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史—— 洪承畴、孙传庭奉旨转向“攘外”

由于形势吃紧，洪承畴、孙传庭遵照皇帝圣旨，率领劲旅千里迢迢赶往北京，洪承畴被任命为蓟辽总督，孙传庭被任命为保定总督，不久皇帝赐予孙传庭尚方剑，命他总督保定、山东、河北军务。

崇祯十二年正月初二日，满洲军队攻陷济南，藩封在济南的德王被俘，震惊朝野。督察大学士刘宇亮、总督孙传庭会兵十八万，向济南挺进，祖大寿也从青州赶来协助。满洲方面眼见明朝精锐之师齐集京畿、山东、河北，无心恋战，饱掠一番之后，向通州、天津、玉田、丰润撤退。当时适逢雨雪，道路泥泞，如果派出劲旅，抄前截后，可以稳操胜券，至少可以歼灭其有生力量。然而明朝将士似乎被满洲铁骑的威武所震慑，听任其从容退回长城以北。有的将领向刘宇亮提出，敌军已向东北遁归，应该旁抄或后截，以免再遭对方“官兵免送”的讥笑。刘宇亮不敢邀击，答复说：不必侈张迎头邀截之虚声，恐敌闻风折转。文秉如此描述督察大学士刘宇亮：“时清兵纵横燕齐间，（刘）宇亮自请督师，与陈新甲并辔而南。各镇勤王兵皆属焉。时将卒皆视清兵所向，以为趋避，惟蹂践居民以为事。绵竹（刘宇亮）至安平，侦者报清兵大至，上下相顾无人色，相拟即趋晋州以避之。知州陈宏绪坚闭城门不听入，而城中士民亦歃血而誓：不得延入一兵。绵竹大怒，传令箭，‘急开门以纳师，否则以军法从事。’宏绪复语：‘督师之来，欲剿清兵也，今清兵且至，正督师建功之会，奈何急欲入城？若刍粮不继，州官罪也；若欲入城，不敢听命。’绵竹遂疏劾之，有旨逮问。晋州士民诣阙讼冤，愿以身代州官，死者千余人。宏绪乃得轻降四级调用。上始疑绵竹不能御众，徒扰民矣。”

在督察大学士刘宇亮目送下，三月初八日，满洲军队从青山口出长城北归，三月十一日，全身而退。

一场震惊朝野上下的战争，持续达半年之久，明朝方面没有打过一次漂亮的歼灭战，将领们不敢正面迎战，一味尾随跟踪。朝廷中枢调度不灵，前线飞报军情，兵部不敢擅作主张，要请示皇帝，坐误战机。清兵深入二千里，破城七十余座，涉及顺天府、保定府、河间府、真定府、顺德府、济南府，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简直不可思议。

三月十一日，京师解严，人们从惊恐中清醒过来，开始反思此次事变。兵科都给事中张缙彦负有纠弹兵部的职责，第一个上疏皇帝，要求追究责任，并且列举失事五案应该惩处的官员：第一，墙子岭入口之案，有罪者是总督吴阿衡、总兵吴国俊、总监邓希诏等；第二，青山口续入之案，有罪者是巡抚陈祖苞、总兵陈国威、分监孙茂霖等；第三，残破城邑之案，有罪者是总督卢象昇，总监高起潜，总兵王朴、杨国柱、虎大威、侯拱极，以及赞画杨廷麟、巡抚张其平、总兵刘光祚、总监方正化等；第四，失陷藩封之案，有罪者是督察刘宇亮、总督孙传庭、总监高起潜，调发逗留诸将李绩、祖宽、郭进善，以及巡抚颜继祖、总兵倪宠等；第五，饱飏出口之案，有罪者是督察刘宇亮，总督孙传庭、陈新甲，总监高起潜，总兵刘光祚、王朴、曹变蛟、杨国柱、侯拱极、祖大寿等。在张缙彦看来，兵部尚书杨嗣昌身负国防重任，是第一责任人——“诸臣之罪皆归其身”；内阁衮衮诸公也难辞其咎，而以首辅刘宇亮尤为严重——“无安内攘外之功，致鲁莽之笑料”。他还批评在廷诸臣游谈浮论，不肯实心任事，不要以为敌军退去便太平可望。

张缙彦的职责是监察兵部，他对情况的了解是深入细致的，揭发纠弹都有事实依据，极具说服力。皇帝接受他的意见，要杨嗣昌主持失事诸臣的定罪核查工作。杨嗣昌遵旨会同兵科官员，提出追究方案，皇帝审阅后，改为边防、城守、入援、调度四个方面，分别查核情节，依律拟处罪状。

