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史——惊心动魄的倒魏风潮



1．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

杨涟在泰昌、天启之际的“拥立”“移宫”事件中，功勋卓著，却从暗处传来不少流言蜚语，恶意中伤。他一气之下辞官而去，以明心迹。正直人士愤愤不平，希望皇上挽留有功之臣。皇帝为了平复舆论，对外宣布准许杨涟回乡疗养身体，病愈后再为朝廷效力。崇祯六年，郑鄤撰写《杨忠烈公文集序》时，仍然难以抑制愤懑之情：“小人之倾公（杨涟）者，其说有二：曰移宫，曰封疆。夫移宫以尊朝廷恩礼，以安选侍，皆公言也。执公之后一言，以罪公之前一言可乎？经略（熊廷弼）之败，公告君父有参疏，告朋友有恨书，直以楚人故罗之曰护熊可乎？盖小人之言此者借也，依违于小人之言者借小人也。”

身在江湖，心在魏阙。杨涟在家闲散的日子，丝毫没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优哉游哉，念兹在兹的依然是朝廷政事。他的年谱写道：“居恒独处，每阅邸报，闻魏忠贤、刘朝恣横状，辄潸然泣下。恐负先帝恩，曰：‘吾得面圣，碎首陈先帝付托之重，誓诛此贼，以报知遇。’亲友如陈元朴、王思延辈常规之曰：‘今权在若辈，能诱之向正则可，空言徒起祸，无益耳。’公时亦深以其言为然。”为了不辜负先帝的托付，他发誓要除掉魏忠贤这个恶贼。天启三年朝廷起用他为礼科都给事中，家人都有喜色，他对子女说：“今冲圣孑立，外有兵戎，内有逆竖，疆场、宫府皆我死所，忧且不暇，何喜之有？”念及母未终养，子女尚未婚嫁，悄悄向亲友嘱托后事，每每笑言：“杨某这番出山，不知归路是何为也？”他是带着殉道赴死的心情进京赴任的。

天启四年，五十三岁的杨涟晋升为太常寺少卿，再晋升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左副都御史。对于他个人而言，可谓官运亨通，然而国运却十分堪忧。《年谱》写道：“魏忠贤用事，群小附之，惮众正盈朝，不敢大肆。公（杨涟）与赵南星、左光斗、魏大中辈，激扬讽议，务植善类抑险邪。忠贤及其党啣之刺骨，遂兴汪文言狱，将罗织诸人。”

在此危急关头，杨涟连上两疏，矛头直指魏忠贤。第一份奏疏的主旨是“止内批屡降”，请求皇帝剥夺魏忠贤内降矫旨的权力，把生杀予夺大权归还皇帝，把票拟权归还内阁，人事权归还六部，是非权归还都察院、六科。他写道：

杨涟的结论是：以票拟还内阁，以黜降还部曹，以是非还台谏，即贷忠贤以不死，严加戒谕，令其小心谨慎，保全恩宠，毋代人操刃，擅作威福，自取罪殃。显然留有余地，只要魏忠贤改过自新，便可贷以不死。虽然仁至义尽，却缺乏震慑力，皇帝与魏忠贤毫无反应，说了等于白说。忍无可忍，迫使杨涟使出杀手锏。

天启四年六月初一日，杨涟以舍得一身剐的大无畏气概，揭露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这篇震惊天下的奏疏，酝酿多时。《年谱》写道：“公出山之日，即密缄一稿，欲起写，恒泣出声。家人惊问，则以思念先君为言……继而怀疏入朝，之易公等见稿乃夜半写物也，举家惶惶，佥骇祸迫。公曰：‘明知有祸无益，但骑虎将成，无使后世谓顾命（大臣）之中此时无一人有男子气。’斯言也，早已义不顾身矣。”他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所以奏疏的文字尖锐泼辣无所顾忌，声讨魏忠贤“怙势作威，专权乱政，欺君蔑法，无日无天，大负圣恩，大干祖制”，要求皇上“大奋乾断，立赐究问”。为此列举二十四大罪状。

第一条罪状：“忠贤原一市井无赖人耳，中年净身，夤入内地，非能通文理，自文书司礼起家者也。皇上念其服役微劳，拔之幽贱，宠以恩礼，原名进忠，改命今名。岂非欲其顾名思义，忠不敢为奸，贤不敢为恶哉。初犹谬为小忠小佞以幸恩，继乃敢为大奸大恶以乱政。祖宗之制，以票拟托重阁臣，非但令其静心参酌，权无旁分，正使其一力担承，责无他卸。自忠贤专擅，旨意多出传奉。传奉而真，一字抑扬之间判若天渊；传奉而伪，谁为辨之？近乃三五成群，勒逼讲嚷，政事之堂几成哄市。甚至有径自内批，不相照会者，假若夜半出片纸杀人，皇上不得知，阁臣不及问，害岂渺小！以致阁臣郁郁叹闷，有坚意求去者。坏祖宗二百余年之政体。”

第二条罪状：“旧阁臣刘一燝，冢臣周嘉谟，同受顾命之大臣也，（刘）一燝亲捧御手，首定大计；（周）嘉谟倡率百官于松棚下，义斥郑养性。立寝后封以清宫禁，皇上岂遂忘之！忠贤交通孙杰论去，急于剪己之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

第三条罪状：“先帝强年登极，一月宾天，进御进药之间普天实有隐恨。执《春秋》讨贼之义者，礼臣孙慎行也；明万古纲常之重者，宪臣邹元标也。忠贤一则逼之告病去，一则嗾言官论劾去。至今求南都片席不可得……是何亲于乱贼，何仇于忠义，偏不容先朝有痛念弓鼎之老臣。”

