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俞大猷在抗倭方面有什么贡献？

俞大猷在抗倭方面有什么贡献从明朝初年起，倭寇不断骚扰我国东南沿海。嘉靖时，倭寇为患更加严重，沿海百姓苦不堪言。为了维护沿海安宁，在嘉靖年间涌现出一大批爱国抗倭将领，俞大猷、戚继光等人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俞大猷（1504～1580），字志辅，晋江（今福建晋江）人，从小喜欢读书，尤其喜欢读《易》。他先后跟随王宣、赵本学等人学《易》，将易学与兵法相结合，体会两者的相通之处。他还跟随李良钦学习剑法，很有长进。虽然俞家家中贫寒，但俞大猷志向高远，从不被生活的贫乏所困扰。世宗嘉靖十四年（1535）他考中武会试，派赴金门上任，从此开始了抗倭救民的戎旅生涯。

起初，俞大猷官小言微，很多很好的建议都不被采用。直到嘉靖二十八年，他接连平定安南、海南两处叛乱，共计斩杀贼寇六千余人，这才声名鹊起。

嘉靖三十一年，倭寇大肆扰乱浙东，朝廷以俞大猷有威名，命其率兵讨伐倭寇，俞大猷一到，便以风卷残云之势将倭寇驱逐出边境。然而浙东之地，向来是倭寇为患最为频繁之处，就在俞大猷刚刚将一伙倭寇击退之时，又有一伙新的倭寇乘三十余艘战船突然进犯，贼寇分兵两路，一路向北掠夺浒墅，一路向南掠夺横塘，一直蔓延到常熟、江阴、无锡境内，出入太湖。俞大猷于是与当地官兵联合，逐个将贼寇击败，然后一路追击，直捣贼寇老巢，焚毁其八艘巨舰，斩杀俘获贼寇无数。俞大猷因功升任浙江总兵官，并因其卓越的才干，被百姓们及朝廷众臣所称赞。俞大猷所领导的部队也被敬称为“俞家军”，常常能使倭寇闻名丧胆。后来，俞大猷又先后平定了潮州（今广东潮安）、河源（今广东河源）、翁源（今广东韶关市东南）等多处倭寇作乱。

俞大猷为将有奇才，常常能够出其不意，先发制人，数次平定倭寇之乱，威名震慑南方，当地居民为他建寺庙祭祀。一代名臣谭纶曾写信高度评价他说：“节制精明，您不如我。赏罚分明，您不如戚继光。精悍勇猛，您不如刘显。然而这些都是小智，而您则是能承担大事者。”

抗倭名将戚继光的生平情况如何戚继光（1528～1587），字元敬，祖籍河南卫辉（今河南汲县）。他出身将门，自幼喜读兵书，勤奋习武，立志效国。十七岁袭父职任登州卫指挥佥事，改任浙江都司佥事。戚继光一上任，摆在他面前的严峻问题就是倭寇为患严重。然而浙江军队常年疏于操练，士兵纪律散漫、懒散不堪，完全没有作战能力。戚继光于是从当地金华、义乌人中挑选傈悍勇猛之士三千，亲自教授各种兵器的使用方法和作战技巧，又根据当地多沼泽湖泊而倭寇又惯于用重箭、长枪作战的特点，创造了“鸳鸯阵”。这支新军，经过戚继光的严格训练，精通战法，作战勇猛，军纪严明，在日后的战斗中屡战屡胜，深受百姓的爱戴，被亲切地称作“戚家军”。

世宗嘉靖四十年（1561），倭寇大肆掠夺桃渚、圻头，戚继光带领“戚家军”迅速出击，倭寇闻风丧胆，四处逃窜，“戚家军”一路追击，先后九次作战，大获全胜，俘获斩杀一千多人，烧死溺死之人更是不计其数。“戚家军”首战告捷。第二年，温州、福宁、连江、广东、南澳等地的倭寇相勾结，大举进犯福州，贼寇实力雄厚，又根据地形在横屿结营，形成易守难攻之势，官军四处不能得手，不敢轻易进攻，两军对峙一年之久。倭寇乘机四处骚扰掠夺，当地百姓苦不堪言。福建各军无奈，向戚继光告急求援。戚继光得命，立即带领“戚家军”奔赴福建，一举拿下横屿，倭寇一听是“戚家军”来了，又失了大本营，惊恐慌乱，四处逃窜。戚继光乘胜追击，逐个击败，接连攻克六十余座贼营，斩杀数千人，福建长期滞留的倭寇几乎全部被消灭。戚继光凯旋而归，百姓们为了纪念他，在平远台立下记功石。

穆宗隆庆初年，南方边境因为有俞大猷、戚继光等人镇守，倭患基本被平息，然而北方边境蓟门接连出现险情。于是戚继光被召回，专门训练边塞士兵。隆庆二年，戚继光被任命为都督同知，总管蓟州、昌平、保定三镇训练兵事。戚继光审时度势，上奏请求加紧训练士兵、重新修筑城墙，并将三千“戚家军”调来以做示范。在戚继光的严格训练下，边塞士兵作战力迅速提高，边防城墙起到了有效的防护作用。戚继光在镇守期间，北方贼寇再也不敢进犯蓟门。

戚继光一生，不仅在南方抗倭斗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在北方边境的固守上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所著的《纪效新书》、《练兵纪实》，都被谈论兵法的人奉为宝典，遵守运用。

