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史—— “开了城门迎闯王”

孙传庭获悉开封被淹，李自成前往河南中部，便率军向南阳方向前进，邀击李自成。

崇祯十五年十月初，两军相会于鲁山与郏县之间。孙传庭使出拿手的伏击战术，设置三道防线和埋伏，用牛成虎指挥前军，左勷指挥左军，郑嘉栋指挥右军，高杰指挥中军，企图以牛成虎为诱饵，引诱对手进入埋伏圈，然后四面夹击。李自成将计就计，派出小部队进入埋伏圈。牛、左、郑、高四将以为对方中计，立即倾巢出击。对方佯败而退，故意沿路丢弃武器物资。官军士兵以为打了胜仗，纷纷下马拾取战利品，阵线一时大乱。李自成抓住战机，指挥埋伏于隐蔽处的主力部队猛烈反击。

左勷是个纨绔子弟，一见这种阵势，不知如何是好，大声叫喊：高鲁败！以为中军高杰的鲁先锋官大败，拍马逃命。其他各军见左勷逃跑，以为前军大败，都掉头向后狂奔，一败涂地。郏县一役，正值连日大雨滂沱，官军粮食断绝，士兵采摘青柿子充饥，又冻又饿，招致大败，人称“柿园之役”。孙传庭再次出山的第一仗，竟然如此糟糕，部下将校七十八人被击毙，士兵几千人被俘，实力遭受很大损失，只得由巩县退入潼关。这位身经百战的总督遵旨出关，一触即溃，赶紧向皇帝请罪。皇帝考虑到今后还要仰仗他，不予处分，责成他“图功自赎”。

孙传庭惨败，河南境内其他守军不堪一击。当时人这样描写道：“诸镇将皆望风引避，莫有敢当其锋者”；“官吏率束手不能引决，则易服匿草间”。

崇祯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李自成与前来投奔的“革左五营”（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老回回马守应、争世王刘希尧、治世王蔺养成）会合，一起攻打汝宁。候代的保定总督杨文岳，因为“援汴不力”，戴罪防守汝宁，已成惊弓之鸟，听说李自成大兵压境，立即手忙脚乱应付。双方相持一昼夜，第二天汝宁城攻破，总兵虎大威战死，总督杨文岳被俘，李自成对他说：“先生朝廷重臣，自不当改节，然时势乃尔，欲何为耶？”杨文岳回应道：“我恨无兵以杀汝，今日死耳，复何言！”押往城南用大炮击毙。

李自成乘胜掠过确山、信阳、泌阳，直逼湖广重镇襄阳。左良玉朱仙镇大败后，一蹶不振，退避襄阳，招兵买马，拼凑了号称二十万的乌合之众，其中包括惠登相、马进忠、常国安等接受招安的流寇。二十万军队只有十分之一军饷，其余的都靠“掳掠自给”。李自成率领数十万大军南下时，左良玉自知无法招架，“气怯善病，不敢言战”，在樊城打造船只，准备从汉水逃跑。十二月初，李自成以步骑数万进抵樊城，樊城人民不堪左良玉骚扰，自愿充当向导，避开地雷、暗弩，径直奔向白马滩，很快渡过汉水，左良玉拔营南逃，襄阳不战而下。十二月十六日，李自成进抵荆州，荆州士民打开城门迎接，湘阴王朱俨伊父子祖孙五人被杀。

崇祯十五年十二月底，李自成到达承天。承天原本叫钟祥，是明世宗朱厚熜生父兴献王朱祐杬的封地，朱厚熜入继大统后，钟祥县改为承天府，设置承天、显陵二卫，是仅次于凤阳的皇家重地。李自成抓住这个要害不放，派兵攻打显陵卫，焚烧显陵享殿。崇祯十六年正月初二日，攻克承天，湖广巡抚宋一鹤畏罪自缢而死。

