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刘瑾与“厂卫”鹰犬荼毒

明武宗（年号正德）即位后，太监与厂卫的横暴更为突出，其主要原因之一便是武宗本人特好逸乐,丝毫不把朝政放在心上。大臣们总结他的特点是“嗜酒而荒其志，好勇而轻其身”。武宗对朝臣的频频劝谏非常反感,故而命太监刘瑾掌司礼监，马永成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此时西厂又设），开始了对正直朝臣的凌虐与迫害。唯一目的就是压制言论，以便武宗能肆意玩乐。刘瑾与“厂卫”鹰犬荼毒之日，也就是武宗玩乐最为痛快之时。

明武宗死后，世宗即位,也就是嘉靖皇帝。登基之初，世宗颇有振作求治之意。然而好景不长。世宗并非武宗的后代,乃是孝宗之弟兴献王的儿子,因此极想给自己的生父一个尊贵的追封,不料却遭到大臣们的强烈反对，双方争执不下，史称“大礼议”。最后，恼羞成怒的世宗命锦衣卫官校将一批官员或棒笞，或下狱，总算将反对者暂时压制住。世宗还有一个特别的嗜好，即希冀长生，喜爱方术。为此他四处寻访方士,待若上宾，又日夜在宫中设斋醮，供奉甚谨。这自然引起了许多大臣的反对,执迷不悟的世宗依然用“厂卫”及“诏狱”对劝谏的大臣进行打击。如兵科给事中高金上疏，言方士虚妄，世宗大怒，“立下诏狱拷掠”。太仆卿杨最上疏强谏，“立下诏狱，重杖之，杖未毕而死。”后御史周相上疏,建议世宗毋听虚妄的“祥瑞”征兆，没想到世宗也大怒,下周相“诏狱拷掠之”。经过这样的残酷打击，绝少有人敢犯颜强谏了。最后、还是著名的清官海瑞冒死上《治安疏》，同样被捕入狱。所幸的是,当时世宗因长期服用丹药中毒，已是病入膏肓了。由此可见,明代“厂卫”的存在及发展是专制皇权高度发达的结果，几乎每一位帝王都想最大限度地控制臣下,他们在做出违背王朝纲常荒诞不经之举时,都需要像锦衣卫及东厂这样的机构与爪牙存在，所以有明一代宦官的势力屡有消长,但锦衣卫及东厂的地位却一直相当稳固，其势力在不断膨胀,个中的症结即在于此。

锦衣卫与东厂即为维护专制帝王“超级”权力最得力、最凶残的工具，完全听命于皇帝本人，而由众多大臣组成的朝廷机构成为其监视、挟制的对象。专制帝王可以超越王朝法令的限制任意处置手下的大臣，这自然使极欲肆意妄为的君王心满意足，惬意无比，对于一个深居皇宫内院的孤家寡人来讲,拥有这样的权力已经足以使偌大的帝国陷于纲纪紊乱的泥淖之中了,而其最大的危害却表现在这种超级权力事实上的转移。任何一位君主是不可能完全控制住像厂卫这样的特殊机构的，他们在奢侈享乐及处理朝政之余,虽然热衷于锦衣卫官校每日所汇报的“小道消息”及市井琐事,但他们蛰居于“庭院深深深几许”的皇宫之中，根本不可能将锦衣卫报告的事情进行验证,只能偏听偏信一面之词，这就给锦衣卫长官瞒天过海、罗织构陷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况且，锦衣卫自设公堂、监狱，生杀予夺均在其构陷之中，而皇帝对锦衣卫拷讯而来的罪名根本无心勘验,无数冤假错案由此发生,锦衣卫长官及其爪牙作为御用鹰犬。敢于施暴于任何一位朝廷命官，使王朝司法系统形同虚设。锦衣卫成为超级监察与司法机构，其长官也就拥有了非同寻常的超级权力,这无论对正规官僚机构的运转,还是对专制皇权都构成相当严重的威胁。

宦官窃权专政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无法根治的痼疾之一，为害酷烈，屡见不鲜。而明代之所以又成为宦官肆虐最为惨烈的一个朝代,其关键的因素就在于宦官把持了“厂卫”机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厂卫”机构原本是专制帝王处心积虑为维护其特殊地位而设置，实际上却成为宦官执掌特权最有力的保障。我们从宪宗时汪直的专权就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日后刘瑾及魏忠贤的肆虐也都是有力的证明。掌权的太监无一例外地利用“厂卫”爪牙对持反对意见的大臣进行残酷打击。

明武宗即位后，狡黠的刘瑾与其党等八人（号称“八党”或“八虎”）日夜为走马逐犬、歌舞角抵之戏,使极好逸乐的武宗乐不可支，沉醉其中，置朝政于不顾，从而为刘瑾窃柄造成了可乘之机。正直的朝臣纷纷上章弹劾“八党”，情急之时，刘瑾等围定武宗哭诉，并诬陷宦官王岳对皇帝逸乐不满，与外臣勾结，欲去皇帝心腹。武宗听后大怒，遂命刘瑾掌司礼监，其党马永成、谷大用分掌东、西厂。从此，刘瑾独揽大权,一手遮天,在“厂卫”鹰犬的构陷与罗织之下,朝臣再也不敢犯颜进言了。尔后，凡有上疏抨击时政者，刘瑾都命锦衣卫校尉毫不留情地惩办。他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势，竟在东、西厂之外另设内行厂，直接听命于他本人。《明通鉴》载：内行厂与东、西厂相比“为害尤为酷烈，以细末之事构陷官民，受害者根本无法开脱。逮捕之时，一家犯法，邻里皆被牵连,或临河居者，以河外居民坐之。屡兴大狱,冤号相属”。当时许多著名的朝臣如李梦阳、杨一清等都有被捕入“诏狱”的经历,能生还者实为罕见。而此时，“厂卫”势力早已不限于北京一地，分遣官校四出侦缉，从此偏远州邑之人，见到华衣怒马、京师口音之人，立即互相转告，官吏赶忙私下贿赂，搞得人人寝食不安。

