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郑和下西洋

公元1405年6月，明成祖正式派郑和为使者，带一支船队出使“西洋”。那时候，人们叫的“西洋”，并不是指欧洲大陆．而是指我国南海以西的海和沿海各地。郑和带的船队，一共有二万七千八百多人，除了兵士和水手外，还有技术人员、翻译、医生等。他们乘坐六十二艘大船，这种船长四十四丈，阔十八丈，在当时是少见的。船队从苏州刘家河（今江苏太仓浏河）出发，经过福建沿海，浩浩荡荡，扬帆南下。

郑和第一次出海，先到了占城（在今越南南方）接着又到爪哇、旧港（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南岸）、苏门答腊、满剌加、古里、锡兰等国家。他带着大批金银财物。每到一个国家，先把明成祖的信递交国王，并且把带去的礼物送给他们，希望同他们友好交往。许多国家见郑和带那么大的船队，态度友好，并不是来威吓他们，都热情地接待他。

郑和这一次出使，一直到第三年九月才回国。西洋各国国王趁郑和回国，也都派了使者带着礼物跟着他一起回访。在出使的路上，虽然遇到几次惊涛骇浪，但是船上有的是经验丰富的老水手，船队从没出过事。只是在船队回国、经过旧港的时候，却遇到了一件麻烦事。旧港地方有个海盗头目，名叫陈祖义。他占据了一个海岛，纠集了一支海盗队伍，专门抢劫过往客商的财物。这回听到郑和船队带着大批宝物经过，分外眼红，就和同伙计议，表面上准备迎接，趁郑和不防备，就动手抢劫。这个计谋被当地人施进卿得知，他偷偷地派人到船队告诉了郑和。郑和心想，我手下有二万兵士，还怕你小小海盗?既然你要来偷袭，就非得给你点教训不可。他命令把大船散开，在旧港港口停泊下来。命令船上的兵士准备好火药、刀枪，严阵以待。夜深的时候，海面上风平浪静，陈祖义带领一群海盗乘着几十艘小船直驶港口，准备偷袭。只听到郑和坐船上一声火炮响，周围的大船都驶拢来，把陈祖义的海盗船围住。明军人多势大，早有准备，把陈祖义杀得大败。大船上的兵士丢下火把，把海盗船烧着了。陈祖义想逃也逃不了，只好乖乖地当了俘虏。郑和把陈祖义捆绑了起来，押回中国。到了京城，向明成祖献上了俘虏。各国的使者也会见了明成祖，送上大批珍贵的礼物。明成祖见郑和把出使的任务完成得很出色，高兴得眉开眼笑。

七下西洋后来，明成祖相信建文帝确实是死了，没有必要再去寻找。但是出使海外的事，既能提高国家的威望，又能促进跟西洋各国的贸易往来，好处很多。所以打那以后，一次又一次派郑和带领船队下西洋。

从公元1405年到公元1433年的将近三十年里，郑和出海七次，前前后后一共到过印度洋沿海三十多个国家，最远到达非洲的木骨都束国（在今索马里的摩加迪沙一带）。到郑和第六次出使回国的那年，明成祖得病死了。他的儿子明仁宗朱高炽即位后，不到一年也死了。继承皇位的明宣宗朱瞻基，是一个八九岁的孩子，由祖母徐太后和三个老臣掌权。大臣们认为郑和出使七次，国家花费太大，到国外航行的事业就停了下来。

郑和第三次出使访问印度洋上的佛教国家，他率领船队和随带珠宝及土特产等，准备恩威并施，使这些国家臣服明朝。

抵达了锡兰，郑和及随员等登陆，参拜了一间大佛寺，布施了许多金银、丝织等物，又立了一座镌有三种文字的纪念碑。但有些本地的中国人向郑和申诉，说国王亚烈苦奈儿很歧视中国人，经常虐待来此礼佛的中国僧人。郑和为了要解决此问题，特派随员谒见国王。但国王毫无诚意，还想对郑和施下马威，他假意邀请郑和入城见面，乘机将他扣留并勒索财物，一面又倾全国军队五万，出其不意地劫掠宝船。郑和已察觉国王的阴谋诡计，便打蛇随棍上，将计就计，一面答应入城，趁对方的军队倾巢而出，后方空虚，以二千精兵，轻装绕道袭击王城，一面在中途埋伏大军，将敌军拦腰截击。

亚烈苦奈儿把军队调遣好，在宫中等听捷报。不料王城突然发生骚动，原来是郑和的军队已破城而入了。城内实力空虚，毫无抵抗，很快把国王俘虏了。开到中途的五万军队得悉王城被袭，连忙回军救援，又被郑和的伏兵切为几段，结果全军被杀得片甲不留，因此，锡兰国王才真心臣服明朝。

郑和的七次航行，表现了我国古代人民顽强的探索精神，也说明当时我国航海技术已经有很高水平。

通过郑和出使，促进了我国和亚非许多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直到现在，那些国家里还流传着三保太监的事迹。迁都北京北京，现在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而它的重要地位则是明成祖给予的。

迁都的矛盾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皇帝都是从北方起家的，朱元璋却是一个例外。他最初在南京称王，从这里开始逐渐收服了整个中国。

