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李时珍修《本草纲目》

李时珍修《本草纲目》

李时珍，字东璧，又字可观，晚号濒湖山人。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西南）瓦硝坝人。出生于正德十三年（1518），逝世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他是我国卓越的药物学家，也是当时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李时珍出身于世医家庭，父祖三代为医。祖父是一个走街串巷行医的“铃医”。父亲名言闻，字子郁，号月池，博通经史，以医为业，既具有丰富的诊病治病经验，又深通药学，曾充太医院吏目。著述有《四诊发明》八卷、《医学八脉注》①、《人参传》二卷、《蕲艾传》一卷，另有《痘疹证治》、《四言举要》等若干种。

李时珍幼受家庭影响，加之他自幼体弱多病，很早就对中医药学感兴趣，“好读医书”②，常随父兄进山采药，懂得不少药草知识。但在科举盛行的明代，由举业成名而步入仕途才是正道，所以在父亲的督促下，李时珍自幼诵习儒家经典，学习制艺。嘉靖十年（1531），在父亲陪同下赴黄州府试，中秀才。后来，又曾三次赴武昌乡试，三次落选。拜理学名家顾日岩为师，发愤读书十年，同时钻研医学。嘉靖二十一年（1542），李时珍开始正式行医，致力于中医与中药的研究。他一边潜心研究前人的医学著作，一边诊病辨证，积累经验，几年后，已俨然成一时名医。嘉靖三十年（1551），楚王府聘他为奉祠正，掌管良医所事，不久被推荐到朝廷，任太医院判。楚王府与太医院丰富的医学典籍与一些秘而不传的药方，为李时珍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

经过近十年的钻研与实践，李时珍感到作为一个医生，识药、用药是一个大问题。医生对药物不熟，那无异于视人命为儿戏。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1552），三十五岁的李时珍开始编写《本草纲目》。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懂得某些植物、动物、矿物可以用来防病治病，后来渐渐形成我国特有的“本草学”（即中药学）。“医家‘本草’，自神农所传，止三百六十五种，梁陶弘景所增亦如之。唐苏恭增一百一十四种，宋刘翰又增一百二十种。至掌禹锡、唐慎微辈，先后增补合一千五百五十八种，时称大备。然品类既烦，名称多杂，或一物而析为二三，或二物而混为一品”③，或“玉石水土混同，诸虫鳞介不别”，或“图与说异，两不相应，或有图无说，或有物失图，或说是图非”。正因为前人的本草著作中“舛谬差伪遗漏不可枚数”，李时珍才决定撰写那本名垂不朽的《本草纲目》。

著述工作开始后不久，李时珍即辞去太医院的职务，得以全力“搜罗百氏”，“访采四方”，“穷搜博采，莫烦补阙。历三十年，阅书八百余家，稿三易而成书”④。

《本草纲目》取汉代《神农本草经》（载药367种）、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载药760种）、宋《开宝本草》（载药1082种）、苏颂《本草图经》（载药730种）、唐慎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载药1746种）等书中所记载的药物1518种，新增374种，总记载药物数达1892种，成为我国古代药学史上记载药物最多的一本书。此外，该书记载药方11096个，比前人增加4倍，并附有动植物插图1110幅，全书共分50卷，190多万字。

《本草纲目》在编纂体例上具有“振纲分目”、“纲目分明”的特点，分类法比较先进合理。全书分为16部，60类。传统本草学分类法有两大系统，一是《神农本草经》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法。上品主要包括无毒或毒性小的、属于滋养强壮之类的药物；中品有毒、无毒的都有，既可滋养强壮，又有攻治疾病的作用；下品药物一般有毒性，专门用来攻治疾病。这种以药物的作用、性质进行归纳的分类法比较原始、简略，容易混淆。另一个系统是按药物的自然属性来分类，这从南梁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开始，此后本草学著作多采用这一分类法，但也有许多是将两种方法结合，即每一类药中再分三品。《本草纲目》依药自然属性进行分类，他把矿物药分水、火、土、金石4部，植物药分草、谷、菜、果、木5部，动物药分虫、鳞、介、禽、兽、人6部，另有服器部。部下分类，类下分种，以部为纲，以类为目，“物以类从，目随纲举”，“博而不繁，详而有要”，使众多药物的排列有条而不紊。这种严密的纲目分类法，是中药分类学上的一大进步。就生物学而言，这在当时世界上也是最先进的。

