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史—— 倪元璐的“三做”，朱由检的“罪己”

黄宗羲谈到明末系天下安危的六位名臣：刘宗周、黄道周、范景文、李邦华、倪元璐、徐石麟，给予高度评价：“崇祯末，大臣为海内所属望，以其进退卜天下之安危者，刘蕺山、黄漳海、范吴桥、李吉水、倪始宁、徐槜李，屈指六人。北都之变，范、李、倪三公攀龙髯上升，则君亡与亡。蕺山、漳海、槜李在林下，不与其难，而次第致命。蕺山以饿死，漳海以兵死，槜李以自磬死，则国亡与亡，所谓一代之斗极也。”这六人中，最得皇帝重用的莫过于倪元璐。

倪元璐，字玉汝，号鸿宝，一号园客，浙江上虞人，天启二年进士，崇祯初年以抨击阉党，请毁《三朝要典》而闻名，累迁国子监祭酒，雅负人望，为温体仁所忌而落职。崇祯十五年十月，起为兵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崇祯十六年五月，特简为户部尚书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日讲如故。同时起用冯元飙为兵部尚书，显然想仰仗两位名臣，力挽狂澜。皇帝在中左门接见倪元璐，对他说：“卿忠诚敏炼，朕知卿久，诸奏议无不井井有条。古帝王用才致治，只一二人，周四友，汉三杰。即（太祖）高皇所用文臣，亦只刘（基）、宋（濂）数辈耳。今擢卿户部，为朕力致太平。”又指着冯元飙与他说：“卿两人同乡里，负才望，国家艰难，宜共治共谋。”倪元璐不负所望，竭尽全力为朝廷献计献策。

他向皇帝提出的施政纲领，概括为“三做”：

一是实做——先准饷以权兵，因准兵以权饷，则数清而用足；

二是大做——凡所生节，务求一举而得巨万，毋取纤涩，徒伤治体；

三是正做——以仁义为根本，礼乐为权衡，政苟厉民，臣必为民请命。

他的“三做”还未说完，皇帝就褒奖道：卿真学问之言，根本之计。得到皇帝嘉奖，他就在自己的办公室挂上“三做堂”匾额。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对此的解读很有意思：

被任命为户部尚书后，倪元璐在三点原则上得到崇祯帝的认可：第一，财政管理必须是务实的，而不是仅仅纸上谈兵；第二，财政管理要体现公平；第三，财政管理必须集中在重大问题上。得到崇祯皇帝的同意之后，倪元璐把这三条原则写了下来，把它们挂在堂上。他甚至将户部尚书的办公场所称为“三做堂”。显然，倪元璐将这些原则视为他与皇帝之间的协议，而这样的一种态度在明朝历史上之前从未有过。

首先，倪元璐认为当务之急的“实做”，有三件事：慎饷司以清兵，并三饷以驭纷，定差规以杜竞。

一是慎饷司以清兵——他认为天下财力十分之九用于兵，并非真正用于兵，其实是用于将校之虚冒。为了防止虚冒，成立横跨户部、兵部的饷司，监督军费开支，杜绝侵渔。三军归命于饷司甚于主帅，而主帅不能要挟部下阻挠。他解释说，辽饷、剿饷、练饷，一年共计二千二百二十余万两白银，十之八九出于田赋。结果是，竭尽天下之力供奉军队，军队却愈来愈单弱，原因在于：“册报户部则兵多，报兵部则兵少；矢口索饷则兵多，责以战守则兵少。户部惟据边册给发，莫得而问其虚实。”因此必须首先清兵——核实士兵实数。

二是并三饷以驭纷——鉴于三饷的款项参错，容易滋生奸弊，诸如：有司催征名色纷歧，吏胥易于游移，会计不清。尤为奇怪的是，一支部队分别从户部的三个司领取辽饷、剿饷、练饷。倪元璐主张把三饷合而为一，向民间征收时统称正赋兵饷。与此同时，应该解散兵部抽练之兵，回归原来部队。边镇将吏借口抽练边兵，借机侵吞练饷的弊端也将随之消除。

三是定差规以杜竞——倪元璐认为不正己无以率属，不率属无以致功，户部下属各司所当之差，有苦乐、大小之分，苞苴舞弊随之而来。因此规定，分别特差、大差、中差、小差、上苦差、次苦差，一共六等。特差由饷司慎选才能担任，大差由各司保举，其余以苦乐次序为乘除。规定之后，他亲率僚属道神祠宣誓。

其次，倪元璐所谓“正做”，宗旨是：重在安民，要先奉行朝廷德意，宣仁义于天下。具体说来有两个方面：恤车户以能迩，改杂折以柔远。所谓恤车户，旨在革除漕运中的弊端。江南的漕运船只抵达北京附近的通州，就由车户陆运入京，政府支付的运费仅及半价，车户苦不堪言。他主张把民运改为官运，减少勒索短少之苦。所谓改杂折，旨在改革宫廷内库对东南地区物资的征派方式。以往东南杂解内库所需，不但民间采办、解运十分艰难，而且太监视为利薮，贪污贿赂无所不有。他主张把东南解运杂物，一律改为折色（货币化）。

八月份，倪元璐再向皇帝提出开源节流的财政改革建议，一共十条。诸如“漕折”——将近畿八府征收的田赋税银，改征本色（粮食），以抵充江南漕米的数量，价格给与优惠（以七当十）。可谓一举两得，既使近畿农民获利，又减轻江南运送漕粮的重负。又如“役税”——各级衙门办差的吏胥，地位卑微，神通广大，应该向他征税，给与顶首文契，方可执业。这一点是左都御史李邦华建议的，倪元璐起初以为有伤道德，既而思之，取之有道：此辈不农不商，以蠹取财，在官为市，既不能绝，又不征税，何以令农民商人心服？再如“洋政”——听取通政使施邦曜建议，开征对外贸易进出口税：福建有东西商舶，历代征税。自天启中海洋争利，上下相蒙，何不明开，使朝廷少收养兵之费。兵部的福建籍司官王之骥说：洋禁开而闽盗始稀。倪元璐认为，这是“有识之言”。

