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戚继光抗倭

明朝初年，日本正处于南北分裂混战的后期。在内战中因失败而丧失军职的武士，流亡海上，成为无业“浪人”。他们勾结本国的流氓、奸商，在日本封建主的支持下，成群结伙到我国沿海，大肆掳掠，明朝人称之为“倭寇”。倭寇除了日本海盗外，还有不少从倭的中国人。嘉靖二年（1523），明政府撤消市舶司（明初在浙江、福建设立的对外贸易机构）后，断绝了对外通商关系。沿海豪门势家、海盗魁首组织船队。冒禁阑出，有的竟同倭寇互相勾结，走私发财。而中枢秉政之人，利于贩卖番货，收受贿赂，包庇纵容，如“海盗汪直，通倭为乱，（郑）晓议置重典，而严嵩颇宽假之”①。兼之“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皆为倭奸细，为之向导”②，这就更加助长了倭寇的侵略气焰。由于明初社会比较安定，海防整饬，倭寇还未酿成大患。

明朝中叶以后、政治日益腐败，开始了统治危机，倭患也随之日趋严重。特别是明世宗嘉靖统治时期，政治更加腐朽。世宗崇信道教，妄求长生，二十余年不视朝，宫廷生活奢侈腐腐化。首辅严嵩贪婪成性。“私藏充溢，半属军储”③，文武将吏，多出其门下。以至沿海军事设施大都荒废，因而给倭寇大举侵扰造成了可乘之机。而这时日本已进入群雄割据的战国时期，兼并战争不断发生。各地的封建诸侯为了加强自己的经济力量，便支持并组织自己境内的浪人和商人，到中国沿海冒险。倭寇所到之处，劫夺财物，焚烧庐舍，奸淫妇女，屠杀和掳掠大量人口，甚至对所掳婴儿“沃以沸汤，视其啼号，拍手笑乐”④。倭寇惨无人道的暴行，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为了保家卫国，沿海地区人民展开了打击倭寇的斗争。戚继光就是在这一时代里锻炼出来的一位杰出的抗倭名将、民族英雄。

戚继光（1528-1587）字元敬，号南塘，山东登州（今蓬莱县）人。父景通，袭登州卫指挥佥事，历官都指挥，是一位精通军事的将领。戚继光幼年时“家贫，好读书，通经史大义”⑤。嘉靖二十三年（1544），戚景通死去，十七岁的戚继光承袭了登州卫指挥佥事的官职，担负起防御倭寇的重任。倭寇的不断侵扰，激起了这位青年将领歼敌卫国的怒火，就在这一时期，他写下了“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诗句，表达了他的伟大抱负。

嘉靖三十二年（1553），二十六岁的戚继光升任署都指挥佥事，统率三营二十五卫所⑥，督山东备倭事。当时山东的海防和其他沿海地区一样，工事残破，器械不全，兵员缺额，军伍不振。戚继光到任后，立即着手整顿。他一面“振饬营伍，整刷卫所”，一面训练士卒，严肃纪律。于是山东沿海的防务，日渐巩固，倭寇为之敛迹。

