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史—— 与清的议和尝试

谈迁如此评论杨嗣昌：“星历之学非杨嗣昌所谙，而推言之甚详，意专为建虏（满洲）而发，力主市赏。”实事求是地说，对清议和，并非杨嗣昌的创见。从天启末崇祯初以来，明朝与清方面的议和尝试始终没有间断过。

天启七年（1627）十月，朱由检即位不过两月，皇太极就委托漠南蒙古敖汉部都令喇嘛捎信给明朝廷，提议双方议和。以后皇太极多次发出同样的信息。一是写信给宁远总兵祖大寿，表示“欲通两国之好，共图太平”，准备派遣使节与喇嘛前往北京，祭奠已故皇帝，祝贺新君即位；二是写信给督师袁崇焕，明确表示“我欲罢兵，共享太平”之意。由于皇太极所提条件过于苛刻——以大凌河、三岔河为双方边界线，袁崇焕断然拒绝，并未报告朝廷。崇祯五年（1632），皇太极远征察哈尔部，写信给明朝边防官员，再次表示议和意向：“我今开诚相告，惟愿两国和好，戢兵息战。”并与宣府巡抚沈启时签订盟约：“明与满洲二国共图和好，谨以白马乌牛誓告天地”；“两国若遵守誓言，交好勿替，天地眷佑，世世子孙长享太平。”朝廷本来知道此次和议，因朝中大臣议论纷起，不得不把沈启时革职，以平息舆论。看来议和是双方共同的意愿，而明朝方面相当多的保守官僚，以天朝大国俯视藩属小邦的态度，不愿放下身段，成为和议的最大障碍。

杨嗣昌出任兵部尚书后，集中全力平定内乱，倾向于向满洲释放和议的试探气球，以缓和北方边境压力。辽东巡抚方一藻遵循朝廷的意思，派遣一名算命先生周元忠，到满洲去试探口风。皇太极以为有诈，一些明朝投降过去的官员判断，此人大有来头——“必经奉旨”，应该认真对待。周元忠受到了使节礼遇，表明和议意向。事实证明他们的判断是有根据的，方一藻与高起潜一直与朝廷保持密切联系，史书记载透露了这一点：“甲申，（方）一藻又奏：（周）元忠至彼馆，待如礼，已遣人报其主矣。如有确议，即撤兵东归。”杨嗣昌在北京遥控指挥，向皇帝报告：“今据辽东抚监高起潜、方一藻密奏，前因是臣苦于无策者，而该抚监已有其策，即臣前策义州之说未遽可用，而今该监抚用之，必有其机。就其所与瞽人周元忠谕帖，以归我人土，安静不犯。责之彼，未必能全应，而其或应或否，不免借此为讲詟之端。但使之讲于辽（东），勿讲于宣（府），则机权在我，运用稍闲，不致频年岌岌为闯陵京、掠畿辅之忧。而我得以其暇，尽平流寇，抚绥中原，使疮痍涂炭之民，越数年而有起色，则得算不啻已多，所全不啻已大矣。”由此可见，皇帝也是知情的，在三月二十九日的圣旨中，特别关照悄悄地干：“奏内事机，着该抚监便宜酌行，不许抄传。”

方一藻派遣的使者周元忠回到宁远，带回皇太极致太监高起潜的信函，其中提到：“仍沿讲款（议和），若不许，夏秋必有举动”，话语中带有威胁成分，如果议和不成，只有兵戎相见。方一藻恐怕朝廷有所反感，用委婉的语句表达：“势危兵弱，边腹交疲，绝款（拒和）尚宜详酌。”而在给杨嗣昌的私人信件中说得比较明确，极力主张“议和消祸”。杨嗣昌随即报告皇帝，对方一藻的议和主张加以说明：御边之策唯有在山海关宁远练兵五万，不时声张捣巢，使彼不敢远离窟穴，越犯蓟镇、宣府。但是，欲行此策，必须以削平中原蔓延之流寇为前提。如果现在实施开市议和的权宜之计，使满洲铁骑三年不来，集中兵力平定流寇，而后再并力关宁，才是平平稳稳堂堂正正之道。为了防止言官出面反对，杨嗣昌批评言官只负言责，很少考虑兵部的艰难处境，所以对皇帝仅仅批示方一藻、高起潜“细酌”，感到不足以压制舆论，一定要皇帝“圣鉴允行，边臣乃敢从事”，不然的话，方、高二人即使有深筹密酌，未及施行，而议论已随之而起，叫他们如何措手足？

到了六月，皇太极屯兵大青山，派人向方一藻催促议和。方一藻转告朝廷，鉴于敌强我弱，不妨援引隆庆年间“俺答封贡”故事，双方议和。廷臣获悉此事的幕后策划者是杨嗣昌，舆论哗然。兵部职方司郎中赵光抃（字彦清，江西九江人），连上两份奏疏，抨击他的顶头上司杨嗣昌，极力主战，反对议和。

