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文献汇编）。它保存了大量的我国十四世纪以前的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地理、宗教和应用科学等方面的丰富资料，比著名的《大英百科全书》要早三百多年。它不仅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珍品，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享有崇高的地位。

据《明实录》记载，明成祖朱棣即位后认为“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聚之”。于是命令解缙、胡广、胡俨、杨士奇等著名学者来负责编纂一部大型类书，并规定了编纂宗旨：“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修辑一书，毋厌浩繁!”

明成祖即位之初即提出编纂《大典》是有其政治目的的。洪武三十一年（1398），明太祖朱元璋病故，皇太子标早卒，依据封建帝王传位的惯例，由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是为惠帝，改元建文。时太祖诸子第二子秦王楔、第三子晋王相均先卒，四子燕王棣、五子周王棣及齐、湘、代、岷诸王均以尊属拥重兵，多不法，朝廷孤危。诸王中燕王最雄杰，兵最强，尤为朝廷所嫉。惠帝用齐泰、黄子澄计谋削藩。七月，燕王起兵，以齐、黄为“奸臣”作借口，援引《祖训》：“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正式向南京朝廷进军，名曰“靖难”。燕王于建文四年（1402）率兵攻人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朱棣自己做了皇帝，是为明成祖。这次事变，实际上是叔侄之间的帝位之争，依照封建正统观念，有些“大逆不道”，为此引起了方孝孺等士大夫的反抗。朱棣想利用纂修大型类书，炫耀文治，笼络当时的士大夫，消弭朝野间的不平之气，以巩固和加强其统治。因此，他对此事异常重视。

解缙等奉命后，召集儒士一百四十七人，仅用一年时间，于次年（永乐二年）十一月匆匆编成《文献大成》，进呈朱棣。朱棣览后，认为“所纂尚多未备”，过于简单，不符合他原来的设想。于是在永乐三年（1405），再命太子少师姚广孝、礼部尚书郑赐、侍读解缙三人担任全书的监修，在原有基础上进行重修，主要是扩大收书范围，即把“经史子集与道释医卜杂家之书”全部包罗在这一部大型类书中。为了做到这一点，在监修之外，又设有副监修三人，由刑部侍郎刘季篪、翰林院修撰兼右春坊右赞善梁潜、通政司右通政李至刚担任。监修以下设有都总裁、总裁、副总裁，其次为纂修、编写人、缮录及圈点生等。整个编辑机构由监修、总裁总其大成；都总裁由陈济担任，负责调节和沟通监修与总裁、副总裁之间的情况。副总裁除参与总的计划工作外，多兼管一个部门的实际任务，领导若干纂修人员。修纂人员按照所分工的范围搜集资料，然后将所有资料由编写人依韵目编排和连缀起来。此外，还设有“催纂”五人，负责督促编辑工作的进度。由于组织严密，分工明确，人员多而不杂乱，整个工作按照计划顺利进行。

永乐五年（1407），《大典》定稿后，又征召在国子监及外郡县学擅长书法的生员，进行清抄。此外，对编纂者在工作上、生活上也提供了不少便利条件。朱棣特命启用当时皇家图书馆——南京文渊阁的全部藏书，使修纂人员“尽读禁中之书”，还指派官员分赴各地收购遗书秘籍，并指示解缙等人说，买书可以不计价钱。由于明成祖的重视，《大典》收人的典籍总数达七八千种之多，超过了前代任何类书。在生活上，朝廷把所有参与编辑工作的人员都安置在距文渊阁不远的崇里坊居住，并由光禄寺负责伙食，“朝暮酒馔”，供以茗果。为使编纂工作夜以继日地进行，特发给“膏火之费”，诸如此等，都保证了修纂工作的顺利进行。参加这次编辑工作的前后多达三千人。永乐六年冬，全书正式完成，朱棣审阅后，十分满意，亲自撰写了序言，并定名为《永乐大典》。全书共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分装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约三亿七千多万字。

《永乐大典》修纂时，共拟定出凡例二十一条，对材料的分类、取舍、排列次序都有明确的规定。全书总的体例是依照《洪武正韵》的韵目，“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凡属天文、地理、人伦、国统、道德、政治制度、各种名物和奇闻异见之类，都随字收载。例如天文志列在“天”字下，地理志列在“地”字下。当时辑录的图书包括经、史、子、集，以及释藏、道经、医药、戏剧、平话、工技、农艺等著作，收辑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当时曾严格规定所辑入各书，不许任意删除涂改，必须一字不差地照原样整部、整编、整段分别编入，从而保留了古籍的原来面貌，使许多极其珍贵的资料得到保存。现在我们见到的《旧唐书》、《旧五代史》、《宋会要》等重要历史文献，就是清代学者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