嘉靖三十四年（1555）七月，因御史雍焯的疏荐，戚继光调转浙江都指挥使司佥事，司屯局事。明年，升任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在对倭作战中，戚继光看到明朝军队腐败无能，临阵畏怯，一旦遇到敌人，则“数里以前，望贼奔溃，闻风丧胆”⑦的现实，认为有必要训练新军，彻底消灭倭寇，“遂条上《练兵议》，请练越人以从事”⑧。当时他的同僚和部下都蹙额认为不可，他们认为：“御倭事自有督抚主持，且从来未闻倭可杀（尽）者，须待其饱载归，浮海击之，庶可获功赎罪而渔利复不赀也。”⑨然而戚继光练新兵灭倭患的雄心并未因同僚和部下将领的反对而动摇。他在多年来与倭寇的斗争中，创造性地运用了许多传统战法，如“水陆兼司，陆战尤切”；声东击西，示假隐真；出敌不意，突然袭击；用寡击众，以正为奇；并力合势，先重后轻等，都体现在他的军事著作《纪效新书》中。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他根据正反两方面经验提出的积极进剿以求尽歼的作战方针。他针对僚属中存在的消极防守思想，明确指出：“凡司三军之上者必日练兵，夫必练字，即练丝者将生练熟以织彩之谓也。”⑩他还认为：“倭非大创尽歼，终不能杜其再至。”意思是说，倭患能否真正解决，问题不在于是否能将其完全赶跑，而在于能否把他们彻底歼灭。他不顾僚属们的劝阻，将其练兵剿倭计划上给总督胡宗宪和巡抚阮鹗，胡宗宪和阮鹗迫于形势，原则上同意了他的建议，但并未能立即付诸实施。直至嘉靖三十八年（1559），戚继光才得招募了以勇敢著称的浙江金华、义乌地方的农民和矿工四千多人，进行训练，教以武艺，申明纪律；又根据江南地区山岭多、沼泽多、道路狭窄曲折，兵力不易展开的地形特点，并针对倭寇善设伏、猛冲锋、擅长短兵相接的惯技，创制了有名的“鸳鸯阵”法。这种阵法是以火器、弓箭作掩护，对敌人进行短距离搏斗的一种战斗队形。它以十二人为一战斗单位，最前一人是队长，领导小队作战。其余的人依次是：二人并列，一持长牌，一持藤牌；二人持狼筅；四人持长枪；二人持短兵；末一人是炊事兵。在战斗开始时，敌人进至一百步以内，放火器；敌人进至六十步以内，弓弩手放箭；再进，鸳鸯阵接着冲杀。以鸳鸯阵法进攻时，先是二牌手执牌并列前进，等到敌人长枪快及身时，牌手即投标枪击敌，接着取腰刀砍杀。狼筅手各跟一牌手身后，以保护牌手和掩护本队前进。长枪手每二支分别照顾一牌、一筅，如长枪进刺不中，短兵手即杀上救应。鸳鸯阵法不仅长短兵器互相为用，以充分发挥各种武器的效能，而且把十二个人紧紧地结成一个战斗整体，各尽其能，互相配合，因此就有可能战胜个人武艺较精的倭寇。经过认真的训练，新军掌握了熟练的战术和阵法，成为一支具有坚强战斗意志的队伍，被人们称为“戚家军”。在此以后的御倭战斗中，戚继光就依靠这支新军，贯彻执行他确定的“大创尽歼”、“以次剿除”的作战方针。台州之战，就是一个典型的战例。

台州之战是戚继光在台州附近的新河、花街、上风岭、长沙等地连挫倭寇的一系列作战，亦称台州大捷。

嘉靖四十年（1561），倭船五十艘、两千余人聚集于宁波、绍兴外海，伺机窜犯浙江沿海地区。一股倭寇首先进犯台州东南面的新河，在城外大肆劫掠，新河告急。戚继光以唐尧臣率军2千人救援新河，在新河城南重创倭军，歼敌约200人，保障了主力军的作战。另一路倭寇自桃渚（今浙江临海东北）登陆后，向精进寺（在桃渚以北）进发，戚继光此时已进抵宁海西南的梁王铺。他得知消息，立即亲率明军以急行军先敌到达台州（府治在今浙江临海县）城外，由于连续行军，部队十分饥乏。此时，得知来犯之倭已进抵离城仅有2里的花街，戚继光立即决定主动进击窜犯之敌，要求部队为保卫台州人民的生命财产而战，“亟须灭贼而后会食”。部队经过动员，个个“抵掌奋勇，莫不弃食以从”。明军在战鼓声中进抵花街，戚继光命令前锋以火器队轮番齐射，顷刻间击毙敌寇多人。倭寇气馁，把队伍分成左右两队，从两侧攻击戚家军。戚家军摆鸳鸯阵冲杀，正面、侧翼一齐出动，倭寇渐渐抵挡不住。狡猾的倭寇抛出大量金银财物，企图利诱戚家军。但是有着铁一般纪律的“戚家军”，却置之不顾，继续奋勇冲杀，倭寇大败溃逃，大量淹死在水中。此战共击毙倭寇380人，俘敌酋2人，缴获武器650余件，夺回被掳男女5千余人。