所以朱元璋当上皇帝以后，就把他发迹的地方南京定为都城。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把南京作为京城是不太适合的，因为蒙古的残余势力退出中原后仍旧保留了很强大的实力，而且就在北方边境上虎视眈眈，随时都准备卷土重来。

南京却太靠南，与北方边界相隔千里，一旦有战事发生，住在这里的皇帝无论是想获知战场的情况还是发布命令都不可能及时传达，战争时期贻误了战机就会造成战争的失败。

所以朱元璋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也是很矛盾的，总是拿不定主意。

最初他把南京定为临时都城，比较靠北的开封定为陪都，他总是在这两个城市之间不停奔走。后来他又想把他的老家凤阳建成都城，可是不久又放弃了。他还想把都城迁到西安去。这样反反复复的折腾了好多年，直到他的皇位已坐了十几年的时候，他才最终下定了决心，正式确定南京为都城。

选定北京燕王朱棣夺得了皇位以后，就完全没有这种种考虑。他直接下令开始修建北京城，建成之后就马上迁都到那里。至于他要把北京定为都城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因为北京是他还在当王子的时候的封地，从他18岁被封到这里作了燕王，许多年来他都一直住在这里，这里的一切他都熟知，这里已经成为他的根。况且，朱棣的皇位是从自己的侄儿手中夺过来的，南京正是建文帝从小生长的地方，朱棣却正好相反，他的一切权力的基础都来源于北方，对南京的一切他都十分陌生，所以他不只是不喜欢南京，而且更需要一个能够保证他的权力固若金汤的都城，北京当然是他的首选。

当然也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南京也并不是什么都不好，它位于长江下游，是当时全国的经济中心，在经济方面比任何地方都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但是它处在平原地区，远离北方和西部边陲，朱棣认为那里太容易受到攻击，而没有任何可以借以屏障的东西。再有就是出于政治和军事的原因，北京的地理位置优于其他一切地方，它既可以成为对付北方敌对势力入侵的堡垒，同时也可以作为皇帝在北方进行扩张性活动的最佳根据地。综合了以上种种理由，永乐皇帝几乎是没有任何疑惑的就作了迁都的决定。

正式迁都但是，“迁都”说起来只是再简单不过的两个字，实际上要改造北京城却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元代的一些城墙和宫殿虽然仍然存在，但是城市的总体格局却一定要改。初登帝位的永乐皇帝心中正充满着雄心壮志，当然要建没一个能够匹配他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的都城。所以一切新工程的设计和施工都必须满足皇帝的要求。

与南京城正好相反，北京作为一个政治性或军事性的城市当然是上上之选，但它却从来不是一个好的经济基地，北京并没有足够的物质资料来供应如此浩大的工程，必须依靠从东南各省用船只运送大量粮食和其他物资供应。这种运输的工作是日后国家的命脉，当然不能交给一般人去负责，所以军队也必须改革，担负起这个重责大任。政府的机构也需要作出变动。南京是开国皇帝选定的都城，当然也不能废弃，原有的一切机构设置都要保留，北京则需要重新建立起一套与之相同的政府班子，北京附近地区也要因为都城的变更而随着作出变动。凡此种种，都是复杂而困难的工作，迁都无疑对明王朝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从永乐皇帝登基的公元1402年开始，北京新都的建设已经开始了。一直到公元1417年，大部分的宫殿才算竣工完成。以后陆陆续续的又有工程完工。公元1420年10月28日，北京正式被确定为国家的主要都城，而南京则降为留都。随后的三个月中，政府机构也被彻底改组。

新的都城有了，作为一个庞大帝国的都城，当然不能只有政府机构而没有多少居民。早在公元1404年，永乐皇帝就下命令迁当时以经商而富甲天下的山西九个府的一万户到北京居住，以求增加未来都城地区的人口数量，并且还可以同时带动经济的繁荣。永乐皇帝还时常减免京畿地区的赋税，设法使当地的人民富裕起来。对建设新都来说最重要其实并不是城市的建设，而是同时进行的大运河的修复工作。没有大运河这条生命补给线，要把北京建成都城无疑是纸上谈兵。北京城的建设速度其实在开始几年进度很慢。一直到公元1415年大运河主体工程完成以后，物资的运送顿时快了很多，从盛产粮食的长江下游运送粮食到北方更加迅速了。从这时起，新都的经济状况才有了极大的好转，工程建设的速度也快了起来，城市的主体工程在两三年中迅速的完成了。这让永乐皇帝十分高兴，重奖了当时负责建设的官员。

从公元1420年到公元1441年是北京作为主要首都的一个过渡阶段。公元1441年以后，作为留都的南京大大丧失了它的政治重要性，大批的宫殿和宗庙从此都被废弃。

虽然它的主要政府机构设置和行政职能都保持不变，但都只限于象征性的意义了。从此时起，北京已经成为国家实际行政中惟一的都城。天安门的设计者挺立在北京城中心的天安门，至今已经历了六百多年的风霜，它的最初设计者是谁呢？

蒯祥的才华设计天安门的人是明初的大建筑师蒯祥。他生于洪武末年，出身于工匠世家，他的父亲就是一个技艺高超的木工，善于设计和建筑寺庙厅堂。蒯祥家学渊源，深受父亲的影响，年纪轻轻就已经在当地小有名气，尤其精于建筑结构的设计和制图。正巧这时成祖为了兴建新的都城，在全国征集能工巧匠到北京效力。蒯祥就在应召之列，跟随着成祖来到了北京。