却说左良玉从襄阳逃往承天，巡按李振声害怕左军进城掳掠，闭门不纳。左良玉只得前往武昌，向藩封于此的楚王勒索十万人军饷，遭到拒绝，他就下令大肆掳掠。获悉李自成逼近，便乘船沿江东下，军纪荡然：“所过焚庐舍，夷井灶，鸡犬无所留，千里一空，江左大震。”皇帝对左良玉怯敌逃跑而又纵兵抢掠的行径很不满意，考虑到他毕竟有二十万大军，防守长江中下游非他不可，只得好言相劝：“襄城失守，明法具在，左良玉悯其久劳行间，责令图功自赎。”不久又嘉奖他“奋勇”，赏给他银子六十两、衣料四套，赏给将士银子三千两，特地派太监会同兵部官员赶赴军营，传达“立志图功，早歼逆渠”的旨意。

朱由检如此笼络左良玉，有更深的考虑，派内阁次辅吴甡前往湖广督师，需要凭借左良玉的二十万大军，力挽狂澜。

崇祯十六年三月初，朱由检鉴于襄阳、荆州、承天相继陷落，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对阁臣说：“朕不德，忧及陵寝。”谴责臣下调度失宜，在场的大臣都叩头引罪。

次日，会议继续进行。朱由检对内阁次辅吴甡说：“自杨嗣昌死后，督师无人，致有今日。卿曩历岩疆，可往湖广督师，以图恢复。”

吴甡明知此去凶多吉少，君命难违，不得不装出一副欣然从命的样子，回答：“逆贼不道，震惊陵园，臣何敢惜其死。愿陛下发劲兵，假便宜，统之而南，必歼厥罪渠，以雪国愤，誓不与此贼共戴天日。”

三月十日，皇帝正式任命吴甡以内阁次辅兼兵部尚书的身份，带尚方剑，督师湖广。从当日的谕旨看来，对吴甡是寄予厚望的：“朕以虏寇交讧，昕夕靡宁。近报楚寇披猖，益逞凶毒，朕心不胜痛愤，义当大讨亲征。次辅吴甡忠略壮猷，沉雄历练，具能仰体朕意，靖乱安民。兹特命以原官兼兵部尚书督师平寇，总率调度各督抚协力奏功。特赐尚方剑一口，以重事权……”

吴甡随即写了奏疏，强调“贼势甚强，官兵怯弱”，写道：“李贼蹂践两河以后，心胆横张，聚众至数千万。我兵怯弱，未敢一矢加遗。总镇左良玉退避汉阳，兵无纪律，不肯用命杀贼，而乘乱肆掠，民间畏之，反甚于贼。臣此行必得精兵三万，敢战之将统之南征，出奇制胜，可以恢复襄（阳）、承（天），清扫陵园。”这样的表态，看似信心十足，其实内心一样怯弱。为了规避湖广的风险，他主张兼顾南京、河南、河北，说道：“南京丰芑重地，恐贼窥伺，亦当兼顾两河，责秦督孙传庭相援出师，则南北夹剿之势成，釜鱼槛兽，擒之必矣。王师贵出万全，仍乞召集廷臣谋议，恐臣智虑有限。”

显然，吴甡试图用精兵三万，以及兼顾南京、两河，作为讨价还价的条件。三月十二日，朱由检在文昭阁召对时，直截了当对他说：“昨先生疏，欲需多兵，岂能猝集？南京隔远，似不必退守。”没有给他讨价还价的余地。

吴甡坚持自己的观点，解释道：“昨臣所以请精兵战将者，窃有深意。左良玉跋扈不用命，当年阁部督师十檄征兵，一旅不发；近日河南总督羸卒数十仅充舆从。臣即凭借国灵，不过仍如阁部，而良玉退踞江汉，更有甚于河南。方廑内忧，遑御外侮？况贼势纵横十倍往日乎！若臣督领兵将，结以恩义，进可追剿强寇，退可驾驭骄帅，诚出万全之策。如仅张空拳。节制不行，徒损威重，何益徂征？南京太祖高皇帝陵寝在焉，从襄阳顺流而下，窥伺甚易，此根本大虑。且臣奉命督师，原为承襄报陷，陵园重大，出师南征，敢不兼顾？非退守也。”他的意思很明白，不想去湖广，而想去南京。

