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明初的统治集团

明初的统治集团，是由两方面地主组成的，一方面是原有的地主，如淮西和浙东地主集团，他们支持朱元璋建立了新政权；一方面是农民出身的朱元璋的将领，他们转化成地主以后，和支持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旧地主，都是新朝权贵。在巩固和发展新王朝的统治中，他们的阶级利益虽然一致了，但发生了新的矛盾，在财产权力再分配中，淮西、浙东之间，文臣、武将之间，都要发展各自的势力。除各集团之间的矛盾外，有时还和皇权形成冲突，成为明初朱元璋加强集权发展专制的内在原因。面对着公侯将相的权势和有些新权贵的不法行为，特别是他的战友与旧将邵荣和谢再兴的背叛，使朱元璋放心不下，猜疑他们来抢夺皇位。

为了使公侯将相尽忠于朱明王朝，洪武五年（2372），朱元璋作了申诫公侯的《铁榜文》①；洪武八年（1375），又编了《资治通训》，反复强调要他的臣僚对他效忠，勿欺、勿蔽；洪武十三年（1380），又编了《臣戒录》，“纂录历代诸侯王宗戚宦臣之属，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的行事②，来教育他的臣僚；洪武十九年（1386），又颁布了《志戒录》，“其书采汉唐宋为臣悖逆者凡百有余事，赐群臣及教官诸生讲授，使知所鉴戒”③。原来，朱元璋不允许儒者在他的将领左右议论古今，这是因为在天下扰攘君臣名分未定之际，怕知识分子为他的将领出谋划策，去独立发展。而当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却鼓励他的将领去接近儒臣，并规定武将在“操练之暇”，命儒臣去给他们讲解“上古以来忠臣烈士”、“忠君报国之义，事上死长之节”④，等等。尽管如此，朱元璋仍不放心。因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如杨宪为御史中丞，朱元璋曾想用作相，胡惟庸对李善长说：“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於是李善长就乘机弹劾其“放肆为奸事”，最终使杨宪没有逃脱被杀的下场。早在洪武初年，一天朱元璋召见刘基，同他商量任用丞相的事。刘基认为杨宪有丞相的才能，没有丞相的器度，汪广洋的器量比杨宪更褊狭，他们都不能任相。朱元璋又问到胡惟庸，刘基连连摇头，说胡惟庸像一头小牛犊，一经重用，就会摔破车辕，撞碎犁杖，为祸不浅。后来，朱元璋还是起用胡惟庸担任左丞相。

胡惟庸是朱元璋在和州时的帅府奏差，李善长的亲戚。由于李善长的推荐，洪武三年任中书省参知政事，六年升右丞相，进左丞相，深得朱元璋信任，权势日盛。他本人的品格，据明人诸书所记，是一个狡猾阴险、专权树党的人。就这一点来说，他与赋性猜嫌、自私惨刻的朱元璋必然不能相容。再则，他大权在握，不免一意专行，朝廷上生死人命和官吏升降等大事，有时径自处理，不向皇帝请示。因此各地想做官、升官的人和功臣、军人遭贬斥的都奔走在他的门下。功臣吉安侯陆仲亨和平渡侯费聚，都因受到朱元璋的谴责，与胡惟庸密相往还。胡惟庸又和御史大夫陈宁结为死党，秘密翻阅军队的档案，招勇夫为卫士，纳亡命作心腹。由于胡惟庸在中书省时间最久，权力最重，已使朱元璋感到大权旁落，而军事贵族陆仲亨等又和胡惟庸相勾结，更使朱元璋产生怀疑，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更加严重。朱元璋决心消除这一心腹之患。于是终于在洪武十三年（1380），以擅权枉法的罪状杀了胡惟庸，屠灭三族，连坐其党羽，诛戮了一万五千多人。

胡惟庸一案，使朱元璋对身边的功臣宿将，猜忌之心大起，遂着手开始了一场血腥的屠杀。洪武二十三年（1390），距胡惟庸案发已经十年之久，再兴大狱，又有一批人被杀，就连七十七岁的老丞相李善长也被赐死，自缢，家属七十余人全部被杀。“词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⑤。朱元璋兴犹未已，亲自罗列被杀诸臣的罪状，作《奸党录》，布告天下。

