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明太祖是怎样整顿吏治的

明太祖是怎样整顿吏治的太祖在建立明王朝之后，为了避免出现元末时期贪官污吏横行的局面，采取了种种措施来整顿吏治。

太祖详细地制定出考核的办法，无论朝官地方官员，根据官职高低，分别规定了考核的时间和内容，并由吏部进行综合考核，考核的结果分为称职、平常和不称职三种，对不称职的官员予以罢免，约束极为严格。

此外，太祖还用严刑峻法对贪官污吏进行惩治。官吏因枉法而贪赃的，一概发往北方边地充军。贪污钱财六十两以上的，就斩首示众，还要剥皮后塞上草。太祖把府、州、县衙门左面的土地庙作为剥人皮的处所，叫做“皮场庙”。贪官被押到这里，被剥下人皮，塞上稻草。在官府的办公座两旁，各悬挂一个填满草的人皮袋，使官吏触目惊心，有所警惕。此外还有挑筋、剁指、刖足、断手、刑膑、钩肠、去势等酷刑。就连官吏因公事乘坐官家的牲口、车船，携带私人物品超过规定重量的，也要处刑。

太祖执法非常严厉，驸马都尉欧阳伦是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丈夫，因为贩运私茶触犯刑律，即被太祖赐死。开国功臣汤和的姑夫席某隐瞒了在常州的田产以逃避交税。朱元璋说：“席某仗着汤和的权力，不畏惧法律，所以才敢这样。”常遇春拼命为他求情，太祖都不听，还是把席某杀了。对违法乱纪、贪污受贿的官吏，除去平常的零星打击，还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清洗，典型的就是洪武十五年（1382）的空印案和十八年的郭桓案。

太祖以严厉手段整顿吏治，的确起到了一些作用，比起元末的情况大为改变，但在整顿过程中又不免出现滥杀现象。

胡蓝之狱是怎么回事太祖在天下基本稳定之后，对文臣武将们的猜忌越来越强。为使子孙能够坐稳皇帝的宝座，他大肆屠戮那些曾为他南征北战、出生人死的功臣大将。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胡蓝之狱”。

明初，在官僚之中形成各种政治派别，文武之间以及淮西集团与浙东集团之间互相倾轧排挤，都在太祖面前不断地攻击对方。这种官僚集团之间的互相攻击，正好为太祖所利用。胡惟庸（?～1380）在当时任左丞相，擅权专制，很多事不上奏就径自处理，太祖对此极为不满。洪武十三年（1380），他以“擅权植党”的罪名杀了胡惟庸，同时被杀的还有陈宁、涂节等数人。后来又给胡惟庸加上“通倭”、“通虏”和“谋反”的罪名，使案情不断地牵连扩大。事隔十年，又兴大狱，以胡案株连李善长、陆仲亨、唐胜宗、费聚、赵庸、郑遇春、黄彬、陆聚、金朝兴、叶升、毛麒、李伯升等一批大臣，并宣布他们为奸党，编成《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连坐诛杀的有三万多人。当时李善长已是七十七岁的高龄，仍被赐死，家属七十余人都被诛杀。这件案子，株连蔓引，以致数年之后还没平息。

洪武二十六年（1393），又兴蓝党大狱。蓝玉（?～1393）是定远（今安徽定远）人，常遇春的内弟，在徐达、常遇春死后，多次统领大军出征作战，立下赫赫战功。二十一年，他率十五万大军出塞追击蒙古军队，掳获七万多人，大胜而归，封为凉国公。但他自恃功高，骄纵枉法，欺上凌下。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蒋（huán）告蓝玉谋反，又牵连到武将曹震、张翼、朱寿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被诛杀者达一万五千多人。

胡惟庸和蓝玉两案，史称“胡蓝之狱”，前后达十四年之久，诛杀四万五千余人，功臣宿将被杀戮殆尽。

空印案与郭桓案是怎么回事太祖除了大肆杀戮功臣如胡蓝之狱，还残害官吏，如洪武十五年（1382）的空印案和十八年的郭桓案。

朝廷规定，每年布政司和府、州、县的官吏都要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收支情况，核对钱粮、军需等事情。经过户部审核，遇到钱粮开支有不符合规定的，就要驳回重新填造。但各布政使司离京城远的有六七千里，近的也有千里上下，所以，那些进京报告地方财政情况的官吏们就预先带上已盖好官印的空白文书，一旦遇上被户部驳回原拟钱物数之事，就立刻在空白文书上改填，这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洪武十五年（1382），太祖发现了这种情况，认为其中一定有舞弊行为，就下令严办，地方长官都判处死刑，副职打一百棍发配戍边。

洪武十八年（1385），太祖怀疑北平二司的官吏与户部侍郎郭桓共同贪污，于是兴起大狱，自六部的左右侍郎以下一律处死，获赃银七百万两，犯官的供词牵连到直隶省所辖的地方官吏，被拘捕处死者数万人。追赃时又波及全国各地的一批地主富户，核查认为赃款窝藏之处遍天下，百姓之间的中等人家也因此而大都破产。民间怨声四起，太祖就亲自书写郭桓等人的罪行公布，又判处右审刑吴庸等人死刑，以压天下之怨。

