权奸”：“以避权而擅权，以擅权为无权，屈曲迂互，层层幽秘，朝野疑而不可知，知而不可言”，“此自沈一贯创开以来奸相未有之窍，至于今日愈出愈奇，所以（李）林甫辈犹拙也”。有其父必有其子，郑鄤的奏疏写得一如乃父风格，尖锐泼辣，无所顾忌。

郑鄤的奏疏并没有点名，通篇都在影射魏忠贤，“壅遏不通者，是窃弄之机也”；“内降之屡旨用以肆斥大臣，其机关使人骇”；以及“权珰之炀灶”云云，无不直指魏忠贤。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即日颁下圣旨（当然是矫旨）把文震孟与郑鄤一并处罚：“朝仪大典，累朝成规，如何辄肆轻亵，比拟傀儡，藐视廷臣如戏。文震孟好生可恶，郑鄤这厮党护同乡，窥探上意，本当重处，念朕首科取士，新进书生不知大体，姑从轻，俱降二级调外任。”

文震孟、郑鄤出于公心，希望皇帝重整朝纲，不要大权旁落，竟然遭到降级的处罚，一些官员纷纷上疏申救。内阁首辅叶向高也写了洋洋洒洒的奏疏，向皇帝求情：翰林院修撰文震孟、庶吉士郑鄤因上疏触忤，致蒙降谪，举朝臣工无不惋惜，臣与同官冒昧申救，尚未足动天听，欲再申一言。

句句为朝政考虑，处处替皇帝着想，但是皇帝拒不接受。关键是魏忠贤在作祟，他绝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向他挑战的官员，何况是扬言“傀儡登场”“窃弄之机”的新科进士。现在票拟谕旨的程序已经完全破坏，照例文震孟、郑鄤的奏疏如何处理，应该有内阁首辅票拟意见，经皇帝审定后作为圣旨发出。如今票拟职权已经由内阁转移到司礼监，皇帝圣旨自然体现了魏忠贤的意志：“览卿奏进阁，朕心甚慰，知道了。制科累朝所重，朕方作养人才，岂忍摧折！但书生不知忌讳，文震孟、郑鄤遵前旨行。卿还仰体朕意，不得再来申请。”

所谓“遵前旨行”，就是“俱降二级调外任”。文、郑两位不愧为三吴名士，宁折不弯，拒绝降调的圣旨，抛弃乌纱帽，愤然回到家乡。

4．另一种形式的较量

魏忠贤阉党势力有一个逐步扩大的过程，外廷权奸也有一个逐步投靠的过程。刘若愚回忆道：“逆贤既窃柄杀王安，遂升梁栋、史宾、裴伸、张文元为秉笔（太监）；驱逐原选熹庙张后之刘克敬于凤阳，而后矫旨杀之；摈退掌（东）厂之沈荫，而畀宋晋。驱逐大臣王纪、满朝荐、钟羽正等，词臣文震孟等，建言刘宗周、王心一等。托心腹掌班刘荣结交阁臣沈，导上以武，暗通线索，设立内操。差刘朝、胡良辅、纪用等往山海关送器械，实所以开内镇守之基也。”这一段话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魏忠贤与内阁辅臣沈暗通线索，在宫内设立内操，尝试掌控军权。

第一个投靠魏忠贤的内阁辅臣沈，字铭缜，湖州乌程人，万历二十年进士，累官至南京礼部侍郎。《明史》对他的评价是“素乏时誉”，除了善于阿谀谄媚，不遗余力排斥天主教，影响恶劣。万历四十四年作为南京礼部侍郎的沈，上疏排教，以崇正学、黜异端、严华夷为幌子，禁止天主教，造成轰动一时的南京教案，《明史》说“识者韪其言”。万历末年，他与内阁首辅方从哲因同乡关系而亲密，方从哲推荐沈、史继偕入阁。天启元年六月，沈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此人当年以翰林院检讨的身份，在内书堂给宦官上课，做过魏忠贤的老师。因为这样的关系，他入阁后为了讨好魏忠贤，特意建议在宫内搞内操，在东阳、义乌、扬州、淮安等地招募勇士两百多名，送交魏忠贤搞内操。《明史》写道：“故事，词臣教习内书堂，所教内竖执弟子礼，李进忠、刘朝皆（沈）弟子，李进忠者魏忠贤始名也。（沈）既至（意为入阁后），密结二人（指魏忠贤、刘朝），乃奏言：‘辽左用兵亟，臣谨于东阳、义乌诸邑及扬州、淮安，募材官勇士二百余，请以勇士隶锦衣卫，而量授材官职。进忠、朝方举内操，得（沈）奏大喜，诏锦衣官训练募士，授材官王应斗等游击以下官有差。（沈）又奏募兵，后至者复二百余人。”

