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传教士利玛窦

经验丰富的传教士两千年来，中国的学术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大规模接触一共有两次，一是魏晋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在中国扎根，并最终被改造成在中国传播最广泛的宗教之一。第二次就是在明清之交，中国历史上的中西文化交流进入了另一个高峰期，大批耶稣会教士来到中国传播“天学”，对于世界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用。利玛窦就是这些传教士中最著名的一个。

利玛窦于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出生于意大利的一个旺族家庭，从少年时代开始就进入本城的耶稣会学校学习，成为天主的忠实仆人。十六岁的时候，他披送到罗马学习法律，同时仍在耶稣会主办的学校里继续学习哲学和神学，他的兴趣广泛，又学习了诸如天文、数学、地理等多种知识。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正处在迅速上升阶段，新航路的开辟、地理大发现、科学技术的发展，到处都是一派崭新的景象。欧洲的各基督教团体也急欲使亚洲等地区成为新兴的“福音”之地，因此都积极的组织远东传教团到远东传教，利玛窦就是其中的一员。他自愿加入传教团体，于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受命前往印度传教：在葡萄矛候船期间，他进入耶稣会士训练东方传教团的中心高因利盘大学短暂学习。至此，他已拥有了丰富的神学、哲学、历史、自然科学知识。

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三月，利玛窦从里斯本出发，同年九月中旬到达印度的果阿。在果阿居住了四年后，耶稣会负责东方教务的视察员又改派他到中国开辟新的传教地。当时中国还是从未有过西方文人涉足过的处女地。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年底，利玛窦从果阿出发，经历了长时间的航行终于到达了当时被葡萄牙占据的中国澳门地区。

初获成功在利玛窦之前，耶稣会传教士为了进入中国已经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努力，但是直到这时为止，因为中国的极度自闭，仍然没有什么显著的进展。

第一个到达广东沿海试图进入中国境内的西方传教士是方济各·沙勿略，尽管他做了种种努力，但终其一生，足迹也仅到达距广州不远的上川岛，没能跨上大陆本土。直到利玛窦来到后，才开始稍稍打开僵局。他们有时可以获准随着在澳门居住的商人的船只到岸上小住，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利玛窦和另一个神父罗明坚获得批准一起来到广东肇庆，着手建立在中国大陆的首个根据地。尽管得到了当地官员的支持，但当地士绅百姓的抵触情绪仍然非常大，常常有人会突然闯进他们居住的院落，随意砸烂东西。虽然地方官也出面制止，抓了一些为首的人，但是成效还是不大。

面对这种恶劣的环境，神父们采取了缓和矛盾的办法，尽可能的研习中国文化，将基督教的教义融合进中国的古代经籍之中，从《中庸》、《诗经》、《周易》、《尚书》等书中选取有关“帝”的条目，将之等同于西方基督教义中的天主，这样可以使中国人更加容易接受。为了吸引中国人的目光，利玛窦还公开展览西方先进的机械制造产品和科技成果，如钟表、三棱镜、圣母像、地图等。这些在西方原本十分普通的物品，在那时的中国却成了极为贵重的东西，中国的士大夫们对这些物品都表现的爱不释手，于是有时为了传教的需要，利玛窦就把这些东西当作礼物送给中国官员，每一个接受礼物的人都很感激，也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为了适合中国人“中国是中央帝国”的观念，利玛窦还改变了世界地图在西方的原始面貌，使中国刚好位于地图中央。这些都引起了中国人的浓厚兴趣。渐渐的，利玛窦的住宅变得门庭若市，许多知名的士大夫和政府官员都慕名找上门来。他还利用在国内的所学知识，制造天球仪、地球仪，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了西方先进自然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者。他也学会了与中国士绅相处的技巧，他颂扬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糅合中西方两种哲学观念，并用西方的钟表、地图等先进科技产品作为“敲门砖”，敲开了贵族、官员的大门。他们在肇庆建立了中国大陆的第一座教堂，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南昌传教成功但是，阻挠西方传教士的势力非常强大，中西方两种文化对抗激烈，以至于利马窦等人无法继续在肇庆立足，当地官员因害怕惹祸上身放弃了对传教士的支持。利玛窦不得不放弃这个基地，另外挑选了一个繁荣的小城市韶州，在粤北建立了又一个传教中心。利玛窦的办法是彻底的中国化，他穿儒服，兴建中国式的教堂，但是韶州的反传教士事件依旧层出不穷。利马窦又想到南京谋求发展。但一个外国人除非进贡，根本无法在北京和南京这两个都城立足，果然，兵部侍郎徐大任立即命令利玛窦离开南京。利玛窦沿江返回南昌，出人意料的是，他在南昌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与分封在南昌的皇族后裔建安王和乐安王建立了友好的关系，王室成员、各级官员都对地球仪、玻璃器皿、西式装订的书籍等礼物极感兴趣，利玛窦便在自己的住宅再一次举行“科普”展览，表演先进的记忆方法，出版《交友论》，选择适合中国人伦理观的西方伟人语录加以刊行。他放弃建造教堂、公开传教的方法，进一步用中国自古就有的“上帝”偷换“天主”的概念。

他深入中国人的文化之中，旁观儒生的祭孔活动，与达官贵人关系良好，惟一的改变是他开始在受邀参加官员、文人的集会上公开宣扬基督教义和西方的风俗习惯，分发彩绘圣像，每当这时常常会引起激烈的辩论。一部分较易接受新生事物的中国文人也开始对新的宗教哲学感兴趣，基督教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利玛窦带领部分随行人员第二次向北京进发，在经历了太监马堂的恶意阻挠之后，他们终于通过支持他们的官员的努力，获得了万历皇帝的允许，直接到皇宫晋见皇帝本人。

北京传教万历皇帝对利玛窦的礼物兴趣十足，他特别在皇宫内为自鸣钟盖了一座钟楼，并详细询问西方的风俗人情。为了使自鸣钟能够正常无误的运行，皇帝破例允许神父们在北京长期居住，一旦自鸣钟发生故障时就可以迅速进宫修理。明政府还每隔四个月给他们发一次津贴。

利玛窦从此开始了他在北京的传教活动，他们的足迹上至达官贵人的府邸，下至穷乡僻壤，大量发行教义的宣传物。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时，耶稣会在北京的教徒已有四百多人，徐光启、李之藻等著名人物也受洗礼入教。

