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杨善是怎样从瓦剌迎回明英宗的

杨善是怎样从瓦剌迎回明英宗的杨善（1385～1458），字恩敬，大兴（今属北京）人。成祖起兵时，因参预守城有功，被授予典仪所引礼舍人之职。

代宗景泰元年（1450），杨善奉命出使蒙古与也先议和。到达后，也先派来迎接杨善的人在与他饮酒时问：“‘土木堡之战’时你们的军队怎么那么胆怯呢?”杨善回答：“当时年轻力壮的官兵们都南征去了。王司礼（大宦官王振）只是建议太上皇巡视那里，并没有进行作战的准备，因此让你们得逞了。不过，现在南征的将士都回来了，有将近二十万人马。他们平时都用神枪火器来训练，百步之外就能射穿人马；在边防要塞又埋了三尺深的铁锥，马蹄一踏上去就会被穿透。”那人听了大惊失色。

杨善接着又说道：“可惜现在这些都用不到了。”那人赶忙问：“为什么?”杨善说：“我们和议成功了，现在就是亲兄弟，还用它干什么?”那人听了大松一口气，赶忙回去把这些话告诉了也先。也先非常高兴。

第二天进见也先时，杨善便责问说：“太上皇在位时期，我们给太师您的黄金钱币从没有断绝，太师您为什么要背弃盟约呢?”也先说：“你们削减了我的马价，给我的布帛也多被剪断，前前后后派去的使者很多都没有回来，而且还减少了赐给我方使者的礼物，这是为什么?”杨善回答：“太师您送来的马年年增多，价格难以维持，而我们又不忍心拒绝，所以只能稍微减少一点；布帛被剪断，是翻译官干的，事情败露后，已经被杀掉了。就是太师您上贡的马也有优有劣，貂裘有好有坏，这难道也是太师您的意思吗?您派遣的使者好多人之所以不回去，只是因为他们或是做了强盗，或是触犯了法律，担心回来后被惩处，因此逃跑了；前来进贡的使者接受赐宴时，往往虚报人数，我们减少的只是虚报的人数，只要本人到了就一定有礼物。上天有好生之德，您两次进犯，双方死伤无数，如果现在送还太上皇，我们和好如初，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情吗?”也先说：“可诏书上并没有说要奉迎太上皇啊！而且你们为什么不带着重金来换?”杨善胸有成竹地说：“这就是想成全太师您的名声啊!如果写在诏书上，这就是说太师您是迫于朝廷之命而非出自真心；如果拿着财物来，人们就会说太师您送还太上皇只是贪图那一点点的钱财，如今您主动提出送还太上皇，百姓就会称赞您是个仁义之人，必定会名垂史册、称颂万世的。”也先听后连连点头。最终答应杨善陪太上皇回京。

回京后，举朝上下都极力称赞杨善，认为他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代宗对他的赏赐却很少，因为在杨善带给也先的诏书上并没有写着要奉迎太上皇的话，因此，杨善陪着太上皇归朝，代宗认为这并不是当初派遣出使的旨意，所以对他的赏赐很少。

石亨为什么支持明英宗复辟石亨（?～1460），渭南（今陕西渭南）人，善于骑马射箭，能用大刀，每次作战总能击败敌人。

英宗正统元年（1436），石亨因斩敌众多，累计功劳，升任为指挥佥事。十四年，石亨巡视塞外时遇到兀良哈的部众，大败敌寇，升任为都督同知。那个时候，边将中有智有勇的首推杨洪，其次就是石亨。石亨虽然是副将，但朝中非常倚重他。

北京保卫战中，石亨采用于谦的计策，设伏兵诱击，杀死很多敌军，继而在西直门外将敌军打退。论功劳，石亨最大，升为侯爵。代宗景泰元年（1450）给予可以世代享受特权的铁券。

景泰八年（1457），代宗将要祭祀天地，疾病发作不能举行典礼，召石亨代替。石亨受命来到床前，看见代宗病得厉害，便起了异心，联合曹吉祥、徐有贞等人密谋拥立英宗复辟，希望立下千秋功勋，以邀功受赏。八年正月十七日，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人乘代宗病重之际发动政变，拥立英宗复辟，史称“夺门之变”或“南宫复辟”。石亨因拥立有功，受到英宗的重用和赏赐，由武清侯升为忠国公。

