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史—— “有斩督师献者，赉白金三钱”

已经退休的内阁辅臣、四川巴县人王应熊，对家乡的战况牵肠挂肚，写信给杨嗣昌询问，言辞中带有责备意味。杨嗣昌不敢得罪这位老前辈，他的回信写得很巧妙。先是说自己力小任重，犹如螳臂当车，幸亏仰仗老先生大庇文武将吏戮力行间，张献忠、罗汝才等巨凶，已经渐见窘迫。接下来笔锋一转，追问为何“兵连祸结犹未释也”？原因在于四川官员与军队无能。他在信中写道：“第贼向在秦楚之间，不佞檄贵乡将士迎头截杀，拒之境外而不能；继则贼逼境上，只令乘边守险，扼其仰攻而又不能。以故众贼群向惟蜀之归，不得不调客兵降将代为贵乡驱除，万万非得已也。”然后把王应熊抛过来的问题顶了回去：“读老先生垂训，俱切不佞隐忧，不禁惶汗之淋淋下耳。然有病无药，终难奏功。老先生医国之手，肯就贵乡而先药起之，何如？何如？”

情况确实如此，四川主兵无能，只得征调客兵。客兵在后面追击，如果主兵在前面坚守，形成一个包围圈，就有歼灭的可能。无奈主兵既不能阻击又不能守险，客兵又三心二意，不愿过于深入，名副其实的驱逐而已。这就给张献忠一个机会，与罗汝才会合，在四川东部边界大昌县附近的土地岭，一举挫败官军。当时只有左良玉的偏将张应元、汪云凤孤军作战，贺人龙、李国奇在别处隔岸观火，致使张应元、汪云凤全军覆没。后人评论道：土地岭之败是蜀中大乱的开始。

皇帝接到杨嗣昌弹劾郑崇俭的奏疏，获悉郑崇俭抽兵回陕是导致土地岭兵败的主因，立即下旨把他革职查办，任命丁启睿代理陕西总督，指示陕西巡按御史核实郑崇俭生病究竟是真是假。

无能的邵捷春，比托疾的郑崇俭更糟糕。杨嗣昌原本想把张献忠、罗汝才围歼于湖广、四川边界的竹山、竹溪、巫山、大昌、大宁之间，怎料土地岭大败，张献忠、罗汝才直逼大昌。

崇祯十三年九月初一日，杨嗣昌写信给邵捷春，四川并非无兵可用，乃是一向鼓舞不至：“不佞已抵巴东，距巫山咫尺矣。闻贼在木瓜溪、秦罗坪等处，尚未移动，即小小敛退，必蓦头再闯，万万无疑。不佞初意本不带一兵，此时即调兵亦有不及，所恃者全蜀土地人民之广大，汉彝杂处之枭雄，岂无可用兵将？或向来鼓舞之不至耳。”随即与他商量用兵事宜：“今请借台下前箸深筹，满盘彻算，以何兵主战，何兵主守？战兵如有不足，作何征调？守兵如有不密，作何补苴？”邵捷春竟然一问三不知，而且在大兵压境之际，借口大昌的上马渡、中马渡、下马渡水浅地平，难以坚守，擅自退守水寨观音岩，作为第一道防线，命部将邵仲光守卫，又在夜叉岩、三黄岭、磨子岩、鱼河洞等处各分兵三四百人守卫。杨嗣昌的监军万元吉认为兵力过于分散，建议收缩防线，邵捷春固执己见。

九月初九日，张献忠率军进抵渡口，轻取上马渡、中马渡、下马渡，进攻观音岩，守将邵仲光逃跑。张献忠从观音岩、三黄岭等处突破大昌县的防线。杨嗣昌赶到巫山，用尚方剑处斩邵仲光，也无力改变败局。张献忠、罗汝才越过大昌，直插开县、达州，势不可当，如入无人之境。皇帝接到败报，立即下旨逮捕四川巡抚邵捷春。邵捷春匆匆向接替者廖大亨办理移交手续，便被押解而去。抵京后，下狱论死。他自知难逃一死，次年八月，在狱中服毒自杀。

十一月，杨嗣昌赶到重庆，下令各路将领会师，扭转败局。各路将领却按兵不动，虚与委蛇。

张献忠攻打汉州、中江，席卷什邡、绵竹、安县、德阳、金堂，所向披靡。守军纷纷“空城而遁”，于是乎“全蜀大震”。《明史·杨嗣昌传》如此描写当时兵败如山倒的情景：“十一月，嗣昌至重庆，贼攻罗江不克，走绵竹。嗣昌至顺庆，诸将不会师。贼转掠至汉州，去中江百里，守将方国安避之去，贼遂纵掠什邡、绵竹、安县、德阳、金堂间。所至空城而遁，全蜀大震。贼遂由水道下简州、资阳。嗣昌征诸将合击，皆退缩。屡征良玉兵，又不至。贼遂陷荣昌、永川，十二月，陷泸州。自贼再入川，诸将无一邀击者。嗣昌虽屡檄，令不行。”皇帝钦定的督师辅臣，竟然如此号令不行，威信扫地，着实令人惊讶，预示着杨嗣昌的下场不妙。