在药物的解说方面，《本草纲目》采取的方法是：每种药物标一个总名，作为这种药物的“纲”，下列各栏为“目”，包括“释名”（解释药物名称的来源及依据）、“集解”（说明产地、形态、采集方法等）、“修治”（药物炮炙方法）、“气味”（说明药物性质）、“主治”（阐述药物的功用）、“发明”（记述前人及自己施用该药的临床经验及对药理的探讨”，有些药物下面还设有“辨疑”与“正误”，以纠正过去本草书中的舛误，最后是“附方”，且多系作者亲自实践收集或以往医书不载的。作者一方面把药物与方剂紧密结合，提倡实用性；另一方面又依药组方，以病附方。因此，这本书开拓并厘定了我国古代药物学著作的标准体例和结构。《本草纲目》不仅是一部药物学巨著，而且也是一部详明的植物学、动物学和矿物学专著。该书记载植物1094种，对植物的品种、形态、气味及医疗功能等都有详细的描述，并附有精细的插图，为植物标本的采集、辨认以及分类、比较提供了十分可贵的资料。该书记录动物性药物445种，其分类完全符合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他对环境对动物的影响、动物的遗传与变异等方面的问题都有一些观察和记述。另外，这本书记载矿物276种，其中对许多金属或化合物的产地、形色、鉴别、采掘方法等都有详细记述。《本草纲目》修成之后，李时珍想将它进献朝廷。就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七十六岁的李时珍辞世，书没有来得及献上。“未几，神宗诏修国史，购四方书籍。其子建元以父遗表及是书来献，天子嘉之，命刊行天下，自是士大夫家有其书”⑤。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本草纲目》首版金陵版面世之后，这部190万字的巨著先后被翻刻印刷多达50多个版次。在这本书的影响与启发之下，又出现了一大批本草学著作，如清人汪昂的《本草备要》，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卢之颐的《本草乘雅半偈》，刘若金的《本草述》，沈李龙的《食物本草会纂》，张璐的《本草逢源》。

《本草纲目》不仅在国内具有深远的影响，对世界影响也很大。早在成书不久的公元1607年，这本书就传入日本，并被多次翻刻，供人们学习、研究，以至于很快出现了不同的研究学术派别。这本书也很早就传人琉球、朝鲜和越南。十八、十九世纪，《本草纲目》又开始受到欧洲人的注目，被译成英文、德文、拉丁文、法文、俄文等文字出版。

李时珍一生著作甚丰，除了《本草纲目》之外，还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脉诀考证》、《五脏图论》、《三焦客难》、《命门考》等。他不仅是一位药学家，也是一位医学家。在医学上，从基础理论到临床，他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新的发展。他的《濒湖脉学》在晋人王叔和《脉经》24脉的基础上又新增述了3种脉，使中医脉象增至27种，并对每一种脉象作了形象的描述，大大普及了脉学知识，提高了医学临床学的质量。直至近代，这本书仍被视为中医学最重要的教科书。他的《奇经八脉考》揭示了奇经八脉病机辨证的基本情况及规律，从而使中医学的经络学说成为系统、完整的独特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至今仍在中医学术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五脏图论》、《命门考》、《命门三焦客难》是通过自己的长期研究，对中医脉象学上许多历来争议颇大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对中医脉象学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濒湖医案》与《濒湖集简方》是方术医案专著，是他临床实践的成功的记录，也是我国早期的著名医案专集、著作。

注释①《明史·艺文志》。

②③④⑤《明史》本传。徐光启修《农政全书》

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嘉靖四十一年（1562）出生于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今上海市）一个商人兼小地主的家庭。他家祖上经商，到父亲时归田务农。他出生时，家道中衰，所以自幼对农业、手工业及商业活动都不陌生。

徐光启少年颖悟，“章句、帖括、声律、书法均臻佳妙”。万历九年（1581）中秀才，便以天下为己任。但因家境关系，他中秀才后，便开始在乡间私塾课徒。多次应试不中，又到韶卅、浔州等地任教。

万历二十五年（1597），三十五岁的徐光启由广西入京应试。本已落选，却被主考官焦竑从落第卷中捡出擢至第一名。又过了七年，即万历三十二年（1604），中进士，由此步入仕途。这一年，他已经四十三岁。

中进士后，徐光启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其间于国家军事经济大政多有建白。北方的后金（即后来的清）进攻明朝，徐光启奉诏选兵练兵。阉党魏忠贤擅权，曾援引徐光启，他不为所惑，引起阉党不满，被劾置闲住，回到老家上海。崇祯元年（1628），阉党被除，徐光启官复原职，旋即充经筵讲官。次年，升任礼部左侍郎；三年，升礼部尚书；五年（1632）六月，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机要；十一月，加太子太保。崇祯六年（1633）八月，加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同年十一月七日辞世。