《永乐大典》修成后，珍藏在南京文渊阁。永乐十九年（1421），朱棣迁都北京，《大典》也随之北移，收藏在“文楼”之内。永乐和万历年间，虽然都曾有人提议过刊刻，都因“工费浩繁”未能实现。嘉靖三十六年（1557）四月，宫中发生一次大火灾，三殿主要建筑都被烧毁。文楼在三殿附近，明世宗一夜下了三四道命令，督促抢救，《大典》才得保全。灾后，为了防止不测之虞，明世宗很想重录一部。嘉靖四十一年（1562）秋，命阁臣徐阶、礼部侍郎高拱等督饬儒士一百零九人，照原本摹写了一部作为副本。重录时订有严格的规章制度，规定缮写人员晨入晚出，每次领取《大典》必须登记，不许私自带出雇人代写；每人每日抄三页，如遇差错，发与另写，不拘一次二次，只算一页；发现有混报怠工者，要“罪坐各官”；每册重录完毕后，于册后注明总校官、分校官、写书官及圈点人员姓名。因此重录的《大典》几乎与原本没有多大区别。重录工作整整用了六年，直到穆宗隆庆元年（1567）四月才完成。从此《大典》有了两个抄本：永乐抄本（正本）和嘉靖抄本（副本），分别珍藏在文渊阁和皇史寂两处。

《永乐大典》由于卷帙浩繁，参加纂修人员众多，因此前后体例不一，前后错互舛误之处，亦在所难免，但这并不影响它的巨大价值。《永乐大典》的最大贡献在于保存了我国明初以前各种学科的大量文献资料。在这方面，清代一些学者对《永乐大典》所作辑佚工作是有一定成绩的。清高宗乾隆年开《四库全书》馆时，安徽学政朱筠奏请“校《永乐大典》，择其中人不常见之书辑之”，得到清高宗的批准，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设立了《四库全书》馆“校勘《永乐大典》散篇办事处”，先后参加者共三十九人，其中有著名学者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共辑出书籍：经部六十六种，史部四十一种，子部一百零三种，集部一百七十五种，总计三百八十五种，四千九百四十六卷。其中重要的文献如西晋杜预的《春秋释例》，唐林宝的《元和姓纂》、北宋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南宋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代医学名著《苏沈良方》、《博济方》、《伤寒微旨》等都是亡佚已久的秘籍，全赖《永乐大典》才得保存下来。

《永乐大典》虽有正副本两部，但它的命运仍然历受磨难和摧残，都没能完整地流传下来。首先是永乐正本下落不明，一般人认为明亡，文渊阁再次被焚，《大典》的正本，可能在这时被付之一炬。副本流传至清代，并没有受到重视。到雍正年间，《大典》才由皇史，残移藏到翰林院，一些学士和编修官才可以借阅。乾隆初年清代学者全祖望考中进士后，被分到庶常馆学习，曾有机会见到这部书，大加称赞，并抄出《宋元图经》等海内孤本若干种，并且写了一篇《抄永乐大典记》，详记其事。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政府纂修《四库全书》，此时《大典》已缺佚两千余卷，但仍从其中辑出佚书五百余种，其保存文献资料的巨大价值，可见一斑。道光以后，清室日趋衰败，官吏乘机盗窃，《大典》逐渐流失损坏。但《永乐大典》最大的厄运，还在此后。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和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两次侵入北京，侵略者大肆焚烧劫掠，许多宝贵的文物丧失殆尽，《永乐大典》也同样遭到浩劫，部分被烧毁，部分被抢走，所余寥寥无几，言之令人痛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大典》等珍贵文化典籍制订了保护措施。国内许多公私收藏家纷纷把自己珍藏多年的《永乐大典》残本捐献给国家。散落在国外的，有一部分也回到了祖国。1959年，中华书局将当时搜集到的《永乐大典》七百三十卷影印问世。自1960年至今三十年来，中华书局仍在继续访查，又陆续征集到六十七卷，其中除少数几卷外，多是流散在海外的。仍为线装套印，称为《永乐大典》续印本。连同以前影印的七百三十卷，共合七百九十七卷，印制成十六开精装本，并于其后附印《永乐大典目录》六十卷，对了解《永乐大典》全书内容很有参考价值。郑和下西洋明朝前期，国家强盛统一，财力物力充足。明成祖朱棣为宣扬国威，以“天朝上国”之尊，招徕海外诸国前来朝贡，派遣宦官郑和组建庞大船队，远航亚非各国，乃有郑和下西洋之盛举。

