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史—— 南京政府的动向

朱元璋建立明朝，定都于南京，他的儿子朱棣把首都迁往北京，仍在南京保留一个影子中央政府，诸如南京六部、南京都察院之类。北京陷落后，南京政府的动向引人注目——关系到明朝国祚能否延续的大问题。

然而南京方面的反应是缓慢而迟钝的，原因之一是消息传递困难。南北阻隔千里，原先的情报传递系统，在战争动乱中遭到破坏，运转不灵。关于北京事变——京城沦陷、皇帝殉国的消息，沿着运河交通线以最原始的方式向南传递，颇费时日。日本学者岸本美绪对此有精深的研究，结论是：由于北京陷落，邸报的发行中断，北京事变的消息首次到达江南的过程（她称为“第一次传播”），最详细、最重要的情报源首推从北京南下避难者的报道，例如四月初郑学濂家人、吴尔埙家人、武进士王三锡、京商周云章等，抵达江南，谈及北京实情，便是当时江南士民获得的最初消息。另一种情报源是军队传递战事信息的塘报。一般说来崇祯年间的塘报大多由军方直接派人探查、报告，北京陷落后，由于消息断绝，有关北京的塘报大多依据民间传闻写成。例如赵士锦《甲申纪事》附录副总兵张士仪关于皇帝自缢北京陷落的塘报，就是根据四月初二日从北京出逃难民的口述写成的。第三个情报源是所谓“北来单”“公道单”，即大顺政权为了联络与控制地方官员而发布的简单公文。

南京方面反应迟缓的原因之二是，南京的高级官僚对北京形势持消极观望态度。文秉写到“南京兵部尚书等官史可法等誓师勤王”时，评论道：“陪京向称重地，兵马整饬有素，一闻贼逼京师之信，即当星驰赴援，奋不返顾。今先帝大行旬余日矣，至是始议勤王，于披发缨冠之义何居？”

从现有的文献记载看来，北京事变的消息传到南北两京之间的重镇淮安，大约是三月二十九日。正如计六奇所说：“（三月）廿九日丁巳，淮上始传京师陷，众犹疑信相半”；“淮抚路振飞……分设壮丁守城，拈分守门官。”到了四月初九日，这种疑信参半的消息得到证实，那是京营将校李昌期抵达淮安，向路振飞报告北京陷落及“大行之丧”消息。路振飞立即召集士民公布这一重大变故。另一则记载说，路振飞接到北京事变的塘报，在四月初八日召集全城士民在城隍庙开会，次日（四月初九日）让众人传阅塘报，“次日众大集军门，始述三月十九日事，出塘报于袖中，使众阅之。云：‘闯贼已入京城，百官从逆者甚众，伪官代本院者即至。诸生今日将效保定徐抚台故事，捆我出迎乎？抑念皇家厚恩、祖父世泽，大家勉力一守乎？’言毕泪下，众亦多泣者。一二陈说纷纷，俱迂缓不切。路公谢而遣之。自是，人心愈迫，私逃者不绝”。完全是消极观望态度，丝毫没有“勉力一守”的样子。

北京事变消息传到南京，大约是在四月十二日至十四日之间。文献记载大同小异，不妨略举数例于下。

——四月己巳（十二日），烈皇帝凶问至南京，其时南京参赞机务兵部尚书史可法督师勤王在浦口，南京诸大臣闻变，仓促议立君，未有所属。

——（四月十三日）先帝凶问至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工部尚书程注、都察院右都御史张慎言、兵部右侍郎吕大器、詹事姜曰广……各至户部尚书高弘图邸中议监国……犹疑北变风影，踟躇未即决。

