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史—— “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

从周延儒复出到勒令自裁，明朝回光返照般的中兴之梦，终于化作泡影。崇祯一朝的内阁首辅中，真正能提纲挈领者，除了温体仁，便是周延儒，但是这两个人都“不轨于正”。如果仅就能力而言，其他首辅都无法望其项背。周延儒死后，皇帝朱由检再也无法找到一个可以重用和依赖的首辅，他变得更加孤独了。

当李自成攻占西安，渡过黄河进军山西时，发布檄文，声讨朝政的腐败，强调的就是“君非甚暗”“臣尽行私”。请看其中的名言佳句：

——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甚至贿通宫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绅，闾左之脂膏尽竭。

——公侯皆食肉纨绔，而倚为腹心；宦官悉龁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思；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

这是造反大军的领袖李自成对明朝的看法，概括为“君非甚暗”“臣尽行私”八个字。当时人读了无不扼腕叹息，“而朝臣若处梦中，惟荐某人营某缺，门户苞苴是务。有识之士无不寒心”。

崇祯十四年初，李自成攻下洛阳，张献忠攻下襄阳，成为一个转折点，从此内战形势急转直下，令朱由检忧心忡忡。他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中，陷入困境，不得不面对腹背受敌的处境，越来越捉襟见肘，顾此失彼。他命令洪承畴在辽东战场与清军摆开决战的架势，与此同时任命丁启睿以兵部尚书节制中原五省军事，代替已故的杨嗣昌，专剿流寇。两面作战，同时对付两个敌人，其结果必然是两面都遭到惨败，而连年的失败战争带来的恶果是严重的，社会濒临崩溃。

崇祯十五年四月，朱由检全面检讨朝廷的过失，发出一系列谕旨，表明他已经觉察到形势的严重性。

在第一份谕旨中，朱由检做了自我检讨，等于是下罪己诏：“朕以凉德，御宇十五载于兹，求治之心非不甚殷，致乱之方未得其要，施之政令，未免失宜。是以念虽切于忧民，恩不能以下暨渐，致闾阎困敝，灾害频仍，兵火纵横，中原涂炭。忠臣良将蹀血流沙，赤子苍黎胁投异类，痛深扼腕，惨极伤心。此孰非朕德化不敷、声灵不振之所至也？今欲治理维新，廓然更始，布罪己之诏，施养民之仁，而又思恩惠宜周。空言无补，且军兴繁费，日损民膏，纵欲拯困苏残，不知何道。尔各部诸司，凡有可以利民之事，救时之方，裨助政治之规条，攻补朝廷之阙失者，须实实开列项款，送阁汇奏。朕将采入诏内，见之施行，不得以迂诞冗浮泛陈乱听。至于中外大小诸臣，亦当痛自猛省，服官担爵，各有职业，亦何以全无匡济，竟乏挽回？任兵食之交穷，忍边腹之并急，终未见有确然良画，奋起担当。虽忠义俱有同心，乃戡定将谁屈指，甚非朕之所倚望于诸臣也。自今为始，亟宜洗心殚力，惟日孜孜交警克艰，共图拨乱，以称委任分猷至意。”

看得出来，朱由检对于自己即位十五年的政绩是不满意的，没有找到致治之方，以至于“兵火纵横，中原涂炭”；必须痛定思痛，猛然反省，谋求破解兵食交穷、边腹并急的良方。

因此，他在同一天向言官发出谕旨，斥责言官的种种不是，希望他们痛改前非，致力于谠言宏论，有助于天下的治理：“朝廷设立言官，以为耳目，正乐闻谠论，裨助政机。若缄默不言，与言而无当，皆非所望。甚有以言为名，挟私逞臆，循心附和，争胜把持，其失职更甚于不言。近因时事多艰，亟资忠益，兼收并纳，朕意甚殷。乃言官不能仰体，虽摅悃可取者固多，而乘机恣妄者不少。或荐举太滥，或纠摘过苛；或已经处分，而追论纷纭；或事值慎重，而哆口腾播。掣任事之肘，启竞体之端，抗威福之权，失献替之义。此于朕求贤图治之本怀甚为不符。”有鉴于此，他要求主管言路的都察院，应该从严考选言官：“朝廷听言纳谏，必须言路得人。欲得人，必严考选、公咨慎、核辨言，试功抑竞奖恬，留真去赝。此原是部院职掌，昨面谕已明，着即细心详议，条列良法具奏。又旧制，试御史必先试以小差，果能称职，历事经年，方准实授。近因员缺，一概径差巡方，及至回道，又未见严加考核，殊失慎重风宪之意。今着该部院堂上官，执法综稽，申明旧制，试御史必分别去留，不得循资，概题按差，致有不堪，贻误地方。”

对于“兵食交穷”“边腹并急”问题，朱由检专门写了一道谕旨，用“与民休息”来缓解社会矛盾：“朝廷竭天下物力，以输各边，养一兵实得一兵，兵之用也。及按籍有兵，征调无兵，近来边卒逃亡，缺伍不知其几？而饷额不惟无减，且日告诎，虚糜滥耗，谁非穷赤脂膏？着户兵部彻底清核，将各镇从前兵饷额数，今宜减若干，务逐一察明，以便酌量蠲缓，与民休息。且到处粮料压欠数多，旧逋未补，所欠踵告，日积月累，迄无底止。今议以何日始，将向来一应挂欠，截然勾销，按月解给，毋仍亏欠。”