这两起案件牵连被杀者达几万人。

明太祖为什么要废除宰相制度明朝初年，官僚机构基本上沿袭元代，在朝廷设中书省，由左右丞相总管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事务，丞相掌握着很大的权力。为了加强皇权，太祖对此进行了改革。

明初，行中书省的行政长官左、右丞相负有统率百官之责，位崇权重，容易和皇上发生矛盾。太祖洪武初年，李善长、徐达分别为左、右丞相。李善长为人处事小心谨慎，徐达大部分时间带兵征战在外，都没有和太祖发生矛盾冲突。但在胡惟庸担任丞相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胡惟庸是凤阳定远（今安徽定远）人，淮西集团的重要人物。洪武六年（1373），在李善长的极力推荐下，由右丞相升为左丞相。他专权独断，“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各官署长官给太祖的奏折，都先取阅，如果有对自己不利的，就擅自扣压不往上呈。于是出现了被罢职的和想做官升官的都争着去走他的门路的现象，他收到的金帛、名马、玩好之物不可胜数。十三年，太祖以“擅权植党”的罪名杀了胡惟庸，并趁机取消了中书省，废除丞相等官职。朝廷政务由六部分别处理，提高了六部的职权和地位，而各部的长官又直接听命于皇帝。

明太祖为什么要大兴文字狱太祖出身贫寒，虽读书不多，但争夺天下时却很注意访贤纳士。明朝建立之后，太祖又以荐举、科举、学校教育等方式来招揽人才。但当时有一部分文士不愿出来做官，有的为了躲避朝廷征召，甚至采取自杀、自残肢体、逃往漠北等方式。太祖重视文人，又有所猜忌，部分文人不愿和他合作的态度，加深了这种猜忌，再加上一些功臣武将的挑拨，使他兴起了文字狱。

文字狱就是在文字细节上挑毛病，编造罪名迫害作者。太祖曾经当过和尚，所以非常忌讳“光”“秃”“僧”这些字眼，连和“僧”同音的“生”字也觉得刺眼。他早年投身红巾军，就最恨人说“贼”“寇”，连和“贼”字形音相近的“则”字，看了也生气。明初，地方官在逢年过节、皇帝生日及皇家喜庆日子所上的表章，都是由学校教官代作的歌功颂德的言辞，却屡屡惹得太祖发怒，下令处死作者。如浙江学府教授林元亮写《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一语，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所上表文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句，太祖就说文中的“则”是骂他做过贼，“光”是光头，“生”是“僧”意，是骂他当过和尚。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八字，太祖认为“法坤”是“发髡”，“藻饰太平”是“早失太平”。下令将作者处死。

文字狱从洪武十七年（1384）闹到二十九年，造成了提笔怕文字狱、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

明朝大军深入漠北征伐北元的战争结局如何明军占领山西、陕西之后，扩廓帖木儿仍盘踞甘肃。为了彻底攻取西北，太祖于洪武三年（1370）正月，派兵分两路进歼元军。徐达率领的西路军于四月在沈儿峪（今甘肃定西北）全歼扩廓所部，扩廓帖木儿仅与妻子数人逃脱，由宁夏奔至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李文忠率领的东路军入沙漠追歼元朝皇帝，攻克应昌（今内蒙古清平）。当时，元顺帝已死，其子爱猷识理达腊嗣位。李文忠率领的部队俘虏了顺帝的孙子买的里八剌及后妃等。爱猷识理达腊与数十骑向北逃到和林旧部。元朝残余势力被迫从应昌、定西一线北撤，明朝北边防御趋于稳定。但爱猷识理达腊仍委托扩廓帖木儿料理国事，对明朝廷仍然是一种威胁。

洪武五年（1372）正月，太祖派十五万大军分中东西三路进击扩廓帖木儿。徐达率五万中路军出雁门，于野马川败蒙古军队。五月，进至岭北（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东北），与扩廓帖木儿、贺宗哲所部激战，明军失利，死亡数万人，徐达收兵守塞。冯胜率五万西路军至甘肃，一路多获胜，亦集乃路（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守将卜颜帖木儿率领全城投降，又收取瓜州（今甘肃定西偏南）、沙州（今甘肃敦煌对岸），夺取了甘肃。李文忠率五万东路军从应昌出发，至口温河（从西南流人内蒙古查干诺尔的河流），继而进至哈刺莽、胪朐（lúpú）河（今内蒙古境内克鲁伦河），敌人惊溃。李文忠留下辎重，每人携带二十日的粮食，继续追击，至土剌河、阿鲁浑河（今蒙古国境内的鄂尔浑河），直至称海（今蒙古国西南部）。双方多次激战，李文忠虽有掳获，但损失颇大，多名将领战死。后敌人逃走，李文忠也率军队返回。整个战争至六月结束，中路军失利；东路军虽胜负相当，但损失较大；只有西路军攻取了甘肃，打通了往西域去的道路，并没有达到消灭扩廓的预期目的。

