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史—— “勒令周延儒自裁”

有皇帝的眷顾，“令免议”，周延儒就此可以优游林下了么？否。此人私心太重，肆无忌惮，一旦下台，言官们决不会放过他。想当初复出，好评如潮，就有人预料结局不妙：“延儒酬接太滥，异日临事，徇法则贾怨，徇人则失己，二者之咎，必居其一矣。”果然不出所料，他终于“徇人”而“失己”。原因就在于此人品行不端，正如李清所说：“周辅延儒熟于世故，情面多而执持少，贿来不逆，贿歉不责。故门人亲故，自贿及为人行贿，不拒也；或匿其二三，或侵其四五，不问也。每自阁中退休朝房，或私宅见客，彻丙夜。抚道府部多以贿迁，利溥于人，诟贻于己，矧病且中于国乎！”

突破口就是他的门生范志完。志大才疏的范志完，由于座主周延儒当国而飞黄腾达，崇祯十五年以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身份，总督辽东军务，赐尚方剑，出关督师。不久又以钦命督师身份兼任蓟辽昌通等处总督，节制登莱抚镇。周延儒把辽东、关内军事指挥大权全部委托给他，然而此人大言不惭，却毫无军事才干。清军从墙子岭南下，攻陷蓟州及近畿地区，就是他失职的结果。兵部指责他疏于防务，言官弹劾他贪懦，皇帝责令他戴罪立功。范志完戴罪而不立功，怯懦之极，始终不敢与清军正面较量，惟以尾随呵噪，到处剽掠为能事。

事情终于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山东武德道兵备佥事雷演祚揭发范志完纵兵淫掠，克扣军饷，勾结大党。皇帝一面命兵部查核淫掠事实，一面命雷演祚补充详细事实。雷演祚起先对范志完与周延儒的门生座主关系有所顾虑，一旦获悉周延儒遭到廷议的消息，立即畅所欲言，范志完不过当了两年佥事之类小官，骤然超升为督师，如果没有“大党”后盾，绝不可能。尚书范景文、谕德方拱乾、给事中朱徽、沈允培、袁彭年都是他的一党，总后台则是周延儒。他的弹劾奏疏矛头直指周延儒：“若夫座主（周延儒）当朝，罔利曲庇，只手有燎原之势，片语操生死之权，称功颂德，遍于班联。臣不忍见陛下以周、召（周公、召公）待大臣，而大臣以严嵩、薛国观自待也。臣外藩小吏，乙榜（举人）孤踪，不言不敢，尽言不敢，感陛下虚怀俯纳，故不避首辅延儒，与举国媚附时局，略进一言。”皇帝获悉范志完在山东纵兵淫掠，并以金银鞍马行贿的详情后，下令逮捕范志完。

崇祯十六年七月初八日，皇帝在中左门召见群臣，命雷演祚与范志完当面对质。皇帝首先问雷演祚关于范志完纵兵淫掠，又以金银鞍马数千两，托左谕德方拱乾行贿京师政要等情节，雷演祚一一指陈。

皇帝又问：尔言称功颂德遍于班联者，指谁？

雷演祚答：周延儒招权纳贿，如起废、清狱、蠲租，自以为功，再考选科道，收于门下。又幕客董廷献居间，凡求巡抚、总兵，先贿赂董廷献，用玉带二条、珍珠十三颗作暗号，要董廷献转达。

皇帝大怒，立即命锦衣卫缇骑逮捕董廷献。

御史吴履中揭发范志完纵兵淫掠，与雷演祚的说法完全一致。

这次当廷对质的结果，范志完判处死刑。但案情并非就此了结，暴露了周延儒招权纳贿的种种劣迹，引起皇帝注意，非要追查个水落石出不可。于是乎另一个关键人物吴昌时露出水面，案情更趋复杂化。

兵科给事中郝絅揭露周延儒与吴昌时的特殊关系：吏部文选司郎中吴昌时，窃附权势，纳贿行私，作为周延儒的干儿义子，凡内阁票拟，朝廷机密，事事预先知道。又说：周延儒多欲则不刚，智足以掩过，而忠不足以谋国；想窃附君子，又不屏去小人。见忠直之人，表面援护而实质疏远；见邪佞之人，表面亵慢而实质亲昵。因此辜负皇上知遇之恩，耽误封疆安危。总之，周延儒是天下罪人，而吴昌时又是周延儒罪人。这些话并非夸大其词，吴昌时虽是复社成员，却难掩其贪婪奸诈的另一面。连他的同社盟友吴伟业也说：此人贪利嗜进，醉心于升官发财；周延儒复出，他自以为有功，因而专擅权势，周延儒反而为他所用，也为他所累。