李善长死后的第二年，工部侍郎王国用上书说：“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李善长的儿子李祺被朱元璋招为驸马），亲戚拜官，人臣之份极矣。自图不轨，尚未可知；而今惟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人情爱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万全之富贵者，必不侥幸万一之富贵。善长与惟庸，犹子之亲耳（李善长的侄儿是胡惟庸的侄女婿），于陛下则亲子女也。使善长佐惟庸成，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太师国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纳妃而已矣，宁复有加于今日?”⑥朱元璋听后虽然不高兴，但也没说什么。

洪武二十六年（1393），朱元璋又兴蓝党大狱。蓝玉是常遇春的内弟，定远人也。他是洪武后期的主要将领，临敌勇敢，自徐达、常遇春死后，蓝玉“数总大军，多立功”。洪武二十一年（1388），蓝玉率大军十五万出塞追击蒙古军队，直至捕鱼儿海，“虏获男女七万七千余人”，大胜而回。因其战功赫赫，被封为凉国公。功劳一大，就骄横起来，蓄庄奴假子数千人，乘势暴横，在军中擅自黜陟将校，进止自专。总兵多年，麾下骁将十数人，威望很高。洪武二十六年（1393），锦衣卫指挥蒋（54页）告发蓝玉谋反，朱元璋把他抓起来，砍了头，并抄斩三族。这个案件被“族诛者万五千人”⑦。

胡蓝之狱前后达十四年之久，共诛杀四万五千余人。在被株连的人当中，连为朱元璋出生人死、功勋屡建的徐达，也未能幸免。徐达在胡案中是十分清白的。他早就对朱元璋说过，胡惟庸为人奸邪，蓄有异谋。为此，胡惟庸对他怀恨在心，设法收买徐达的仆人福寿，唆使他诬告主人，不料福寿径直告之徐达，揭露了胡惟庸的阴谋。但是，朱元璋对忠肝义胆的徐达仍然很不放心。他认为，徐达德高望重，誉满天下，而且年富力强，只有五十四岁，要是留下他来，可是个大祸患啊!洪武十八年（1385）初冬，徐达背上生了恶痈，连日无法入朝，朱元璋特派太监前来赐蒸鹅，徐达知道他的病不能吃蒸鹅，看到皇上赐的东西，知道是要他的命，便含着泪吃下了，没过几天就不明不白地死了。此外，据《明史》记载，还有著名功臣朱亮祖、胡美、周德兴、王弼、傅友德、谢成、冯胜（即冯国胜）等。他们或是被赐死，或因小过而被鞭死、被砍头。朱元璋的亲侄儿朱文正，在与陈友谅大战中，曾孤军坚守南昌达八十五日，立有大功，因赏薄怨望，免官贬置桐城，不久死去。李文忠是朱元璋的亲外甥，南征北战，屡立战功，也被赐死。大批官僚被诛杀，一时间朝廷人人自危，当时的京官，在每天早晨人朝之前，总要与妻儿诀别，交代后事，乃至晚上平安归来，便合家庆幸。功臣宿将得以善终者寥寥无几，汤和就是其中的一位。汤和与朱元璋是同村人，小时候是放牛的伙伴，他看到元勋宿将一个个被杀害，懂得是老伙伴对他们不放心，便主动交出兵权，告老还乡。朱元璋得知非常高兴，立即派人在凤阳给他修建府第，厚赐礼遇。

连续数年的诛杀，功臣宿将相继而亡，太子朱标劝父亲说：“陛下杀人太滥，恐伤和气。”朱元璋听后，当时不作声。第二天，为了讽喻太子，表明隐衷，他故意丢一根棘杖于地下，让朱标拿起来。朱标面有难色。朱元璋语带双关地说：“你怕刺，不敢拿，我替你把这些刺拔掉，然后再交给你，岂不更好!”一语道破了朱元璋大批诛杀功臣的目的。