这次出击，明朝廷派遣精兵强将，却以基本失败而告终。朝廷意识到消灭残元势力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就变为以防御为主的战略。

明朝进军辽东与云南的战争胜负情况如何灭掉夏政权之后，明朝就着手准备消灭云南的元梁王把匝刺瓦尔密和东北的纳哈出这两股势力。二者均沿用元朝年号，遵从元宗室的命令，各据一隅之地以对抗明廷。尤其是纳哈出，占据着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的辽阳（治今辽宁省境内的大部分地区），与元朝遗臣和地方军政官员联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抗明势力，直接威胁到明王朝北方的安全。由于云南离蒙古本部较远，势单力孤，易于攻取，太祖就先集中兵力攻取云南，然后又挥兵东北。

云南的残元势力大致分三个系统，以直属于元朝皇帝的元梁王为主。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至十四年八月期间，明朝廷不断派遣使臣招降元梁王，但始终未能成功。多次招降不成后，太祖于十四年九月派傅友德率军三十万攻取云南。明军一路攻城略地，曲靖（今云南曲靖）、昆明（今云南昆明）、大理（今云南大理）等地相继被攻下，元梁王自缢而死。十五年闰二月，云南各地全部归顺。此后，明朝廷派沐英统兵镇守云南。

平定辽东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洪武二三年间，明廷多次招降，但纳哈出都不予理睬，以拥兵数十万为恃，与明军对抗。其后多年中，纳哈出不断袭击边疆，给明王朝造成严重威胁。在这期间，明廷逐步招降辽东的其他残元势力以孤立纳哈出，又建立粮饷供应基地，为攻取辽东做了充分准备。洪武二十年（1387）正月，太祖派冯胜、傅友德等人率军二十万北征，明军集结于通州（今北京通州），进逼纳哈出，又派降将乃刺吾（原纳哈出部下）继续劝降。三月，纳哈出见明军压境而己方军心涣散，知道大势已去，于是率二十万余众归降明朝。明朝以有征无伐的方式平定辽东，肃清了元朝在辽东的残余势力，也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

建文帝是怎样当上皇帝的太祖开创明朝之后，为立储建嗣之事颇费心思。最终，他确定了“立嗣以嫡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的原则。洪武元年（1368），太祖立嫡长子朱标为太子。洪武二十五年，朱标不幸早逝。按理，下一个继承人应是朱标的长子，但其长子早夭，第二子朱允炆（1377～1402）便居长了。朱标死时，朱允炆年仅十岁。为了不引起皇位之争，太祖立其为皇太孙。

太祖共有二十六个儿子，除太子和早夭的幼子外，都被封为亲王。这些亲王都是朱允炆的叔父，他们手握重兵，对皇位虎视眈眈，根本不将朱允炆放在跟里。尤其是燕王朱棣，雄才大略，英毅殊众，深得太祖的器重和信赖。朱允炆聪颖好学，为人仁厚孝友，太祖虽然非常喜爱，但对其优柔寡断又深感遗憾，为此，他曾一度有易储之心。朱允炆最终能够登上皇位，除了有一帮大臣力保之外，也与其仁厚的性格有关。太祖为了让他得到锻炼，常常让他学习律法，熟悉政务。当时太祖的统治十分严酷，朱允炆则以宽大辅之。他阅读《名例律》时，认为所订过于严苛，要求改订五条，受到了太祖的称赞。他说：“申明刑法，不过是为了辅助教化，凡律例中涉及五伦的，都应当适当地修改，以顺乎人情。”于是他便考《礼经》，参以历朝刑法，又改订了七十三条。他处理刑狱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才智也让朱元璋颇感欣慰，说：“太孙不但仁德，而且明断。我可以无忧了。”

洪武三十一年（1398），太祖辞世。根据遗诏，朱允炆做了皇帝，改元建文，史称建文帝，即惠帝。

建文帝为什么要采取削藩政策太祖朱元璋建国之后，大封诸子为王，认为这样就可以“外卫边陲，内资夹辅”。他将二十四个儿子一个从孙（朱元璋兄之孙）分封在全国要害之地，想要他们辅佐王室。这些亲王权力很大，除了享受很高的待遇之外，还可以带兵，特别是北方边境地区的亲王，在与北元的军队作战时，还可以节制诸军。例如燕王朱棣曾被授予“节制沿边士马”的大权，统帅边防军防御元朝残余力量，还多次领兵出塞，深入蒙古草原，立下赫赫战功。