有一次，朝堂之上出现指斥刘瑾的匿名上书，刘瑾大怒，竟让文武百官一齐跪在奉天门下。当时正值盛夏，暑气逼人，十几位朝臣昏厥在地,有好心的宦官在刘瑾离开时让众人起身休息片刻，并扔些冰瓜解暑,而刘瑾来后，跪地如故，从早朝之时，一直到日暮，刘瑾见无人招供,余怒未消，将朝臣三百多人全数送人诏狱。路过长街之时，市中小贩争相送饭,因为这些大臣已整日滴水未沾了。后经李梦阳上疏解救，这些大臣才得以出狱。而武宗不仅对众位大臣的死活不管不顾，而且手持匿名书道：“你说贤，我就是不用；你说不贤，我全都用。”正是由于皇帝的昏暴无耻,再加上锦衣卫鹰犬的为虎作伥，才使得宦官把持下的明代特务政治形成了前所未有的黑暗局面。

明熹宗即位后，魏忠贤的出现更把大明王朝推向了崩溃的边缘，此一时期是明代宦官操纵特务政治最为黑暗恐怖的时期。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一群大臣向专横的魏忠贤发起了总决战。为首者为左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24条大罪状。随后陈良训、魏大中、黄尊素等数十位朝臣群起上奏，前后不下百余疏，“或专或合，无不危悚激切”。面对群臣抗议的浪潮,熹宗依然对魏忠贤青睐有加。结果，有恃无恐的魏忠贤开始了疯狂的反扑。上疏直谏的大臣均遭魏忠贤的毒手，邪恶的锦衣卫又一次大施淫威。

在魏忠贤死党的诬陷下,中书汪文言曾受廷杖之责，魏忠贤的义子许显纯任锦衣卫北镇抚司理刑后，重新逮捕汪文言，逼迫他诬陷其他朝臣。在酷虐倍加的情况下，汪文言再也无法承受，许显纯指使他诬陷魏大忠等人,汪文言大叫道：“苍天啊!冤枉啊!以此污蔑清廉之士，有死不承!”但是不管他是否承认，许显纯等人伪造供状，将杨涟、周朝瑞、左光斗、顾大章和袁化中等人抓入镇抚司狱，从而发生了惨绝人寰的残酷迫害的场面：

每隔五天进行一次拷讯，最为惨毒。拷讯时杨涟等人都跪在台阶前，主拷官百般诟辱，甚至剥光身体,肆意凌虐。拷讯时还动用种种刑具，铐杻、拶棍、铁镣等等，一一使用，常常戴着杻镣时又受棍击。上次拷讯的伤口尚未愈合，第二日又加榜掠。后来拷讯时众人皆不能跪起,戴着桎梏平卧堂下受审，旁观者无不切齿流涕。……其中（杨涟）自从下狱，体无完肤，及其死也，土囊压身，铁钉贯耳,仅以血溅衣裹尸置棺中。

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和顾大章等人先后惨死狱中,锦衣卫及“诏狱”已不再是皇帝诛除异己的工具，而变为专权的太监滥施荼毒的人间地狱。被锦衣卫残害的大臣不可胜数，这种倒行逆施,激起了天下人仇恨的怒火。当锦衣卫缇骑逮捕吏部主事周顺昌时,“士民拥送者不下数千人”，其门人五六百人遮道诉冤，缇骑大怒道：“东厂逮人，鼠辈何敢多言!”当时有颜佩韦等人挺身抗言道：“圣旨出于朝廷，与东厂何干?”缇骑大言道：“圣旨不出东厂，又出自何处!”这番言论激起众怒，群起殴击缇骑，立毙一人，其余狼狈逃窜。后来，魏忠贤逼迫地方官追究肇事者，颜佩韦等5人挺身就戮，人称“五义士”。然而就在这一事件发生后，“缇骑不敢出国门（即北京）矣!”

熹宗去世后，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帝朱由检的即位宣告了魏忠贤末日的来临，魏忠贤与客氏先后死于非命。朱由检本人也颇有重振朝纲之意，但他刚愎自用，生性多疑，继续重用宦官操纵“厂卫”，依旧维持着恐怖而黑暗的特务统治，使得早已千疮百孔的大明王朝更加危机四伏，积重难返，无法摆脱覆亡之噩运。《明史》载：庄烈帝（即朱由检）疑忌群臣，令王德化执掌东厂，号为“惨刻”，（吴）孟明虽掌管锦衣卫，但行事须观望东厂之意，不敢丝毫违背。而镇抚梁清宏、乔可用等朋比为奸，大凡缙绅府宅前，必遣数人往来侦察，因此群臣都晏起早阖，毋敢私语。那些高门富豪，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锦衣卫校尉恣意敲诈，稍拂其意，诬陷立构，只须片言只语,便可株连至数十人。试想在天下大乱之时，朝廷大臣整日心惊胆战，惶惶不可终日,如何能尽心尽力挽救社稷江山?就在大敌当前之时，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的太监仍然将监视将帅视作第一要务，自相倾轧与离心离德，又怎能避免不击自溃,土崩瓦解?“明不亡于流寇（即李自成、张献忠义军），而亡于厂卫”，可以说是有识之士的不刊之论!明朝的覆灭固不足惜，但黑暗的特务政治留给后人的启示却是很多很多。明代中叶对荆襄流民的处置成千上万的流民挈妇将雏,从四面八方涌到了郧阳，涌进了荆襄地区的崇山峻岭之中。明朝官府碰到了棘手的难题。强迫驱赶回原籍已不可能，只有就地入籍，才为上策。数以百万的流民为荆襄地区的经济开发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明代的白话小说中，冯梦龙的《古今小说》中的故事《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最是脍炙人口。主人公蒋兴哥，是湖广襄阳府枣阳县人；而另一主要人物陈商，则是皖南的徽州商贾。后者“凑了二三千金本钱，来走襄阳，贩籴些米豆之类，每年常走一遍”。当时，湖广是全国重要的产粮区，许多徽州粮商纷至沓来。将襄阳等地的米豆贩运到江浙地区牟利。冯梦龙笔下蒋兴哥、陈商及三巧儿（蒋妻）的故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值得注意的是，故事提及的襄阳府枣阳县，就处在荆襄地区。