在历代开国之初，如此大肆杀戮功臣的情况，极为鲜见，正如赵翼所说的，朱元璋“借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⑧。

注释①《明太祖实录》卷七四。

②《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二。

③《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九。

④《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九。

⑤《明史》卷三○八《奸臣列传》。

⑥《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长传》。

⑦《明史》卷一三二《蓝玉传》。

⑧《二十三史札记》卷三二《胡蓝之狱》。

靖难之役明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加强皇权的同时，为巩固朱氏的统治地位，实行分封诸藩王的政策。洪武三年（1370）四月，册封其子朱楔为秦王、朱桐为晋王、朱棣为燕王、朱棣为吴王、朱桢为楚王、朱樽为齐王、朱梓为潭王、朱杞为赵王、朱檀为鲁王，重孙朱守谦为靖江王。共计册封24个儿子，1个重孙，大多分封在北部边境和各个要地。且规定，一经封王即要出京城就藩，使之“外镇编圉，内控雄域”①，目的是要让这些分封在外的儿孙们“夹辅王室”②。因此朱元璋赋予这些子孙们以极高的地位和军事权力，规定诸王仅“下天子一等”③。诸王在各自的封地内，可以建立王府，设置官属，封地所在的卫所均受诸王的监视与控制，“凡朝廷调兵，必关白亲王乃发”④。诸王还可拥有供其指挥和调遣的护卫甲士，“少者三千，多者至万九干人”⑤。不仅如此，诸王还有权移文朝廷索取奸臣，甚至可以举兵“清君侧”。朱元璋分封诸王，使封国权力远远超过地方的行政权力。

朱元璋想以分封诸王的办法起到拱卫朝廷的作用，然而封国权力过大，必将有碍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山西平遥训导叶伯导曾为此上书，指出此举恐“尾大不掉”，“祸患立生”。但朱元璋却以“离间吾骨肉”⑥的罪名，将叶伯导囚死狱中。当然朱元璋也不是对此没有考虑，在分封之中，他曾规定凡受封诸王必须离开京城，到封地就藩。不允许各亲王之间相互往来。即使入朝，也不能同时前来，必须一王离京，另一王才可启程。朱元璋此举的目的在于避免诸王相互串联，与中央相对抗。所以，诸王就藩，可以说是“生离死别”。但朱元璋的用心良苦，却未能收到预期的后果。

洪武二十五年（1393）四月，皇太子朱标病故，朱元璋于九月，又立朱标次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朱允炆生性“颖慧好学，性至孝”，而深得朱元璋的喜爱，称赞他：“而诚纯孝，顾不忘我乎。”⑦不过，对于这位“仁柔少断”的皇太孙将来继任帝位，朱元璋并不十分满意，曾一度打算更换太子，后因翰林学士刘三吾的劝谏，才没有这样做。尽管如此，朱元璋对朱允炆的继位仍放心不下。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朱元璋病故，庙号太祖，皇太孙朱允炆即位为帝。临终前，朱元璋立下遗诏，“皇太孙允炆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内外文武臣僚同心辅政，以安吾民”。“诸王临国中，毋至京师”。

朱允炆即位，是为明惠帝，改元建文。尽管有朱元璋的遗诏不许诸王“入临、会葬”，但燕王朱棣仍直奔京城建康江苏南京），朱允炆闻讯后，立刻派人持敕，令朱棣返回燕（今北京），对此朱棣十分不悦。

其时，镇守北部边疆的诸王已有很大的权势，宁王朱权甲八万，革车六千”⑨。燕王朱棣更握有“节制沿边士马”⑩的重权。朱允炆对这些皇叔们忧心忡忡。建文元年（1399）正月，朱允炆即位不久，燕王朱棣即遣长史葛诚放朝奏事。朱允炆遂向葛诚密问燕王府之事，葛诚如实秉告，且派他返回燕王府，作为内应。葛诚回到燕王府，朱棣见他神色不对，心中不免作疑。随即朱棣亲自人朝，他自恃皇叔身份，径直走皇道入宫，登陛不拜。监察御史曾风韶弹劾其不敬，户部侍郎卓敬也密奏，以燕王“智虑绝人”，建议将他徙封至南昌，但都被朱允炆以“骨肉至亲”，婉言拒绝。朱棣察觉到朝廷对自己怀有贰心，回燕王府后，便托辞患病，以观事态的变化。