郭登在巩固边防方面有什么作为郭登（?～1472），字符登，郭英的孙子，博闻强志，擅长议论，喜欢谈论兵法。

英宗正统年间，郭登跟从王骥征讨麓川（今云南瑞丽），立下战功，提拔为锦衣卫指挥佥事，又跟从沐斌征讨腾冲（今云南腾冲），升任代理都指挥佥事。

正统十四年（1449），他在跟随英宗北征的战争过程中，不仅英勇奋战，还积极修整城墙，修缮兵器，抚恤士兵，吊问死者家属，慰问受伤的战士，并亲自为他们包扎伤口。

代宗景泰元年（1450）春，郭登侦察得知蒙古瓦剌从顺圣川（今河北阳原）侵入并在沙窝（今河北沙窝）安营扎寨，便率兵追踪。在行进途中，探子报告说敌军差不多有一万人，而郭登只率领了八百人，敌众我寡，将士们面露惧色，纷纷请求撤回。郭登大声呵斥道：“我们一心想着退避，如果走到半路正当疲倦时敌军追来，各位还能保全么?”说到这里，拔出剑来插在地上说：“凡是说退回的立即斩首!”军心才稳定下来。郭登随后领军前进，迅速逼近敌营。敌军发现后仓促迎战，郭登连发两箭，射死敌人两个头目，明军声势大震。郭登一马当先，乘势又斩杀敌军头目一人，这时官兵们无不奋勇杀敌。敌军措手不及，慌乱中无法准确判断明军实力，瞬时溃散。明军自在“土木之变”中大败后，边防将领无人敢与瓦剌交战，而郭登的这次大捷则给了将士们莫大的鼓舞，士气为之一振。朝廷得到捷报，封他为定襄伯。

四月，敌军数千骑又蜂拥而至，郭登出城迎战。他早先已经在城内埋伏好了士兵，在迎战时假装战败，将敌人诱入城内，大败敌军。又预测到敌人很可能会再次侵犯，便让兵士拿着毒酒、猪羊、纸钱等伪装成祭坟的人，让他们一看见敌人就立即丢下食物逃跑。结果那些敌人看到食物后，争相抢夺，最终因一时贪嘴而命丧黄泉。

郭登智勇双全，带兵也纪律严明，作战料敌如神，为朝廷立下汗马功劳，维护了边塞的安定。

杨锐在平定朱宸濠叛乱中立有什么功劳杨锐（?～1532），字进之，萧县（今安徽萧县）人。当时，宁王朱宸濠有谋反之心，王琼认为安庆（今安徽安庆）居于要害之地，应该加强防守，于是提拔杨锐为代理都指挥佥事，守卫这个地方。杨锐与知府张文锦修造战船，每天督促士兵操练水战，以备战事。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朱宸濠造反，率军向东而下，烧毁彭泽（今江西彭泽）、湖口（今江西湖口）、望江（今安徽望江），涌到安庆城下，有战船五千多艘。杨锐等人开始在长江边抵抗，后不能敌，退入城中，被叛军围困。城中将士分四面防守，杨锐和崔文防守最为重要的城西。杨锐昼夜抵抗，杀伤叛军二百多人，并斩杀了叛军的间谍，才使叛军渐渐退却。

七月，叛军的全部兵马到达安庆城下，号称十万人，战船相连六十多里，朱宸濠亲自督战。江西佥事潘鹏投降了叛军，奉命到城下劝降，城内军心动摇。杨锐将潘鹏的家僮腰斩示众，才使军心稳定下来。朱宸濠大怒，把安庆团团包围，并加紧攻城，杨锐等人殊死搏斗。当时守城的兵士还不到一百人，其他的全是民兵，老弱和妇女送饭，并运送石头，每人运送一两块，几天就堆积如山。叛军攻城时，便纷纷投下石头，逼使叛军的攻势渐缓。杨锐又向叛军营地射去书信，劝告他们解散，许多人都逃跑了。他还招募敢死队趁夜偷袭叛军营地，使他们整夜都惊扰不安。朱宸濠沮丧地说：“安庆尚且不能攻下，怎能指望南京?!”恰逢官军收复了南昌（今江西南昌），于是叛军撤去。杨锐等人又出城袭击，打败叛军，前后十八天，安庆解围。

在平定朱宸濠的叛乱中，杨锐派人守卫安庆城，击退叛军，功不可没。事后，武宗非常高兴，提拔他为参将。

罗伦为什么托病不愿做官罗伦（1431～1478），字彝正，吉安永丰（今江西永丰）人。他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以维护道义为己任。他为去世的母亲服丧，过了两周年，在举行大祥祭礼之后，才开始吃盐和乳酪。宪宗成化二年（1466）参加廷试时，作对策一万多字，痛斥时弊，名动京城，录取为进士第一名。当他看到宪宗召回正在服丧的大学士李贤，并让他“夺情任职”时，立即上疏劝谏，表明这是关系纠正人情风俗、维护伦理孝道的大事。宪宗看后大怒，把他贬为福建市舶司副提举，李贤也耿耿于怀。事后，虽有多位大臣上疏解救，却始终得不到回应。李贤去世后，他虽官复原职，但是被安排在南京，不被重用。两年后，罗伦托病还乡，不再出任官职。

罗伦不愿为官，也与性格有关。他为人刚正，严于律己，对富贵名利看得很淡。他读书是为钻研圣贤学说，曾说：“科举考试并不能毁坏人，而是人自取灭亡。”当时知府张瑄同情他的贫穷，用粟米周济，被婉言谢绝。在家乡，他倡议实行乡约，并以身作则，大家相互遵守，没有人敢违犯。罗伦穿衣吃饭都比较粗劣，并不以为耻。有人送衣服给他，而当他看到路边有饿死的人，就脱下衣服掩盖尸体；如果要留客人在家饮食，就需要妻儿到邻居家去借贷钱米。罗伦曾在人迹罕至的金牛山上建筑房屋，著书立说，不为世事所扰。

