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史—— 张献忠与李自成的谷城之会

张献忠、刘国能等部接受熊文灿的招抚，不过是权宜之计。当时的刑科给事中李清（字映碧，号心水，南直隶兴化人）敏锐地指出，张献忠、刘国能“其意叵测，为忧方大”。徐元文写道：“当是时，流寇充斥，帝所用中外臣多不称旨，而任法益峻。公（李清）极言理臣熊文灿一意主抚之非，虽张献忠、刘国能幸而就抚，其意叵测，为忧方大。后（张）献忠果叛，如其言。”

从形式上看，张献忠确实接受了招抚，先后拜见五省总理熊文灿、湖广巡按御史林铭球，领受了明朝副将的职衔。这是他向政府索取几万人军饷的一种手段，他的部队并没有解散，也没有接受改编，继续操练，采办军器。当时的南京兵部尚书范景文（字梦章，号思仁，北直隶吴桥人）就指出，张献忠受抚后，“人不散队，械不去身”，“买剑买刀，安意耕耘”，提醒朝廷，“叛形业已渐张”，“抚贼未可轻信”。杨嗣昌针对范景文“抚贼未可轻信”，写了奏疏反驳，指责范景文不了解抚剿全局而瞎三话四，无异于教唆敌家：“至于剿抚全局，臣部亦有苦心，每因南北隔远，未能遥请商求。今姑譬之于弈，满盘皆劫，而一角相持，观者但当注心于劫，不当注心于持，劫尽而持自解。如劫未尽之时，当局若无余力，而旁观者频频指点其持，是为有益于我乎？抑为教唆敌家也？”

当时的湖广按察司佥事王瑞旃，向熊文灿、林铭球报告的敌情，更加证实了这一点。王瑞旃说：崇祯十一年五六月，流寇十闯天等七八股奔袭唐县、邓州之间，距离襄阳不足二百里。熊文灿要张献忠提兵征剿，给以资粮，督以监军，张献忠虚与委蛇，口然而心未必然，今日然而明日未必然，终不肯出门半步。到了七月初九日，张献忠却向地方当局发去揭帖，要求发放七八九三个月的粮饷，以供养一万一千士兵的口粮，如果没有粮食，则由地方当局拨发银子二万两，以赡养众口。顶替戴东旻出任郧阳抚治的王鳌永以为，招抚张献忠之初，就应该用武力逼迫其认罪，给他“从戎”或“归农”两条出路，如果既不“从戎”，又不“归农”，惟有进剿。杨嗣昌写信批评他不了解剿抚全局，冷嘲热讽：“斯诚扫清江汉之机，谁敢以为不然？然而其时贼多兵少，贼散兵分，其自江汉而外，当扫清而不扫清者何限，能以全力事一隅乎？故因其求抚而抚之，如虎狼忽不搏噬，而安卧一隅，则且安卧之。至其为稳卧，为负隅？殊未可必。迨诸方之虎狼略尽，搏噬少衰，而此一虎狼引之笼槛，去其爪牙，斯则驯暴之术而入笠之机也。”在杨嗣昌看来，不必管他是“稳卧”还是“负隅”，一旦其他虎狼消灭殆尽，再来收拾他的爪牙，稳操胜券。