诸王领兵，确实对明初边防起过重要作用，但也留下一层隐患，那就是藩王们拥有久经战阵的精兵锐旅，如宁王有甲兵八万，燕王拥劲卒十万，这些兵力由藩王自行调遣，对皇权造成直接威胁。尤其是太子朱标死后，这些手握重兵的亲王无不觊觎皇位，不将皇太孙朱允炆放在眼里。朱允炆感到问题的严重，深以为虑。一天，他在皇宫的东角门与侍读太常寺卿黄子澄谈到这件事情。他说：“各位叔父都拥有重兵，他们不驯服，应该怎样对付?”黄子澄举了汉朝平定七国叛乱的例子，说道：“诸王拥有的护卫兵权仅仅够保卫自己。如果他们发动叛乱，朝廷派大臣加以镇压，他们是无法抗拒的。汉朝的七国并非不强，最后都失败了，不仅由于大小强弱的力量对比，也由于他们的行为违背礼法，朝廷镇压名正言顺。”朱允炆说，有这样的先例，我就放心了。

建文帝登基后，与分封各地的诸王王权之间的矛盾迅速尖锐。建文帝听从兵部尚书齐泰和太常寺卿黄子澄的建议，想要通过剥夺诸王的权力巩固统治。而诸王都是建文帝的叔父，拥兵专制，雄据一方，甚至有“问鼎”之心。皇权与王权之间的冲突无法调和，终于兵戎相见。

靖难之役是怎样开始的建文帝即位后，即在齐泰、黄子澄的谋划下，加速削藩之举。他们决定先削那些力量较小的藩王，然后再集中力量对付最强大的燕王朱棣（1360～1424）。按照这个计划，建文帝于太祖洪武三十一年（1398）八月派兵袭击并逮捕了周王（燕王朱棣的同母弟），把他废为庶人，迁往云南。惠帝建文元年（1399）四月到六月，又先后逼湘王朱柏自焚而死，囚齐王朱樽于京师，拘代王朱桂于大同，废岷王朱楩（piǎn）为庶人。五王被削，仅用十个月左右。与此同时，朝廷在北平周围及城内部署兵力，又以防边为名，把燕王的护卫精兵调出塞外戍守，以削除他的兵力。除此之外，朝廷还采取派遣奸细、收买内应、布设耳目等手段来刺探燕王的行动。建文帝认为准备停当后，秘密下令擒拿燕王，但没有成功。执行监视逮捕任务的布政使张昺（bǐng）、都司谢贵被朱棣诱杀，北平城也为燕军占据。建文元年七月初五，朱棣打出“清君侧，靖内难”的旗号，以诛奸臣齐泰、黄子澄为名，在北平誓师起兵，史称“靖难之变”。靖难，即平定内乱的意思。

建文帝失踪之谜是怎么回事燕军入城时，宫中起了一场大火，混乱中不见了建文帝。燕王朱棣下令紧闭宫门、城门，仔细搜索数日，但毫无结果。有的说建文帝死于火中，有的则说建文帝从地道逃走。其结局如何，众说纷纭，奠衷一是，成为明史第一谜案。

自焚说：据《太宗实录》记载，南京金川门破后，建文帝见大势已去，遂关上宫门举火自焚。燕王远远望见宫中火起，急命手下人前去救火，但为时已晚，等燕王等人闯入皇宫时，建文帝已被烧死。朱棣命将残骨捡出，哭着说：“小子无知，乃至此乎。”葬以王礼。

出亡说：建文帝被烧死的史实虽在正史中言之凿凿，但他在城破前就已出逃的传闻却在民间甚为流行。

相传，燕军入城时，建文帝左右都劝他逃亡。建文帝计无所出。急召翰林编修程济问计。程济答道：“天数已定，出走可免。”于是为建文帝剃发，换上僧人服，从御沟逃出城去。一会儿，宫中失火，皇后马氏投火自焚，人们纷传建文帝也死于火中，成祖以礼葬之。建文帝逃出后，以僧人身份云游四方。

这是历史上记载最多、流传最广的关于建文帝出亡的故事。其他有关的传闻、记载还有很多。

一说程济建议建文帝出逃时，有太监奏说太祖临终时留下一个匣子，遗命“临难时开启”。打碎匣子后，发现内有和尚度牒三份，并有袈裟、鞋帽、剃刀等物及白银十锭。匣中还有朱笔大字，指明出逃路线。程济为建文帝剃发披袈，按匣中所示路线出鬼关，果然有小舟接应，因而得以逃出。

还有一种说法说燕军入城后，建文帝绝望，下令举火焚殿。当他准备赴火自焚时，一个太监表示愿以身代之。于是，建文帝将御用冠服赐予他，自己乘乱逃走。这个太监就穿戴建文帝衣冠，乘白马，加鞭奔人火中。人们远远看见，以为是建文帝自焚而死。

关于建文帝的下落，官修正史和许多史家采取了比较审慎的态度。《明史·惠帝纪》记载，燕军人城时，“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但又接着说“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或云帝由地道出亡”。两说并存，显系没有把握。在其他人物传记中，又露出一些有关惠帝出亡的端倪。而从燕王朱棣即位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看，他也不相信建文帝已死。之所以听从臣下建议，以王礼葬了火中尸骨，只是为了安定人心，让惠帝的支持者们绝望罢了。

总之，建文帝的结局到底怎样，谁也没有确凿的证据来说明，成为历史上一个难以解开的谜团。

明成祖为什么要将京城从南京迁到北京永乐十八年（1420），成祖朱棣下令诏告天下，以北京为京师，将京城从南京正式迁到北京。成祖为何要迁都，目的何在?