王徽为什么反对宦官专权王徽（1428～1510），字尚文，应天（今江苏南京）人。英宗天顺四年（1460）考中进士，担任南京刑科给事中之职。

宪宗即位之初，王徽便与王渊等人呈上奏疏。在疏中，以自古宦官贤良的少、奸邪的多的史实为根据，阐明恢复太祖时的旧制度，即不准宦官参与朝政的道理。认为这样既有利于朝廷，也有利于宦官本人。

宪宗成化元年（1465），发生吴皇后被废事件，宦官牛玉因为擅自调换中宫，论罪当死，但由于处理此案的官员徇私枉法，他只受到被贬的处罚。王徽等人看不过，于是上疏弹劾，认为对牛玉判刑太轻，依据国法应该处死。并列举大宦官王振、曹吉祥等人危害朝廷的事为例，劝诫宪宗借鉴前事，不要轻信宦官。他还指出，宦官是皇帝身边的近侍，常常利用这种机会勾结朝中大臣，时时进谗言诬陷忠良之士，扩大自己的势力，干预国家政事，也使得宦官的兄弟子侄依仗权势，横行不法，欺压百姓。宦官虽然身在宫中，心却在宫外，内外互相勾结，这样极容易引发动乱。宪宗不但不听，还把他贬为州判官。宦官更是对王徽切齿痛恨，处处排挤，使他的仕途不顺，终于在宦官的陷害下被取消了官籍。

届伸是怎样揭露宦官败坏国事的屈伸（1460～1504），字引之，任丘（今河北任丘）人，宪宗成化末年考中进士，一直担任谏官。他坚持正义，刚正不阿，尤其对败坏国事的宦官，揭露抨击不遗余力。

孝宗弘治年间，以镇守广宁（今河北宣化）的宦官王振为首，总兵官蒋骥、巡抚陈瑶等人谎报军功战绩，明明在广宁一战中失败，却上报朝廷说是打了胜仗。屈伸等人上疏弹劾，孝宗却不追究。直到广宁再一次失守，王振等人又谎报，屈伸又上疏弹劾说这是欺君罔上的大罪，孝宗才下令立案审查。

宦官苗逵与成国公朱晖等人讨伐敌寇，捣毁巢穴，只斩杀了三个敌人，等到敌寇大举进攻固原（今宁夏固原）的时候，他们不敢出兵，也只斩杀了十二个敌人，却先后都以胜利上报朝廷，并向朝廷讨要封赏。对此，屈伸等人多次上疏弹劾，孝宗都不听。

镇守河南的宦官刘瑯，上疏要求拨给杂役人员，孝宗下令拨给了五十人。依照先例，担任尚书之职的宦官才有二十个杂役人员。于是，屈伸上疏竭力反对，孝宗下令减少了二十个。

理学大师王守仁的生平情况如何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余姚（今浙江余姚）人。曾在会稽山阳明洞隐居养病，故自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他是明代著名的理学大师及教育家、书法家，也是明代出身于文人的著名将领之一。

王阳明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考中进士，随后在兵部、刑部任职。武宗正德元年（1506）冬，因反对宦官刘瑾，被责打了四十棍，贬谪为贵州龙场驿（今贵州修文）丞。刘瑾被朝廷处死后，王守仁由庐陵知县，历任南京刑部主事，考功郎中、南京太仆少卿、升迁为鸿胪卿。正德十一年（1516），王守仁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南安（今江西大余）、赣州（今江西赣县）、汀州（今福建长汀）、漳州（今福建龙溪）等地。当时，南、赣等地有多处农民起义，王守仁在巡抚此地时，联合福建、广东两省军队，镇压了大庾（今江西大余）、乐昌（今广西乐昌）、郴州（今湖南郴州）等地农民起义。十四年，率吉安知府伍文定等平定“宸濠之乱”。世宗嘉靖元年（1522），升任为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六年，王守仁总督两广兼巡抚，赴广西田州（今广西田阳）平息当地少数民族骚乱，又指挥官军击破八寨、断藤峡的土匪。最后，他病死于往返江西南安府大庾县（今江西大庾）的路途中，时年五十七岁。赠新建侯，谥文成。

王守仁是明中叶著名的教育家，从三十四岁开始讲学活动，直至去世，历时二十三年。在这期间，除六年是专职从事讲学之外，其余均是一面从政，一面讲学。他所到之处，除热心于讲学外，还热心于教育设施的建设，并且不拘形式，既建书院，也设置社学和兴办学校，这在客观上对明中叶以后书院学校的发展、讲学之风的兴起起了积极的倡导作用。

在哲学方面，他是宋明时期主观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他的学说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流行达150年之久，形成阳明学派，谓之“阳明心学”。不仅在本土影响极大，还流传到日本等国。他的学说虽然起过某种冲击圣贤偶像的积极作用，但空谈心性之风的流行，也影响了明中叶以后学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他一生著有《传习录》、《大学问》、《阳明先生文录》等，后人辑成《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传世。

嘉靖皇帝为什么赏识张璁张璁（1475～1539），字秉用，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后因“璁”字与世宗皇帝朱厚熄的“熄”字同音，为了避讳，世宗特赐名孚敬，字茂恭。

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考中进士，踏入仕途。当时，武宗无子，在世时下诏让堂弟朱厚熄继位，是为世宗。世宗即位才六天，即下诏追封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皇考，奉迎生母来京。这道诏书遭到内阁大学士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等大臣抵制。他们援引汉代定陶王、宋代汉王等类似的事为例，不予认可。