荆襄位于今湖北、河南、陕西和四川诸省交界地区，大致以郧阳（今湖北郧县）为中心，西起终南山东端，南到荆山，东北至伏牛山，东南到桐柏山、大别山。这里崇山峻岭绵延不绝，老林密菁郁郁苍苍，汉水及其支流蜿蜒流淌，贯穿于青山绿水之间。荆襄地区虽然多山，但土地肥沃，成为了饱受战乱和饥荒之苦者的世外桃源。许多穷困潦倒的农民，纷纷从其他地方逃到这里，以摆脱在原籍地赋役的束缚。这些背井离乡的农民数量大，流动性强，又缺乏基本的谋生手段和条件，动辄酿成社会动乱。特别是他们屯聚山林之后，“天高皇帝远”，往往桀骜不驯,较易萌生揭竿而起的念头。早在元代末年，南琐、北琐红巾起义军就曾以襄阳一带为根据地。后来，朱元璋在平定天下的过程中，命令大将邓愈率军加以围剿。结果是将当地人全部迁出，并把此处当做封禁地带,禁止流民的再度进入。及至明朝建立，政府设立了襄阳卫和襄阳护卫等机构,让戍守于此的士兵开垦荒地。不过，这些集中屯驻的两卫士兵及其家属人数极少,加起来也不过三四万人，故而在明初的荆襄一带,绝大部分地区人烟稀少，土著几乎绝迹。

虽然明朝统治者将荆襄山区作为封禁地带,禁止农民的进入，但由于当地大量的空闲荒地,使它成为流民屯聚开垦的理想场所。这里，不仅有荒田可供开垦,而且还有取之不竭的林业、矿产资源。再加上遁迹于此又可以逃避赋税和徭役,既不当差，又不纳粮，较之其他地区俨然成为一方乐土,故而吸引了许多从耕地上游离出来的农民纷至沓来。特别是在灾荒年份,他们更是呼朋引类地进入这一封建统治相对薄弱的地带,寻找谋生的机会。从史籍上看，永乐时期就已有流民潜入了荆襄地区。及至宣德年间，进入这一地区的流民数量急剧增加。他们来自全国农业经济较为发达、地狭人稠的地区，荆襄地区为之提供了大片可开垦的处女地。由于聚集的人数愈来愈多,逐渐引起了明朝政府的重视。为了处置这批流民,正统元年（1436年），户部决定在这里查验丁口，允许流民入籍,并拨予绝户荒田，让他们耕种及纳粮当差。这实际上承认了流民进入荆襄地区的合法性,使得先前对荆襄山区的封禁，成了一纸空文。不过，当时正值明代社会政治、经济的一个转折时期，一方面，各地的土地兼并恶性发展,明初以来以自耕农为主的传统经济格局已被打破。另一方面，国家的政治控制力也有所下降，不少农民极欲摆脱户籍的束缚。譬如,江南各府县百姓听说逃户可以随处附籍，就乘机仿效：军、匠、灶等户，亦纷纷外徙报请民籍。这些都引起了统治阶层的忧虑和不安。有人提议，让各地巡抚查勘逃户附籍者，规定每十丁中至少必须抽出五丁，让他们返回原籍承办粮差。当时，荆襄山区是最大的一个流民聚集区，破产的农民纷至沓来，流民骤增至一百五十余万。他们屯聚山林，被官府视作心腹之患。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天顺八年（1464年），明朝政府特设湖广布政司参议一员，专门管理荆州、襄阳和南阳三府的流民事务。当时政府制定的政策出发点，基本上是殚思竭虑地阻挠流民入山，并筹划对流民加以弹压,甚至不惜诉诸武力将他们尽数驱回原籍。这使得荆襄地区原本就相当紧张的形势更趋严峻,终于酿成了气势宏大的荆襄流民起义。

起义领袖之一刘通，河南西华（今县）人。据说，他曾举起放在西华县衙门人口处的一个千斤石狻猊，故而人称“刘千斤”。刘通在正统年间，流亡于湖广房县（湖北今县）。成化元年（1465年），他与石龙（亦称石和尚）、冯子龙等人，利用流民的不满，于房县竖立黄旗聚众造反，占据梅溪寺，称“汉王”，年号“德胜”。以石龙为军师，并设有元帅、将军、总兵和先锋等职。一时间，流民纷纷响应，人数多达4万余人。他们在大山之中分作七屯，且耕且战。明朝政府急忙调兵遣将，派工部尚书白圭、湖广总兵李震前去镇压。由于义军多半是赤手空拳的乌合之众，没有严密的组织，亦无多少武器。结果，起义为官军所镇压，除石龙率领一部分人突围西向进入四川外,其余一万多义军及其家属被残酷杀害。男子凡是11岁以上者，皆无幸免。成化二年（1466年），石龙率领的义军转战四川大昌、巫山等地，受到官军的围攻而遭失败。随后，白圭在《处置荆襄疏》中向朝廷献计，认为应当乘此机会处置荆襄流民,以免死灰复燃,遗患无穷。他提出了处置荆襄流民的方案——在流民中推行附籍与发还原籍相结合的政策，以消除隐患。具体的做法是：住种已久、愿意附籍者，允许附籍并纳粮当差，成为编户；不肯附籍者，发回原籍纳粮当差。发还原籍的政策，是传统的对付流民最为省便的办法。然而,这些流民原先就是因为原籍地人口与耕地的比例失调而被迫流离他乡的，发回原籍的政策自然会遭到他们竭尽全力的抵制。而对于前一方案,当地官府则必须花费大量精力登记土地、编排里甲，故而地方官员并不认真推行。这就使得先前的矛盾一直没能得到妥善解决，终于导致了数年之后流民再次发动更大规模的反抗。

成化六年（1470年），刘通的部下李原（李胡子）和小王洪再次起兵造反。李原起义后，自称“太平王”,转战于湖广南漳、河南内乡和陕西渭南三省交界地区，随从的流民多达百万人。明朝政府任命都御史项忠总督河南、湖广荆襄军务，与湖广总兵官李震协同镇压。项忠一方面集结25万精锐部队，分八路进攻。另一方面又遣人入山，招诱流民出山复业。在项忠软硬兼施的剿抚政策下，数十万流民先后出山，从而大大削弱了义军的力量。成化七年（1471年），李原和小王洪等人先后战败被获。项忠自食抚恤流民的诺言，对起义农民不分首从残酷屠杀，并将山区的一般流民也一律驱逐。有的流民从洪武年间开始就居住于此，而且已附籍，但项忠却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加以剿灭，以致死者枕藉，惨不忍睹。参加起义的流民,有一部分乘船被解往湖广、贵州等地充军,途中发生了瘟疫，很多人病死之后被弃尸江浒，臭不可闻。项忠还强迫被骗出山的流民还乡，当时正值盛夏酷暑，许多人或因饥渴而死，或因疫病而命丧黄泉，死亡惨重。据记载，此次还乡“复业”的百万流民之中,被沿途折磨致死的多达数十万人。经过疯狂的大屠杀之后，项忠踩着流民的累累白骨踌躇满志,竖立了一块“平荆襄碑”。然而，许多人对于他的滥杀无辜极为愤慨,他们将“平荆襄碑”称为“堕泪碑”。