在旁的内阁次辅陈演插话：“督师出，则督抚之兵皆其兵也。”

吴甡反唇相讥：“次辅读书中秘，未谙军旅。臣之请兵，正谓督抚无兵耳。秦督新集乌合之众，防御尚忧不足，且远隔数千里之外，岂能猝应？河南总督止左良玉拨兵数十护从，并无一卒。豫抚自开封沦陷，标营千余见屯河北。楚抚失守承，襄兵尽死逃，督抚何兵可为？臣调度之兵乎？兵者国之大事，臣敢惜余生，不以上告君父，使臣出而仰面强镇，束手待贼，然后呼吁？臣近侍帷幄咫尺，尚不得请，何况远在行间，事机一失不可收拾，祸有不忍言者。”

朱由检似乎有点被他说服了，应声道：“先生说的是，但卤在内地，兵难多集，姑先发一万随行。”随即命兵部尚书张国维拟议可调兵将，张国维回应：唐通兵七千、马科兵二千、京营兵一千，如今都征调去追击北虏，必须等待北虏退出，方可调集。皇帝表示同意：姑俟虏退兵集，启行未晚。

吴甡的确有难处，难道能让他赤手空拳去前线！他在三月十四日写的奏疏流露了惴惴不安的心情：今日督师已与昔日杨嗣昌督师形势大不一样，当时河南、湖广尚未残破，征调应手，呼吸可通；今日两省郡邑残破几尽，兵马钱粮为之一空，文移塘报全被梗阻。臣当冒险深入楚疆，只靠九江一线为南都屏障，此处必须重兵控扼而联络声援。

“两省郡邑残破几尽，兵马钱粮为之一空”，确实是当时实际情况，今日督师的困难真是一言难尽。因此，他建议皇上督促兵部作出相应部署，予以配合：

一是议剿贼之兵——河南、湖广半为狡寇蹂躏，道路梗阻，督抚之兵势难调集，新募之兵未必可用，莫如从边兵中抽调一支（如唐通之类），选骑兵步兵一万，由他督率前往湖广，随地可以剿杀；

二是议护行之兵——在边兵尚未调集时，臣先行，须派兵防护，不如就近推补和应募，从京营中挑选骑兵二千，随臣南下；

三是议控扼九江——寇氛东下，南都戒严，秦督孙传庭、黔督李若星都远在千里之外，凤督马士英护陵不便远调，楚抚之兵已溃于荆州、承天，急宜另设重臣驻节九江，与史可法互相联络；

四是议赞画监纪——大理寺评事万元吉在杨嗣昌军前赞画，英年妙才，且多历练，似宜加职方一衔，仍为军前赞画；

五是议调晋兵——臣昔日在山西，战将熟悉，拟调选骑兵一千，赴臣军前，听候调遣；

六是议就近酌留兵——故辅杨嗣昌督师时有标兵三万，额饷七十万，似应照旧派给，万一不能接济，容臣于所在地就近截留钱粮，抵扣军饷。

皇帝要兵部作速议复。兵部议复：疏内句句精详，即予照办。这十个字，是应付皇帝的官样文章，其实根本不可能“照办”。要征调边兵，必须等清军退出长城才有可能；清军撤退后，兵部忽然变卦：唐通所部不能调走，从别部选调也有困难。这就给吴甡滞留京城提供了一个口实。