作为明末最著名的科学家，徐光启在天文历法、数学、农业、水利、军事诸方面都有建树，尤其是他的《农政全书》，更是广为人知，对我国乃至世界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由于生活在积贫积弱的晚明之世，水旱虫灾连年不断，使得一直做着“富国强兵”梦的徐光启对国家大事和农业生产非常关注。他痛心于“唐宋以来，国不设农官，官不庀农政，士不言农学，民不专农业”的状况，极力鼓吹发展农业生产。他赞扬战国李悝、商鞅等人的“农本”思想，主张“富国必以本业（农业），强国必以正兵”。他不仅多次上疏建议垦荒屯田，兴修水利，更在万历四十一年至四十六年（1613～1618）间在天津买荒地数百亩，开垦为农场，从事农事试验，研究如何在北方地区种植水稻。阉党专权，他回老家上海“闲住”，则致力于《农政全书》的写作。这项工作开始于天启五年（1625），但没有最后定稿。徐光启逝世后，《农政全书》初稿经由江南名士陈子龙会同谢廷桢、张密等人整理，“大约删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于崇祯十二年（1639）完工，定名为《农政全书》刻印出来。

《农政全书》共分60卷，约70万字。从篇幅上说，这本书是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的7倍，是元王祯《王祯农书》的6倍。全书分12门：农本（介绍经史典故、诸家重农杂说）、四制（介绍井田、区田及土地利用等）、农事（研究营治、开垦、授时、占候及预测天气之变化和年成丰歉）、水利（介绍我国西北及东南地区的水利、灌溉、水力利用和泰西水法）、农器（介绍作物栽培及粮品加工等用具）、树艺（介绍谷类、蔬果的栽培）、蚕桑（介绍栽桑、养蚕）、蚕桑广类（介绍棉、麻、葛的栽培与加工）、种植（介绍竹木及药用植物的栽培技术）、牧养（谈禽、畜、鱼、蜂等的饲养方法）、制造（介绍食品加工和日常生活中的某些常识）及荒政（谈如何防荒、救荒）。书中绝大部分材料是从220余种古代及当代文献中辑录来的，自己撰写的文字大约只有6万余字。所以，陈子龙称徐氏《农政全书》是“杂采众家，兼出独见”，而时人对徐氏的自著文字则极其推崇，以为“人问或一引先生独特之言，则皆令人拍案叫绝”①。由此可见，《农政全书》是一部融前人经验与个人研究、实践的成果于一体的农业科学巨著。

从内容上看，《农政全书》包括农政思想和农业技术两大方面。他主张用垦荒和开发水利的办法来发展北方的农业生产，力图从根本上改变南粮北运的局面，从根本上革除漕运弊政。另外，他提出对灾荒“预弭为上，有备为中，赈济为下”，应以预防为主。在农业技术方面，他破除了中国古代农学中的“唯风土论”思想，说明通过试验可以使过去在某地被看作是不适宜的作物得到推广种植。另外，他提高了南方的旱作技术，推广甘薯种植，总结栽培经验，总结蝗虫灾害的发生规律和治理蝗灾的办法。

徐光启的农学著作除了《农政全书》以外，还有《吉贝疏》、《甘薯疏》、《农遗杂疏》等专业性论著。万历三十六年（1608），长江下游大水，农业歉收。徐光启听说东南沿海有新引进的甘薯可充饥，于是决定在上海试种，但难以藏种越冬。在《甘薯疏》中，他提出了好几种在长江流域甘薯藏种越冬的方法，并记述了用甘薯酿酒的方法。《吉贝疏》专门谈棉花在我国的传播和栽培。他写这些书，都是为了在中国推广这些作物。可惜这几种专著都已失传，所幸书中的基本要点都收集在《农政全书》中了。

