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朱元璋与马皇后

历史大观园明清光辉 2020-07-03 09:21:07 0

禁冗文浮言朱元璋出身贫苦农民，幼年“家贫亲老，无资求师以问业”①。《皇朝本纪》谓其游方“三载，复入皇觉寺，始知立志勤学”，可能其启蒙识字即在此期间。从军以后，有了权力、地位，由于事业的需要，大量吸收了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他在众多儒生的影响下，努力学习文化，经常谈古论今，因而知识大长，学问益进。从渡江到称帝，他和幕府中的儒生，如陶安、范常、夏煜、孙炎、杨宪、叶仪、戴良、刘基、宋濂等人，朝夕讨论，讲述经史，经过十几年封建文化的学习，中年以后，朱元璋不但了解一些儒家的经义，能写作通俗的文字，并且还能吟诗、作赋，评论文学作品的短长。初下徽州时，朱升请他题字，朱元璋亲写“梅花初月楼”匾额②。和陶安论学术，亲制“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门帖子送给他③。鄱阳湖之战打败了陈友谅，高兴之余，和夏煜等草檄赋诗④。宋濂不会饮酒，在朱元璋面前，勉强饮了几杯，不觉酩酊大醉，朱元璋送以白马，作《白马歌》⑤。

做了皇帝以后，更加喜欢文墨，毛骐、陶安死，朱元璋为其亲撰祭文⑥。桂彦良出作晋王傅，特撰文送行⑦。张九韶告老还乡，又作文送行⑧。朱元璋为文质实，主张文章应该写得明白清楚，通道术，达时务，也就是要适应政治上的需要。他曾著文辩论韩愈讼风伯之失审，谓：“今也韩愈既逝，文已千古，吾辩为何?欲使今之儒者，凡著笔之际，勿使高而下，低而昂。当尊者尊，当卑者卑，”⑨即根据事实，不可随心所欲。

早在吴元年（1367）正月，朱元璋尚未称帝时，就曾对中书省官员说：“古人祝颂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适观群下所进笺文，颂美之词过多，规戒之言未见，殊非古者君臣相告以诚之道。今后笺文只令文意平实，勿以虚词为美也。”⑩洪武二年（1369）三月，他对翰林儒臣说：“古人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当世之务，如《典》、《谟》（均《尚书》中之篇名）之言，皆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至如诸葛亮《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而诚意溢出，至今使人诵之，自然忠义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达当世之务，立词虽艰深，而意实浅近。即使过于（司马）相如、杨雄，何裨实用?”故令：“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无事浮藻。”这是他关于整顿文风的第一次明令。洪武四年（1371）闰三月，朱元璋审定翰林所撰武臣诰文有“佐朕武功，遂宁天下”之句，即提笔改为“辅朕戎行，克奋忠勇”。并召词臣指示：“此言大过……自今措词，务在平实，毋事夸张。”再次强调其关于文风的主张。

唐、宋以来的政府文字，无论从上而下的制诰，从下而上的表奏，照例使用骈俪四六文体，华而不实。唐代韩愈提倡的古文运动，虽然在民间起了作用，但是以后的政府公文依然是因循旧章。对于同时代使用两种文体，朱元璋很不以为然。洪武六年（1373）九月，朱元璋从制度上采取措施，颁布《文书式》，“诏禁四六文词”。在此之前，他令翰林院儒臣选唐、宋名家所著“表”、“笺”中之可为法式者，作为标本。诸臣遵照选出唐柳宗元《代柳公绰谢上表》、韩愈《贺雨表》进上，朱元璋认为符合其宗旨，即“命中书省录二表，颁为天下式”，规定以后各衙门进表，皆仿此。并谕各部官员：“唐、虞、三代，《典》、《谟》、《训》、《诰》之词，质宴不华，诚可为千万世法。汉、魏之间，尤为近古。晋、宋以降，文体日衰，骈俪绮靡而古法荡然矣。唐、宋之时，名儒辈出，虽欲变之而卒未能尽变。近代制、诰、章、表之类，仍蹈旧习。朕常厌其雕琢，殊异古体，且使事实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告谕臣下之词，务从简古，以革弊习。尔中书（省）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笺、奏疏，毋用四六对偶，悉从典雅。”不但发布禁令，而且颁布样板，以供仿效，较前之仅为禁令者更进了一步。