第四条罪状：“王纪、钟羽正先年功在国本，及（王）纪为司寇，执法如山；（钟）羽正为司空，清修如鹤。忠贤一则使人喧嚷于堂，辱而迫之去；一则与沈交抅，陷之削籍去。至今请一复职起用不可得。顾于柔媚善附之人，破格点用，骤加一品以归。是真与我善者为善人，与我恶者为恶人，必不容盛世有正色立朝之直臣。”

第五条罪状：“国家最重无如枚卜，忠贤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孙慎行、盛以弘，更为他辞，以锢其出，岂真欲门生宰相乎？妄预金瓯之覆宇，窃作貂座之私情。”

第六条罪状：“爵人于朝，莫重廷推。去岁南太常、北少宰推，皆点陪，一以盖枚卜点陪之案，一以伏借用为逐之奸，致一时名贤不安俱去。颠倒有常之铨政，掉弄不测之机权。”

第七条罪状：“圣政初新，正资忠直。乃满朝荐、文震孟、郑鄤、熊德阳、江秉谦、徐大相、毛士龙、侯震旸、贾继春等九人，抗论稍忤忠贤，传奉尽令降斥。屡经恩典，竟阻赐环，长安谓：‘皇上之怒易解，忠贤之怒难饶’。”

第八条罪状：“上年皇上南郊之日，传闻宫中有一贵人，以德性贞静，荷皇上宠注。忠贤恐其露己骄横状，谋之私比，托言急病，立刻掩杀。是皇上且不能保其贵幸矣。”

第九条罪状：“裕妃以有喜传封，中外欣欣相告矣。忠贤以抗不附己，嘱其私比捏倡无喜，矫旨勒令自尽，不令一见皇上之面。昔尧以十四月而生，假令当日裕妃幸存，安知不为尧母？是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嫔矣。”

第十条罪状：“中宫有庆，已经成男，凡在内廷当如何保护，乃绕电流虹之祥，忽化为飞星堕月之惨。传闻忠贤与奉圣夫人实有谋焉。以皇上麟趾开祥，何妨斯男则百，而忠贤包藏祸心若此，是皇上亦不能自保其第一子矣。”

第十一条罪状：“至于先帝之在青宫四十年，操心虑患，所与护持孤危，威劫之不动，利诱之不变者，仅王安一人耳。登极一月尧舜，（王）安不可谓无微功；皇上仓卒受命，拥护防卫，（王）安亦不可谓无微忠。即使有罪，亦当听皇上明正其罪，与天下共见之。而忠贤以私忿矫旨，掩杀于南海子，身首异处，肉饱狗彘。是不但仇王安，而实敢于仇先帝之老奴与皇上之老犬马而略无顾忌也。此后内臣谁复肯为忠义者？其余大小内臣无罪而擅杀擅逐者，又不知其数千百也。”

第十二条罪状：“今日讨奖赏，明日讨祠额，要挟无穷，王言屡亵。今又于河间府毁人居屋，起建牌坊，镂凤雕龙，干云插汉。筑愁筑怨，饮恨吞声，又不止于茔地擅用朝官，规制僭拟陵寝而已。”

第十三条罪状：“今日荫锦衣，明日荫中书，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诰敕之馆，目不识丁。如魏良弼、魏良辅、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外甥野子傅应星等，五侯七贵，何以加兹。不知忠贤有何军功，有何相业？亦甚亵朝廷之名器矣。”

第十四条罪状：“用立枷之法以示威，前岁枷死皇亲家人数命矣。其枷号家人者，欲攀陷皇亲也；其攀陷皇亲者，欲动摇三宫也。当时若非阁臣力有护持，言官极为纠正，椒房之戚，久兴大狱矣。”

第十五条罪状：“良乡生员章士魁即有他罪，自有提学，乃以争煤窑伤其坟脉，托言开矿而死矣。假令盗长陵一抔土，何以处之？赵高鹿可为马，忠贤煤可为矿。”

第十六条罪状：“王思敬、胡遵道侵占坟地果真，小则付之有司，大则付之抚按学院足矣，而径拿黑狱，三次拷掠，身无完肤。以皇上右文重道，秋爽幸学，而忠贤草菅士命，使青磷赤碧之气先结于璧宫泮藻之间，孔子之神，将无怨恫？”

第十七条罪状：“科臣周士朴执纠织（造太）监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贤径停其升迁，使吏部不得专其铨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驳，险邪因之以偷换手眼，那移升叙。致（周）士朴卒困顿以去，于以成中官之尊大得矣，而圣朝则何可有此名色？”

第十八条罪状：“北镇抚（司）臣刘侨不肯杀人媚人，自是在刑慎刑。忠贤以其不善锻炼，竟令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贤之意旨不可不遵。将使罗钳吉网然后快心，于以彰忠贤之威焰得矣，而国脉则何可崇此蕴毒？”

第十九条罪状：“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鸿胪（寺）报单忽传诘责。及科臣回话，台省交论，又再亵王言，几成解训。无论玩言官于股掌，而皇皇天语，提起放倒，信手任心，令天下后世视皇上为何如主？”