——辛未十四，有内臣至南京，始知北信已确，史可法、张慎言集高弘图寓，议所主。

——（四月）十四日辛未，有内官至南京，府部科道等官始知北京被陷确信，上殉社稷，大小惊惶。

但是，南京政府衮衮诸公“犹疑北变风影”，没有采取什么大动作。直到四月二十五日，“北信报确”，史可法才约各大臣出议善后事宜。二十七日，各大臣告迎于奉先殿，议立新君。所谓新君的人选有二，即潞王朱常淓、福王朱由崧，各有瑕疵，退而求其次，选定福王朱由崧。文秉分析其中缘由，写道：“时先帝大行之信既确，南京文武大臣连日会议，潞王伦次稍疏，惠王道远难致，福王有在邸不类事，莫之敢决。凤督马士英念福王奇货可居，内结操江诚意伯刘孔昭，外结总兵刘泽清等，同心拥戴，且移书诸大僚，谓以叙以贤无如福王，兼责史可法当主其议。”潞王抑或福王，自始就有争议，潞王相对说来较为贤能而有人望，福王则在皇室世系亲疏关系上占优势。兵部尚书史可法倾向于拥立潞王，凤阳总督马士英非福王不立。总兵刘泽清、高杰等统兵将领向路振飞征求意见，路振飞明确表示支持拥立福王。史可法不得不放弃己见，于五月初一日率领诸臣迎接福王入京。朱由崧从三山门（水西门）登陆，至孝陵，由西门进入享殿祭告太祖高皇帝，诣懿文太子寝园瞻仰毕，从正阳门进城，进东华门，恭谒奉先殿，出西华门，暂时居住于内守备府作为行宫。文武百官觐见，朱由崧面有赧色，欲规避，史可法劝说：殿下宜正受。遂行四拜礼。场面看起来冠冕堂皇，其实朱由崧出场是颇为寒酸的：“廿七日甲申，南京礼部司务赍百司公启，迎福王于仪真，王得启即行。廿八日乙酉，徐弘基等迎王于浦口。廿九日丙戌午候，王舟泊燕子矶。三十日丁亥，南京诸臣见王于舟次。王时角巾葛衣，坐寝榻上，旧枕敝衾，孑影空囊。从行田成诸人，布袍葛履，不胜其困。”

五月初二日，南京诸臣前往行宫拜谒福王，然后在内守备家开会，议论“监国”与“登极”事宜，都以为先行“监国”为便。都察院右都御史张慎言主张“国虚无人，可遂即大位”。史可法悄声说：“太子存亡未卜，倘北将挟以来，奈何？”刘孔昭说：“今日既定，谁敢更移？”史可法认为缓几日无妨。御史祁彪佳也认为监国名正言顺，为先帝发丧之后，再择吉登大宝，布告天下。

五月初三日，在南京举行监国仪式，百官朝服，朱由崧行告天礼，百官行四拜礼，魏国公徐弘基跪进监国之宝，朱由崧接受，百官再行四拜礼。次日，朱由崧发布悼念大行皇帝的哀诏：“呜呼恸哉！维先帝以天纵神资，丕承祖宗鸿绪。适逢国步多艰，民生日蹙，而勤学力政，罔有休暇，以尧舜之深仁，挽叔季于唐虞，念兹在兹，无时或怠。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如先帝之焦劳者也。不期以礼使臣，而臣忍以不忠报；以仁养民，而民忍以不义报……”这道哀诏传到苏州，当地士民奔走呼号，苏州三学生员已先行设大行牌位于明伦堂，至是争相哭临。哀诏传到金坛，诸生相率前往学宫、乡贤祠，击毁“降贼”的周锺、吴履中的祖宗神主，又至周锺、吕兆龙家，击毁两家的门榜。

五月初，这一消息在长江三角洲一带以“小报”“大报”的形式传播。松江府上海县人姚廷遴日记也有所回应：“五月五日，余在捧日堂内，正同大伯、二伯、三叔、大兄及先生于宣家宴，俱用金杯酌酒。日色照耀，光如闪电。忽报沈伯雄来，觉仓皇之状，手持小报云：‘四月二十五日（按：此说有误）闯贼攻破京师，崇祯帝自缢煤山’等语。叔祖闻之大惊，大伯、二伯俱失色无语，遂收拾杯盏，斟酌避难。不一日，有大报到，民间哄闻。又不一日，报福王监国南京，又闻即位称帝，先红诏后白诏俱到。乡绅官府哭临戴孝。”此处小报所传“四月二十五日闯贼攻破京师，崇祯帝自缢煤山”云云，时间有误，其实是四月二十五日南京接到北京事变的确切消息，随即向各地传播这一“北报”，人们把三月十九日发生的事误传为四月二十五日。从这一侧面也可以看见，北京事变与福王监国，在江南社会引起的反响之强烈。

