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大明概述

“读史使人明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些话固然不错。现代人自然不会沉湎于以往一朝一姓的兴衰，但回首充满血腥味的历史画卷却总是让人怦然心动，难以平静。面对数百年前的功过是非，得失荣辱，我们只有轻轻的感喟，沉沉的思索。“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这也许就是历史赐予我们的一点明智吧!

在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历代王朝的兴亡更迭此起彼伏。其中，明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个统一王朝。它肇建于公元1368年，迄至1644年覆亡，历时276年,前后在位的皇帝共有16名（不含南明诸帝）。从传统史学的角度视之，明代与汉、唐诸朝相比，多少显得有点逊色。因为无论是文治武功，还是典章建制，显然都难以超汉追唐。就拿明朝的皇帝来说吧，除了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之外，大都庸庸碌碌，无所作为。在明代的编年史上，人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荒唐无稽的武宗、世宗、神宗和熹宗，刚愎自用的崇祯，还有醉生梦死的南明诸帝。即使是受人称道的太祖、成祖，亦以残忍、专制而著称于世。除了荒诞和血腥之外，明朝历来被视作缺乏卓越建树的朝代。唐代诗人李白曾有《把酒问月》诗云：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

悠悠千古，一样的月光，一样的日子。虽然，秦时的明月曾照临过汉时的关墙，但在同样皎洁的清辉之下，依旧演绎过不同的历史。如今，岁月荏苒，往事已如云烟散尽，然而，那一段历史中的片断记忆，毕竟给我们留下了耐人寻味的诸多启示。

一《明史·太祖本纪》记载，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濠州钟离县（今安徽凤阳县）妇人陈氏怀孕时，梦见神灵授药一丸，置于掌中有光，吞食之后随即醒来，但觉口中余有香气。过了数月，陈氏诞生一儿。传说,当时红光满室。从此，屋内每夜都会发出类似的红光，以至于周围邻里望见，均疑为火警，呼噪奔救，但至近前却一无所见——这就是史籍中大肆渲染的“紫气耀明光”。

其实，“感孕而生”历来就是君权神授的重要依据。揆诸实际，“紫气耀明光”的故事，只不过是神道设教，藉着神秘的灵光为自己涂脂抹粉。事实上,朱元璋也是赤条条地来到一个一穷二白的佃户之家,地无一垄，房无片瓦，既无半点田地家产，更没有可资炫耀的祖宗门第。

朱元璋祖籍江苏沛县。元朝末年，天灾不断，其祖先几经周转，才逃荒来到凤阳。然而，至正四年（1344年）的一场天灾，使得朱元璋家破人亡，孤贫无依。在邻人的帮助下，他进了皇觉寺，落发当了行童。谁知不到两月，旱蝗肆虐，庙里也断了粮，只好托钵出外游方化缘，整整流浪了三年。云游乞食的经历，使朱元璋饱尝了人世间的辛酸，但也开阔了眼界，进一步了解到民间的苦痛、社会的弊病。后来,他参加了元末农民起义，浴血沙场，身经百战，不断充实和扩大自己的势力，一面抗击元军，一面扫灭群雄，终于成为明王朝的开国皇帝。

1368年正月，朱元璋即位，建都南京，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史称“明太祖”。

南京，素以“六朝金粉”著称。在这里，历史上曾演绎过许多兴衰递嬗的悲喜剧。南京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隐含着浓郁的兴亡之感。定都于此，显然让朱元璋生发出一种深沉的历史悲怆感。他对“六代豪华春去也”的兴亡史迹极为关注，故将唐人李山甫的《上元怀古诗》书置屏间，借怀古之笔记现实之情感：

南朝天子爱风流，尽守江山不到头。

总为战争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

尧将道德终无敌，秦把金汤可自由。

试问繁华何处在，雨花烟草石城秋。

朱元璋少小生长于民间，深悉物力之维艰，又目睹元朝末年政治的废弛和紊乱，故而对下层民众的疾苦，有着深刻的切肤之痛。即位之后,朱元璋曾指出：

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

从切身的体验出发，朱元璋深刻地认识到天下刚刚平定，民间竭蹶困窘，明智之举是应当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弦急则断，民急则乱”。必须缓和剥削，才能长治久安。故而在洪武年间，朱元璋曾多次减免田赋，遇有水旱更是加紧救灾和蠲免、减轻、暂停农民的徭役，重役则改由军士或豪富承担，以便与民休养。为了改变经济凋敝的局面，迅速推动小农经济的复苏，朱元璋鼓励垦荒、扶植、培养自耕农阶层，从而使明初人口、土地的比例渐趋平衡。在朱元璋统治的三十一年里，全国形成了自耕农经济的黄金时代。当时有一首诗这样写道：“山市晴，山鸟鸣，商旅行，农夫耕。老瓦盆中冽酒盈，呼嚣隳突不闻声。”——在僻野荒陬的山村，鸟儿在晴朗的天气里欢快地鸣唱着。环顾四周，商贾流通，农人安于陇亩，世代传下的老瓦盆内，充溢着甘冽的老酒，而从前催租胥吏的叫骂声，再也听不到了。透过这略事夸张的描述。我们不难体验到发自普通农民自给自足的心声。

鉴于元末贪官蠹政、污吏横行的局面，朱元璋即位后即毫不留情地严惩贪贿。洪武二年（1369年），他告诫百官说：

我以前在民间时，看到州县官吏多不爱护百姓，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大几百姓疾苦，他们均视之漠然，我心里真是恨透了。如今我要严立法禁，官吏凡是贪污蠹害百姓的，将一律严惩不贷。