第二十条罪状：“东厂原以察奸细缉非常，非扰平民也。自忠贤受事，鸡犬不宁，而且直以快恩仇、行倾陷，野子傅应星为之招摇引纳，陈居恭为之鼓舌摇唇，傅继教为之投匦打网，片语违忤则驾帖立下。如近日之拏中书汪文言，不从阁票，不会阁知，不理阁救。而（傅）应星等造谋告密，犹日夜未已。势不至兴同文之狱，刊党锢之碑不已者。当年西厂汪直之横，恐未足语此。”

第二十一条罪状：“东酋未靖，内外戒严，东厂访缉何事？前韩宗功潜入长安打点，实往来忠贤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祸，（韩）宗功奸细事成，一旦贼逼城下，忠贤固为迎敌首功之主人矣。”

第二十二条罪状：“祖制不蓄内兵，即四卫之设，备而不操，原有深意。忠贤谋同奸相沈创立内操，不但使亲戚羽党交互盘踞其中，且安知其无大盗刺客之人寄名内相家丁，倘或伺隙谋乱，发于肘腋，智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拒，识者每为寒心，忠贤复倾财厚与之交结。昔刘瑾招纳亡命，曹吉祥弟侄倾结达官，忠贤盖已兼之，不知意欲何为？”

第二十三条罪状：“且皇上亦见近日忠贤进香涿州之景象乎？铁骑之拥簇如云，蟒玉之追随耀日，警跸传呼，清尘垫道，人人以为驾幸涿州。及其归也，以舆夫为迟，改驾四马，羽幢青盖，夹护双遮，则已俨然乘舆矣。其间入幕密谋，叩马献策者，实繁有徒。忠贤此时自视为何如人？”

第二十四条罪状：“宠极则骄，恩多成怨。闻今春驰马御前，皇上曾射杀其马，贷忠贤以不死。圣恩宽厚，忠贤不自伏罪请死，且闻进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堤防，介介不释，心腹之人，时时打点。从来乱臣贼子只争一念放肆，遂至收拾不住。皇上果有此事，奈何放虎兕于肘腋间乎？”

杨涟在弹劾奏疏最后写道，他所揭露的罪状证据，都得之于邸报、招案，以及北京共传共见的事实，并非捕风捉影的臆度之言。魏忠贤惧怕内廷有人揭发，杀者杀，换者换，吓得左右近侍都不敢言；惧怕外廷有人揭发，逐者逐，锢者锢，致使外廷官员都观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种无识无骨苟图富贵之徒，或攀附枝叶，或倚托门墙，或密揭居停，或投充门客，逢其所喜，挑起所怒，无所不至。即使奸状败露，又有奉圣夫人客氏为之弥缝其罪戾，故而气焰嚣张，掖廷之内只知有魏忠贤，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内只知有魏忠贤，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工积重之所移，积势之所趋，亦不觉其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魏忠贤。甚至于皇帝做出任何决定都得听魏忠贤的意见，每每遇见中外有紧切当做之事，当起用之人，皇帝必定说：“要与内边（魏忠贤）说说。”或者人不得用，事不得行，皇帝也只是说：“内边（魏忠贤）不肯”。所以杨涟感叹道：“宫中府中大事小事无一不是忠贤专擅，即章奏之上，反觉皇上为名，忠贤为实……伏念皇上天纵聪明，春秋鼎盛，生杀予夺岂不可以自主，何为受制么麽小竖？”

杨涟列举二十四大罪状，涉及魏忠贤专权乱政的各个方面，以至于宫廷与政府大小事务都由魏忠贤掌控，形成“皇上为名，忠贤为实”的太阿倒持局面。最为令人咬牙切齿的是，第九条罪状所说“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嫔”，第十条罪状所说“皇上亦不能保其第一子”，致使皇帝朱由校断绝子嗣。刘若愚作为魏忠贤的亲信，崇祯初年被捕入狱后，交代魏忠贤与客氏迫害皇后、裕妃、成妃的细节，见于《酌中志》的“两朝椒难”，可谓罪证确凿。仅凭这两条，按照大明律令，就可以判处魏忠贤极刑。所以杨涟希望皇帝立即将魏忠贤就地正法，客氏驱逐出宫。杨涟在那个黑白混淆是非颠倒的年代，敢于如此直言无忌，是要冒杀身之祸的。他此前已经意识到：“杨某这番出山，不知归路是何如也”？意识到“明知有祸无益”。一旦不能扳倒魏忠贤，他自己必死无疑，对他而言，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

后来的历史表明，不仅杨涟惨遭杀害，凡支持杨涟反对魏忠贤的正直官员都未能幸免于难，六君子之狱、七君子之狱，惨不忍睹。有人非议杨涟“纠逆近激”，以为弹劾魏忠贤之举过于偏激。郑鄤反驳道：“公（杨涟）疏未发之前，逐阁辅，逐冢宰，逐宗伯、司寇，珰焰何尝不烈？君子之祸何尝不棘？又谁激之耶？”又说：“余观公（杨涟）论事甚平，闻公与人甚和，尝怪何以得祸至此。及读遗编，忾然而叹：人事忌认真，而公最真；物情忌勘透，而公最透。”可谓知人之论。

2．“臣工先后申疏无不危悚激切”

杨涟要把不可一世的魏忠贤置之死地的呼声，极大地鼓舞了朝廷内外正直官员的斗志，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轰动，仿佛一场政坛地震。

色厉内荏的魏忠贤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惊慌失措，请内阁次辅韩爌出面帮他讲话，遭到韩爌严词拒绝。不得已，到皇上面前哭诉，客氏从旁委曲调护，决定由内阁辅臣魏广微票拟谕旨。魏广微这个无耻之徒早已拜倒在魏忠贤脚下，被人们讥讽为“门生宰相”，杨涟奏疏中提及的“门生宰相”就是指他。魏忠贤佯装辞去东厂总督之职的奏疏，上面的朱批就是心有灵犀的魏广微代皇帝草拟一道温旨：“尔闻言增惕，不置一辩，更见小心。”