南明小朝廷内部矛盾也逐渐明朗化，衮衮诸公开始忙于权力的再分配。五月初二日，史可法以南京参赞机务兵部尚书兼摄吏部尚书的身份，主持会议。众人推举史可法及户部尚书高弘图、翰林院掌院詹事兼侍读学士姜曰广，一起入阁，由都察院右都御史张慎言出任吏部尚书。操江诚意伯刘孔昭，攘臂欲入内阁，史可法回答他，本朝无勋臣入阁先例。刘孔昭意有不甘，说道：“即我不可，马士英有何不可？”诸臣鉴于马士英手握兵权，沉默不语。马士英志在必得，于五月初三日率领高杰、刘泽清等拥兵临江，号称十万之众，以武力相威胁。诸臣不得不会推马士英与史可法、高弘图一起入阁，马士英并不罢休，接连采取各种手段抢班夺权。其一是，由总兵高杰、刘泽清出面，敦请史可法渡江督师，削夺其阁权；其二是，马士英自请由江北入朝，掌控内阁；其三是，马士英奉召入京，不欲出镇，史可法知其意，自请督师江北。较量的结果，以马士英为首的军人集团，压倒了以史可法为首的文人集团。

诚意伯刘孔昭扮演了极为恶劣的角色，他极力主张起用逆案中人阮大铖，被史可法制止。史可法离京后，马士英主持阁务，与刘孔昭密切配合，再次提议起用阮大铖。吏部尚书张慎言秉公持正，据理驳斥。刘孔昭自知难以破例，宴请灵璧侯、忻城伯等勋臣，图谋逐去张慎言，而后可以为所欲为。果然，张慎言被迫致仕而去，刘孔昭阴谋得逞。计六奇评论道：“甚矣，刘孔昭之狂悖小人也！始也弑叔，弑祖母，固已绝灭人理矣，既乃以武操江欲手刃铨部（按：指张慎言）于朝，其无忌惮若此，将置南国君臣于何地……然孔昭之敢于有此举动者，盖史可法辞朝而马士英入直故也。观廿四日高弘图乞休，虽各谕留，而廿五即加恩翼戴诸臣，孔昭次于徐弘基下。及六月六日，史可法疏言孔昭之非，而初八反奖谕孔昭功在社稷，则士英专国，不独视慎言、弘图、曰广等如弁髦，并史公亦不在目中矣。立国之始而悖乱如此，将何以成朝廷？”

五月十五日，朱由崧在南京即皇帝位，在登极诏书中，宣布以明年为弘光元年，与民更始，大赦天下，颁布国政二十五款，开了不少空头支票。例如宣布蠲免钱粮（赋税），从弘光元年开始，北直隶、山西、陕西全免五年，山东、河南全免三年，江北、湖广蠲免十分之五等。事实上，处于战乱之中，南明小朝廷对这些地区鞭长莫及，宣布蠲免没有实际意义。唯一发挥作用的是，宣布“陷贼各官”暂开一面，有能返邪归正者，宽其前罪。不少在大顺政权中任职的旧官僚纷纷赶往南京，“蒙面求用于行宫前，章奏杂投，甚有擅入朝班者”。

五月十六日，马士英率领军队从江北抵达南京，随行船只一千二百艘，一派盛气凌人的架势。朱由崧立即召见他，命他“兼掌兵部事，入阁办事”。支持马士英的高杰、刘泽清写信给史可法，请他渡江北上，把阁部大权让给马士英。马士英假心假意对史可法说：“我驭军宽，颇扰于民。公威名著淮上，公诚能经营于外，我居中帅以听命，当无不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