名臣张居正一生有何建树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江陵人（今湖北江陵），自幼聪明过人，十五岁便考中秀才。巡抚顾磷看过他的文章后，赞扬他必将成为主持国家大政的人才。世宗嘉靖二十六年（1547），张居正考中进士，得到徐阶、严嵩等执政大臣的器重，政治才能一步步展现出来。在严嵩、徐阶、高拱、李春芳等人先后离开首辅之位后，张居正登上了首辅之位，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当时官吏结党营私，贪污成风，办事拖拉，经常相互推卸责任。张居正看到这种情况，十分不满，决心进行改革。首先他从整顿吏治开始，明确责罚，要求政令下达后，无论什么情况都要立即执行，若是中间出了什么差错，立即按轻重缓急量刑定罪；若是有人相互包庇隐瞒，则加重处罚。张居正铁面无私，从不徇私情，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达官贵人，在他的法令面前都一视同仁，因此，吏治之风逐渐好转起来。

其次，张居正知人善用，物尽其才，他先后选拔了名将李成梁、戚继光名将镇守边关要塞，使边防稳固，地方安定。此外，他还裁减了政府机构中的冗官冗员，提拔重用有才能的官员，有效地提高了政府办事效率，并减少了政府开支。

明朝发展到万历年间，已经是千疮百孔了，国家年年入不敷出，面对这一情况，张居正决定对经济也进行改革，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一条鞭法。所谓的一条鞭法，就是把各种赋税合并为一，按地亩征收银两。当时，地主官吏依仗封建特权，逃避税收的情况十分严重，一条鞭法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而制定的。神宗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下令清丈全国土地，无论官僚地主，还是皇亲国戚的土地都一一丈量清楚，登记在册，依照土地多少征收赋税，大大提高了国家的税收。另外，张居正还兴修水利，疏通漕运，提倡节俭，这些措施很快就使国库充实起来。

张居正的这一系列改革都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因为触及了封建贵族及地主的利益，得罪了很多人，再加上他自己大权独揽，专权跋扈，朝廷内外的怨言都很多。而神宗也因张居正对自己约束太多，心中渐生憎恨。在这重重阻力和压力之下，年仅五十七岁的张居正于万历十年（1582）不幸病重而亡。在他去世之后，他的这些改革措施也都被废除了。

蔡毅中是怎样得罪魏忠贤的蔡毅中（1548～1631），字宏甫，光山（今河南光山）人。他自幼十分聪颖，五岁时便能背诵《孝经》。有一天，父亲问他：“你为什么要读书?”蔡毅中朗声答道：“为了以后做一个圣贤的人。”神宗万历二十九年（1601）考中进士，满怀抱负地开始了官宦生涯。

当时，矿税的危害十分严重，已是民不聊生了。蔡毅中从记载明朝历代皇帝的祖训和典章制度的会典等书中摘录有关禁收矿税的条文加以注释，编成两卷资料后呈给神宗，想从侧面进行规劝。但是，他的苦心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不久，他又受到内阁首辅沈一贯的排挤，被派遣出京，担任地方官。万历四十五年（1617），蔡毅中对官场感到失望，于是辞官回乡。

等到熹宗继位，一大批先前受到排挤罢免的官员被重新起用，蔡毅中也在其中，经过几次调任之后，他被提拔为礼部右侍郎，兼国子监祭酒。一时间，朝中贤臣林立。然而好景不长，大宦官魏忠贤蒙蔽年幼的熹宗，独揽大权，贪婪横暴，紊乱朝纲。左副都御史杨涟对此十分气愤，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魏忠贤十分害怕，瞒着熹宗，假传圣旨，严酷地处罚了杨涟。这件事情激起了朝廷大臣们的公愤，他们联名上疏弹劾魏忠贤，蔡毅中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奏疏中写道：国子监的学生们听到杨涟弹劾魏忠贤的事情后无不拍手称快。魏忠贤专权横行，早就应受到责罚。先朝已有过宦官乱政的先例，武宗时的大宦官刘谨干扰朝政，若是有人与他对抗，他便下毒手加以迫害。神宗时的大宦官冯保作威作福，恶名远扬。愿陛下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辨明忠奸，将魏忠贤绳之以法。

联名上疏之人多达七十余名，震惊朝野。无奈熹宗幼小，魏忠贤一手遮天，对那些反对他的大臣，轻则削去官职流放戍边，重则嫁祸株连。蔡毅中也未幸免，被罢免官职，遣送回乡。

赵世卿是如何得罪张居正的赵世卿（?～1618），字象贤，历城（今山东济南）人。穆宗隆庆五年（1571）考中进士，曾任南京兵部主事。当时张居正掌权，施政崇尚严峻。州县学官录取士子不得超过十五人；市政按察二司以下的官员，即使公事也不许骑驿馆的马匹；大辟之刑，每年有一定的数额；各地官员在征收赋税时以九成为标准，若是达不到这个数目的，就要接受处罚；又屡次严厉地责备那些敢于提意见的官员。

赵世卿就针对这些举措，提出匡正时弊的五要点。建议扩大录取士子的名额，放宽利用驿站交通工具的禁限，减少死刑，缓和催征赋税，尤其在末尾极力申诉应当开放言路，认为近来谏诤官员养成卑谄柔滑的习惯，以奉承迎合上级来取得宠信，事情一旦关系到军国大事，就缄默不语。只是拣一点无关紧要的琐事，姑且来应付言官应尽的职责。这些人过了几年，居然能身居高位，在读书人中夸耀自己。但他们并非都是没有志向和节操，不愿向国家君主尽忠的人，有的就是因为接受惩戒而不敢再开口。如往，年傅应祯、艾穆、沈思孝、邹元标都是由于提建议而被流放边境，至今还和戍边兵卒在一起。这就是中等才能的士大夫，之所以内心自我顾念爱惜，宁可将自己等同于寒蝉的缘故。朝廷应当特别发出恩德的命令，释放他们回来，使天下人都明白地知道圣朝天子并没有厌恶直言的意思，那么士大夫就会仰慕正道而拿出诚意，向陛下效忠了。