郑和本姓马，小名三保（或三宝），云南昆阳（今云南晋宁）人。回族。祖、父曾先后赴天方（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朝圣，郑和自幼受家庭探险精神熏陶。洪武时被阉入宫。洪武十八年（1385），随军到北平，入燕王朱棣藩邸。“靖难之役”中从燕王起兵，出入战阵，多有战功，被明成祖朱棣赐姓郑，始名郑和，后升为内官监太监，历事永乐、洪熙、宣德三朝，人称“三保太监”（或三宝太监）。郑和体貌丰伟，机敏善辩，“身长九尺，腰大十围，洪音虎步”，“姿貌才智，内侍中无与俦比”①。郑和自小信奉伊斯兰教，入宫后又皈依佛教。永乐二年（1404）奉命出使日本，其杰出的外交才能已经崭露头角。

自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二十八年间，郑和七次下西洋，遍访亚非30余国，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及红海沿岸。所谓西洋，初无严格界说，大体指今文莱以西之南洋各地及印度洋沿岸一带。明朝时以婆罗洲为中心，以西称“西洋”，以东称“东洋”。“文莱，即婆罗国，东洋尽处，西洋所一自起也”。②郑和所到之处，大多在婆罗洲以西，故俗称“三保太监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三次为前期，足迹遍历东南亚及南亚一带，西达印度半岛西南部之古里国，主要任务是建立国际间和平安宁的局面，为明王朝树立“声威”，并为下一步向南亚以西更远地方航行，建立中途候风转航的据点。后四次主要任务是向南亚以西继续航行，通过开辟新航路，使更多海外国家接踵而来，“宾服”于中国，从而为明王朝在亚非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广泛联系。

七次远航经过及大事纪要分述如下。

第一次远航经过及大事纪要：

第一次奉命出使在永乐三年（1405）六月。有宝船62艘，各长44．4丈，宽18丈，可容千余人，乃当时海上最大的远洋船只。船上满载瓷器、丝绸、麝香以及铁器、金银币等各色宝物，故称“宝船”。合其他类型船只如座船、战船、粮船、水船等共208艘。

六月，郑和及副使王景弘等率领船队自太仓刘家港出海南下，至福建五虎门（在闽江口）稍作停留，待秋季东北风起，再扬帆顺风驶入南海。船队“云帆高张，昼夜星驰”，首达占城（今越南南部），以次遍历爪哇、旧港（今印尼旧港）、苏门答剌（今印尼苏门答腊岛西北部）、南浮利（今苏门答腊岛北部）、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等国。次年夏，西北信风起，船队顺风返航。永乐五年（1407）九月还朝。爪哇、满剌加、阿鲁、苏门答剌、小葛兰、古里等国使节随行来朝。

郑和每至一国，先宣读明帝诏书，行封赏赐，以扬威海外，促进友好关系。继则进行贸易，或以朝贡、赏赐形式进行交换，或以民间物物交换形式。亦有不服者，则以兵慑之，后耀兵异域，必先礼后兵，用兵后仍予宣诏、行封、给赐，……以建立国际间和平安宁的局面。

△与爪哇西王的交涉——郑和使团至爪哇时，正值西王兴兵，并灭东王。郑和部卒经东王地，部卒被西王国人杀死170人。郑和方将兴师致讨，西王畏惧，遣使谢罪，并认赔黄金万两。

△爪哇的三宝垄与三宝庙——郑和使团于永乐四年（1406）六月三十日在爪哇中部三宝垄登陆。该地即以“三宝”名之。今三宝垄有三宝洞，洞有三宝庙，供奉郑和。至今每年六月三十日，居住爪哇的华侨扶老携幼，谒庙进香，以纪念郑和。

△访苏门答剌——明初，南洋群岛诸国中，以爪哇国最强。洪武末年，爪哇已吞并近邻三佛齐国，改称旧港，并进而将举兵吞苏门答剌国。郑和奉成祖命招徕苏门答剌，诏封其酋长为苏门答剌国王，赐以印诰，从此爪畦国不能不有所顾忌，收敛其霸占苏门答剌的野心。