黔驴技穷的杨嗣昌想用策反手段分化瓦解，宣布赦免罗汝才等人，愿意投降者授予官职，唯独张献忠不赦，有能擒斩张献忠者，赏银万两。更加令人惊讶的是，当这个榜文四处张贴后，杨嗣昌的行营衙门从正厅到厨房，到处张贴张献忠的传单，上面写着：“有斩督师献者，赉白金三钱。”杨嗣昌看了自己被悬赏斩首的传单，惊愕不已，怀疑左右都是张献忠的间谍。军事攻势与宣传攻势的双重失败，使杨嗣昌苦不堪言。

崇祯十四年正月十四日，杨嗣昌上疏，名为请罪，却不检讨自己，一则强调蜀道难：“亲见随行步兵跋涉之苦，马骡倒损之多。臣亦心忧身病，憔悴支离，无复人理。始知蜀道之难，果难于登天也。”再则埋怨蜀兵无用：“日望官兵一战之捷，挫贼狂锋，蹙之遄死。岂期蜀兵之脆，将领之愚，至不堪言……皆行无哨探，止无营垒，梦梦焉如寻常走路，掉臂遨游。”三则指责外来的客将不会打仗，“亦不提防贼‘打倒番’，而先胜后败，得不偿失”；却骄傲轻敌，“备询阵前目击之人，皆言：我将我兵视贼太易，恨不徒手擒来献功；而不知贼入至此，无生之路，有死之心，拼命狠冲，在我数家之兵不能统一坚固”。四则强调张献忠、罗汝才之兵数量虽少，却至精至悍，难以对付：“而此无多之贼，人人视之甚易者，临阵杀之甚难。盖此渠魁中之渠魁，凶狡中之凶狡，二十年来练成至精至悍，不死不降。”虽然列举了五条罪状，仅仅承认“不能躬亲临阵与决雌雄，以争一旦之命，而报明主之心”而已。对张献忠心有余悸，杨嗣昌原先的锐气早已荡然无存。

皇帝要他戴罪自赎，他向皇帝辩解：嗣昌用兵一年，未能荡平，并非谋虑不长，而是操心太苦。天下事总挈大纲容易，独周万目很难，况且敌情瞬息万变，数千里征战机宜尽出嗣昌一人，文件往返动辄旬月，坐失时机，无怪乎经年不胜。他终于体会到，在前线指挥作战，比在京城坐而论道难多了，何况下属将领个个都是酒囊饭袋，只有他一个人在苦苦操心。他毕竟是一介书生，积习难改，每天常与幕僚饮酒赋诗，见到蜀中旖旎风光就流连忘返。他皈依佛门，视《华严经》为法宝，说它可以“诅蝗已旱”，叫地方官如法炮制，还自鸣得意上报朝廷。朝中诸公听说此事，无不哀叹：“文弱其将败乎？拥百万之众，戎服讲经，其衰已甚，将何以堪！”如此这般衰败模样，还要一手操纵征战，无怪乎人们要批评杨嗣昌：“军行必自裁进止，千里待复，动失机宜。”监军万元吉、总兵左良玉、贺人龙，与督师辅臣有嫌隙，主张稳扎稳打，向杨嗣昌建议：军心不一，未可以战，应当令前军跟踪，后军为继，中军从间道扼归路。杨嗣昌不以为然，反对分军示弱，继续采用尾随紧追战术，行军于山谷风雪之中，疲于奔命，将士怨声载道：“想杀我左镇，跑杀我猛镇。”

张献忠采用“以走制敌”的战术，从崇祯十三年八月夔门击败张应元、汪云凤，到崇祯十四年一月开县黄陵城击败猛如虎、左良玉，半年内几乎跑遍大半个四川，北到广元、昭化，南到泸州、南溪，东到巫山、夔门，西逼成都。杨嗣昌在后面苦苦追赶，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还是相隔三天路程。张献忠在军营中乘着酒兴，顺口溜出一首打油诗：

前有邵巡抚，常来团转舞。

后又廖参军，不战随我行。

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

杨嗣昌的尾随战术终于出现了危机，导致洛阳陷落福王被杀，襄阳陷落襄王被杀的严重后果。杨嗣昌对此并非毫无察觉，多次哀叹力不从心，十九次下令调左良玉东行，左良玉不肯应命，坚持认为“贼必入秦”，径自从襄阳西上郧阳、均州而去。而地方官也都以为左良玉应该西行，没有一个人要他东行，令杨嗣昌痛心疾首：“是则大祸之来，非关天数，全由人事之乖舛耳。本阁部言及于此，又复呕血伤心，痛悼何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