于是，他动用严刑峻法整顿吏治。规定：凡是贪赃白银60两者，皆枭首示众，并处以剥皮之刑。他别出心裁地在府州县衙门的左面特建“皮场庙”，贪官枭首后均剥皮实草，置于官府公座两旁，作为后任官员的前车之鉴。所谓“高皇惩吏痛绳赃，峻法严刑凛若霜，土地祠旁芳草地，鹿场特辟剥皮场”，说的就是这件事。洪武十八年（1385年），北平（今北京）官吏与户部侍郎郭桓通同舞弊、贪污税粮之事败露，朱元璋遂将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吏均处以极刑,追缴赃粮700万石。供词牵涉到的各布政使司官吏，也都受到严厉惩处。追赃还波及到全国各地的许多人，中产以上的地主因此而倾家荡产者不胜枚举。此外，朱元璋还籍没了苏州、嘉兴、松江和湖州等地豪民的土地，将其中几万户人家强制迁徙到南京与临濠（今安徽风阳）一带，又在南京抄杀豪民一百七十余家。这些做法，使得官吏贪墨之风有所收敛，缓和了江南土地兼并的紧张状况，重建了明初的封建经济秩序，为社会经济的复苏，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朱元璋起自临濠，麾下驰骋疆场、运筹帷幄的文臣武将多系淮西籍人，有的甚至还是自己的同乡。开国之后，他们纷纷得以晋爵授勋，很多人位至国公、列侯。于是，这批权臣勋贵遂以乡土、宗亲和部属关系为纽带，结成了一个以淮人为中心的朋党集团。他们广蓄悍仆豪奴，鱼肉百姓，横行乡里。这些不法行径,逐渐招致了朱元璋的不满。洪武六年（1373年），淮西集团头目李善长，推荐同乡兼姻亲的胡惟庸拜相。后者为人独断专行，居相位长达7年，朝中遍植私党。此情此景，更让朱元璋怀有皇权旁落的隐忧，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于是，他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兴起胡党大狱，并在此后的10年间，株连蔓引，共杀了3万人左右。接着，他又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兴蓝党大狱，诛杀1.5万人，解除了武人拥兵擅权对皇权的威胁，两狱合称“胡蓝之狱”。大兴“胡蓝之狱”，是朱元璋打击新贵的政治策略，对于加强专制皇权的统治，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朱元璋诛杀胡惟庸之后，乘机罢废了中书省和丞相，分相权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加重了六部的事权,六部官员直接对皇帝负责。皇帝实际上兼摄了相职，权力空前膨胀，从而进一步强化了皇权。他又将大都督府分为五军都督府，与兵部共襄军事。府、部各有所司，“将不专军，军不私将”，彼此相互掣肘，一切兵权均总揽于皇帝。在地方行政方面，废除了元代的行中书省，在全国设立十三布政使司（俗称省）。分权于布、都、按“三司”，即以布政使掌民政、钱谷；都指挥使掌军事；按察使掌刑法,从而改变了元代行省丞相独掌地方大权的局面。此后，行中书省的权力被一分为三，三司彼此互不统辖，相互牵制，直接听命于朝廷。地方事权受到削弱，而中央集权则得以空前强化。

明初刑律，包括律、令、诰和榜文四个方面。洪武六年（1373年），朱元璋任命刑部尚书刘惟谦制律，次年二月修成，此后又不断修订，于洪武三十年（1397年）正式颁行。此外，朱元璋还法外用刑，将旨意凌驾于《大明律》之上，编成《大诰三编》及《大诰武臣》，详尽地记载了有关惩治贪污、打击豪强以及防止百姓流亡的事例和律令。其中，列有不少酷刑，如凌迟、剥皮、枭首、抽肠、阉割、挑膝盖和族诛等，充分反映了朱元璋皇权专制的残酷和野蛮。当时，法外刑讯的机构是臭名昭著的锦衣卫。这一皇家的特务机关避开三法司，直接对皇帝负责。它可以任意捕人，加以拷讯、杀害。其所设置的监狱和刑具，用刑极为惨毒。而与之关系密切的一种刑法——廷杖,可以在殿廷上公开杖责因进谏而触怒皇帝或有过失的大臣，从而大大提高了皇帝的权威。

为了征发赋役，加强对基层社会的严格控制，明初编制了黄册和鱼鳞图册，详细登载各地居民的丁口、产业状况、每乡每户土地的亩数及其方圆四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豪强富户隐匿土地和户口的情况。在此基础上，又推行里甲制度和关津制度，以防止百姓的流移或隐匿户口。

在文化方面,为了显示专制皇权至高无上的权威，钳制社会舆论，扼杀异己思想的萌发，朱元璋竭力加强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用高压手段大兴文字狱，打击那些不与自己合作的文人。文字狱株连蔓引，以至于后来身陷其中的不少文人、官员，其本意原是献媚、颂扬朱元璋的，却无意间触犯了忌讳，招来横祸。与此同时，朱元璋还绞尽脑汁地禁锢读书人的思想，对科举制度的形式和内容作了严格的限定。他制订八股文程式，专以《四书》、《五经》命题，其内容则以钦定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议论的根据。有鉴于此，当时的读书人除了钦定的《性理大全》之外，几乎废书不观，从而严重束缚了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能力，使得知识界的思想趋于僵化。在这种情势下，明初的学术界显露出暮气沉沉的状况，弥漫着保守的学风和沉寂的思想。

在军事方面，朱元璋推行卫所制度。在军事重镇设卫，次要地方设所。在全国各地设立军屯，军户屯粮约占全部税粮收入的一半，基本上解决了沿边军士的粮食问题。对此，朱元璋曾踌躇满志地说：“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当时，为了羽翼朝廷、巩固边防，朱元璋将其二十几个儿子和一个重孙分封在全国各地。其中，驻守北方、抵御蒙古的一部分藩王被授予了军权，而另外一些监督地方的藩王，则分驻于内地各省。他虽然对藩王作了不治民事、不授封土的限制，但又规定，藩王可以自置官属；可以移文朝廷索取奸臣，甚至还有出兵“清君侧”的特权。这就使得藩王的权势迅速膨胀，尾大不掉，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日趋严重。朱元璋死后，由分封制种下的恶果很快便暴露无遗了。

为了解决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上的冲突，在齐泰、黄子澄和方孝孺等人的擘划下，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五月，即位的建文帝朱允炆推行削藩政策，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就先后成功地削、废了5个力量较小的藩王。然而，当削到拥兵10万的燕王朱棣时，“渔阳颦鼓动地来，九重城阙烟尘生”，后者借口削藩违反祖制，以入京索诛奸臣为名，发动了“靖难之役”。

朱棣系朱元璋第四子，长期坐镇北平，节制沿边军马。他曾屡率诸将出征，颇多斩获，功勋卓著。此时，他打着“靖难”的旗号挥师南下,经过4年的内战，终于攻克了南京，建文帝不知所终（或谓阖宫自焚；或云自火逃逸、下落不明；或传出亡为僧，流落云南，难以论定）。朱棣即位，建元永乐，史称明成祖。