倪元璐的改革时间虽短，成效已经初露端倪。正如黄仁宇所说：“在1643年农历八月，倪元璐成功地制订了次年的军事预算：预计收入将低于1 600万两白银，而开支将超过2 100万两。倪元璐建议通过增加售盐、折银赎罪、出卖官阶等法弥补其间不足。他还敦促崇祯皇帝提升那些负责各边粮储官员的地位，使各边粮储官员同时对兵部和户部负责。倪元璐希望，通过户部、兵部的紧密联系，军俸、军需最终能按照军队的实际人数发放，而不是按纸面上的人数发放，实现这个目标，也许要花费两年时间。然而倪元璐在户部尚书任上的九个月中，有两个军队将领将他们浮夸的军队人数总共减少了1 300 000人。”“拓宽国家财路的努力，被证明是最为艰难的。倪元璐曾经抱怨说：‘生财大道，远或数十年，近亦数年，既不足以救眉急……其间有必恃资本以行。’由于时间紧迫而资本无处可寻，倪元璐不得不诉诸一些简易措施，如折银赎罪及出卖官阶。但是，他同时极力建议说，为财政着想，与海外诸国的贸易应该合法化。”

倪元璐的所作所为，表明了朝廷大臣与皇帝对于力挽狂澜，并没有丧失信心。另一位大臣方孔炤（字潜夫，号仁植，安庆桐城人）的言论，也证明了这一点。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负责山东河北屯田事务的方孔炤，在崇祯十七年正月上疏，谈到近畿地区的根本问题在于“知恤”与“生节”：“京师者天下之本也，畿甸富强可以抗天下而制其胜。今日者非贫寡之患，而均安之难也，故求贵变通，机惟知恤、生节两端，岂容缓计！阜财诘戎，宜先自京师始。请以兵论，则诸葛亮减兵省将之意谓可师也。兵威遽减，当练土著；将未遽省，当寄有司。”为此，必须首先减轻人民的差徭负担——“今畿甸之民差徭太繁，钳罗又密，涣散仳离，实不忍言。以臣所闻，每亩约纳粮一百七八十文，差徭多至三四百文，思避无门，惟有投献。而小民之当户差，重叠而无告矣。即圣恩蠲缓，而催征自如，邦本若斯，何能泄泄！宜敕京兆尹、顺真抚按道府，细察民隐，尽除一切杂差之最苦者，力苏重困。大家巨室当兹患难，一体均劳，屏绝投献、诡寄之风。赋役无私，自然乐业。”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训练乡勇，由州县地方官充当将帅，各自为战——“然后并免本户丁徭，听其每甲训练乡勇一名，大县可保六七百人，小县可三四百人，此皆户籍可稽，不同浮募秒选。州县正官廉惠勇干者，以当将帅之任。每府则修举卫政，为府标临属县以联络之文，不妨兼武术……此所以为固守者大端备矣。”方孔炤的主张有些理想主义，但是，为了挽救危局而出谋划策，难能可贵。

大臣如此，那么，皇帝如何呢？崇祯十七年二月，皇帝朱由检下诏罪己。这次的罪己诏，比以往更加深刻，更加诚恳，他把局势土崩瓦解的全部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沉痛检讨：

朕嗣守洪绪十有七年，深念上帝陟降之威，祖宗付托之重，宵旦兢惕，罔敢怠忽。乃者灾害频仍，流氛日炽，忘累世之豢养，肆廿载之凶残；赦之益骄，抚而辄叛，甚至有受其煽惑，顿忘敌忾者。

朕为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为朕赤子，不得而怀保之。坐令秦豫丘墟，江楚腥秽，罪非朕躬，谁受其咎？

所以使民罹锋镝、蹈水火，殣量以壑，骸积成丘者，皆朕之过也。使民输刍挽粟，居送行赍，加赋多无艺之征，预征有称贷之苦，又朕之过也。

使民室如悬罄，田里污莱，望烟火而无门，号冷风而绝命者，又朕之过也。

使民日月告凶，旱潦洊至，师旅所处疫疠为殃，上干天地之和，下丛室家之怨者，又朕之过也。

至于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廉，言官首鼠而议不清，武将骄懦而功不奏，皆由朕抚御失道，诚感未孚。中夜以思，跼蹐无地。

朕自今痛加创艾，深省夙愆。要惜人才以培元气，守旧制以息烦嚣，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蠲额外之科以养民力。至于罪废诸臣，有公忠正直廉洁干才，尚堪用者，不拘文武，吏兵二部确核推用。草泽豪杰之士，有恢复一郡一邑者，分官世袭，功等开疆。即陷没胁从之流，能舍逆反正，率众来归，许赦罪立功，能擒斩闯献，仍予通侯之赏。於呼！忠君爱国，人有同心，雪耻除凶，谁无公愤？尚怀祖宗之厚泽，助成底定之大功，思克厥愆，历告朕志。

朱由检全方位检讨自己的过错，并且提出整改措施：培元气，熄烦嚣，收人心，养民力，收豪杰，赦胁从，奖战功，试图力挽狂澜。可惜，他觉悟得太迟了，所有的诚心诚意都化作一纸空文，于事无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