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边话明史——《金瓶梅》和《醒世姻缘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曾列有“明之人情小说”上下两篇，并首举《金瓶梅》为例，下又举《玉娇李》《续金瓶梅》等书，却未举《醒世姻缘传》^[1]。但这部书其实也是属于明代词话小说体系的重要作品，值得我们比较和探索，内容、风格、人物性格都有相通之处。《金瓶梅》的作者为兰陵笑笑生，他的真姓名至今尚不可知。《醒世姻缘传》的作者为西周生，他的真姓名至今也还是一个谜，胡适虽断为蒲松龄，恐也不能视为定论^[2]。所以，这两书的作者只能说是“无名氏”。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两书作者的原籍都在山东。兰陵当非假托，即今峄县，在鲁南；西周生的籍贯，我妄测为今章丘，在鲁北，故两书中用了大量的山东土话，富于乡土色彩，也可视为方言文学的代表作。其中难解的词语，《醒世姻缘传》较《金瓶梅》更甚，即使看了上下文也未易遽知，而他们刻画人物性格的生动地方，往往就在那些语言艺术。但《金瓶梅》更接近于话本的原貌。《醒世姻缘传》的写作时期还要后些，大概在天启、崇祯时，语言风格少文而多俚。就两书总的文学价值看，后者自远逊于前者。再从蒲松龄所作的那些俗曲看，有一点又使我们感到有趣的：为什么山东文人写的小说，方言的色彩特别浓厚？

两书都是长达一百回的长篇，内容皆写土豪家庭内部的丑恶淫乱生活。书中的人物，固有统治集团中的上层如达官巨阉之类，但写得性格鲜明，形象活跃。真正具有艺术生命的，却是那些蠕蠕而动、芸芸众生中的中下层角色。这原因，又要从中国章回小说的发展历程上去探讨。

明代造纸业和印刷术的发达，是促成长篇白话小说繁荣的一个物质条件。篇幅的扩大，在内容上自必作相应的充实，于是有以讲史为题材的，如《三国演义》《水浒传》，有以神魔为题材的，如《西游记》《封神演义》。前者敷衍史实，后者寄意神怪，却都是非现实和超现实的，既容易铺排情节，又颇能唤起读者的缅思和幻想，因而也易于招徕读者。但到了后来，又难以满足读者爱新奇的趣味了，只好别开生面，遂有人情小说的创作。所谓人情小说，也即描写社会生活之作，即取材于当时的现实生活，不像讲史、神魔那样，多少有所依傍，而是出于文人的独立创作。《金瓶梅》便是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白话的第一部。但《金瓶梅》反映的虽是晚明的社会面貌，形式上却是托名宋代部分情节，还取材于《水浒传》。《醒世姻缘传》是以明人写明事，称明朝为“本朝”，书中的人物不再是传奇性的英雄豪杰、妖魔鬼怪，却都像是当时读者的亲朋故旧，呼之欲出，似曾相识，使读者既感到熟悉而亲切，又觉得在写实中仍闪射着罗曼蒂克的色彩，有另一种的新奇之感。据《醒世姻缘传》的凡例所说，书中的晁源、狄宗源、童姬、薛媪，虽然“皆非本性”，却是实有所指，也都是以真人真事为模型，我疑心是山东某一土豪家庭因妻妾倾轧而造成的重大命案，可能轰动一时，只是“不欲以其实迹暴于人也”，故而“名姓皆从捏造”。从书中那些豪绅猾吏、恶少地痞、奴婢娼妇以至三姑六婆说的、做的、想的千奇百怪的形象来看，实在可以称为一部“晚明的浮世绘”。特别是妇女群的形象，几乎占据压倒的力量，其中好多人，她们的心理状态都是反常的、变态的，她们的性格都是畸形的，像是阉割过的。我们从晁源之妾珍哥、狄希陈之妻素姐身上，不就可以看到潘金莲的影子？甚至还会想起凤姐来。对于研究弗罗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人，也许是一项可以参考的资料。