洪武九年（1376）闰九月发生“五星紊度,日月相刑”的特殊天象，时称“星变”，封建时代人们认为这是上天示警。励精图治的朱元璋，对此非常重视，特“诏告臣民，许言朕过”。为时一月，即有中、外臣民十五人应诏上书言事。继而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书陈五事，全文一万七千字。朱元璋“命中书郎中王敏立而诵之。至字六千三百七十，乃云：‘才能之士，数年以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不过应答办集。’又云：‘所任者多迂儒俗吏。’言及至斯，未睹五事实迹”。朱元璋不愿再听下去，以为“妄言”。遂召茹太素人，问：“尔为刑部之官，彼刑部官吏二百有余，尔可细分迂儒俗吏乎?”茹不能答。必欲令其分别，茹回说：“无法指实其人。”朱元璋大发脾气，命人施以杖责，以警“妄言”。次日深夜，朱元璋卧榻上，想起茹太素上书事，又令人接着往下读，“直至一万六千五百字后，方有五事实迹。其五事之字，止是五百有零”。朱元璋认为其中所言四事可行，即于早朝时命中书省、都督府、御史台依茹太素所言施行。因而感叹：“吁，难哉!古今上书陈言者，未尝不为国、为民，而为君而言者，虽有责人以难，故要其名者，亦甚不多。今朕厌听繁文而驳问忠臣，是朕之过。有臣如此，可谓忠矣。”“呜呼!为君难，而为臣不易。”

不久，朱元璋令朝臣会商，研究制定一套固定而可行的格式，使言事者有所遵循。最后于这年十二月以《建言格式》为名，“颁示中外”。朱元璋亲撰序文冠于书首。《序》中记述了茹太素上书被杖之始末，明令：“若官民有言者，许陈实事，不许繁文，若过式者，问（罪）之。”又一次从制度上禁止冗文空言。

洪武十二年（1379），朱元璋于阅读送来的案卷时，深感内容重复繁冗，如果文字精简，数件即可。因想：长此下去，不仅皇帝浪费时间，全国上下起草、抄写、编订、报送和阅览这种案卷，又如何得了!从而联系到元朝以吏治国，案牍繁冗，小吏借以为奸，朝廷命官反受其摆布，以致危害蒙汉统治集团利益的教训，朱元璋痛感必须对此加以改革。因“命廷臣议减其繁文”，定为《案牍减繁式》，于这年八月颁示中外各衙，遵为定式，切实奉行。此事既关乎文风，更涉及案牍的组成，尤为杜绝吏员借案牍繁冗、因缘为奸的重要手段，是朱元璋整顿文风的进一步深化。

朱元璋严禁冗文浮言，格之以禁令，导之以模式，且以政府的命令大力推行贯彻，确实开了一代新风，提倡当代人写时文（即所谓“古文”），不仅影响于民间，更重要的是使公文趋于简明通俗，更是前所未有的善政。韩愈、柳宗元之后，朱元璋的提倡“古文”，成绩甚大，影响深远。他的提倡“古文”，决不仅是简单的文风问题，无论从出发点、针对性和结果来看，都集中在除弊图治上。所以他的严禁冗文浮言，具有极为明显的政治性，如果说他是以政治家来改革文风，并不为过。