徐光启除了是一位出色的农学家，还是一位重要的天文历法学家、数学家和军事家。万历二十一年（1593），在韶州任教的徐光启认识了郭居静，这是他第一次和传教士接触。万历三十一年（1603），徐光启在南京接受洗礼，加入天主教。时值西方耶稣会人士纷纷来华，经过长期试探，西方传教士们认为通过传播科学知识，可以达到更好宣传宗教的目的。徐光启则认为传教士的学问“略有三种，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而余乃巫传其小者”②，又认为“其教必可以补儒易佛，而其绪余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③，值得中国人借鉴。徐光启向传教士们学习科技知识，其中包括天文、历法、数学等。万历三十四年，徐光启与传教士利马窦合作翻译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的数学名著《几何原本》的前六卷，又译《测量法义》，开翻译西方科学著作之先河。万历四十年（1612），又与传教士熊三拔合译《泰西水法》，介绍西洋各种水利机械及各种水利工程作法。除了翻译《几何原本》外，他在数学方面的成就还包括对中国数学在明代落后的原因的研究以及对数学应用的广泛性的论述。作为天文历法学家，徐光启的主要成就是主持历法的修订和编译《崇祯历书》。古代历法是用来“授民以时”的，计算精确与否关系重大。明代先是实行《大统历》，实际上是元代《授时历》的继续。天长日久，已有严重误差。崇祯二年（1629），礼部奏请开设历局，以徐光启督修历法，当时协助的既有中国人如李之藻，也有传教士，如熊三拔、汤若望等。改历工作虽然因明王朝的很快覆亡而没有完成，但徐光启在天文历法方面的成就仍可于《崇祯历书》的编译及他为改革历法所写的各种奏疏中窥见一二。

晚明积贫积弱，颇受倭寇及后金的侵扰，一贯视天下为己任的徐光启自然也会把部分精力放在军事科学技术的研究上。在“安边御虏”的思想指导下，他为国选兵、练兵，撰写了诸如《选练百字诀》、《选练条格》、《练艺条格》、《束伍条格》、《形名条格》、《火攻要略》、《制火药法》一系列条令和法典，供军队急用。

注释①明刘献廷：《广阳杂记》。

②《刻（几何原本）序》。

③《（泰西水法）序》。

汤显祖写“四梦”

中国古代的文学，每个时代各有其成就。先秦的历史哲学散文、汉代的赋、六朝的骈文、唐代的诗、宋代的词，都能各领风骚。明代文学中，传统的诗、文方面成就远逊于前代。但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城市日趋扩大和繁荣，市民阶层不断增长，适应这种发展与变化的俗文学便蓬勃发展起来。这兴盛起来的俗文学包括小说、戏曲两大方面。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及“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戏曲方面，则以汤显祖最负盛名。

汤显祖，字义仍，号若士，又号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生于临川县文昌里，万历四十四年（1616）去世。他自幼好学，博览群书。隆庆五年（1571）乡试中举，他更进一步广泛研读。除古文诗词外，又精通乐府歌行，旁及诸子百家，举凡天文、地理、医药、卜筮，无不通晓。中举后曾四次进京考进士，后两次赴考时已是颇具文名了。万历年间，由于他谢绝了内阁大臣张居正、张四维、申时行等人的延揽，屡试进士不第。万历十一年（1583），即张居正去世的第二年，他才考中进士。先后任南京太常寺博士、詹事府主簿、礼部祠祭司主事等职。万历十九年（1591），因上书议朝政，被贬广东徐闻县任典史，两年后调任浙江遂昌县知县。他为人刚正，风骨道劲，不肯腼颜事权贵。因而虽勤兢施政，有循吏之誉，却总因不善应酬被劾，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辞官还家，不复出仕。

汤显祖与东林党领袖顾宪成、高攀龙、邹元标等著名人物过从甚密，在政治上接受这些人的影响，与他们的立场一致。他的启蒙老师是王学左派泰州学派的重要人物罗汝芳，所以哲学思想受泰州学派的影响。此外，“异端”思想家李贽（卓吾）和从禅宗出发反对程朱理学的紫柏和尚对他的影响也相当大。他倡言“天下之生皆当贵重”，认为“愚夫愚妇皆有天性”①；他用“情”来反对道学家的“理”，说“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②。在文学上，他反对拟古，反对死守格律，而与徐渭、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持共同看法，主张写“情”，明确提出“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③。

在文学创作实践上，汤显祖的传奇创作堪称明代的最高峰。他所作传奇《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四部，故事都以做梦为全剧关键，所以合称“临川四梦”。他的书斋叫玉茗堂，所以“四梦”又称“玉茗堂四梦”。

《紫钗记》大约作于万历十五年（1587）前后，取材于唐人传奇小说《霍小玉传》。这部戏原先叫《紫箫记》（一作《李十郎紫箫记》），分三十四出，后改成《紫钗记》（一作《霍小玉紫钗记》，共五十三出。改写后的《紫钗记》虽比《紫箫记》稍嫌长，但各方面都有进步。剧中歌颂男女主人公李十郎和霍小玉对爱情的忠贞，同时对以卢太尉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的专横与自私也作了一定程度上的批判和揭露。在道学家“存天理，去人欲”的叫喊声充塞天下的当时，他公然歌颂作为“人欲”的“情”。

《南柯记》（一作《南柯梦记》）全剧四十四出，故事大抵依据唐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而略有增饰。故事以主人公几十年的宦途经历作为一场梦，写淳于棼梦人蚁穴大槐安国，和公主结婚后，出任南郡太守二十年，公主死后，又升为宰相。不久受人排挤，被罢职遣归。该戏作于作者辞官还乡之后，十余年官场生活，使他对官场的腐败与黑暗有较深刻的认识，对功名利禄也看得透了。看世人为名忙，为利忙，如“蚁子群”，所以开篇发问：“为问东风吹梦?几时醒?”