张居正看后勃然大怒，就想马上重重治赵世卿的罪。吏部尚书王国光劝说道：“治他罪正好成就他的名声，请让我来为你承担怨恨。”于是就把赵世卿外放为楚府右长史。第二年考核京官，王国光又以不谨治赵治卿的罪，并削掉官职。

陈有年的生平情况如何陈有年（1531～1558），字登之，余姚（今浙江余姚）人。世宗嘉靖四十一年（1562）考中进士，授任刑部主事。调吏部，曾任验封郎中。神宗万历元年（1573），成国公朱希忠死，他的弟弟锦衣都督朱希孝贿赂宦官冯保乞求赠给王号，大学士张居正主张同意。陈有年拟奏章进言反对，认为这样做不符合制度。于是张居正就指使左侍郎刘光济删改他的奏稿，陈有年尽力争辩，最后拿原来的奏稿呈上去，张居正不高兴，他当天就托病离去。

神宗万历十二年（1584），陈有年被起用为稽勋郎中，历任考功郎中、文选郎中，谢绝请托。授官的诏书下来，朝廷内外都信服。后升为太常少卿，以右佥都御史任江西巡抚。皇室所需陶器，多奇巧难以制成，后有诏书允许减少数量，不久恢复原状。陈有年援引诏书去请求，神宗不依从。南畿、浙江遇上大灾荒，神宗命令禁止相邻地区封闭粮食买卖。商船都聚在江西，徽人格外多。而江西也年成不好，许多人乞求陈有年遏制外地人在江西买粮。陈有年上疏陈述济急六件事，其中请求稍放宽以前禁令，让江西百姓得以自救。就被人弹劾违背皇上禁令，神宗生气，就削去他的职务让他回乡。经过推荐重新起用为官，积功升任吏部右侍郎。后来调到兵部，又调吏部。万历二十一年和南京吏部尚书温纯共同主持京官考核，所贬黜的都得当。没多久就代替温纯的位置，又召拜为吏部尚书，引用的同僚和属吏都是当时最突出的人才。

第二年，王锡爵将要退休，朝廷推荐阁臣，神宗下令不要拘于资格品级。文选郎顾宪成等人因推荐名单不合神宗心意因而遭贬。王锡爵首先上疏营救，陈有年和赵参鲁等接着上奏章，神宗都不采纳。赵志皋、张位也假装进言，认为辅臣应当由特别任命产生，朝廷推举不可取法。陈有年耿直地上疏进言：认为阁臣由朝廷推举由来已久，并非从现今开始，至于不拘资格品级，则是皇帝的圣谕，臣下哪敢不遵从照办的。于是坚决乞求准予辞职。神宗得到奏章，见他言辞正直，就下诏温和恳切的加以安慰。陈有年从此多次上疏托病乞求辞职，神宗还是慰留，赏赐食物、羊酒。陈有年更坚决请求，并竭力请求神宗起用废置的人。最后，神宗准予告假，乘驿车回去。

陈有年高风亮节，为政清正廉洁，虽然两代都担任俸禄丰厚的官职，却没有住宅供妻子儿女居住，甚至用油帐篷来遮挡雨漏，生活非常艰苦，堪称一代名臣。

海瑞为什么被称为“海青天”

海瑞（1514～1587），字汝贤，琼山（今海南海口琼山区）人。他为人严峻刚直，生活俭朴，为官清正廉洁，以身作则，深受平民百姓的爱戴，被称为“海青天”。海瑞考中举人后，进入京城，就拜伏在宫阙下呈上《平黎策》，希望开辟道和设置县，用这种方法平定地方，有识之士赞许他志气豪壮。代理南平（今福建南平）教谕，御史到学宫后，下属官吏都跪在地上谒见，海瑞只是长揖。任淳安（今浙江淳安）知县，穿布袍子和吃糙米饭，让老仆人种蔬菜自给。对过往大官员及其亲属从不奉迎巴结，一切供应从简，因而得罪了都御史鄢懋卿，被贬为兴国州（今江西兴国）判官。很久以后，陆光祖任文选郎中，才提拔海瑞为户部主事。当时世宗在位日久，不临朝，深居西苑，专心斋戒做法事。督抚大臣争着呈送迷信的吉祥之物，礼官就上表祝贺。朝臣自从杨最、杨爵得罪以后，无人敢进言时政。世宗嘉靖四十五年（1566）二月，海瑞独自上疏议论朝政，劝勉世宗要早日醒悟，临朝听政，治理国家，放弃无益的斋戒和法事。世宗看了奏章，起初很生气，后来又读了好几遍，被感动得叹息。但仍将海瑞下到钦犯监狱，判死刑。世宗去世后，海瑞被释放，恢复原职。不久调兵部，升任尚宝丞，又调任大理寺丞。

海瑞历任两京左、右通政使。穆宗隆庆三年（1569）夏天，由右佥都御史任应天十府巡抚。属下的官吏畏惧他的声威，贪污的大多辞职而去。那些豪门大族及掌管织造事务的宦官都有所收敛。他不管做知县还是巡抚，所到之处都坚决实行清丈土地，公布一条鞭法，体恤百姓疾苦，打击土豪恶霸，安抚穷苦弱小，兴利除弊，使当地百姓从中获得利益。又裁减驿站系统多余的经费，士大夫出入其境一概不许设宴招待，因此怨言很多。于是给事中舒化、戴凤翔就先后弹劾他迂腐固执而不识大体，庇护坏人，欺凌官宦人家，于是就调去监督南京粮储。海瑞任吴地巡抚才半年，老百姓听说他将要离去，满路号哭流泪，家家画着像祭拜。