三年后，利玛窦因病在北京去世，万历皇帝专门命人在北京拨出一块墓地安葬利玛窦，他至今依旧长眠于北京阜成门外。利玛窦之死并没有停止传教士们传教的步伐，天文、历法、地理、医学、水利各种西方学术著作被翻译到中国，利玛窦本人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测量法义》，与李之藻合译《浑盖通宪图说》、《同文算指》等书，带给中国人新的思维方式。

中国的文化也借由传教士之笔传到欧洲，影响所及使得法国启蒙思想家、百科全书派的文化大师认为中国是理想的乐园。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不断，为世界文化史添上了灿烂的一页，直到清初乾隆实行严格的锁国政策。李贽自刎“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

“书呆子”

李贽，原名李载贽，字宏甫，号卓吾，福建泉州晋江县人，生于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他祖上几代都从事海外贸易，父亲和祖父都是回教徒，李贽自己也信奉回教，因此，近代学者都说李贽是回族。

李贽二十六岁那年考中了福建乡试的举人，三十岁开始做官，先后做了二十多年的官。从河南共城（今河南省辉县）教谕、南京国子监博士（国子监教师）、礼部司务（办事人员）到南京刑部员外郎（一般官员），都是公务不多、薪俸微薄的职务。

他五十一岁的时候，从南京刑部员外郎调任云南姚安知府。知府是个能捞钱的官，俗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李贽并不想发财，他只想在知府任内积攒些钱，日后好专心致志地研究学问。可是，李贽做了三年知府，归来时仍是两袖清风，行囊里仅有几卷图书。这样，他一直没有摆脱生活的困扰，两个女儿因饥荒死去；祖父、祖母死了五十多年，因为买不起一块地，一直没有安葬，岳母双目失明，思念女儿，他却没钱让妻子回家探望母亲。穷困的生活磨炼了李贽，他不怕穷，不怕苦，一心追求真理。

被斥“妖人”

那时候，学术思想界流行的是理学，又叫道学。这种学派出现在宋代，道学家们提倡封建道德，认为这是人们天生就有的，是“天理良心”，把这称为“道”。他们讲究“仁义道德”、“礼义廉耻”、“忠孝节义”等等，打着孔子的招牌，宣传封建礼教。道学家的思想，从宋到元，由元到明，愈演愈烈。就在道学思想风靡一时的时候，江苏泰州盐丁出身的王艮创立了一个新的学派，即“泰州学派”。这个学派反对道学家所说的“道”，认为人生穿衣吃饭和劳动就是道。这种思想反映了劳动人民的要求，因而受到农民、盐丁、樵夫、陶匠和小商贩的信仰。这个学派揭露道学家的假面具和他们言行不一的丑恶行为，因此遭到道学家们和封建官僚地主的迫害，被诬蔑为是“左道”、“妖人”。

李贽在北京作礼部司务的时候，和泰州学派的学者赵大洲经常来往，听赵大洲讲学，在南京的时候，拜王艮的儿子王襞为师，钻研泰州学派的学说，因而对它有了深刻的了解，自己也成了泰州学派的学者。

二十多年的坎坷仕途和官场生涯，使李贽认清了明朝政治的黑暗和腐败、官场的肮脏，看清了道学先生们的嘴睑。他要反对、要抗争，要揭穿道学家的假面具，于是他成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

为了不受地方官吏的管束，李贽从云南归来的时候，决心不回老家，来到湖北黄安的朋友耿定理家里居住。

惹怒伪君子谁知来到这里也不平静，他一到黄安，就和耿定理的哥哥耿定向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李贽来到耿家之后教耿家的几个孩子读书。他主张应该让孩子发挥自己的自由精神和聪明才智，不要用封建礼教束缚孩子，压制他们天真活泼的本性。耿定向是个大官，又是个道学家，自然不同意李贽的意见，便发生了矛盾。特别是何心隐的被杀，使两人水火不容。

何心隐是泰州学派的一位有名学者，又是耿定向的朋友。何心隐因为反对封建思想而被逮捕，统治者为杀他制造舆论，在大街上张贴他的罪状。可围看榜文的人都指出这是诬陷，都为何心隐叹惜，武昌数万人为他鸣冤。但是作为何心隐的朋友的耿定向，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讨好首辅张居正，虽有能力也不搭救朋友，这位被荣华富贵迷住心窍的道学先生，却还吹嘘自己有一种为了正义的事不管碰到什么艰险危难，也一定去做的精神。

李贽看透了这个伪君子的本质，在朋友耿定理死后，把妻子送回老家，自己也愤然离开耿家，来到黄安邻县麻城县龙湖上的芝佛院。李贽在这里写了好多封信给耿定向，揭露他言行不一的虚伪行为。李贽在一封长信里说：“你和一般人一样买田地，置房产，读书考功名，做官求地位，遍寻好风水以求子孙有福，都是为自己打算，没有一点替别人着想。可是一开口谈道学，便自称是为大家，是为着有利于别人。其实你所说的你并不来做，而你所做的你绝不说。你的言行，还不如一般百姓，他们做什么就说什么，作生意的就说作生意，种田的就说种田，多么痛快!你所以这样，是因为你博取好名声的心思太重，总是想方设法掩护自己。你这样左遮右盖，何时是了呢?你分明是贪图高官厚禄，想做到三品二品大官，以求光宗耀祖，这才是你的真实思想。你口称道学，其实，你既无传道的意思，也没有重道的想法。我劝你不要再说假话了!”这些话，把耿定向和其他道学家们的虚伪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李贽写的《焚书》在麻城刻印出版，其中收录了他给耿定向的一些信。耿定向看了《焚书》，勃然大怒，发动他的学生攻击李贽，还编造谣言诬陷李贽是“妖人”，是“左道惑众”，蓄意“造反”。

李贽并不害怕，他进而想从历史上清算道学，于是开始写另一部著作《藏书》。他在这部书里用反道学的独特见解，评论历史人物。他称赞被骂作“暴君”的秦始皇是“千古一帝”，认为寡妇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是勇敢果断，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相反，他认为宋朝道学家程颐、朱熹只会说假话骗人。就在李贽著《藏书》的时候，统治者对李贽的迫害更厉害了，他们无中生有地给年已七十四岁的李贽加上“有伤风化”的罪名，扬言要捣毁他居住的芝佛院。李贽的朋友杨定见听到这个消息，事先保护李贽躲开。