即位后的明成祖，为了剪除藩王对中央皇权的潜在威胁，继续推行了削藩政策。他通过削、废、徙等途径，限制藩王势力的发展，将地方的军政大权再度集中到自己手中。与此同时，他还进一步调整了中央机构，正式设立内阁，从而奠定了有明一代政治体制的基本格局。他又重用司礼监宦官，给予宦官以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和刺探官民隐事等特权。除了恢复洪武年间一度废止的诏狱外，还增设了东厂，以内监提督。锦衣卫与东厂及后来的西厂，合称“厂卫”。此后，厂卫就一直成为明代皇帝巩固皇权、进行特务恐怖统治的工具。

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中心，防御自北而来的蒙古军事贵族的侵扰，朱棣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改南京为陪都。在迁都前后的永乐八年（1410年）到二十二年（1424年）之间，他曾五次亲自率兵出塞，远征漠北鞑靼、瓦剌等部割据势力，巩固了对北方的统治。明朝政府还在今东北地区设置了建州卫和奴儿干都司。其中的奴儿干都司，是明朝管辖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最高一级的地方行政、军事机构。对于此后东北地区的开发，有着重大的影响。

永乐时期，明朝的国力臻于极盛。其综合国力在亚洲乃至世界上，都堪称首屈一指。为了发展对外关系，明成祖推行和平的外交政策，利用雄厚的经济实力，多次组织和派遣使者出使东、西洋各国，以促进明朝政府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往来。特别是从永乐二三年（1405年）起，他耗费巨资“造大船，竖高樯，选劲卒”，多次派遣三宝太监郑和率领船队出访西洋各国，前后经历了亚、非三十多个国家。郑和船队以先进的航海技术，开辟了亚非海上交通的新格局，使得周边及海外的六十多个国家，都与明朝建立了朝贡关系。显示了明朝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它接通了东西海上交通网络，为地理大发现起了先导性的作用。

永乐以后的洪熙、宣德二朝，仍然处于大明王朝的鼎盛时期。当时，社会动荡和政治变革基本结束，明王朝的统治逐渐步入了正轨,故而有人将之比做周代的成、康时期和汉代的“文景之治”。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虽然缺乏雄才大略，但他们继承明初的成果，推行政治上的守成和经济上的休养生息，史称“守成令主”。在仁、宣时期,内阁权位迅速提高，形成为中枢的辅政机构，从而完成了从丞相到内阁制的转变。特别是仁宗在位期间，重用大臣“蹇夏”（蹇义和夏元吉）和“三杨”（杨士奇、杨荣和杨溥），君臣融洽，政治比较清明,社会和经济也较为稳定，故而后人有“仁宣之治”的说法。当然,在这治平的表象之下，社会危机也在潜滋暗长。

二宣宗于宣德十年（1435年）病死，由皇太子朱祁镇即位，是为英宗，年号正统。此时朱祁镇刚9岁，因年幼不能秉政，由其祖母——太皇太后张氏掌权，任用元老阁臣“三杨”主持政务。当时，“三杨”等人德高望重，宦官尚不敢飞扬跋扈。因此，正统初年基本上继承了仁、宣时期的各项政策，社会经济得到了持续的发展。但英宗亲政之后，“三杨”等元老阁臣先后因故休职,朱祁镇宠用的宦官王振,对资望较浅的新任阁臣极为蔑视，渐渐地窃取了权力，从而严重地干预了朝政，以至于到了权倾朝野的地步。其时，皇帝称王振为“先生”，公侯勋戚则呼之为“翁父”，其他的朝臣更是望风罗拜。口含天宪的王振秉政专权，不遗余力地网罗亲信，广收贿赂，以其控制的锦衣卫，迫害那些曾经弹劾过他或对自己表示蔑视的大臣。朝政在王振的把持下，政治日趋腐败，君臣之情不通，土木工程繁兴，宫廷糜费滋甚，财政危机日益深重，国内用兵连年，从而拉开了明代中叶国势衰颓的序幕。

与此同时，社会上的各种矛盾也逐渐激化。特别是在皇室、勋戚和官绅的肆意兼并下，土地集中的问题日益突出。稍后的一首无名氏《醉太平》小曲这样写道：

夺泥燕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细搜求，无中觅有。

鹌鹑嗉里寻豌豆，鹭鸶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亏老先生下得手!

从燕子口中夺泥，从针尖上削下铁来，从泥塑木雕的佛面上刮下金粉,在鹌鹑的嗉子里找寻豌豆，在腿长细瘦的鹭鸶腿上割下瘦肉，在蚊子的肚子里挖出油脂。暗谕地主官僚侵占农民的土地,封建政府又加重赋役剥削，他们无尽无休地剥削平民百姓，真是贪得无厌!这些，都强烈地激化了社会矛盾，于是，流民问题日趋严重，农民造反此起彼伏。

随着政治上的腐败,卫所军制遭到破坏，边防空虚，武备废弛，周边少数民族跃跃欲试,不断骚扰内地。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部也先举兵南下。朝议抗御,虽然群臣反对英宗亲征，但王振却挟持英宗率军征战。结果,数十万大军于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东南）惨败，英宗被俘,王振则死于乱军之中，随驾从征的五十余名将校全部战死。也先押着明军的二十余万匹骡马和所有的器械辎重,拥着英宗皇帝，得意洋洋地退兵北去。此次战役,史称“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使明朝政府经历了严重的危机，也被视为明中叶的肇始。为了挫败也先的政治讹诈，兵部左侍郎于谦果断地拥立朱祁钰为帝，即代宗（年号景泰）。此后，在于谦的主持下，明朝政府积极更新内政，诛杀王振余党，招募民兵，檄调各路援军，加强战备。在随后的北京保卫战中，于谦率都城军民奋起抵抗,血战5日，终于打败了兵临城下的也先军队，迫使后者狼狈退军，并送回了英宗，从而使明朝得以化险为夷，摆脱困境。

英宗回朝后，被禁锢于南宫。景泰八年（1457年），徐有贞勾结宦官曹吉祥、武将石亨等人，乘代宗皇帝病危之际，拥立英宗复辟。史称“夺门之变”（亦称“南宫复辟”）。政变之后，于谦因拥立代宗皇帝而成为皇位争夺的牺牲品。

