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史—— “嗟尔明朝，大数已终”

崇祯十六年十月十一日，李自成占领西安，把它改称长安，在此建都，把秦王府作为造反政权的总部，把陕西巡抚衙门作为吏政府（吏部），都司衙门作为兵政府（兵部），按察司衙门作为刑政府（刑部），西安分守道衙门作为工政府（工部）。

早在攻占河南之时，李自成的部队逐渐正规化，李自成称元帅，以下为权将军、制将军、果毅将军、威武将军、都尉、掌旅、部总、哨总。田见秀为权将军，提督诸营；刘宗敏为权将军，狡悍善战；李岩为制将军，颇检束其下勿纵掠；贺锦、刘芳亮、李过（李自成侄子）为制将军；张鼐（李自成养子）为正威武将军，党守素为副威武将军。占领襄阳以后，一改先前的“流寇主义”，建立政权，大体模仿明朝制度略加改头换面。改内阁为上相、左辅、右弼；改六部为六政府，设侍郎、郎中、从事等官；战略要地设防御使，府设府尹，州设州牧，县设县令。已经表现出与明朝分庭抗礼的意图。《流寇长编》记录一则逸闻印证了这一点：“闯贼在襄阳以构殿、铸钱皆不成，扶鸾降仙，诗云：‘自成不是真天子，马上抛枪三十旬，大位还是洪基坐，草头一点十三春。’因立养子李双喜为太子，名曰洪基，以压之。”

当时人敏感地觉察这一变化，冯甦说：“自成在中州所略城，辄烧夷之，无意守。既渡汉江，长驱入荆，念天下莫予难者，谋先守荆襄，次守承天、德安，渐以次于汝宁，而增置卫帅十有三人。”钱说：“初，闯（李自成）之横躏中原，所破城，多不守。自渡汉，长驱至荆，见所在无一兵，遂有守土之心。于是先守荆襄，再守承天，渐及汝南，增立卫帅，遣将分据，而谋西入秦。”计六奇说：“初，自成流劫秦、晋、楚、豫，攻剽半天下，然志乐狗盗，所至焚荡屠夷，既而连陷荆、襄、鄢、郢，席卷河南，有众百万，始思据有城邑，擅名号矣。”

无独有偶，张献忠也如法炮制。当他获悉左良玉从武昌沿江东逃，立即从英霍山区出击黄梅，攻战麻城，向汉阳进发。此时湖广巡抚宋一鹤已死，代替官员迟迟不来，武昌知府、江夏知县纷纷逃离，武汉三镇处于无政府状态。张献忠拿下汉阳后，五月二十三日从鸭蛋洲渡江，二十九日拿下武昌，活捉楚王朱华奎，装入竹笼，沉入长江。张献忠在楚王府搜出上百万两金银，十分感慨：“有如许财而不能用，朱胡子诚庸材也！”张献忠把他的统帅部设在楚王府，自称大西王，设立六部尚书、五军都督府、五城兵马司，及各级地方政府，开科取士，招兵买马。武昌的张献忠政权，与襄阳的李自成政权遥相呼应，李自成派人到武昌祝贺，张献忠立即派三百骑兵带了重礼回敬。

李自成占领西安，形势发生剧变，北京方面还浑然不知。直到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初八日，才由兵科给事中曾应遴向皇帝报告：昨日接到山西巡抚蔡懋德奏报，潼关于十月初六日陷落，细节依然不明，督师孙传庭、总兵白广恩何往？不得而知。皇帝立即指示，迅速查明孙传庭、白广恩下落。十一月二十二日，吏部尚书李遇知向皇帝报告：陕西方面派人口传，潼关十月初六日失守，抚臣冯师孔战殁，孙传庭下落不明；又传华阴、华州、渭南、临潼俱已失守。有鉴于此，李遇知分析，企望西安坚壁效死，以待援兵，恐情理实难，何况已无兵可援。他建议，以新任兵部右侍郎余应桂为陕西三边总督，联络甘肃、固原、延绥、宁夏抚镇之兵，收三边健勇土著，相机扼剿；调新推四川巡抚李化熙为陕西巡抚，招徕残兵，收拾难民，再图保聚。否则的话，朝廷之事只有束手断送之忧了。皇帝接到李遇知的奏疏，接连向余应桂发去谕旨，要他“入秦办贼”，“不得稽迟”。余应桂向皇帝指出：贼势不比昔年，又乏兵饷，去将何为？皇帝也无计可施，同意发给内帑银一万两作为军前犒赏之用，并派京营兵千人护行。受命出任监军的御史霍达，向皇帝痛哭敷陈：西安若在，臣不惜以死报皇上。但是眼下伪官充斥，赴任无地。