此时杨涟奏疏仍旧“留中”，乃是魏忠贤一手掌控的结果。请看谷应泰提供的细节：“（杨）涟疏成，意欲于午朝面奏，出疾雷掩耳之计。缮写甫竟，次日免朝。恐再宿则机泄，且害成也，遂循例封进。故忠贤得以弥缝。（杨）涟愈愤激，冀补牍以伺对仗。忠贤闻之，阻遏上不御朝者三日。至四日，乃出御皇极门，刀剑倍于往时，侍班官僚更为严谨，左班诸臣不许擅出奏事。”内阁首辅叶向高鉴于外间舆论汹涌，请求皇帝将杨涟奏疏与魏忠贤答辩奏疏一并发下，使真相大白于天下。他在六月初二日的奏疏中说：“今日发下司礼监太监魏忠贤本，为左副都御史杨涟参论，自请罢斥，奉有传谕拟票进呈。其杨涟本已逾两日，未蒙发下，圣意渊微，非臣等所知。即臣等亦以为方今多事之时，朝端不宜纷扰，但事体关系颇大，人情猜忖易生。皇上既以忠贤久侍左右，任事过直，素蒙鉴信。而杨涟当两朝鼎革，忠诚肝胆，为先帝及皇上所知，疏中事情总在圣鉴。惟原奏与辩疏俱发之听讼，然两造具备，片言可明。即宫闱邃密，道路哗传之言，皇上自不难明一晓谕。其余外廷用人行政等事，逐款辩明，人人洞悉，无论政体宜然，而言者即属过计，得以自释疑衷；被言者即果风闻，亦得以尽白疑迹，传之中外，闻于四方，不至为朝廷增一疑事矣。”

叶向高力图不偏不倚，保持中立的姿态，希望理情越辩越明，过于一厢情愿。得到的圣旨，明显偏袒魏忠贤，每一句话都在谴责杨涟：“一切政事朕所亲裁，未从旁落。至于中宫、皇贵妃并裕妃事情，宫壼严密，况无指实，外廷何以透知？内言毒害中宫、忌贵妃皇子等语，凭臆结祸，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于上，岂是忠爱！杨涟被论回籍，超擢今官，自当尽职酬恩，何乃寻端沽直，本欲逐款穷究，念时方多事，朝端不宜纷扰，姑置不问。以后大小各官务要修职，不得随声附和。有不遵的，国法具在，决不姑息。”处处在为魏忠贤辩解。叶向高原本想调和矛盾，讨了个没趣，郁闷地请求辞职。这是他第五十九次乞休了，理由是苦于疾病折磨——“郁火熏蒸，前后闭结，水火不通”，“今此数日所苦愈加，日夜呼号，求欲速死”。

正直官员们义愤填膺，纷纷交章弹劾魏忠贤，挺身支持杨涟，掀起一波又一波声讨巨浪。气势之凶猛前所未有，史家如此描述：“一时臣工无不义愤。于是科道则有魏大中、陈良训、袁化中、周宗建、李应昇、黄尊素、方大任、刘芳、刘廷宣、许誉卿、房可壮、喻思恂、胡永顺、胡良机、朱大典、陈奇瑜、翟学程、熊奋谓、刘之待、段国璋、霍守典、甄淑、孙绍统、周汝弼、吴弘业、刘其忠、陈熙昌、刘懋、王政新、李先春、潘士良，谢奇学、胡士奇、刘朴、杨王珂、刘先春；南科道徐宪卿、赵应期等；兵部尚书赵彦，詹事翁正春，太常胡世赏，太仆朱钦相，抚宁侯朱国弼，南公疏兵部尚书陈道亨等，先后申疏，或专或合，无不危悚激切。”

第一个力挺杨涟的是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字孔时，号廓园，浙江嘉善人），当他得知杨涟弹劾魏忠贤，兴奋地说：“是余志也，杨公乃先我着鞭。”他早就有志于此，为了支持杨涟，率领同僚写了一份公疏，措辞尖锐凌厉。

首先历数魏忠贤的罪恶：“东厂太监魏忠贤擅威福制生杀，一杀王安以立威于内廷；一逐刘一燝、周嘉谟、王纪等诸臣，以立威于外廷。一日而逮三皇亲之家人，立枷而毙，以立威于三宫。结奉圣夫人客氏，在皇上之左右。纵私人傅应星、陈居恭、傅继教等，出入禁地，交通外官，因以饵其所善，而剪其所忌。人怒于下，天怒于上，舆情不胜愤愤，顾未有悉数其罪于皇上之前者。”

其次赞美杨涟的壮举深得民心：“宪臣杨涟受先帝之知，图国士之报，每念皇上圣明，中外多故，苟危吾身而可以有益于君，不难以其身死之诚见，稔恶显祸，在皇上萧墙之内，肘腋之间，故列忠贤二十四大罪以告。疏闻之日，道路喧传，人情欢喜，以为今日而祸本可拔也。”