在工作过程中蒯祥的才华很快显露出来，虽然年纪还不到二十岁，但是因为手艺出众，而且设计制图信手拈来，不知不觉的就已成为伙伴中的领导者。这种情况很快被反映到当时主持北京城建设的工部官员宋礼那里，宋礼马上召见了这位年轻的工匠，经过深谈，宋礼从心里称赞这个年轻人头脑灵活，极富创造力，觉得他可堪重任。于是他交给了蒯祥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设计皇城的正门。他果然不负众望，很快就拿出了一整套的建筑结构设计图和周密的施工方案。

宋礼看后很高兴，马上命人把设计方案送给成祖过目。朱棣看过设计图后也觉得十分满意，马上拍板决定采用这个方案，并且命令立即开始动工。对于蒯祥这个没有见过面的设计者，皇帝也封了一个工部的官职给他。

进行修建其实北京城的建设在成祖继位之初就已经陆陆续续的在进行中了，可是直到永乐十五年，因为大运河修缮完毕投入使用，北京城的建设才进入施工高潮阶段。到永乐十八年，城市宫殿的建设就已经基本完成了。天安门的修建也是在四五年的时间里完成的。

天安门最早并不是叫这个名字，而是按照中国古代传统的命名方法取名“承天之门”。直到清朝初年对其进行大规模维修时才改名为“天安之门”，后来就简称为“天安门”了，并且被一直沿用至今。

天安门位于北京城的中轴线上，是皇城，也就是今天紫禁城对外的第一扇大门。它是一座传统的宫殿式建筑，最初的建筑结构只是一层的，下面是用砖砌成的高大城台，城台上则是九开间的重檐歇山式宫殿建筑，整个都是木制的，靠一根大梁支持着整个建筑物。城台前还立有华表和石狮，美丽的金水河从城楼前横亘而过，上面建了五座精巧华丽的汉白玉石桥，与城台的五扇大门一一相对。宏伟和华丽相结合，沉稳与精致并行，它是一个完美的矛盾结合体，正好体现了皇家“九五至尊”的高不可攀和神秘气质。后来，这座原本被称为“承天之门”的城楼在明英宗在位时被雷击烧毁了，几年之后，蒯祥再次受命重修城楼。这一次，他在原有的建筑基础上又改进设计方案，把原来一层式宫殿建筑改为两层，更加突显了它恢宏雄伟的皇家气派。

“蒯鲁班”

此后，天安门又屡次经过翻修，不过基本上都沿用了原来的设计结构。近代以来，人们给天安门周围修建了红色的高大围墙，改进了一些细微的装饰图来，但仍然保持了天安门的原始风貌，最大的一次改变恐怕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重修工程中把建筑高度稍稍提高了不到一米。可以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天安门绝大部分仍然保留了明初的建筑样式，它就像是一位饱经了六百年风霜的老人，依旧沉稳静默的屹立在那里，注视着它脚下川流不息的人们。

天安门的设计者蒯祥因为在修建北京城的过程中表现突出，很快就升任工部侍郎，位列正三品，从一品的俸禄，可以说受到了无尽的荣宠。在修建北京的工程结束以后，他又担任了很多宫殿陵寝的修建任务，内城的宫殿，京郊的陵寝，到处都留下的蒯祥的智慧和汗水。他的一生精力都扑在了建筑艺术上，勤耕不辍，一直到明宪宗成化年间，他才满载着荣誉含笑而去，一共历仕七朝，享年83岁。他的一生，也许只有一个评价是最恰当的，那就是明宪宗朱见深赐予他的称号——“蒯鲁班”。明仁宗因何暴亡明仁宗朱高炽，登基不足一年，无疾骤崩，为什么会暴亡呢？

纵欲而亡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七月，明成祖朱棣去世，其长子朱高炽登位，即明仁宗。次年五月，仁宗暴卒，在位不足十月，享年48岁。

仁宗去世前三天还在和大臣们商议处理政事。他从感觉不适到“崩于钦安殿”，前后仅两天时间。明代学者黄景称仁宗“实无疾骤崩”。壮年天子，登基未足一年，“无疾骤崩”，其中必有不为人知的缘由。但《明仁宗实录》、《明史·仁宗纪》等明代一切正统的史书，都只字不提仁宗的死亡原因。

有人指出，仁宗是死于纵欲过度。仁宗的贪欲好色人所共知，当时的大臣李时勉在仁宗即位不久上了一份奏疏，其中有劝仁宗谨嗜欲之语，并说：“侧闻内宫远自建宁选取侍女，使百姓为之惊疑，众人为之惶惑。若曰，天子之宫，古有常制，则大孝尚未终；左右侍御，不可无人，则正宫尚未册。恐乖风化之原，有阻维新之望。”仁宗览奏后，怒不可遏，当即令武士对李时勉动刑，李时勉险些丧命。

仁宗直至垂危之际，仍难忘此恨，说：“时勉廷辱我。”由此可见，仁宗确实纵欲无度，李时勉奏疏确实触及其痛处，否则不会如此耿耿于怀。仁宗死后即位的宣宗皇帝，因为仁宗临死前留下的遗言，曾亲自御审李时勉，在殿上大骂道：“你一个小小的臣子也敢侮辱先帝!你的奏疏上到底写了什么话?”李时勉叩首答道：“我是说皇帝在守孝期间不应该近女色，皇太子不宜远离皇帝左右。”宣宗叹息着称李时勉是忠臣，恢复了他的官职。只因为李时勉所说的两件事也正是他深深忧虑的。