英宗复辟之后,年号改为“天顺”。他并没有汲取正统年间宦官专权的教训。仍然一意孤行，宦官权势恶性膨胀，使得政局日趋窳坏。天顺八年（1464年），英宗病死，太子朱见深即皇帝位，以第二年为成化元年（1465年），此即明宪宗。宪宗登位时年仅18岁，却宠爱比他大得多的万贵妃。当时，中官太监、方士妖僧，皆以结欢万氏为进身之阶。宪宗在位共23年，长年蛰居深宫，耽于逸乐，仅在成化十年（1474年）召见过大臣一次。平日里重用宦官和奸佞，造成了“朝多秕政”的局面。在此种情势下，朝中结党营私的奸佞，把持朝政，宦官的势力日益膨胀，从而加深了政治的腐败和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当时，宦官汪直专权，口衔天宪，作威作福。有个名叫阿丑的小宦官，工于俳优，某日于明宪宗面前扮作醉汉，撒泼骂街。有人告诉他皇帝来了，但他却谩骂如故，而当告诉他汪太监来了时，他却马上撒腿避走，并口称“今人但知汪太监也”。故而当时有“只知有汪太监，不知有天子”的说法——宪宗朝皇权旁落的情形,于此可见一斑。在这一时期，土地兼并问题更加严重,皇室、勋戚、中官等开始大量设置庄田，流民数量有增无减，平民流亡成为全国性的普遍问题。其中，仅荆襄地区的流民就达一二百万户。他们中有的铤而走险，终于酿成了规模宏大的荆襄流民起义。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八月，宪宗去世，18岁的皇太子朱祐樘即位，即为明孝宗，年号弘治。孝宗励精图治，锐意推行政治上的改良,勤于政事,注意节俭，与民休息，斥逐奸邪势力，抑制勋戚、中官等权豪近幸,从而削弱了英宗、宪宗时期太监专权乱政的现象。他任用正直、练达之士，广开言路，以虚心纳谏的态度，鼓励朝野人士敢言直谏。孝宗在位共18年，旧史上对其多有誉语。有的甚至将他和汉文帝、宋仁宗相提并论。还有的说，明代皇帝中，除太祖、成祖之外，只有仁宗、宣宗和孝宗还值得称道。故而对明孝宗冠以“中兴之令主”的称号。的确，弘治年间是明代中叶政治上一个相对稳定的重要时期，称之为“弘治中兴”，实在不无几分道理。

然而，好景不长，这种“中兴”气象随着孝宗的去世很快就消失了。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孝宗死去，朱厚照即皇帝位，以次年为正德元年（1506年）。为明武宗，开始了长达16年的腐朽统治。

武宗在明代诸帝中以腐朽荒唐著称。其人“嗜酒而荒其志，好勇而轻其身”，整日不问政事，宠信太监，亲近佞臣。这位荒淫无道的昏君，游幸无度，穷奢极欲。在位16年，一次也没有召见过大臣。还嫌宫中生活单调,多次外出巡游，沿途抢掠妇女，纵情于声色犬马，大权则落入司礼监太监刘瑾之手。当时，刘瑾权势煊赫，人称“刘皇帝”。他所提督的特务机关内行厂以及东、西二厂，专制骄横，残酷勒索，陷害忠良,凌辱百姓，形成了黑暗不堪的恐怖统治，朝野上下怨声载道。刘瑾的专权在明代宦官中相当出名,这使得本已十分严重的宦官专政局势进一步恶化，朝政更趋腐败，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愈来愈多。据统计,自正统迄至正德年间,其中尤以正统末年、成化前期和正德时期最为集中。前后相继爆发了叶宗留、邓茂七、刘通、李原和刘六、刘七起义。与此同时，周边的鞑靼、瓦剌军事势力也屡扰边关，侵入长城以内,对国家的安危构成了威胁，使得明朝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武宗结束了他荒淫腐朽的一生。因没有儿子，由皇太后张氏和内阁首辅杨廷和定策，以武宗遗诏的名义，召兴献王的世子朱厚熄入继皇位,这便是在位时间长达45年的明世宗。嘉靖初年，世宗因杨廷和的拥戴之功，即位后便命他组阁执政。杨廷和鉴于武宗朝的弊政，锐意求治，起衰振隳，斥逐了武宗的旧宠佞幸，并推行了部分的改良措施。多少缓和了嘉靖初年的社会矛盾。为此,世宗甚至也被时人誉作“中兴圣祖”。然而，没过多久，杨廷和却因“大礼仪”之争而遭贬职。此后，世宗也很快失去了勤政的热情，嘉靖朝再次陷入弊窦丛生的局面。世宗深居内宫潜心修炼，沉湎于方士巫术，妄想成仙得道，长生不老,以永享荣华富贵。对于朝臣，他刚愎自用，动辄刑戮相加。为人又好虚荣，特别喜欢臣下的阿谀奉承和歌功颂德。他为了与内阁对抗，在朝臣中扶植亲信势力，形成了新的外廷中心，客观上为臣下拉帮结派、相互攻讦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从此，士大夫朋党习气日益深重，遂至牢不可破。当时，朝臣争夺首辅的斗争非常激烈，首辅之争充满着血腥的倾轧和暗算，使得朝政经常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特别是严嵩担任内阁首辅期间，不遗余力地网罗亲信，“文武将吏，尽出其门”，“宾客满朝班，亲姻尽朱紫”。严嵩竭力排斥、打击异己势力，大肆招财纳贿，从而造成嘉靖朝政治腐败、边防空虚的局面。此后，从嘉靖到万历初的半个世纪里，明王朝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各种社会问题。其中,东南沿海倭寇的频繁侵扰，形成了日益严重的倭患；而西北沿边则受到蒙古贵族俺答的多次入掠，特别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的“庚戌之变”，即大将军仇鸾徒拥重兵、与俺答骑兵相遇惨遭大败的事件，充分暴露了大明王朝军事上的虚弱，也反映了嘉靖朝严嵩专权的祸害。政治的腐败，直接导致了财政状况的急剧恶化。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户部主事海瑞冒死上《治安疏》，他引用当时人们对世宗年号“嘉靖”的解释——“‘嘉’者，家也；‘靖’者，尽也。‘嘉靖’的意思是说‘家家皆尽而无财用。’”这确实是当时情形的真实写照。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世宗去世，其第三子朱载重即位，改元隆庆,此即明穆宗。穆宗在位6年，锦衣玉食，大肆挥霍浪费，财政危机日趋严重。他从不省览章奏,上朝时往往听任群臣争议，自己则不发一语,故而朝政实权落到了内阁首辅身上，争夺首辅的斗争愈趋激烈。先前在阁辅争权中取代了严嵩的徐阶,此时又为阁臣高拱所倾倒。神宗即位后,高拱和张居正同为顾命大臣。张居正联络司礼监冯保，权倾高拱,从而结束了历时久远的内阁纷争。