△在古里国建碑庭——永乐五年（1407），郑和乘大舟宗，赍（jī基）诏敕，赐古里国王诰命银印，给赐升赏各头目品级冠带，并建碑庭，刻石曰：“其国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威若，熙嗥同风，刻石于兹，永示万世。”③△生擒海盗陈祖义——洪武年间，广东人陈祖义等逃至旧港，充为头目，聚众抄掠过往客人船只，成为海上交通大患。郑和船队至此，遣人招谕之。祖义等诈降，而阴谋袭击官军。郑和等觉察，调兵备战。陈祖义率众来劫，郑和迎战，大败祖义，杀其众5000余人，烧船10艘，获船7艘，生擒祖义等3人返京伏诛。清除了为害当地及海域安全的障碍，“海道由是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

第二次远航经过及大事纪要：

永乐五年（1407）冬，郑和等统领船队，往爪哇、古里（今印度柯泽柯德）、柯枝（今印度柯钦）、暹罗（今泰国）等国。各国国王以珍宝及珍禽异兽贡献。至永乐七年（1409）夏回朝④。

△淳泥国王来华朝贡——永乐三年（1405），明成祖封淳泥国（今印度尼西亚之加里曼丹岛）王麻那惹加那乃为王。（1408），淳泥王率妃及子、弟妹、陪臣150余人来朝，献珍物。成祖隆重接待，赐宴奉天门。是年王死于会同馆（接待外宾宾馆）。成祖命以王礼葬于南京石子冈。明代以后，淳泥国王墓逐渐湮没，墓址竟不可考。直至1958年重新发现，石马、石羊、石虎、石文臣、石武将各一对，冲道碑刻都基本完整。

第三次远航经过及大事纪要：

永乐七年（1409）九月，郑和等先后出使占城、爪哇、满刺加、苏门答剌、锡兰山、小呗喃（即小葛兰，今印度柯钦南）、柯枝、古里等国。至永乐九年（1411）六回京。不久，满刺加国王及古里、柯枝、苏门答剌、阿鲁（今苏门答腊岛北岸）、彭亨（今属马来西亚）、急兰丹（马来半岛东岸）、南巫里（即南滓利今苏门答腊岛西北端）、加异勒（今印度南端）、爪哇等国使节先后来华朝贡。

△占城国王盛情欢迎——据随行远航的费信《星槎胜览》记载，永乐七年十二月,占城国王骑大象率领臣民击鼓奏乐迎接郑和使团的盛况记载：“宝船到彼，其酋长头戴三山金花冠，身披锦花手巾，臂腿四腕，俱以金镯，足穿玳瑁履，腰束八宝方带，如装塑金刚状。乘象、前后拥随番兵五百余，或执锋刃短枪，或舞皮牌，槌善鼓，吹椰笛壳筒。其部领皆乘马出郊迎接。诏赏，下象，膝行，匍匐，感沫天恩，奏贡方物。”

△锡兰山王的废立——永乐七年（1409），郑和至锡兰山国，携金银供器、彩妆织锦乡宁丝宝，旖、香炉、灯烛等，布施佛寺。而锡兰山国王贪暴不睦邻，屡邀劫往来使臣，“诸番皆苦之”。郑和船队至，被诱至国中，强索金币，并发兵5万抢劫船队。郑和得悉，即拥众回船，路已阻断，郑和语其下说：“贼大众既出，国中必虚，且谓我客军孤怯，不能有为。出其不意攻之，可以得志。”密令人由他道至船，亲率步卒2000人由间道攻其王城，一举擒获其王亚烈苦奈儿及其妻子、头目。即归，献俘于朝。廷臣请诛之，成祖施行宽大政策，赦之遣归。命礼部议择其地贤者立为王。“自是海外诸国，益服天子威德”⑤。

△建立满刺加王国——明成祖原曾在满刺加封王，赐印信,然被暹罗抢走，受降于暹罗。第二次远航期间，暹罗王遣使谢罪，而满刺加国仍未得印信。永乐七年（1409），郑和受命敕封满刺加头目为王，赐以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建碑封域，遂名满刺加国，从此暹罗不敢侵扰。

永乐九年（1411），满刺加国王率妻子陪臣540余人来朝贡。明朝廷亦以盛礼款待。后又赐以海船，遣使送归其国。

△九洲山上采香——与满刺加国接壤处有九洲山，盛产沉香、黄熟香。永乐七年（1409），郑和等官兵入山采香，获6株，其径八九尺，其长八九丈，黑花细纹，香味清远，人所罕见。