确实，为时已晚，一切都无济于事了。李自成占领西安后，兵分三路出击，高汝利、白广恩相继投降；随后左光先、陈永福、梁甫、马岱纷纷投降，陕西全境完全落入李自成控制之下。明朝的高层官僚仍在白日做梦，在御前会议上，内阁首辅陈演竟然荒唐地说：贼入关中，必恋子女玉帛，犹如虎入陷阱。吏部尚书李遇知也胡乱分析说：三秦砺山带水，四塞称险，屯兵函谷可以号召天下。贼垂涎已久，欲据此为家。完全错误估计形势，李自成占据西安，并非贪恋这里的子女玉帛，也并非“欲据此为家”，他的目标是北京的紫禁城，他向山西各州县发出通牒，明确指出：“嗟尔明朝，大数已终。”山西巡抚巡按借口保护藩封，纷纷退入省城太原。逡巡于山西的余应桂不但不向陕西靠拢，相反逃往泽州、潞州。几天后，朝廷革除了余应桂的总督职务，任命新任陕西巡抚李化熙代理总督，李化熙也不敢前进一步。陕西的形势已经无法收拾了。

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工科给事中曾应遴说：“今之绅富皆衣租食税，安坐而吸百姓之髓者，平日操奇赢以愚民，而独拥其利，临事欲贫民出气力相护，无是理也。秦藩之富甲天下，贼破西安，府库不下千百万，悉以资贼。倘其平日少所取民，有事多发犒士，未必遂至于此！”刑科给事中郭充说：“贼众入关，忧不止秦也。会城之安危不晓，则督臣之趋进无方；官军之聚散不知，则三边之征调难及；贼势之趋向不测，则河东之防御亦徒劳。必侦探明白，使秦省无恙。新督臣宜疾入居之，如贼羽充斥，势难渡河，即膺从永宁渡绥德，直趋固原，亦以上游驭下。风闻贼入时，官兵有劫掠地方，鸟兽骇散者。河东防贼，不在防之河东，而当防河西。今者贼入关一月，而地方尚尔蒙蒙，未有不知彼而能取胜者。”

岂但“地方尚尔蒙蒙”，朝廷何尝不“尚尔蒙蒙”！

崇祯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李自成的前锋部队以“倡义提营首总将军”的名义，向山西各州县发布檄文：

自古帝王兴废，兆于民心。嗟尔明朝，大数已终，严刑重敛，民不堪命。诞我圣主，体仁好生，义旗一举，海宇归心……特遣本首于本月二十日，自长安领大兵五十万，分路进征为前锋，我主（指李自成）亲提兵百万于后，所过丝毫无犯。为先牌谕文武官等，刻时度势，献城纳印，早图爵禄。如执迷相拒，许尔绅民缚献，不惟倍赏，且保各处生灵。如官兵共抗，兵至城破，玉石不分，悔之何及！

昔日被朝廷重兵围追堵截的流寇，如今摇身一变，俨然王者风范，发号施令，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嗟尔明朝，大数已终”，完全是取而代之君临天下的口气。檄文所说本月二十日进征山西，并非虚张声势，早在两天以前（即十二月十八日），前锋部队已从陕西韩城渡过黄河，进抵山西河津，攻城略地。在平阳府指挥的山西巡抚蔡懋德借口“防护藩封”，退入省城太原，河防一片空虚。李自成的大部队从沙涡渡过黄河，连克荣河、河津、稷山、绛州，三晋闻风披靡。朝廷主管部门对这一重大军事行动熟视无睹，竟然以为是小股叛兵骚扰，相应自愚，相率自安。内阁辅臣票拟谕旨，轻描淡写：“用心堵截，以匹马不入为功。”新科进士程源向给事中光时亨、庶吉士李长祥、修撰杨廷鉴等人说：“晋事大坏，……恐贼临城下亦不知也。”策动他们向陈演、魏藻德进谏：“主上待（陈、魏）二相公不薄，及今言已不可及，言而死，与贼至而死孰优？诸公或系给谏，或系亲切门人，亦当及时为二相言之。”光时亨等人都不以为然。朝廷上下即将面临灭顶之灾，依然麻木不仁。

