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史—— 举棋不定的“南迁之议”



所谓南迁之议，即把首都迁往南京，徐图恢复的应急方案。史家都以为首先提出南迁方案的是李明睿，其实不然，首先提出南迁之议的不是别人，而是皇帝朱由检自己。那是在周延儒督师之前，朱由检鉴于内外交困，曾与内阁首辅周延儒秘密商议“南迁”，叮嘱他不得向外泄露。不知通过什么途径，这一机密被懿安皇后（天启皇后张氏）获悉，对周后（崇祯皇后周氏）表示坚决反对之意。有李清的记载为证：“上以边寇交炽，与周辅延儒议南迁，命无泄。传闻，懿安皇后语周后云：‘此周延儒误皇叔也。宗庙陵寝在此，迁安往？’且历言周（延儒）短。周后以闻，上大怒，遣宦者往询索传语者，懿安坚讳，上坚请，迫欲自缢，不得已，乃遣周代征，盖观其后也。一云，骆金吾养性重贿周后父奎，故后言之。未知孰是。”朱由检对懿安皇后极为尊敬，视若母后，此事终于不了了之。不过由此揭示出朱由检对于形势缺乏自信的内心秘密。

巧合的是，鉴于北京危在旦夕，某些大臣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南迁”，与皇帝的想法可谓不谋而合，于是乎南迁的方案提上了议事日程，由秘密谋划逐渐转化为公开议论。

第一个与皇帝秘密议论南迁方案，颇受皇帝刮目相看的是左中允李明睿。他是江西南昌人，天启时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后罢官回乡。此人公忠练达，得到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总督吕大器特别推荐，皇帝把他召起于田间，出任主管太子事务的左中允。他曾经向皇帝提议西迁长安的方案，可以一举三得：一以亲挫贼之锋，二以就甘肃、宁夏之士马，三以就咸阳之王气。他没有说出来的本意，毫无疑问是躲避满洲铁骑的锋芒。由于李自成攻占西安，不得已退而求其次，只有“南迁”一策，可以图存，转危为安。

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三日，皇帝在德政殿召见李明睿，询问“御寇急策”，李明睿请皇帝屏去左右，靠近御案，与皇帝推心置腹密谈“南迁”事宜。

李明睿说：“臣自蒙召以来，探听贼信颇恶，今且近逼畿甸。此诚危急存亡之秋，皇上不可不长虑！却顾只有南迁一策，可缓目前之急，徐图征剿之功。”

皇帝说：“此事重大，未可易言。”以手指天说：“上边未知如何？”

李明睿说：“惟命不于常，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天命微密，全在人事，人定胜天。皇上此举正合天心，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知几其神。况事势已至此极，讵可轻忽因循？一不速决，异日有噬脐之忧。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皇上可内断之圣心，外度之时势，不可一刻迟延者也。若筑舍道旁，三年不成，此事后虽欲为，有不及为者矣。”这一席话，讲得痛心疾首。

皇帝被他感动，四顾无人，小声说：“此事我已久欲行，因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此意决矣。但外边诸臣不从，奈何？尔且密之，密之！”然后向他询问，南迁中途如何接济。

李明睿说：“沿途接济固不可少，然不如四路设兵。四路者，东山东，西河南，此旱路也；登、莱海船，通州运河，此水路也。然皇上却应从东小路，轻车南行，抵淮上二十日。文王柔顺，孔子微服，此之谓也。”

朱由检再次叮嘱：“然。然此事重大，不可轻泄，泄则罪坐汝。”

李明睿表态：“臣谋之，臣敢泄之乎？但祈皇上圣断。皇上但出门一步，龙腾虎跃，不旋踵而天下运之掌上，若兀坐北京，坚守危城，无益也。”

皇帝说：“朕知道了。”随即退入内殿休息，命太监在文昭阁赐宴，款待李明睿。

午饭后，皇帝在内殿继续召对。李明睿向皇帝极陈考选之弊，请著为令，不立边功者不许枚卜，不立边功者不许考选。又说：“兵饷缺乏，民穷财尽，目前只有速发内帑足济燃眉。”

皇帝回答得很干脆：“内帑如洗，一毫无措。”

李明睿说：“祖宗三百年来积蓄，度不至是。”

皇帝说：“其实无有。”话不投机半句多，命李明睿出外赐茶。

到了夜间，皇帝再次召见李明睿，靠近御案，促膝而谈。问道：“所奏事，即欲行之，谁可接济？途间用何等官员？领兵措饷驻扎何地方？”

李明睿说：“济宁、淮安俱紧要地方，不可不设官，须择重臣领兵领饷。皇上虽间道微行，此两处扼要，不可不预为防。”

皇帝问：“是何等官衔？”

李明睿答：“须户兵二部堂上官。”

皇帝说：“然此时兵俱在关门，大将俱在各边，调遣甚难，奈何？”

李明睿说：“近京八府尚可召募。皇上此行，京城尚须人料理，关门兵不可尽撤，各边大将不可轻调，惟有在内公侯伯及内阁六部文武大臣，皇上不妨召至御前，面试其才能，推毂而遣之。”