建文帝朱允炆以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卿黄子澄同参军国事。齐泰、黄子澄以诸王权势过大，恐难驾驭为由，力主削藩。“帝欲先图燕。子澄曰：‘不然。周、齐、湘、代、岷诸王，在先帝时尚多不法，削之有名。今欲问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削燕手足也。’”于是洪武三十一年八月，朱允炆下令废周王楠为庶人。建文元年（1399）四月，湘王柏惧罪自焚死，代王桂有罪，废为庶人。六月废岷王十匣为庶人，徙漳州。朝廷削藩之举，引起诸王的恐慌与不安，燕王朱棣更是心神不定。

不久，燕王府护卫百户倪谅上奏朝廷，密告燕王府官校谋反。朱允炆为此下诏责问朱棣。朱棣闻讯，遂“佯狂称疾”，以此掩盖其野心。齐泰等人侦得朱棣有谋反之意，便请朱允炆下诏，逮捕燕王府官属。齐泰等人还密令北平左布政使张呙、都指挥使谢贵占据燕王府，又约葛诚、指挥卢振为内应，且令北平都指挥张信捕捉朱棣。不料，张信将此事秉告朱棣，朱棣立刻令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等将领统800名壮士入卫燕王府。

七月，张呙、谢贵等指挥兵士围攻燕王府，索要官属，飞矢直人府内。朱棣与张玉、朱能等人商议，决定设计除掉张呙、谢贵。未几，朱棣称病愈，登东殿，而令壮士设伏于左右及端礼门内。遂派官持官属名册前往张呙军中，约其入府。待张呙、谢贵入殿，乃持之斩杀。围攻王府的张呙、谢贵所部闻讯，溃散而去。次日，燕王朱棣誓师，以“朝无正臣，内有奸恶，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的祖训为据，以“清君侧”为名，上书请诛齐泰、黄子澄。朱允炆见此上书，下诏削夺朱棣属籍。朱棣遂举兵，自置官属，其军号为“靖难”。

朱棣起兵后，以部将郭资戍守北平（今北京），乃举兵拔居庸关，破怀来，取密云，以稳定和巩固大本营。仅20天，朱棣所部已达数万人之多。在燕王“靖难”军的进攻下，北平附近州县纷纷倒戈，投降朱棣。

得知朱棣据北平反叛，朱允炆于八月任命长兴侯耿炳文为大将军，驸马都尉李坚为左副将军，都督宁忠为右副将军，率大军北伐燕王。同时部署其他将领各统偏师步骑，数路并进，号称百万大军，约定行程日期，直捣北平。同时传檄山东、河南、山西三省供给军饷。不久，耿炳文所部与靖难军战于真定（今河北正定）。朱棣避实就虚，趁中秋之夜官军饮酒作乐之机，渡白沟河，破雄县，之后大败耿炳文所部。耿炳文逃人真定城中，闭门固守。靖难军攻城三日不克，还师北平。

官军败北，朱允炆大怒，又改命李景隆取代耿炳文，继续统兵平定燕王之叛。又令辽东江阴侯吴高等领兵围攻永平（今河北昌黎西北）。朱棣留下少量兵将坚守北平，自己亲统大军救援永平。吴高怯懦，不敢应战，退保山海关。李景隆自恃兵多将广，率部直攻北平丽正门。守城将士及城中百姓奋力拒守，多次击退官军进攻。朱棣得知李景隆率兵攻北平，便回师以奇兵左右夹击，李景隆力不能支，被靖难军连破七垒，只得连夜逃遁。所部闻讯，纷纷丢弃兵甲、粮草，慌忙南逃。