《金瓶梅》的序文中曾提到《如意传》。《醒世姻缘传》第二回也提到杨太医为晁大舍诊脉时，以《如意君传》作脉枕。《金瓶梅》第二十七回有“潘金莲醉闹葡萄架”的回目，《醒世姻缘传》第七十九回也有“寄姐大闹葡萄架”的回目，内容却毫不相干。又如“潘金莲私仆受辱”和“小珍哥在寓私奴”的回目，恐也非偶合。《金瓶梅》中有服方药的故事，《醒世姻缘传》中也写到，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金瓶梅》篇即以“明中叶方士文臣以献方药得幸之影响于小说”为副题。《金瓶梅》第十九回，写夏提刑生日，“叫了四个唱的，一起乐工，杂耍步戏”。步戏即百戏。《醒世姻缘传》第三十八回云：“狄希陈两个眼东张西瞭那里有什么步戏，连偶戏也是没的。”这都是明代官绅之家宴庆时佐兴的节目，也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两书的写作时间，相隔约五六十年，西周生也许已看到《金瓶梅》了。

冯沅君先生曾从《金瓶梅》中考证出许多戏曲、小说的史料（见《古剧说汇》），《醒世姻缘传》也记述了许多这方面的史料。如第一回中珍奇曾说：“每次人家出殡，我不去装扮了马上驰骋？不是《昭君出塞》，就是《孟日红破贼》。”这也可考见，当时丧家出殡，还雇女伶扮戏唱曲，而《孟日红破贼》当是当日流行的戏曲。书名冠以“醒世”，固然不脱卫道的习气，但也说明作者认识到了白话小说的社会效果，提高了小说的社会地位。

《醒世姻缘传》的作者出身于山东乡下，曾在北京住过一段时期，又到过西南的镇雄、乌撒等土官所治地区，即今云南、贵州一带。上自达官巨阉，下至贩夫村媪，三教九流，他都接触过，真是“人之情伪，尽知之矣”。由于他对生活很熟悉，所以写一所村庄、一座衙门、一家商店、一些寻常百姓，都可以写得很细致很真切，声色分明，眉眼毕现，绝不是普通作者写得出来的。书中写考场生活、写人身买卖、写钱币制度、写水旱灾荒等，都富于史料价值。就全书反映的社会生活的幅度来看，其广阔的程度超过了《金瓶梅》。作者的思想混合着儒学与佛学，深受宋明理学的熏染，同时对医、卜、星、相、小说、戏曲也看了不少。这种多方面的兴趣，不但使我们窥见了他的文学生活的概况，也代表了明末一部分文士的思想倾向。