注释①朱元璋：《高皇帝御制文集》卷十五《资世通训序》。

②黄瑜：《双槐岁抄》。

③《明史》卷一三六《陶安传》。

④《明史）卷一三五《宋思颜传附夏煜传》。

⑤《明史》卷一二八《宋濂传》。

⑥《明史》卷一三五《郭景祥传附毛骐传》。

⑦《明史》卷一三七《桂彦良传》。

⑧《明史）卷一三七《宋讷传附张美和传》。

⑨朱元璋：《辩韩愈讼风伯文》。

⑩《明太祖实录》卷一七。

《明太祖实录》卷三九。

《明太祖实录》卷六三。

《明太祖实录》卷八五。

《明太祖实录》卷一○九。

《高皇帝御制文集》卷一五《建言格式序》。

《明太祖实录》卷一一○。

《高皇帝御制文集》卷一五《建言格式序》。

《明太祖实录》卷一二六。

马皇后拒药在朱元璋叱咤风云的一生中，马皇后始终是个重要人物。她以特殊的身份，卓越的才识，悉心辅佐丈夫的全部事业，在元末明初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马皇后生于公元1332年，比朱元璋小四岁，安徽宿州人。父马公，母郑媪。史书上未记马皇后之名，历史文献上记她嫁朱元璋后的称呼是马夫人，丈夫称帝后的名号是马皇后，死后被谥为孝慈高皇后。马公后来因为杀人避仇，逃往外地，临行时把爱女托付给生死之交郭子兴。郑媪早卒，其后马公也客死外地。郭子兴夫妇对好友的遗孤十分怜惜，把马氏收为义女。由于马氏“善承人意，而知书，精女红”①，深得子兴夫妇的钟爱，育之如己女。

元朝末年，政治愈加腐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至正四年（1344），河南、江淮一带大旱，赤地千里，而黄河又接连决口，饥民遍野。到至正十一年（1351），河患已经连续六年，天灾人祸把广大农民推向死亡的边缘。这年五月，江淮流域终于爆发了以刘福通为首的大规模的红巾军起义。次年，郭子兴率数千人在濠州起兵响应。不久，朱元璋就投身到郭子兴领导的队伍中，深受郭子兴的赏识和信任。就在这期间，朱元璋与元帅之女马氏成了婚，从此，朱元璋的职位不断上升，军中都称他为“朱公子”②。

郭子兴虽然器重朱元璋，但他性情暴躁，忌才护短，又好听谗言，迟疑寡断。在别人的挑唆下，也曾多次猜疑朱元璋，对他加以斥骂。一次，郭子兴发怒，将朱元璋禁闭在空室，不许进食。马氏得知后，亲自到厨房，“窃炊饼，怀以进，肉为焦”③。后来，马氏为了缓和朱元璋和郭子兴之间的嫌隙，就拿出自己平素的积蓄，献给义母，求她在义父面前为朱元璋分解、说情④。这样，朱元璋在红巾军中的地位才逐渐巩固下来。马氏习性节俭，“居常贮糗精（干粮）脯俗（腌肉）供帝（指朱元璋），无所乏绝，而己不宿饱”⑤。

元顺帝至正十五年（1355），朱元璋率领大军渡江，马氏和将士的家眷仍留在和州（今安徽和县）。当时长江交通线被元军切断，和州孤立，马氏鼓励将士，抚慰眷属，稳定后方。攻下集庆（今南京市）以后，由于战争的需要，她又“亲缉甲士衣鞋佐军”⑥。元至正二十年（1360），陈友谅率兵东下，直逼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郊），朱元璋亲自领兵抵御。强敌兵临城下，城中的官员、居民有的打算逃难，有的忙着窖藏金银，屯积粮食。马氏却镇静自若，“尽发宫中金帛犒士”⑦。

洪武元年（1368）正月，朱元璋即皇帝位，册封马氏为皇后。朱元璋回忆起早年马皇后跟随他“备历艰难，赞成大业”⑧时，尝把她比之“芜蒌豆粥”，“滹沱麦饭”⑨。朱元璋每对群臣称说皇后的贤德，比之为唐太宗的长孙皇后。马皇后听了说：“妾闻夫妇相保易，君臣相保难。陛下不忘妾同贫贱，愿无忘群臣同艰难。且妾何敢比长孙皇后也!”⑩其贤德谦逊往往如此。朱元璋感到马皇后幼年失去亲人，故于建国后，曾多次提出要寻访皇后的宗族亲戚加以封赏爵禄。马皇后说：“国家官爵当与贤能之士。妾家亲属未必有可用之才，且闻前世外戚之家多骄淫奢纵，不守法度，有致覆败者。陛下加恩妾族，厚其赐予，使得保守，足矣。若其果贤，自当用之；若庸下非才而官之，必恃宠致败，非妾之所愿也。”朱元璋遂作罢。史家称明代“后妃居宫中，不预一发之政，外戚循理谨度，无敢恃宠以病民，汉唐以来所不及”。这与马皇后的智鉴和表率作用是分不开的。