再次希望皇上采纳杨涟之言惩处魏忠贤：“乃（杨）涟疏未蒙发票，而忠贤之疏先下，念其勤劳，录其小心矣。又明日，而（杨）涟疏始下，没其忠爱，罪其沽直矣。忠贤种种之罪案，引为亲裁，而代之任咎；忠贤种种之逆德不能置辩，而代与分剖。安排布置，倒行逆施，自疏自票，疑尽出忠贤之意，与为忠贤代草者之手……若忠贤不戮，客氏煽处，恐左右之人尽忠贤客氏之人，皇上真孤立其中，莫可为仗耳。”

因此，魏大中主张定魏忠贤之罪，籍没家产，资助辽东；客氏出宫，不得再入宫掖；逮捕傅应星、陈居恭、傅继教，治其内外交通之罪。皇帝依旧我行我素，听不进逆耳忠言，两天后圣旨下达：“这事情屡有明旨，如何全不遵奉……且宫闱邃密，何得妄生猜疑。好生逞臆渎扰，本当重处，念系言官公本，为首的罚俸五个月，其余的姑不究。”或许皇帝根本就没有浏览此疏，完全是魏忠贤的旨意，而且圣旨一日三变。先是说“为首的罚俸五个月”，继而又说“为首的着降三级调外任用”，以后又说“为首的还着锦衣卫拏送镇抚司究问”。

请辞未蒙批准的叶向高，仍然在履行首辅职责，出面为魏大中求情：“自杨涟疏上，各官职在言路，自不能已，尚以后时为迟缓，以臣等不能执争为失职，责之缄嘿，渠自有辞。若云宫闱严密，则道路风闻，外廷疑议，各官不过就杨涟前疏一为剖发，原非自创说也……况言官职在敢言，科道自是公疏，伏望特鉴悃忱，统赐容贷。”也许是叶向高的求情发生了作用，魏大中并没有“降三级调外任用”，更没有“着锦衣卫拏送镇抚司究问”，魏大中还是吏科都给事中。

魏忠贤对杨涟、魏大中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时机还不成熟，只能采取别的手段。其中之一就是阴谋暗杀杨涟，《杨忠烈公年谱》写道：“自是内外互持未动，而忠贤日购死士刺公（杨涟）私第，皆至墙却步，若有云雾障护者，不得入。五城（兵马司）闻之，皆设兵防守。一夕，有人飞檐而至，公见之曰：‘杀止杀我，毋伤我母。’其人曰：‘吾实奉委，感君忠孝，何忍加害！’竟不言姓名而去。”这一情节，看似小说家言，却实有其事。魏大中听说有大内刺客，立即写信给杨涟：“微闻有警动，此何消息也？疑是山鬼伎俩耳，以不闻不见应之，何如？病不得叩，悬悬。”

杨涟、魏大中等君子的处境是险恶的，随时随地有可能遭受不测，令善良的人们忧心忡忡。在籍家中的钱士升（字抑之，号御冷，浙江嘉善人）写信给魏大中，道出了这种隐忧：“伟哉，副院（杨涟）之疏真气塞天地，功著社稷矣！发端之后，章满公车，凭社者口噤，媚灶者胆落。几几以望明圣之一怒，而盘据愈固，微旨益温，岂外无杨文襄，内无张永，不能当机凑手耶？今骑虎之势已成，困兽之斗未已，将来益无顾忌，流毒中外，将有甚于今日者。惜乎发之太早，又且太尽，不稍留余地，以为后继也。诸君子一官可拼，六尺可拼，如国是何哉？言之欲裂……年兄前疏以直道明告君父，真肝胆质言，而丑正崇邪者见之侧目，若不容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道之将废，且奈之何哉！”

面对严峻的形势，正直官员们的议论依然危悚激切。御史袁化中（字民谐，一字熙宇，山东武定人）提醒皇帝注意魏忠贤的狐群狗党铤而走险。他在奏疏中说：“忠贤之恶，外廷久知之，特皇上未之知耳。惟皇上未之知，故忠贤犹有畏心，时而为小忠小信以结权。今宪臣（杨涟）明明告之皇上矣，皇上即念潜邸微劳，未必不贷忠贤以不死，而忠贤则日日自惧一死。惧死之念愈深，将免死之术愈攻，其狗党狐群或忧祸之心转迫，将铤而走险……皇上明圣，试思深宫大廷之内，何可使多疑多惧之人日侍左右，而不急为之处分也。昔冯保在神宗初年，岂遽逞不轨，只以威权日重，党附日多，不肯回头，后神祖春秋渐盛，太阿独持，保遂殒其身命。今忠贤事正与（冯）保类，若不及今严为裁抑，恐形迹不避而罪恶贯盈，直至事败，皇上即欲全忠贤而不得。”

3．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沈国元在袁化中奏疏之后，有一段评论：“时言者四起，已成骑虎之势，叶（向高）元辅意主调剂，谓讽忠贤退而诸议息矣。且望其迁善改过，使立召王纪、文震孟诸臣，复其原职，以著维新。意良善矣，而孰虞忠贤之决不能从也。说者不无归咎于阁臣持之不力，不知章疏留中，旨不下阁票拟，徒以一揭再揭敦请。忠贤根蒂盘固，能遽拔之使去耶？然则听其必趋之势，相与束手而受其毙乎？此际在阁部大臣宜用术用权，在廷事诸臣宜用胆用气。何谓权术？彼刑余之流，亦有骨肉心腹，其中岂无一二人知祸福利害者？当势激理禁，使了然于威福易尽，残虐必穷，私智有限，公论难沉，性命族属，何可不念！”事情确实如此。

