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史—— “剿兵难撤，敌国生心”

杨嗣昌正在集中精力实施“四正六隅”“十面张网”战略时，朝廷愈来愈感到“寇”与“虏”内外交困的压力，不得不反思“必安内方可攘外”的方针。崇祯十一年（1638）三月初十日，杨嗣昌回应廷臣的疑虑，谈及当前内外交困的形势，把它与宋朝相比拟，重申自己的观点，主张给予北方的封疆大吏便宜从事的大权，“抚赏敌国”，“暂弭大患”，待到平息中原盗贼之后，再来“恢复祖宗疆土”。他在奏疏中着意强调对满洲战争二十年，劳民伤财，一事无成：

以臣思之，边烽发难二十年，国家用兵二十年，雄边健儿尽膏白刃，中原赤子尽化潢池，亦二十年于兹。上自宫府盖藏，中而有司积贮，下至亿万生灵，一钱半菽付之逝水亦二十年。其中智者运谋，勇者效力，谁不曰灭此而朝食哉！要归其实，不过耗巨万万财，屠巨万万人而已……然己巳（崇祯二年）、丙子（崇祯九年）边烽两逼陵京，深入畿南重地，吾皇焦劳五位，筹画万方，去亲征相间几何？其仅仅俘掠饱飏，别无盘踞之志。乃我圣神之福德，国家之幸事，未可狃之以为常也。今若不顾民穷财尽，盗贼蜂起，中原南服，根本虚摇，而必以剿敌为事，今日增兵，明日措饷。耗累巨万万财不已，又以新财续旧财；屠累巨万万人不已，必以后命填前命。是即谓之孤注。

既然如此，那么计将安出呢？他给出的答案是微妙的“抚赏”二字：

眼前未见，必有驯至之时；当身不任，必有接手之祸。而为臣子且求敷衍此日，待其驯至，付之接手何人？此乃万世罪魁，狗彘不食……中国外国，决然不能相无；抚赏机权，灼然不容偏废。通此一路，俾边臣得假便宜，暂弭大患。待数年之后，敌国渐衰，而我中原盗贼止息，氓庶安生，钱粮不苦于沃焦，甲士不忧于呼癸，然后奉将天威，大彰挞伐，以恢祖宗之疆土，以偿积岁之逋诛，似乎亦未为晚。

杨嗣昌的意思，不妨给封疆大吏“便宜”大权，向满洲方面做些让步（他称为“抚赏”），不仅给予金钱，还可以割让一些疆土，达到“暂弭大患”之目的。由于牵涉边臣的“抚赏机权”过于宽泛，皇帝没有表态。

杨嗣昌为此继续向皇帝兜售他的“抚赏”设想：“昨边烽款宣，因建义州之说，欲权宜诱詟于辽，使我蓟（镇）宣（大）之长边不扰，陵京之重地无虞。然后撤内备以增练关门之骑兵，办轻装以张捣辽沈之声势，而我腹心之祸以边尘不耸而次第消除，根本之摇以枝叶无伤而仍还巩固。虽狗马迂愚，未能尽当圣意，而实为宗社生灵永久之计，非苟且目前已也。”皇帝似乎有点松口，倾向于杨嗣昌的“抚赏”设想，但是关照，务必保密。他的圣旨写道：“奏内事机，着该抚监便宜酌行，不许抄传。”他的意思很清楚，即使给边臣“便宜”大权，“抚赏”之事也应该悄无声息地进行，只做不说。

五月初三日，皇帝在中极殿召见大臣，要他们就安内与攘外这个棘手问题，出谋划策。他采用类似殿试的方式，提出一个问题，要大臣们当场写出对策。皇帝提问：“年来天象频仍，今年为灾甚烈，且金星昼见，已逾五旬。将谓主兵耶？今方在用兵，四月山西大雪，冻毙人畜，将谓边地耶？然时已入夏，何所致欤？朝廷腹心耳目托寄臣工，今应担当者嫌怨在念，司举劾者情贿系心，以致嚣尤易起，直枉难分，何所凭欤？钦限屡违，寇尚未灭，处分则剿局更张，再宽则功令不信。况剿兵难撤，敌国生心；边饷欠多，蠲留未已。民贫既甚，正供犹难；侵剥旁出，如火益热。至于重利尚欺，分畛去公，近多比比。即有操守清谨者，又自傲睨，遂非必也，俱令处置得宜，禁戢有法。卿等忠能体国，才足匡时，其悉心以对。”从天变谈到战争、吏治、民生，中心思想是八个大字：“剿兵难撤，敌国生心”，也就是说，如何兼顾安内与攘外？