花街之战不久，一支两千多人的倭寇，再犯台州府城，在城东北的大田，大肆掠夺。戚继光率领1500人，在中途的上风岭设伏，以逸待劳，等敌人半数通过狭谷时，戚军鸟铳突发，居高临下，奋勇冲杀，倭寇仓皇应战，全部就歼。战后，原自宁海团前逃跑的倭寇，又聚众两千，联舻18艘，在长沙（今浙江温岭县东南）登岸，他们砍伐竹木，筑垒结巢，企图作长期的盘踞。戚继光当时驻军新河，他与僚属研究后，立即决定以水陆两军联合作战，突然进攻据守长沙之敌。行军中途遇雨，戚继光指挥士兵冒雨前进。明军分三路迫近倭巢，倭寇迎战不利，纷纷夺船遁逃，但船只早被明军焚毁，倭寇只得投海泅逃。因遇飓风，海浪滔天，泅海之倭全部淹死。畏缩于海滩的敌人，也被戚军歼灭。此次战斗戚军打得倭寇“只樯不返，而贼部中之枭雄悉绝”。

在一个月的战斗中，戚家军连战皆捷，共斩获倭寇1400余名，敌人焚溺而死者4千多人，给侵台倭寇以歼灭性打击。与此同时，浙江总兵卢镗参将牛天锡等也歼灭了进犯宁波、温州一带的倭寇，取得重大胜利，浙东倭患基本平息。

台州之战所以在东南沿海抗倭战争史上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重要原因之一是在战略指导上，戚继光坚持了“并力合势，先讨其重大者，然后以次剿除”的务在尽歼的作战方针。

其后，在福建的御倭战争中，戚继光更加有意识地坚持这一作战指导方针，对分据各巢之敌，不是同时进剿，而是逐巢夺取，依次剿灭。如仙游之战即是一例。

台州大捷后，戚继光由于战功卓著，晋升为都指挥使。嘉靖四十一年（1562）夏，福建沿海倭寇猖獗，戚继光奉调援闽。在先后荡平横屿（在福建宁德东北）、牛田（在福建福清东南）、林墩（在福建莆田城南）三大倭巢歼倭近万人（包括胁从的明朝海盗流氓）后，戚继光率部回浙进行补充休整。于是倭酋相互庆贺说：“戚老虎去，吾又何惧?”又收集残兵败卒，兴风作浪，并夺取了兴化城（今福建莆田），占领平海卫（在兴化东南）。兴化城的陷落，使“八闽俱震”，明廷再调戚继光和俞大猷迅速入闽驰援。戚继光接到命令后，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二月，又到义乌募兵万余人，边行军边练兵，于三月开拔入闽。他写信给福建巡抚谭纶，请其协调三军行动，制定战场纪律，以确保战斗的胜利。在平海卫的战斗中，戚继光与总兵俞大猷、刘显分兵三路协力作战，斩敌2200余人，缴获兵器3900余件，解放被掳男女3千余人。次日又擒斩逃匿之敌170余人，达到速战全歼的目的。明军一举收复了平海卫，进入兴化府。

战后，谭纶同戚继光共商加强福建水陆防务事宜，并将议定的《倭寇暂宁条陈善后事宜以图治安疏》上报朝廷。戚继光部署方毕，倭寇又聚合27000多人，大举入侵，福建形势复趋紧张。为迅速彻底消灭倭寇，戚继光上疏朝廷，请求给其“统一浙、福之责，重以节制调度之权”。是年十一月，朝廷任命戚继光为总兵官，镇守福建全省并浙江金、温二府，负责水陆军务。在这期间，戚继光在军事上的最重要贡献是解仙游（今福建今县）之围。

十一月初，倭寇万余向仙游进犯，从四面将仙游城包围起来。当时城内守军兵力单薄，戚军尚未到达，戚继光决定先取守势，于敌外围据险设垒，进行牵制，候援军到来，再行进剿。十二月初，戚继光的新军六千人回到福建，戚继光召集将领，商讨歼灭倭寇，解仙游之围的方略和部署。戚继光认为敌人兵力有一万多人，处于优势，不能同时进攻倭之四垒，宜逐一夺取。于是决定先以主力攻打南垒，然后再攻取东、西二垒，在城北之铁山设置疑兵以牵制北垒之倭。二十六日晨，大雾弥漫，咫尺不见人。戚军各部按计划从营地出发，直逼倭垒。当时倭寇正在结队攻城，戚军将至城下，倭寇始发觉。戚军首先猛冲倭寇南垒，火烧倭营，当即斩杀四五百人。余倭向东垒溃逃，戚军转攻东西垒，以“虎搏鹰击”之势，迅速焚毁倭寇三垒，共杀死倭寇一千余人。余倭数千人向北垒奔逃，戚继光督军奋击，又大败之，敌人尸横遍野。仙游之围于是解除。