李景隆兵败，黄子澄却藏匿不报。待朱允炆风闻察问，黄子澄仍借口天寒，士兵冻馁暂退德州（今属山东）。同时派人密告齐泰不得泄露失利之事。朱棣又上书陈述道理，并以诛齐泰、黄子澄传檄天下。迫于形势的压力，朱允炆只好罢免齐泰、黄子澄的官职，但仍旧依靠二人“筹画治兵”。朱棣得知李景隆虽然兵败，却于德州集结兵力，企图等明年春天，再攻北平，遂于建文二年（1400）正月，先发制人，率兵攻占蔚州（治今河北蔚县西南）。四月，于白沟河再度大败李景隆军。五月入德州，随后兵围济南（今属山东）。李景隆逃人济南后，据城固守，靖难军久攻不下，便引水灌城，亦不克。

九月，朱允炆再遣大将军盛庸总领平燕大军北伐。朱棣派兵袭击沧州（今属河北），俘都督徐凯。然而十二月，靖难军于东昌（今山东聊城）败于官军，张玉被斩，靖难军溃败而逃。张玉阵亡，令朱棣悲痛欲绝。而朱允炆以官军大捷，诏复齐泰、黄子澄官，仍领军国事。

建文三年（1401）二月，朱棣再次率军南下，于夹河击败盛庸所部。此战之后，朱允炆又坐立不安，下诏夺齐泰、黄子澄官，贬至外地，且没收其家产。靖难军夹河大捷，士气倍增，又连战三捷。朱允炆急令驸马都尉梅殷镇守淮安。

建文四年（1402），朱棣指挥靖难军攻陷沛县（今属江苏）、萧县（今属安徽）、泗州（治今安徽泗县）、盱眙（今属江苏），进至扬州（今属江苏）。五月，攻占仪征（今属江苏），进逼建康。朱允炆忙下诏，令天下诸路“勤王”，但这丝毫不能阻挡靖难军的南下。六月，靖难军渡长江南进，一举击溃盛庸的设防，占领镇江（今属江苏）。一筹莫展的朱允炆见大势已去，提出割地请和的条件，请求朱棣退兵，朱棣坚决不允，众朝官见朱允炆已无回天之力，纷纷离朝而去，朱允炆更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不久，朱棣率军抵达建康城金川门，守城的谷王朱穗开城请降，朱棣进入城中，遂立为皇帝，建文帝朱允炆于混乱之中，不知所终。

注释①《续通考》卷二○八。

②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一四。

③④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一五。

⑤《明史》卷一一六《诸王传序》。

⑥《明史》卷一三九《叶伯巨传》。

⑦《明史》卷四《恭闵帝纪》。

⑧《明史》卷三《太祖纪三）。

⑨《明史》卷一一七《宁王权传》。

⑩《明史》卷五《成祖纪一》。

《明史》卷一四一《黄子澄传》。

《皇明祖训·法律》。迁都北、营建北京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即皇帝位，定应天府为南京（今属江苏），称京师。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诏以北平为北京。十九年（1421），诏改京师为南京，以北京为京师，迁都北京。

初，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第四子朱棣受封为燕王，十三年（1380），就藩于北平（今北京）。建文元年至四年（1399-1402），朱棣夺取皇位，改元永乐，是为成祖。明成祖以为夺位得天下，恐为建文朝大臣所不容。靖难军进入南京，建文旧臣出迎者寥寥无几，余者或效死建文，或逃匿不仕，或指斥其非，或图谋行刺。朱棣遂大肆诛杀，株连甚众，以至于其内心颇为不安，曾微语尚书茹常：“朕毋得罪天地祖宗乎?”茹常叩头大言曰：“陛下应天顺人，克成先志，何罪!”①成祖这才放心。故虽定都南京，却经常往来于两京之间。

北平乃辽、金、元三朝古都，形势雄伟，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控江淮，北连朔漠，足以“控四夷创天下”②，于当时抵御北元蒙古势力的威胁，在军事上指挥调度极为有利。亦可进一步控制东北地区，有利于维护全国统一。北平又是明成祖龙兴之地，自封藩燕北，经营二十余年，有雄厚的政治、军事实力及广泛的社会、经济基础。因此种种，明成祖早欲迁都北京。即位之初，永乐元年（1403）正月，礼部尚书李至刚等言：“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平定天下，或由外藩入承大统，而于肇跻之地皆有隍崇。切见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兴王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为京都。”明成祖认为：“其可以北平为北京。”③永乐迁都北京的准备工作遂逐步展开。