明神宗朱翊钧即位之初,还是个十龄幼童，对张居正颇存敬畏之心,凡事言听计从。后者在皇太后、冯保等人的支持下，大权独揽，成为明朝历史上最有权势的内阁首辅。张居正担任阁辅10年，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诸方面，进行了多项重大的改革。其中，万历九年（1581年）在全国推行的“一条鞭法”，将赋税、徭役和杂税合而为一，按亩征收银两，田赋由征收实物改为征银，是中国赋役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此次改革，一般看做是明代中期的下限。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当时神宗已年满20岁。摆脱了首辅掣肘之后的神宗，不问政事，纵情声色。他信任太监张诚，宠爱郑贵妃，生活上日趋淫糜腐化。万历十四年（1586年）下半年以后，他竟以“龙体欠安”为名长期怠政。在近半个世纪的统治中，仅于万历后期上朝过一次。此外，他不面见大臣商议国事，不亲祭太庙，不搞经筵日讲，不及时处理大臣的奏疏。这些，都使得明朝官吏的任免，处于半停滞的状态，在职的官吏不能得到正常的升迁，空缺的职位难以及时补充。以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的员缺情况为例，原定南、北两京应设尚书、都御史14员，当时却仅有6员。侍郎、卿寺之职也都大半空缺着，御史、给事中等官甚至不到原额的1／10。这种政事荒殆的结果，使得晚明的官僚机构近于瘫痪。与此同时，神宗怠于政事却勤于搜刮，他好货成癖,贪婪无厌,拼命追求财货,对城市工商业的掠夺在明代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起，神宗派出大批宦官充任矿监税使,在全国各大城市以征商、开矿为名，肆无忌惮地掠夺民间的金银。这些宦官往往以开矿为名，强占土地,巧立商税名目，横征暴敛。他们豢养的地痞流氓常常直入民家，奸污妇女,甚至随意捕杀人民，严重摧残了江南新兴的商业和手工业，使得万历年间的社会经济急剧凋敝。为此，全国的许多城镇都曾掀起过反矿监、税使的斗争。另外，神宗往往不顾封建统治规范任意行事，从而遭到敢言直谏的朝臣的反对，朝野上下因皇帝怠政，缺少一个强有力的权力中心,故而分成派别进一步争斗不已，逐渐形成了东林党和宣、昆、齐、楚、浙各党，从而酿成了万历以来激烈的党争。党争首先开始于“争国本”。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发生皇位继承的危机，万历皇帝意欲立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对此，一些大臣曲意奉迎，而以顾宪成为首的一些官僚，则坚决主张应立万历皇帝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由于太子是皇位的继承人,故称为“国本”。对立的双方交章攻讦，朝臣中朋党林立，朝政日趋窳败，政治衰象迭现。对此，清代史学家谷应泰说过：“万历朝已处于土崩瓦解的状态。当时，百姓流亡、政治混乱，没有亡国已是相当幸运的了。”

三神宗病死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八月，太子朱常洛即位,改元泰昌，是为明光宗。光宗执政月余，又死，其子朱由校即位，是为明熹宗，改次年为天启元年（1621年）。光、熹时期，大臣之间的党派纷争仍在继续,朝野上下的精力，主要消磨在无休止的门户之争中。熹宗年少，对朝政漠不关心，却喜欢建造房屋，他常亲自操斧锯凿削，乐此不疲。据说，所做木工活的水平，连能工巧匠都难以比拟。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往往在他营造正酣之际,从旁传奏文书。熹宗漫不经心地奏听完毕,总是随口答曰：“你们用心行去，我知道了。”于是，“大柄已移太阿倒”,魏忠贤等人便操纵如意，在朝廷上为所欲为，从而加剧了晚明政局的腐败。对此，后人有一首《明代杂事诗》这样写道：

殿阁楼台信手为，宵衣旰食斗新奇。

戗金铁柄双龙斧，斫尽金瓯总不知。

帝王的不问政事，给魏忠贤专权创造了条件。他屡兴大狱,颁布《三朝要典》等，力图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此后，朝政在魏忠贤的主持下，更加混乱和恶化。

天启之后朱由检即位，是为明思宗，年号崇祯。即位伊始，便果断地铲除了魏忠贤的阉党势力,重新召用一些有声望的东林党人和不依附阉党的官僚，朝政一度颇有起色。不过，崇祯为人喜好虚荣，刚愎自用,时过不久便重蹈覆辙,使得阉党势力与东林党人之间的门户之争再度激化,朋党纷争局面一直延续到了明朝灭亡。

就在明王朝国势日趋衰颓,朝野上下一片混争声中,崇祯朝的社会矛盾和内忧外患更趋剧烈。早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东北女真族崛起，在建州左卫都督努尔哈赤的领导下，逐步壮大起来，建立了大金政权（史称“后金”），虎视眈眈，成为明朝东北边境的严重威胁。在这种大敌当前、边患紧迫的形势下，明朝内部的党争仍然是无休无止。为了筹措与“后金”战争的费用，国力凋敝的明朝政府向民间残酷榨取，加派“辽饷”。当时,强加在农民头上的赋役本已相当严重，加派自然引起百姓的强烈不满,农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为了镇压农民的反抗，政府又相继加派了“剿饷”和“练饷”，与先前的“辽饷”，合称为“三饷”。“三饷”大大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赋税苛重，再加上当时连年灾荒，天灾人祸纷至沓来，交相为虐，以致民不堪命，怨声四起。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灾情严重，农民颗粒无收。在饥民王二的鼓动下，首先揭竿而起，拉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此后,到了崇祯朝便迅速形成为燎原之势。起义军在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领导下,转战中原各地,沉重地打击了明朝统治者。特别是李自成，提出了“均田免赋”的口号，当时流传的歌谣道：“吃他娘，穿他娘，大家开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显然，“均田免赋”是顺应民心的口号，使得李自成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便发展到了百万之众。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称新顺王于襄阳，建百官之属。继而破潼关，进取西安。次年，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皇帝吊死在煤山，明朝宣告灭亡。至此，统治中国长达276年的朱明王朝垮台了。