项忠的血腥屠杀，实际上并没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荆襄流民问题。此后,明朝政府在12个通行要道上修筑营堡分兵戍守，还在8个过往关卡设立了巡检司。规定,此后倘若再有进人荆襄山区者，捉到后一律在山口披枷一个月示众，其全家成员则谪戍边卫。然而，严刑峻法和筑堡戍守并不能防止流民再度进入荆襄地区。成化十二年（1476年），河南歉收，饥荒严重。饥寒交迫的农民冲破政府的山禁和关津制度，如潮汹涌般地人山求食，一时间，在荆襄地区的流民又集聚到了数十万人。倘若再次封禁，势必会再度激起反抗。面对这一局面，祭酒周洪谟著《流民说》，提出了解决流民问题的办法。有鉴于东晋曾用侨置郡县安置荆襄流民取得过明显的成效。他主张，如果让靠近各县的流民附籍，在远离各县的流民地区建立州县，设置官吏，编排里甲，放宽徭役，让他们安居生业,那么,流民也就转化为编户齐民了。明朝政府无奈之余，只得采纳了周洪谟的建议。成化十二年（1476年），都御史原杰经略郧阳，抚定流民。原杰一到荆襄地区，就四出彻底调查情况，选派湖广、河南和陕西官员遍历山谷,向流民解释新的政策。流民们被告知，他们可以获得自己已耕种了好几年的空地，并且可以登记成为这个地区的合法居民。官员们向他们保证,新地在能够生产之前，可以得到减税的待遇。在这种优惠的条件诱惑下。当时取勘的流民共达113317户，男女共438644丁口。其中附籍者96654户，达85％；男女392752丁，达89％。在招抚流民附籍的同时，为了加强地方治安及管理，设置了郧阳府和湖广行都司,析置竹溪、郧西等县。此后，政府继续推行附籍政策，收效极为明显。弘治十八年（1505年）和正德元年（1506年），又有大批荆襄流民在当地附籍。荆襄地区的流民问题，暂时得到了解决。

荆襄流民问题的出现,是明代社会人口与耕地比例严重失调的表现。从人口方面来看，明代的人口（统计的范围大致北至明长城，西至河西走廊的嘉峪关和青藏高原东缘，东至辽东湾沿岸、辽东半岛和辽河下游东岸一带，西南至云南，略超出今国境，南方和东南与今国界相同,不含台湾），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约7000万人。及至弘治四年（1491年），官方登记的人口数却仅有5000多万。经过将近100年的休养生息,人口却比先前少了2000万，显然，其中有不少人成了流民。一般认为，明代的人口大约以年平均增长5‰的速度递增，故而弘治年间的人口数比起洪武年间有增无减，应当是断无疑义的。然而，弘治年间的耕地面积却仅有6,22亿亩。如果我们与历史时期作个比较，早在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人口仅5900万，而耕地已达8,27亿亩。虽然这些数据不一定完全准确无误，但却反映出：尽管人口不断增加，但耕地面积却长期停滞不前，明代的人口与耕地的比例呈现出严重失调的状态。在这种背景下，流民问题也就演化成全国性的规模，并且越来越成为难以解决的社会难题。在明代，绝大多数山区仍然是一片空旷荒凉,故而流民以山区为主要迁移目标，是再自然不过的一件事。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土地兼并日趋剧烈，赋役愈益繁苛，流民向山区进发更为时势所趋。流民这种自发的行动，客观上也成为解决平原地区农业人口相对过剩的一种特殊方式。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大批流民的存在，使得政府的赋税徭役没有着落。流民的屯聚,也非常容易引发社会动乱，从而直接威胁到王朝的统治，故而必须妥善处理。但如何处理荆襄流民问题，明朝政府的政策却一直摇摆不定。周洪谟曾经指出：“流民就好像流水一般，应当顺从其本性而加以引导，否则的话就会泛滥甚至壅溃。”揆诸史实,天顺、成化年间几次荆襄流民起义，都是统治者对流民处置不当所引发的。对于流民问题，明朝政府最初采取了遏阻的手段。先后颁发了《逃户周知册》、《挨勘流民令》和《隐丁换户之禁》等法令，一再督促流民返乡复业，纳税服役。为了贯彻这些政策，明朝政府还于正统四年（1439年），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和湖广布政使司所属以及顺天等府、州，添设了抚治流民之官。然而，由于这些措施大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故而丝毫未能减弱流民浪潮的势头。明朝统治者继而采用武力封禁山区，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流民问题。然而,荆襄一带地旷人稀，流民的集结主要是为了躲避不堪忍受的赋役负担,寻找可供开垦的土地,这是一种非常切实的求生本能，而且山区的开发也是明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故而尽管明代政府三令五申封禁荆襄地区,但其成效却极为有限。项忠等人虽然以血腥的屠杀驱逐荆襄流民,但结果却事与愿违。由于在流民的原籍地。传统农业比较发达,土地兼并加剧，人口与耕地的比例严重失调。只要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从耕地上被排挤出来的农民，一遇灾荒。必然又要流向荆襄地区,寻找谋生的机会。故而回到原籍的民众很快又会设法逃出，重新成为流民。项忠赶尽杀绝的屠杀政策失败后，周洪谟、原杰等人“抚治流民”的新办法，显然较之先前的军事镇压方略棋高一着。晚明人王士性，对比明代前后剿抚的不同政策时，曾这样评价说：“项忠之荡定，乃一时之功，原杰之经略，则百世之利。”从总体上看，经过原杰等人的安抚，80％以上的流民都陆续附籍，构成了当地的基本居民，从而使得流民转化为编民，奠定了荆襄地区的社会秩序，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此后，荆襄地区的许多荒地，经过流民的进一步开发，迅速变成了肥沃的良田。而荆襄山区的开发,使得湖广地区农业经济有了迅速发展,从而提高了湖广在明代社会经济史上的地位。“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从此更是尽人皆知。清官海瑞看到以往几位谏官悲惨的下场，海瑞做好了死的准备。为实现自己的忠君报国，他不惜一死来唤醒执迷不悟的明世宗。他成功了，为自己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但面对积弊难返的明朝官场，海瑞却动辄得咎，无可奈何地感叹：“这等世界，做得甚么事业!”

