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史—— “两家一家，同心杀灭逆贼，共享太平”——南明与清朝和谈

五月十八日，史可法辞朝赶赴扬州，立即以督师大学士身份发布檄文。一方面称颂先帝“旰食宵衣，十七年过无可举”；另一方面谴责李自成“邮传佣奴，市井猾贼”，“偶乘杀运以射天，遂肆凶锋而犯阙。逼我帝后，纵掠宫闱”，“尤可恨者，为搜金而劫掠朝绅，十四代之衣冠，廉隅扫地”。对于先帝殉国与朝政腐败，史可法痛心疾首，归结为一句话——文官爱钱武官怕死：“先帝本尧舜之资，遘非常之祸，总由文官爱钱武官怕死所致。今忧时愤慨者谓：‘文官爱钱不怕死，武官怕死又要钱’，二语真切中膏肓，今在廷诸臣无处生活也。”时至今日，南京小朝廷仍在上演“文武忿争”的活剧，他非常愤慨：“今主死而臣生，凡属臣工，谁能无罪？文臣固多误国，武臣岂尽矢忠？累累降贼者，宁独文臣哉？年来仕途不清，病在党同伐异，或以不肖之罪，百足不僵；或以可用之才，一眚永固。各怀偏私，日寻水火。文与武不和，而文与文又不和，朋党之祸炽，人才之用阻。”显然是针对马士英、刘孔昭之流党同伐异作风，有感而发的。

然而停留于感叹，停留于愤世嫉俗，无济于事，当务之急必须上下同心、内外联合，全力对付李自成，他向朝廷建议设立江北四镇：“从来守江南者，必于江北。当酌地利，急设四藩，以淮、扬、泗、庐自守，而以徐、滁、凤、六为进取之基。兵马钱粮皆听自行征取。而四藩即用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为我藩屏，固守江北，则江南之人情自安。”他对于吴三桂杀败李自成感到欢欣鼓舞，说道：“臣在淮扬安顿兵马，目击人情之乖忤，心忧时事之艰危。忽闻北地报捷络绎而至，或云辽帅吴三桂杀贼数万，闯贼西奔……此时黄河之北便同异域，陛下进膺大宝，正位旧部，山东北直尚未通晓。万一人心涣散，固尽弃前功，即或割据分争，又渐生后患。伏乞陛下即谕该部院选廷臣有才望者，赍监国、即位二诏，及赐吴三桂、谢陞二敕，直抵山东北直一带，晓谕通知，庶人心有归，扫三秦之余孽在指顾间矣。”史可法寄希望于吴三桂，扫灭余孽，收拾人心。

在这一点上，马士英与史可法有同感，他建议朱由崧发出诏书，嘉奖吴三桂“借夷破贼”的功劳，封他为蓟国公，赏赐五万两银子、十万石大米，责成淮抚路振飞由海路运到天津，向吴三桂示好。朱由崧与马士英深信“借夷破贼”策略之可取，决定派遣先前曾经与清朝议和的陈洪范、马绍愉等出使北京，与清朝谈判。于是乎七月间，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左懋第为正使，太子太傅陈洪范、太仆寺少卿兼兵部职方司郎中马绍愉为副使，打着“经理河北联络关东军务”的幌子，北上议和，条件是南明方面答应割让关外之地，赔偿岁币十万两银子。史可法也赞成派遣使节与清朝谈判，他说：“目前最急者，无逾于办寇（指李自成）矣。然以我之全力用之寇，而从旁有牵我者，则我之力分；以寇之全力用之我，而从旁有助我者，则寇之势弱，不待智者而后知也。”又说：“先国仇之大，而特释前嫌，借兵力之强，而尽歼丑类，亦今日不得不然之着数也。”题中之义就是一厢情愿的“借夷破贼”策略。