在这场斗争中，叶向高尽力不偏不倚，以调和折中为宗旨，正如《明史》所说：“（叶）向高为人光明忠厚，有德量，好扶植善类，再入相，事冲主，不能謇直如神宗时。”当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时，他很不以为然：“事且决裂，深以为非。”面对既成事实，他感到左右为难，深知魏忠贤“怒不可犯”，他的选择是“意在调护，以免缙绅之祸”。

据文震孟之子文秉说，叶向高才能笼罩，魏忠贤颇为敬重，杨涟请叶向高“清君侧”，除掉魏忠贤：“今魏忠贤怙恶擅权，国势将去，公为心膂重臣，同国休戚。小者不必问，宜请上御门，将忠贤杀皇子、贵人、妃嫔诸大逆状，明白奏请处分，以清君侧。失此不图，流祸将大，焉用彼相为？”叶向高不同意：“仆老矣，不惜以身报国，倘主上不果听，公等置身何地乎？”魏忠贤获悉后，愤恨地回应：“何待诸臣，我即请上御门，召问诸臣，如上以为有迹，寸磔何辞。不然，可自为计。”众人益发愤愤，叶向高只得两面调解。

六月九日，叶向高写了题为《论魏太监事情》的奏疏，表达调停折中的观点。一则说，臣所不能曲为忠贤解者：“顷都御史杨涟论劾太监魏忠贤，列其大罪二十四款，多穷凶极恶之事，骇人听闻，臣在病榻见之，亦魂摇心悸。举朝臣工无不以（杨）涟为忠直，言人所不敢言，于是连章叠疏，攻击纷然。皇上虽力为解释，终不能止，其仰烦宸衷亦已甚矣。臣平心而论，诸所论列，如中旨之频传，大臣之摈斥，言官之被逐，章奏之停留，凡属此类，虽皇上皆引以为圣裁，然九阍沉沉，何处可问？即臣等地近密勿，亦未敢信其尽出宸断与否，况外廷远隔，能不猜疑？而忠贤独被宠任，人皆谓其所言皇上无有不听，故凡有不美之事，毕归之忠贤。此臣之所不能曲为忠贤解者也。”

再则说，臣之所以未敢遽为忠贤罪者：“至于堕中宫之胎，殒裕妃之命，毙御幸之宫人，则事在内廷，难以臆断。圣明在上，威柄独操，忠贤即怀无良之心，负吞天之胆，何敢作此等事！故缙绅有问臣者，臣皆对以不知，亦告同官（韩）爌谓：‘此言稍过。’人或以此病臣，臣笑曰：‘我为辅臣，若真知此事而隐忍不言，直待台臣之讦发，则其罪当与忠贤同，岂可一日容于人世哉！’此臣之所未敢遽为忠贤罪者也。”

三则说，忠贤之祸不发于今，必发于他日：“乃臣之所深虑者，则以忠贤一中官耳，非有大功劳于世，仅凭借皇上龙潜狎昵之爱，一旦富贵至此，可谓无妄之福，造物所忌。况海内人情怨恶日久，故杨涟一言，和者四起，（杨）涟疏传之天下，天下之人必以为言言皆真，件件是实，毋论忠贤不能自辩，即皇上代为忠贤辩，人亦不信。而臣窃观皇上临御以来，左右近幸之臣，朝被宠而夕蒙辜者接踵而是，则忠贤之祸不发于今，必发于他日。”

有鉴于此，叶向高提出平息事态的最佳方案，请魏忠贤辞去东厂总督，退归私第，远势避嫌，迁善补过。

让魏忠贤自动放弃已经到手的权势和地位，显然是过于天真的想法，魏忠贤绝对不可能接受。皇帝日前向叶向高打招呼：“举朝哄然，殊非国体，卿等与廷臣不同，宜急调剂，释诸臣之疑。”所谓“释诸臣之疑”，就是要他帮魏忠贤辩护，叶向高的主张显然有悖于此。在反对魏忠贤的官员眼里，叶向高此举是在为魏忠贤“画策投欢”，竟然把他与正德年间投靠太监刘瑾的内阁辅臣焦芳相比拟。叶向高两头不讨好，再次上疏，向皇帝讲明他的良苦用心：“臣等地居密勿，不敢自同于廷臣，即疑受谤，情固甘之。惟是人情纷扰不止，将至决裂，传至海内，愈生猜忖，忠贤之心终无以自白，其势亦终不得安。皇上固难以不见不闻之法而处此也。臣等再三思惟，皇上诚念忠贤，则当求所以保全之，而今日保全忠贤之计，莫如听其所请，且归私第，远势避嫌，以安中外之心。”

皇帝的答复，是十分罕见的长篇大论，训斥叶向高，为魏忠贤评功摆好：“朕览卿等奏，顷因杨涟疏论魏忠贤，以致诸臣渎奏殆无虚日，朕岂不闻不见，佯为不知而不深究？盖已内洞劳臣之心，欲外全宪臣之体。况忠贤事皇考于春宫时，朕在襁褓间便赖护卫。迨圣母升遐后，朕殷忧危险，皆所饱尝，服食起居总忠贤是赖。当皇考弥留之际，曾云：‘内侍忠直，不避形迹，独此人耳。’今乃被杨涟指摘牵诬，而大小臣工又随声附和，纷纷渎扰。今事事皆朕亲裁，有何专擅？有何疑忌……朕追惟往事，何忍忘忠贤今昔之劳，辄以浮言听其所请乎！”