那么皇帝又如何呢？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日的元旦早朝，皇帝接受群臣朝贺后，要阁臣留下议事。阁臣们向他提出国库空虚，边费军饷刻不容缓，如今唯一可以仰赖的就是皇上的内帑。皇帝一听此话，居然大叹其苦：“今日内帑有难以告先生者！”一边说，一边潸然泪下。到了即将国破家亡的当口，朱由检还把身外之物看得高于江山，内帑并非没有，只是舍不得。三个月后，李自成进入大内，查出库藏十分惊人，后来仓皇撤退时，用骡马运走从四十七个地窖中搜罗来的三千七百万两金银。这一情节引来杨士聪一番感叹：“呜呼！三千七百万，捐其奇零，即可代二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掠，使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策安在也？先帝（指朱由检）圣明，岂真见不及此，徒以年来之征解艰难，将留为罗雀掘鼠之备，而孰知其事势之不相及也。吁，其亦可悲也矣！”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月初一北京城内发生沙尘暴，目击者描写：“大风震屋，飞沙咫尺不见，日无光。”朱由检以为不吉利，请道士为之化解。他焚香沐浴，拜天默祷：“方今天下大乱，欲求真仙下降，直言朕之江山得失，不必隐秘。”通过道士之手，“真仙”扶乩，在沙盘上写下了这样的字句：

帝问天下事，官贪吏要钱。

八方七处乱，十爨九无烟。

黎民苦中苦，乾坤颠倒颠。

干戈从此起，休想太平年。

长安的正月初一景象截然不同。李自成称王，国号为大顺，年号为永昌，也就意味着，把大明崇祯十七年改为大顺永昌元年，正式表明取而代之的勃勃雄心。以宋献策为军师，牛金星为天佑阁大学士，厘定六政府尚书（襄阳时期六政府仅设侍郎），以宋企郊为吏政府尚书，杨建烈为户政府尚书，喻上猷为兵政府尚书，陆之祺为刑政府尚书，巩煜为礼政府尚书，李振声为工政府尚书，都是明臣之降附者。册封功臣，权将军、制将军封侯爵，如汝侯刘宗敏，泽侯田见秀，蕲侯谷英，亳侯李锦，磁侯刘芳亮，英侯张鼐，绵侯袁宗第等；封伯爵七十二人，子爵三十人，男爵五十人。制定军纪：有一马乱行列者，斩；马伤庄稼禾苗者，斩。此外还有铸大钱、设科目开考取士等举措。

正月初三日，李自成得到报告：前锋进入山西，所向披靡，立即决定，长驱直入。只留下文官与武将李友留守长安，几乎倾巢出动，从禹门渡过黄河，兵分两路：一路由李自成、刘宗敏统率，从平阳攻太原、宁武、大同、阳和、宣化、居庸关；另一路由刘芳亮统率，从黄河北岸攻怀庆、潞安、卫辉、彰德，经北直隶大名、保定北上，夹击北京。以后的进程表明，战争之顺利，可以用神速来形容。李自成、刘宗敏率领的主力犹如秋风扫落叶，摧枯拉朽，一看日程便可了然：

正月二十三日，攻克平阳；

二月初二日，进至汾州；

二月初七日，攻克太原；

二月十五日，在宁武关受到总兵周遇吉顽强抵抗，大同总兵姜瓖拒绝增援宁武的命令，向李自成投降；

二月底三月初，进至大同，处死藩封于此的代王及其宗室；

三月初六日，进至阳和，副总兵姜瑄、道员于重华迎降，宣大总督逃亡；

三月十三日，攻克宣府，巡抚朱之冯、总兵王承胤投降。

京师外围的屏障宣府、大同，有重兵把守，竟然一触即溃，是长期积累的矛盾总爆发，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从嘉靖年间以来长期拖欠军饷，得不到解决。嘉靖二十一年兵部尚书毛伯温说：“司国计者又以积贮有限，专务节省，惜小误大。有养军之名，无养军之实。即如去年宣大斗米时价（银）二钱五分，军士月粮每石（十斗）给与（银）七钱，仅可买米二斗八升。且缺支数月，以致军士举家嗷嗷待哺，身无完衣，腹无饱食，马无草料。”以后愈演愈烈，其他地区莫不如此。正如当时人所说，从山西到蓟镇沿线的军士，“类给以一升五合之行粮，加以糠秕沙土之插和，此辈去家千百里，为国家终岁勤瘁，乃其日给之粮不获一饱，乃又有间支折色，又或十余日无支者，如之何不典卖衣甲，冻馁而逃也。”到了崇祯年间，情况更趋严重，终于积重难返。

面对李自成咄咄逼人的攻势，明朝君臣筹划了出征、南迁、勤王的对策，企图挽狂澜于既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