为了配合和平谈判，刘泽清、陈洪范、马绍愉分别给吴三桂去信，希望他能够从中斡旋。

刘泽清于七月三十一日发出书信，向吴三桂报告，福王已经册封他为世袭蓟国公，对他的“借夷破贼”表示支持。并且说自己深有同感：“联合建旅（指清军）协力助剿，当长安未闻此音之先，泽清曾有成议，约结清王入驻内地，共图灭闯。今亲翁（指吴三桂）此举与初议暗合也。”明确表达南明福王政权与吴三桂持有相同的立场，因而希望吴三桂“劻勷两国而灭闯”——协助南明与清朝联手消灭李自成。

陈洪范、马绍愉八月初一日在北上途中，寄给吴三桂的信件，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嘉老亲台（指吴三桂）破贼之忠”，要他“鼎力主持，善达此意”，“同心灭贼”；并且要他转达南明愿与清朝“订盟和好互市”，“两家一家，同心杀灭逆贼，共享太平”。

由此可见，南明弘光政权对于吴三桂归顺清朝，“借夷破贼”，不但没有丝毫反对的意思，反而赞赏有加；对于清朝军队入关进京，不但没有丝毫反对的意思，反而感恩戴德。在南京政府心目中，清军是来为明朝“报君父之仇”的，进而要求与他们联手，“同心杀灭逆贼”。这样的大政方针是很成问题的，至少表明衮衮诸公对形势的判断有很大的失误，所谓“两家一家，同心杀灭逆贼，共享太平”云云，完全是一厢情愿的幻想。清朝军队进入北京的目的只有一个：改朝换代，把清朝统治扩大到全国。多尔衮写给史可法的信，清楚地表达了清朝最高当局的这一立场：

——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手毒君亲，中国臣民不闻加遗一矢。平西亲王吴三桂介在东陲，独效包胥之泣。朝廷感其忠义，念累世之夙好，弃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用驱狗鼠。

——遣将西征，传檄江南，联兵河朔，陈师鞠旅，勠力同心，报尔君父之仇，彰我朝廷之德。岂意南州诸君子苟安旦夕，不审事几，聊慕虚名，顿忘实害，予甚惑之！夫国家之抚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而非取之于明朝也。贼毁明朝之庙主，辱及先王，国家不惮征缮之劳，悉索敝赋，代为雪耻，仁人君子，当如何感恩图报！

——诸君子果识时知命，笃念故主，厚爱贤王，宜劝令削号称藩，永绥福位，朝廷当待以虞宾，统承礼物，带砺山河，位在诸侯王上，庶不负朝廷伸义讨罪、兴灭继绝之初心。至于南州群彦翻然来归，则尔公尔侯，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惟执事实图维之。晚近士大夫好高树名义，而不顾国家之急，每有大事，辄同筑舍。昔宋人议论未定，而兵已渡河，可为殷鉴。先生领袖名流，主持至计，必能深维终始，宁忍随俗浮沉？取舍从违，应早审定。兵行在即，可东可西，南国安危，在此一举。

多尔衮的态度是没有商量余地的，不仅要进取北方，而且要进取南方，决不容忍南明小朝廷的存在。史可法的回信，除了为南明辩护，依然对清朝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殿下入都，为我先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殿，抚辑群黎，且免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振古烁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跪北面，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谨于八月，薄具筐篚，遣使犒师，请命鸿裁，连兵西讨。

——今痛心本朝之难，而驱除乱逆，可谓大义复著于《春秋》矣。若乘我国运中微，一旦视同割据，转欲移师东下，而以前导命元凶，义利兼收，恩仇倏忽，奖乱贼而长寇仇，此不惟孤本朝借力复仇之心，亦甚违殿下仗义扶危之初志矣。昔契丹和宋，止岁输以金缯；回纥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况贵国笃念世好，兵以义动，万代瞻仰，在此一举。

——今逆成未伏天诛，卷土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惟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成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照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从此两国世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千载一时哉！

完全是苦口婆心苦苦哀求的口气，没有把多尔衮的警告——“议论未定，兵已渡河”，认真对待。连史可法这样具有强烈民族气节之心的大臣，对清朝都是这种态度，其他大臣更无论矣！