皇帝毫无保留的庇护，助长了魏忠贤的气焰，叶向高要他体面地下台，令他愤恨不已。魏广微乘机向魏忠贤献策：“必去叶向高而后可”。还献上《缙绅便览》一册，开出六七十人名单，包括叶向高、韩爌、何如宠、钱谦益、成基命、缪昌期、姚希孟、陈子壮、侯恪、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黄尊素、周宗建、李应昇等，“皆目为邪党，暗于上前借事摈斥”。

叶向高处境岌岌可危，为了摆脱困境，竟然谎称：最近所写的奏疏并非出于自己意愿，而是门人缪昌期（字当时，一字又元，号西溪，常州江阴人）逼迫所为。文秉披露了这一细节：“应山（杨涟）疏上后，应者响合。福清叶向高亦密具一揭，讽上准魏监忠贤退归私寓，待之以优渥，比于勋戚大臣，庶上不失恩意，下明其退让，此两得之道也。揭入，大拂内意，福清（叶向高）惧，思有以自解。乃扬言此揭非出于吾意，乃门人逼我为之。门人指澄江缪昌期也。”文秉的说法取材于缪昌期的自叙：“及应山（杨涟）疏上，余适过福唐（叶向高），湘州李公先在坐。福唐曰：‘大洪（杨涟）这疏亦太容易，彼其人（指魏忠贤）于上前时有匡正。一日，有飞鸟入宫，上乘梯手攫之，其人挽上衣不得上。有小珰赐绯（衣），叱曰：此非汝分，虽赐，不许穿。其认真如此，恐大洪疏行，难再得此小心谨慎之人在上左右。’余曰：‘谁为此说以欺老师？可斩也。’福唐色变。余先起，师先送余出。其语闻于应山，意不胜愤……先是，应山疏上，言者响合，福唐（叶向高）亦密具一揭，讽上准其退归私寓，过加优渥，比于勋臣者。然则上不失恩意，下明其退让，两得之道也。揭入，大拂内意，福唐惧，思有以自解者。乃扬言：‘此揭非出我意，自我门生所迫也。’而流言自此始矣。且谓应山之疏尽出吾手。而忌者附会其说，益不可解。福唐归途逢人告愬：‘西溪（缪昌期）骂我，彼与大洪一人日夜往来。’正与代草之说相呼应，以实其出揭非本意之言。嗟乎，福唐名宽大，岂真欲杀我哉？不过借以自解，而余遂不可解矣。”

缪昌期的自叙是可信的，叶向高在危急关头，把起草奏疏的责任推到缪昌期身上，不过是“借以自解”。他与杨涟、魏大中、缪昌期关于魏忠贤的看法存在根本分歧，不主张猛烈抨击，而主张调停弥缝，结果适得其反，进退失据，一方认为“大拂内意”，另一方认为“画策投欢”，只有一走了之。他在乞休奏疏中感叹：“连日病势愈增，加以愁闷郁抑，时刻难挨。即如魏忠贤一事，议论纷然，皇上之所望于臣者，臣既不能得之于外廷，而外廷之所责备于臣者，臣又不能得之于皇上。以旦暮去国之人，而居此两穷之地，缄口既难，开口亦罪，即使无病亦万分当去，而况于真病且难医之病哉！”天启四年七月初九日，他上了第六十七个乞休奏疏，哀叹：“臣与阁事不预闻已半载矣，累然垂死之残躯，强之在此，亦有何益？”终于得到皇帝恩准，驰驿回乡，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三朝元老叶向高在政坛的最后日子是颇为煎熬的，既有老病的折磨，更有精神的苦闷，调停弥缝于截然对立的两方，吃力不讨好，正如他自己所说。既不能得之于外廷，又不能得之于皇上，缄口既难，开口亦罪。而且魏忠贤的亲信太监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巡城御史林汝翥查办太监，魏忠贤下令廷杖，吓得他赶紧潜遁。太监以为他藏匿于叶向高寓所，一百多人冲进叶府搜索，一无所得，还大肆谩骂。这种刺激使他心灰意冷，毅然请归。他与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缪昌期等人对于魏忠贤的态度，截然不同，后来魏忠贤阉党把他列为“东林党”的第二号领袖，实在冤哉枉也。

左光斗对叶向高的抽身而走给予理解之同情，写信说：“今世所推社稷臣，则首称阁下，而首犯时忌，百计摧残者，亦惟阁下。此忠臣所以寒心，而义士所为发指也。斗忝天子耳目之官，与闻当世是非之概，而坐见荃蕙为茅，兰芷不芳，中夜循床，当食废箸者，不知其几。非为阁下，为社稷也。迨至轻犯狂锋，力剪元憝，赖诸君子黾勉同心，复见天日。而糠秕在前，瓦砾在后，就中簸之扬之者，千态万状，又赖诸君子先事廓清，临期底定，得有今日，非为阁下也，为社稷也。盖今日弯弓而射者，日日为覆楚之谋矣。阁下且有东山之枕，未可轻掷一语矣。设局转奇，布著转下，至于君父安危，默然度外，鼠子敢尔，安问其他……山鬼伎俩，会有时尽，只在仲春见清明，而阁下之安车蒲轮，此其时已。”左光斗还写诗送叶向高归去：