万历十五年（1587年）十月十六日，一代清官海瑞与世长辞，享年74岁。海瑞的名字可谓震古烁今，足可与中国历史上任何朝代的清官相提并论。所谓“清官”，虽没有十分严格的定义，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划定的界线还是较为明确的。最起码的要求是“清廉”，即个人生活清苦俭朴，为官两袖清风，具体说来即不贪污、不受贿、不徇私枉法。而海瑞的所作所为已远远超出了这些要求，他刚直不阿,嫉恶如仇，不畏强暴，冒死谏诤,打击贪官豪强及为平民百姓伸冤做主。他称得上是中国古代“清官”的典范。然而，当我们纵观海瑞的一生，却发现其宦途相当坎坷，他虽以古稀之年卒于官舍，但他一生中真正履行自己匡时济世抱负的时间却很短暂，往往是稍有举措，便谤议四起,朝廷最高决策层对海瑞的态度也是明扬实抑,根本不予重用。海瑞在朝廷中实际上处于相当孤立的地位，这其实是海瑞留给我们深思的东西。

海瑞，字汝贤，海南琼山县人，明正德八年（1514年）十二月出生。4岁时，其父海瀚去世，母亲谢氏誓自励守，纺绩为业,抚养幼小的海瑞。谢氏粗识书史，在海瑞幼时即口授《孝经》、《大学》和《中庸》等典籍。母亲的启蒙教育对海瑞的一生影响很大，特别是其忠贞不渝的坚强品格更是让海瑞受益终身。后来他在《与琼乡诸先生书》中，对母亲谢氏作了高度的评价，他深情地回忆谢氏“苦针裁，营衣食”，节衣缩食，供养自己，甚至在身染疾病之时,也不肯稍事休息。海瑞自幼体弱，谢氏老夫人日夜与海瑞同寝处，并托付亲朋好友多加照顾。海瑞认为自己长大成人后稍知礼义，勤勉自慎,全赖母氏谆谆教诲之力。对此，后世学者也都认为，刚直勤苦的谢氏老夫人对海瑞一生影响极大,人们似乎可以从海瑞的言行中看到谢氏老夫人的影子。

少年的海瑞，颀秀挺拔，风神荦荦，自许甚高。在郡庠读书时，便常与二三同道互相激励，严修功课，以古今圣贤为楷模，痛斥伪善的世俗观念，自号“刚峰”，受到同学的敬重，称之为“道学先生”,在郡学之中声望日著。在读书的同时，海瑞渐渐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学术与人生见解，他特重个人操守气节，鄙视追求个人的荣华富贵。他曾在文章中表达自己安身立命的誓言：“上天以完整的节操系于汝等之身,而汝等不能将其保全，那么还有何颜面立于天地之问?俯首索气，曲学阿世，纵然能一举而跻身于卿相之列，成为天下人艳羡的焦点，却无足挂齿。呜呼!海瑞若有如此卑颜之举，不如速死!”刚烈之气溢于言表。我们似乎从这些文章中看到了海瑞的人生理想与道德追求。

血气方刚的海瑞不仅受到同侪学子的肯定与尊重，也受到了督学官员的器重与嘉奖。如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督学林公就对海瑞的文章叹赏不已，且对其品性甚为称道。二十八年（1549年），督学蔡公按视琼州郡学，以“不以白乎”二句为题考查诸生，得海瑞答卷。玩赏移时。因而暗自探听海瑞的禀性与为人，惊讶在穷乡僻壤竟有如此奇才。也就在这一年，海瑞考中举人，得有机会赴京参加会试。到京之后，伏阙上《平黎策》。黎族是当时海南岛上主要的少数民族，因不满明朝的统治,屡屡发动暴动，明朝多次出动军队进行镇压，往往无功而返。海瑞在上书中批驳了这种劳民伤财、滥杀无辜的措施，提出：鉴于琼州距京师万里之遥的客观状况，请朝廷在当地开道设县，全面加强对海南地区的治理与开发。此策可谓“计规久远，悉中机宜”，不少官员极为赞许,朝廷亦命下兵部覆议。可能是因为海瑞人微言轻，此事不了了之。明清时期所谓“黎患”久拖不决，直到清朝末年才在当地建立道一级的行政机构，但仍没有设县，而这离海瑞上《平黎策》已有三百多年的时间了。

海瑞先后参加了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与三十二年（1553年）的会试，均告落第。当时他已年满40，不愿意再为科举功名而浪费宝贵的光阴，于嘉靖三十二年毅然决然地听从吏部选调，受任福建延平府南平县教谕之职。教谕乃主管县学之长官，这给了海瑞一个施展人生抱负的机会。他到任之后，即对诸生反复申谕，特重学生品质之熏陶，道德之培育。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官场上,保持自己的气节需要绝大的勇气。刚刚踏入仕途的海瑞很快便遇到了严峻的考验。根据《明会典》记载，洪武年间即明令规定：因各处儒学均设在当地孔庙之中，每至朔望之时，当地行政官员应清晨谒庙行香。师生须出大门迎接，而至明伦堂后师生作揖,教官侍坐，官员退出时，师生复送至大门。但明代中叶以后，士风衰颓，一些教官惧怕上司淫威，不顾朝廷成法，在儒学内对上司竟行跪拜之礼。这是以气节为生命的海瑞所深恶痛绝的，因此，他在《教约》中明确规定诸生接见上官，须据《会典》诸书的礼节，于明伦堂见官，不许行跪礼，儒学前迎接亦然。一次，南平当地长官至儒学上香，至明伦堂后，教官出来谒见，左右教官皆跪，惟独海瑞长揖不跪，左右恐长官斥责，强迫海瑞行跪礼,海瑞回答道：“谒见朝官，应遵照宪纲规定的礼节，明伦堂乃师长教学之地，我身在师席，岂能行下跪之礼。”一些官员见此情状，不免怒形于色，讥讽道：“安得有此山字笔架?”海瑞巍然不动，诸位长官不悦而去。从此，海瑞就有了一个“笔架博士”的雅号。