御史蒋拱宸揭发吴昌时作为周延儒的幕僚，与董廷献表里为奸。董廷献也不是个好东西，据计六奇所说，董廷献字心葵，常州武进人，周延儒聘为幕僚，信任备至，千金万金之托，一言九鼎之信，内外事委任而授教。由是三公八座上揖其履，翰铨台省恭听其声。吴昌时与董廷献联手，无所不至，赃私巨万，罪证累累，万目共见。即如南场（南京乡试）一榜，录取者非其亲戚便是以重贿买通关节之人，这一切都由吴昌时替周延儒经办。周延儒之弟周肖儒、儿子周奕封，公然榜上有名。毫无顾忌，以至于白丁、铜臭之流都夤缘登榜。贪横如此，哪里还有朝廷纲纪？吴昌时勾结宫中太监李瑞、王裕民，刺探机密，重贿入手就预揣温旨告人。

蒋拱宸奏疏的最后一节，揭发吴昌时“通内”，最为皇帝所忌恨。七月二十六日，他亲临中左门审讯吴昌时，直截了当地诘问“通内”之事。

吴昌时拒不承认：祖宗之制交结内侍者斩，法极森严，臣虽不才，安能犯此？

皇帝命蒋拱宸当面对质，蒋拱宸一见这种场面，吓得浑身发抖，匍匐在地，说不出一句话。

吴昌时见此情景，口气更加强硬：皇上必欲以是坐臣，臣何敢抗违圣意？自应承受，若欲屈招，则实不能。

皇帝见吴昌时不肯招供，吩咐太监准备用刑。

在场的阁臣蒋德璟、魏藻德立即出面劝阻：殿陛之间无犯刑之例，伏乞将吴昌时交付三法司审问。

皇帝不同意交付法司，严词训斥：此辈奸党神通彻天，若离此三尺地，谁敢据法从公勘问？

蒋德璟、魏藻德只得退一步请求不必动刑，说道：殿陛用刑，实三百年未有之事。

皇帝反驳道：吴昌时这厮，亦三百年未有之人。

一记闷棍把蒋魏二阁臣弄得哑口无言。太监遵旨对吴昌时用刑，夹至两胫皆断，昏迷不省人事，押入锦衣卫诏狱论死。在场的人莫不对用刑之惨酷，哀嚎之声响彻殿陛之间，而叹息不已：“嗟乎，国家元气尽矣！”皇帝随即下达谕旨：“吴昌时大奸巨猾，郑三俊何以破格录用？着议处。”法司议处的结论是：“吴昌时遍身鳞甲，转眼戈矛，生平伎俩在于依附逢迎，昼夜营谋，惟是挑构反覆。望门依附，则改头换面以呈身；入幕求容，则舐痔吮痈而献媚。阳为诡谲，反夸作驱除奸党之功；明肆倾排，偏矜有护翊正大之力。投拜罪辅薛国观，遂觊觎乎考选；串通逆案冯铨，而假窃其声灵。旧冢臣清执之品，自昌时入而铨政乱，是累冢臣者昌时也；旧辅臣柄政之时，自昌时用而议论烦滋，是误辅臣者亦昌时也。”李逊之引用这段话，点评道：“数语描写已尽，可作昌时小传也。”

吴昌时处斩，周延儒在劫难逃。在廷审吴昌时的场合，有的大臣说：吴昌时不过是幺麽小吏，何必如此大张旗鼓？皇帝意味深长地反问：“昌时是幺麽，难道周某也是幺麽？”由此可见，皇帝亲自廷审吴昌时，醉翁之意不在酒。果然，皇帝随即命锦衣卫差人把周延儒从宜兴家乡押解来京，听候勘问。消息灵通的周延儒预感到此去难逃一死，临行前把贮藏珍宝的楼阁三楹付之一炬，平生搜刮来的奇珍异宝，在烈焰中化作一片灰烬，据说火焰五彩斑斓。

周延儒押解进京后，从昔日的座上宾沦为今日的阶下囚，威风荡然无存，落脚于崇文门外头条胡同关帝庙，次日搬到正阳门内关帝庙，四面有兵丁看守。

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初二日，皇帝下旨：着法司议罪，限三日内具奏。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主官召开紧急会议，审议周延儒罪状。

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字孟暗，一字懋明，江西吉水人）对周延儒复出后的政绩给予肯定，当其受事之初，有蠲租、起废、解网、肆赦等新政，天下称颂太平。然后指责他不能永矢精白，疏于比匪，涉于营私，贿赂潜通，节钺暗授，以至于行间功罪以门墙而颠倒，封疆多故。因此皇上谴责他“机械”“欺藐”，是完全正确的，周延儒清夜当扪心自问：生有何颜面，死安足赎罪？按罪定议，罪应下“失误封疆”一等。看来他是主张从宽发落的。

大理寺卿凌义渠（字骏甫，浙江湖州人）的口气要严峻得多，毫不顾及周延儒复出后的政绩，着意揭露其为政为人的奸邪品格：有谋身之私智，无体国之公忠，精神惯用于揣摩，伎俩总归于闪烁。因此一时群小蚁附，幸窦杂出，狐假公行，自误以误国，把用人行政之权柄，供其市恩修怨之图。法律虽有“议贵”之条，也不能为其宽恕。