第四次远航经过及大事纪要：

永乐十年（1412）十一月，郑和船队第四次通使西洋。其时，明朝泱泱大国的威德已远播东南亚及南亚沿海各国。自南洋群岛至南印度一带的海陆交通，均已畅通无阻。第四次远航船队自古里继续往西，越阿刺伯海，至波斯湾、红海，直至东非海滨，开通了中非航路。此次远航历访满刺加、爪哇、占城、苏门答剌、柯枝、古里、南滓利、彭亨、急兰丹、加异勒、忽鲁谟斯、溜山（今马尔代夫首都马累）、孙刺等国，最远到达赤道以南东非沿岸诸国，如麻林国，在今肯尼亚之马林迪一带，木骨都束在今索马里之摩加迪沙一带，如比刺（卜刺哇或不刺哇的别译）在今索马里的布拉瓦一带。其郊区至今有一极大的村庄取名“中国村”或“郑和屯”。郑和等于十三年（1415）至忽鲁谟斯后回国，忽鲁谟斯使节随行。分（90页）船队于十四年（1416）夏始返。溜山、木骨都束、不剌哇、麻林、阿丹、剌撒诸国使节随行至京师。

永乐十三年（1415），麻林遣使来贡麒麟（长颈鹿）。显示了郑和使团首次出使东非国家已取得圆满成功，成为明朝鼎盛时代在外交上取得重大进展的标志。十四年（1416）四月，成祖特立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以为纪念。

第五次远航经过及大事纪要：

永乐十四年（1416）十二月至十七年（1419）七月，郑和率领船队第五次远航。此次远航除例行宣诏、封赏、贸易以外，亦为护送古里、爪哇、满剌加、占城、锡兰山、木骨都束、溜山、南淳利、卜刺畦、阿丹、苏门答剌、麻林、刺撤、忽鲁谟斯、柯枝、南巫里、沙里湾泥、彭亨诸国及旧港宣慰使使臣返回各国。

△在柯枝国封山勒铭——永乐十五年（1417），封来京朝贡的柯枝国亦可里为国王，赐印诰，并封其国中之山为镇国山，给碑文而刻之以石。

△西南诸国献珍禽——此次出使期间，明王朝已决定迁都北京，需要各种珍禽异兽以充实内苑。于是忽鲁谟斯进献狮子、金钱豹、马匹，阿丹国进麒麟、长角马哈兽，木骨都束国进花福鹿、狮子，卜刺哇国进千里骆驼、驼鸟，爪哇国、古里国进縻里羔兽等。各国所进珍禽异兽象征了亚非各国与中国的真挚友谊。

△苏禄国王来华访问——苏禄国（今菲律宾苏禄岛）国王有三，东王、西王、峒王，其中以东王最尊。永乐十五年（1417），三王各率其妻子、头目来华朝贡。归国途中，东王病逝于山东德州。明成祖按王礼为其举行隆重葬礼，撰文立碑于墓道。留其妃从十余人守墓，三年，回国。明朝以来多次修护陵墓，表达了对菲律宾友好使者悼念之情。

第六次远航及大事纪要：

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郑和等送忽鲁谟斯等十六国⑥使臣回国，对沿途所经国家又进行友好访问，是为第六次远航。行至苏门答剌后，诸副使即分头前往各国。各队所到国家多寡不一，返国时间亦不一致。郑和一行于永乐二十年（1422）八月还京，副使杨敏率领的船队直至永乐二十三年（1425）才回国。

△在阿丹国采办珍宝——船队于苏门答剌分别行动，内官周某领驾宝船数只到阿丹。“王闻其至，即率大小头目至海滨迎接诏敕赏赐。至王府行礼，甚恭敬感伏。开读（诏书）毕，国王即谕其国人，但有珍宝，许令卖易。在彼买得重二钱许猫眼石、各色雅姑等异宝、大颗珍珠、珊瑚树高二尺者数株，又买得珊瑚枝五柜，金珀、蔷薇露、麒麟、花福鹿、金钱豹、驼鸟、白鸠之类而归”⑦。

△与祖法儿国贸易——祖法儿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南海岸，自古即为著名商埠，商贾云集，在马可波罗、托雷美、伊本白图泰等人著作中均有提及。“中国宝船到祖法儿，开读赏赐毕，其王差头目遍谕国人，皆将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之类，来交换芝丝、磁器等物”⑧。

