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史—— 张献忠重新起兵

其实，此前不少官员都对张献忠的投降表示怀疑。兵科给事中姚思孝就断定“张献忠必叛”，向皇帝说明他的观点：“天下有如是掣肘，如是迫胁，而尚可幸抚乎？伏乞皇上速诘理臣（熊文灿），献忠曾许四千从军，何至今不受调遣？治臣数月，安插何杳无奏闻？按臣（林铭球）原开归农、回籍、从征三款，何尚无确数？并近日情形，立限诸臣详悉，星驰密奏。倘再迟疑蒙混，粉饰代请，究竟水落石出，必有受其咎者。国宪具在，欺罔何所逃罪？勿谓抚事一结，无与吾事也。”

郧阳抚治戴东旻对于张献忠屯驻谷城，罗汝才与之遥为声援，深感忧虑，向皇帝建议立即荡平：“曹操（罗汝才）就抚，不从解散之令，愿为百姓耕田，此目前盗铃之说耳。张献忠入据谷城，屡檄不前，其意将有不可言者。然数省大寇环聚二三百里，四面合围，实有釜鱼阱兽之势。以臣（熊文灿）见在兵马，再令督臣（洪承畴）发秦兵，由兴安驰赴，协同扫荡，实荡平之机也。”

杨嗣昌也意识到事情有些棘手：张献忠“狡而多畏，动辄生疑，虚费一载安辑之功，仅成唇舌往来之套。而调之征剿，则内顾多虞；坐地分粮，则糜冒可惜”。不过他把责任都推到地方官身上，一则批评郧阳抚治戴东旻：“实有地方之责，别无调御之方，徒以积疑不决之衷，藉其多畏转关之口”；指责他“因循诿卸，错置乖张，致令反侧不安，地方被害”。再则批评湖广巡按御史林铭球“终归疑事无成，长此不已，剿抚于何结局”？三则批评襄阳道王瑞旃、郧阳道周梦尹、郧襄监军道包凤起，“各有守土保民、治兵弭变之责，难执膜中横见，巧推局外旁观”。

洪承畴、孙传庭等各地勤王军队陆续北上，中原防务空虚，张献忠、罗汝才等部看准时机，准备重新起兵。崇祯十二年四月，熊文灿向杨嗣昌密报：“降盗张献忠将复叛。”四月二十三日，杨嗣昌转报皇帝：“此事图之经年，将谓节节笼驭，步步收拾，使之尽弃邪暗，归于正明。不意狼子野心终然未化，必须用兵。”同时又哀叹，攘外与安内无法兼顾，调兵困难：“当此边氛暂敛，抽练方急之时，臣部更欲分头四应，则亦荼苦之极矣！”四月二十六日，他向皇帝建议，派遣京师警卫部队，“整顿早行，先声所至，便资弹压，而且事权归一”。这无异于画饼充饥，说说而已。作为切实可行的军事部署，杨嗣昌下令，把跟随洪承畴入援的甘肃总兵柴时华、宁夏总兵祖大弼率领劲旅，调往湖广，归熊文灿指挥。不料柴时华借口“众心思归，从征恐有不戢”；祖大弼借口“欲待安插辽丁，不能就道”，使得这一部署化作泡影。杨嗣昌不得不奏请皇帝，赶紧征调陕西总督郑崇俭率军由川南向郧襄移动，四川巡抚傅宗龙由川东向郧襄移动；熊文灿麾下的总兵左良玉、张任学、陈洪范、龙在田等，分别向谷城合围。

然而为时已晚。问题在于熊文灿过分依赖于招抚，处处迁就张献忠，从未采取断然措施，以致养虎遗患。刑科给事中李清早就批评熊文灿，一意主抚，贻误大局：“理臣熊文灿身任讨贼，一意主抚。皇上发禁旅调边兵，捐饷至二百万，将以为剿也。贼畏剿而抚之，则权在我；今军威未振，煦煦招降。虽张献忠幸而就抚，恐鹰眼未化为忧。”皇帝不以为然，听任熊文灿便宜行事。

