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史—— “堂堂天朝何至讲款”

然而百密总有一疏，问题就出在陈新甲身上。一日，陈新甲收到马绍愉的书信，阅毕，随手放在书桌上，他的仆人以为是普通塘报，不经意地交给塘报官传抄，导致特级机密轻易泄露。马绍愉的这封信透露了谈判的细节：“（马）绍愉见憨（按：即汗，指皇太极），讲好索金三十万、银二百万，已许金一万，银一百万，憨尚不肯，决要金十万，银二百万。不从，即发兵，你家所失岂止此数！”朝廷上下由此窥知明朝使节如此低声下气，清朝方面如此肆无忌惮，以发兵相威胁，大大有损天朝上国尊严，是可忍孰不可忍？兵科给事中方士亮上疏，谴责兵部尚书陈新甲眩惑人心：“各地塘报皆上闻后发科传抄，今忽有此报，伪耶？兵部不宜为此眩惑人心；真耶？则陈新甲主和辱国。”

此论一出，朝廷上下顿时沸沸扬扬，以为“主和辱国”，奋起声讨陈新甲，大义凛然宣示：“堂堂天朝何至讲款！”纷纷要求皇帝从严惩治陈新甲。在这种形势下，内阁首辅周延儒左右为难，他知道得一清二楚，是皇帝授意陈新甲“可款则款，不妨便宜从事”，没有料到秘密泄露，遭到舆论猛烈抨击。如果他附和舆论，势必得罪皇帝；如果挺身反对舆论，势必成为众矢之的。唯一的上策便是保持沉默，史家评论道：“时言路方攻本兵陈新甲，故（周）延儒缄口不敢异同，又以脱后罪也。”

内阁首辅周延儒不肯承担责任，一切压力都落到皇帝身上，人们睁大眼睛看皇帝如何表态。朱由检犹豫不决了，一向刚愎自用的他，此时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阐明“款建虏以剿寇”的道理，不得已改变初衷，屈从舆论。他的初心，是想秘密媾和，减轻北边压力，集中力量对付李自成、张献忠。力主和议的谢陞、陈新甲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和谈刚开始，谢陞就向言官透露消息：上意主和，诸君幸勿多言。言官们一听，惊骇不已，交章弹劾谢陞妄言。皇帝只得把谢陞革职，以平息舆论，不至于干扰秘密媾和。朱由检再三强调保密，无异于耳旁风，官场中有哪一件机密可保不泄露的？外廷渐渐风闻此事，屡屡捕风捉影地争论，苦于抓不到真凭实据，徒唤奈何。这次拿到马绍愉信件，铁证如山，于是压抑已久的怒火喷涌而出，言路沸腾。

给事中方士亮第一个出来弹劾陈新甲，朱由检恼怒得很，把奏疏压下不发，严厉谴责陈新甲，其意图不言自明，要陈新甲主动承担责任。陈新甲自以为是按照皇帝旨意行事，有恃无恐，不但不认罪，反而自以为有功于国家。他写了洋洋洒洒的申辩书，把秘密媾和的来龙去脉和盘托出，多次引用皇帝圣旨，无异于向人们暗示：他并非自作主张。

陈新甲一向聪明干练，时人心目中，此人才品心思与杨嗣昌酷似。因而颇受皇帝宠信，李长祥写道：“兵部尚书陈新甲久历边情，帝宠甚，每召对，议封疆事甚秘。时首辅周延儒亦宠甚，帝召对新甲，则首辅不与焉。旧制，上与枢臣秘议，诸廷臣屏去，惟司礼监太监与首辅在。至是，则首辅并不得与矣。延儒莫测其何故，自失意。延儒素赂通宫掖，探帝有手敕三次秘赐新甲，于是诱新甲长班之为新甲近习者，私之与银五十两，曰：‘若得三敕见，则再与如其数。’长班诺去，盗透新甲扃钥，取三敕献延儒，延儒乃知其为和边也，遣长班去，住敕且次日来。及旦，长班来，延儒不与，故怒曰：‘何曾有他物在我处？乃妄扰我，当闻之尔官重罪尔也。’长班惧奔去。延儒得手敕，奏事略露其敕中语，帝默然。帝与新甲秘议，谓新甲无泄。至是疑新甲泄，怒起入宫，即追取前敕。新甲索之不得矣，新甲窘困。”陈新甲受内阁首辅嫌隙，又得罪了皇帝，不知收敛，聪明反被聪明误，企图委过于皇帝，聪明过头，把自己逼上了绝路。

皇帝当然不会主动承担责任，必须杀人灭口。七月二十九日，陈新甲被逮捕入狱。直到此时，他才恍然大悟，自知不免于一死，继续耍弄小聪明，嘱咐家人用重金封堵言路，贿赂倡议必杀的给事中廖国遴、杨枝起、光时亨、倪仁祯。这四名言官受到贿赂后，论调大变，奔走于刑部侍郎徐石麒处，力争陈新甲必不可杀。