后来李贽被朋友马经纶接到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区）。

以死抗衡李贽刚到通州不久，诬蔑李贽的流言蜚语便传到北京，有人有意置李贽于死地，说他写书攻击当时的首辅沈一贯。沈一贯大权在手，听说后非常恨李贽。这时候，礼部给事中张问达上书皇帝，诬蔑李赞所写的书惑乱人心，不可不毁，并以“有伤风化”的老调陷害李贽。明神宗立即下旨逮捕李贽。就这样李贽被抓进北京的监狱。

李贽在狱中，照旧读书作诗，不向统治者屈服。审问他的人问他：“你为什么写那些书?”李贽理直气壮地回答：“我著书很多，对人们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审讯人被说得哑口无言。

李贽到通州不久就病了，入狱以后，病势一天比一天沉重。他听说要他回福建原籍，心想，我已病得不能走路，怎么能回原籍呢?便决心以死与统治者抗争，写下了“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的诗句。

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三月十五日这天，李贽喊人给他剃头，剃完了头，趁那个人外出的机会，他拿起剃刀，自刎而死，时年75岁。

李贽一生反道学，反封建礼教，受尽诬陷，最后以死控诉了统治者的迫害。李贽死后，马经纶把他的尸体葬在通州北门外，立了一块石碑。这块石碑历经劫难，现在仍然竖立在通县县城北牛作坊，象征着几百年前这位反道学的斗士的铮铮铁骨，堂堂正气。东林书院万历年间的东林书院，开创了崭新的讲学风气，引起了朝野的普遍关注。

不平凡的成长顾宪成，无锡泾里（今无锡县张泾）人，字叔时，号泾阳。因创办东林书院而被人尊称“东林先生”。

顾宪成小时候家境十分清贫，他的父亲顾学开了爿豆腐作坊，但因家庭人口多，常常入不敷出，要向人借贷，他家住的房子很破旧，不蔽风雨。但是，艰苦的生活环境反而激发了顾宪成奋发读书的决心与向上进取的志向。他6岁就进私塾读书，既聪明，又刻苦，而且怀有远大抱负。

他在自己所居陋室的墙壁上题了两句话：“读得孔书才是乐，纵居颜巷不为贫。”颜回，是孔子著名的学生，家里十分贫穷，但他不以为苦，师从孔子，刻苦好学，以学为乐。顾宪成以颜回自喻，表达了自己的苦乐观和贫富观，希望做一个知识的富翁。他还自撰了一副非常有名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表达了他在读书期间对社会的关注。

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27岁的顾宪成赴应天（今江苏南京）参加考试，他在应试的文章中指出：天下治理的关键在于用人得当，只有选拔、任用贤才，使之各司其职，这样才能使国家稳固、政治清明、民情安定。同时，顾宪成还强调朝廷要广开言论，虚心纳谏，以法治国，注意总结前代的经验教训以供借鉴，把国家的事情办好。由于顾宪成的文章立意远大，分析透彻，结果以第一名中举，从此闻名遐迩。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解元顾宪成赴京参加会试，又被录取在二甲第二名，从此也就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投身到了社会激流中。

革职为民顾宪成带着强烈的政治热情踏上仕途，想为国为民做些有益的事。但当时政治黑暗，军事腐败，财政拮据，人民由于苛政暴敛，被迫反抗的事件也层出不穷。由于明朝国力渐衰，崛起于关外的满州贵族也逐渐不服明朝中央政府的管束，并且逐渐构成对明朝的威胁。面对这种国势日衰的形势，顾宪成初入仕途，就不顾自己位微言轻，上书直谏，主张举用人才，评论时政得失，无所隐避。他先在户部、吏部任职，后外放桂阳（今属湖南）、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地为官，后又奉调再入吏部，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部门任职，他都不媚权贵、廉洁自守、正直无私、办事认真。

首辅张居正去世后，继任首辅王锡爵只知道在朝中一味迎合神宗，不能听取大臣的合理意见，弄得人心离异。一次，王锡爵对顾宪成说：“当今所最怪者，朝廷认为对的，外人一定认为不对；朝廷认为不对的，外人一定认为是对的。”意思是责怪百姓心不向着朝廷。顾宪成针锋相对地回答：“我看应该这样说，外人认为对的，朝廷一定认为是错的；外人认为是错的，朝廷一定认为是对的。”指出国事搞不好的责任在朝廷而不在下面，一语道破了朝廷当权者们颠倒是非、混淆黑自的真相。

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顾宪成任吏部文选司郎中，掌管官吏班秩迁升、改调等事务。时逢首辅王锡爵年老引退，明神宗便命吏部根据品望推选六七位能够胜任首辅之职的官员听候点用。顾宪成与吏部尚书陈有年不徇私情，拒绝请托，根据品望合拟了七人名单上报，请神宗亲裁。不料，顾宪成他们提名的人，都是神宗所厌恶的，神宗不由分说，指责吏部有“徇私”做法，在吏部的奏疏上批了“司官降杂职”五个字，就把顾宪成文选司郎中的职务给撤掉了。陈有年作为吏部尚书，上书引咎自责，认为有责任也在自己身上，不能追究下属，恳请恢复顾宪成的文选司郎中职务。其他正直的大臣也纷纷上书申救顾宪成，奏疏共达几百封。不料，神宗一意孤行，将有些上书申救的官员外放、降调、削职，顾宪成则被革职为民。从此，顾宪成结束了十几年的官场生涯，以“忤旨”罪回到原籍无锡。

开办学院顾宪成孜孜国事，反而获罪罢官，朝野许多人士为朝中失去这样一位正直无私的官员扼腕叹息，也对顾宪成的品格十分钦佩，顾宪成的名望反而更高了。

由于顾宪成在学界和政界都有很高的声望，所以慕名来请教他的人很多。顾宪成不顾病体，不管其贫富贵贱，一视同仁，热情欢迎接待。后来，他看到来的人实在太多，小小的泾里镇上，连祠庙、客栈和自己周围邻居家都住满了客人，还容纳不下，就与长兄性成、次兄自成及弟弟允成商量，在自己住宅南边造了几十间书舍供来人居住，顾宪成的夫人朱氏给学生们烧饭做菜，使学生来了就像回到家里一样。泾溪南北，昼则书声琅琅，夜则烛火辉辉，一派日以继夜奋发攻读的景象。许多已有功名、才学亦高的学者也争相前来求教。