马皇后平时很注意对后宫的教育，她时常向宫人们讲述古代宫帏制度。为了教育后宫，她特令女史官辑录宋朝贤后事迹，作为楷模，朝夕省览。有人说宋朝过于仁厚，马皇后说：“过仁厚，不愈于刻薄乎?”一日，她问女史官：“黄老何教也，而窦太后好之?”女史回答说：“清净无为为本。若绝仁弃义，民复孝慈，是其教矣。”马后说：“孝慈即仁义也，讵有绝仁义而为孝慈者哉。”有明一代，宫壶肃清，马皇后领导后宫，勤于内治，起了相当的作用。

洪武三年（1370），诸将击败残元势力，攻克元都，将元室珍宝贡献至京师，举朝祝贺。马后问：“得元府库何物?”朱元璋答：“宝货耳。”马氏道：“元氏（元朝）有是宝何以不能守而失之?盖货财非可宝，抑帝王自有宝也。”朱元璋会心地说：“皇后之意，朕知之矣，但谓得贤为宝耳!”马后称谢说：“诚如圣言，妾每见人产业厚则骄至，时命顺则逸生。家、国不同，其理无二，人之常情，所当深戒。妾与陛下同处穷约，今富贵如此，恒恐骄纵生于奢侈，危亡起于忽微。故世传‘技巧为丧国斧斤，珠玉为荡心酰毒’，诚哉是言。但得贤才朝夕启沃，共保天下，即大宝也，显名万世，即大宝也，而岂在乎物乎。”

朱元璋称帝后，为防止大臣功高震主，树立自已至高无上的权威，保证朱家子孙世代帝王之业，用极残酷的手段制造冤狱，株连大批功臣宿将。洪武十三年（1380）丞相胡惟庸“谋反”一案，牵连被杀的功臣达三万余人，就是一个典型事例。马皇后对朱元璋的这一做法很不满意，她一向主张对下属不宜过于严苛，而“宜赦小过以全其人”。据《明史·孝慈高皇后传》记载：“帝前殿决事，或震怒，后伺帝还宫，辄随事微谏。虽帝性严，然为缓刑戮者数矣。”李文忠守严州，杨宪诬告他有不法行为，朱元璋要立刻召回。马皇后说：“严（州），敌境（与敌人接境）也，轻易将不宜。且文忠素贤，宪言讵可信?”朱元璋乃罢。文忠后来果然立了大功。致仕学士宋濂之孙宋慎，被告参与丞相胡惟庸“谋反”，列为“胡党”，宋濂因此被连坐要处死刑。马皇后为他求情说：“民家为子弟延师，尚以礼全终始，况天子乎?且濂家居，必不知情。”朱元璋不许。到用餐时，发觉皇后既不饮酒，也不吃肉，朱元璋惊问其故。马后回答说：“妾为宋先生作福事也’。帝恻然，投箸起。明日赦濂，安置茂州（今四川茂县）。”吴兴富民沈秀（万三）多年在海外经商，为全国第一富户，被迫捐献家财助修都城城墙的三分之一，后又被迫出资犒劳军队。事情被朱元璋闻知，不料触犯了忌讳，大怒说：“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高皇后劝谏说：“妾闻法者，诛不法也，非以诛不祥。民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经马皇后劝说，沈万三才得免去死罪，遣戍云南。