海瑞死后，灵柩抬到江上，白衣白帽送丧的人站满两岸，哭着祭奠的人百里不断。

丘橓向万历皇帝提出的“八事”内容是什么丘橓（shùn），字茂实，诸城（今山东诸城）人，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考中进士。他为人性格耿直，做官刚正不阿，对不合理的事敢于抨击。当时严嵩独掌大权，丘橓看不惯严氏父子的专横跋扈，曾多次上疏揭露他们的罪恶。宁夏巡抚谢淮、应天府尹孟淮等贪官污吏都是严嵩的同党，都因丘橓的弹劾而被罢免。

丘橓为官清正廉洁，有一次因触怒世宗而被贬谪戍边，随身带去的财产只是一箱破旧衣服和一捆书而已，他的节操因而受到同僚们的敬重。他有胆有识、敢作敢为的为官风格也受到神宗的赏识。他在奏疏中所陈述的有关吏治的八大弊病，就得到了神宗的称赞，并下令有关部门照着执行，改正弊端。

丘橓经过多年的官场实践，认为国家在官吏治事上存在着八大弊病：一、政绩考核成为官员们相互交易的资本，坏的得不到惩罚，好的没有给予鼓励，这是政绩考核的弊病；二、御史要去巡察地方官府，还没出京，就有官员暗中嘱托，请求保护某某，严重扰乱御史的公正性，这是请托成风的弊病；三、监察官员对于有关官吏所下的评语应该由巡抚按察使一级的官员亲自审定，然而，他们消极怠工，随便委托给其他官员，被不顾是非地胡乱加上评语，这是巡视察访的弊病；四、贪污受贿成为风气，而受到弹劾的只是一些势单力薄的贪官，那些大官即使贪污再多也不会被弹劾。对小吏严格，对大官宽松，对离任的详加审查，对现任的疏忽大意，这是检举弹劾的弊病；五、惩治贪污的办法在于严格的传讯审问，可在审讯贪官们时往往不得要害，导致用刑罚也不能有效地打击他们的罪行，这是传讯审问的弊病；六、举荐和弹劾，是用来鼓励和惩戒官吏的，但现在却不以能力为标准，而只看出身地位，这是列论资格的弊病；七、对于州县官员的副手，没有给予应有的礼遇和法制约束，致使自由散漫，缺乏工作效率，这是担任副职位多年来形成的弊病；八、科举考试，考生打着师生关系的旗号，公然贿赂考官，利用公开举荐的制度，大开贿赂之门，这是赠送礼品形成的弊病。

明王朝到了万历年间，政治衰败，已显千疮百孔之象，丘橓陈述的八点弊病，仅是大海一粟。不过，他能够做到身在庐山而识庐山真面目，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汤显祖的生平情况如何汤显祖（1550～1616），字若士，临川（今江西临川）人，少年时就善于作文，在当地很有名气。

张居正想让自己的儿子在科举考试中被录取，便为其子网罗海内名士，用来扩大名声。听说汤显祖很善于作文，就叫几个儿子前往延请。而汤显祖为人正直，不愿意附权贵，便推辞未去。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汤显祖考中进士，授予南京太常博士之职，后晋升礼部主事。

万历十八年，神宗迷信星象变化，认为这是由于谏官欺上蒙下造成的，便严厉地指责他们，并停发俸禄一年。汤显祖进言说：“难道真的是谏官的才德有问题么?因为陛下所具有的赏罚权利，暗中却被宰相窃取了，所以，谏官的意见都被歪曲了。御史带头揭露科场舞弊案，大学士申时行就指使人对他进行弹劾并罢免官职。只要大臣对宰相的行为稍有异议，便没有一个不被贬官到外地的。不知廉耻之徒，对当权者处处奉迎拍马。给事中杨文举奉诏赈济灾荒，却收受大量贿赂；在推举人才的过程中，又为自己谋取厚利。这样的人，宰相却将他提升为谏议官署的长官。陛下总是指责谏官的不对，却没有看到宰相才是朝政混乱的真正根源。臣认为陛下有四点值得注意：朝廷以爵位和俸禄养育的人才，如今仅成为替权贵培育下人；朝纲风气败坏，没有廉耻，贪贿成风；宰相乱用权力，扶植亲信，使得国家的法律成为一纸空文；陛下在位二十年，前十年是张居正强硬多欲，败坏朝政；后十年是申时行绵里藏针，扰乱纲纪。臣深为陛下感到惋惜，乞求陛下罢免杨文举、胡汝宁等一干小人，并告诫宰相，深刻反省自己以往的行为。”奏疏呈上，神宗看过以后十分生气，骂他胡言乱语，贬官外地。后任遂昌（今浙江遂昌）知县。万历二十六年，汤显祖上交辞呈回乡，在家乡度过了后半生。

汤显祖为人意气激昂，同李化龙、李三才、梅国桢都有着很好的交情。这几位在仕途生涯中官位显赫，在政治上也很有所建树，而汤显祖在政治上却是潦倒不如意，但也许正由于此，他才能创作出举世闻名的《牡丹亭》等作品，从而成为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不朽的瑰宝。