杨嗣昌之所以支持熊文灿的招抚政策，与他对于剿抚全局的估计密切相关。熊文灿认为，“流贼如水，以抚为堤”。杨嗣昌则认为，“剿乃其堤，聊遏横溢而已；抚则其归，如百川赴海，万折狂澜将自化为安澜也。弄兵本潢池赤子，释甲即周余孑遗，可一刀杀尽乎？”这也是揣摩皇帝心态的结果，他在一份奏疏中说：“至于张献忠之抚，臣等始殊难之，皇上召臣（杨）嗣昌、臣（赵）光抃于武英（殿），赐对面谕‘剿抚原该互用’。又问臣云：‘卿说这贼杀得尽否？’臣乃渐渐敷陈相机安抚之实事。”但是地方官反映张献忠不受节制，自行其是，又使得杨嗣昌彷徨不宁，一则担忧“贼党尚众，凶渠实繁，纵之易而操之难，狡谋多而全算少。有如往年陈奇瑜之抚，一出汉中，旋踵四溃，遗祸至今，罪谤莫赎”；再则担忧“近日谷城（张献忠）之事，反侧未定，要挟多端，局中殊有岌岌不保之虞，而局外之震撼危疑益纷纷其不可问……此臣所以殷忧日夜，不知行间诸臣是何作用担当？作何安顿究竟？”三则担忧，监军太监刘元斌、卢九德转告，张献忠“请给敕书关防，以听节制调遣”，显得左右为难：“实多要挟之状，与之万无此理，不与借口生端。”尽管有种种隐忧，但是皇帝明确指示“剿抚并行，原不中制”，允许总理、巡抚、监军太监“相继操纵”，因此熊文灿的抚局无人能够撼动。

张献忠利用这一时机，在谷城休养生息，等待时机。李自成与张献忠双雄的谷城之会，就是在这一特殊环境氛围下实现的。

李自成在潼关南原全军覆没，仅率十八骑突出重围，逃往商雒山中。被打散的部下闻讯，陆续前来归附，逐渐形成几千人的队伍。当他获悉张献忠在谷城的实情后，于是年年底，带了几十名随从，快马加鞭赶往谷城，去会见张献忠。这两位陕北老乡，目前处境迥异，友情尚存。

张献忠还是一如既往的豪爽，设宴款待。

酒过三巡，他笑着拍拍李自成的背，戏言：李兄，何不随我而降，还仆仆风尘奔走干嘛？

李自成仰天大笑，连说：不可，不可。

此时此地两人心照不宣，李自成知道张献忠在谷城受抚，不过是权宜之计，并非真降，否则决不会冒失来此，自投罗网。张献忠明知李自成不会随他而降，开个玩笑而已。

会见之后，张献忠接济了李自成一批武器马匹，让他重整旗鼓，以待日后遥相呼应，壮大声势。

谷城县人士亲眼目睹李自成会见张献忠之后，从容离去，非常埋怨熊文灿。如果熊文灿调度得宜，张献忠一定会“缚闯自效”——生擒李自成将功赎罪。这种埋怨毫无根据，对于熊文灿抑或张献忠，都是不明底里的妄言。熊文灿徒唤奈何，谷城在张献忠控制之下，他不可能“调度得宜”；张献忠并非真降，不可能“缚闯自效”。

关于谷城双雄会，史书语焉不详，颇多歧异。李自成兵败潼关，逃往商雒山中，到一年之后再度崛起，这一段时间，几乎销声匿迹，史家对他的记载大多传闻之词，五花八门。《明史纪事本末》这样写道：“（崇祯）十一年二月，李自成陷泸溪，陕寇尽聚川西。总督洪承畴檄川中诸道兵严守要害，贼因乏食，承畴以川师诱之，陕兵设伏于梓潼。自成率群贼逐川兵，川兵走，伏发，贼大败，斩首千余，几歼之。自成率残众数千走溪南，孑身入楚，依张献忠，不许，至竹溪，献忠谋杀之。自成独乘骡，日行六百里，走商雒，至淅川老回回营，卧疾半年余。老回回授以数百人，仍出剽掠。”把潼关之败写作梓潼之败，把进入商雒的时间定在李、张竹溪之会以后，都令人费解——与事实不符。

《明季北略》这样写道：“庚辰（崇祯十三年）九月，秦兵大破李自成于函谷，自成众散略尽，其部下俱降。自成窜汉南，秦兵蹙之于北，左（良玉）兵扼于南，穷蹙不得他逸。食且尽，自经者数四，养子李双喜救之……先是，戊寅（崇祯十一年），张献忠、罗汝才九股在房、竹山中，自成来附。献忠谋杀之，自成觉而逃去，入蜀。”把李自成兵败潼关，写作兵败函谷，而且系于崇祯十三年；又把崇祯十二年李、张竹溪之会，系于崇祯十一年，问题多多。