可见，宣宗对仁宗嗜欲一节也一清二楚，不以李时勉所奏为非。

“灵丹妙药”

仁宗因纵欲过度而得不治之症，这在明人陆钱《病逸漫记》中也有记述：“仁宗皇帝驾崩甚速，疑为雷震，又疑宫人欲毒张后，误中上。予尝遇雷太监，质之，云皆不然，盖阴症也。”这个说法出自仁宗身边的一个太监之口，应当有一定的可信度：当时治疗此等“阴症”并没有特效良药，这使一些奸佞之徒有机可乘，献上一些乱七八糟的“灵丹妙药”给病重的皇帝服用。所以也有人说导致仁宗死亡的直接原因，是服用治“阴症”的金石之方，而中毒不治身亡。

杀父夺位还有学者经过精细的考察各种蛛丝马迹，指出仁宗是被其长子朱瞻基，即宣宗害死的。仁宗生性温厚懦弱，理政能力差，且嗜欲享乐，成祖生前已经对他大为不满，只因为他是嫡长子的关系，才立为太子，但成祖一直有废朱高炽储位之心。仁宗长子朱瞻基与其父的性格正好相反，他善骑射，谙武事，又热衷权利，工于计谋。

成祖在世时，他就深得成祖赏识，他还竭尽全力为其父保全储位。成祖死后，仁宗即位，虽然是立朱瞻基为太子，但是已经开始察觉到他的非分之想，所以屡屡有劝戒之语。然而朱瞻基迫不及待地想为自己早日登位筹谋，根本不顾骨肉亲情。

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三月，仁宗命朱瞻基南下祭祀皇陵（凤阳的皇陵与南京的孝陵）。朱瞻基于四月十四日离京，随侍仁宗的宦官海涛，是朱瞻基的亲信，他按照和朱瞻基事先定下的密谋，着手加害仁宗，五月十三日仁宗就突然驾崩了。朱瞻基离开北京后，不按应循日程行进，而是直奔南京。在他还没有离开南京之前，南京城中就已经开始传言仁宗“上宾”。须知当时北京还未发丧，那时也没有如今迅速的传播手段，可见“仁宗上宾”是在一些人预料之中的。当时，朱瞻基还说：“……予始至遽还，非众所测。”显示他有人们难以想象的重大安排。他匆匆北返，于途中等待携诏书而来的海涛，于六月三日回到北京。一到北京，就有大臣劝诫他说现在京城里人心惶惶，不可掉以轻心。朱瞻基回答说：“天下神器非智力所能得，况祖宗有成命，孰敢萌邪心!”（《宣宗实录》卷一）充分的显示出一切皆在其掌握之中，流露出对弑父谋位活动的自信和自得。

仁宗究竟因何暴卒，仍有待进一步考察。不过，现在历史学界流行的主流说法仍是认为仁宗死于纵欲过度，因为宣宗是明代历史上少有的几个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人们大概都不愿意相信这样一个皇帝的皇位居然是靠谋杀自己的父亲而得来的吧!仁宗的宽厚待人早在朱棣还被封为燕王的时候，朱元璋就指定朱高炽为世子。

少年仁义仁宗从少年时就沉静稳重，深得朱元璋的喜爱。据说有一次，朱元璋故意让这个还是少年的孩子在破晓时去检阅军队。可是朱高炽去后不久就回来了，太祖因为他的迅速而感到惊诧，问他为什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朱高炽恭敬的回答说：“清晨的天气太寒冷了，所以我就让士兵们先去吃完早餐再检阅不迟。”朱元璋听了显得非常高兴。

还有一次，朱元璋要他审阅几份官员的奏章，他有条不紊的把奏章按照文武分类，并详细的向祖父作了报告。朱元璋又极为赞赏他优秀的行政能力。可是朱棣却并不怎么喜欢这个儿子，因为仁宗天生极为肥胖，大腹便便，行动迟缓，而且还有脚疾，这使他根本不可能跃马疆场奋勇杀敌。

朱棣却是一个天生的勇将，他的天下就是在马上得来的。所以他总是觉得这个儿子实在没用，就连他发动靖难之役陷入生死搏斗之时，仁宗也只能留守在北京城中，什么忙也帮不上。不过，因为他是朱元璋亲自给自己封的燕世子，为人又仁慈宽厚，深得众人的尊敬与信任，他也就一直没有废掉他。

小心谨慎的世子生涯仁宗要时时防备着来自两个弟弟朱高煦、朱高遂的暗算。这两个弟弟是成祖的二子和三子，他们都继承了成祖的优秀素质——战场上的勇将。有一次成祖陷入建文军队的包围险些丧命，是他的二子不远千里带兵来救才得以脱困的。因此，成祖私心里最喜欢这个酷似自己的儿子，还曾经许下诺言，答应靖难事成之后封他为太子。