仙游之战，是戚继光在平海卫大捷之后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谭纶在评价这次作战时说：“用寡击众，一呼而辄解重困；以正为奇，三战而悉收全捷。……盖自东南用兵以来，军威未有若此之震，军功未有若此之奇者也。”对戚继光的军事艺术才能评价是很高的，也是十分允当的。

嘉靖四十三年（1564）二月，戚继光又在同安王仓坪大败倭寇，斩首数百，余众奔漳浦，“继光督各哨兵人贼巢，擒斩略尽”。少数残倭胆战心惊，流窜广东觅舟归国，“白昼辄相愕曰：“戚虎来矣，今而后始知犯华之不利也。”东南沿海倭患至是平息。

戚继光领导东南沿海军民的抗倭斗争，历时十余年，前后数十战，“飙发电举，屡摧大寇”，建立了盖世奇功，在当时和后世受到中国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纪念是理所当然的。他在御倭战争中行之有效的一些军事策略和战法，已成为留给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宝贵财富。

注释①《明史》卷一九九《郑晓传》。

②《嘉靖东南平倭通录》。

③《明史》卷二一○《张羽中传》。

④采常吉《倭变事略》。

⑤《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⑥据胡宗宪《筹海图编》卷七。《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记为：“总督三营二十四卫。”

⑦《纪效新书》卷首《任临观请创立兵营公移》。

⑧⑨⑩《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

狼筅又名龙篼，是一种适应江南水田地带的御倭利器，用大毛竹做成（也有用铁做的），长约一丈五六尺，节密枝尖，梢加利刃，须力大的人，才能运用自如。

《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二。

《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三。

《嘉靖东南平倭通录》、《国榷》。

《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四。

《谭襄敏公奏议》卷二《请行赏罚以励人心疏》。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五。

《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五。

《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严嵩擅权严嵩是明世宗嘉靖年间委用最专，任用最久的内阁首辅。在位21年，贪而且奸，故《明史》列入《奸臣传》。

严嵩字惟中，分宜（今属江西省）人，弘治十八年中进士。善于阿谀媚上，“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①，自翰林院一编修步步高升，直至内阁首辅，嘉靖七年（1528），严嵩任礼部右侍郎，奉明世宗朱厚熄之命，至湖广安陆祭告世宗生父②之陵。事毕，竞佞词连篇，献媚于帝曰：“臣恭上宝册及奉安神床，皆应时而霁。又石产枣阳，群鹤集绕。碑入汉江，河流骤涨，请命辅臣撰文刻石，以纪天眷。”世宗大悦，命迁升礼部左侍郎，之后，世宗将其生父人位于明堂祭祀，“以配上帝”，并拟称“宗”入太庙。初，“严嵩与群臣议沮之”，世宗不悦，严嵩惶恐不已，“尽改前说，条划礼仪甚备。礼成”，世宗赐金帛，“自是，益务为佞悦”③。