二月，成祖下令改北平府为顺天府，设北京留守、后军都督府、行部国子监。三月，成祖命舟师重开海运，往北京运粮，以后岁以为常。八月，发流罪以下犯人往北京垦荒，徙直隶、苏州等10郡、浙江等9省富民近4000户落籍北京。二年至三年（1404-1405），又徙太原等山西民20000户落籍北京。同时，成祖下令浚通南北大运河，以通北京漕运。四年（1406）闰七月，“诏以明年五月建北京宫殿。分遣大臣采木于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④。同时命大臣督兵士、僧众、工匠造砖瓦；命工部征天下诸色匠作；在京诸卫及河南、山东、陕西、山西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隶各卫选军士；河南、山东、陕西、山西等布政司、直隶凤阳、淮安、扬州、庐州、安庆、徐州、和州选民丁，期明年五月俱赴北京听役，“其征发军民之处，一应差役及闸办银课等项悉令停止”⑤。

各路军士、工匠、民丁，各地良材、巨木不久便汇聚北京。原定永乐五年动工营建之北京宫殿工程却未能如期开展。究其原因，约略有三。其一，永乐四年爆发明与安南之战争。成祖命成国公朱能“帅十八将军、兵八十万”分道进讨，六年（1408）“复命张辅帅师二十万征讨”⑥；其二，明与北方鞑靼、瓦刺不断展开大规模战争。永乐八年（1410），成祖“自将五十万众出塞”亲征鞑靼，十二年（1414），又亲征瓦刺。⑦战争连年不断，需仰大量人力物力支持，从而影响营建北京宫殿计划如期进行，其三，永乐五年（1407），徐后去世。七年，明成祖车驾至北京，礼部尚书赵舡及廖均卿等得吉壤于北京昌平黄土山，车驾临视，遂封其山为天寿山，始营建山陵即成祖长陵工程。

营建北京宫殿工程虽停，迁都准备工作始终未断。永乐九年（1411），成祖命工部尚书宋礼等修会通河。十三年（1415）平江伯陈碹等开凿淮安附近之清江浦，使废弃已久的运河重新畅通。十四年（1416）三月，长陵工程竣工。十一月，成祖复诏群臣商议营建北京事。于是，公、侯、伯、五军都督及在京都指挥等武官，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太常寺等衙门尚书、都御史等文官纷纷上疏，请求立即择日兴工，营建北京。上奏称：北京“诚天府之国，帝王之都也，皇上营建北京，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今日“引河道疏通，漕运日广，商贾辐辏，财货充盈，良材巨木，已集京师，天下军民，乐于趋事，揆之天时，察之人事，诚所当为而不可缓。伏乞上顺天心，下从民望，早敕所司兴工营建，天下幸甚”⑧。成祖欣然同意。

自永乐十五年（1417）六月兴工，至永乐十八年（1420）十二月，北京宫殿、门阙、城池、郊庙、钟楼、鼓楼等京师必备建筑先后竣工，于是，成祖下诏迁都。十九年（1421）正月，明成祖御新建成之奉天殿，受百官朝贺，正式迁都北京。