明亡后，其残余力量先后在南方建立了福王弘光政权、唐王隆武政权、鲁王政权、唐王绍武政权、桂王永乐政权和韩王定武政权，史称“南明”。不过，“南朝天子原风流，玉树后庭还相侔。”它们完全继承了明朝政府的丑恶腐败现象，内部纷争严重，政治腐朽不堪。譬如，弘光皇帝成天在深宫里纵情声色,他所关心的不外乎是梨园弟子殊少佳丽，而置国事于不闻不问。在他常住的宫殿里,竟有这样一副对联：“万事何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故而有人形容他们是“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内”。这样的一些政权，又岂是八旗骁骑的对手?

就在明朝灭亡前后，明宁远总兵吴三桂投靠清朝，引导清兵入关。李自成迎战失利，撤出北京，转战西北。清朝为夺取全国统治政权，先后对农民义军、南明小朝廷和台湾郑氏势力进行军事镇压，最终统一了中国，完成了明清鼎革的过程。明初措施的得失一天，朱元璋将一根棘杖掷在地上，让太子朱标拾起。性格柔弱的朱标面有难色，不知所措。朱元璋和颜悦色地开导说：“你怕刺不敢拿，我替你把这些刺拔掉，然后再交给你，岂不更好?!”朱元璋的心腹之“刺”就是那些曾为明王朝立下汗马功劳的权臣勋贵们。

明太祖朱元璋非常喜欢阅读史籍，在他的生活阅历中，史书有着直接的借鉴作用，它给了朱元璋不少历代兴衰的启示。

早在大明王朝建国之前的龙凤十一年（1365年）。某日，朱元璋阅读《宋史》，当读到赵普建议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时，不禁击节叹赏。他深有感慨地对一旁的起居注官詹同说道：

（赵）普确实是位贤相，倘若诸位将领不早日交出兵权，那么，宋朝的天下，未必就不会像五代那样动荡不安了!

在历史上，开国将领往往居功自傲，甚至功高震主。如何处置这批人，一直是历代帝王的一块心病。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不仅消除了悍军骁将拥兵自重、飞扬跋扈的危险，而且还让那些与自己出生入死的功臣元勋得以优游林下，颐养天年。这是成功处理君臣关系的一个范例。不过，处置开国功臣还有另外一类的方略，那就像中国古代的一句警语所云：“飞鸟尽而良弓藏，狡兔死而走狗烹。”这一方略的出现,远在“杯酒释兵权”之前，在历史上也不乏先例。例如,春秋时期越国的大夫文种，西汉的韩信，都为这句警语做了不幸的注脚。朱元璋以一介布衣起事，平生对汉高祖刘邦极为佩服，故而史学家历来就有“明（太）祖行事多仿（效）汉高（祖）”的说法。只是刘邦诛杀的“走狗”毕竟还相当有限，仅止于韩信、彭越和英布等几位“功高震主”的将领，而朱元璋则大开杀戒，将开国功臣杀戮殆尽。

事情得从明代开国前后谈起。公元1368年，朱元璋即位，建都南京，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史称“明太祖”。朱元璋起自淮西，和他出生入死、开国平天下的，绝大多数都出自濠州（今安徽凤阳一带）及其附近地区。其中，开国元勋汤和、周德兴等人还是他的同乡。这些文人武夫或运筹帷幄，或驰逐疆场，为大明江山的奠定立下了汗马功劳。开国之后，朱元璋论功行赏，这些人无不膺有公侯之封。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六国公”、“二十八侯”。特别是韩国公李善长、魏国公徐达等人，地位更是尊崇。这些人以乡土、宗亲和部属关系为纽带,结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淮西朋党集团。所谓“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就是当时情形的真实写照。

淮西朋党集团中的许多人，官封公侯、爵显禄厚，并经常得到朱元璋赏赐的田地、第宅、畜产甚至人户。然而，这些功勋卓著的公侯之家,并不满足于既得的利益,而是千方百计地扩大已有的特权。他们倚仗权势，侵夺广大百姓的田地、房屋和牲畜，或者强占官地，接受无赖小民的投献。在钦赐的佃田人户和仪仗户之外，还广蓄部曲、私养庄奴,并擅自使役官军，甚至让他们坐贾行商，为自己牟取暴利。这些新贵自恃开国功高,不仅自己骄横跋扈,而且还放纵门下的悍仆豪奴凌暴乡里,鱼肉百姓。对此，朱元璋深感不安。他曾颁发敕令文告，一再告诫功臣不要居功自傲、飞扬跋扈。并将约束的条例铸成铁榜，表示若有违犯,必将严惩不贷。例如，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就曾颁布《申戒公侯铁榜文》；十三年（1380年）六月，颁布《臣戒录》；十九年（1386年）十月，颁布《至戒录》；二十一年（1388年）七月，又颁布了《大诰武臣》；二十六年（1393年）三月，再次颁布《稽制录》。……然而,三令五申，并未能完全制止住公侯元勋的横行。

明初的君权与相权之间的剧烈冲突，更激化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由此引发了胡惟庸案和蓝玉案。

洪武六年（1373年），淮西朋党集团的领袖李善长推荐其同乡兼姻亲胡惟庸担任右丞相。洪武十年（1377年）九月，胡惟庸升任左丞相。他做了7年丞相，任期内在朝中遍植朋党，不遗余力地打击异己，使得淮西朋党集团的势力不断膨胀。譬如，浙江青田人刘基（字伯温），曾辅佐朱元璋，立下过汗马功劳，但由于他与淮西朋党集团的矛盾，一直未受重用。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大封功臣，刘基仅封为诚意伯，岁禄只有240石。而李善长则功封韩国公，岁禄4000石。翌年，刘基告老还乡。然而，由于他曾对朱元璋说过胡惟庸不宜入相的话，故而深受后者的嫉恨，被借故革去岁禄。洪武八年（1375年），刘基生病，胡惟庸派医生前去看望，但刘基服药后不久便一命归西。对此，朱元璋后来断言道：“刘伯温他在这里，满朝都是（胡）党，只是他一个不从，吃他每（们）蛊了。”蛊，相传是一种由人工培养而成的毒虫，这里指下毒。显然，刘伯温是遭到胡惟庸的毒手而命归黄泉的。当然，排斥异己还不是胡惟庸案的关键所在。