顾宪成在居家讲学的同时，还经常到苏州、常州、宜兴等地去讲学，经常与苏州、松江、常熟、太仓、嘉兴、宜兴等吴中学者聚会于无锡惠山天下第二泉畔研讨学术。在讲学活动中，顾宪成迫切感到必须具备一个固定的讲学场所，从而将分散的讲学活动变成一个有协调组织的统一活动，从而对吴地乃至整个社会产生良好的影响和作用。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经顾宪成和吴地学者的共同努力，官府终于批准在无锡城东门内的东林书院遗址重建兴复东林书院；重建工程开始于这年四月十一日，至九月九日告竣，共用了1200多两银子。作为首倡发起人之一的顾宪成捐银最多，又去策动吴地官员和缙绅捐资助修，出了大力。顾宪成又亲自为书院讲会审订了宗旨及具体会约仪式，这年十月，顾宪成会同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时称东林八君子）等人发起东林大会，制定了《东林会约》，顾宪成首任东林书院的主讲。顾宪成的讲学活动成为他一生事业的辉煌时期。

东林讲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适应时代、社会和学人的共同需要兴办起来的。它规定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除了严寒盛暑外，定期会讲。这就将原来士绅的分散游学形式变为集中固定的有组织的讲学活动。而且书院不分尊卑、不限地区、不论长少、不收学费，只要愿意，均可参加，还提供食宿方便。讲授方式十分灵活，有时采用演讲方式，讲了一段时间后，就穿插朗诵一段诗词以活跃气氛、开发性灵，主讲者还随时回答提问。有时采用集体讨论方式，沟通思想、交流心得。

奸人诬陷由于东林讲会开创了一种崭新的讲学风气，引起了朝野的普遍关注。一些学者从全国各地赶来赴会，学人云集，每年一次的大会有时多至千人，不大的书院竟成了当时国内人文荟萃的重要会区与江南讲学者遥相呼应。东林书院实际上成为一个舆论中心，这里的人们便逐渐由一个学术团体形成为一个政治派别，被他们的反对者称为“东林党”。东林党与朝廷中的腐朽势力展开了殊死的斗争，东林书院的主讲顾宪成则以其卓越的思想气度成为东林党的精神领袖。

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是朝廷规定的京察之年，即对朝廷官员进行考察调整。主持此事的东林官员叶向高等希望积极设法解除以往纷争，秉公办事，澄清吏治，使政治朝局焕然更新。但不料其他派别的官员联合起来栽赃陷害，把目标集中在东林官员身上，意图就是想将朝中正人搞倒，由他们来控制内阁大权。徐兆奎更是将朝廷纷争的全部责任推到东林官员头上，说国家吏治，人品、学术都因顾宪成的东林讲学而弄得败坏的不可收拾，污蔑东林借讲学之名，行结党营私之实，将功名利禄与学术气节统统混为一谈，弄得吏治人心大败。

明神宗看了徐兆奎的奏疏后，对东林官员的提议不予采纳。这次京察，东林官员的努力没有实现。相反，一帮奸党因祸得福，都纷纷挤到各要津重地，不遗余力地捏造借口打击排挤朝中正人。被指控为“讲学东林，遥执朝政”的顾宪成处境艰危，东林书院的境况也开始走下坡路，与会人员锐减，已只有“二三真正如苍然隆冬之松柏”的君子前来听讲，讲事也逐渐凋零。

次年，一生忧国忧民的顾宪成走完了他62岁的人生历程。顾宪成一生，早年立志把求学与服务社会紧密结合，中年以后把讲学与议政活动结合起来，开辟了知识分子议政的风气。他的高风亮节和爱国至深的精神也一直在鼓舞激励着后人关心国事，热忱报国。四铁御史嘉靖年间，御史冯恩冒死直谏，险些被处死，博得了一个“四铁御史”的美名。

冒死上书冯恩是明世宗嘉靖年间的南京御史。嘉靖十一年冬天，天空出现彗星，按照惯例，这种天象被视作上天对人们有所警戒，于是皇帝下诏要百官直言朝政弊端：冯恩应诏言事，指名道姓地列数大学士、尚书、侍郎、都御电等朝廷大臣二十人的邪正善恶。这封上书重点抨击了大学士张孚敬、方献夫、右都御史汪铉的奸恶，冯恩说张孚敬等人就是祸乱朝廷的“彗星”：张孚敬是“根本之彗”，汪铉是“腹心之彗”，方献夫是“门庭之彗”。他还断言说：“三彗不去，百官不和，庶政不平，虽欲弭灾，不可得已。”

世宗看了这封奏疏大怒，马上将冯恩交与锦衣卫审讯，追究策划此疏的主使人是谁。冯恩每天都要受到严刑拷打，几次被打得死去活来，可他都以非凡的意志顶了下来，丝毫不改初衷。

面斥昏官第二年春天，冯恩一案被移交刑部审理。世宗想给他定个上书诋毁大臣德政的罪名，处以死刑。刑部尚书王时中为他辩护说：“冯恩上书评论大臣，毁誉参半，并非专一诋毁，不应处死，可以减等遣戍。”大臣违反皇帝的意向，使世宗极为生气，他说：“冯恩并非专攻朕所信赖的张孚敬等三人，主要是由于对前些年议定的‘大礼’不满。这种仇视君主的行为，死有余辜!你们刑部官员难道还想包庇他吗?”他立即下令将王时中撤职，侍郎闻渊被夺俸，郎中张国维、员外郎孙云被贬往边地任杂职。而冯恩竟在皇帝的强行要求下被判处死刑，冯恩十三岁的长子行可，到朝堂伏地讼冤，日夜匍匐在长安街上，一见有朝官经过，就拉住轿马号哭求救，大家虽然都很可怜他，也都同情冯恩的处境，但是谁也不敢再违逆皇帝的心意，因此没有人敢站出来说话。这时汪铉已经升任吏部尚书，新任都御史王廷相也以为冯恩的罪名定得不妥，请求宽宥，世宗根本不听。

