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史—— “平贼大将军”的纠葛

玛瑙山大捷，督师辅臣杨嗣昌受到皇帝嘉奖，把他推上了风口浪尖，成为矛盾焦点，与下属关系难以协调，一筹莫展。其中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与左良玉关系搞僵，就是他不善于用人的一个表现。

张献忠玛瑙山惨败，落荒而逃。左良玉率军紧追不舍，决心手到擒来。处在困境之中的张献忠心生一计，派遣亲信马元利带了礼物去见左良玉，劝他不必苦苦相逼，对他说：杨阁部之所以见重于左公，是因为有张献忠在，左公独不深长思之？左公一向放任部下恣意杀掠，引起杨阁部猜疑，如无张献忠在，左公死期也不远了！左良玉听得心动，便放张献忠一马，让他率残部逃去，使他得以在山中收集溃散部卒，重整旗鼓。左良玉则在竹山一带按兵不动，向杨嗣昌报告，有病在身，不便行军。

左良玉在竹山佯装有病，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杨嗣昌对他将信将疑，令他失望。杨嗣昌不得不写信去夸奖他“忠勇智谋俱出寻常万万”，表示自己绝无攘夺功劳之意：“不佞不敢掩人之善，居于己功。”然后用皇帝旨意向他施加压力：“圣意所重，全在逆献一人。深箐四壁，险峻难逃。将军在彼严督穷搜，断必可得。今云十二日引兵而还，何耶？想穷谷无粮，大兵难驻，将军必不得已而为此。或张应元、汪云凤亦能办此，则幸矣。万一不能，而逆献终逃不获，将奈之何？”左良玉不为所动。杨嗣昌再去一信，重申前意：“大将军办贼数年于兹矣，功成奏凯，圣天子将有非常之赏。不佞不敢掩人之功攘为己有，已略见于文武议论之奏矣。为山九仞，只在斯须，大将军何以忽动他想也？”

真正“动他想”的不是左良玉，而是杨嗣昌自己。他原先再三向皇帝保荐左良玉挂“平贼大将军”印，后来看到左良玉飞扬跋扈，不听节制，便改变主意。他发现陕西将领贺人龙骁勇善战，堪称帅才，向兵部尚书陈新甲提议，让贺人龙挂“平贼大将军”印，取代左良玉。陈新甲是他一手提拔上来的，当然言听计从；皇帝则寄希望于早奏荡平，当即批准贺人龙为“平贼大将军”。患得患失的杨嗣昌却反悔了，一则唯恐引起左良玉更大的反感，再则贺人龙无论兵力还是战绩都无法与左良玉比肩。于是乎上疏皇帝请求收回成命，仍用左良玉为“平贼大将军”，贺人龙则以总兵衔行事。这种出尔反尔的做法，两面不讨好，使得杨嗣昌失去了左、贺两位大帅的信赖，以至于互相推诿，使得张献忠得以重整旗鼓，改变了此后的战局。文秉评论道：

初，杨嗣昌以左良玉跋扈难制，而贺人龙所将关兵骁勇善战，屡杀贼有功，请以人龙代良玉佩将军印。既而良玉奏玛瑙山之捷，度未可动，复奏留左良玉佩印如故，别加人龙总兵衔，须待后命。人龙骤闻大将之信，踊跃动三军，既而报寝，殊怏怏。良玉知其故，意亦怀恨。当献忠之窜伏兴（山）、房（县）山中也，所存千余骑耳，剿之可立尽。乃良玉以夺怀惭，人龙复以归印觖望，遂互相推诿，不复深入，以致献忠复炽，皆嗣昌失二帅之心所致也。