对于崇祯十一年冬李、张谷城之会，记载得最为确切的是《国榷》与《绥寇纪略》。《国榷》写道：“戊寅（崇祯十一年）冬季，（李）自成兵败，从数十骑过（张）献忠。酒半，献忠曰：‘盍亦从我降乎？’自成不可。献忠资其衣马以去。熊文灿调度得宜，彼且缚闯自效。取小利而失大盗，（熊）文灿之肉其足食乎！”《绥寇纪略》写得较为具体，一则说“当戊寅之冬，谷（城）人亲见，李自成以兵败，从数十骑过谷城，献忠与之饮”；再则说“（张献忠）笑而拊其背曰：‘李兄，盍亦从我降而仆仆奔走乎？’时献忠已有异志，自成仰而嘻曰：‘不可。’”三则说：“献忠乃资其衣马以去。谷（城）人皆以尤（熊）文灿。”

据柳义南考证，李自成与张献忠有过两次相会，一次是崇祯十一年冬的谷城之会，另一次是崇祯十二年秋的竹山、竹溪之会。他说，自从崇祯十一年十月潼关战后，到崇祯十三年冬李自成重出河南，在这两年中，各书所载极为零乱。今从庞杂的史料中，找出一条较为可信的线索，对以下各个问题逐步予以证实。他的结论有两条：其一是，崇祯十一年冬，李自成至谷城与张献忠会见，张献忠资助他一批衣甲；其二是，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联军，曾于崇祯十二年八月初七日到十九日，进破竹山、竹溪，亦即是李自成、张献忠在谷城之会后又一次会见。

从两次会见的事实可以看到，一些史书所谓“献忠谋杀之”的说法缺乏根据。谷城之会，张献忠资助李自成兵马，表明张献忠“已有异志”——重新起兵，希望与李自成遥相呼应，所以才会有次年的竹山、竹溪第二次相会。

张献忠谷城受抚后，即有东山再起的打算。他任用诸生（已入学的生员）潘独鳌、徐以显为谋士，要他们讲解孙武兵法，打造三眼枪、狼牙棒、埋伏连弩等兵器，操练团营方阵、左右营法。谷城知县阮之钿目睹这一切，心中焦急，又无力改变局面，只得苦口婆心从旁劝说，要张献忠走刘国能的道路，真心归降，倘若如此，他可以上疏朝廷，保证赦其不死，何必自蹈不义。张献忠根本不把小小知县放在眼里，以丑言詈骂回敬。从此阮之钿忧愤成疾，自知日后不免一死——不是死于张献忠之手，便是死于熊文灿之手。他在县衙墙壁上题诗一首：

读尽圣贤书籍，成此浩然心性。

勉哉杀身成仁，无负贤良方正。

落款是：“谷邑小臣阮之钿拜阙恭辞。”仿佛是留下绝笔，既表示问心无愧，又表示无可奈何，此后便蜗居家中，不理县政。

阮之钿要张献忠向刘国能学习，真心归降，显得有眼无珠。张献忠毕竟不是刘国能，这一点连杨嗣昌也看出来了：“刘国能、张献忠同时受抚，而该理（熊文灿）亦同加之以副将名色，岂非奔走而使用之意哉！乃刘国能受抚以后，所至立功，渡河入卫，恪著勤劳，安插家口叶县关厢，自寻生理。此奔走而试用之真实有效者也。献忠受抚以后，未离谷城一步，未散胁从一人，勤劳安在？与民共城而居，甚乃分麦而食，生理何存？此与刘国能行径相去不啻悬远，何怪乎旁人疑骇，讹言繁兴，致有纷纷不戢之虑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