其时夏言为内阁首辅，严嵩与夏言同乡，然嵩先中举而官阶低于夏言。开始时，严嵩谨慎恭敬以事夏言，曾置酒邀言，亲至其第，夏言推辞不见，严嵩便竭尽阿臾奉承之能势，奴颜卑膝。夏言以为他是真诚相待，不以为疑。其实，严嵩欲夺其位而代之，惟恐夏言不去。不久夏言失宠，邀严嵩谋对策，而此时严嵩子正潜赴陶仲文（道士，为世宗所亲信）家，与之计谋排挤夏言之计。待夏言觉察严嵩所为，告之以亲近的臣僚弹劾严嵩，然而世宗已信任严嵩，不听。世宗对夏言愈益不满。世宗在西苑，许诸贵人得乘马，夏言“独用小腰舆以乘”；世宗信道教，爱戴香叶中，命尚方仿制沈水香为五冠，以赐夏言、严嵩等。夏言不知感恩，也“不奉诏”，推说“非人臣法服，不敢当”，而严嵩于召对时却欣然“冠之”，并“笼以轻纱”，令上见之。明世宗由此益恨夏言而爱严嵩。嘉靖二十一年（1542）六月，严嵩“每燕见，顿首而泣，想言见凌状”，世宗遂手敕礼部，“历数言罪”。七月夏言被削职④。初，夏言与严嵩“俱以青词⑤得幸”，至是，“醮祀青词，非嵩无当帝意者”。

八月，世宗拜严嵩为武英殿大学士，入值文渊阁，仍掌礼部事。

严嵩之得以窃权弄奸，也在于世宗的昏愤。自十八年（1539）葬太后后即不视朝，自二十一年（1542）宫婢之变⑥后，即深居西苑，专事斋醮祷祀，不入大内。廷臣长期不见天子面，惟严嵩“承顾问，御札一日或数下，虽同列不获闻”。当时严嵩已年过花甲，然“精爽溢发，不异少壮”。为表示勤于职守，并随时窥测世宗的意向，朝夕侍候于西苑板房，未尝一归洗沐。世宗因对其嘉奖不已，曾赐银记，文曰“忠勤敏达”，并加太子太傅以褒之。

夏言削职后，翟銮以资序在严嵩之上，为首辅。严嵩虽权出其上，而“终恶銮，不能容”，使言官论其罪，翟銮被削职为民，严嵩终于爬上首辅高位。吏部尚书许瓒、礼部尚书张壁与严嵩同时入阁，而严嵩事事独断，不相关白，更不与闻票拟事，于是政事一归严嵩。世宗益喜严嵩，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

久之，严嵩擅权自重，世宗亦有所觉察。自嘉靖二十四年（1545）十二月至二十七年（1548）正月，一度使夏言复出，二次为首辅。然而不久又恩宠他移。严嵩不失时机，借河套事攻击夏言，夏言被杀，严嵩仍得继任首辅。自此又连任十余年，成为嘉靖年间任期最长的首辅。

经过此反复世宗对严嵩更加倚重。“帝尝以嵩值庐隘，撤小殿材为营室，植花木其中，朝夕赐御膳、法酒。嵩年八十，听以肩舆入禁”⑦。然世宗虽厚待严嵩，亦不尽信其言。间或独断一事，或故示异同，以稍减其势。而严嵩更有其狡黠之手段以应对。据《明史·严嵩传》记载：严嵩父子独得帝意图，欲有所救解，严嵩必顺帝意痛诋之，而婉曲解释，以中帝所不忍。即欲排陷者，必先称其嫩，而以微言中之，或触帝所耻与讳。以左右世宗喜怒，往往不失。于是士大夫纷纷趋向严嵩。当时称文选郎中万案、职方郎中方详等为严嵩文武管家，尚书吴鹏、欧阳必进、高耀、许论之辈皆惴惴侍奉于严嵩。

严嵩警敏过人，善于揣测帝意。而世宗所下手诏，语多不可晓，世宗御札下问，往往瞠目不知对，然严嵩子严世蕃，奸滑机灵不下于乃父。严世蕃凭借严嵩权势，官至兵部侍郎。严世蕃晓达时务，颇通国典。尝谓天下才，惟己与陆炳、杨博为三。严嵩使其子入值，代为票拟办事。严世蕃读御札，“一览了然”，“答语无不中”。严世蕃又以重贿交结世宗近侍。世宗之言谈举措，无论巨细俱能知悉。故世宗所欲办之事，均早为准备，且能得世宗之意。严嵩耄昏，且旦夕当值西苑，部府有事请裁决，亦往往答以“与小儿议之”，或曰：“以质东楼。东楼，世蕃别号也。”朝事一委严世蕃。故朝廷上下，颇有议论：明世宗不能一日无严嵩，而严嵩不能一日无其子。更有人以“大丞相、小丞相”称严嵩父子者。九卿以下官员登门求见严世蕃者络绎不绝，门庭若市。有等候一天而仍不得见者。士大夫侧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门，送礼之筐篚相望于道。