湖广巡抚余应桂（字二矶，江西都昌人）身临其境，看得一清二楚，极力反对熊文灿一意主抚。熊文灿心怀不满，以“后期误军”为口实，弹劾余应桂。余应桂出于大局考虑，写信给熊文灿消除误会。他的信使被张献忠的巡逻士兵俘虏，信件落到张献忠手里，信中有“献忠必反，可先未发图之”语句。张献忠据此向郧阳抚治戴东旻告发：“抚军欲杀我！”戴东旻把此事报告熊文灿，熊文灿抓住把柄，向皇帝揭发余应桂“破坏抚局”。杨嗣昌本来就对余应桂曾经弹劾杨鹤，怀恨在心，乘机怂恿皇帝逮捕余应桂。余应桂蒙不白之冤，写了长篇奏疏，彻底揭露熊文灿的“剿抚始末”，证明自己无罪：

——正月初议抚刘国能，其党李万庆等诸大贼，尽走泌阳、枣阳。时文灿、良玉并在德安，臣以为兵势方盛，宜乘此追剿。而文灿调良玉诸军尽赴信阳剿马进忠，臣谓（马）进忠小寇，胜之不武，文灿不听。自此机一失，贼走西，而文灿东，致张献忠攻陷谷城，以要抚。李万庆五部收余烬，势复振，而豫楚之患遂自文灿之愎谏贻之矣。

——且文灿办贼之策，曰先抚后剿，乃茶山不效，麻城又不效，第见招抚之旗络绎于道。一遣使招贺一龙，而使者被杀；一遣使招李万庆，而馈盐椒、运鱼肉、与通市，贼反因之焚掠，未见一贼归顺也。天下有如是抚法乎？

——其一切军需，悉取于所历之有司，名曰借办。致城市空虚，孑遗尽绝。三月至麻城，民不堪淫掠，欲焚其署，始踉跄而走……是以捷报日张，寇势愈炽，十三家之贼蹂躏南阳、汝宁，如履无人之境。文灿驻宛汝已久，调度不闻。天下有如是剿法乎？

——献忠在谷城招纳亡命，买马置器，人人知其叵测。文灿顾欲借之为前茅，遣官调之，非惟不应，复留解饷之官，求总兵湖广。今已造浮桥，跨汉水矣。文灿前既夸张而叙功，后复掩匿而不报，可不谓之欺君乎？以总理之大柄，畀之颠蹶之耄夫，臣不知其可也。

被逼到绝境的余应桂，已经无所顾忌，揭露熊文灿昏庸无能而又刚愎自用，可谓淋漓尽致，也映射出朝廷对他信任备至的过错。结果是在预料之中的——“帝不纳，逮至下狱”，“应桂竟遣戍”。

余应桂因直言而被逮，激起廷臣不满，刑科给事中李清为之辩白：熊文灿所谓张献忠领取军饷专听指挥云云，是自欺欺人的无稽之谈；他声称张献忠得到余应桂信件后，才咆哮思逞云云，更是自欺欺人的无稽之谈。无此信亦疑，有此信亦疑，逮捕余应桂而此疑未必可释。疑就疑在熊文灿对张献忠调之不能、散之无计，只得听任他控制荆襄上游，天下事大可忧虑。熊文灿的用意在于，张献忠听调则我居功，不听调则余应桂任罪。殊不知，逮者不过一身之利害，而留者关系数省之安危，恐将重蹈陈奇瑜之覆辙。

事实证明，余应桂所说“献忠必反”是有先见之明的。左良玉也察觉张献忠“反迹大露”，极力催促熊文灿先发制人，熊文灿敷衍搪塞回应道：他虽怀贰心，但还未开衅；你虽敢斗，但部众未集。贸然出击，其他受抚各部必然行动，如不能胜，损失更大，不如慢慢来。左良玉反驳道：不然，逆贼利于野战，而不利于守城。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彼士卒有骇心，粮饷无后继，诸部观望必不齐心。贼寡我众，贼散我合，贼怠我奋，攻之必拔，袭之必擒，一失此机，后悔无及。熊文灿无言以对，只好苦苦相劝，禁勿用兵。而且故意把左良玉意欲动武的信息透露出去，使张献忠得知，还强留左良玉宴饮，拖延时日。待到熊文灿意识到形势不妙，向朝廷惊呼“张献忠复叛”，朝廷紧急调集川陕军队向郧襄进发时，张献忠抢先一步在谷城起兵，打得熊文灿措手不及。