其他大臣的对策答卷写得如何，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唯独兵部尚书杨嗣昌的答卷激起了舆论的非议。向来以才思敏捷著称的杨嗣昌，当场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策论，顺着皇帝的思路，从天变破题，然后引经据典，列举历史上虽有天灾却不曾引来政局动荡的事例，侃侃而谈。他援引的几则典故，带有明显的影射现实意味。比如，杨嗣昌举例说，东汉建武二十三年（47）三月，月食火星，当年无事；次年，匈奴八部大人呼韩邪单于向汉朝求和，光武帝把此事交给公卿讨论，公卿们都以为天下初定，中国空虚，夷人情伪不可知，不能答应议和。五官中郎将耿国力排众议，引汉宣帝故事，主张接受单于的议和请求，以利于完复边郡。光武帝采纳这一主张，终于实现与匈奴的和好。又比如，杨嗣昌说，唐宪宗元和七年（812）正月，月食荧惑，当年魏博镇田兴来降，李绛请求“推心抚纳，结以大恩”。唐宪宗采纳此议，派遣知制诰裴度至魏博镇宣慰，犒赏军士，柳州百姓减免一年赋役。再比如，杨嗣昌又列举一个相反的事例：宋朝太平兴国三年（978）七月，月食荧惑，次年兴师讨伐北汉、出征契丹，连战连败。宰相张齐贤说：“圣人举事，动出万全，必先本后末，安内养外。”

杨嗣昌以古喻今，目的依然是“必安内方可攘外”，所以他说：“窃臣前因奏对援引不伦，只今束躬待罪，何敢复称汉唐宋之言？第缘伏读谕旨，至尊独自忧天，群臣听从其便，狗马惶汗欲死，不敢不述鄙闻，仰慰圣怀万一。”他谈历史目的在于为皇帝排忧解难，解决现实问题。此后几天，他陆续上疏表明态度，颇以忠心耿耿自诩：“追维十一年，以枢曹事皇上者，济济多贤。臣才力不及梁廷栋，学问不及熊明遇，练达不及张凤翼。而一点痴肠，勉担大事，嫌怨不避，罪眚不辞，窃不在诸臣之下。今从前无一毫可论，仍烦向后杞忧不止，就事论事，而又何用虚拘，以误邦政，以郁人心为也。”显然是在为他的“抚赏”满洲主张辩解，并非为了私利，而是为了不误“邦政”，才“勉担大事”，所以不避嫌怨，不辞罪眚。几天之后，他再次解释“抚赏”乃是安内攘外的必要手段：

缘臣积年思算，烽（指满洲）若狡窥，我谋制驭，惟有关宁大练战兵轻骑五万，堪以不时出塞，声张捣巢，斯彼不敢远离窟穴，越犯蓟宣。乃我平平稳稳堂堂正正之着。但欲行此着，必须撤去近畿稍缓之兵，而后可以并力关宁，又必削平中原蔓延之寇，而后可以宿储供亿。计及于此，则必假西目之市，缓边烽之来。使数年不犯，而后我之贼乃可平，兵乃可练。其时鲁市即变，边烽即来，而我不患无以待之。较之今日中原残破，赤子疮痍，禁旅边兵皇皇内调，犹恐不能尽贼者，心思孰暇孰不暇，气力孰整孰不整，不待智者而知也。