明朝后期围绕李三才展开了什么样的斗争李三才（?～1623），字道甫，顺天通州（今北京通州）人，神宗万历二年（1574）考中进士。他是个富有才略的人，善于笼络朝廷官员，结交广泛，朋友遍布天下。然而，他的本性不够廉正，也往往受到人们的指责。明朝后期，在李三才的任用问题上，朝中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李三才早年任右佥都御史，总管从水路运输粮食物资的漕运事物。当时，朝廷派往各地的矿税使者横行无忌，公然掠夺，致使百姓生活贫困，民不聊生，而有些饥民就借机起而为盗。李三才便暗用计谋，惩治了胡作非为的官吏，又逮捕了抢劫作恶的饥民，并上疏陈说征收矿税的危害性，请求废除矿税。李三才办事干脆利落，得到百姓的爱戴。

后来，李三才因资历深厚升任都御史，开始参预内阁机要事务。所谓“树大招风”，从此，妒忌他的人日益增多，诽谤他的话到处都有传闻。工部郎中邵辅忠、御史徐兆魁、南京兵部郎中钱策等人上疏弹劾李三才贪污受贿，并罗列出贪婪、虚伪、狠毒、蛮横四大罪状。不过，给事中马从龙、御史董兆舒、南京给事中金士衡等人却认为李三才很有才能，功大于过，便先后上疏替李三才辩护。一时间，在朝中兴起激烈的争论，好几个月还没罢休。顾宪成就写信给当权者叶向高，称赞李三才的才能，极力为他申辩。而神宗对于这两种意见却都不理不问，致使争论没结果，李三才被迫辞职离去。

李三才虽已离职赋闲在家，而妒忌他的人担心他被重新起用，于是弹劾说他盗用皇家木材建造私宅，折合银子达到二十三万多两。李三才非常气愤，请求清查登记自家的财产。但是，派去的使者调查了很长时间也没查出什么结果，没办法交差，就按照弹劾奏章上所说的那样上报了，李三才便被削职为民。

为什么说李成梁为明朝之名将李成梁（1526～1615），字汝契。他的高祖父李英从朝鲜归附明朝，授予了可以世代继承的铁岭卫（今辽宁铁岭）指挥佥事之职，便定居在这里。到了李成梁这一代，已是家道中衰，穷得连进京承袭官爵的路费都没有。四十岁的时候，李成梁才受人资助进京继承了官职，从此，凭借一身本领，屡建战功，成为一代名将。

当时，边防松弛，常有外族入境骚扰，烧杀掠夺，边关形势极不稳定。李成梁上任之后，指挥壮士发起有效反击，打退土蛮、张摆失等入侵之敌，边关士气为之一振。

穆宗隆庆四年（1570）九月，敌人大举入侵辽东，总兵官王治道战死，李成梁被提拔为副总兵，受命于危难之时。当时辽东情况十分危急，分别有俺答、插汉部族土蛮、朵颜部族长昂、王杲等敌窥视，逐渐对辽东形成了包围之势。十年间，殷尚质、杨照、王治道三员大将都战死沙场，明军士气大挫。李成梁上任后，大修武器装备，选拔精兵良将，并招募勇士，给予丰厚的军饷，组成突击队，日夜操练。明军士气开始振作。第二年五月，土蛮率敌军大举入侵，李成梁见反击时机成熟，便率领精锐部队在卓山大战敌寇，并和副将赵完形成夹击之势，切断敌军首尾，敌军被打得溃不成军，抱头鼠窜。李成梁乘胜攻打敌人巢穴，斩杀首领两人和敌兵近六百人。从此，李家军声名大振。后来，李成梁又与土蛮、俺答、长昂等部族多次交锋，逐渐削弱了敌军势力，边关稳定了许多。

李成梁镇守辽东二十多年，先后上奏大捷十余次。每次接到捷报，皇帝都要祭告天地宗庙，赐予大量的锦衣玉石，并接受朝廷百官的祝贺。边疆将帅取得这样盛大的功劳，是明朝建国以来二百年都不曾有过的。

李如松作为将门之后有什么战功李如松（?～1598），字子茂，是一代名将李成梁的长子，他自幼跟随其父南征北战，熟识兵法，骁勇善战，可谓是智勇双全。李成梁去世后，李如松子承父业，建立了赫赫战功。

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哮拜在宁夏叛乱，李如松以大将之才被荐为提督，统领辽东、宣府、大同、山西各路军马，讨伐叛贼。在此之前，大将麻贵、董一奎等众将多次攻城而不能得手。李如松一到，加强攻势，并采用水攻，泡塌城墙，攻入城中，斩杀哮拜及其族人，迅速平定了叛乱。

当时，朝鲜倭寇为害十分严重，神宗以李如松作战勇猛有威名，诏令其统领苏州、辽东、保定、山东各军东征。李如松刚到军中，就传来了倭寇酋长行长请求议和，愿意接受封赏的消息，李如松于是将计就计，假装同意封赏而暗中偷袭，一举铲除贼寇。万历二十一年正月，大军浩浩荡荡开赴平壤。一开始，行长等人以为是封赏的使臣到了，因此并未防备，还穿着花衣夹道相迎。然而众将在平壤城下徘徊犹豫，不敢入城，暴露了形迹，倭寇于是登城抵抗。李如松果断地分兵三路攻城，并亲自率领大军攻打东南城，战事激烈，李如松的战马中炮而亡，他顾不得安危，换马继续指挥士兵加强进攻，将士们在李如松的带动下士气高昂，无不以一当十。在众将士的奋勇拼杀下，平壤城被攻克，杀敌一千二百多。李如松带领将士乘胜追击，一举收复失收的黄海、平安、江源、京畿等地，大捷而归。李如松因此更加得到神宗的赏识和信赖。