永乐十四年（1416），六部都察院给成祖上的一道奏疏中，清楚地道出了迁都北京的两个原因：一是“龙兴之地”，二是“山川形胜，足以控四夷，制天下”。

成祖早年以燕王封藩于北平，又从北平起兵夺得帝位，即位后改北平为北京，并在北京设立行在六部（以朝廷建制，在北京建立五府六部等官署，称为“行在”）。永乐四年（1406），诏建北京宫殿。永乐七年以后，成祖多次北巡，长期住在北京，而以太子监国南京，天下奏章都要送往北京行在所，北京已经成为实际的政治中心。十四年，成祖又下令营建北京宫殿。十八年，北京宫殿落成。这年九月，成祖下令以北京为京师，正式迁都。

成祖迁都北京，最重要的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是为了“君主华夷”，“控四夷，制天下”。北京即元朝首都大都。大都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使漠北与中原地区统一在一个政治中心之下，历史上中原政权为北方少数民族困扰的局面在元朝不复存在，元朝建立的是一个真正的华裔一体、四海浑一的国家。早在太祖洪武年间，朱元璋就看到了这一点，有将国都北迁之意，曾派太子朱标巡视河洛和关中。但朱标返回后不久病死，而朱元璋也已年老，迁都之事暂时搁置。成祖迁都北京，肯定了北京作为全国统治中心的地位。再从明朝初期北方蒙古贵族不断南下骚扰的政治军事形势来看，为了有效地抵御蒙古贵族的进犯，将北京作为国都也比南京更为适宜。

成祖的迁都表现出了他的政治远见，也就是他的“英雄之略”。这一措施，对当时及后来巩固北方的边防和加强全国的管理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明成祖为什么要五次远征漠北成祖继承太祖的政策，对元朝的残余势力采取怀柔与武力兼施的方针。一方面以优厚的待遇对待归顺的蒙古军民，在交往中采取“厚往薄来”的原则，另一方面又以武力镇压那些企图叛乱的势力，为此，他曾五次远征漠北。

成祖永乐初年，元朝的残余势力相互混战，分为瓦剌、鞑靼和兀良哈三部。名义上的可汗本雅失里和鞑靼太师阿鲁台野心甚大，想统一全蒙古并与明朝抗衡。成祖永乐七年（1409）二月，成祖派使者到鞑靼，提议两国“相互和好，朕主中国，可汗主朔漠，彼此永远相安无事。”不料使者被杀，成祖大怒，当年七月派淇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率师十万征讨鞑靼。由于对鞑靼实力估计不足，再加上指挥失当，十万人马全军覆没。八年二月，成祖率五十万大军亲征鞑靼，深入漠北，在斡难河（今鄂嫩河）畔大破本雅失里军。又追击向东逃的阿鲁台，尔后经两次大战，明军斩杀无数，胜利还师。阿鲁台投降，接受了明朝和宁王的封号。

鞑靼部虽已降服，但瓦剌部的势力又强大起来，不仅阻遏明政府与西北间的通道，而且企图控制鞑靼部。成祖不能坐视在漠北出现强大势力，于永乐十二年（1414），他率五十万大军再度出塞，远征瓦剌。这一次，明军以五十万之众对付约三万人的瓦剌军，却打得异常艰苦，明军虽胜，但双方死伤相当。第二年，瓦剌部遣使向明朝谢罪，恢复了对明朝的朝贡关系。

鞑靼阿鲁台部自降服后，经多年的休养生息，势力复振，不断骚扰明朝边塞重镇。成祖因此又分别于永乐二十年（1422）、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三次率军出征漠北，但所获甚微。在最后一次亲征途中，病死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西北），终年六十五岁。

成祖的五次亲征虽使元朝的残余势力受到打击，但除阿鲁台等几人接受了明朝封号之外，其他元宗室始终没有对明朝表示臣服。

朱高煦之叛是怎么回事朱高煦（?～1426）是成祖的第二个儿子，既凶狠剽悍，又英勇善战，在“靖难之役”中，随成祖征战南北，屡立战功。成祖屡次濒临危险而转败为胜，他的功劳最多。所以，成祖认为他很像自己，他也以此自负，骄横恣肆，多做不法之事。

淇国公丘福、驸马王宁时时在成祖面前称颂朱高煦，劝说立他为太子。但成祖的长子朱高炽早就被立为燕世子，仁惠贤能，有很多人支持，因而在永乐二年（1404），成祖还是立朱高炽为太子，封朱高煦为汉王，封地远在云南。朱高煦极为不满，说：“我有什么罪?斥逐于万里之外!”迟迟不肯前往封地，力请和自己的儿子回南京。成祖不得已，就答应了他。朱高煦自从到南京后，请求把天策卫的官兵作为自己的护卫队，以唐太宗自比，所作所为更加放纵，还和成祖的第三个儿子朱高燧陷害太子。成祖很不满，于十三年五月把他改封到青州（今山东青州），但他仍然赖在南京不走，继续胡作非为。十五年三月，成祖又把他迁到乐安州（今山东广饶），限令当日出发。朱高煦到乐安后，怨恨更大，处心积虑地要夺取皇位。