△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成祖死，八月仁宗朱高炽即位，由于廷臣大多反对，下西洋几乎告终，仁宗即位后即下诏：“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如已在福建、太仓等处安泊者，俱回南京。……各处修造下番海船，悉皆停止。”⑨第七次远航经过及大事纪要：

宣宗朱瞻基即位，宣德五年（1430），郑和等又有第七次远航。“帝以践祚岁久，而诸番国远者未贡”，于是郑和、王景弘“复奉命历忽鲁谟斯等十七国而还”⑩。（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所历诸国为二十国，即：占城、爪哇、暹罗、旧港、哑噜、满刺加、苏门答剌、那姑儿、黎代、南淳利、溜山、榜葛刺、锡兰山、小葛兰、柯枝、古里、祖法儿、忽鲁谟斯、阿丹、天方。第七次远航的专业人员有：官校、旗军（将士）、火长（掌管罗盘）、舵工（掌舵）、班碇手（掌锚）、通事（翻译）办事、书算手、医士、铁锚、木舱、搭材匠（各色工匠）、水手（船工）及民梢（梢工）等，共27550人，乘宝船61艘，船名有清和、惠康、长宁、安济、清远之类，又有数序一二等号，船型则有大八橹、二橹之类。

△刊立太仓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及长乐南山寺“天妃之神灵应碑”——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六日，郑和等从南京龙湾开船，二十一日到太仓刘家港（按：每次皆自刘家港出发），停留一月余修建天妃宫。六年春，宫成，郑和立石刻“通番事迹记”以为纪念。至二月始从刘家港出发，到达福建闽江口长乐港后，在此停留八、九月（按：每次在此停泊），既为修建南山寺天妃宫，并在此添招水手，修造船舶，也为等候风信开洋。十一月立石刻“天妃灵应记”以留纪念，然后扬帆远行。“通番事迹记”及“天妃灵应记”为后世留下了郑和下西洋的珍贵资料。此两“记”，与远航随行人员马欢所著《瀛涯胜览》，费信所著《星槎胜览》、巩珍所著《西洋蕃国志》并为世人所珍视的第一手资料。

△在福建出航前铸造铜钟一口——第七次远航主要任务为遍访“诸番国远者”。远涉重洋，惊涛骇浪，路途多艰，将有过于以往，为祈保往返安全，郑和等又在福建铸铜钟一口。钟高84厘米，口径50厘米，重77公斤，钟面铸有铭文54字“永远长生供养，祈保西洋往回平安，吉祥如意者，大明宣德六年岁次辛亥仲夏吉日，太监郑和、王景弘等同官军人等，发心铸造铜钟一口。”

△在天方国贸易珍宝——宣德五年（1430），郑和使团副使洪保分艨到古里国，适默伽国（麦加）有使者来，遂派通事等七人同往，来去一年。买到各色奇货异宝及麒麟、狮子、驼鸟等物，并画天堂（天方国之别称）图一幅，回京奏报。其国王亦采方物，遣使随七人进贡中国。

△在满刺加会齐分（94页）——宣德八年四月二十日到达满刺加，在此停留20多天，会聚分艨，等候南风，于五月中旬开洋回还。（按：满刺加为往来要道。郑和在其地建有排栅城垣，设四门更鼓楼，内又立重栅小城，盖造仓库。去时在此分使通往各国，返则亦在此会齐，准备回国，实为一中间转运站。）

△各国使节来京朝贡——宣德八年（1433）八月，郑和使团刚由西洋诸国返回北京，各国使节皆随同而到，计有：苏门答剌、古里、柯枝、锡兰山、祖法儿、阿丹、甘巴里、忽鲁谟斯、加异勒、天方等国来贡麒麟、象、马等物。

郑和七次下西洋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范围之广、航海技术之高均属空前。不仅在航海活动上达到当时世界上航海事业的颠峰，而且对扫除海上交通障碍，畅通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亚非国家海上贸易，以及建立亚非国家间和平相处关系作出巨大贡献。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国家间政治、经济、文化上友好交流，增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政府问及人民间的友谊。郑和是我国、以至世界上伟大的航海家，在15世纪初期的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写下光辉篇章。