这时，张璁在礼部观政，上了一道《正典礼》的奏疏，阐明汉代定陶王和宋代汉王的儿子是先入宫承嗣为皇子，而后继承皇位，这是继嗣。而当今皇上是以伦序而立，是为继统。统与嗣不同。并据“孝”和“尊亲”传统，说明礼法的核心是人情；申明世宗登基后就商议“追尊圣考”、“奉迎圣母”，合乎大孝之道，顺乎人情之理。世宗听说之后，非常高兴，说：“这番议论一出，我父子都可以获得保全了。”之后，世宗授张璁、桂萼为翰林学士，与其他持反对意见的大臣展开激烈的争论。随着事态愈演愈烈，朝臣中有二百多人甚至跪在宫门前哭谏。世宗一怒之下逮捕了为首者，打死十七人，下狱一百九十人，发配戍边八人。

嘉靖三年（1524）九月，“大礼之争”落下帷幕，世宗尊其生父为皇考，生母为皇太后。这一场大礼仪之争，实质上是前朝权臣与新继位的年轻皇帝的权力之争，张璁就成为这场争斗中新皇帝政治集团中的先锋与主力，从而得到赏识与信任，一再擢升。六年十月，以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要决策，两年后晋升为首辅。

张璁任首辅以后，刚正廉洁，一心奉公，并身体力行、以身作则，来实行种种改革措施：针对官场上贿赂公行、贪赃枉法的积弊，竭力推行廉政，加强监察权力，巡按御史与地方官员进行相互监督，不许结党营私、私下进谒、请托与馈赠，违者由缉事衙门访捕拿问；针对宦官干预朝政，张璁上奏明确揭露其种种劣迹及其产生的危害，使世宗下决心改革，罢免撤除天下镇守太监；针对权贵侵占民田，张璁与杨一清上疏，坚决请求清理权贵大臣的庄田，一律归还百姓。此外，张璁还请得旨意，裁减锦衣卫官兵三万一千多人，其他部门冗官、冗兵四万多人，罢黜不称职御史二十余人。这些措施，虽然得罪了不少人，但客观上有利于维护皇权统制，所以得到世宗的支持与赞赏。

张璁生病时，世宗曾派遣锦衣千户刘昂前去探视，并带着手诏说：“卿以赤诚辅联，朕亦以腹心是托。”并催促还朝辅政。他逝世后，特赐谥号文忠，追赠为太师。

胡士宁是怎样弹劾宁王朱宸濠的胡士宁，字永清，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孝宗弘治六年（1493）考中进士。他性格刚直，不畏权贵，时常上疏陈述当时的政治得失，与李承勋、魏校、余祐一起被称为“南都四君子”。

武宗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骄横跋扈，有谋反之心，但没有人敢说。胡士宁十分愤慨，于武宗正德九年（1514）三月上疏给武宗，指出江西尽管盗匪横肆，但其隐患不在盗匪而在宁王。宁王府的威势日渐扩大，聚集了很多不法之徒胡作非为，多次假借火灾强夺百姓的房屋基地，还以采办贡品为名侵扰附近的府郡，而地方官员却只知奉承不予制裁。他说这样会使得百姓不安，逼得他们群起作乱。针对这种情况，他请求武宗委派公允忠诚的大臣镇抚江西，同时让宁王只治理他的藩国而不要阻挠有关官员。他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平定祸乱的根源，消除意外变故。武宗同意了派大臣前往江西镇抚的事情，至于他说的宁王府违反法制侵扰百姓的事，怀疑不是真的，就没有派人调查，只是命宁王好好管束下属。

朱宸濠得知后，恼羞成怒，几次上疏弹劾他，又以重金贿赂权臣和武宗宠信之人，一心想杀掉他。在朱宸濠的活动下，胡士宁的家人全部被抓，胡士宁走投无路，自投锦衣卫监狱。在狱中，他又三次上疏说朱宸濠谋反的情况，但武宗都不予理睬。他在狱中被关押了一年多，后经多位大臣的援救，被贬职流放到沈阳（今辽宁沈阳）。又过了四年，朱宸濠果然谋反，胡士宁才被重新起用。

郑晓是怎样分析倭寇之乱的原因的郑晓（1499～1566），字窒甫，海盐（今浙江海盐）人。世宗嘉靖二年（1523）考中进士，曾任职方主事、太仆丞、南京太常卿、刑部右侍郎等职务。他熟悉军事，尽知天下险要关塞，兵马虚实强弱的情况。任职于兵部时，兼副都御史总督漕运，曾多次击败倭寇的进攻，曾在狼山（今属江苏）围攻他们，斩杀九百多人，因此两次晋升官阶。

