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史—— “皇上只有此一付家当，不可轻动”

为了扭转河南、湖广的颓势，朝廷任命孙传庭为七省督师，收拾中原残局，显然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带有孤注一掷的意味。自从“柿园之役”惨败后，孙传庭退回陕西扩军备战，制造“火车”（车上配备火器、弓弩），自诩“战则驱之以拒马，止则环之以自卫”。他驱使工匠日夜不停地赶制二万辆“火车”，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百姓不堪忍受，千方百计想把他赶出陕西，一些头面人物哗于朝廷，制造倒孙舆论。恰好与朝廷的想法不谋而合，启用他为七省督师。

崇祯十六年五月，皇帝任命孙传庭以兵部尚书衔总督秦、蜀、晋、豫、楚、江、皖七省军务，特佩七省督师之印，赐尚方剑，全权指挥中原战事，并把白广恩、高杰调拨给他，出任正副总兵，统领火车营，催促他迅速出潼关赴河南作战。

孙传庭对战局了如指掌，料定出关作战必无好结局，不主张速战，他与参军乔元柱商议：白广恩、高杰岂是李自成对手，不得已而用之。我军初集，倘若持久练习，乘敌之饥疲，乃可取胜。刚从湖广率三千精骑入关的王龙支持孙传庭的观点，说道：贼势重，不可敌。襄阳赤地千里，百万之众何以供食？半年必饥，因而攻之，才有必胜把握。更加坚定了孙传庭不去河南的主张。然而陕西士绅希望他早日离开陕西。当时适逢关中荒旱，孙传庭责成富户捐助，引起士绅不满，纷纷向朝廷告状，说孙传庭“玩寇糜饷”，“秦人日在汤火中”，并且危言耸听地恫吓：“督师不出关，收者至矣！”孙传庭顿足叹息：“吾不能复对刀笔吏。”随即上疏请求出关，以总兵牛成虎、副将卢光祖为前锋，令河南总兵卜从善、陈永福合兵于洛阳之下池寨，传檄左良玉从九江趋汝宁，夹击李自成。

这是极其危险的动向。当时明朝的主力军，除了辽东的边防军、湖广的左良玉军，只剩下陕西孙传庭手下的一点兵马。边兵自顾不暇，左良玉早已怯敌惧战，驻守关中的孙传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贸然调孙传庭出关，带有极大的冒险性，一旦失利，不但豫、楚不保，秦、晋也将无法守御。因此兵部侍郎张凤翔再三向皇帝强调：“皇上只有此一付家当，不可轻动。”他又说：“贼甚狡诈，示弱不可信。且传庭所部皆良将劲兵，此陛下之家业也，须留此以待缓急用。”张凤翔的看法是明智的。在当时形势下，孙传庭固守潼关，以不变应万变，是最佳的战略决策。皇帝却不以为然，他考虑的是如何挽回败局，防止孙传庭“玩寇糜饷”，而不是如何保持这支战略预备队，故而不断催促孙传庭尽快出关。对于孙传庭而言，陕西的倒孙舆论还可以忍受，君命毕竟难违，毅然出关时大叹一声：“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乎？”他已经坐过一次监狱，总不能再违君命而入狱，明知必败，也只有捐躯沙场以明心迹。他出关前夕写信给新任兵部尚书冯元飙，吐露了无可奈何的心情：“雅不欲速战，见上意冀朝论趣之急，不得已督师。”虽然自知此战必败，但多少怀有一点侥幸心理，所以他说：“吾固知战未必捷，然侥幸有万一功。”然而命运之神没有眷顾，“侥幸有万一功”的奇迹没有出现。

