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史—— 杨嗣昌奉旨督师

此次北兵南下，京师戒严的严重事态，身为兵部尚书的杨嗣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言官们的弹劾奏疏纷至沓来。杨嗣昌坐立不安，屡次上疏引罪。皇帝令其落职冠带视事，不久又以叙功，恢复他的官职。杨嗣昌想乘机脱身，向皇帝推荐四川巡抚傅宗龙（字仲纶，云南昆明人）出任兵部尚书。正当他庆幸自己可以摆脱棘手的军务困扰时，传来了张献忠谷城起兵的消息，令他无法安枕。谷城事件的直接责任人熊文灿，是他推荐并鼎力支持的，抚局的破产，他脱不了干系。熊文灿被逮，围剿重任何人担当？皇帝也在左思右想：杨嗣昌机敏过人，却难掩粗疏；有点子，却言过其实，已经挠于群议用为阁臣；不如令其外出督师，万一成功，可以谢天下，也可以彰显自己眷顾他的初衷。杨嗣昌看破皇帝的意图，立即自告奋勇请命督师。

崇祯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皇帝决定，派杨嗣昌代替熊文灿督师。他在杨嗣昌请罪疏上亲笔批示：

辅臣屡疏请罪，诚恳愈加，尤见守法振玩至意。目今叛寇猖獗，总理革任，以辅臣才识过人，办此裕如。可星驰往代，速荡妖氛，救民水火。凯旋之日，优叙隆酬。仍赐尚方剑，督师各省兵马，自督抚镇以下，俱听节制，副参以下即以赐剑从事。

杨嗣昌担任兵部尚书多年，深知流寇难以剿灭，有很多深层次原因，凭个人之力难以根本改变，皇帝要他“速荡妖氛”，他不得不为自己留有余地，向皇帝提出五项条件：

一是防止流寇突走中原——“贼在房（县）、竹（山）鸷伏已久，今剿兵挫败，势必鸱张。走秦走蜀，皆不必然之算；径走中原，突犯汝（州）、蔡（州）、蕲（州）、黄（州）、安（庆）、庐（州）等处，乃必然之算也。此一带申严城守，收敛秋禾，扼堵要害，预先沮破长驱之计，为第一要务。”

二是增调禁旅边兵——“一向剿兵堪用，首推左良玉一枝，次即罗岱犹称勇往。今罗岱覆没，良玉推残，未得全报确报，见兵知能几何？所恃禁旅、边兵，养其全力，臣至鼓而用之。然为数不多，此时不敢增调，第前此已调未发之辽兵二千，可催发也。此亦目前第一要务，乞敕兵部马上催行。如秋防无事，再调一二千帮助，尤为得力。已调在彼禁旅、边兵，万万无轻撤回，徒劳奔走，反张贼势。”

三是毋拘时日，但责成功——“贼在房（县）、竹（山），是川、湖、河、陕四省中央，正堪合剿。但入山运粮不易，四省期会不齐，致令贼逸我劳，贼饱我饥，贼合我分，所以偾事。今覆辙在前，恐难再蹈，则必有致贼而不致于贼之方，饥贼劳贼，而成其坐困之术。臣到彼讲求，权难预设，而臣到之时已入冬令，雪冻山寒，欲如部议定限十二月成功，万万不能，臣愚不敢苟且漫应也。此宽限又一要务，乞敕兵部毋拘时日，但责成功。”

四是军饷必须如期应手，湖广河南应该加倍多给——“今年剿饷全派甚迟，此时催征，又加练饷，未能如期应手。部议新分三督，必各各分饷与之。而贼在郧襄，湖广、河南，主客经过络绎，用饷必倍于淮陕二督。乞敕户部转行督饷侍郎，查淮陕二督所辖抚镇兵力不多，酌量发饷，必倍湖广、河南。宁使有余，毋以艰难之物用于不急之地。”

五是州县有司加意用人——“真正流贼首恶无多，年来所到地方，裹去穷民无数，枉遭杀戮，难见太平，全是州县有司不得其人之故。乞敕吏部，于有流贼省分，加意用人；如系已经残破，尤烦冢卿亲自遴选科甲长材，毋以不堪老贡（生）及降调闲散之官塞责。”

皇帝对于这些年来总督巡抚任用非人，养寇通贿，以致抚不成抚，剿不成剿，遗祸流毒，深感痛恨，寄希望于杨嗣昌，希望他速奏荡平，早日凯旋。因此，对他所提条件照单全收，不但不必限期，而且凡人才、兵饷等事，吏、户、兵各部必须做到有求必应，共图成功。他似乎感到意犹未尽，又给杨嗣昌发去一封手谕，以亲笔书信的形式重申前意：“间者边陲不靖，卿虽尽瘁，不免为法受罚。朕比因优叙，还卿前所夺官。卿引愆自贬，坚请再三，所执甚正，难相听许。朕闻《春秋》之义，以功覆过，方当降徒干纪。西征失律，以卿才识，勘定不难，可驰传往代。出郊之事不复内御，特赐尚方剑以便宜诛赏。卿其芟剪蟊贼，早奏肤功。”

九月初四日，皇帝在平台召开御前会议。这次会议是按照杨嗣昌的请求举行的，参加者有内阁辅臣薛国观、杨嗣昌、范复粹、姚明恭、张四知、魏照乘，以及吏部尚书谢陞、户部尚书李待问、兵部尚书傅宗龙等。