沈劣迹昭彰，引来言官惠世扬、周朝瑞弹劾，谴责他勾结太监刘朝搞内操。刑部尚书王纪揭露他的奸恶，可比宋朝的蔡京。沈反咬一口，诬陷王纪庇护熊廷弼，导致王纪革职为民。在汹涌的舆论压力下，沈不得不于天启二年七月致仕而去。

正与邪较量的结果，双方达成妥协，天启三年，增补阁臣顾秉谦、朱国祯、朱延禧、魏广微，加上排名靠前的五位：叶向高、韩爌、史继偕、何宗彦、朱国祚（四月致仕），内阁辅臣竟有九人之多。顾秉谦、魏广微等人的入阁，使得魏忠贤得以控制内阁机要部门的大权。《明史·阉党传》说：“（天启）二年，魏忠贤用事，言官周宗建等首劾之，忠贤于是谋结外廷诸臣，（顾）秉谦及魏广微率先谄附，霍维华、孙杰之徒从而和之。”又说：“自（顾）秉谦、（魏）广微当国，政归忠贤，其后入阁者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之属，皆依媚取容，名丽逆案。”

另一方面，天启二年十一月，赵南星被任命为都察院左都御史，监察工作大有起色。天启三年三月初十日，赵南星在申明都察院职责的奏疏中说：“陛下即位以来，宵衣旰食，未得享一日太平之乐，为臣子者乃以市恩自便，有人心者之所必不忍为也。臣望陛下涣发德音，使领民之吏知贪酷之必不可为，巡方之臣知贪酷之必不可荐，提荐揭荐必不可行，所荐者必不可为溢美之言，所劾贪酷之吏必不可仅拟降调。从此惕然猛省，涊然愧汗，翕然回心而向道，共图百姓之安，使臣无怨之可任，而诸臣功名日高，禄位从之，名实甚粹美，光庆及子孙，岂非仕人之上愿哉！”皇帝的批示是冠冕堂皇的：“上下狥情，市恩避怨，以致吏治日偷，民穷思乱，所关岂细！这所奏差满举劾、咨访考察等事，俱依议。卿以忠公举职，申明宪纪，表率振饬各官，遵承规例，察吏安民，人思尽职，有何嫌怨？仍着为令，开载宪纲，永远遵行。”

既然皇帝如此表明态度，官员们发起了新一轮舆论攻势。

天启三年三月，御史方大仁弹劾给事中郭巩勾通魏忠贤，并揭发魏忠贤“甲第壮丽，葬地逾制”。

同年八月，顺天提学御史左光斗针对魏忠贤企图颠倒移宫案是非，进而排斥异己，上疏澄清事实，希望皇上召还文震孟、郑鄤等人。

左都御史赵南星鉴于官僚队伍的不良倾向：“务于市恩而莫肯任怨也，不过曰此我之同乡故旧，不能恝也；曰此权要之所托也，是能报复，不可动也”，主张加强都察院的监察作用。

天启四年正月，福建道御史呈上题为“补救时事”的奏疏，指出今日天下有三大忧患：一是夷狄吭背之患，二是盗贼肘腋之患，三是小人腹心之患。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小人腹心之患：“试思冲主在上，垂帘尚不忍言，况权臣在朝，禅受是何题目？执绋之巡抚方恨玷我名山，媚灶之考官妄得并翻公案。狂澜一倒，谁不披靡？于是新妖四出，伏莽渐兴，或势若负隅，巧通脉络；或谋成卷土，密布机关。虽死灰不燃，恐百足未已”。因此他希望皇上“出入起居必董于逸荒之戒，独正于群阴之上，常立于无过之途，志气如神，赏罚不乱”。这一席话，转弯抹角提及“垂帘”“禅受”“新妖”“伏莽”“群阴”，显然是在影射魏忠贤专权乱政。

同年三月，山东道御史黄尊素上疏议论“时事十失”，在列举“邪正杂糅，忠谗并进”等十项弊政之后，笔锋一转，含沙射影地指向魏忠贤与客氏：“阿保重于赵娆，禁旅近于唐末，萧墙隐祸，惨于夷狄，异日有欲言不敢、欲闻不得者”。此处“阿保”影射乳媪客氏，“禁旅”影射在紫禁城内操练军队的太监魏忠贤。