刑部尚书张忻则倾向于李邦华，主张从宽。他认为，周延儒复出以来勤敏颇著，未尝无裨于纶扉。无奈性生智巧，缺少诚正之谊；情喜夤缘，屡犯比匪之戒。以致滥用匪人，封疆罔效。甚至奉命视师之时，仍一味私交是庇，赏罚混淆，罔凛国宪。周延儒受恩独厚，负恩独深，视息尚存，宁无愧死？其罪虽浮于丘山，但有“议贵”条法，希望皇上慈存辅弼。

三法司审议结果，一人主张从严，二人主张从宽，于是判决如下：周延儒发烟瘴地面充军终身，拘妻佥解。

皇帝却不念旧情，毫不宽恕，驳回三法司的判决，亲自拟旨：“周延儒机械欺蔽，比匪营私，滥用匪人，封疆贻误。屡旨已明，所拟岂足蔽辜？姑念一品大臣，着锦衣卫会同法司，于寓所勒令自裁，准其棺殓回籍。”圣旨下达后，阁臣蒋德璟等纷纷上疏申救，强调周延儒奉召之初，一切奉扬圣德，如蠲租、起废、解网、肆赦诸大政，中外人士欣传有太平之兆。即我皇上亦曾说“功多过寡”。但此人赋性宽疏，以致门客宵小之徒乘机假借其名声，纳交通贿，延儒不能尽知，即使知道也不能杜绝。因而宠贿彰闻，疵垢多端，天鉴炯然，罪责难逃。法司建议遣戍烟瘴之地诚当其辜。皇帝毫不松口，再次重申前旨，清楚表明勒令自裁已经是从轻发落了。他在阁臣奏疏上批示：“览奏揭，朕心恻然。但周延儒罪犯太重，前面谕已明，如滥用匪人，遗误封疆，比昵奸险，营私纳贿，及亲履行间，回朝面询，应将兵情据实陈奏，极力挽救，庶几收效桑榆。而乃欺蔽机械，较前愈甚。若律以祖宗大法，当在何条？念系首辅，姑从轻处，勒令自裁，已有旨了。”

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初九日，夜半更深之际，五十五岁的周延儒在关帝庙听太监宣读圣旨。念到“姑念一品大臣”一句时，太监故意稍作停顿，周延儒以为皇上尚念旧情，意有非望，再三叩头，连称“圣恩”。孰料接下去就是“于寓所勒令自裁”，周延儒顿时失魂落魄，左右不能自持，不停地绕屋而走。骆养性见状，命两名士兵把他抓住，挨到四更时分，才上吊自缢。周延儒平日养生有道，气绝后四肢仍暖润如生，骆养性恐有不测，急忙用铁钉打入其脑门，然后才回宫复命。周延儒之死，比薛国观惨多了。临终前他留下一首绝命诗：

恩深惭报浅，主圣作臣忠。

国法冰霜劲，皇仁覆载洪。

可怜惟赤子，宜慎是黄封。

替献今何及，留章达圣聪。

对于周延儒之死，王世德评曰：“延儒两入相，受恩最深，而壅蔽圣聪，奸贪误国，一死不足尽其辜也。”史惇则另有一说，以为周延儒之祸成于同僚陈演，他写道：“姜曰广云：‘宜兴（周延儒）之祸成于井研（陈演）。’井研谓宜兴曰：‘今日世界到底是东林世界矣，老先生虽曰东林，其实东林未之许也。真东林骎骎逼人已甚，窃为老先生计，不如用演以挡其锋，演不敢负。’宜兴纳之。于是黄东厓（景昉）请告之疏，一上即俞，亦前此政府所未有。宜兴以为莫予难也已。井研遂居次辅。既而主眷渐衰，宜兴束手，井研复说之曰：‘圣上所宵旰而图者，灭虏荡寇二事，虏今深入重地，大兵四面蹙之，督抚皆贵门生，诸将用命，此天亡时也。老先生身请视师，上必大喜，一举而功成，万世之计也。’于是宜兴信之，既奉命，则又曰：‘老先生行后，阁中无事，一望捷音而已，文渊阁印携之军中可也。’宜兴以为印在，则更无与为难者，益得计。视师数日，上问军中消息何如？井研对曰：‘正有所闻，不敢面奏。’上曰：‘何不具揭？’对曰：‘阁印为首臣携去矣。’上艴然曰：‘白头揭帖亦可。’于是今日进一揭，明日进一揭，而宜兴杀矣。宜兴自矜其巧，自谓为所欲为，而卒为井研所愚，此虎之死于猱（猴）也。”

关于周延儒之死，无论是被吴昌时所累，还是被陈演所愚，最终处死他的毕竟是皇帝。短短几年中，皇帝接连处死两名内阁首辅，决非寻常。他们固然罪有应得，但是起用他们，而且对他们信任备至的皇帝，难道不应该追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