杨嗣昌果然是“一点痴肠”，“嫌怨不避”，他的大胆言论一出，朝廷上下舆论哗然。中国的传统政治历来讲究夷夏之辨，注重以史为鉴，明朝君臣对于宋朝处理与辽、金的关系频频失误十分敏感，因此对清（崇祯九年〔1636年〕满洲改国号为“清”）的议和，一直讳莫如深。杨嗣昌时而用隐晦曲折的言辞，时而用直截了当的话语，宣扬对满洲议和，以实现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这是注重夷夏之辨的官员难以接受的。工科都给事中何楷（字元子，漳州镇海卫人）、南京御史林兰友，接连予以抨击。何楷的言论最有锋芒。他在题为“敬天以实不以文”的奏疏中，指责杨嗣昌屡屡援引历史典故别有用心：“嗣昌引建武款塞故事，欲借以伸市赏之说也；引元和宣慰故事，欲借以伸招抚之说也；引太平兴国连年兵败故事，欲借以伸不敢用兵之说也。其附会诚巧。”殊不知皇帝对于杨嗣昌的主张早就心领神会，驳回何楷的奏疏，批了八个大字：“枢臣不必深求，钦此。”

有恃无恐的杨嗣昌在答辩奏疏中，只字不提何楷所说的“欲与清人互市封赏”“不可对外用兵”，而在别的问题上大做文章。

一则说：“臣引建武、元和等事，皆汉唐信史，岂科臣言之则是，臣言之即非乎？”

再则说：“臣受主上恩深，忝负兵戎重寄，孤行一意，危祸多端，臣不敢避，不能避也。第以狗马愚忠，借之挑激发难，仰恃圣鉴洞明，容有未忍。”

三则说：“钦奉明旨，怜臣‘不必深求’，臣恐深求者方从此始，臣不知死所矣。”

可见杨嗣昌不仅主张攘外必先安内，而且主张为了确保安内，不妨暂时对清议和，对此他信心十足，丝毫不做洗刷。而这一点正中皇帝下怀，他在五月二十一日圣旨中，明确表示：“卿奏原自明悉，不必更剖。”几天之后，皇帝就提拔他为内阁大学士，表示对他的有力支持。当时的翰林院检讨杨士聪在评述崇祯朝掌故时说：“嗣昌此疏，论者谓入相之机括。”可谓一语中的。因此政治谣言也随之而来，说皇帝允许杨嗣昌、高起潜（辽东监军太监）、方一藻（辽东巡抚）“款边之议”，秘密发送黄金八万两、白银十余万两云云。这当然是捕风捉影的无根之谈，但是连侍郎王铎似乎也相信有“金缯和亲”之事，这使杨嗣昌愤懑不已。他向皇帝声辩，希望皇帝辟谣。他的奏疏写道：

臣昨见侍郎王铎有“抚彝（夷）关系甚重”一疏，中间“金缯和亲”等语，为明旨所驳，臣不胜惊疑。因访知，日来长安有一种横议，不知起自何人，缙绅萌隶无不遭其蛊惑，虽知臣信臣有如王铎，而亦汲汲乎出此疏，盖欲深救臣失也。

臣闻横议曰：皇上允臣及高起潜、方一藻款边之议，密发黄金八万两、白银十余万两，运送外国去矣。惟臣等三四人知之，外廷不得知，内阁诸臣亦不得知，所以破格用臣入阁办事，专为成此一款之意。

臣不胜愤叹，为此议者诚不知其何人，而缙绅萌隶亦自有耳目，自有心知。金银一二十万，从何时发出？于何路运行？岂肩挑背负、袖笼襟掩而去耶？说鬼说梦，人犹诧之，如此鬼梦必无之事，而说之于人，遂尔深信不疑，远腾近布，何其异也！

皇帝自然心知肚明，从未有送黄金白银之事，回应道：“览奏，横议无根，转相摇惑，深可诧憾。事理本明，何待发疏始白！以后再有捏造讹传的，着内外缉事衙门密访指参，必置重典。”

送黄金白银确实是政治谣言，不过造谣与辟谣本身，却大可玩味。造谣者出于对“抚赏”的反感，辟谣者出于对“抚赏”的心虚，两者交互作用，把它推向了风口浪尖，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稍有风吹草动，便会引起轩然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