万历二十五年，辽东总兵董一元罢官，神宗特别下诏任用李如松。李如松感激皇帝的知遇之恩，意气更加振奋，镇守辽东一带毫不懈怠。第二年四月，土蛮进犯辽东，李如松率领轻骑兵直捣敌巢，因中埋伏而不幸身亡。神宗得此噩耗，沉痛不已，令备衣冠运回安葬，建立祠堂祭祀，并赐谥号忠烈。

麻贵一生建立过哪些军功麻贵，大同右卫（今山西大同）人。麻氏家族多将才，麻贵与他的父兄多次立下战功，人们把他们与铁岭李氏相提并论，称作“东李西麻”。

麻贵以舍人身份参军，多次安定边疆有功，受到褒奖。神宗万历二十一年（1593），宁夏哮拜叛乱，朝廷以麻贵英勇善战、通晓兵法而提拔他为副将，率兵讨伐叛军。叛军抵抗十分顽强，明军多次攻城而不克。于是，麻贵与众将分兵四路，迂回进攻，并将斩杀的一百多敌人首级悬挂示众，叛军恐惧，士气大挫，不久，城就被破，叛军全部平定。麻贵因功被提拔为总兵官，镇守延绥（今陕西榆林），并赐予世袭。

万历二十二年，麻贵又先后捣毁了蒙古卜失兔以及其他驻留内地贼寇的营地，杀敌共计六百余人，缴获牲畜一万六千余头。神宗得知后大喜，特地祭祀祖庙宣布捷报，并再次加封麻贵官阶，赐予丰厚的奖赏。

万历二十五年，朝廷和日本谈判封赏一事失败，麻贵被任命为提督，统领南北大军，讨伐倭寇。在麻贵的带领下，将士们克服种种困难，奋力拼杀，最终攻陷敌城，俘获斩杀敌军二千二百多人，全胜而归。

万历三十八年，麻贵镇守辽东，平定了蒙古炒花、宰赛等部族的叛乱。第二年，麻贵因病请求退休，神宗特别恩准他乘驿车回家。

麻贵果敢坚毅而骁勇敏捷，擅长用兵，在东西边境上都战功卓著，先后七次受到皇帝的特别赏赐，被尊为一代良将。

董一元作为战将其战绩如何董一元，宣府前卫（今河北宣化）人。他的父兄均为名将，镇守边关，以勇敢著称，而董一元兼其勇猛，而于智谋更胜一筹。他一生多次立下战功，镇守边关要塞，更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世宗嘉靖年间（1522～1566），董一元担任蓟镇（今河北迁西）游击将军。土蛮、黑石炭等蒙古部族一万多骑兵入侵，董一元配合总兵胡镇抵挡敌军，立下头功。穆宗隆庆初年（1567），董一元在棒槌崖打败敌军，功劳又是最大。像这样的战绩对董一元来说是不胜枚举，而其一生最为世人瞩目与称颂的战功还是建立在镇守辽东之时。

辽东自李成梁之后，连年战败，溃不成军。于是战功卓著的董一元被举荐为统帅，镇守辽东。当时，蒙古把兔儿与其伯父妙花、姑父花大相勾结，并与西部卜言台周相呼应，多次侵犯边境，长期骚扰。卜言台周扬言要攻占广宁，把兔儿等人的军队驻扎在辽阳（今辽宁辽阳），企图入侵劫掠镇武、锦州和义州（均位于今辽宁省东部边界）。董一元审时度势，认为只要首先击破离边境最近而势力较弱的把兔儿，卜言台周等势力将失去内应而不战而退。决策已定，董一元迅速命令副使孙守廉火速前往右屯牵制海西部，自己率领大军藏在镇武城外，留下空营以诱敌深入。敌军鲁莽，果然中计，以为官军胆怯逃跑，便全军入城。正当敌军懈怠之时，明军从营中跃起，里外加击，奋力冲杀，敌人死伤惨重，大败而逃。海西部知道把兔儿失利，也望风而逃，明军大获全胜。捷报传人京城，世宗十分高兴，祭告于天地祖庙，加封董一元官爵，给予丰厚的奖赏。

虽然敌军各部受创严重，但董一元并不放松警觉，一旦忽略了防备，就会使贼寇有机可乘，于是亲自率军跋涉四百余里，抵达敌巢，斩草除根，一举歼灭贼寇。至此，辽东边关才得以彻底安宁。

刘一燝是怎样和阉党斗争的刘一燝（1567～1635），字季晦，南昌（今江西南昌）人，神宗万历二十二年（1594）考中进士。他历经神宗、光宗、熹宗三朝，担当国家重任，深得皇帝信赖。到熹宗时，刘一燝、叶向高、左光斗等德高望重的大臣共同主持朝政，朝中遍布贤臣良将，天下人都企盼着国家太平昌盛。然而，大宦官魏忠贤利用熹宗年幼，以花言巧语进行蒙蔽，排挤驱逐贤臣，渐渐窃取了大权，朝政越来越腐败。刘一燝十分憎恶魏忠贤的所作所为，身为辅政大臣，怎能容忍奸人当道，于是和阉党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当初，光宗宠妃李选侍被迫移出正宫的时候，伺候她的宦官刘朝等人趁机偷盗内宫秘藏的宝物，经过乾清门时，由于慌乱而跌倒，金银珠宝散了一地。熹宗知道后很生气，要判处死罪，但一直都没有执行。到这时，魏忠贤当权，那些宦官便用重金贿赂他，请求疏通关系。魏忠贤得了好处，便上疏替他们辩解求情，熹宗宠信他，便听信了，免除了刘朝等人的死罪。宦官们由此更加迎奉魏忠贤，以为他已控制了皇帝，而魏忠贤也愈发的狂妄自大，篡改诏书、陷害贤良，无恶不作。刘一燝知道后，很是气愤，心里明白此案一定又是魏忠贤从中做了手脚，于是上疏，言辞激烈地申辩事实，要求依照原来的判罚，立即处死刘朝等人。熹宗很器重刘一燝，觉得他所说的有道理，如果出尔反尔会失掉皇家的颜面，就听从了他的意见。这样，才使魏忠贤的阴谋没能得逞。魏忠贤也因此开始记恨刘一燝，时时谋划着要除去这个心腹大患，只是顾忌他的权位重，声望高，一直不敢下手。