既然廷臣已经知晓他是幕后策划者，他不得不做一些辩解。先是赞许赵光抃奏疏写得不错：“窃臣连日在寓接得职方郎中赵光抃‘敌谋益狡，敌书悖谩’一揭，读之数十百过，以为如此条奏，既以奋扬国威，振起边弊，更可参同时论，止息群嚣。”虚晃一枪之后，他坚称自己也主战，与赵光抃没有分歧：“臣踌躇数四，以为战乃边方之本事，主战中枢之正理。国家岁费数百万金钱，养沿边兵马，不战何为？此不须再议者也。”他认为，由于不了解情况，赵光抃的奏疏属于揣疑之论：“臣之本谋，原无主于不战之说也。但向来条奏关系机密情形，多因红本（秘密奏疏）下部，未敢发抄，故外间不知，疑揣过甚。”他索性直言不讳，亮明自己的观点：“窃以为，中原寇盗不早驱除，即御边，终属第二义。而御边者，御之于藩篱之外，虽不战而款，犹为胜算；御之于门庭之内，虽百战百胜，只属危机。今言战言守，非不盈庭，问谁执其咎？恐俱扪舌而退耳。”他举例说，前年秋天，满洲军队进入内地，那时焦劳者只有皇上，死事者只有张凤翼。边烽深入，生灵涂炭，大家都冷眼旁观。如果策划一事，局外人怀疑，局内人也怀疑，还有什么成功的希望？

杨嗣昌不喜欢高谈阔论，他的立场似乎更迁就现实，但是人们并不买账。六月十八日，皇帝提名杨嗣昌与程国祥、蔡国用、方逢年、范复粹一起入阁，反对杨嗣昌的声浪达到高潮。影响最大的声音，来自声名显赫的儒臣、詹事府少詹事黄道周。

此前，黄道周连上三份奏疏：其一，杨嗣昌不当夺情入阁；其二，辽东巡抚方一藻“抚赏”满洲，与先前“俺答封贡”不同，不得引为借口；其三，不得又夺情起用陈新甲为宣大巡抚，如无人肯往，臣愿任之。表面看来是反对“夺情”，其实是反对与满洲议和的主张，他在奏疏中说：“天下无无父之子，亦无不臣之子……即使人才甚乏，奈何使不忠不孝者连苞引蘖，种其不祥，以秽天下乎？嗣昌在事二年，张网溢地之谈，款市乐天之说，才智亦可睹矣。”所谓“款市乐天之说”，就是与满洲议和的主张。联系到他弹劾方一藻奏疏，“力诋和议之非”，其用意已经不言而喻了。黄道周本着儒家政治伦理，极其排斥与外夷议和，毫无商量余地。他说：“无论建虏（满洲）必不可款，款必不可成，成必不可久。即款矣成矣久矣，以视宁锦遵蓟宣大之师，何处可撤？而遽谓款建虏之后，可撤兵中原以讨流寇，此亦不思之甚矣。”立场鲜明地反对杨嗣昌与满洲议和的主张。

围绕是否与满洲议和，对立的两派已经剑拔弩张，皇帝不能再沉默了。七月五日，他在平台召开御前会议，统一思想。参加者照例有内阁、五府、六部以及其他部门首长，还特地召来了黄道周。杨嗣昌因为遭到弹劾，避嫌不出席，皇帝命太监去催，中午时分才匆匆赶来。皇帝身穿常服坐在门内，内阁辅臣薛国观、刘宇亮，以及新进的杨嗣昌、程国祥、方逢年、范复粹，依次施礼谢恩后，黄道周启奏：臣注籍未见朝，蒙宣召，不敢不进。这时他还不知道，这次会议是专门针对他而开的。皇帝先叫吏部、户部、兵部、刑部的尚书汇报工作，然后话锋一转，召黄道周出列跪下。

只听得朱由检滔滔不绝地对黄道周说：“朕幼而失学，长而无闻，时从经筵启沃中略知一二。凡圣贤千言万语，不过天理人欲两端耳。无所为而为之，谓之天理；有所为而为之，谓之人欲。多一分人欲，便损一分天理，天理人欲不容并立。你三疏不先不后，却在不点用之时，可谓无所为乎？”用十分机智的方式先发制人，因为后者是有名的理学巨子，专讲天理人欲，他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批评他连上三疏动机不纯。此次廷推内阁名单原先有黄道周，朱由检以为黄道周学问虽好，但性情偏执，不能胜任救时之相，没有点用。他认为黄道周是因为未用而怨望，才连上三本奏疏的。

这显然是误解，淡泊名利的黄道周并不在乎是否点用，平静地回答皇帝的质问：“圣学渊微，非臣所及。若论天人，只是义利分别，为利者以功名爵禄私之于己，事事专为己之私，此是人欲。为义者以天下国家为心，事事在天下国家上做，便是天理。臣三疏皆是为天下国家纲常名教，不曾为一己之功名爵禄，所以自信其初无所为。”回答得滴水不漏，振振有词。