到了“朝审”（朝廷大员会同审查已判死刑的重案）的时候，汪铉以吏部尚书按例当主笔，面向东坐。冯恩被押上后，面向北面的皇宫方向跪着，而拒不向主审官汪铉下跪，以此表示他对汪铉的藐视与不屑。

汪铉一看冯恩在公堂之上仍然如此大胆，快气疯了，命令左右的士兵强行拽着冯恩面向自己下跪。冯恩干脆站了起来，不肯下跪。吏卒们呵斥他，他却厉声怒斥，吏卒们反而被他的气势所迫，不敢再上前了。汪铉没有办法，只好由他站在堂下，还十分凶狠的说：“你屡屡上书，想要杀我，不想今天我却先杀了你!”冯恩怒目而视，说：“圣天子在上，你身为大臣，却想假公济私，杀死言官么?而且这是什么地方，你竟公然当着百官的面发泄私怨，也太肆无忌惮了!我死之后，也要变为厉鬼，惩治你这奸贼!”汪铉又说：“你平日自称多么正直廉洁，可在监狱中却数次接受别人的馈赠．这该怎讲?”冯恩冷笑道：“患难相扶，这是古已有之的美德，岂像你招权纳贿，卖官卖爵!”接着又当着众官的面，揭露了汪铉许多丑事。

汪铉被冯恩骂得怒火中烧，情不自禁，掀翻案桌，上前揪住冯恩就要动手殴打，冯恩也毫不畏惧，骂不绝口。同审的都御史王廷相、尚书夏言，眼看着主审官与囚犯居然相骂相打，实在不成体统，急忙上前制止，汪铉只得咬牙切齿地住手。但他依然不顾其他主审人员的意见，强行自作主张，给此案定了个“情真”的结语，判处冯恩死刑。

继续为官朝审结束后，冯恩被押出长安门，京城人士和百姓夹道争睹他的风采，很多人感慨地说：“这个御史，不但口如铁，而且他的膝头、肝胆、骨头都是铁铸的，不愧是一个钢筋铁骨的‘四铁御史’。”

此时，冯恩八十多岁的母亲吴氏，去击鼓鸣冤，为儿子讨还公道。冯恩的儿子行可，刺血写书，自缚阙下，请求代父服刑受死。世宗看了这些后，也动了恻隐之心，命有关法司再议行处。尚书聂贤、都御史王廷相都奏称以前判冯恩死刑所引用的律条，情节与法律不相合，判死刑太重了，应当引用“奏事不合”的条文，改判输赎还职。世宗认为太轻，最后改判了谪戍雷州，才算完事。而两个月后，汪铉亦又因贪污太甚，被罢官。

冯恩外戍六年，后来遇赦还朝。穆宗即位后，又录用他作大理寺丞，专门主管刑罚，直至致死。玉盒密约因与大臣们赌气，君王从此不上朝，究竟为何呢？

找到知音明神宗朱翊钧10岁继位，年号万历，因此又被称为万历皇帝，是明代帝王中在位最久的皇帝，长达48年。他当皇帝的头十年中，完全被他的母亲慈圣皇太后和大臣张居正牢牢控制着，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备受压抑，这造成了他暗藏在心底的反叛意识逐渐增强。

万历六年，皇帝16岁了，太后和大臣们主持着为皇帝行了冠礼，这说明皇帝已经成年了。紧接着就是皇帝的大婚。太后为他选择了皇后王氏和昭妃刘氏做伴侣。王氏和刘氏都知书识礼，端庄贤淑。可是她们却不对年轻皇帝的胃口，也许是对这种强加婚姻的反叛，从一开始，皇帝就对他的这两个妻子十分冷淡，尤其是过了几年，王皇后和刘昭妃都没有生下皇子，这更让皇帝有理由去找别的女人，再也不理会她们了。

不久，年轻的皇帝终于找到了他心目中的红颜知己，这就是以后几十年中与他日夜相伴的郑贵妃。郑氏原本是一个宫女，在万历初年入宫。她容貌秀美，机智聪敏，而且喜欢读书，颇有谋略。年轻的皇帝在与她相遇后，立亥就陷入了这个温柔陷阱之中，很快封郑氏为贵妃。她处处显露出少女的纯真与大胆，引起皇帝的注意。万历在她面前，才终于觉得从一个高高在上的“神”变成了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感到摆脱了长期以来的孤独感，两人经常说说笑笑，互相奉为知音，朝夕相伴，简直一刻也不能分离。本来皇帝宠爱哪个妃子只是他的家事，外人不便置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帝和他的妃子以及他所有的大臣都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这就不仅是单纯的皇帝家事了。

立储之争万历皇帝20岁的时候，偶然临幸了一个姓王的宫女，居然就这么糊里糊涂地生下了他的长子朱常洛。在正宫皇后没有生下“嫡子”的情况下，这个长子按照惯例就应该被立为太子。万历虽然并不喜欢这个宫女和她生下的儿子，但是对朱常洛的名份和地位倒也没什么异议，朱常洛被立为太子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可是后来，万历皇帝遇到了他这一生最爱的女人——郑贵妃，而且在他24岁的时候，为他生下了皇三子朱常洵。这个皇子的诞生一下子打破了宫闱和朝廷的平静，万历皇帝爱屋及乌，对这个刚出生的孩子表现出了极大的宠爱，还直接把郑贵妃晋封为皇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朱常洛这时已经5岁了。

这时人们才发现了皇帝改立太子的私心，由此引发了一场皇帝与大臣之间长达二十年的“国本”之争。

传说万历皇帝曾在郑贵妃面前立下重誓，一定要设法使她的儿子成为太子，他们曾在大高元殿竭神盟誓，把立朱常询为皇太子的誓言装入玉盒中交给郑贵妃。这就是所谓的“玉盒密约”。本来朝廷上下就为立太子的事情争论不休，这个传说的出现更是在朝野中引起极大震动，群臣们认为立皇三子是不顾祖宗礼法，为了社稷，就是罢官掉脑袋也坚持要立皇长子为太子。立储之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

群臣们的立储之疏数以千计地向万历抛去，令他招架不迭，只好极力镇压。他把户科给事姜应麟、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等许多强烈反对的大臣都贬了官，治了罪。慈圣太后这才感到，儿子恐怕真有“废长立幼”的决心，就质问万历。万历说：“他（指朱常洛）是宫女的儿子。”太后申斥说：“你不也是宫女的儿子吗?”（万历的生母是宫娥李氏）吓得万历惶恐万分。于是，他就把册立太子的事推迟，采取“拖”的办法。理由是皇后还很年轻，说不定她会生个男孩，“立嫡”的原则是优先的，那时再立太子也不晚。其实，万历是耍花招，他根本不到皇后宫里去住，皇后又怎么会生出男孩来呢?