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成祖病死，朱高炽继位，是为仁宗。朱高煦每天派人在暗中窥探京城，盼望有变乱发生。洪熙元年（1425）仁宗病死，太子朱瞻基从南京奔丧，朱高煦图谋伏兵拦击他，但没有成功。朱瞻基继位，是为宣宗。宣宗宣德元年（1426）八月，朱高煦起兵发动叛乱。宣宗准备派遣阳武侯薛禄率兵前去征讨，大学士杨荣等人劝他亲征。宣宗同意了，亲率大军出征，很快便包围了乐安城。宣宗几次派人劝降朱高煦，写信给他说：“现在天子的六军压境，王如果交出倡导反叛之谋的人，朕即免除王的罪过，还像当初一样加恩礼待。不然的话，一旦开战被擒获，或有人视王为奇货而捉来进献，后悔便来不及了。”朱高煦都不答复。后来，城中的人多次想抓住他献给宣宗，这才害怕了，于是出城投降，父子都被废为平民，押送京城，禁锢在西华门内。因朱高煦之乱而受牵连被杀或充军的人多达两千。

郑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郑和（约1371～约1433），云南人，原姓马，小名三保，世称“三保太监”，也称作“三宝太监”。太祖洪武年间，他入宫成为宦官，开始是在燕王朱棣的府邸里侍奉，后来跟随燕王起兵，出入战阵，多建奇功，提拔为太监，深得信任。燕王登基后，赐姓“郑”。

成祖通过“靖难之役”夺得帝位之后，怀疑惠帝逃亡海外，想探知他的行踪，并且要炫耀大明王朝的威力于国外，便于永乐三年（1405）六月命郑和及宦官王景弘等人前往西洋为互通使臣。自永乐三年至宣宗宣德八年（1433）的二十八年间，郑和先后七次率远洋船队，经过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剌加、渤泥、苏门答剌、阿鲁、柯枝、大葛兰、小葛兰、西洋琐里、琐里、加异勒、阿拨把丹、南巫里、甘把里、锡兰山、喃渤利、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比剌、溜山、孙剌、木骨都束、麻林、剌撒、祖法儿、沙里湾泥、竹步、榜葛剌、天方、黎伐、那孤儿等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航海史上的盛举。自郑和以后，凡是奉命出使海外的人，没有一个不盛赞郑和而向外国夸耀的。自宣宗以后，远方国家也常派使者来，但总不如永乐时代。

世间流传的三保太监下西洋，是明代初年的一件盛事。郑和死后，南洋各国百姓崇奉他为神，立庙祭祀，香火不衰。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详情如何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是在成祖永乐三年六月到五年九月。

永乐三年（1405）六月，郑和与宦官王景弘奉成祖之命出使西洋。他们率领一支庞大的船队，其中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的大船就有六十二艘，载有将士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和大量的金帛财物。船队从刘家河（今江苏太仓浏河）出海，先到福建，又从福建五虎门（今闽江口长乐港）扬帆起航。首站到达占城，先后又到了爪哇、苏门答剌等国，宣布成祖的诏书，赏赐当地的君主酋长，如果不臣服，就兼用武力。永乐五年九月，郑和等人回国，各国使臣随郑和前来朝见的很多。成祖很高兴，给他们加赐爵位俸禄不等。这次回来，郑和还献上了俘获的旧港（即三佛齐国，今印度尼西亚）酋长陈祖义。陈祖义原是广东潮州（今广东潮州）人，因为犯了罪在太祖洪武年间合家逃到旧港，投渤林邦国王麻那者巫里手下为将。国王死后，就纠集一帮海盗，自封为酋长，称霸海上，劫掠过往的商人旅客，妨碍海路畅通。郑和派人招抚晓谕，他假装投降，暗里却在谋划抢劫。郑和看破了他的阴谋，打败这帮海盗，活捉陈祖义，押解带回，成祖下令在京城集市上斩首示众。

郑和第二次下西洋的详情如何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是在成祖永乐六年（1408）九月至九年六月，路径与第一次大致相同。