在“同心灭贼”幻想的指导下，南明使节在北京上演了一幕和谈滑稽戏。十月十三日，清朝礼部官员接见左懋第一行，三名使节申明来意：我朝新天子向贵国借兵破贼，为先帝发丧成服，我等赍御赐银币前来致谢。第二天开始谈判。

清方责问：我国发兵为你们破贼报仇，江南不发一兵，突立皇帝，这是何说？

明方辩解：今上乃神宗皇帝嫡孙，夙有圣德，先帝既丧，伦序相应立之，谁曰不宜？

清方问：崇祯可有遗诏？

明方答：先帝变出不测，安有遗诏！

清方说：崇祯帝死时，你南京臣子不来救援，为何忽立新皇帝？

明方说：北京失守事出不测，南北地隔三千余里，诸臣闻变，整练兵马，正欲北来剿贼，传闻贵国已发兵逐贼，以故不便前来，恐疑与贵国为敌，特令我等来谢，相约杀贼。

南明方面无牌可打，一味祈求“共图灭闯”，以割地赔款作为交换条件，清朝方面根本不屑一顾，要割之地早已在他手下，区区十万两银子何足道也！

十月二十六日，使节南返前一天，向清朝方面请求，前往昌平祭告先帝，遭到严词拒绝：我朝已替你们哭过了，祭过了，葬过了，你们哭什么？祭什么？葬什么？先帝活时，贼来不发兵，先帝死后，拥兵不讨贼，先帝不受你们江南不忠之臣的祭！清朝方面不仅拒绝祭告的请求，还再三强调“旦夕发兵讨罪”，剑指江南。南明的和谈请求终于以失败告终。

十二月，和谈使节回到南京，陈洪范向朝廷报告出师始末，归结到一点，此次和谈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阁部大臣决策和谈，光从“借夷破贼”角度考虑，对清朝进取中原的野心估计不足。他说：“礼部荐臣，以臣与吴三桂同里戚谊，意清之破贼，必三桂为政，其事殊不然。”又说：“九月十六日，臣至德州，清抚方大猷示摄政（王）政令：‘有来使不必敬语，止许百人赴京朝见。’夫曰朝见，则目无天使矣。阁臣主议，以抗节为不辱命，但知吴三桂借兵于清，未知清势之狡悖也。锦衣（卫）骆养性为津抚，遣兵相迎。二十九日，至河西务，赞画言赍名帖送内院，回言冯铨、谢陞等辞色俱薄，却帖不收。十月十二日，奉御书入正阳门，臣宿鸿胪寺，关防甚严，水火不通，饥寒殊苦。十四日，内院刚令、榜什十余人来，夷服佩刀，直登寺堂，据上坐……大声责臣等：‘江南不应便立天子！’且曰：‘毋多言，我将不日下江南。’”其中一句“但知吴三桂借兵于清，未知清势之狡悖也”，点中要害，所以他的结论是“清必南下”。

对于“清必南下”，马士英的反应是冷漠而傲慢的七个字：“有四镇在，何虑焉？”史可法眼看和谈幻想破灭，忧心忡忡向朝廷进言全力备战：“北使之旋，和议已无成矣。向以全力御寇而不足，今复分以御北矣。唐、宋门户之祸，与国终始，以意气相激，化成恩仇。有心之士方以为危身之场，而无识之人转以为快意之计，孰有甚于戕我君父，覆我邦家者！不此之仇，而修睚眦之微，真不知类矣！此臣所望于庙堂也。先帝之待诸镇何等厚恩，皇上之封诸镇何等隆遇，诸镇之不能救难何等罪过！释此不问而日寻干戈，于心忍乎？和不成惟有战，战非诸将之事而谁事也！阃外视庙堂，庙堂视皇上，尤望深思痛愤，无然泄沓。”史可法的忧患意识足以令人警醒，本意是要南明内部团结一致，一手“御寇”，一手“御清”。无奈“阃外”抑或“庙堂”，都醉心于争权夺利，修睚眦之微，酿门户之祸，根本不把江山社稷放在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