这件事发生后，海瑞感到十分愤懑，自己以祖宗成法为模式，教导学生崇尚气节，何错之有，竟得不到上司的理解。联想自己多年苦读，处处以“圣贤之道”作为立身之本，将气节看得比自己生命更重要，谁知今日，刚刚踏人官场便横生枝节，区区礼节尚不能见谅，遑论日后施展自己的抱负。真是“缺陷世界，何能有济！”书生意气十足的海瑞越想越想不通，一气之下，竟提出辞呈，上交郡衙，想就此告辞还乡，独善己身。海瑞的辞呈送至延平府后，一些地方长官想起当日情景余怒未消。极力主张同意海瑞的要求，允其解除公职，放其还乡了事。

“争礼”一事似乎给刚刚踏入官场的海瑞当头一棒,眼见得出师不利，无力回天之时，事情出现了根本的转机。当时的延平知府在看到海瑞的辞呈后，却惭愧不已地说道：“海瑞之言行均合祖制，是吾等行事之误也。”更加幸运的是，当时大司空朱衡（字镇山）为福建按察司提学副使（时称“学宪”），闻听此事后，对海瑞的气节人品非常赞赏，当即将海瑞召来，命就正学书院进修。海瑞依然要求离职，朱镇山宽慰他道：“汝自幼饱读诗书，究竟为何?汝出任公职，究竟为何?难道就为争一跪之礼而全部放弃吗?”这话使质直的海瑞有些醒悟了,平心静气一琢磨,难道就为此事而永远归居田野。不入俗尘了吗?这当然是一心志在爱民行道的海瑞所无法接受的。就这样,在朱镇山的劝导与挽留下，他才打消了辞归乡里的念头。

但是，在此风波之后，海瑞依然坚持自己的主张，在学堂之内对上司不行跪拜之礼。又有一次，福建按察使长官到延平府视察，海瑞率领众位学生迎候于廓门之外，有位分守道的官员早到一步进入大门，见海瑞昂然不跪，十分惊讶，便问随从这位长揖不跪的人是谁，随从答日：“此乃海教官。”这位官员便命随从暗中观察，想看一看海瑞见到按察使长官的态度。结果，按察使长官进门时，海瑞依然故我，保持长揖不跪的姿势。这位官员知道后，不禁吐舌叹服道：“今日之世竟有此等的教官!”海瑞的名声从此在四处传扬，不少过往的官员也都知道南平有一位“笔架博士”。

海瑞任教官长达4年，一直坚持自己刚直不阿的立场，实属难能可贵,而我们为之庆幸的是，海瑞的正直抗争固然引起了一些官员的非议与憎恶，但也赢得了不少士大夫的交口赞叹，后者认为如此刚直守道、不畏权势的教官,恐怕只有在古人之中寻找。因此，海瑞任教官4年，不畏权势,昂然犯颜，独守已道，他的行为不仅没有为自己招来罢官的厄运，而是声望渐起；不仅当地官员默认了他正直的行为，而且“守相台察以上，咸鉴涵之矣”。这不能不说是海瑞的幸运。他得到了高度的评价：“以礼为教，其讲论道德以及经义治事，一一实事求是，不为俗学所染，是教职中最难得者。”因此，巡按、监司等官员纷纷上书举荐海瑞。于是，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海瑞升迁为浙江淳安县令。从受任南平教谕,到升迁淳安县令,这5年是海瑞仕宦生涯中最平坦顺利的5年，虽有波折，但无甚大碍，这无疑与其所任教职、不涉民事的实际情况有关。

就任淳安县令是海瑞一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真正了解天下黎民疾苦与王朝政治利弊的开始。淳安县是浙江省境内的一个山区小县，地瘠而民贫，地方经济相当落后，作物只有茶、竹、杉、柏等，并无其他特产。崇岩叠嶂,百姓纷纷逃匿山林之中。山下田亩均为豪吏之家侵夺，贫穷之家常常吃不到粮食。其县又地处新安江下游水路要冲，官员舫船频繁过往，均须调用当地百姓为其迎送，大大增加了当地民众的各种负担。

海瑞初来乍到，阅览册籍，发现民户逃亡人数超过在册人名的一半。面对百姓生活痛苦之状,他不禁感慨万千。顿生恻隐之心。他决定以身作则，饭粝羹藿，保持极为简朴的生活。俸薪之外，分文不取。家僮随从均令出外樵采，公庭无事,吏员们也可业余从事工商，以补贴俸禄之不足。官署中有一块隙地，海瑞命老仆“树禾麦，艺蔬芥”，旦夕取以自给。海瑞刻厉守贫的作风在当时官场中是相当罕见的。有一年冬天,他去北京吏部办事,他的老上司朱镇山正在吏部任职，见到海瑞在隆冬之际仍服一袭破敝的单衣，不禁埋怨他道：“即便是守穷乐道，难道还不能制作一套官服吗?朝廷命官起码要有一点体面嘛。”海瑞这才赶制了一套黄石绢的官服穿上。海瑞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将县里各种钱粮制度编成一书，名为《淳安政事》，予以公布，使普通百姓对应该承担的赋役数额一目了然，从而避免了办事吏员的作弊。

淳安地处交通要道，来往官员路过之时，必以各种方式索要财物，当地官员为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自然不敢得罪，便将这种人情钱都分摊给当地民户,弄得怨声载道。海瑞一反常规，均从自己收入中开支，有则送,无则已。有巡抚长官至，没有得到馈赠，便遣吏送信加以威胁。海瑞义无反顾道：“充军死罪，宁甘受,安可为此穿窬猥亵之举耶?”一般外官进京，都要携带大量礼品，为交际高官打开宦途。当人们劝说海瑞也仿效而行时,海瑞反问道：“如果天下官均不向上司行贿，难道能都不升迁?如果天下官都向上行贿，难道能都不受黜?”