在成祖与建文帝的三年争斗中，建文帝见到成祖的军队英勇善战，朝廷的军队怎么也不能取胜，就使出反间计，离间成祖固守后方基地的朱高炽和他父亲的父系。他派人送给朱高炽一封书信，劝朱高炽与自己联合，日后必有重谢等等。朱高煦和朱高遂早就在暗中虎视眈眈，命他们的党羽宦官黄俨千方百计的寻找机会害他。他们得知了这个消息，怎么能够放弃这么好的机会呢?他们马上派黄俨秘密地到前方阵地去向成祖通风报信，说世子暗中与建文帝勾结，现在朝廷的密使已经到了北京。

朱棣听了非常生气，以为这个不讨人喜爱的长子果然卖父求荣投靠了朝廷，心中顿生杀子之意。谁知他刚准备派人回去，朱高炽的使者也来到了军中，送上建文帝写给世子的密信。成祖拿过来一看，信还没有开封，打开读后，他才知道自己险些中了建文帝的反间计，不禁感叹道：“我险些误杀了自己的儿子啊!”原来，朱高炽虽然为人忠厚，但却也不傻，他深知自己的弟弟们一心想找机会谋害他，所以凡事都非常小心，不让他们抓到把柄。

宽厚太子永乐元年，成祖终于打败了自己的侄子建文帝，登上了觊觎已久的皇帝宝座。到了第二年春天，他就把朱高炽立为太子。以后，成祖经常带兵到处征战，每到这时，他都吩咐由太子坐镇当时的都城南京，管理国家的一切事情。太子开始展露自己过人的治国之才，凡事兢兢业业，听政治民，一切以百姓的利益为重。遇到地方上发生水旱灾害，他都及时地派人去安抚百姓，发放救济，赈济灾民，臣民都对他施行的仁政有口皆碑，称赞不已。

但是虽然已经贵为皇太子，朱高炽却仍然时刻处在危险之中，随时要防备来自两个心怀不轨的弟弟的陷害。有好多次他都差点因为他们的谗言而被废。因为他从来不主动反击，只是一直被动地证明着自己的无辜，他身边的大臣看了都不禁为他担心不已，有的人问他：“你难道不知道你身边有一心想害你的小人吗?”他却坦然的回答道：“不知道，我只知道要恪守作为儿子的职责而已。”这一席话更是让大臣们暗自佩服他的宽宏大度。

有一年，成祖带兵北征胜利归来之后，因为太子派来迎接他的使臣在路上耽误了行期，而且上奏的文书措辞不当，成祖因此而大怒，下令把朱高炽的属下臣僚黄淮等人逮捕下狱。后来，黄俨等人又诬告朱高炽私放嫌犯，成祖又发怒了，牵连进这件案子的官员都被诛杀。

成祖还派自己信任的官员去监视调查朱高炽的行动，这位官员后来给成祖上奏了一份密书，其中列举了朱高炽诚敬孝谨的七件事，成祖这才相信朱高炽，没有处罚他。这样被陷害的事件在很长时间中层出不穷，但是朱高炽都淡然处之，只是更加小心地防范而已。

一直到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野心勃勃的朱高煦终于因为触怒了成祖而被治罪，朱高炽时刻面临的威胁才稍有减少。他不计前嫌地为朱高煦说好话，替他脱罪，才让成祖饶了他一命，只是把他逐出京去。

仁宗不虚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成祖在北征的途中去世，朱高炽终于登上了帝位，就是明仁宗。其实他在位只有短短不到一年时间，只做了一些纠正成祖过激行动的工作，例如释放了一些无辜被囚的官员之类的事情，实在没有什么充足的时间去进行他心目中的儒家制度的改革。

他之所以被给予“仁宗”这个尊敬的谥号，多半是因为他对待他的两个弟弟的宽大态度。就像前面所说的，他在当世子和太子的期间一直受到手足骨肉之间的威胁，但是他当了皇帝以后，却丝毫没有怪罪这两个一直阴谋反对他的弟弟，反而在登基之初，就下令增加这两个亲王的俸禄，还封了他们的几个儿子爵位。这种豁达的心胸使他赢得了满朝大臣的尊敬与好感，在人们心中树立起了一个仁君的高大形象。他的这种谨言慎行和宽大为怀也同样使历史学家们所赞叹。宣宗为什么火烧叔父朱棣因喜爱朱瞻基，而立了他的父亲朱高炽为太子，为的是日后爱孙当上皇帝。

因孙立子朱棣因为立太子的事发愁，竟然因为深爱朱瞻基这个孙子，而立了他的父亲朱高炽为太子，只为了爱孙日后能顺顺利利地当上皇帝。朱瞻基也没让祖父失望，从小就聪明过人，文武双全，朱棣自然喜出望外，随时都要把他带在身边。成祖死后，朱瞻基的父亲即位为帝，就是明仁宗。他当皇帝只当了不到一年就一命呜呼了。于是年轻的朱瞻基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即明宣宗。

宣宗当了皇帝，朝中倒是十分平静，因为大臣们早已经认可了他是合法继位，而且也都折服于他的出色能力。可是在朝外，他却有着一个最危险的敌人，这个人就是他的亲叔叔汉王朱高煦。高煦年轻时经常随着成祖四处征战，立下了许多战功。因此成祖十分喜欢他，甚至曾在还未当上皇帝的时候就答应他日后要立他为太子。可是成祖即位后，却违背诺言，仍然按照立长的规矩立了宣宗的父亲为太子。这让朱高煦十分愤怒，觉得本应该属于自己的帝位被朱瞻基父子抢走了，所以一心想把帝位夺回来。本来仁宗即位后，他已经有了起兵反叛之意，只是还想再多观察准备一些时日再动手。不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仁宗居然就死了，由年轻的宣宗继承皇位。朱高煦觉得机会终于来了，宣宗太年轻，没有什么实战的经验，朱高煦认为凭自己多年的争战经验，只要自己拉起叛旗，年少的侄儿一定不是自己的对手，到时帝位就唾手可得了。