《邯郸记》（一作《邯郸梦记》）三十出，也作于退出官场之后。情节据唐人沈既济的《枕中记》编成，写卢生与吕翁遇于邯郸道上，吕翁将一磁枕交给卢生，卢生枕之人梦。历尽荣华富贵、迁谪、围捕之后，大梦方醒，旅店主人蒸黄梁尚未熟。汤显祖写这部戏，是要以此对官场的黑暗与相互倾轧加以揭露，同时也慨叹宦海的浮沉与人生的无常。

完成于弃官回家那一年的《牡丹亭还魂记》是汤显祖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戏曲史上的一座丰碑。全剧五十五出，主要取材于明代话本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记》，描写官宦小姐杜丽娘和柳梦梅真诚相爱的故事。

剧中的杜家是官宦人家。小姐杜丽娘天生丽质，娇艳聪慧。她从小受到严格的封建伦理道德的教育，天性受到压抑。作为一个年已及笄、情窦初开的少女，她深感生活的寂寞与苦闷，她读完了“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后，在婢女春香的引诱下观赏了后花园的大好春光，于是春心萌动，又因怀春苦闷而悠悠入梦。在梦中，她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和梦中的少年书生媾合了。梦醒之后，被好梦难寻所苦，于是恹恹病起，终于因情而死。

广州书生柳梦梅赴临安应试，路经南安郡，拾得杜丽娘的自画像，被她娇艳秀媚的容貌所打动，终日把玩恩慕，终得丽娘幽魂出现。二人一见钟情，朝夕欢会，订立婚约，后来发现丽娘是鬼魂再现，柳生仍然真诚爱她，并冒险掘墓，使丽娘获得新生。最后几经周折，二人喜获团圆。

作品歌颂青年男女在反对封建礼教、追求爱情自由方面所进行的不屈斗争，表现了杜丽娘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大胆和柳梦梅对爱情的忠贞。在理学盛行的明代，作者热情讴歌年轻一代的反抗与叛逆精神，他笔下的主人公为情而死，又因情而生，情可以突破生死的界限而长存于天地人间。同时，作者也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对美好情感的摧残，嘲笑了维护封建礼教的代表人物杜宝（杜丽娘之父）的无能与无情。在封建礼教最森严的时代，作者公然讴歌，赞美人性，以人性与封建礼教相对抗，充分体现了他文学思想的进步倾向。

《牡丹亭》一剧一改往常爱情剧的俗套，用梦里钟情，死生离合的故事来展开情节，不仅使得剧作在反映现实方面比较深刻，同时也使剧作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剧中塑造的杜丽娘这一形象，也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最光彩照人的形象之一。

汤显祖是明代最具才情的剧作家。《牡丹亭》的语言优雅而不华靡，精美而富于情韵，实属难能可贵。

汤显祖“临川四梦”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明人吕天成《曲品》把汤显祖所著五部传奇都列入“上上品”，并认为《紫箫》“琢调鲜美，练白骈丽”；《紫钗》“描写闺妇怨夫之情，备极娇苦，直堪下泪”；《还魂》“杜丽娘事甚奇，而着意发挥怀春慕色之情，惊心动魄，且巧妙迭出，无境不新，真堪千古”；《南柯梦》“眼阔手高，字句超秀”。

张岱认为，“汤显祖初作《紫钗》，尚多痕迹；及作《还魂》，灵奇高妙，已到极处；《南柯》、《邯郸》比之前剧更能脱化一番，学问较前更进，而词学较前反为削色。盖《紫钗》则不及，而‘二梦’则太过，过犹不及，故总于《还魂》逊美也”④。

清王文治说，“玉茗堂四梦，不独词家之极则，抑亦文律总持。及被之管弦，又别有一种幽深体艳之致，为古今诸曲所不能到”⑤。

注释①《贵生书院说》。

②《寄达观》。

③《致吕姜山》。

④张岱《答袁箨庵》。

⑤王文治《纳书楹玉茗堂四梦曲谱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