当时，徽州绩溪人胡宗宪任浙江总督，此人因平定浙西及擒获著名海盗汪直等人，战功赫赫，震动朝野，因而官进少保、兵部尚书，总制东南数省。面对这样一位大人物，海瑞也显示出了刚直不阿的性格。有一次,胡宗宪的家奴路过淳安，耀武扬威，大肆索要财物，海瑞严词加以拒绝,这些家奴回府后，到胡宗宪面前告状。幸好这位胡大人并非鼠肚鸡肠之辈,对海瑞的正直耿介早有耳闻,对这位“不食人间烟火”的下属官员竟有一些敬佩之意,对于家奴所言只是一笑了之。有一次,他还诡秘地对手下官吏讲道：“昨天听说海令为其母做寿，买了2斤猪肉，真是不容易啊!”

不过,海瑞不可能不为自己的正直付出代价，因为睚眦必报的长官是随处可以遇到的。这里要讲的就是一位权倾一时的朝臣鄢懋卿。此人在《明史》中被列入《奸臣传》。他在大奸臣严嵩柄政时期,死心依附，得严嵩父子宠任,特命为总理两浙、两淮、长芦、河东盐政，因而尽握天下利柄，权势显赫一时。所到之处，郡邑官员膝行匍伏,极尽讨好谄媚之态。鄢懋卿生性奢侈,得志之后除用巨额资财贿赂严嵩父子外,为满足一己之私利，利用权势肆意敲诈盘剥地方官吏。他以盐法都御史巡视州县,携其妻同行,特制五彩舆，命12位年轻女子舁之，道路之上观者如堵，无不惊骇。地方官迎送，为讨其欢心，更是奇招迭出，以至于以文锦覆被厕所，用白金文饰溺器。馈送钱物之人不远千里而来，络绎不绝。

海瑞闻知鄢懋卿将要路过本县时，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方式。鄢懋卿在出京之时,曾经故作姿态，预先通知沿线官吏道：“本官素性简朴，不喜承迎。沿途饮食供帐，都应俭朴为尚，毋得过为华侈，侵扰百姓。”而真实情况却是：“各处皆有酒席，每席费银三四百两。供帐极华丽，就是溺器也用银制之具。”针对鄢氏这种虚伪的两面手法，海瑞在鄢氏未到淳安之前,即向其发出揭帖,声明“沿线官吏所为与鄢大人要求大相径庭,实为将百姓之苦怨归罪于鄢大人的错误之举，淳安百姓疲敝，本县令不知如何招待”云云。

鄢懋卿接到海瑞的揭帖后,心中不禁十分恼火,但素闻海瑞刚直之名，为避免尴尬的正面冲撞，鄢懋卿只得压住心中怒气,强作欢颜，命手下绕过严州境，改道而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淳安县的上司严州府知府一班人早已听到鄢懋卿一行要来的消息,在其将要到达的前一天,知府还特别强调下属部门盛情款待。根本没想到海瑞的一张揭帖竞把这位红得发紫的大人物给气跑了，严州知府闻讯后惊恐不已，料定鄢氏必要进行报复，自己及下属倒霉的日子就要到了。左思右想，结果一腔怨气都落到了海瑞的身上。这位知府把海瑞召到自己的衙门，拍打公案，破口大骂：“你海瑞是多大的官衔。竟敢如此轻狂，弄得我等与你一同遭殃。”海瑞只是端坐不语,丝毫不作辩解。待知府骂够了，海瑞才起身行礼告辞。海瑞这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态度弄得严州知府也无可奈何。

鄢懋卿回到北京后，即派其亲信御史袁淳前往淳安巡察，发誓要找茬除掉这位“海强项”。袁淳到达淳安后，海瑞虽知这位官员的巡察关系到自己的宦途,但绝不肯做卑躬屈膝之事。袁淳发现海瑞果然迎送不远，供应不隆，对他讲话的态度也较冷淡，不禁怒火中烧，讥讽道：“你即使想学知府的派头，恐怕还没有资格吧!”按明朝官制，官员任期满后，如无可指摘之处，即可升迁，当时吏部已准迁海瑞为浙江嘉兴府通判，为正六品官衔，而袁淳回京后，评价海瑞“倨傲弗恭，不安守分”，结果升职一事搁浅,只能以原职改调。当海瑞前往北京听候任命之时。又多亏老上司朱衡正任吏部右侍郎，从中周旋。当时恰好江西兴国县缺少县令，海瑞被改派到兴国县。海瑞由此失去了一次来之不易的升迁机会。

明代官场上素有“命运低，得三西”之谚，“三西”是指山西、陕西和江西三省，其意是被派往这三处无油水可捞的穷地方做官，只能怨自己运道不佳。海瑞所到的兴国县，就是一个相当穷困的地方。他下车之始，正值兵荒马乱之余,户口稀少，百废待举。海瑞毫无怨言地又开始了救助黎民的行动。有了若干年的从政经验，海瑞到兴国后似有轻车熟路的感觉。他敏锐地发现当地居民贫困的主要原因在于各种名目的征派太多，便向南赣都御史吴尧山上陈“八议”，即8项治理的主要措施，这些措施切中时弊，言人所不敢言。他又亲自监督清丈土地，铲除当地恶霸,解决土地纠纷。海瑞的一系列举措大都得到了南赣巡抚吴尧山的支持,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做了不少兴利除弊之事。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海瑞携二仆北上，授户部云南司主事（正六品）。从此，海瑞开始在北京任职。当时在位的明世宗自15岁登基后,已在宝位上坐了四十多年。即位之后，面对明武宗留下的混乱局面，世宗求治之心甚锐，惩治奸佞，广施善政，天下忻然，出现了少有的太平景象。但是好景不长，这位世宗皇帝就闹出荒唐之事。其一，为“大礼之议”。他本人并非武宗之子，其父兴献王乃明宪宗之子。他即位后,一心想为生父弄一个光彩的名分。一些阿谀奉承的朝臣为满足世宗的要求,肆意改动皇帝世系,惹得众多大臣拼死抗争，世宗颇为恼怒地进行镇压，一大批官员被入狱，处死、流放数百人，一时震动天下。此事过后,庙堂之上敢与世宗对抗的极为罕见了。其二，是这位世宗皇帝特好方术,千方百计寻求长生不老之道，故而在皇宫内院日日斋醮，搞得乌烟瘴气。斋醮仪式上，需要“青词”，即写给天神的表章，一些无耻文人为讨世宗欢心，挖空心思，巧为制作，不少阁辅甚至因善此道而被称为“青词宰相”。虽然世宗专心于斋醮，但他素以刚愎自用著称，十分担心大权旁落，对内阁大臣疑心颇重，因而朝中大臣为争夺权力开始了复杂的斗争，先后担任首辅大臣的有杨廷和、费宏、杨一清、夏言等人,而世宗朝任期最长、影响最大的还要数严嵩。