轻平反叛宣宗登基还不到三个月，朱高煦就在自己的驻地设立了文武百官，还写了一封信送给宣宗，批评他无才无德，实在不配做皇帝，这可是对新皇帝的一封挑战书。宣宗对此的回应是颁布了一道诏书给汉王，大意是要求汉王悬崖勒马，皇帝必有重赐等等，语气十分平和。朱高煦接到了这封诏书，觉得小皇帝心里害怕了，更加趾高气扬，回信中更是语意嚣张，好像自己已经作了皇帝一样。宣宗没有办法，听从了大臣的意见，决定御驾亲征。其实宣宗刚开始时的做法都只是一种政治手段，暗地里他早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一决定亲征，军队马上就调动整齐，立刻就向汉王的封地进发了。

在讨伐汉王的路上，宣宗还一直不断地写信给汉王，希望他回心转意。宣宗认为，如果汉王真能罢手投降，兵不刃血，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国家都是最理想的结果，如果汉王还要一意孤行，自己也仁至义尽了。汉王却依旧对皇帝的要求不理不睬，也许他还不知道皇帝带着军队已经在讨伐自己的路上了，仍是每日逍遥快乐地做着皇帝的美梦。他一直认定皇帝最终肯定会向自己屈服，所以居然连战斗的准备都没有做。看来，与宣宗相比，汉王实在是有勇无谋至极，也难怪他会这么轻易地就输在宣宗的计谋之下。等宣宗带着大批的军队出现在汉王居住的城下，朱高煦才大吃一惊，慌忙组织士兵抵抗，可是这时城内早已经人心大乱，许多人都逃出城去向皇帝的军队投降了。到最后，想谋反的朱高煦发现自己居然成了孤家寡人，只好出城向皇帝投降了。闹得轰轰烈烈的反叛，到最后竟然就这样不战而降了。

找死的叔叔抓到朱高煦后，宣宗知道自己刚刚即位，根基未稳，生怕杀了汉王会引起议论，而且这正是显示自己宽宏大量的好机会，所以他并没有杀掉朱高煦，只是把他幽禁在北京城的一个隐密的地方，叫做逍遥城。这样一连过了几年，宣宗对叔叔总算不错，按说谋反是要株连九族的死罪，宣宗不但没有杀他，反而对他很是照顾，除了限制朱高煦的行动以外，其他的一切供给都十分丰富，还时常赏赐一些东西给他。

在逍遥城内，朱高煦还是过着王爷一样的生活。可是，朱高煦实在是一个鲁莽之辈，日子一过的舒服，他又忘了自己的囚犯身份，还以为自己和以前一样是王爷，对人颐指气使，好不威风。可是千不该，万不该，他实在不应该忘记自己能活到现在都是宣宗的恩赐，他的莽撞个性不但使自己在起兵谋反时一败涂地，还让自己在过了这么多年的幽禁生活后还是难逃被杀的命运。

这一年，宣宗忽然兴起到逍遥城来看望朱高煦。皇帝来探视，本是莫大的荣耀，可是朱高煦这个莽夫一见到皇帝，就想到正是眼前这个人夺去了自己的皇位，心中的不平之意又再次升起。趁着皇帝走过他身边的机会，他竟然伸出脚去，拌了皇帝一个大跟头!这一下可惹怒了皇帝。宣宗盛怒之下，命人找来一口大水缸，把朱高煦扣在下面，大概是因为实在不想再看到他了吧。不料朱高煦仍是不服气，仗着自己力气大，居然把水缸顶了起来。宣宗这时觉得他实在过于藐视自己了，忍无可忍之下，叫人把水缸固定住，在周围架上柴火，点起一把大火，就这么把朱高煦活活烧死在水缸里。

野心勃勃的朱高煦终于因为自己有勇无谋、莽撞无知而最终失去了生存的机会，落得了如此一个可悲的下场。宣宗的做法虽然是狠毒了一些，可是朱高煦也实在没有什么方面能够让人产生怜悯。土木堡之变公元1449年北方少数民族瓦剌进攻明朝，明英宗御驾亲征，不料在土木堡被围，英宗被俘。

挑起争端明英宗时，皇帝宠信自己的启蒙老师，宫中的司礼监太监王振，尊敬的称他为先生，认为他“性资忠孝，度量弘深”，对他言听计从，不料后来却险些因此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本来当时明王朝与北方的劲敌瓦剌的关系还是不错的，瓦剌不断的派人入贡，双方经济往来不断，关系还能够维持。

其实那时瓦剌的实力已经逐渐强大起来了，周围其他的少数民族都已经被他们控制住，隐隐约约之间已经成为了明朝在北方边境上的强大敌人，随时都在想借机侵入明朝境内。

但是王振并没有这种长远的战略眼光，他只看到了眼前的一些微不足道的利益。瓦剌和明朝在边境上开设有马市，双方就在这里进行贸易。王振认为瓦剌送来交易的马匹太少，而要的回报又太多，觉得十分生气，就下令给驻守边境的官员，让他们拒绝付给贡使财物，并且停开马市，不再与瓦剌进行贸易。