五月十一日，皇帝特地与内阁辅臣面议调兵事宜。第二天兵部议复，抽调边兵有很多困难，目前只能从马科所部抽调三千骑兵。时至今日，朝廷仍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中犹豫徘徊，举棋不定，既要吴甡前往湖广平寇，又不愿抽调边防劲旅，万不得已抽调，也必须以“于边防无碍”为前提。于是乎朝廷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怪圈中，派阁臣去督师讨贼，却没有重兵可调。吴甡督师之议终于取消，深层原因就在于此。表面原因是冠冕堂皇的：吴甡故意拖延时间。

事情的变化十分蹊跷。吴甡决定出京的前一天，皇帝还命太监给他送去赏赐的银牌。隔了一夜，即五月十六日，皇帝突然变卦，谴责吴甡故意逗留：“辅臣吴甡受命督师讨贼，自当星驰受事，乃三月以来迁延不出，未出都门，筹画莫展。若在行间，何以制胜？还宜在阁佐理，不必督师。”吴甡似乎早有预料，惶恐中连上两份奏疏引罪，皇帝允许他致仕回乡。或许是受到内阁次辅陈演及锦衣卫骆养性的挑唆，皇帝一下子翻脸，下令逮捕吴甡，交由法司议罪。六个月之后，皇帝批准法司的裁决，遣戍金齿卫（云南永昌府）。

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仗义执言：“甡赈秦抚晋，素有重名，日者奉命督师，以调集兵马耽延时日，但甡拜命时，即将布置情形移书于臣。又虑镇臣左良玉不为用，即委良玉差官持檄慰勉之。身虽依于阙下，心已遍于行间。至于虑将帅跋扈而力请多兵，亦非得已……若辅臣视师，兵力不厚，岂不损兵威而辱国体乎？臣于六月间晤甡淮上，责以君恩未报，相对唏嘘。一时偶误，其罪或可原，向后自赎，其效犹可责也。”清朝史家全祖望认可史可法的说法，为吴甡昭雪：“思陵宰相以庶僚破格用者，兴化（吴甡）之才为第一。及其受督师之命而不前，讥之者多矣。虽同官黄景昉亦云然。其实不足以咎兴化也。天下岂有无一兵一将而令其以宰相之虚名击贼者，甚矣，其谬也。史公可法论救之疏，其足以雪之矣。”

吴甡的悲剧，反映了王朝末路的窘境，攘外束手无策，安内捉襟见肘。正如崇祯十六年四月某官员的奏疏所说，到处都是一片亡国景象，地方官“有献城与贼者，有送印免死者，有焚香开门以迎□□者”，“而贼且设伪官，造伪印，给伪札，百姓亦望尘投顺以为伪民。贼又给牛种，赈贫困，畜孳牲，务农桑，为久远之计。府臣掉头不顾，左兵焚劫，长去不返。国家掘壑附丘，以民养兵，今兵变而民亦变矣，有城不守，坐观其突入；有兵不战，一任其逍遥；有民不附，皆甘心以从贼”。

朝廷面临的对手李自成并非等闲之辈，随着战争的节节胜利，提出了“剿兵安民”的口号，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他在黄州发布檄文，历数当朝皇帝的过错：“明朝昏主不仁，宠宦官，重科第，贪税敛，重刑罚，不能救民水火，日罄师旅掳掠民财，奸人妻女，吸髓剥肤”。他要反其道而行之，声称：“本营十世务农良善，急兴仁义之师，拯民涂炭。今定承天、德安，亲临黄州，遣牌知会士民，勿得惊惶，各安生理。”他到处发布告示，宣传“三年免征，一民不杀”的政策。这种宣传在民不聊生的地区发生了明显的效应——所至风靡。

历任翰林院编修、左谕德、左庶子的马世奇（字君常，常州无锡人），向皇帝进言，为什么闯王李自成借剿兵安民为辞，愚民被欺，望风投降？他分析其中的原因：“非附闯也，苦兵也。一苦于杨嗣昌之兵，而人不得收其城垒；再苦于宋一鹤之兵，而人不得有其室家；三苦于左良玉之兵，而人之居者、行者俱不得安保其身命矣。贼知人心之所苦，特借剿兵安民为辞，一时愚民被惑，望风投降。而贼又为散财赈贫，发粟赈饥，以结其志，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这个官员不讲违心的大话假话，讲的是关于人心向背的大实话。