当时有许多百姓受了倭寇的贿赂而与他们内外勾结，为他们作向导，使得倭寇完全知道官军的虚实，还有很多人加入倭寇的队伍。针对这种情况，郑晓说：“英武雄健有才识之徒，因为困顿没有地方显示才华，才会甘心作贼寇。除非国家广泛网罗人才，使他们有出路，不然恐怕其中就会产生像孙思、卢循这样的人，祸患就蔓延大了。洪武年间倭寇侵扰近海的州县，以高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的威灵，加上谋臣老将的帮助，修筑城堡操练士兵，经营几年，都还没有经营安定。于是招募渔夫、岛上居民、贩卖私盐受罚的刑徒、编入户籍的蜑人编成几万人的水军，又派使臣出海宣扬恩威。很久以后，倭人才不成为祸患。如今江北虽然平静，然而船只出没，转眼就是千里。倭人依恃华人作耳目，华人凭借倭人作爪牙，若不详细筹划，后患很不容易消除。”

郑晓对倭寇之乱原因的分析十分中肯，世宗对他提出的建议都采纳了。

张经御倭有功为什么却被处死张经（?～1555），字延彝，侯官（今属福建）人。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考中进士，任嘉兴（今浙江嘉兴）知县。

嘉靖三十二年（1553），张经被任命为南京户部尚书，随后改任兵部尚书。三十三年，朝廷因倭寇猖獗，令张经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的军队，见机行事。十一月，倭寇两万余人占据柘林（今属江苏），其同党也相继而来。张经每天勤于选将练兵，又考虑到江苏、浙江、山东的军队同倭寇作战时多次都以失败告终。因此想组织附近各地的官军合力攻打倭寇，力图一举捣毁贼窝。那时恰逢侍郎赵文华前去，他与胡宗宪相互勾结，屡次催促张经出兵。张经坚持等到各地官军都会合后，合力攻打，赵文华再三催促，张经依然坚持己见，于是赵文华就秘密上疏控告张经耗费军饷，祸害百姓，畏惧倭寇，因此贻误战机等。而在赵文华上疏时，各地方的官军也都会集在了一起。五月初一，倭寇突袭嘉兴。张经派遣各路军队在王江泾合力作战，大败倭寇。这是平倭战争以来的第一次大捷。

而世宗收到赵文华的奏疏后，便向严嵩询问情况，严嵩的回答和赵文华的奏疏如出一辙，并说当地百姓都很怨恨张经。世宗听后，大怒，立即下诏逮捕张经。但不久就传来“王江泾大捷”的消息，世宗却认为这是张经听到赵文华弹劾自己后才打了一仗。而严嵩又时常在世宗面前进言说张经是冒领赵文华与胡宗宪的功劳，并极力称赞赵文华与胡宗宪。世宗对严嵩的话深信不疑于是下令逮捕张经。张经被带到京城后，向世宗详细陈述了进兵剿倭的原委始末，可世宗却始终听不进他的话，最终判张经死罪。

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月，张经被判斩首。天下人都为他抱冤。

胡宗宪是怎样勾结严嵩贻误国事的胡宗宪（?～1565），字汝贞，绩溪（今安徽绩溪）人。世宗嘉靖十七年（1538）考中进士。

嘉靖三十三年（1554），倭寇在沿海地区非常猖獗。世宗命令张经为总督，李天宠为浙江巡抚，又命赵文华督察军务，而赵文华依仗严嵩在朝内的支持，极为骄横。张经和李天宠不愿依附赵文华，只有胡宗宪依附他。赵文华与胡宗宪相互勾结，大力排挤张经、李天宠。“王江泾大捷”中，胡宗宪虽参与有力，但赵文华、严嵩却将张经的功劳全部抹杀而归于胡宗宪。张经因此获罪，被世宗处死。

在歼灭汪直、徐海的战役中，胡宗宪立下大功，但他为人有权术，又喜好功名。通过赵文华又结交到严嵩父子，每年都会向严氏赠送无数的金银、丝绸、女子、珍异物品等。赵文华死后，胡宗宪与严嵩结交更深，权力震动东南一带。胡宗宪还喜欢结交宾客，对各种身怀一技的人也都施以恩惠，因此名声大作。但他所侵吞的公款、聚敛的财物也不计其数。

胡宗宪又十分懂得谄媚世宗，经常向世宗进献珍品。因此遇到有人弹劾胡宗宪时，世宗也大都宽恕了他，不多追究。等到严嵩垮台后，御史汪汝正在查抄罗龙文家时，发现了胡宗宪在遭人弹劾时授意罗龙文向严世蕃求助的亲笔书信。汪汝正上呈给世宗后，胡宗宪终于被逮捕，并投入监狱。

胡宗宪在狱中上奏陈说自己在平定倭寇的功劳，又说自己是因为向皇上进献祥瑞物品而遭人弹劾，并说汪汝正有受贿行为。世宗终因怜惜宗宪，将汪汝正也一并投入监狱。胡宗宪后来死在狱中，汪汝正获释。

曹邦辅击倭有功为什么受到贬黜曹邦辅，字子忠，定陶（今山东定陶）人。世宗嘉靖十一年（1532）考中进士。

嘉靖三十四年（1555），曹邦辅被授予右佥都御史一职，到应天（今南京）巡查安抚。那个时候倭寇正聚集在柘林（今属江苏），部分倭寇则从绍兴（今浙江绍兴）窜出，转而劫掠杭州（今浙江杭州）、严州（今浙江建德）等地，又进犯南京，攻破溧水（今江苏溧水），直抵宜兴（今江苏宜兴）。曹邦辅率兵分兵围剿，大败倭寇。赵文华本想争夺他的功劳，但曹邦辅早已将捷报奏告给了朝廷，赵文华因此非常怨恨曹邦辅。