万历想把皇后废了，立郑贯妃为后，那时朱常洵就会变成“嫡子”，可以名正言顺地立为太子了。可是他怎么也找不到废皇后的理由。他还希望皇后自己死去，可惜皇后偏偏病恹恹地活着，离死大老远呢。

事与愿违为立太子的事，万历和他的全体朝臣相对抗，谁也压服不了谁。这使万历大伤脑筋，也大为恼火。后来赌气采取了跟大臣们消极对抗的办法，从此不再上朝。幸而官僚制度还起作用，就是没有皇帝，内阁及部府仍然照常工作。有事呈奏上去，皇帝不批，就等于默许，便照章办理。谁再上本说立太子的事，他就“留中”，让那疏文自动作废，外间就无法知道真相了。

直到万历二十九年，万历已经四十岁了，再不立太子，如果他一旦殡天，朝廷非大乱不可，于是决定册立太子了。

郑贵妃却没有忘记当年皇帝立下的誓言，她从玉盒中取出当年万历皇帝写下的手谕，却不料手谕放置多年，早已经被虫蚁咬坏了，尤其是写着“朱常洵”名字的地方更是被蛀成一堆碎屑，在手谕正中开了一个大洞。迷信的万历皇帝不由惊叹说：“看来这真是天意啊!”他至此终于死了“废长立幼”的心思，不久就下旨立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皇三子朱常洵则被封为福王，终于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

这“玉盒密约”不但没有使他如愿的立爱子为皇太子，反而还使他下定了立长子的决心，这恐怕是他当年立下誓言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妖书案《忧危竑议》作为一本影响了明代江山的书籍，可以算是千古一书。

国本之争万历皇帝在位时，皇后王氏没有子嗣，立长子朱常洛还是立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就成了朝廷和宫中争论的中心。这场争论持续了数十年，一直困扰着神宗万历年间的后宫和朝政。这就是万历年间有名的国本之争。这场国本之争牵连甚广，宫妃美人和朝野百官无不置身其中。围绕着所谓的皇储国本，各种势力一次次地重新分化组合，明代的门户之祸便是从这里兴起，并泛滥成灾。这场国本之争的中心是神宗的爱妃郑贵妃和她的儿子朱常洵，其高峰和热点便是《忧危竑议》案，也就是所谓的“妖书案”，它把满朝大臣都卷入了空前纷乱的党争漩涡。

事情的起因是刑部左侍郎吕坤写了一本叫《闺范图说》的书，书中以图解的方式记载了历代一些贤德女人的故事。这本书被郑贵妃的心腹郑国泰看到，觉得这是一个讨好皇帝和贵妃的机会。于是他就把这本书重新翻刻，又加上了后妃的传记故事，并把郑贵妃也明目张胆的列了上去。这本来只是郑国泰拍马屁的手段，但是在这个选立太子的敏感时期，却成了党争攻击的对象。科臣戴仁衡和全椒知县樊玉衡接连上书，弹劾吕坤和郑贵妃。郑贵妃坐镇后宫，耳目很多。她得知戴、樊二人的进奏，泪如滚珠，在神宗面前哭诉。神宗哪里受得了这个?立即下旨，将戴、樊二人治罪，一同削籍戍边。郑贵妃这才稍感欣慰。吕坤、郑国泰等也略松了一口气。

浮出水面事情好不容易平息下来，京城中却忽然秘密流传了一种仿照（（闺范图说》所作的书，叫做《忧危竑议》。也不知这本书的作者是谁，书中援引了历代嫡庶废立的故事，矛头直指郑贵妃，说她刻书的目的是为了“夺嫡”，为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作舆论宣传。一时之间，朝野上下闹得沸沸扬扬。郑贵妃的党人马上站出来指责，这本《忧危竑议》是支持戴仁衡和樊玉衡，阴谋反对皇帝和贵妃的大臣所作，并列举出了长长的参与写书的大臣名单。万历皇帝本来就对这件事非常愤怒，郑党再这么火上浇油，再加上郑贵妃不断在他身边委屈哭诉，万历大发雷霆之怒，把名单上的大臣罢职的罢职，贬谪的贬谪，罚俸的罚俸，都进行了严厉的惩罚。一时间，反对郑贵妃、语侵后宫的朝臣作鸟兽散，他们或被贬职，或被夺俸，或被远流戍边。他们既没有辩解的机会，又不可能申诉。这场《忧危竑议》案便疑云重生，不知道其真相究竟如何?是真的出自反郑派朝臣伪造?还是郑贵妃故意抛出此书，借此将反对派一网打尽，以封住众口，早日结束这场争议?不论这场疑案的真相如何，但此案一出，对郑贵妃确实是极为有利。后宫自此平静了两年，国本之争也因此有所缓和。

到万历二十九年，万历皇帝已经四十岁了，立太子的事再也不能拖延，万一哪天皇帝突然驾崩，却没有明确的皇位继承人，天下将因此而大乱。经过与群臣十五年的马拉松似的对抗，万历皇帝感到疲累绝望了，他终于同意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并于这年的十月十五日举行了册封仪式。国本之争到此似乎应该完全结束了。但事情的发展却出人意料，围绕国本之争的党争不但没有随着太子的确定而消失，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续忧危竑议》