正邪双方逐渐剑拔弩张，短兵相接。

天启四年四月，魏忠贤的亲信刑科给事中傅櫆首先出招，扬言“邪臣比暱匪人把持朝政”，乞求皇上“立赐处分，以清隐忧”。他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宪臣左光斗，貌丑心险，色取行违，自命为血性男子，人亦视为聪明丈夫。然职久知其为匪类也，欲貌为君子而不能，欲不为小人而不得。夫甚之而不顾名简，遂反戈君子而忍为之，且呈身于小人而甘心矣。”他实在举不出什么例证，便以内阁中书汪文言“父事内监王安，内外交通”作为话柄，说：“光斗身在宪府，不能追论，而且引为腹心”。傅櫆还攻击刚刚晋升为吏科都给事中的魏大中，“职忝谏垣，不行驱除，而且助其资斧。自是脉络潜通，机锋并露，相与招摇都市，揽泊升迁。甚至小人以从邪为得计，君子亦以比匪为无伤”。他主张立即将左光斗、魏大中撤职，严刑究处汪文言。

这个傅櫆，口口声声说左光斗、魏大中是小人，“以从邪为得计”，其实恰恰是自己的写照。魏大中日后回忆道：天启四年四月十八日，予升吏科都给事中。“十九日，傅櫆疏上。时魏阉如涿祠，元君阮留涿，燃秸相拜，作竟夜谈。（傅）櫆既结继教（东厂理刑千户傅继教）为兄弟为内应，复伺归奄（魏忠贤）于道左以通款。奄甫至，而（傅）櫆疏下，汪文言逮矣。”显然，傅櫆完全是秉承魏忠贤旨意行事的。谈迁对此颇为感慨：“仕路如阱，端人刚士择地而蹈，犹若凂焉，矧敢轻其身于磷缁杂沓之场哉……议者甚（傅）櫆之险，钳网始抅。”谈迁所说的“钳网始抅”四字，言简意赅地点明了事情的本质，一张钳制正人君子的禁网已经悄悄打开了。

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左光斗首先出面反击，他说，傅櫆的奏疏题为“邪臣比暱匪人把持朝政”，但是一篇之中终不得其指归着落何在？“倒戈于君子”，君子何人？“呈身于小人”，小人何人？原来傅櫆心虚，担心考察，先下手诬陷参与考察的官员，逐去邹维琏，不留程国祥，不欲魏大中到任，又害怕左光斗持清议，于是乎罗于一网。左光斗一针见血指出，小小的刑科给事中，哪里来这么大的权力？原来他有后台：“以科臣（傅櫆）之权力，能使朝廷不能用人，铨司不敢就列，首垣不许到任，把持朝政者莫科臣。若科臣又尝冒认东厂理刑傅继教为兄弟脉络，机锋长安，冷觑久矣。窟穴深藏，布置已定，将用邵辅忠陷毛士龙故事，比暱匪人者莫科臣。”“窟穴深藏，布置已定”八个字，后台是谁，昭然若揭。

还未履任的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也上疏揭露傅櫆的险恶用心：“（傅）櫆何以若是惴惴焉其自危也？大都宵小之志最不便于铨院吏垣，有秉正嫉邪，不可力挠不可党劫之臣。故冢臣锐意治平，求贤如渴，得一清恬伉直之邹维琏用之于铨，而（傅）櫆自危；又得一清恬伉直之程国祥用之于铨，而（傅）櫆又自危；（左）光斗佥院，而（傅）櫆自危；臣忝吏垣，而（傅）櫆又自危。故（邹）维琏逐之，并（程）国祥逐之，且并铨臣吴羽文而逼之逐之。三驱之后，继以一网，疏攻（左）光斗并及臣……既诋君子为小人，必且饰一真小人之尤者号为君子，奉之坛坫之上，外有备，内有援，而（傅）櫆之招权纳贿始得之矣。”

由此可见，傅櫆并非孤军奋战，他“外有备，内有援”，而且并非仅仅针对左、魏，而是企图一网打尽。看到左、魏的反驳奏疏，正直官员义愤填膺，御史袁化中、给事中甄淑相继上疏为左、魏诸臣剖白，揭露傅櫆的意图在于“逞私逐贤”，使得“举国将空”，瓦解“众正盈朝”的局面。傅櫆有恃无恐，再次上疏攻击左光斗、魏大中，力图把事态扩大化。

显然这一切都是魏忠贤在幕后操纵，新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涟洞若观火，无所畏惧地揪出这个幕后操纵者，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把正与邪的斗争引向白热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