朱由检问他为什么不早上疏反对，偏偏要在未蒙点用之后才上疏？黄道周解释：“初欲上疏时，因同乡御史林兰友、科臣何楷有疏，恐涉嫌疑。”这是指五月中旬南京御史林兰友、工科都给事中何楷先后上疏，反对杨嗣昌的和议主张，指责他忠孝两亏。黄道周毕竟是书生，过于耿直，一言泄露天机，暴露了他上疏弹劾杨嗣昌与林兰友、何楷相呼应，说“恐涉嫌疑”，反而欲盖弥彰。朱由检追问他“如今就没嫌疑么”，他无言以对，顾左右而言他，大谈儒家伦理纲常。

机敏过人的杨嗣昌见皇帝在大庭广众之间辩论伦理纲常，显然不是黄道周的对手，便插进来跪奏，从纲常谈到夺情，只字不提议和之事，由守转攻，非议黄道周的品行学术，把他搞臭，从而瓦解他的立论。

杨嗣昌说：“臣入京闻黄道周品行学术为人所宗，意其必有持正之言，可以使臣终制而去。不谓其疏上自谓不如郑鄤，臣始叹息绝望。”

朱由检见杨嗣昌扭转话题，正中下怀，说：“朕正要问他此事。”

杨嗣昌的话语越说越重：“人言禽兽知母而不知父，今郑鄤杖母，禽兽不如，道周又不如彼，还讲甚么纲常！”

黄道周显然被激怒了，反击道：“大臣闻言，应当退避，使人得毕其言。汉唐以来故事，谏官论执政者出听，谏官对仗读弹文。臣虽非言官，未有大臣跪在上前争辩，不容臣尽言者。”

朱由检立即针锋相对：“你说了多时候，辅臣才奏。”

杨嗣昌紧跟一句：“臣为纲常名教，不容不剖陈。”

黄道周辩称：“臣生平耻言人过，闻人之过，如闻父母之名。今日在上前与嗣昌角口，亦非体。臣知为天下后世留此纲常名教、天理人心而已。”

朱由检狠狠训斥道：“对君有体？这本前边引纲常，后边全是肆口泼骂。”

黄道周见皇帝震怒，不得不承认，奏疏中把杨嗣昌比作猪狗、人枭，言辞过激。皇帝指责他无端诬诋大臣，他拒不接受，大发迂夫子脾气，高声叫喊：“臣今日不尽言，则臣负陛下；陛下今日杀臣，则陛下负臣。”这种不识时务的口气，使皇帝忍无可忍，厉声道：“你都是虚话，一生学问，止学得这佞口。”说到“佞口”二字，他加重语气，重复道：“佞口！”迂执的黄道周还要争辩，皇帝更加怒不可遏。在边上禁卫的锦衣卫官员以为皇帝要下令把他逮捕惩治，不料皇帝止住怒气，命跪在地上的他起来，退回官员行列中去。会后，皇帝下旨：黄道周降六级外调，何楷及其他非议杨嗣昌的官员，都给予降职处分。

亲眼目睹这一幕的大臣深知皇帝倚重杨嗣昌，再也不敢与之作梗。不过，人言可畏，皇帝本来支持杨嗣昌与满洲议和，及至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只得作罢。身历其境的李清回忆道：“上因杨辅嗣昌请，勉从款议，然犹欲隐其名。会黄翰林道周疏驳，中寝。及北兵入犯，上抚膺叹曰：‘大事几成，为几个黄口书生所误，以至于此。’道周之逮肇此。”从皇帝说“大事几成”的口气，可以清楚看到皇帝与杨嗣昌是步调一致的，为和议未成深感懊悔。考虑到当时的形势，与满洲议和可以缓解北边压力，却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反对议和者占据道德高地，猛烈抨击，使得事情半途而废。孰是孰非？真是一言难尽。

既然皇帝始终没有就议和明确表态，方一藻、高起潜不敢自作主张，与满洲的议和尝试就此不了了之。皇太极早已声明在先，如果和议不成，夏秋必有举动，并非戏言。

九月间，皇太极果然派兵联络蒙古，从长城墙子岭、青山口南下。不久，京师戒严。朝廷调洪承畴、孙传庭率领劲旅保卫北京，使得中原战场兵力大大削弱，遗留后患。如何兼顾“安内”与“攘外”，真是一个无解的难题，皇帝在两难选择中摇摆不定，犹豫不决。崇祯九年（1636）把卢象昇从中原战场调往宣府大同，已属失策；时隔两年，又把洪承畴、孙传庭从中原战场调往北方边疆，使得杨嗣昌精心策划的十面张网战略自动解体。当时杨嗣昌曾向皇帝力争：洪承畴、孙传庭宜留一人在中原镇压流寇，皇帝拒不接受。皇帝的这种做法着实令人费解，一向对杨嗣昌言听计从，为何这次一反常态？只有一个解释，他的内心深处仍是“攘外”重于“安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