严嵩父子倚仗权势，卖官鬻爵，招财进宝。朝中官员之升迁贬谪，悉凭对严嵩贿赂之多寡以定。刑部主事项治元，以万三千金转吏部；举人潘鸿业，以二千二百金得知州；大将军仇鸾，因罪罢官，闻居已久，后贿赂严嵩，得任宣府大同总兵要职；工部主事赵文华，因贪赃获罪，被贬出京，贿赂严嵩后，重新入朝，与严嵩相结为父子，步步高升。严嵩党羽中，因罪被免职而又经贿赂重新复官者不乏其人。严嵩往往罗织门下，成为党羽核心。或有不愿投靠权奸之正直官员，严嵩父子施行打击迫害之同时，亦不忘敲诈勒索。抗倭名将俞大猷为人耿直，不得严嵩父子欢心。严嵩父子指使党徒将其陷害入狱。群臣不忍，拼凑白银三千两，送严世蕃，俞大猷始免于死，发至大同戍边。

严嵩父子之招财纳贿，已形成“制度”。“吏兵二部，每选请属二十人，人索数百金，任自择善地，致文武将吏尽出其门”⑧。嘉靖三十七年（1558），刑部主事张狲弹劾严嵩曰：“户部岁发边饷，本以赡军。自嵩辅政，朝出度支之门，暮入奸臣之府，输边者四，馈嵩者六。臣每过长安街，见嵩门下无非边镇使人。未见其父，先馈其子。未见其子，先馈家人。家人严年，富已逾数十万，嵩家（之富）可知。私藏充溢，半属军储。”⑨由于大肆敲诈勒索，招财纳贿，严嵩父子家财可与皇帝比富，在都城，有府第连跨三四坊，并有塘面积数十亩；在家乡，复有府第五处，皆雕梁画栋，峻宇高墙，巍峨壮丽不亚于宫殿，金银珠宝更不胜算。后严世蕃事发被抄家时，尚有黄金三万余两（一说三十余万两），白金二百万余两，其他珍宝服玩所值又数百万。严世蕃曾自夸，“朝廷不如我富”。世蕃生活奢侈糜烂，“粉黛之女，列屋骈居，衣皆龙凤之文，饰尽珠玉之宝；张象床，围金幄；朝歌夜弦，宣淫无度”。严世蕃沉溺酒色，自诩“朝廷不如我乐”。

严嵩父子打击异己势力，手段狡黠，据《明史》载：世宗“英察自信，果刑戮，颇护己短，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严嵩当政之时，前后弹劾严嵩父子者，谢瑜、叶经、童汉臣、赵锦、王宗茂、何维柏、王治犯哗、陈垃，厉汝进、沈练、徐学诗、杨继盛、周铁、吴时来、张种、董传策皆被遣。叶经、沈铄借它过被处死。杨继盛则附其名于张经疏之尾以杀之。凡严氏父子所不悦，借迁除考察以斥逐者众，皆不露痕迹。而其中尤以杀害谏臣沈练、杨继盛两案最为天下人所不容。

锦衣卫沈练愤恨于严嵩奸贪误国，于嘉靖三十年（1551）弹劾严嵩纳将帅之贿，揽吏部之权，索抚按之岁例，阴制谏官，擅宠害政等十大罪，请世宗诛戮奸臣，以谢天下。疏上，沈练以诋诬大臣之罪被廷杖，谪保安。沈练至保安后，受当地人民尊重，聘之为师，教习乡中子弟。沈练缚稻草为人，指权曰：是为李林甫，是为秦桧，是为严嵩。与众子弟以箭射之。严嵩获悉，恨之入骨。严世蕃使其党设计陷害。适白莲教徒阎浩为官军所获，必死，且牵连极众。乃以沈练之名列于其中，斩沈练于宣府。