保定巡抚徐标（字准明，号鹤洲，山东济宁人），应召向皇帝慷慨陈词：“臣自江淮来，数千里见城陷处固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亦仅余四壁城隍，物力已尽。蹂躏无余，蓬蒿满路，鸡犬无音，曾未遇一耕者，成何世界？皇上无几人民，无几土地，如何致治乎？”为今之计，“须严边防，天下以边疆为门户，门户固则堂奥安，宜先时修备”。至于“修内治，全在守令，守令贤则政自简，刑自清，盗自息，民自安。”徐标所说“皇上无几人民，无几土地，如何致治乎”，语言虽然尖刻，确是中原地区实际情况的描摹。

刑科给事中李清写给皇帝的“治道在固人心”奏疏，讲的也是这个道理：“今有司所急者，京边辽饷耳。自户部将杂项钱粮尽入考成，不能为国家增毫毛之利，而一时刑与赋俱急，小民安得不穷？民穷而盗起，盗起而用兵，用兵而加派，加派而民益穷，盗益起。伏愿皇上坚持新令，一切求贤纳谏，轻徭解网。更严敕诸辅臣同心协力，勿谓速效可期，而以督责为小试之术；勿谓近功不奏，而以根本为可辍之图。”江南名士徐元文对李清此言给予高度评价：“其言切中时患，卒明所以亡者，征输急而刑罚滥，百姓愁苦，贼得因之以借口故也。故帝虽不能用，而当时皆传诵之，以为名言。”

清初历史学家张岱写明史，把马世奇、徐标、李清的观点进一步引申，分析李自成一年之内略定河南四十多个州县的原因，显得更加超脱：“自成下令曰：杀一人者如杀吾父，淫一女者如淫吾母。得良有司，礼而用之，贪污吏及豪强富室，籍其家以赏军，人心大悦，风声所至，民无固志。故一岁间略定河南南阳、汝宁四十余州县，兵不留行，海内震焉。时丧乱之余，白骨蔽野，荒榛弥望，自成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贼令严明，将吏无敢侵略。明季以来，师无纪律，所过镇集，纵兵抢掠，号曰打粮，井里为墟。而有司供给军需，督逋赋甚急，敲扑煎熬，民不堪命。至是陷贼，反得安舒，为之歌曰：

杀牛羊，备酒浆，

开了城门迎闯王，

闯王来时不纳粮。

繇是远近欣附，不复目以为贼。”

对于形势的这种剧变，朝廷并非一无所知，为了力挽狂澜，必须收拾人心。皇帝向内阁发去谕旨：“朕奉天子民，日以除暴安民为急。自闯贼煽乱，肆逞凶残，致我穷黎久罹水火。已有旨，尽免河南五府田租三年。惟虑仳离之余，声援遥隔，朝廷德意未及周知。又闻土寨人等纠众抗贼，保守地方，或系衿弁，或系署衔，迹似弄兵，原非得已。为此特颁诏书，赦罪录功，务伸讨贼之志，共矢同仇之气。但能擒斩伪官，即与授职；能收捕贼徒，即与给赏；能破贼恢城献俘者，即行超擢；断不逾时。其余部曲或编成乡勇，一体团练。或分垦荒田，量给牛种；或便宜安插，或护还家乡，官司不得生端牵扰。其江北、湖广等处，照此例行。据河南巡抚报，守备许成叶等驱逐伪官，尤宜先叙。尔等皆吾赤子，共有同仇，图早奋于功名，庶共游于乐利。布告远近，咸使闻知。”在民穷财尽，盗贼蜂起，地方政府趋于瘫痪的形势下，宣称减免赋税、赦罪录功之类不着边际的空话，已经毫无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