太子册立以后，没有平静两年，一本托名“郑福成”写的小册子《续忧危竑议》就突然之间冒了出来，而且很快地就在京师流传开来，一夜之间就传遍了宫门街巷。此书以问答体写成，说皇上册立朱常洛为太子是出于不得已，还说郑贵妃与一些大臣勾结，欲废朱常洛另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整篇文章用词闪烁诡妄“郑福成”的托名，也蕴含了“郑氏”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当成”的意思，人称“妖书”。万历一见此书，当即怒斥为“胡闹”，命锦衣卫速速查办，一下子掀起了一股滥捕之风。许多人借此发泄党争仇隙、个人恩怨。这个与同僚不和，便说妖书是同僚搞的，哪个人看别人不顺眼，就报告说他是“妖人”；连和尚、医生都被抓了起来，一时廷狱人满为患，京城人人自危。万历皇帝也被弄得焦头烂额，不明就里。当时的内阁首辅大学士沈一贯也是郑贵妃的人，他一向善于排斥异己。他与次辅沈鲤一向不和，沈鲤以前曾经做过万历皇帝的侍讲官，入阁以后也很受器重。他的门人弟子郭正城这时正在做东宫侍讲，也很受太子朱常洛的信任和尊敬。此时“妖书案”一出，沈一贯马上抓住机会，上奏说沈鲤勾结党人，反对朝廷，希望皇帝严惩沈鲤等人。

万历皇帝这时已经被闹得晕了头，一见到奏疏，就马上下令逮捕郭正城进行审问。沈一贯命人对郭正城严刑拷问，还派人劝郭正城自杀，邡被郭正城严词拒绝。后来因为太子朱常洛屡次插手警告，郭正城才免遭毒手。沈一贯又派人去沈鲤家中搜查，也没查出什么东西。拉来作了个替死鬼，被皇帝下令凌迟处死了事。这次案件的牵涉范围之广，使一开始持明确态度要求严查的万历皇帝也感到惊心不已。他到这时才发现，由于国本之争，由于他多年的拒不理政，朝廷上的党派之争已经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这时他已经无力改变这种状况，而且万历皇帝还梦想着让各党互相牵制，以利于稳固自己的统治。他这种姑息放任的态度更加促进了党争的发展，最终明王朝就在党派之间的吵吵闹闹之中灭亡了。

那么妖书令朝野震动，搅翻了后宫，究竟是何人所为呢?有的说此书出自清流之手，想倾覆沈一贯。有的马上辩说，认定此书出自清流之手，是想诬陷清流领袖郭正城，因为郭正城见忌于沈一贯，这是一个阴谋。沈一贯听命于郑贵妃，这妖书是出自反郑朝臣之手还是郑贵妃指人所为?这又是一个谜。不过，这场《续忧危竑议》案一出，拷掠牵连，众多朝官遭受荼毒，惨不忍睹。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明朝后期，政治腐败，边防松弛。在东北地区的建州女真逐渐强大起来。

读《三国演义》的英雄努尔哈赤出身建州女真的贵族家庭。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都是建州女真的贵族，被明朝封为建州左卫的官员。努尔哈赤从小就练习骑马射箭，练得一身好武艺。十岁那年，母亲死去，他的继母待他不好。努尔哈赤不得不离开家庭，和当地小伙伴在一起，在莽莽林海里打猎、挖人参、采松子、拾蘑菇，然后把这些山货带到抚顺去卖掉，挣钱过活。抚顺的集市很热闹，女真人常在那里用山货跟汉人交换铁器、粮食、盐和纺织品。努尔哈赤在抚顺接触了很多汉人，学会了汉文，他还挺喜欢读《三国演义》、《水浒》一类小说。

建州女真有好几个部落，互相攻杀。明朝总兵李成梁利用建州各部的矛盾来加强统治。努尔哈赤二十五岁那年，建州女真部有个土伦城的城主尼堪外兰，带领明军攻打古勒寨城主阿台。阿台的妻子是觉昌安的孙女。觉昌安得到消息，带着塔克世到古勒寨去探望孙女。正碰上明军攻打古勒寨，觉昌安和塔克世在混战中都被明军杀害。

努尔哈赤痛哭了一场，想到自己的力量太小，不敢得罪明军，就把一股怨恨全集中在尼堪外兰身上。他跑到明朝官吏那里说：“杀我的祖父、父亲是尼堪外兰，只要你们把尼堪外兰交给我，我也就甘心了。”明朝官吏只把他祖父、父亲的遗体交还他，但不肯交出尼堪外兰。

十三套盔甲努尔哈赤满腔悲愤回到家里，翻出了他父亲留下的十三副盔甲，分发给他手下兵士，向土伦城进攻。努尔哈赤英勇善战，尼堪外兰不是他的对手，狼狈逃走。

努尔哈赤攻克了土伦城，继续追击，趁机又征服了建州女真的一些部落。尼堪外兰东奔西窜，最后逃到了鄂勒珲（今齐齐哈尔附近），请求明军保护。努尔哈赤也追到那里。明军看他不肯罢休，怕因此引起战争，就让努尔哈赤杀了尼堪外兰。

努尔哈赤灭了尼堪外兰，声势越来越大。过了几年，统一了建州女真。这就引起女真族其他部的恐慌。

当时的女真族，共有三部，除了建州女真之外，还有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海西女真中有个叶赫部最强大。

公元1593年，叶赫部联合了女真、蒙古九个部落，结成联盟，合兵三万，分三路进攻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听到九部联军来攻，事先做好迎战的准备。

他在敌军来路上，埋伏了精兵；在路旁山岭边，安放了滚木石块。一切安排妥当，他就安安稳稳睡起觉来。他的妻子看了很着急，把他推醒，问他：“九部兵来攻打，你怎么睡起觉来，难道真的你给吓糊涂了?”努尔哈赤笑着说：“如果我害怕，就是想睡也睡不着。”

第二天，建州派出的探子回报敌兵人数众多，将士们听了也有点害怕。努乐哈赤就解释说：“别害怕，现在我们占据险要地形，敌兵虽然多，不过是乌合之众，一定互相观望。如有哪一个领兵先攻，我们就杀他一二个头目，不怕他们不退。”

九部联军到了古勒山下，建州兵在山上严阵以待，先派出一百骑兵挑战。叶赫部一个头目冲来，马被木桩绊倒，建州兵上去把他杀了，另一头目看到这情景已吓昏过去。这一来，九部联军没有统一指挥，四散逃窜，努尔哈赤乘胜追击，击败了叶赫部。又过了几年，基本统一了女真族各部。