明代那些夹杂秽墨的“人情小说”，每多因果报应的说教。《金瓶梅》的序言中，即有“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的话。正文的末回，也写西门庆死后，托生为他儿子孝哥（吴月娘所生），后来孝哥又出家为僧。《醒世姻缘传》中托生的情节更多了，先是狐狸托生为人，后来人又托生为人。那个西门庆型的土豪晁大舍的儿子，却是和尚梁片云所托生。两书的最后主旨，都在劝诫“莫结冤”，解冤之道，只有诵经拜佛，才能大彻大悟。当时那些小说作者未必相信狐狸可以托生为人，但因果报应之说可能相信。这同时反映了皇权统治的没落，由于恶人得不到应有的惩罚，人们只好寄希望于超现实的神权了。但恶人并没有因此而绝迹，相反，从全书中所看到的，在晚明那样的社会里，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的功能，统统被恶人摧毁殆尽。由于作者要想自圆其因果报应的创作意图，把一切罪恶的发生归宿于前世注定的孽缘，又喜欢使用夸张的笔调，因而书中好些关键性情节就显得不近情理，不合生活的逻辑，而事物发展科学的规律性的因果关系反而体现不出来了。例如素姐才嫁到狄家，就对丈夫狄希陈发脾气，两个月后，竟然“不是打骂汉子就是忤逆公婆”。狄希陈本是个纨绔子弟，一向受父亲宠爱，整天和一批无赖鬼混着。在和素姐结婚前，就偷了他母亲一匹绵绸送给娼女孙兰姬。按照生活的逻辑，这种人的性格多半是向专横骄狂一面发展，素姐又是一个封建社会的妇女，可是狄希陈在婚后被素姐百般凌辱，却丝毫不敢还手，表现得出奇得怯懦无能。又如珍奇一进晁家，就闹得“家反宅乱”。寄姐在“北京妇人中”，性格也还不甚悍戾，一见小珍珠就像是有世仇一样，用尽毒辣的手段虐待她。这都使人感到很不自然，难以信服，仿佛只是本能的反射，作者所以这样写，都是为了要服从这一因果报应的起点。我们暂且撇开神怪迷信不说，单是从创作方法上来说，也是一种落后的低级的方法，影响了它的思想性的深度，但从某些片断的内容看，也确实有写得出色的地方。例如写人身买卖制度下两个善良少女的悲惨遭遇，作者是倾注着极大的同情来写的，当一个十二岁的丫头领到寄姐跟前，丫头的娘和寄姐讨价还价时，她娘就说：“这孩子今年十二了，你一岁给我一两五钱银子吧。”接着，她娘又说：“我看奶奶善静，不论钱，只管替孩子寻好主儿。奶奶，你看我容易，给六两吧。我让奶奶十二两银！”丫头娘的这几句话蕴藏着多少辛酸的感情，包含着天下多少丫头的母亲之心。凡是在旧中国过得时间较长的人，他们可能还听到过类似的声音。

在作者塑造的那么多妇女形象中，唯一作为正面人物来表扬的就是晁源之母晁夫人，然而又是一个毫无艺术锋芒的形象，不像写其他妇女那样光泽斑斓、棱角崭然，不过是作者捏出来的泥人似的礼教的化身而已。

如前所说，作者是深受儒释思想影响的卫道之士，因此，晁夫人那样的“女善人”“女菩萨”的出现，原是并不奇怪，可是书中却又渲染了不少露骨的色情细节，一些脏语亵文几乎摇笔即来，以致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亚东版的本书中，就打了许多的××。这些细节，常常出以挑拨性的手法，但它和《十日谈》作者的反对禁欲主义的主旨又不相同。总之，在好多场合我们就很难分别，作者对书中那些“伤风败俗”的丑恶生活，究竟是在否定和谴责，还是在欣赏和流连？似乎兼而有之。在这一点上，跟《金瓶梅》又有同一倾向，即往往只是一种生物学上的行为。

这种矛盾或许便是所谓潜意识活动的结果：由于它为现实生活中的礼教戒律所不容许只好抑制着，可是一面在不停地活动着，结果就利用别的途径发泄出来，即通过文学艺术的形式表现为“外化”，而被士大夫排除在正统文学之外的小说，恰好成为最合适的利用工具。两书作者所以用笔名而不用真姓名，也是这种矛盾心理的反映。鲁迅译的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中有论“文艺与道德”一节，也谈到淫猥、贪欲一类罪恶性的题材，所以“在文艺的世界里自由地表现出来”，也是因为“平时受着最多的压抑作用”。

但这种潜意识并不是单纯的生理上、心理上的原因，而仍然是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因为作者生活在晚明那样腐败的社会里，耳濡目染，甚或亲自厮混，等到写作时，这些潜意识就容易流露出来，在不自觉中又含有自觉的因素。同时也告诉我们真要消除这种抑制作用，首先要有一个健全的社会，能够保证人们正常的无邪的情欲生活得到满足。在真正文明的社会里，禁欲和纵欲都是不应当容许的，从而使法律、道德和情欲都能获得和谐与统一。

[1] 鲁迅后来在一九二四年致钱玄同信中曾提到过《醒世姻缘传》，见《鲁迅书信集》。

[2] 另见拙作《醒世姻缘传作者非蒲松龄》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