三月十八日，杨嗣昌为若干重要官员的责任向皇帝作出解释：

总督孙传庭——担受残局，自不可能有所建树；

总督陈新甲——所辖精锐部队，始则划归卢象昇，继则半归孙传庭，新近收编的散股，只能勉图遮障；

督察刘宇亮——未成师以出，未终局而归，行间得失本难苛责；

赞画杨廷麟——书生入幕，兵柄非其所长，勿容苛求；

总督卢象昇——以闻忧候代之人，忽作卷甲勤王之事，捐躯矢报，较吴阿衡不同，一则失火之人，一则救火之人。

以上这些人，他主张从轻发落。而以下严重失职者，则应予重处：

副将祖宽——违期不进，支饰他辞，难逃大法；

总兵李重镇——弃总督卢象昇而逃，应当重处；

总兵王朴——提兵满万，巧避出关，坐视不救，降削管事。

看得出来，杨嗣昌的对策是低调处理，尽量从宽，目的是使自己不受牵连，摆脱责任。皇帝接受了杨嗣昌的意见，刘宇亮等大臣不予追究，对于失职的统兵将领严惩不贷，定下五等罪状：守边失机、残破城邑、失陷藩封、失亡主帅、纵敌出塞，对直接责任者给予严惩：太监有蓟辽总监邓希诏、分监孙茂霖；巡抚有顺天巡抚陈祖苞、保定巡抚张其平、山东巡抚顾继祖；总兵有蓟辽总兵吴国俊、陈国威，山东总兵倪宠，援剿总兵祖宽、李重镇；此外还有副将、州县官等。一共三十六人，同日在京处死。

这是朱由检即位以来惩处封疆失事官员，最为严厉的一次。行刑当天，太监手捧红匣，宣读皇帝御笔所写圣旨，娓娓数十言，要那些伏法者为封疆受过，死而无怨。事前内阁辅臣曾向皇帝提议：皇后即将生育，宜稍宽刑法。皇帝断然拒绝，说：“祖宗封疆不能保，何有于儿孙？”他以为，不用重典不足以挽狂澜于既倒。

然而，身负国防重任的杨嗣昌难道就没有责任吗？言官们认为此人不应置身事外，给事中李希沆在奏疏中指出：自皇上即位以来，“北兵三至，己巳（崇祯二年）之罪未正，致有丙子（崇祯九年）；丙子之罪未正，致有今日”。言外之意，如果不追究今日之罪，后果将更加严重，含沙射影地指向杨嗣昌。御史王志举则直截了当地揭发杨嗣昌误国四大罪，请皇帝按照以往失事兵部尚书丁汝夔、督师袁崇焕处死的先例，严惩杨嗣昌。皇帝大怒，把李希沆、王志举革职查办。杨嗣昌深感不安，屡次上疏引罪，皇帝都以温旨挽留。皇帝的这种偏袒之举，激起舆论不平。因为此前导致清兵南下的兵部尚书都绳之以法，己巳之变，王洽下狱死，复论大辟；丙子之变，张凤翼服毒死，犹论削籍。此次失陷七十多城，皇帝丝毫没有加罪杨嗣昌之意，仍然眷顾不已，令人惊讶。

就在朝野目光专注于北边，把围剿流寇的洪承畴、孙传庭调往蓟辽与京畿地区的时候，中原兵力空虚，酝酿着新的危机。

一向统率关宁劲旅的祖宽、李重镇被处死，洪承畴又奉旨督率陕西精锐之师留在蓟辽边境，是极其冒险之举。孙传庭写信给杨嗣昌据理力争：“是兵必不可留，留则寇势渐张，而究无益于边。是代寇除兵也，且兵之妻孥积蓄皆在秦，日以杀贼为利，必不能久在边，非哗则逃，则不复为吾用，而为贼用。后欲制贼，何所取材，是驱兵从贼也。”杨嗣昌没有采纳这一意见，也没有向皇帝报告，反而怀疑孙传庭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

皇帝朱由检也没有把“安内”的隐忧放在心上，把威震陕西的孙传庭安放在保定巡抚的岗位上，为京师站岗放哨，显然是大材小用。孙传庭以耳聋已有半月为借口，推辞保定巡抚之职。皇帝毫无商量余地，下了一道圣旨：“孙传庭特任练兵，何得辄以病诿？着即遵旨刻期料理，不许延误取罪。”孙传庭请求皇帝召见，面陈大计，派人带去奏疏请杨嗣昌转呈，杨嗣昌怀疑他弹劾自己，索性退回奏疏。这让孙传庭颇为丧气，考虑到杨嗣昌在朝，自己必不可能有所作为，向皇帝乞求退休。杨嗣昌乘机向皇帝挑唆，说他“托疾非真”。皇帝大怒，下令巡按御史杨一俊核实真伪。杨一俊核实后报告，孙传庭确系耳聋，并非托疾。皇帝竟以为杨一俊有意包庇，派锦衣卫官员赶赴易州公署传达圣旨：“孙传庭托疾规避，显属欺罔，有旨责令监察（御史杨一俊）按明，乃挟同奏报……内外官好生徇藐。孙传庭并杨一俊俱革了职，锦衣卫拿解来京究问。”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把一员战功卓著的大帅，无端关进监狱达两年之久。以后的事实表明，孙传庭建议别把陕西精锐之师留在边境，是有远见的。

崇祯十一年冬，张献忠等部降于熊文灿，李自成等部败于洪承畴、孙传庭，朝廷上下得意洋洋，以为“天下无贼”——流寇已经消灭殆尽。吴伟业写道：“（杨）嗣昌扬扬德色，以荐（熊）文灿为知人，一时公卿且谓天下无贼。”皇帝因为京师戒严而征调洪承畴、孙传庭入卫，待满洲军队撤退后，仍不将二人及所辖劲旅遣返原地，也反映了这种“天下无贼”的情绪。

真是“天下无贼”了吗？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