八旗子弟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过程中，把女真人编为八个旗，旗既是一个行政单位，又是军事组织。每旗下面有许多牛录，一个牛录三百人，平时耕田打猎，战时打仗。这样既推动了生产，又加强了战斗力。为了麻痹明朝，他继续向明朝朝贡称臣，明朝廷认为努尔哈赤态度恭顺，封他为龙虎将军。他还多次到北京，亲自察看明朝政府的虚实。公元1616年，他认为时机成熟，就在八旗贵族拥护下，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附近）即位称汗，国号大金。为了跟过去的金朝区别，历史上把它称为后金。萨尔浒大战萨尔浒之战，努尔哈赤获胜。而后，发展迅速，对明朝构成巨大威协。

挑起战局努尔哈赤亲自率领2万人马进攻抚顺。他先写信给抚顺明军守将，劝他投降。守将李永芳一看后金军来势凶猛，没有抵抗就投降了，后金军俘获了人口、牲畜30万。明朝的辽东巡抚派兵救援抚顺，也被后金军在半路上打垮。努尔哈赤命令毁了抚顺城，带着大批战利品回到赫图阿拉。

消息传到北京，明神宗大怒，决定派杨镐为辽东经略，讨伐后金。杨镐经过一番紧张的调兵遣将，才集中了10万人马。公元1619年，杨镐分兵四路，由四个总兵官率领，进攻赫图阿拉。中路左翼是山海关总兵杜松；中路右翼是辽东总兵李如柏；北路是开原总兵马林；南路是辽阳总兵刘铤。为了扩大声势，号称47万。

杨镐坐镇沈阳，指挥全局。

杜松兵败那时候，后金八旗军兵力，合起来不过6万多。一些后金将士得到情报，不免有点害怕，来找努尔哈赤，要他拿主意。努尔哈赤胸有成竹地说：“别怕，管他几路来，我就是一路去。”

经过侦察，努尔哈赤得知杜松率领的中路左翼是明军主力，已经从抚顺出发打了过来，他就集中兵力，先对付杜松。杜松是一员身经百战的名将。从抚顺出发的时候，天正下着大雪，杜松想抢头功，不管气候恶劣，急急忙忙冒雪行军。他先攻占了萨尔浒山口，接着分兵两路，把一半兵力留在萨尔浒扎营，自己带了另一部精兵攻打后金的界藩城（今新宾西北）。

努尔哈赤一看杜松分散兵力，心里暗暗高兴，集中八旗的兵力，一口气攻下萨尔浒明军大营，截断了杜松后路。接着，又急行军援救界藩。正在攻打界藩的明军，听到后路被抄，军心动摇。驻守在界藩的后金军从山上居高临下地压下来，把杜松军杀得七零八落。努尔哈赤率领大军赶到，把明军团团围住。杜松左右冲杀想要突围，突然一箭飞来，正射中他的头部，杜松从马上栽下来死了。部下明军被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一路人马先覆灭了。

取得全胜北路的马林从开原（今辽宁开原）出兵，刚刚到离开萨尔浒四十里的地方，得到杜松兵败的消息，吓得急忙转攻为守，就地依山，扎下营垒，挖了三层壕沟，准备防守。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兵力从界藩马不停蹄地赶来，攻破明军营垒。马林没命地逃奔，才回到开原，第二路明军又被打散了。

坐镇沈阳的杨镐，正在等待各路明军的捷报，哪想到一连两天接到的竟是两路人马覆灭的坏消息，把他惊得目瞪口呆。他这才知道努尔哈赤厉害，连忙派快马传令另外两路明军停止进军。中路右翼的辽东总兵李如柏本来胆小，行动也特别迟缓，接到杨镐命令，急忙撤退。山上巡逻的二十来名后金哨兵远远望见明军撤退，大声鼓噪，明军兵士以为后面有大批追兵，争先恐后地逃跑，自相践踏，也死了不少。

剩下的一路是南路军刘铤。杨镐发出停止进军命令的时候，刘铤军已经深入到后金军阵地，各路明军失败的情况，他一点也不知道。刘铤是明军中出名的猛将，他使用一把一百二十斤的大刀，运转如飞，外号叫“刘大刀”。刘铤军军令严明，武器火药也多。进入后金阵地以后，连破几个营寨。

努尔哈赤知道刘铤骁勇，不能光靠拼硬仗。他选了一个投降过来的明兵，叫他冒充杜松部下，送信给刘铤，说杜松军已经到赫图阿拉城下，只等刘铤军去会师攻城。

刘铤没接到杨镐命令，不知道杜松军已经覆灭，信以为真，他怕让杜松独得头功，下令火速进军。这一带道路险狭，兵马不能够并列，只好改为单列进军。刘铤带兵走了一阵，忽然杀声四起，漫山遍谷都是后金伏兵，向明军杀来。刘铤正在着急，努尔哈赤又派一支后金兵穿着明军衣甲，打着明军旗帜，装扮成杜松军前来接应。刘铤毫不怀疑，把人马带进假明军的包围圈里。后金军里应外合，四面夹击，明军阵势大乱。刘铤虽然勇敢，挥舞大刀，杀退了一些后金兵，但是毕竟寡不敌众，他左右两臂都受了重伤，终于倒下。

这场战争从开始到结束，只有五天时间，杨镐率领的10万明军损失了一大半，文武将官死了三百多人。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萨尔浒之战后，明朝大伤元气，后金步步进逼，过了两年，努尔哈赤又率领八旗大军，接连攻占了辽东重要据点沈阳和辽阳。公元1625年三月，努尔哈赤把都城迁到沈阳，称其为盛京，从此，后金成为明王朝最大的危险。移宫案万历末年，在宫中频繁的权力之争中，先后发生“明宫三案”。

明宫三案挺击案发生在万历四十三年。这一年五月，蓟州男子张差持挺闯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打伤守门太监李鉴，直到前殿檐下，被内官韩本国擒获，交付东华门守卫指挥朱雄。严刑拷问之下，供出是郑贵妃宫监庞保、刘成指使。神宗不愿追究，先杀张差弃市，后杀庞保、刘成于禁宫。

红丸案发生在万历四十八年。这年七月万历皇帝去世，太子朱常洛即位，为明光宗。不久，光宗得了痢疾。郑贵妃内侍崔文升进大黄药，服后病情加剧，鸿胪寺官李可灼进红丸两颗，名称仙丹，结果光宗服仙丹即死去，在位仅二十九天。再加上移宫案，便是闻名历史的明宫三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