后来赵文华与胡宗宪，会同曹邦辅共同攻打占据陶宅（今属江苏）的倭寇，结果失败。贼军后退时，曹邦辅又进兵攻打，却再次战败，因此被罚夺去俸禄。而赵文华却上奏指责曹邦辅躲避强敌而攻打弱敌，延误军期。赵文华回京后，又向世宗进言说：“倭寇不难消灭，但因总督、巡抚不称职，以致官军失败。”于是，世宗便下令逮捕曹邦辅，将他贬去戍守朔州（今山西朔县）。

余珊向皇帝所上十事的内容是什么余珊，字德辉，桐城（今安徽桐城）人。武宗正德三年（1508）考中进士，授予行人之职，升为御史。余珊严于律己，为官很有威仪，深得人们敬重。世宗嘉靖四年（1525），他在给世宗所上的奏章中，陈述了朝廷潜在的十种弊病，行文洋洋洒洒，达一万四千字，反复陈述，极为痛切，内容概括起来是这样的：

正德年间，反贼刘瑾独揽政权，扰乱朝政，幸亏陛下振兴纲常法纪，然而不久又因循旧习，使纲常法纪废弛，此为第一种；陛下打击铲除了正德年间遗留下来的寡廉鲜耻、攀附权贵之徒，但是现在重富贵薄名节之风盛行，受贿之门重开，商贩往来如前，致使风俗败坏，此为第二种；正德年间国家权柄下移，王气不振，因此才有宁夏安化王和江西宁王的叛乱，全靠陛下奋起整顿藩王，然而陛下近来受腐儒姑息言论的迷惑，纵容部下犯上，致使朝廷的号令竟出于士卒之口，这是国威衰弱的表现，此为第三种；自从刘瑾掌权以后，用收受贿赂来更换将帅，所以边防遭受破坏，全靠陛下奋起而严加整饬，但是积病已久，边防松弛，外敌强大，此为第四种；陛下继位，虽有力地打击了刘瑾等敛财集团，但近年来，赋税沉重，百姓在田野中嗷嗷待哺，全没有乐于生存的心思，这是国家根本的动摇，此为第五种；近来朝中言路阻绝，偶尔有几个忠直之士，也被权奸排挤而离去，导致人才匮乏，此为第六种；刑法严酷，进言之士稍有不慎，即遭酷刑，致使言路闭塞，此是第七种；奸邪之徒以忠良的假像掩饰自己的奸诈，正是大奸若忠，大诈若诚，臣担心正不压邪，群奸日益得势，奸正混淆颠倒，此为第八种；自陛下继承皇位，一改武宗亲小人远贤臣之风，但是自从兴起有关“大礼”的议论以来，凡是不合陛下心意的，便加以贬斥，小人由此窥探机会，投机取巧，以迎合君主的心意，获取功名，因此使得大臣观望，小臣畏惧，上下相违，导致君臣产生隔阂，此为第九种；如今多次出现异常天象，成为灾害之兆，此为第十种。这十种，只要有一种，就难以保住天下，恳请陛下任用贤臣良将，这样可使朝政的弊病除去，国家可望大治。

戚贤是怎样一位官员戚贤（1492～1553），字秀夫，全椒（今安徽全椒）人。他是一位有智谋、敢于弹劾贪官庸吏、大胆言事的正直而有作为的官员。

戚贤是在世宗嘉靖五年（1526）考中进士的，被授予归安知县。归安县里有座肃总管庙，香火很旺盛，每天都有人进庙祭祀祈祷。有一年干旱，戚贤就到庙里祈祷求雨，却没有应验，就把木偶像扔到河里去了。过了几天，有船经过，木偶像居然跳到船上，船中的人大惊。戚贤知道后笑着说：“这是因为没有将它烧掉。”于是派人将木偶像烧毁。暗中命令衙役躲在庙的附近，等着水里的人一出来，就逮捕他们。没多久，果然捕获了几个人，原来是当地奸人招募的善于游泳的人做出来的。戚贤运用自己的智谋使得真相大白。

知府万云龙为人性情急躁，对待下属很严厉，因此，戚贤好几次触犯了他。后来，万云龙被人诋毁，即将贬黜，而戚贤不计前嫌，为其诉冤。这样，万云龙才得以幸免。尚书桂萼因此而认为戚贤为人做事与众不同，十分欣赏他。

嘉靖十四年春，戚贤升任吏科给事中。进言说遭罢黜的官员有处理不当的，应该让谏议官上言救援。皇上听从了他的请求。恰巧此时参议王存和韦商臣因上言论事触犯了朝中要人；前给事中叶洪弹劾汪鋐被贬职，后来这几人都被罢黜。戚贤此时正在陕西审事，给事中薛宗铠便根据戚贤所上奏疏的意思上言救援。但是吏部坚持不同意，皇上于是下令将他们罢免。

戚贤回朝廷后，认为汪鋐之所以敢恣意横行，其实是因为张孚敬包庇他，因此上奏，陈述了陈孚敬的种种罪状，说：“宰辅张孚敬安插心腹掌握吏部大权，以利害相威胁钳制谏议官口舌。陛下听从臣的意见，允许谏议官申诉辩论，正是为了防止大臣行私。现在谏议官为叶洪上言辩自救援，孚敬却从中阻挠，曲意庇护吏部尚书。”