郑和率船队到锡兰山的时候，国王亚烈苦柰儿拿出了许多礼物贡献给明朝皇帝。表示两国修好。但当他看见郑和船队装载了大量金银，起了贪心，就假意请郑和到他的宫殿。盛宴招待之后，他向郑和索取金币，并暗地里派兵去劫夺郑和的船队。郑和沉着冷静，了解到锡兰山的大部分兵力已被派去攻打船队，都城空虚，就率领部下两千多将士，出其不意地攻下了锡兰山的都城，活捉了亚烈苦柰儿及其妻子官属。领兵打劫船队的敌将听说明军攻打都城，赶忙下令撤兵回救。郑和率领明军乘胜杀了个回马枪，打得他们溃不成军，只得向明军投降。郑和当场释放了投降的将士卒，只把亚烈苦柰儿和几个重要官属扣留在船上，继续率船队访问其他地区。永乐九年（1411）六月，郑和返国，向朝廷献上俘虏。成祖赦免了亚烈苦柰儿等人，释放回国。那时候，交耻（今越南）已经被明军攻占，成为明朝的地方政府。西洋各国都非常震惊害怕，前来朝见进贡的越来越多。

郑和第三次下西洋的详情如何永乐十年（1412）十一月，成祖又一次命郑和等人率船队出使西洋，十三年七月返回。

这一次，郑和等人到达苏门答剌的时候，遇上了麻烦。原来，苏门答剌的西面有个那孤儿国，在明永乐六年（1408），那孤儿国和苏门答剌打了一仗，苏门答剌国王中箭身亡。那时，王子年龄尚小，不能替父王报仇。王后复仇心切，就向全国宣告：谁能领兵打败那孤儿国，替先王报仇，我就嫁给他，并请他当国王。一个渔夫自告奋勇，领兵打败了那孤儿国，杀死国王。于是，渔夫娶了王后，当上苏门答剌的国王。老国王的儿子长大后很不甘心，就培植了一批勇士，寻找机会杀死渔夫，登上王位。郑和到达苏门答剌后，给新国王赠送了许多礼品。渔夫有个儿子叫苏干剌，要替父亲报仇，带兵攻打苏门答剌，企图争夺王位，反被新国王打败了。他只得逃到一个叫邻山的地方，自立一寨。当他听说郑和给苏门答剌新国王赠送了许多礼物，却没有送礼给自己，又忌又恨，就带领几万兵众，袭击郑和的船队。郑和指挥将士还击，把苏干剌的兵众打得大败，乘胜追击到一个叫喃渤利的地方，活捉了苏干刺及其妻子、儿子。十三年，郑和返国，成祖下令斩杀了苏干剌。

郑和第四次下西洋的详情如何成祖永乐十四年（1416）冬天，满剌加、古里等十九个国家都派遣使臣前来朝贡，成祖都给了赏赐。各国使臣返国的时候，成祖派郑和等人率船队伴随他们一起走，并带着大量的礼物赏赐他们的君主。十七年七月，郑和返国。

郑和第五次下西洋的情况如何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春天，郑和奉命再次率船队出使西洋，第二年八月返国。

郑和第六次下西洋的详情如何郑和第六次下西洋是在成祖永乐二十二年（1424）。这年的正月，旧港（即三佛齐国，今印度尼西亚）酋长施济的孙子向朝廷请求世袭宣慰使的职务，郑和奉命带着成祖的诏书和官印前往旧港。当年的七月，在成祖死后，郑和返回。仁宗洪熙元年（1425）二月，仁宗命郑和率领部下守备南京。南京设立守备一职，是从郑和开始的。

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情况如何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是在宣宗宣德五年（1429）六月到八年七月。

永乐二十二年（1424），成祖去世，其子朱高炽继位，是为仁宗。他听从朝中一些大臣的意见，认为下西洋的花费过大，收效很小，宣布停止出使西洋的活动。不到一年，仁宗病死，太子朱瞻基继位，是为宣宗。在郑和船队停航的五六年间，原先郑和出使西洋时访问过的亚非国家，大多已同明朝断了往来。宣宗觉得自己即位已有数年，而西洋各国还没有来朝见进贡，便于宣德五年（1429）六月再次派郑和出使西洋。郑和、王景弘率领船队，访问了忽鲁谟斯等十七个国家。由于这次访问的国家多，地域广，路程远，出使时间也就很长，直到宣德八年才启程返国。不幸的是，郑和在返航途中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二岁。

明仁宗朱高炽是一个怎样的人仁宗朱高炽是成祖的长子，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八月即位，年号洪熙，第二年五月病死，在位仅短短十个月。

仁宗早在太祖洪武二十八年（1395）就被册封为燕国（封地在今北京一带）世子，他沉静好文，儒雅仁厚，深得太祖喜爱。太祖曾命他与秦国（封地在今陕西西安一带）、晋国（封地在今山西太原一带）、周国（封地在今河南洛阳一带）三国的世子分别检阅军士，这三位世子很快就检阅返回，只有他回来得最晚。太祖问起晚归的原因，他说：“早晨冷得很，士兵们还没有吃完饭，我让他们吃饱饭后才开始检阅，所以回来晚了”。他体态肥胖，行走不便，总要两个宦官搀扶着才能活动，因此不被好武的成祖喜欢。成祖夺取皇位后，在立太子的问题上曾有长时间的犹豫，而仁宗最后还是被立为太子的原因是得益于他较仁厚而得到了群臣的支持。