工于算计的杨嗣昌自知失策，不断写信劝慰。一则说，玛瑙山大捷，是前所未见的“覆巢毁卵”之奇功，皇上希望尽灭此贼，而不意其犹有未尽者，所以有所怀疑。不佞昨上疏，一一为之剖明。再则说，如今张献忠在兴山、房县之间，大将军奇兵一到，探手可得，全局仍可自己收拾，非他人所可望。但是“平贼大将军”之事毕竟难以回避，只得挖空心思掩饰，把它推到兵部尚书陈新甲身上，说什么“近得部文，拟以贺人龙相代，而实欲移大将军于冲边”，是不佞上疏制止的，希望大将军勿复以病为言。对于这种诡辩，左良玉根本不相信，因为贺人龙早已把真相告知。杨嗣昌曾私下许诺贺人龙取代左良玉为“平贼大将军”，以后反悔食言，对贺人龙谎称以后再议。贺人龙大恨，向左良玉和盘托出。此后，他又以“乐羊奏功，谤书盈箧”的典故，为自己辩解：不佞信赖大将军不啻过于乐羊，向来每闻浮议，辄为之愤愤不平，恐伤大将军之心，未便直告，乃大将军反以为疑误。不佞青天白日之心，非浮云变幻所能掩蔽。然而左良玉早已心灰意冷，仍然高卧竹山，不肯协心征讨张献忠。邹漪说：“杨嗣昌以阁部出视师，倚公（左良玉）不啻左右手，九调而九不至，嗣昌怏怏死。”殊不知，这是杨嗣昌一手造成的，可谓自作自受。

不独左良玉、贺人龙消极观望，各省督抚也想乘机从围剿中抽身，陕西总督郑崇俭、四川巡抚邵捷春便是突出的例子。杨嗣昌事先已经传达皇帝圣旨：令秦督郑崇俭、总兵贺人龙、副总兵李国奇留蜀协剿。郑崇俭却阳奉阴违，写信给杨嗣昌声称：他指挥的陕西兵，与左良玉派来的偏将张应元、汪云凤，在太平县境内搜剿，三个月买不到升合之米，以缺粮为借口，按兵不动。杨嗣昌立即写信给四川巡抚邵捷春，转告郑崇俭的牢骚，指责邵捷春的无所作为。这封信很典型地反映了各省以邻为壑的困境：

顷接秦督来书，谓：“逆献经初七日大创之后，止同赤身之贼，所患寻不见，不患不成擒也。奈入山搜剿非饷不行，不料太平县以秦、蜀不相管摄，漠视仇视，持银买米，三日不得升合。士民号哭，咸云：‘斗大小邑，家无积贮。先年五省军门到太平，一宿而返。今非五省，奚以来此？尽各州县物力供平贼镇，三日以后也供不来了。’职之官兵粮绝三日，性命可虞，职亦与之为绝粮，甘与官兵同毙”云云。

不佞读之未竟，不胜浩叹。夫贼走太平（县），非台下之境内乎？向虽有台下与罗镇分信之说，然亦止论防剿，而设处粮料原非该镇责任。前已数致台下，谓秦兵、左兵已入川地，用本色（米粮）最急，台下万万猛图，勿拘常套，而竟若此！

今左镇以无粮回西乡矣，秦督又以无粮见告矣。现在张应元、汪云凤之兵嗷嗷待哺。十五六年之巨寇，不知费多少心力，刚可到手，而以本色（粮米）无人接济，竟令脱逃，凡我同事将何以自解乎？

邵捷春居然不以为意，根本没把督师辅臣放在眼里。郑崇俭也是如此，干脆在川北称病，杨嗣昌调他会师大宁，他不应，反而退回陕西境内。贺人龙、李国奇也以“兵瘦马缺弓矢皆乏”为由，跟随总督而去。杨嗣昌多次催促，毫无效果。杨嗣昌掮出皇帝圣旨来恫吓郑崇俭，说皇上已经下达“留蜀”之旨，你竟然稳坐陕西西乡，显然是“委君命于草莽”，以至于“各将观望，逗留不前”。郑崇俭依然我行我素。

如此看来，杨嗣昌的督师之行，前途不容乐观。然而他自己却信心满满，在给儿子的家书中写道：“张、曹二孽深入川西，而不能透走秦中及西番地，是犹在吾网罗。督兵大剿，十一月或可成功，以应金斗墟之前卦也。但去楚弥远，归期难必，汝母千秋之计，吾未得寓目，不能慊然耳！”竟然以为十一月就可以功成身退，班师回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