注释①《西洋朝贡典录》卷上《三佛齐国》。

②张燮《东西洋考》卷五·《文莱》。

③《瀛海胜览·古里国》。

④郑和二次远航事见郑和《天妃灵应之记》碑。而《明史·郑和传》、《明史·成祖本纪》及《明实录》俱失载。

⑤《明史》卷三二六《锡兰山传》。

⑥十六国：忽鲁谟斯、阿丹、祖法儿、刺撒、不刺哇、木骨都束、己里、柯枝、加异勒、锡兰山、溜山、南浮利、苏门答剌、阿鲁、满刺加、甘巴里。

⑦《瀛涯胜览·阿丹国》。

⑧《瀛涯胜览·祖法儿国》。

⑨《明仁宗实录》卷一上，永乐二十二年八月丁巳诏。

⑩《明史》卷三。四《郑和传》。

1981年发现于福建南平市，现存南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仁宣之治明成祖朱棣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病死后，皇太子朱高炽即位，改元洪熙，是为仁宗。仁宗只做了10个月的皇帝就病死了，他在位时间虽短，但在永乐时代，成祖多次巡幸北京和亲征漠北，他以太子的身份长年在南京监国，主持朝政，因此，他在明史上还是有影响的。仁宗死后，朱瞻基继位，改元宣德，是为宣宗。仁、宣统治期间，是明王朝的鼎盛时期。在朱元璋创业的基础上，从政治到经济等各方面来求得社会的安定与统治的稳固。在皇室内部虽然爆发了争夺皇位的“高煦之叛”，但很快被平息。政治清明、周边形势安宁、内阁制度确立、百姓得到休养生息。史学家因此称这一时期为“仁宣之治”。谷应泰说：“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①仁、宣时期，明朝的内阁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阁权已重于六部之权。史载：“仁宗而后，诸大学士历晋尚书、保、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阁权之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②又称：“迨仁、宣朝，大学士以太子经师恩，累加至三孤（少师、少傅、少保），望益尊。而宣宗内柄无大小，悉下大学士杨士奇等参可否，虽吏部蹇义、户部夏原吉时召见，得预各部事，然希阔不敌士奇等亲。自是内阁权日重，即有一二吏兵之长，与执持是非，辄以败。”③仁、宣时期阁权之重，可见一斑。它之所以如此，与当时的阁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的特殊身份有关。他们都是仁宗居东宫时的旧臣，在朱棣在位时，为维护朱高炽皇太子的地位不被成祖子朱高煦所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他们在内阁任职时间都很长。“杨士奇在内阁四十三年，虽其始不过为学士，然已预机务，后加至公孤，始终在枢地，不出内阁一步，古来所未有也。同时值内阁者，金幼孜三十年，杨荣三十七年，杨溥二十二年”④。在朝臣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仁、宣两朝均能重用大臣，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他们所依靠的大臣主要是“蹇夏”（蹇义和夏原吉），他们掌握着六部中两个最主要的部门——吏部、户部。还有“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掌阁务。在他们的尽心辅佐下，政治比较稳定。在重用这批大臣的同时，对不称职的大臣则予以黜退，即使原来和皇帝关系比较密切的也不迁就。对宦官的控制也比较严厉。仁宗即位后就下令：“中官在外采办者悉召还，并罢所市物。”⑤宣宗于宣德元年（1426）七月，“谕六科给事中，凡中官传旨，必复奏始行”⑥。宣德六年（1431），宦官袁琦“自幼侍上，恃恩纵肆，擅遣内官内侍，以采办为名，虐取官民财物”；又有中官“裴可烈在苏松诸郡，贪暴尤甚”；“中官唐爱，以公差南京，纵瓷贪酷”⑦，俱被捕杀。

永乐一朝，经常战争，工役频举，支出浩繁。虽然当时的经济繁荣，国库殷实，但在这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耗费的物力毕竟是太多了。仁宗即位后，注意到百姓的负担，实行了与民休息的政策。他一即位就下令停止为宫中采办宝石、金珠、马匹以及烧铸进供等等。凡是地方受灾，他都下令减免田赋，发放官粮赈灾。为了保证百姓的休养生息，仁宗还派遣监察御史分巡天下，考察官吏，他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经常对司法机关的官员说，国家要恤民，一定要从清除赃吏做起。宣宗即位后，继续执行仁宗的与民休息的政策，他对民间疾苦有一定的了解。在一次外出返京的路上，他看到几个农民在田里耕作，便带着几个官员前去询问稼穑之事，并接过农民手中的犁把推了三下，说：“朕只推三下，就已觉得累了，更别说常年在干这种活了。人们常说，劳苦者莫如农家，确是如此。”他曾经写《织妇词》赐给朝臣，并叫人画成图张挂宫中，要人们记住百姓的艰辛。正因如此，所以才能注意到百姓的休养生息。宣宗反对那种向百姓强征暴敛以供帝王享受和充实国库的做法。对灾荒地区，宣宗也实行减免田赋，开仓赈灾。宣德七年（1432）四月，“以山西旱，蠲逋赋二百四十万石有奇”。同年十二月“减苏州官田租七十二万余石”⑧。河南有一个知县，没经过请示就发放驿粮千石赈灾，宣宗没有责备他，反而表扬他不拘手续，并且说“如果要依照手续层层申报，那老百姓早就该饿死了。他总结出一条历史经验：国家之盛，本于休养生息；而衰弱，必由于土木兵戈。