党锢将兴思乞归，如公当日号知几。

江湖何必分清浊，牛李难明孰是非。

生计青门瓜正熟，功名白发愿同违。

西行大祸犹能解，莫恋滩头旧钓矶。

叶向高的离去，使得外廷失去了可以制衡邪恶势力的元老重臣，顾秉谦、魏广微得以把持内阁，希意阿旨，魏忠贤更加肆无忌惮。然而，正气依然昂扬，“众正”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工部屯田司郎中万燝提醒皇帝注意，政权一日不在人主，必有尾大不掉之虞；利权一日不在人主，必有毛将焉附之患。他说：“窃见今太监魏忠贤性狡而贪，胆粗而大，口啣天宪，手握王爵，所好生毛羽，所恶成疮痍。如荫子侄至一世再世，赏厮隶至千金万金；立枷士民，毙至十数命；驱逐大臣，处置言官，空至十数署。是一切爵赏生杀予夺之权，全不为皇上有，而尽为忠贤有。举国侧目，鳃鳃然有不胜太阿倒持之忧焉……仍祈皇上大奋朝纲，立置忠贤盗利权、误陵工之罪，于以谢先帝而快人心。”皇帝勃然大怒：“着锦衣卫拏来午门前，着实杖一百棍，革了职为民，永不叙用。”对于无缘无故的廷杖，大臣纷纷申救，毫无作用，万燝竟然被活活打死。

左光斗写诗寄托哀思：

魏忠贤杀一儆百，却难以堵住言路。南京礼科给事中杨朝栋揭发，魏忠贤指使亲信在留都南京大肆搜刮，以满足其溪壑无涯之欲，稍不遂意，就扬言：“曾与内边魏公处费了许多使用”，或者威胁道：“必急走北京魏公处弄得一严旨下来”。杨朝栋责问：“宫禁何地？票拟何事？宵小大言无忌，敢于玩弄，是陛下邃密之处，为忠贤垄断之所，讵可谓无外人知之觉也！今近而中国，远而四夷，孰不知朝廷之上有一恶珰魏忠贤者，是可生死予夺人也，是得窃票拟之权而大臣小臣惟所黜逐也。从此而趋膻赴臭者邀非分之求，耿介忠直者灰任事之念。”他希望皇帝敕下法司严加勘问，或诛或谴，自有祖宗三尺之法，不能为之宽贷。

御史李应昇（字仲达，常州江阴人）为无辜廷杖致死的万燝鸣冤，仗义执言：“而（万）燝今死矣，未报国恩，先填沟壑，六尺之孤绕膝，八旬之母依闾，旅櫬无归，游魂恋阙。臣僚饮泣，道路咨嗟，然无不共亮非出于皇上之心也。彼时群珰横击，血乱神飞，监杖张威，伤痕甚重，兼以倒拖逆拽，蹴踏摧残，种种不支，故出于此。而今皇上损好生之德，负杀谏臣之名，故臣不暇为万燝冤，而深为皇上冤也。且天下士大夫所以激昂奋发，不能自已者，独念祖宗养士二百余年，祸在萧墙，且在旦夕，故怀忠仗义，感恩图报耳。而一言触忤，褫辱身死，岂所以作忠而劝士哉……悬之以必死之法，而求批鳞折槛之风，虽贤者犹或难之。若曰吾不用直言而可以致治，则是剖心不亡，腹诽不灭，而惟言莫违。”

南京兵部尚书陈道亨（字孟起，江西新建人）、侍郎岳元声（字之初，号石帆，浙江嘉兴人）率领同僚，向朝廷呈上一份公疏，支持杨涟，批评皇帝偏袒魏忠贤：“近日屡接邸报，左副都御史杨涟有逆珰怙势作威专权乱政一疏，列东厂太监魏忠贤罪状，恭奉严旨；又见魏忠贤孤臣戆直招言堇辞东厂一疏，恭奉温旨。因是在廷诸臣前后疏劾忠贤罪状宜核，杨涟疏奏宜纳，幷奉严旨，群臣为之骇然。顷见阁臣揭帖，奉旨谆谆，乃知皇上竟念忠贤今昔之劳，不忍听其陈请，不但不加查处而已；于杨涟则谓其指摘牵诬，非无因而发，不但不赐采纳而已；又责群臣随声附和，纷纷渎扰，不但不蒙优容而已。此以知圣心坚如转石，即臣等奚容益之填耳哉！”他们奉劝皇帝，体察大小诸臣的赤胆忠心，魏忠贤恶贯满盈，必不可容；杨涟疏词逼真，必不可弃。这并非仇于魏忠贤而比昵杨涟，而是公听并观，洞察魏忠贤假以小劳恣其大逆，诸臣弹劾实为效忠于皇上，奚容致疑。“陛下秉道嫉邪，洞烛事机，若徒念忠贤勤劳末节，遂举魁柄而授之，恣其窃弄，任其决裂，姑息养奸，优柔酿乱，谓将以是酬劳，何待宦竖之太重，而视天下太轻耶！”

署国子监祭酒事礼部右侍郎蔡毅中（字宏甫，号濮阳，河南光山人）率领国子监同僚：监丞金维基，博士门洞开、邓光舒、王裕心，助教张翰南、徐伯微、姚士儒、孙世裕、董天胤，学正王永兴、蒋绍煃，学录聂云翔、杜士基等，向朝廷进呈题为“请纳忠言以杜祸源”的公疏。这所最高学府的师长们语重心长地对皇上说：

这些大臣不顾自身安危，誓与魏忠贤不共戴天的精神，令人感动，令人钦佩。但是，他们把复杂的政治斗争看得过于简单，始终没有弄明白，他们寄予极大希望的皇帝朱由校，和魏忠贤、客氏三位一体，只要朱由校不死，魏忠贤和客氏就不会倒。政治斗争你死我活，正直大臣意欲置魏忠贤于死地，没有成功，魏忠贤稳住脚跟之后，反攻倒算，实施一场又一场大屠杀，朝廷上下一片愁云惨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