崇祯十六年八月十日，孙传庭率军出潼关，二十一日到陕州，九月初八日到汝州。一场前哨战，便以为大捷，急吼吼向朝廷报功：“有自贼中逃回者言，贼闻臣名皆惊溃。臣誓肃清楚、豫，不以一贼遗君父忧。”还说：“斩闯贼坐骑，几获之。”皇帝把孙传庭的报捷奏疏拿给阁部大臣过目，对兵部尚书冯元飙说：“传庭乘胜，贼灭亡在旦夕，朕且加殊赏。”冯元飙不以为然：“贼故见羸以诱我师，兵法之所忌也，臣不能无忧。”兵部侍郎张凤翔说：“贼多诈，必示弱以诱我，不可信。”新科进士程源上疏提醒：“歼大寇，必图大举。合数十万之众，八面而齐攻之，谁应援，谁声实，谁牵制，谁批腹，着着照应，使之疲于奔命，救接不暇，然后可一鼓成擒。乞敕传庭凭关固守，勿事浪战。”皇帝置之不理，在他看来，孙传庭一出关便可马到成功，流寇灭亡已在旦夕。

孙传庭也一反常态，扬扬得意起来。他从谍报人员那里得知，“贼老营在唐县，精锐在襄阳”，以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立即派出劲旅从鲁山小道偷袭唐县，自己带了主力从汝州赶来接应。接连几天略有小胜，据俘虏交代：唐县老营十二日夜半为官军所破，辎重、妻子俱尽，一营皆哭，督师军声大振。这种口供明显有诈，孙传庭却信以为真，催促军队快速南下。

连日大雨滂沱，道路泥泞数尺，运粮车无法前进，士兵马匹都陷入饥饿之中，五天不能行军。将领怕遭不测，主张尽快撤退，孙传庭固执己见：“师已行，即还亦饥，不如破郏县就食。”到达郏县后，只得到二百多头骡和羊，一下子吃得精光，大雨依然滂沱。官兵士气低落，后军在汝州哗变，一时军中流言四起。孙传庭不得已宣布，分兵三路撤退，往洛阳就食。由于军心惶惶，军令难行，前队刚走，后队就乱。

李自成的部队从后面追来，但见旌旗招展，远远望去有如乌云翻滚，“官军方饥疲，见之皆股栗”。新练的火车兵没有打过仗，早已不知所措，听说骑兵已败，赶紧丢弃火车逃命，“脱挽辂而奔，车倾塞道”。顿时阵脚大乱，互相拥挤，争先恐后。李自成指挥骑兵，凌空腾跃，驰逐追杀，一日一夜追赶四百里，官军死伤四万。《流寇长编》如此描写当时的战况：“贼来追，癸丑及于南阳。贼置阵凡五重，饥民在外，步兵次之，马兵次之，骁骑又次之，老营家口居中。高杰之兵独当，贼已破马兵，骁骑死战。火车兵未经事，骇而奔，战兵心动亦退。火军塞道，马不得进。贼以铁骑驰逐，步贼四合，以白棒遮击，头盔俱碎，遂大败。贼空壁追蹑，一日夜四百里走。官军死者四万，失亡军赀数十万。”

孙传庭丢盔卸甲渡过黄河，在河中回顾两岸被打得落花流水的残部，羞愧得要跳黄河自尽，左右随从抱住他，好言相劝：“公一身系国家存亡，今徒死何益？不如急入关，据险收兵，以图再举，天下事尚可为。”孙传庭由垣曲、阌乡退入潼关，精心训练的“九边精锐”“良将劲兵”损失过半，从此“气丧沮不复振”。

皇帝闻讯，大感意外，立即召开御前会议，大臣们一致认为必须固守潼关。皇帝随即下旨：孙传庭轻进寡谋，督兵屡溃，殊负任使。本当重究，姑削督师尚书衔，仍以秦督充位事官，戴罪收拾余兵，扼守关隘，相机援剿，图功自赎。如仍前使偾，致纵一贼入秦，前罪并论。孙传庭败得如此之惨，自然应负指挥不当之责，但是说他“轻进寡谋”，却有点强词夺理，明明是皇帝再三催促他出关作战的，这种战略决策本身就带有极大的“轻进寡谋”成分，注定了必然失败的结局。真正“轻进寡谋”的不是孙传庭，而是皇帝朱由检。令人遗憾的是，朱由检这道谕旨是十月初八日发出的，孙传庭已经在两天前（十月初六日）阵亡，再也不能遵旨“图功自赎”了。