事实上，胡惟庸案的症结在于——他为人过于独断专行，许多生杀黜陟等重大事件，他往往不向朱元璋请示，就擅自加以处理。这自然让权力欲极强的朱元璋，深感宰相专权、皇权旁落的危机。朱元璋曾总结历史教训：

自从秦朝设立丞相一职以后，辅臣狐假虎威,宰相权重，于是出现了“指鹿为马”那样的事情。自秦以下的历代帝王，均不曾借鉴秦朝设相的危害,而是相继沿袭未改，从而对君王的统治构成了威胁,其原因就在于丞相的擅专威福。

对此，朱元璋积极采取裁抑相权的措施。如在洪武十一年（1378年），就曾下令臣下奏事，此后毋须通过中书省，而应径直禀报皇帝本人。然而，胡惟庸擅权的局面并没有因此得以彻底的解决。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占城（今越南中南部）来贡，胡惟庸和当时的右丞相汪广洋等人匿而不奏，结果被太监告发。明太祖闻知勃然大怒，严词斥责省臣。但胡惟庸和汪广洋将责任推到礼部头上,而礼部则反唇相诘，归咎于中书省。这种相互推诿扯皮，使得朱元璋更为恼火,于是将一干人等全部囚禁起来,让他们招出主谋。不久，汪广洋被处死。接着又以汪广洋曾违法纳没官妇女为妾，下令查究胡惟庸及其六部堂属的罪行。至此,明太祖与胡惟庸朋党的矛盾已趋于白热化。

洪武十三年（1380年）,涂节自首上告胡惟庸谋反。明太祖随即下令逮捕胡惟庸、陈宁和涂节等人，并以“擅权枉法”罪加以处死。胡惟庸被杀后,此案并未了结，他的罪名也在不断升级。开始只是说胡惟庸“擅权植党”，后来,又加上了“通倭”、“通虏”和“谋反”等罪名，并不断牵连、扩大化。该案的同谋犯越查越多，牵涉的面也愈来愈广，株连蔓引,持续了数年也未能了结。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再兴大狱，有《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乘机又杀了几十家的权臣勋贵。李善长、陆仲亨、唐胜宗、费聚、赵庸、黄彬、陆聚、金朝兴、叶升、毛麒、李伯升和丁玉等人，都因与胡惟庸有勾结而被处死。其中位居“勋臣第一”的太师韩国公李善长，在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始发时，因是元勋皇亲，已免于追究，但10年以后，有人以李善长的侄子系胡惟庸的侄女婿，两家往来密切，因而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共同谋反，朱元璋顺水推舟,将李善长一家七十余口一律处斩。对此，清人所作的一首《明乐府》这样写道：

李太师，佐命勋，当日论功称首臣。

胡为身蹈诛夷罪，毋乃耄荒辜帝恩。

李太师，起刀笔，虽乏经国才,宁少谋身术。

官为太师爵国公，富贵谁能逾此翁。

纵使惟庸改玉步，更有何官加尔躬。

人生富贵思保身，年高更念子若孙。

太师生平素畏祸，何至乘危求灭门。

又况事发十年后，罗织岂乏仇人口。

一家供状二百纸，将毋逼勒刑官手。

开国元勋犹若斯，坐令圣代少光辉。

乃知萧何下狱寻常事，汉祖何为尚见嗤!

这首新乐府认为,李善长被处死完全是一桩冤案。其实,早在李善长死后的第二年,虞部侍郎王国用就曾上书为之辩冤,认为李善长“谋反”的罪名难以成立,他指出：李善长与朱元璋同心协力,出生入死开国平天下,功居勋臣第一,生得封公,死得封王。他的儿子李祺被朱元璋招为驸马，众多的亲戚也纷纷拜官封爵。作为一位人臣，他已安享了万全富贵,其荣誉已臻于极致,绝不会冒险谋反以图侥幸。再者说来,倘若有人说他要图谋不轨，自立为帝，这一罪名或许还能成立。但现在竟说他要襄助胡惟庸谋反，则大谬不然。李善长与胡惟庸只是侄儿、侄女辈的亲家,而与朱元璋却是儿女亲家。不仅两家的亲疏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即使李善长帮助胡惟庸谋反成功，他至多也不过仍是个“勋臣第一”罢了，其地位绝对不会比他在朱元璋手下来得更高。王国用的这些话说得句句在理，连朱元璋也被驳得哑口无言。其实,朱元璋并不是不清楚这一点。他只是利用胡惟庸案大做文章，给自己杀戮功臣制造借口。他以镇压奸党为名，趁机对那些骄横跋扈的文武官员加以整肃,凡是被罗织为胡党的官员。大多被抄家灭族。整个胡案历时约10年,总计杀了3万多人。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朱元璋又以谋反的罪名，诛杀了大将军蓝玉。蓝玉是洪武时期的主要将领之一，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他率15万大军出塞追击蒙古军队，直到捕鱼儿海（即今贝尔湖），俘获男女7.7万人，大胜而归。此后，他又多次北征蒙古，立下赫赫战功，被晋封为凉国公，位居大将军之职。蓝玉统兵多年，在军中颇有威望。在蓝玉麾下有骁将十余员，个个勇猛善战。以一介武夫起家的朱元璋，原本就最忌武人拥兵。而蓝玉却自恃功高势大，骄横不法。在军中，他擅自黜陟将校,进止自专，甚至不听君命。某次北征还师，夜扣喜峰关，关吏没有及时接纳,蓝玉就纵兵毁关强行进入,这一举动显然引起了朱元璋的猜忌。在地方上，蓝玉霸占东昌民田，私蓄奴婢，纵奴作恶乡里。此事后为御史举劾,但蓝玉竟怒逐御史。他还让家人私买云南盐1万余引（每引200斤或400斤），进行走私。又因奏请多未采纳，一直对朱元璋心怀不满。这些做法，终于让朱元璋动了杀心。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蒋瓛告发蓝玉谋反，朱元璋就将他处斩，并族诛了三族。平时与蓝玉关系莫逆的许多将校，也都被定为“逆党”，遭到了抄家灭族的下场。当时因这个案件而被诛杀者多达1.5万人，军中的骁勇将领差不多都被杀戮殆尽。在历史上,通常将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合称为“胡蓝之狱”。朱元璋借蓝玉案彻底铲除了将权对皇权的潜在威胁,将军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随后，他分大都督为左、右、前、后、中五军都督府，与兵部相互制约，以分其权。五军都督府只管军籍和军政,不能直接指挥军队。只有到战时才由皇帝临时任命总兵官,战后总兵官须立即归还将印，所统军队则归驻其原来卫所。从此，诸将奉命唯谨，军权皆出于朝廷，不敢有所专擅。