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初六日，张献忠在谷城起兵，摧毁城墙，抢劫仓库，释放囚犯，再度高举义旗。谷城知县阮之钿自知在劫难逃，服毒自杀。奉张献忠之命赶往县衙门的马元利，一举焚毁县衙门，还未气绝的阮之钿葬身火海。过去一年中张献忠委曲求全，备受各级官僚敲诈勒索，时人称“熊文灿责赂金珠瑰宝累万万”。起兵后，他狠狠地出了这口怨气，在通衢大道上张贴告示，向百姓宣布：“自己之叛，总理使然”，指责熊文灿欲壑难填，其他官僚也贪得无厌，张榜公布索取贿赂的人员名单，把官僚姓名、索贿数量与日期，一一曝光，使得那些贪官污吏无所遁形。他还如实说明：不接受贿赂者，唯襄阳道王瑞旃一人。张献忠的这种宣传攻势非常有效，令熊文灿及大小文官武将们羞愧得无地自容，也让世人看清了熊文灿鼓吹“招抚”的真相，与其说是在招抚流寇，不如说是在招抚金钱，更加名副其实。

熊文灿自知纵虎归山，罪不容诛，立即写了密揭，千方百计推卸责任。兵科都给事中张缙彦措辞严厉地驳斥道：“细阅理臣（熊文灿）所奏抚张献忠始末一段，中间许多推卸，无限躲闪，臣益不解所为，终不能不为理臣效一忠告矣。（张）献忠者非如九股始议招安，固给官札、食官禄、居谷城经有岁时者也。理臣事前既费经画，事后应有承当。况操纵到头之日，事会岂肯让人！且绦镟上手之时，作用何不由我？臣读其揭，如襄阳院道、楚中抚按，及均州内监，不得不因其求抚，省此一大段骚扰，是隐隐卸其担于抚按监道，而己不与也。更可异者，总断之曰：‘襄阳抚中情节，职实未之前闻。’夫以堂堂部院，总理八区，而曰‘未之前闻’，更有何人与闻？何事宜闻？而作此局外之言哉？”张缙彦还向皇帝指出：张献忠包藏祸心，无论愚者智者人尽皆知，熊文灿受他愚弄，不断为他请官开赏，巧辞匿饰杀人越货痕迹，有人揭发其阴谋，立即封堵其口。不断向朝廷谎报军情，把攻城略地之奸雄，说成漏刃破胆之人；把奔腾山谷之势，说成鼠窜路穷；把拥强兵负异志，说成反省未露。凡此种种，恢饰不伦，欺蒙已甚。

朱由检终于恍然大悟，下旨革去熊文灿所有官职，命他立功自赎。熊文灿接到“立功自赎”的圣旨后，自知身在祸门，不暇审度形势，强令左良玉冒险出兵。左良玉气得大发雷霆：熊文灿纵虎负隅，命我擒拿，若不去，必定加我逗留之罪。令旗一到，左良玉只得冒暑进讨。张献忠以逸待劳，在房县西八十里的罗山布下埋伏。左良玉进入埋伏圈，遭到迎头痛击，符印尽失，只收拾得残兵败将几百人逃命。一向桀骜不驯的左良玉当然不愿代熊文灿受过，上疏揭发熊文灿在张献忠反迹已露之时，阻挠他出兵镇压；纵虎归山之后，又强令他冒险出击，以及其他种种劣迹，和盘托出。皇帝大为光火，下旨逮问熊文灿，令左良玉戴罪自赎。杨嗣昌奉旨督师，抵达襄阳后，还为熊文灿叙功，皇帝不听，命锦衣卫缇骑逮捕熊文灿，押回京城论死弃市。

崇祯十二年八月，张献忠、罗汝才、李自成联军攻破竹山、竹溪，军威大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