戚贤任刑部给事中时，夏言执掌朝廷大权，在选用翰林院庶吉士人员的事情上未能做到不徇私情，就对此事上奏，陈述有关徇私请托的害处，皇上接纳了他的意见。

太庙失火，戚贤借此弹劾贪污侵吞巨大的郭勋以及张瓒、樊继祖等人，并推荐许多贤能之士。夏言心生不悦，有意激怒皇上，将戚贤贬任山东布政司都事，被推荐的人也都被罚夺俸禄。

冯恩为什么被称为“四铁御史”

冯恩，字子仁，松江华亭（今上海）人。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家境十分贫寒。母亲吴氏含辛茹苦地把他养大，敦促教导他好好学习。所以冯恩从小就知道奋发努力，刻苦用功。有一年的除夕夜，家里穷得没有米下锅，外面下着大雨，屋子因为年久失修，到处都漏雨，面对这么艰难的处境，冯恩无所动摇，仍泰然自若地用心读书。工夫不负有心人，于世宗嘉靖五年（1526）考中了进士。正是这一段艰难生活的磨练，造就了冯恩正直的个性，坚强的意志，在日后的为官生涯中，他进谏刚直坦率，不畏权贵奸邪，被百姓称作“四铁御史”。

当时，有大臣建议分别在南郊和北郊进行祭祀典礼，并让皇后主持北郊的祭祀活动。皇帝拿不定主意，就让朝廷众臣各陈己见。但天地合祀是一贯的传统，而且皇后作为后宫之主，执掌内宫之事，远出郊野是很不合礼法制度的，于是很多人上疏反对。但是，凡是持反对意见的大臣，都被诏书斥责为奸邪之徒。冯恩知道后，很是气愤，明明是皇帝要求大家说说自己意见的，现在怎么变得专断独行了，想来一定是有人为宣扬一己之意而左右了诏书的起草。于是他上疏直言，陈述了自己的想法。当他写奏疏的时候，尽管自认为会受到责备，但还是勇敢地呈了上去。然而皇上并没有责备他，可见他的推测是符合事实的。此后，冯恩更加奋发，以直言进谏、针砭时弊为己任。

嘉靖十一年冬，有彗星出现，这在当时被视作不祥之兆，世宗便下诏要求众臣说真话。冯恩于是上疏一一指出大臣的正直奸邪。对于有才学、有能力的，则大力举荐，同时也不畏权贵，直言不讳地对奸邪之人极力指责，其中就弹劾了大学士张孚敬、方献夫以及汪鋐等，列举了种种恶行，说他们是朝廷中的三颗扫帚星，若不除去，将会给国家带来灾难。当时正值汪鋐等人当权，很受世宗宠信。奏疏呈上，世宗很生气，汪鋐等人又进谗言，冯恩便被关进了监狱。然而，汪鋐等人仍不罢休，企图置冯恩于死地。等到朝廷审讯的时候，汪鋐做主审官，有意侮辱冯恩。冯恩则誓死不向他下跪，正义凛然地立于朝堂之上，大骂汪鋐，一一数落他的罪行。汪鋐气急败坏，冲下审讯席来殴打冯恩，被陪同审讯的人拉住。尽管避免了一场闹剧的发生，但汪鋐还是怒不可遏，判处了冯恩死刑。冯恩大笑而出，一点畏惧都没有。观看的人都叹息道：“这个御史不但口如钢铁，他的膝、胆、胃都是钢铁做的。”由此而称他为“四铁御史”。

后来，冯恩的儿子上血书请求替父去死，感动了世宗，才得以幸免。

周冕是怎样弹劾权臣严嵩的周冕，资县（今四川资中）人，世宗嘉靖二十年（1541）考中进士。起初任太常博士，后提拔为贵州御史。他做官向来有正直的名声，有两件事为例证。当时，太庙的重建竣工，世宗想要派遣有关官员代替自己前去祭祀祖先。御史鄢懋卿认为这样做不可以，祭祖是国家大事，必须皇帝亲自前去。世宗十分生气，下了一道谕旨，上面明写着若再出现这种想要通过劝谏君主来谋取自身声名的人，必将判重罪。文武百官听说之后，都惊恐不安，哪里还敢管闲事，唯独周冕仍然据理力争。世宗大怒，立即将他逮捕入狱，想要重罪责罚。但事后又被周冕直言进谏的品格所感动，最终还是释放了，复派原职。祭祖风波之时，太子已经十一岁了，但还没有开始系统地学习如何为人为君的圣贤道理。周冕出狱之后，首先提出的建议是要世宗早日为太子选定名师，教化品性。世宗本来就余怒未消，对此更是怒不可遏，下令用棍棒将周冕赶出京城，贬为云南典史。虽然遭此远逐，可周冕依旧心怀豁达，没有怨恨之情。