朱元璋即位后，吸取元朝覆亡的教训，主张以猛治国，经常法外用刑，对臣民随意治罪。马后针对这种情况，谏朱元璋说：“法屡更必弊，法弊则奸生；民数扰必困，民困则乱生。”朱元璋誉为至理名言，命女史记录下来，以为鉴戒。一次，朱元璋怒责宫人，马皇后也假意发怒，令人把宫人执付宫正司（管理宫女的机构）议罪。朱元璋问为何这样做?马皇后说：“帝王不以喜怒加刑赏。当陛下怒时，恐有畸重。付宫正，则酌其平矣。即陛下论人罪亦诏有司耳。”朱元璋曾下令让犯了重罪的囚犯去筑城赎死。马皇后听说后，向朱元璋进言说：“赎罪罚役，国家至恩。但疲囚加役，恐仍不免死亡。”朱元璋因而赦免了这些重囚筑城的劳役。

马皇后无子，但对诸王却视同亲生，管教甚严。诸王傅李希颜因一小王顽皮不听话，常用体罚惩治。一天，老师用笔管把一个小王的额角戳了一下，小王哭着到朱元璋处诉苦。朱元璋大怒，正要发作，马皇后急忙从旁劝解说：“乌有以圣人之道训吾子，顾怒之耶!”朱元璋觉得有理，不但没有惩办希颜，反而提升他做左春坊右赞善。硕妃所生幼子朱棣，行为放荡，后被封为周王（封地在开封）。就藩前，马皇后特派江贵妃随往，并“赐以己所御纰衣（镶边的衣服）一、杖一，曰：“王有过，则披衣杖之，即（如也）违，驰以闻。”朱棣听了马后的话，到封地后果然未敢肆意胡为。

除领导后宫，勤于内治外，马皇后还运用她的特殊身份，对朱元璋的施政，不时有所规正。其关心民瘼臣隐的事迹，尤为人所称道。一次，马皇后问朱元璋：“今天下民安乎?朱元璋说：“此非尔所宜问也。”马后回复说：“陛下天下父，妾辱天下母，子之安否，何可不问。”每逢遇到灾年，马后“辄率宫人蔬食，助祈祷”；“岁凶，则设麦饭野羹”。朱元璋对马后说：朝廷已经对百姓实行了赈恤。马后说：“赈恤不如蓄积之先备也。”马氏虽贵为皇后，却依然保持其昔日的俭朴生活。除悉心照料朱元璋的生活外，她“平居服大练浣濯之衣，虽敝不忍易”，并且“命取练织为衾稠，以赐高年茕独。余帛额（类，有疵）丝，缉成衣裳，赐诸王妃公主，使知蚕桑艰难”。

洪武十五年（1382）八月，马皇后病逝，年五十一岁。病重时，她自知己疾难愈，怕连累医生得罪，不肯服药，对朱元璋说：“死生，命也，祷祀何益。且医何能治人。使服不效，得毋以妾故而罪诸医乎。”临终前，她嘱咐朱元璋“愿陛下求贤纳谏，慎终如始，子孙皆贤，臣民得所”。而已朱元璋为之恸哭，以后未再立皇后。

马皇后不仅是朱元璋的贤内助，而且就其立言行事而言可以称得起是一代贤后。《明史》赞曰：“高皇后从太祖备历艰难，赞成大业，母仪天下，慈德昭彰。”是非常恰当的评论。

注释①毛奇龄：《胜朝彤史拾贵记》。

②谈迁：《国榷》。

③《明史》卷一一三《孝慈高皇后传》。

④《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七，《明史》卷一一三《孝慈高皇后传》。

⑤⑥⑦⑧《明史》卷一一三《孝慈高皇后传》。

⑨《后汉书·冯异传》：“光武自蓟东南驰，辰夜草舍（在草野宿营），至饶阳无蒌亭。时天寒烈，众皆饥疲，异上豆粥。……及至南宫，遇大雨。光武引军入道傍空舍……异复进麦饭。”

⑩《明史》卷一一三《孝慈高皇后传》。

《明太祖实录》卷二九。

《明史》卷三○○《外戚传》。

《明史》卷一一三《孝慈高皇后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