仁宗较能体恤民情、处事宽和，即位后一反成祖所为，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为了削减财政，宣布停止北征、宫使采买、营建工程及出使西洋等劳民伤财之举。仁宗对百姓的疾苦也比较关心，有一次，听说山东及徐州一带遇灾，老百姓没有吃的，地方官却照常催征夏税，就命大学士杨士奇草拟诏书免去当年夏税及秋粮的一半。杨士奇提出先告知户部和工部，仁宗说：“救民之穷，就像救人于水火之中一样，不能迟疑。如先让户、工两部的官员商议，他们会顾虑国库不足，一定是议而不决。”说着，赶快让宦官拿来文房四宝，令杨士奇即席起草诏书，盖上玺印，付诸实行。仁宗还赦免了建文帝的旧臣和成祖时遭牵连而流放边境的官员家属，允许返回原处。又平反了许多冤案，如建文帝时的忠臣方孝儒冤案，永乐时解缙冤案都得到平反昭雪。

仁宗在位期间推行较为开明的政策，使百姓得到一定程度的休养生息，生产发展，生活稳定，明朝进入一个较为安宁的时期，也是史称“仁宣之治”的开端。

为什么说明宣宗朱瞻基是“太平天子”

宣宗朱瞻基（1398～1435）是仁宗的长子，于洪熙元年（1425）即位为帝，年号宣德。他在位的十年是明朝初期统治秩序最稳定的时期，被称为“守成令主”（令，美好）、“太平天子”。

宣宗在太祖洪武三十一年（1398）生于燕王府邸。出生的那天晚上，成祖梦见太祖将一个大圭赐给了他，大圭上镌刻着“传之子孙，永世其昌”八个大字。后来见到小瞻基，觉得他长得非常像自己，非常高兴地说：“孙儿英气满面，符合我的梦啊。”这件事对以后成祖下决心发动靖难之役有很大的影响。宣宗喜爱读书，才智和见识都非常杰出，深得成祖的喜爱。永乐九年（1411），成祖立其为皇长孙，巡奉、北征时都令朱瞻基相从，还挑选翰林院诸臣为他讲经史，练习政务，增广见识，并常常对仁宗说：“这是他日的太平天子啊!”不受成祖信赖的长子朱高炽能够立为皇太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这位“好圣孙”。

宣宗即位不久，发生了汉王朱高煦的叛乱。他率军亲征，平定了叛乱，稳定了大局。宣宗承袭仁宗的政策，任用杨士奇、杨荣、杨溥、蹇义和夏元吉等治世良臣，实行一系列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如停止皇家采购，禁止在农忙时扰农，禁止用宗教、军事活动干扰民事，严格控制营造工程，大量放免工匠，保护手工业匠人的利益，全力保护农业的发展、大量减免税粮等。为了休兵养民，宣宗一改成祖时的讨伐政策，主动从交止（今越南）撤兵，减轻了百姓负担，节省了人力财力。在政治方面，宣宗清除积弊，整顿行政机构，实行精简和裁冗措施，对那些“不达政体”和“老疾”的官僚都予以罢免，以振朝纲。

这些政策和措施，使宣德时期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史称仁宗与宣宗时期为“仁宣之治”。

明英宗是个什么样的皇帝英宗朱祁镇（1427～1464）是宣宗的长子，九岁即位，年号正统。他在正统十四年（1449）的“土木堡”之役中被蒙古瓦剌部俘虏，失去帝位。八年之后，通过“夺门之变”又重登宝座，年号“天顺”。英宗在位期间，是明王朝由强而弱，由繁荣走向衰落的转折点。

英宗年幼即位，遵照宣宗遗诏，凡是朝廷大政都要奏请太皇太后张氏（明仁宗诚孝皇后，英宗的祖母）而后执行。张氏历成祖、仁宗、宣宗三朝，经验丰富，深识大体，她任用贤能之士，委政阁臣，使先朝大臣英国公张辅和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及礼部尚书胡濙辅政，继续推行仁宗宣宗朝的各项政策，还维持着社会的安定局面。然而随着张氏与三杨等大臣先后去世或离职，英宗渐渐亲近宦官，尤其宠信大宦官王振，而王振广泛树立私党，开启了明代宦官擅权乱政的先例。边境也日益多事，正统十四年（1449），蒙古瓦剌也先部进犯大同（今山西大同），英宗听信王振的话而亲自出征，结果因用兵不当而导致“土木之变”，英宗被俘虏北去。朝臣为稳定人心，立英宗之弟朱祁钰为帝，是为代宗。代宗景泰二年（1451），英宗被释放回京，软禁在南宫。景泰八年，武清侯石亨、副都御史徐有贞、宦官曹吉祥等人乘代宗病重发动兵变，拥立英宗恢复帝位，史称“南宫复辟”或“夺门之变”。英宗复辟后，改年号为“天顺”，杀了抗击瓦剌的功臣于谦等人，重用石亨、宦官曹吉祥等人，朝政更加败坏。

英宗在位期间，土地兼并严重，内有叶宗留、邓茂七等农民起义，外有异族侵扰，内外交困，未有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