仁、宣二朝实施了一些与民休息的政策，目的是为了朱明王朝的长治久安，“弭患于未萌”，也就是不激化矛盾，避免人民的起义斗争。

在经济方面，还实行了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宣德四年（1429），“命户部申明栽种桑枣旧令”⑨。所以这时的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仁、宣二朝实行了一些开明政策，其中之一就是他们能够纳谏。仁宗曾对杨士奇说：“为君以受直言为明，为臣以能直言为忠。……今后，我如果有什么不对韵地方，你们尽管直言指出，别担心我不会听从。”有一次，杨士奇上奏说：“陛下的恩泽虽然普及天下，但是，如今流徙之人尚无所归，疮痍尚未平复，老百姓还很困苦，还须休息数年，才可能达到太平。”仁宗同意这种看法，并责备众朝臣说：“朕对众卿以至诚，望尽力匡扶。但只有杨士奇曾多次上章指出时弊，而卿等皆无一言。难道朝廷果真没有弊政，天下真的太平了吗?”众朝臣听了，都感到惭愧。宣宗也是这样，他能够听取正直大臣逆耳的劝谏，不喜欢听那些恭维讨好的话。他对杨溥说：“朕每念创业难，守成不易，夙夜倦倦。幸运的是百姓稍得安定，不过，祸乱的发生往往出于意料。而近来群臣好进谀辞，令人厌闻，卿宜勉力辅朕。”杨溥顿首说：“臣不敢忘报。”宣宗对他说：“直接指出我的过错，就是对我的最大报答。”裁撤冗官的建议是宣德三年（1428）蹇义首先提出来的，宣宗采纳了。他经常召集“三杨”、“蹇夏”等大臣谈话，要他们指出朝廷的弊政，凡是有利于国家并切实可行的意见，他都能接受并实行。

但是，纳谏，是有限度的，并非所有的逆耳之言都能听得进去。如仁宗对翰林侍读李时勉上疏言弊就惩治过，到临死还耿耿于怀，宣宗也同样对御史陈祚的上疏极为恼火。

仁、宣时期对科举取士法进行了改革。仁宗在位时，曾与朝臣讨论科举之弊。杨士奇建议，定会试分南北卷取士。原来由于文化水平高低不同，形成会试多取南士。改革后，分南卷和北卷，分配录取比例，从地域上加以平衡。仁宗未及实行而死去，宣宗即位后，就是按照这一改革办法按名额录取的。“如当取百人，则南六十，北四十”。“后复定南、北、中卷。北卷则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中卷则四川、云南、贵州及凤阳、庐州二府，徐、滁、和三州；余皆南卷”。会试取士这一改革，使北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亦感奋兴起”，扩大了明王朝的统治基础，使得“南北人才，皆入彀矣”⑩。

周边形势的安定，也是所谓“仁宣之治”的重要标志之一。当时，明朝政府对北方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政策是“脱扰塞下，驱之而已”，戍边将“毋贪功”；东北地区，在奴儿干都司的管辖下，也比较安宁；西北卫所，顺利地对当地人民进行着管理；自永乐十一年（1413）在西南地区开设贵州布政司以来，进一步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治理。

仁、宣时期的政治与其他朝代相比是较清明的，出现了明朝前期封建经济的繁荣景象。但在这繁荣与安定的背后，也有潜在的社会危机，宣德以后，明王朝的统治已逐渐走向衰败的道路。

注释①《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②《明史》卷一。九《宰辅年表序》。

③《明史》卷七二《职官志》。

④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三。

⑤《明通鉴》卷一八。

⑥《明通鉴》卷一九。

⑦⑧《明通鉴》卷二一。

⑨《纪录汇编》卷二三《古穰杂录摘抄》。

⑩《明史纪事本末》二八《仁宣致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