这一下正好给了一直怀有野心的瓦剌一个良机。使臣回去之后，瓦剌的首领也先立时勃然大怒，还因为明朝本来答应把公主嫁给他的儿子，现在却出尔反尔，以这两点理由为借口，在这一年七月就发动了他的全部军队，分成四路向明朝进攻。这一年是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

草率亲征明朝因为太平已久，天下无事，军队的纪律都松弛了，不但缺乏训练，甚至连兵额都不足实数。在这种情况下，在边境驻守的部队根本就不是强悍的蒙古部落士兵的对手，纷纷不战而逃，防御战线很快就崩溃了。瓦剌军队因此得以长驱直入，一直攻到了内地，包围了西北重要的军事基地大同。前线战败的消息传到北京，作惯了太平皇帝的英宗一下子慌了手脚，他赶紧派出军队去支援前线，可是不久又传回消息说派去增援的部队全军覆没了。

英宗不得不把大臣们都召来商议对策。这时候王振出了一个主意，他建议皇帝御驾亲征，这样一来肯定能够激起军队的士气，到时就可以打退瓦剌的进攻。实际上，王振出这个主意是认为边境的形势并没有将领回报上来的那么严重，他总认为那是将领们为了日后请功而故意夸大其词。如果他能够使皇帝亲自到战场上去，战斗一定能很快结束，那时建议皇帝亲征的他就成了最大的功臣。而且在他的私下里，他希望皇帝能借这次机会到他的家乡去转一转，这样他的回乡可真是荣耀无比了。所以尽管朝中的多数大臣都极力阻止皇帝出行，因为这样太过轻率冒险，皇帝可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决不能出现任何差错的。

但是王振仍是鼓动皇帝马上起身奔赴前线。英宗一向就只信任王振一个人，他听王振说到前线去并没有什么危险，还可以亲身尝试一下战斗的滋味，而不是总在宫里和太监们假装玩儿战争游戏，所以他不顾大臣们反对，几乎立刻就批准了王振的提议，马上下令开始做亲征的准备。

皇帝成了俘虏只筹备了三天，英宗就像以往做游戏时一样，带着他懒懒散散、缺乏武器的50万大军上路出发了。随征的文武大臣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军中的一切事务都由王振全权处理，他这时好像变成了一个驰骋沙场的大将军，威风凛凛，好不过瘾。也先听说了明朝皇帝御驾亲征的消息，就准备好了陷阱，假装败退，想引明朝军队进入他的包围圈。随征的大臣们一路上还在不停的劝英宗皇帝改变主意，班师回朝，却都被王振拒绝了。直到一个被派到前线监军的太监狼狈的逃回来，向王振说了前线惨败的危险状况，王振才开始害怕了，于是他又怂恿皇帝班师回朝。

本来按照王振的安排，大军得胜之后回朝要走紫荆关这条路，正好可以经过他的家乡蔚州，他本想有皇帝的大驾光临，足以光宗耀祖了。可是大军往回走到半路上，他忽然又想起如果50万大军全都从他家乡路过，肯定会踩坏他家的田地。因此他急忙找到英宗，要求改变回朝的路线，改走宣府一线。宣府比起紫荆关来更加接近边境线，走这条路危险性很大，说不定在哪里就会遇到敌人。

于是王振仍旧不顾众人的反对，命令大军掉头，转走宣府。这一来一往耽误了很多时间，也先听说明朝军队撤退了，就派出骑兵追击，很快就追上了明朝行动迟缓的大部队。明朝大军一见敌人忽然出现，都不禁惊慌失措，很快就被人数并不算多的瓦剌军队打散了。英宗在身边护卫的保护下且战且逃的退到了土木堡。瓦剌的军队很快追了上来，王振在乱军中被杀，英宗和他身边的几个太监都被敌人俘虏了。土木堡这一战，明军几乎全军覆没。

做了个太上皇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回北京以后，整个朝廷都被震动了。国家不能一日没有君王，在群臣的催促下，由皇太后颁布懿旨，改立英宗的弟弟朱祁钰为新皇帝，即代宗，改称英宗为太上皇。这样一来，等到也先带着原来的老皇帝来到北京城下借此要挟的时候，明朝就告诉他们本朝已经立了新皇帝，使他们无法借此威胁。代宗即位之初，马上着手进行抵抗瓦剌进攻的准备。

特别是他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全面负责军队的整顿和防御体系的建立。

全城的人力、物力都被调动起来了，北京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上下一心过。凭着这种团结抵抗的坚定决心，明军终于打退了瓦剌的进攻。不久之后，瓦剌军队见包围京城捞不到什么好处，外地的勤王之师又要到了，只好带着老皇帝匆忙的退出了明朝的领土。英宗如此宠信王振，终于落了个身陷敌手的下场，暂时失去了他的皇位。而王振的下场就更加凄惨，正是由于他自己的一意孤行，不但没能光宗耀祖，反而使自己惨死于乱军之中，正可谓是“天作孽尤可为，自作孽不可活”。保卫北京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石灰人”