除“胡蓝之狱”外，朱元璋又以各种罪名诛杀功臣。朱亮祖、胡美、周德兴、王弼、谢成、傅友德和冯胜等人，都先后为明太祖所杀。在淮西朋党集团中，常遇春、胡大海等人在开国之前就已经死去。地位较高的，还剩下徐达和汤和二人。据稗史笔记记载，徐达暮年曾患重病,背部生疽，病愈后医生千叮万嘱，说此病忌食蒸鹅，吃了病会复发，一发便无可救药。洪武十八年（1385年），明太祖因念及功臣，派来内监赐食给徐达，所赐的竟然是只全鹅。徐达明知朱元璋的用心，但君命难违，只得淌着泪水当着使臣的面吃下，果然，没过几天便一命呜呼了。另一位功臣汤和与朱元璋是同村人，小时两人曾一道放过牛，他自然最了解朱元璋的心曲隐微。于是，就主动交出兵权，告老回乡。朱元璋大喜过望,立刻派人到凤阳为他修建府第，厚赐田宅。明初功臣宿将得以善终者寥寥无几,汤和,便是其中幸运的一位。

“胡蓝之狱”等大案前后达十几年,诛杀元勋宿将4,5万余人，将淮西朋党集团的势力根除殆尽。及至洪武末年，开国公侯勋戚所剩无几,曾经煊赫一时的淮西朋党集团，从此退出了明初的政治舞台。对于朱元璋的残酷杀戮功臣,历来有许多人发表过意见。清人赵翼就认为：

（朱元璋）借助诸位功臣之力以取天下，及至天下既定，即将辅助夺取天下之人悉数诛杀,其残忍的程度实千古所未有!

赵翼所言自然是一个事实。不过，我们也应当看到，明太祖镇压淮西新贵势力，解除了对皇权的威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完全必要的。它极大地稳定了明初的局势，使得明代新近确立的政治体制得以顺利延续。对此，明太祖与其太子朱标的一段故事颇耐人寻味——朱元璋迭兴大狱，诛杀元勋功臣，太子以为株连过滥。他劝谏道：“陛下杀人太滥，恐伤和气!”朱元璋闻言默不作声。翌日，他故意将一根棘杖丢在地上，让朱标拾起，朱标面有难色。朱元璋便不失时机地开导说：“你怕刺不敢拿,我替你将这些刺拔掉，然后再交给你，岂不更好!”显然,将棘杖上的刺拔掉，一直是朱元璋蕴藏在心底的隐衷：在他看来，太子朱标生性过于懦弱,自己死后未必能镇得住那些元勋宿将，故而有必要在自己生前解决这一难题，消除他们军事叛乱的威胁，以让朱标稳坐皇帝宝座。当然，朱元璋将“胡蓝之狱”作为实行专制独裁、排斥异己的正当理由,也使得明初的君臣关系大为紧张。大批的诛杀，让朝廷上下的文武官吏人人自危。据说，当时的京官在每天早晨入朝之前，总要与妻儿诀别,交代后事。及至傍晚平安归来，便阖家庆幸，以为又多活了一天。大兴“胡蓝之狱”，也使得朝廷的元气大受损伤，造成了朝廷将才的极度缺乏以及中央军事实力的削弱,客观上形成了中央与藩王军事实力对比上的不平衡。建文年间当“靖难之役”突发之时,明惠帝几乎找不到合适的统兵之将，“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年逾花甲的耿炳文率师迎战，屡屡败绩。于是,明初的政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朱元璋在大兴党狱、翦除功臣势力的同时,又将自己的儿子封为藩王，企图依靠封建藩王保持政权的长治久安。他分封诸子为藩王,主要是捍御外患，襄辅王室。对于前者，当时边防的重点在于对付北元蒙古势力，故而沿着长城内外，明初择其险要之区分封了9个藩王。其他分封内地的藩王，则分驻各省要冲，世袭镇守。他虽然对藩王也做了不治民事、不授封土等等限制，但他惑于封藩能收到羽翼朝廷、巩固边防的作用，便日益加重藩王的权力。在政治上授予藩王自置官属及移文朝廷索取奸臣的权力，甚至出兵“清君侧”的特权：经济上赐给他们大量良田与巨额禄米；军事上则拥有护卫甲士，少者三千，多者数万。随着诸王权势的膨胀，与中央政府的离心力量愈来愈大。及至朱元璋一死，由分封制种下的恶果，随即使得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由隐蔽转为公开。在他死后不久，就发生了“靖难之役”。夺取建文帝皇位的不是朱元璋先前耿耿于怀的功臣宿将，而是他亲自培植起来的藩王，这是“雄猜好杀”的朱元璋所始料未及的。朱元璋惩治贪污据说，洪武时期的大臣在每天早朝前，定要与妻子诀别，安排好后事，犹如上法场一般，意谓此去凶多吉少。下朝后阖家欢悦，庆贺又活过一天，真是“度日如年”。有经验的大臣都知道，上朝时朱元璋将玉带高抬在胸前，即表示心境平和，不会轻开杀戒。如果将玉带按于腹下，肯定怒火中烧，当朝必有不少人难逃杀身之祸。生活在当代社会的人们恐怕永远也难以体味“伴君如伴虎”的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