署理部务的刑部左侍郎徐石麒（初名文治，字宝摩，号虞求，浙江嘉兴人），为官正直清廉，秉公执法，不为舆论所左右。他不但不听廖国遴等人的游说，反而历数陈新甲的罪状，以为非杀不可。他援引前朝事例：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兵临北京城下，兵部尚书丁汝夔听从严嵩主张，主和而不主战，被处死刑；万历二十五年，兵部尚书石星指使沈惟敬与日本和谈，坐误战机，判处死刑。徐石麒振振有词地说：“俺答阑入，而丁汝夔伏诛；沈惟敬盟败，而石星论死，国法炳如。后此纲纪陵夷，沦开（原）陷沈（阳）覆辽（阳）蹙广（宁），仅诛一二督抚以应故事，中枢率置不问。故（陈）新甲一则曰有例，再则曰有例者，此也。不知亲藩膏刃，百城流血，（丁汝）夔（石）星之罪若是烈乎？《春秋》之义，人臣无境外之交。战款二策，古来通用，然未有身在朝廷不告君父，而专擅便宜者。辱国启侮，莫此为甚。”《明史》的说法由此而来，讲得更为清楚：“兵部尚书陈新甲下狱，朝士多营救，石麒持之曰：‘人臣无境外交，未有身在朝廷不告君父，而专擅便宜者。新甲私款辱国，当失陷城寨律，斩。’”徐石麒是一个古板官僚，拘泥于《春秋》“人臣无境外之交”的古训，讲得头头是道。但是他并不知道内情，谴责陈新甲“不告君父”、“专擅便宜”，实在是冤哉枉也。皇帝明明亲口对他说“可款则款，不妨便宜行事”，何专擅之有？

皇帝总是永远正确的，看了徐石麒的奏疏，以为定陈新甲“专擅议款”罪似乎不妥，他心中明白这不是事实，大笔一挥，批示道：“陈新甲失事重大，法无可宽，但引律尚属未确，可另行复拟即奏。”徐石麒心领神会，另行改判陈新甲罪状：陷边城四，陷腹城七十二，陷亲藩七，从来失事未有之奇祸。当临敌缺乏，不依期进兵策应，因而失误军机者斩，决不待时！皇帝立即批准，不给他留下声辩的机会。内阁首辅周延儒当面向皇帝求情：“国法，敌兵不薄城，不杀大司马。”皇帝反驳道：“陈新甲职任中枢，一筹莫展，致令流贼披猖，戮辱我七亲藩，不更甚薄城？”

大臣们以为陈新甲专擅议款，当斩。皇帝偏偏说，他任兵部尚书期间七名藩王被戮，当斩。只字不提秘密媾和之事，可见他并不认为和谈足以构成罪状；然而秘密泄露引起轩然大波，非杀不可。对于陈新甲之死，后人议论纷纭，视角各有不同。

文秉说：“新甲四川人，由举人历任本兵，盖杨嗣昌荐以自代，为款局地。上亦知边防不足恃，姑借款以暂纾目前。后以傅宗龙言，召新甲切责，谢陞独进曰：‘清果许款，款亦可恃。’于是遣马绍愉往建州……马绍愉匍匐窜归，科道诸臣恶其辱国，连疏纠之，并尽列新甲奸罪。上虽怒甚，隐忍未即发。适新甲有疏，细陈款事颠末，内多援引圣谕。此疏误为书役发魁抄传。兵科某据疏纠参，上意新甲见卖，下严旨切责，且责令回话。新甲具疏回话，绝不引罪，反自诩其功，有某事人以为大功，而实臣之大罪等语，不一而足。上愈怒，着革了职，刑部提问。部引失陷城寨律斩。宜兴（周延儒）、井研（陈演）合词求免，以北清未薄城为言。上曰：‘陈新甲职任中枢，一筹莫展，致令流贼披猖，戮辱我七亲藩，不更甚薄城乎？’遂奉旨陈新甲着即会官斩决。”

谈迁说：“陈司马甚辩有口，颇谙疆事，羽书狎至，裁答如流，案无留牍，后人莫之及。其祸兆于主款。时天子亦心动，不欲外著。宜兴（周延儒）预其谋，而又避之，听至尊自为计，事成则分其功，事败则委之司马（陈新甲）……大臣不深为社稷虑，惟私旨是徇，鲜有不覆者，况抢攘危急之秋哉！”

王世德说：“先是，新甲密建和议，撤关宁劲旅，并力剿贼。辅臣泄其语，科道交章参劾，遂杀之。新甲枢臣最有谋略者，一榜（应为乙榜）出身，为众所忌，功未成而被戮，伤哉！”

以上三人所论，或多或少对陈新甲有所同情，似亦在情理之中。史惇则把陈新甲之死归咎于“东林震主之威”，有点匪夷所思：“陈方垣新甲，壬子乙榜，久任边道。后升宣大总督，召对称旨，拔为中枢，一切边墙要害，兵马钱粮，将官贤否，如指诸掌。此才若在国初，亦东杨之流亚也。卒以不经会推，东林目为皇上私人，百计杀之而后止。致使留身独对之谋，先帝（按：指崇祯帝）亦不敢自认焉。东林震主之威，古今所无也。总之，门户把持，断无有以大僚要路予乙榜者，唯当事岩疆以备风浪耳，至中枢一席显名厚实，与太宰等，而肯使非其种者久居其地乎？且为不杀之不足以见吾党之作用，与夫皇上不足恃也。”

陈新甲之死的冲击波，不可小觑，以至于功过是非议论蜂起。陈新甲作为兵部尚书，在中原战场与辽东战场的战略决策，确有重大失误，但不足以构成死罪，置他于死地的是奉旨秘密媾和，这不能不说是那种制度那个时代的悲剧。平心而论，皇帝授权陈新甲与清朝秘密媾和，在当时内外交困形势下，不失为一时权宜之计，对内对外都利大于弊。一些大臣不了解全局又不明真相，死抱住堂堂天朝的尊严不放，反对与清朝媾和，使得颇有主见的朱由检也不敢理直气壮地力挽狂澜。经过此番风波，明朝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抉择中，已经无牌可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