原来孙传庭退守潼关，只剩下残兵败将几千人，个个心有余悸，连素称凶悍的高杰也惶惶如丧家之犬，劝孙传庭放弃潼关逃跑：“三军家在西安，战败而归，而强之守关，危道也。不如弃关专守西安，凭城以战。”遭到孙传庭大声斥责：“若贼已进关，则西安糜沸，秦人尚为我用乎？”看来他已经下定决心，与潼关共存亡。

却说李自成在荆襄，与部下谋画战略，牛金星主张进取河北，直逼京师；杨永福主张顺流而下，攻取南京，截断运河通道，北京自困；兵政府（兵部）从事顾君恩侃侃而谈：“南京势居下流，难济大事，其策失之缓；直取京师，万一不胜，退无所归，其策失之急。不如先定关中桑梓之邦，百二山河，已得天下之半。建国立业，然后旁掠三边，资其兵力，攻取山西，乃向京师，庶几进有可攻，退有可守，方为全策。”李自成接受顾君恩的建议，全力攻打潼关。十月初二日，李自成部将一只虎李过攻占阌乡。初六日，另一部将刘宗敏抵达潼关关门，用佯败计引诱孙传庭出关追击，乘机冲进潼关。当时巨炮齐发，伏兵四起，一片混战，孙传庭死于乱军之中，事后连尸体也不知下落。次日，孙传庭夫人张氏率两个女儿三个小妾，投井自尽；八岁幼子孙世宁翻墙逃跑，坠入民居，为老翁收养。长子孙世瑞闻讯，重趼入秦，收敛张夫人尸体，老翁归其弟，相扶携还。

孙传庭之死令人叹息，复社诗人吴伟业为他写了一首哀歌——《雁门尚书行》，篇首描摹当年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

雁门尚书受专征，登坛顾盼三军惊。

身长八尺左右射，坐上咄咤风云生。

衬托他的悲剧性下场：

忽传使者上都来，夜半星驰马流汗。

覆辙宁堪似往年，催军还用松山箭。

尚书得诏初沉吟，蹶起横刀忽长叹。

我今不死非英雄，古来得失谁由算？

“覆辙宁堪似往年，催军还用松山箭”云云，是指催促洪承畴冒进导致松山惨败的令箭，如今用在了孙传庭身上，重蹈覆辙。吴伟业对他寄予同情之心，在序言中写道：“《雁门尚书行》为大司马白谷孙公作也。公代州人，地故雁门郡。长身伉爽，才武绝人。其用秦兵也，将凭岩关为持久，且固将吏心。秦士大夫弗善也，累檄趣之战，不得已始出。天淫雨，糗粮不继，师大溃。潼关陷，独身横刀冲贼阵以没，从骑俱散，不能得其尸……公死，而天下事以去。然其败由趣战，且大雨粮绝，此固天意，抑本庙谟，未可专以责公也。”

孙传庭一死，守军分崩离析，呈现“关以内无坚城”的态势。事实证明，当初张凤翔所说：“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有此一付家当，不可轻动”，是完全正确的。皇帝不听此言，不但断送了孙传庭，而且断送了“此一付家当”，在战略上由主动转变为被动。事后吏科给事中马嘉植以极其遗憾的口气说：“皇上亦知孙传庭偾事之因乎？守关原自有余，大言一鼓荡平，明知不可为而侥幸为之，以塞前言，是以进退失据。”马嘉植在指责孙传庭“大言一鼓荡平”的同时，也批评皇帝的失策——把“守关原自有余”的孙传庭调往河南，铸成不可挽回的大错。无怪乎后人吊唁孙传庭充满了惋惜之情：

一败中原势不还，二陵风雨惨龙颜。

朝廷岂合频催战，司马惟应暂守关。

杀气未销函谷里，忠魂长在大河间。

行人郏县踟蹰久，泪洒斜阳匹马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