然而，谈何容易，安内与攘外两面作战，征兵增饷唯恐不及，“兵食交穷”“边腹并急”，有增无减，企图“与民休息”，岂非梦呓！这真应了朱由检自己讲过的话——空言无补。现在来谈“与民休息”，为时已晚。

崇祯十五年十月，都察院左都御史刘宗周向皇帝坦陈自己从浙江进京途中所见所闻，沉痛至极：“嗟乎，民穷至今日甚矣！臣乡于江南，颇称乐土，而今年春，村中犹有杀子以食者，则所在四方可知矣……行至江北，水灾相似，淮扬之间二麦尚多被野浥烂，则插种益已后时矣。时庐州所属已次第报为贼陷，贼哨前探至天长地方，逼近维扬，人情汹汹。漕抚先遣兵三百声援扬州，迨兵甫至扬，即行劫掠，因而散去，从贼者几半，上官亦未之问也。既而，贼骑亦限于水涨，不果至扬矣。臣住淮安日久，漕抚史可法间顾臣，臣问之曰：‘曷不剿贼？’曰：‘方事儹漕。’时漕抚既以儹漕为重，而凤皖二抚马士英、徐世荫又先后履任方新，尚未有协剿之议也。至于漕事既毕，可法乃事练兵，以图大举，而彼此声息转复杳然，至今未闻有一旅向庐州一步者。则所练之兵果当何时始用乎？而一时抚按诸臣迁延玩寇之景象大约如是矣。区区数百里之间，环错以三督抚，而不能成一旅以向贼。护漕者止言护漕，护陵者止言护陵，守安庆者止言守安庆。则贼亦何时办乎？”刘宗周仅就比较太平的江南、江北而言，已经如此感慨系之，倘若他看到陕西、山西、河南、湖广等地的景象，不知有何感想？

原任湖广巡抚方孔炤是有感想的，他在奏疏中说：

——皇上励精图治，在事诸臣无不奋力勉强，然尚未能宽君父忧者，时地有难易，功序有先后也。年来焦劳，惟兵与饷。臣以为第从兵饷经营，而不从原本立大规模，亦费时日，亦费货财。乃其源何在？在于养民致贤而已。汉萧何对高帝曰：“养民以致贤人，则天下可图。”因不五年而成帝业。今者欲收中兴之功，须仿开创之意。……至于今日，国势人心大不同者，大寇业杀人无厌，而贪官污吏复吸之，枭兵恶将复害之，水旱疾疫复殃之，所余几何？

——乃愚臣鄙见，所谓养民致贤者二焉，请得竟其说。方今已被兵燹之地，有城郭尽堕者，有四境尽残，仅留空郭为兵马营场者。然土著之民恋土难舍，每傍山依水结寨相团。如不亟求联络，胥化为盗。亟宜选廉干武略之吏，多方招徕，因其势而利导之，劝其寨主广立垦屯，比练御寇，使中州、江北、楚齐、畿内等处，今日极残敝之区，即转为他日雄固之域，民自为兵，民自为饷，可以不烦朝廷处置，但其施为次第，自与承平法度不同。

——其未被兵燹之地，人情泄泄，尚急催科，下怨众携，恐蕴星火。宜亟饬旧章，察课守令，刑清讼简，收拾舆情，剖击豪强。毋令赏盗，只取正供，以急国用。悉除烦苛，民自乐输，盗贼不起……皇上体念遗黎，尽蠲十二三四年逋税，又于中州特蠲三年，恩波浩荡。然贤有司必能宣化不肖者，暗自征收各处钱粮未清，务宜稽核彻底，使蔀屋之下皆沾实惠。

方孔炤主张养民致贤，其要点是减轻百姓的税负，也就是正确处理催科问题。无独有偶，给事中李清也在催科上大做文章，讲得更加清晰：

——臣闻古今治乱之原，往往不问天行，而卜人事。……盖自罪辅薛国观辈不能以尧舜之道事君，而务拾申韩督责唾余，以烦苦天下。在圣明本欲易姑息为整严，而诸臣遂尽化敦大为苛深，其事不止一端，而所最病者尤催科与笞扑并行也。

——往臣为外吏，见有司所急者，惟是京边辽饷耳。自户部将杂项钱粮无一不入考成，于是参罚日严，征敛日迫。小民止此脂膏，赢前缩后，何能为国家增毫毛之润，而一时点金无术，敲骨皆血。刑与赋俱急，则民不得不穷，斯盗起矣，盗起斯用兵矣，用兵斯不得不加派矣，加派斯愈，不得不病民矣。民益穷，盗益起，如圜相转，乱靡有定。

道理非常清楚，横征暴敛激化了社会矛盾，于是乎盗贼蜂起，随着安内攘外战争的进行，三饷加派的接踵而至，民众反乱愈演愈烈。所以邹漪把杨嗣昌视为罪魁祸首：“嗣昌首倡聚敛，一议加剿饷三百万两，又加练饷七百三十万余两，合旧派，每年加二千三百万，以致民穷盗起。”这是一个无法化解的恶性循环，为了应付蜂起的盗贼，必须征兵增饷；征兵增饷使得民益穷、盗益起。正是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明朝陷入了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