修建神宗陵墓的定陵工程完成后，魏忠贤又把功劳揽在自己名下，厚颜无耻地要求赏赐加封。刘一燝坚决反对，上疏向熹宗说明事实，并责备魏忠贤滥求封赏。这样才使讨要封赏的闹剧收场。而到此时，刘一燝与魏忠贤之间的矛盾已经是水火不容了。

慢慢地，宦官的势力壮大起来，清廉正直的大臣都受到迫害，使刘一燝孤立无援。魏忠贤认为时机成熟，便让手下亲信上疏攻击刘一燝。众口铄金，刘一燝不得已，请求辞职，但熹宗很信赖他，多次安慰挽留，不让离去。魏忠贤很是恼怒，为了除去这个眼中钉，便不择手段，假传圣旨，让刘一燝回家养老。

虽然这场与阉党的斗争，以刘一燝的失败而告终，但刘一燝对阉党的抑制还是起了作用的，使他们不至于为所欲为。

韩爌为什么会遭到魏忠贤的排挤韩爌（kuàng）（1565～1644），字象云，蒲州（今山西永济西南）人，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考中进士。他为人正直，老成持重，在光宗、熹宗两朝担任要职，举荐贤才，任用能士，而抑制奸邪党徒，受到人们的称赞。然而，正因为他廉洁正直，不与奸邪为伍，遭到魏忠贤的排挤和陷害。

熹宗即位之初，韩爌与叶向高等人共同主持朝政，国家政局大有好转。这时，为人阴险狡猾的魏忠贤作恶多端，破坏朝政，杨涟等人联合上疏弹劾他，列举了二十四条罪状。魏忠贤害怕被治罪，便向德高望重的韩爌求救，请求替自己辩解说情。韩爌向来憎恶魏忠贤，耻于与其为伍，便严词拒绝了。魏忠贤于是怀恨在心，一心要报复。

后来，叶向高罢官，韩爌担任首辅，依然是秉持公正，任用贤良，打击奸邪，多次制止了魏忠贤党羽的恶行。魏忠贤更加恨他，就与魏广微勾结，假传圣旨，责备韩爌独揽大权，命令他与魏广微合作，借此削弱他的权力。而此时朝中的正直之士如杨涟、左光斗等人都先后被排挤迫害了，朝廷上下遍布魏忠贤的党羽亲信。韩爌势单力薄，无力进行抗争，于是上疏请求辞职。魏忠贤早就盼着这一天，便立即传旨批准了。

虽然韩爌已被排挤出朝廷，但魏忠贤还不肯罢休，又指使亲信上疏诬陷韩爌贪污，直害得韩家家破人亡。

张问达在审查宫廷三大案时有何作为张问达（?～1625），字德充，泾阳（今陕西泾阳）人，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考中进士。曾出任地方官，有很好的政绩，因功升任刑部右侍郎，多次担当大任。当时正值宫廷风波迭起、动荡不安，接连发生了“梃击”、“红丸”、“移宫”三大案，张问达参预了三案的调查审讯，主持公道，不偏不倚。

首先是震惊朝野的“梃击案”。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早晨，有个叫张差的人手里拿着大棒子突然冲进宫里，见人就打，一直打到太子的宫殿里，幸好太子躲避及时，才没受伤。经过审问，牵扯出神宗宠妃郑氏宫中的宦官庞保和刘成。当时，神宗特别宠爱郑贵妃，她亲生的儿子福王恃宠专横，长期留在宫中，不肯出京到封地去。对此，朝臣中有人在担心福王母子勾结，威胁太子的正统地位。现在又发生了这件事，就更怀疑是郑贵妃等人干的。一时间人心惶惶、议论纷纷。神宗害怕事件扩大成宫廷斗争，有意包庇郑贵妃，仅下令处死张差。张问达认为，奸人闯宫，事关国家安危，如果这样草率地处理，不仅有失公正，还会影响朝廷尊严，丧失天下人心，要求将两名宦官一同审讯，查明事情本末。张问达的意见中正恳切，但神宗怕议论会更加激烈，就在宫中秘密处死庞保和刘成，对外宣称他们因受刑过重而亡，这件事就算平息了。

神宗去世，光宗虽然平安地继承了皇位，可不到一个月，就暴病而亡。传说是在光宗病重时，有个叫李可灼的人进献了几粒红丸药，光宗吃后没多久就去世了。于是，人们怀疑光宗是被毒死的，但究竟是谁指使的，却一直没有答案，这就是谜团重重的“红丸案”。据调查，李可灼进献的红丸药确实不对病症，无论是不是受人指使，他对光宗的死都负有责任。然而，当时执掌大权的方从哲对他定得罪很轻，张问达便上疏陈说事情的经过原委，要求对李可灼依罪定刑。这样，才使李可灼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光宗死后，年幼的熹宗即位。光宗生前宠爱的妃子李选侍却占据正宫，不肯搬出，企图要挟年幼的皇帝，把持朝政。朝中大臣怎能容许这样荒唐的事情发生，便接连上疏要求李选侍搬离正宫。这就是所谓的“移宫案”。然而，在众大臣为了国家利益积极上疏争辩时，身为首辅大臣的方从哲却迟迟没有动静，直到李选侍被迫移出正宫的大局已定，才呈上奏疏，这难免有“墙头草”的嫌疑。于是，张问达不畏方从哲首辅的权势，上疏责备他不为国事尽力，没有果断地为百官做表率。