严嵩以一意媚上而独擅大权，心计之奸猾一时罕有其匹，“移帝喜怒，往往不失”，借世宗之手诛除异己。独揽大权后，贪污受贿，作威作福。不少正直的官员奋不顾身弹劾严嵩,结果大多惨遭毒手，最出名的是杨继盛，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揭发严嵩十大罪和五大奸,严嵩恼怒至极，命亲信处杨继盛绞杀之刑,而世宗并不同意,在狱中关了两年之后，严嵩竟将其名混入其他卷宗,瞒过世宗,终使杨继盛含冤就戮。以后徐阶得到世宗的信任。严嵩因年迈智昏,握权太久而使世宗极为厌恶,一些乖巧的大臣乐得“墙倒众人推”,终于扳倒了严嵩父子,徐阶继任首辅。这是海瑞入京前两年的事情。

严嵩的破败丝毫没有影响世宗对方术、祥瑞、斋醮的迷恋，深居西苑，乐此不疲。有一次，世宗竟提出让太子监国，自己专心修炼，满朝文武惊愕之余，谁也不敢提出异议，只有太仆卿杨最抗疏上谏,指责世宗春秋方壮，尊为人主，竟妄想升仙。正在兴头上的世宗勃然大怒,立即将杨最打下锦衣卫诏狱，重用杖刑，杨最还未等杖刑完毕就已一命归西了。世宗在位期间，并不乏忠言上谏之人,然而都落得极其悲惨的下场，因而再也无人敢批鳞揭短，犯颜强谏了。

这便是海瑞进京后面对的严酷现实，一贯以守道尽节为己任的海瑞不能坐视黑暗污浊的泛滥。他开始酝酿，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去作一次搏击。他与翰林王弘诲交往甚密，一日论文对酒之余,忽取出20两银子交给王翰林道：“我死必以此葬我。”海瑞这位铁骨铮铮的伟男子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冒死上《治安疏》。

在这篇惊世骇俗、震动天下的奏疏中，海瑞淋漓尽致、酣畅透彻地揭露了世宗即位以来的种种过失，措词相当激烈。指责世宗“专意修炼，竭民脂膏，滥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事，导致法纪废弛；数年滥封侯爵，名器贬值；与皇子不相见，薄于父子之情。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薄于君臣之恩；乐西苑而不返,薄于夫妇之德。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且陛下之误多矣,其大端在于斋醮。”这种一针见血的指摘恐怕是任何一位惟我独尊的帝王所无法忍受的,一向专断护短的明世宗更不例外。嘉靖皇帝阅毕,大怒不已,将奏疏扔在地下,对左右近侍道：“赶快将此人抓来,不要让他跑掉。”在旁的宦官黄锦却不慌不忙地说：“此人素有痴名,听说他在上疏之时，知道所奏定会触怒圣上，所以预先安排好后事，买好一口棺材，与妻子诀别，正在朝房待罪，手下僮仆已全部遣散,因而臣等料定他是不会逃跑的。”这平静的一席话竟然使恼怒已极的世宗惊得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面对这样一位置生死于度外的刚直之士,他还能像处置杨最等人那样故伎重演吗?在群臣的众目睽睽之下,就是把海瑞抓来了,又能将他怎么样呢?况且海瑞之言句句是实,又如何反驳?想到这儿，他不得不又拿起海瑞的奏疏。

其实，海瑞奏疏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并非一味地“骂皇帝”。他首先对世宗皇帝有较多的肯定，如云：“陛下天质英断，睿识绝人，可以成为像尧、舜、禹那样的贤明君主，……即位初年，革除积弊，焕然与天下更始。”这些话自然是世宗所爱听的。其次，海瑞对天下臣子的阿谀媚上也进行了鞭挞,他明确指出，君王有过，正赖臣子匡救，而当时臣子争相媚上，例如世宗喜欢醮修，群臣相率进香；发现天桃天药，大臣相率表贺。皇帝想修建宫室，工部极力经营；皇帝命取香觅宝，户部立刻四处派出差役。可谓“陛下误举，诸臣误顺，无一人为陛下一正言焉”。“欺君之罪何如?”最后，海瑞对世宗的重新振作、翻然悔悟充满了希冀，如切盼世宗“一洗数十年君道之误，置身于尧、舜、禹、汤、文、武之上；也可使其臣洗雪数十年阿君之耻，……陛下何不为之?”可见，海瑞的论疏并不是片面的，而是相当全面合理的，既明确地披露了世宗政道之失，又批评了臣下的无耻媚上，同时对世宗的改正抱以厚望，这不能不说是海瑞《治安疏》的高明之处，《明实录》的著者们曾下按语道：“瑞疏言谠而意忠，非欲批逆鳞而沽直者。”故而世宗反复披阅后，也不得不在奏疏上批道：“这厮有比干之忠，只不过朕并不是暴虐无道的商纣王。”不过，愤怒难消的世宗还是把海瑞抓了起来。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世宗崩于内宫。其遗诏中有云：“见监者，即先释放复职。”海瑞赖此方才重见天日。当监狱主事得知世宗驾崩的消息，估计海瑞定会重新起用，便设盛馔款待海瑞，而海瑞却以为这是他“最后的晚餐”,按惯例。第二天处死的犯人必于前一日饱享一顿酒饭。海瑞豪饮狂啖，兴致极好，主事不免奇怪问道：“先生今日何欢之甚?”海瑞坦然道：“欲作饱死鬼耳!”主事连忙说：“别误会，别误会，适才闻听宫中人云皇上驾崩，先生可见大用矣!”海瑞闻听此言，大为震惊，问道：“消息可靠吗?”主事作了完全肯定的回答。没想到海瑞非但没有半点喜色，反而扑倒在地，嚎啕大恸，刚刚入口的酒菜一并呕出，绝而复苏，终夜痛哭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