于谦是浙江钱塘人，他从小就很仰慕岳飞和文天祥，还将文天祥的画像悬挂在书房中，决心学习文天祥舍生取义，以身殉国的民族气节。他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留下了一首永留史册的明志之诗（《石灰吟》：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于谦聪明好学，在科举的道路上走的很顺利，刚刚32岁的时候，就已经做了兵部尚书。当时宦官王振专权，官员们贪污受贿成风，但是于谦不管别人如何，不管世情如何，总是一尘不染，惟一拥有的就是自己的两袖清风。他的刚正也得罪了当时的权臣，所以有一段时间他被王振关进了大牢。

挺身而出公元1449年，明朝与北方边境的瓦剌军队发生激战，明朝军队大败，连御驾亲征的皇帝都被瓦剌俘虏了。紧接着，瓦剌又耀武扬威的带着被俘的明朝皇帝包围了北京城，要求明朝守门的将士“开城迎驾”。北京的形势真是危险到了极点。大臣们都聚集在朝堂上商议对策，有些胆小怕死的人已经在私下里偷偷的把家属送出城去，还有的人在朝上说，瓦剌的军队太强大，北京城眼看就保不住了，还是先退出北京到南方去，然后再想办法。在这关乎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身为兵部侍郎的于谦挺身而出，痛斥那些想南迁的人，他认为京师是国家的心脏，京师一丢国家的根基就不保了。他强烈要求立英宗的弟弟朱祁钰为新帝，改英宗为太上皇，以此断绝瓦剌的妄想，并且建议坚决抵抗，立刻召集在外的勤王之师，誓死守卫京城。

于谦的这些主张得到了多数大臣的一致支持，也打动了一直举棋不定的皇太后。于是，在皇太后的主持下，英宗的弟弟成为新皇帝，就是代宗，同时还任命了于谦为兵部尚书，全面负责北京的保卫工作，那些要求南迁的人被当场处死，表明了君臣上下对抗瓦剌的坚定决心。

于谦担负起保卫京师的重任之后，迅速的从各地调集士兵，召集民兵，同时下令日夜加紧赶制武器。北京城中的老百姓也积极行动起来，全力支持军队的守城工作。

在君臣百姓同心努力下，北京城的守卫部队很快就增加到了22万人，防御体系也在于谦的精心部署之下完全准备就绪。北京城中君臣百姓上下一心，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昂扬的斗志，就只等着瓦剌的军队前来了。

护城成功瓦剌人果然来了。他们把英宗押到城外的高地上，要守城的官员摆出队伍迎接。站在城墙上的代宗和大臣们都觉得十分为难，这摆明了就是一个圈套，只要城门一开，北京城内的人就等于是案板上的肉一样任人宰割了，可是不开城门，难道真的不理会英宗的生死了吗?

正在犹疑不定的时候，又是于谦站出来说话了，他知道现在正是守城的关键时刻，如果稍一动摇，军心就会大乱。他坚决的拒绝了瓦剌的要求，高声宣布国家已经选立了新君，瓦剌人手中的皇帝已不再是皇帝了，所以明王朝决不接受瓦剌的任何威胁。有的大臣担心这样严词拒绝会伤害到英宗，干谦厉声回答道：“现在是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候，是国家重要还是一个皇帝重要?”城下的英宗也明白这场灾祸正是由于他自己任性妄为而招惹来的，这时他倒有些明理了，他在城下也高声告诉城内的人千万不能开门，自己的生死无关紧要，但是一定要保住祖宗社稷。经过这一番斗争，城上的士兵都在于谦的带动之下坚定了信心，按照于谦的部署，主动出城去迎战瓦剌的军队。

经过几天的激战，瓦剌军队死了上万人，损失惨重，明朝的军队损失也很惨重，战斗的胜利正是用那些英勇无畏的将士们的鲜血换来的，不过这时已有好消息传来，各地的勤王之师马上就要赶到了!

瓦剌人本来以为有明朝的皇帝在自已手中，北京城被攻破只是旦夕之事，可是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不但手中的皇帝毫无作用，北京城的守卫更是固若金汤，明朝的军队也与以前交战的军队完全不一样，人人不畏死，越战越勇。这时候瓦剌人反而不敢伤害英宗了，因为他们如果这时杀了英宗，不但于事无补，反到会坚定明朝坚定守城的决心。他们不但在战斗中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在城外驻扎还时常受到城外百姓的袭击，防不胜防，又听说各地的援军马上就要到来，害怕退回草原的后路被截断，瓦剌人只好带着英宗急忙撤离北京。于谦派人乘胜追击，终于一口气的把瓦剌人赶出了塞外。

敌人退去了。在这场战斗中无疑是于谦的功劳最大，他拒绝了代宗给他的封赏，还提醒皇帝瓦剌还在塞外蓄势待发，随时都可能再侵袭边境，现在还不是庆功的时候，应该马上着手整顿军队，修筑防御设施，防备瓦剌随时可能发动的进攻。

代宗对他极为尊敬，这一切事情都交给他去自行办理。于谦也不辱使命，经过他的大力整顿，军队的战斗力果然有了明显的改善。正是有于谦这样忠直有才的大臣，明王朝才得以逃过了自建国以来的第一次灭顶之灾。南宫复辟明英宗成了“太上皇”，进住南宫，过着清闲的生活。但他并不死心，时刻想着复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