从万历末年（1619）到天启初年（1621），短短的几年时间，接连发生三大奇案，多少人在这复杂的宫廷斗争中丧失原则、丢弃正义，而张问达却始终能够秉公处理，维持公道，是难能可贵的。

赵南星在明末党争中持什么态度赵南星（1550～1627），字梦白，高邑（今河北大名）人，神宗万历二年（1574）考中进士，他为官清廉公正，以天下为己任，日夜操劳国事，在当时与邹元标、顾宪成一起被天下人敬称为“三君”。

当时的政局形势是，年幼的熹宗身居内宫，而朝廷大权被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们把持。他们勾结成党，打击异己，扰乱朝政，从而激起了东林党人的强烈不满，和阉党展开了多年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赵南星坚定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不畏魏忠贤的权势，始终支持处于劣势的东林党。

开始的时候，魏忠贤很看重赵南星，想加以笼络，多次在皇帝面前称赞他善于理事，还派亲侄子拿着礼品上门拜见。而赵南星十分憎恶魏忠贤，耻于和他有什么关系，给魏忠贤的侄子吃了个闭门羹。

赵南星的好朋友魏允贞有个儿子叫魏广微，向来被赵南星当作亲生儿子抚育教导。可是魏广微后来竟认贼作父，投靠了魏忠贤。赵南星很伤心，从此拒绝再见魏广微，并说魏允贞的儿子已经死了。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促使赵南星和魏忠贤彻底决裂，而魏忠贤就放弃拉拢的手段，开始残酷地迫害赵南星。有一天，两人一起办公，赵南星严肃地对魏忠贤说：“皇上年幼，我们这些宫内宫外的臣子应努力做好自己分内的事，不要有非分之想。”魏忠贤没有想到赵南星竟敢这么大胆地正面批评自己，一时噎得说不出话来。然而表面保持沉默的魏忠贤，心里已经开始盘算着迫害赵南星了。

在这之前，魏忠贤就经常假传圣旨，而现在每次传达圣旨，都要把赵南星当作首恶，假借皇帝的名义进行打击。凡是赵南星举荐的人都被贬斥，凡被赵南星斥退的人都被提升，还唆使党羽上疏弹劾赵南星，说他徇顺私情，用人唯亲。在逼迫无奈之下，赵南星只得请求辞职，这正中魏忠贤的下怀，立即传旨放他回乡。

然而，心肠歹毒的魏忠贤还是不放过赵南星，命令手下人进行诬陷，栽赃说他贪污白银一万五千两，还在朝廷大堂上对他进行羞辱。赵南星虽为官多年，但一直保持着清正廉洁的作风，家里哪有钱偿还所谓“赃款”。好在亲戚朋友们敬重他的人品，同情他的遭遇，多方捐款资助，才得以结案。最终，赵南星被遣到边关去戍守，贫病交加地死在流放地。

邹元标为什么多次被贬谪邹元标（1551～1624），字尔瞻，吉水（今江西吉水）人。他自幼聪颖好学，九岁便通晓《五经》，长大后又跟随得到王守仁真传的胡直学习，有志于做学问。神宗万历五年（1577）考中进士，开始了从政生涯。邹元标为人正直，为官刚正，政治上颇有作为。然而，也正是因为他勇于直言进谏，针砭时弊，常常得罪于当权者，故而多次遭到贬谪。最初，邹元标在刑部实习政务，恰逢内阁首辅张居正的父亲去世，而他却未按礼制回家守孝，再加上平时专横独断，对朝政大包大揽，造成许多弊端。邹元标愤愤不平，于是草拟奏疏，指责张居正学术偏执、刚愎自用、用人唯亲。奏疏写成，邹元标怕人知道是弹劾张居正的而被扣留，就揣在怀中，呈上时假称是请假的奏疏。然而，张居正一手遮天，朝中之事无不经由其手，所以，邹元标的奏疏根本就没给皇上看，而是被张居正作了批复，在朝堂上杖打八十。好在邹元标年轻力壮，没有立即毙命。但是张居正还不解气，又把他流放到边关去戍守。邹元标面对困境，并不气馁，还怡然自得地专心研究心性理学，学问大有长进。

六年之后，张居正去世，邹元标才被召回，任吏科给事中。邹元标终于得到再次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在上任伊始，就陈上奏疏培养圣德、亲近贤臣、严肃法规、崇尚儒行、整治群臣等五件事。不久，慈宁宫发生火灾，邹元标上疏直言，劝神宗自我反省、清心寡欲。神宗昏庸，不辨忠奸，以为邹元标是在讽刺自己，十分恼怒，降旨斥责。邹元标就这样被贬黜。此后，虽多次被人举荐，但神宗怀恨不已，始终没有起用，邹元标赋闲达三十年之久。不过邹元标坚守“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信条，在乡里讲学，跟他学习的人日益增多，成为名满天下的大学问家。

直至光宗即位，邹元标才被召回，任大理卿，又升为刑部右侍郎。这时的邹元标年事已高，为人处事少了些张狂，多了些稳重，先后辅佐光宗及年幼的熹宗，成为朝廷中的肱股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