皇帝首先问户部尚书李待问：楚豫皖连告缺饷，卿部日前已发过么？现今督师将要专征，有何法可以足饷？

李待问回答：督饷侍郎张伯鲸专负军饷之责，微臣不过掌文书而已。今辅臣（杨嗣昌）系皇上特遣，宜就臣部题留款项设处，开支多寡伏候进止。

皇帝又问兵部尚书傅宗龙：假如张献忠舍河南、湖广而入陕西，这三路现有兵力多少？

傅宗龙回答：臣至部阅实，其数近十万人。

皇帝又问吏部尚书谢陞：嗣昌此行应挂何衔？

谢陞回答：臣以为，此行宜用督师辅臣。

皇帝召杨嗣昌上前，对他说：朕以寇乱，烦卿远行，朕不忍卿去左右。

杨嗣昌听了皇上颇有感情的话语，激动地说：微臣实不称职，致方内多儆，仰廑宵旰，咎皆在臣。蒙皇上又贳其罪而用之，臣敢不竭其驽骀之力，继之以死。

皇帝听了他决心以身许国很感动，追问：卿之剿贼以何者为先？

杨嗣昌回答：兵难遥度，容臣驰至襄阳，再条奏方略。兵事烦，不可用监军太监。

回答说：卿自择可者。

杨嗣昌说：如张克俭、宋一鹤皆可入选。

他又提出一些要求：督饷侍郎张伯鲸应该移驻楚豫用兵之地，江南用一户部司官催运即可；左良玉有大将之才，应当晋升为平贼将军。

皇帝一一允行。

御前会议结束后，大臣陆续退去，皇帝独自挽留杨嗣昌密谈，特别叮嘱他：张献忠曾惊祖陵，决不可赦，其余剿抚互用。随即赏赐他黄金一百锭，大红苎丝衣料四套，斗牛衣一袭，赏功银四万两，银牌一千五百副，苎丝绯绢各五百匹，佩以“督师辅臣”印，拨给剿饷五十万两。

九月初六日，杨嗣昌进宫向皇帝辞行，光禄寺在平台设宴为他饯行。朱由检亲执酒器为他酌酒，命左右大臣向他敬酒三巡。酌毕，乐声大作，一名太监手捧黄封呈上。朱由检把它打开，指着他亲笔所写七言诗说：辅臣督师，事不常有，今写数字赐卿。杨嗣昌跪下接过，朗诵道：

盐梅今暂作干城，

上将威严细柳营。

一扫寇氛从此靖，

还期教养遂民生。

朱由检听他念罢，笑道：朕为卿赠行。这首诗把杨嗣昌比作周朝的方叔和汉朝的周亚夫。方叔，周宣王的大臣，曾奉命统率兵车三千讨伐楚国，获大捷。周亚夫，周勃之子，汉文帝时，匈奴进犯，他防守细柳营（今陕西咸阳西南），军令威严，岿然不动。皇帝的诗巧妙借用典故，预祝这位盐梅上将马到成功，令杨嗣昌受宠若惊，心潮起伏难以抑制，边哭边拜。

“盐梅今暂作干城”，杨嗣昌肩负皇帝的重托，踏上督师的征途。九月十五日，在磁州上疏谢恩；十九日，在开封宣谕皇上救民水火之意；二十九日，抵达襄阳，进入熊文灿行营。十月初一日，杨嗣昌在襄阳誓师。总兵左良玉、陈洪范，监军太监刘元斌，湖广巡抚方孔炤，郧阳抚治王鳌永等与会。他传达皇上谕旨，申诫将领，高呼口号：身受国恩，担当灭贼，诛赏必行！杨嗣昌素有口才，加上督师辅臣的威严及皇帝所赐尚方剑，与会者诚惶诚恐。随即宣布他的战略部署以及各人的防守职责：

郧阳抚治王鳌永防守郧阳，总兵陈洪范、副总兵周继先防守汉水一线，若张献忠从房县来，则王鳌永、陈洪范、周继先提兵向均州抵御。

左良玉专门扼守均州，与副总兵张一龙合营，若张献忠从房县走谷城，即下谷城堵截；若张献忠由房县走保康、南漳，即抄便道出奇兵。

湖广巡抚方孔炤驻荆门，副总兵罗安邦驻当阳，副总兵杨世恩驻宜城，承天守将钱中选策应；偏沅巡抚陈睿谟驻荆州，保护惠王藩邸；署道冯上宾驻彝陵，调施州卫兵协同防守。

四川巡抚邵捷春严堵川东，若张献忠从房县、竹山走兴山，则提兵预出夔门。

河抚李仙风辖属南界，紧接郧襄，今须躬驻邓州，转运粮饷。该抚镇精锐之兵分防槐树关、羊皮滩等处，毋容一贼窥渡，致滋蔓延。

陕西巡抚丁启睿驻商雒，南断郧西进入山阳之路，东塞内乡、卢氏通关陕之门；陕西总督郑崇俭待张献忠离房县、竹山，即出关合剿。

京营总兵孙应元屯襄阳，襄阳总兵黄得功驻守光化，其副总兵张一龙驻守荆州，副总兵周遇吉驻守新野。

这实际上不过是一个理想化的计划，所以杨嗣昌把它叫作“酌定兵计”。熊文灿移交给他的军队，除了总兵左良玉与陈洪范两支，在总理标下仅仅四千三百名，内中还包括军牢杂役，真正战兵只有二千八百名、战马一百四十匹。当务之急是增加标兵、落实军饷（前两年的剿饷六十万两仍是未解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