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上疏弹劾严嵩十大罪，主要有：俨然以丞相自居，坏祖宗成法；伺世宗之喜怒以恣威福，窃君上之大权；让严世蕃代为票拟，纵奸子僭窃权柄；子孙无功而官，冒滥朝廷军功；纳贿营私，引用奸臣；戒守将勿击俺答，误国家军机；中伤天下善类，专黜陟之权……。疏上，严嵩唆使世宗廷杖一百，并投入大狱。又操纵刑部，判处绞刑。然世宗犹未欲杀之，下狱二年不执行。嘉靖三十四年（1555），严嵩搜索必能批准处决之案，附杨继盛之名并奏，乃被弃西市。

严嵩擅权久，最后仍不免失宠于世宗。其失宠有一过程。

初，严嵩握权，遍引私人居要地。世宗渐厌之，而渐亲徐阶。徐阶亦善于撰青词，故得世宗宠幸。嘉靖三十一年（1552）三月，徐阶得以礼部尚书兼大学士参与机务。三十七年（1558），徐阶门生吴时来、门生张狲、同乡董传策同日弹劾严嵩。严嵩密请追究主使者，然无所得。世宗乃不问而慰留嵩。此后，世宗对严嵩的行为渐生怀疑。

其时严嵩妻病死，严世蕃当护葬归。严嵩不能一日离其子，请求世宗同意由其孙严鹄代行，严世蕃仍留京城。因能干预各司事如故，然已不能入直房代父票拟。有时遇情况紧急，文书飞至，而严世蕃正与诸姬狎客寻欢作乐，不能及时解决。严嵩无奈，每自己动手，则又往往不能合帝意。明世宗对严嵩之不满于是更为加深。

嘉靖四十年（1561），世宗所居永寿宫火灾，徙居玉熙殿，因住所狭窄，世宗欲另外营建。询问严嵩，嵩答以请暂居南宫。南宫者，英宗为太上皇所居之地也，世宗深为不满。世宗转而讯之徐阶，徐阶建议重修永寿宫。及明年，工竣，改名万寿宫。从此世宗益亲徐阶而远严嵩。时有道行名方士兰，“以扶乩得幸”。帝密问“辅臣（指严嵩）行否”?道行诈为乩语。具言严嵩父子窃据朝政大权的罪行。世宗问：“尔果上仙，何不殛之?”兰道行又假乩言：“留待皇帝自殛。”明世宗迷信仙术。至此，不能不为之心动⑩。

四十一年（1562）五月，徐阶支持御史邹应龙上疏弹劾严氏父子。极言严氏父子不法。于是世宗令严嵩致仕，严世蕃被谪戍雷州卫。严世蕃未到雷州，半途逃归家乡，仍旧诽谤朝政，役使4000人大治园庭。

四十三年（1564）十一月，南京御史林润奏“江洋巨盗多人逃军罗龙文、严世蕃家。……道路皆言两人通倭，变且不测”。世宗诏令逮捕，论斩，皆伏诛。同时黜严嵩及诸孙为民。“又二年，嵩老病，寄食墓舍以死”。

严嵩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

注释①《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②武宗朱厚照无嗣，死后由皇太后及首辅杨廷和定策，以武宗遗诏名义召兴献王朱祐杭之世子朱厚熄、武宗之堂弟入继帝位。即位后改元嘉靖，是为世宗。

③《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④《明史》卷一九五《夏言传》。

⑤世宗崇道，在宫内设坛建醮，祈求长生。祷文谓之青词。

⑥宫婢之变：世宗酷待宫婢。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凌晨，世宗正熟睡。以杨金英为首的十六名宫女密谋勒死世宗。据《万历野获编》卷一八载：“（宫女）用绳系上喉，翻布塞上口。以数人踞上腹绞之。已垂绝矣，幸诸婢不谙绾结之法，绳股缓不收。户外闻咯咯声，孝烈皇后率众入解之。立缚诸行弑者赴法……宁嫔王氏，首谋弑逆，端妃曹氏时虽不与，然始亦有谋。”十六宫女全部被擒，凌迟处死，史称“壬寅宫变”。自此，世宗从乾清宫移住西苑。

⑦《明史》卷三○八《严嵩传》。

⑧《明史》卷二一○《王宗茂传》。

⑨《明史》卷二一○《张种传》。

⑩《明史》卷三○七《陶仲文传》附《兰道行传》。

《明史》卷三○八《严嵩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