几年之后，周冕调回京城任兵部武选郎中。此时，发生了杨继盛上疏弹劾掌握朝政数十年的权臣严嵩及严效忠的事件，并牵扯到欧阳必进等有关大臣，他们纷纷上疏为自己辩护。一时间，朝中乌烟瘴气。世宗心中烦躁，命令兵部调查事情真相。周冕经过调查后上奏直言严效忠是依托严嵩，伪称姓名，谎报军功，并细细指出严嵩之子严世蕃所递送材料中的种种可疑之处：

“假若严效忠曾考中过武举人，那为什么没有原籍官府举荐选送他们的文书?如今又为何自称平民而不称作武举人?严效忠自称是严鹄之兄，严世蕃之子，但严世蕃之子大都年幼，并没有起名叫做‘效忠’的。假若严效忠真是斩杀敌人首级七颗，那为什么其他将领没有一人上报斩杀敌人首级之功，难道在三军之中唯独宰相之孙骁勇善战吗?况且他当时才十六岁，怎能担当大将之任?在前方大捷与朝廷得知消息之间不到一个月，为什么万里之遥的军事情报传递得如此迅速?”

奏疏陈述事实清楚明白，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种种破绽处。周冕虽官职卑小，但并不因为严嵩父子的权势而故意为他们遮蔽掩盖。

这封奏章震惊了朝野内外，就连严嵩父子也为其中所列出的种种破绽感到惊恐不已，私下连忙托人弥补漏洞。然而，世宗昏庸，故意偏袒严嵩，反而斥责周冕是蓄意报复，下诏将他逮捕入狱，严刑拷打，贬为庶民。

穆宗隆庆初年，朝廷录用那些在世宗一朝敢于劝谏的直臣，周冕就被任命为太仆少卿。但周冕忧虑母亲年迈，始终没有上任。

吴时来为什么晚节不保吴时来（?～1590），字维修，仙居（今浙江仙居）人，世宗嘉靖三十二年（1553）考中进士。起初，他为人正直磊落，敢于弹劾贪官污吏，是一位爱民如子的好官。然而在晚年因官场上遭受挫折，沉沦十多年，复职后委曲求全，晚节不保。

吴时来最初官授松江（今江苏上海）推官。当时倭寇大举犯境，乡民携妻子儿女逃到松江避难。吴时来开城接纳他们，并派精兵良将修复毁坏的城墙，进行顽强抵御，保住了松江一方百姓的平安。

因功升任刑科给事中，此时，他更加勤于政事，为国事尽心尽力。一上任就弹劾了严嵩的同党兵部尚书许论、巡安御史路楷等人。严嵩因此十分痛恨吴时来，借机派遣他出使琉球国，想以此将他排挤出朝，以钳制其口。然而，吴时来并不畏严嵩的权势，上疏直言弹劾他的种种罪状。当时，吴时来弹劾严嵩的奏章与张翀（chōng）、董传策的奏章一起呈上，而张翀、董传策都是徐阶的门生，严嵩就疑心是徐阶指使他们这么干的，便秘密上奏诬陷说三人是受了别人指使故意陷害自己，并说吴时来畏惧出行琉球国，想借此事来拖延。世宗轻信严嵩，将三人打入钦犯监狱，严刑拷打，最后流放到西南烟瘴之地。

穆宗隆庆初年，吴时来被召回，恢复原职。此时的吴时来仍然秉持公正，大胆言事，弹劾贪官污吏。然而，他的刚直个性和做法遭到了小人们的非议，恰巧此时高拱执掌吏部，很不喜欢吴时来，于是借光懋等人弹劾吴时来滥行推举之机，将他贬为云南副使，直到罢官闲居于家。

神宗万历十二年（1584），吴时来才再次被起用。然而此时的吴时来已不复当年的坚贞正直，十余年的贬黜生活使他意志消沉，在执政时委曲求全，不能秉持操守和公道，接连被多人弹劾，不得已请求退职归家，终不能保其晚节。

邹应龙为什么要弹劾严世蕃邹应龙，字云卿，长安（今陕西西安）人，世宗嘉靖三十五年（1556）考中进士。他为人有才气，为官清正廉洁，又因弹劾严嵩而得到盛名。

当时，严嵩专权已久，朝廷正直之臣如王宗茂、赵锦等人上疏弹劾都遭迫害。因此，朝中人人自危，没有敢再进言的了。但是邹应龙深知严嵩之所以恣意妄为是因为受到世宗的宠信，而如今世宗已不像当初那样听信于严嵩，更何况严嵩之子严世蕃贪婪成性，作恶多端，世宗对他已经产生厌恶之感。于是，邹应龙就想先从严世蕃下手，推倒他后，顺藤摸瓜，严嵩的日子也就不多了。

邹应龙上疏弹劾严世蕃的种种罪状，将他凭借严嵩的权势而做下的违法乱纪之事一一列举出来，并将他在母亲丧期仍行淫乱之事一并奏上。世宗本来就对严世蕃居丧淫纵之事有所耳闻，内心厌恶，还曾密问过一个占卜方士有关身边辅臣贤良之事，方士告诫说严嵩父子为弄权之臣，因此在心里已经开始疏远严嵩。正巧邹应龙的奏章呈入，世宗顺势将严世蕃关进钦犯监狱，勒令严嵩退休，并提拔邹应龙为通政司参议。

就这样，专权长达二十余年的严嵩终于被推翻。不久，严世蕃被诛杀，严嵩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