新都北京“规划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朝廷以全国各地征调各色工匠数十万、民工上百万，及大量军士参与营建工程。明代北京在元大都旧城基础上，进行了全面改建与重建。宫城及大城均向南推移，宫城（紫禁城）为营建北京的核心工程，位于全城南北中轴线上，四周建城墙，城墙外有护城河。宫城为长方形，占地72公顷，以午门——玄武门为中轴线，依次排列有前三殿：奉天殿（后改称皇极殿、太和殿）、华盖殿（后改称中极殿、中和殿）、谨身殿（后改称建极殿、保和殿）；后三宫：乾清官、交泰殿、坤宁宫。前三殿主要用于举行国家大典以及l重要朝会，后三宫为皇帝处理日常政务及生活起居之所。文华殿、武英殿、东六宫、西六宫等建筑配置于东西两侧，严格对称。宫城之外为皇城。宫城后方为废土堆砌而成的万岁山，意在“席山建殿”，成为宫城之倚靠，又意在镇压前朝之风水，故又名镇山。万岁山亦为北京城的中心点及制高点，便于瞭望全城。宫城前方依“左祖右社”之制，左建太庙，右建社稷坛。皇城正门为承天门（今天安门），向南至大明门（今已不存）为一宽阔大道。道两侧筑有东、西千步廊。千步廊左侧为礼、户、吏、兵、工五部等中央机构。右侧为五军都督府衙署。皇城中心为优美多姿的太液池、琼华岛。皇城之外为大城。大城南部乃繁华商业区。钟楼、鼓楼位于大城中心。大城共开九门，前三门为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西有阜城门、西直门，东有朝阳门、东直门，北有德胜门、安定门。大城南郊建有皇帝祭祀天地的大祀殿及山川坛。嘉靖九年（1530），增筑圜丘，并于北郊筑方泽坛，东郊筑朝日坛，西郊筑夕月坛。明成祖营建北京，使北京城内建筑布局比元大都城更为匀称整齐，设计更为合理，巍峨壮观的建筑显示出中国古代独特的建筑风格。嘉靖三十二年（1553），在外城南郊增修外罗城，开七门，因此，大城又称为内城。原计划大城四周均筑外罗城，由于财力不济，终未能果，因此明北京城平面呈“凸”字形。

永乐迁都后，北京人口迅速增加，既有自元朝至永乐时期从全国各地徙来的富户，也有营建北京过程中留京的大批工匠，又有入京参试的科场举子以及大小商人等。京城农业、手工业及商业、文化事业都得到全面发展，迅速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

北京地近边塞，北方蒙古鞑靼、瓦刺，东北女真等族相继对京都构成威胁。因此，自永乐迁都之时至明末均有回都南京之议。永乐十九年（1421）四月初八，新建成仅三月的紫禁城失火，三大殿烧成一片灰烬。廷臣中有议论迁都北京之非，主张重同南京，遭明成祖斥责。成祖以奉天门为临时听政之所坚持上朝，还都之议始止。但是，继续营建北京官署的工程却被搁置。永乐二十二年（1424），成祖驾崩，永乐时期长期居守南京的皇太子朱高炽即位，是为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三月，仁宗宣布复都南京，“命诸司在北京者悉加‘行在’二字，并建北京行部及后军都督府”⑨。四月，仁宗崩，还都南京终未成事实。

宣宗朱瞻基即位，仍称北京为“行在”。直至英宗朱祁镇即位后，北京作为明朝都城的地位才得以确立。正统元年至四年（1136-1139），宣宗命军夫数万人修建京师九门城楼、月城、角楼、城濠、并各门石桥、闸，于是北京城“焕然金汤，巩固足以耸万国之瞻矣”。正统五年，重修已焚毁20年之久的奉天、华盖、谨身三殿及乾清、坤宁二宫。六年（1441），英宗于新宫殿落成之日宣布上谕书，重申定都北京，“罢移行在，定为京师”。此后，正统七年，又造会同馆、观星台，建宗人府、吏部、户部、兵部、工部、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五军都督府、太常寺、通政司、锦衣卫、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詹事府等文武官署，并于京师城垣内外砌以砖石。英宗正统时期的营造工程，使北京京师规模完整地体现出来，在明朝定都北京、营建北京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此后，直至明亡，北京一直是明朝京师。

注释①《罪惟录》。

②《明太宗实录》卷一，四。

③《明太宗实录》卷一六。

④《明史》卷六《成祖本纪二》。

⑤《明太宗实录》卷五七。

⑥《明史》卷一五四。

⑦《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⑧《明太宗实录》卷一八二。

⑨《明仁宗实录》卷八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