皇帝表示同意。

李明睿继续说：“内帑不可不发。除皇上服御外，一毫俱是长物，当发出犒赏军士。万一行至中途，赏赐不足，区处甚难，留之大内不过朽蠹。先时发出一钱，可当二钱之用，急时与人万钱，不抵一钱之费。”

皇帝对于发放内帑略有松动，补充一句：“然户部也着措置。”

李明睿说：“靠不得外边，如今三空四尽，户部决难凑手，乞皇上自为宗庙社稷计，决而行之。无待临渴掘井也。”

召对结束，已经漏下二鼓——二更时分了。

皇帝在大年初三的节日气氛中，从早到晚连续召对个别官员，秘密商谈南迁事宜，实属非同寻常之举，可见在他心目中，“南迁”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正如他向李明睿透露的那样，有志于此久矣，由于外朝大臣无人赞襄，拖延至今。从他关切备至询问细节可见，他是倾向于南迁的，为了摆脱内外交困的危机，南迁不失为权宜之计，或许是转危为安的最佳方案。因为长江中游有左良玉号称几十万大军，江淮一带又有江北四镇的军队，南京比北京要安全得多。然而，李明睿毕竟官小位卑，说话没有分量。何况南迁必须面对放弃宗庙陵寝这样的难题，迫切需要阁部大臣出来担当，力排众议。阁部大臣中有谁独具胆识倡言南迁呢？没有。皇帝无可奈何地把南迁之议搁置下来，寄希望于李建泰代帝出征，很快化作泡影，山西土崩瓦解，京师岌岌可危。空言无补，必须采取切实举措，化解危机。

皇帝召见驸马都尉巩永固（字洪图，顺天府宛平县人，光宗之女乐安公主的丈夫），向这位皇亲国戚请教救时切务。巩永固极力建议皇帝南迁：“若南迁，可招募义兵数万人，寇乱不难平也。”“若徒守京师，京师已玩弊久，只坐困无益也。”皇帝没有表态，他要引而不发。日前李明睿公开上疏建议南迁，他把南迁叫作“亲征”，说：“今日所最急者，无如亲征一事。京营甲兵不下数十万，近畿召募可得数十万，但得圣驾一出，四方忠臣义士英雄豪杰，必有闻风响应者。”又说：“南京尚有兵部尚书史可法，操江诚意伯刘孔昭，此皆忠良，晓畅军务，可寄以大事。皇上不妨召而与之谋，事无大小，悉以语之，必能摧陷廓清，建此中兴大业。”皇帝把李明睿的奏疏交给内阁议论，首辅陈演坚决反对南迁，把李明睿奏疏透露给兵科给事中光时亨（字羽圣，安庆府桐城县人），要他谏阻。光时亨在奏疏中把南迁之议斥为“邪说”，扬言：不斩李明睿不足以安人心。李明睿不服，他早已知道皇帝本人赞同南迁，但又不能“轻泄”，只得委婉申辩：“臣劝皇上亲征，非臆说也。……此皆圣帝明王与英君谊辟，不忍天下之阽危，冒白刃，犯锋镝，身先士卒，非好之也，有大不得已也……且今日臣之进言为亲征也，而诸臣妄意为南迁。就使皇上发策南迁，此亦救时急着。唐室再迁再复，宋室一迁南渡，传国一百五十年。若唐宋不迁，又何有灵武、武林之恢复？又何有百五十年之历数哉？”李明睿讲得头头是道，南迁之后才有中兴的希望。皇帝心里也明白李明睿与光时亨孰是孰非，但是顾虑到大臣中有人支持光时亨，特地召见光时亨，训斥道：“一样邪说，却只参李明睿何也？显是朋党。”随即下旨：“光时亨阻朕南行，本应处斩，姑饶这遭。”皇帝明白无误地表明自己倾向于南迁的态度。

左都御史李邦华（字孟闇，号懋明，江西吉水人）是支持李明睿的，曾经和他讨论南迁事宜，问他皇上南迁与太子监抚南京，哪一种做法比较方便？李明睿认为太子少不更事，禀命则不威，专命则不敬，不如皇上亲行为便。李邦华吸收李明睿的见解，参以己意，向皇帝呈上秘密奏疏，针对当时“河决鱼烂”的危机形势，提出应急方案：派遣太子“抚军陪京（南京）”。他首先动情地分析目前的危机形势：“不意诸臣仍复泄泄，遂令三晋崖疆复堕贼锋，此时太原以西已成鱼烂，太原以北势如破竹。向者吾志在战，今欲自守而不可得矣；向者蹂躏止省地，今烽火且逼甘泉矣；向者祸及止于封疆，今祸且切于社稷矣。阃外之政漫无所措，所恃者惟都城崇墉耳。然问何以守？则亦惟京营军是视。夫京营兵骄将玩，包马占役，积习牢不可破。”总之，无论京营，还是援兵，亦或积财，一无可恃。

化解“一无可恃”的危机，唯一的对策就是太子前往南京“监抚”。他说：

为今之计，皇上惟有坚持效死勿去之意。为中国主，则当守中国；为兆民主，则当守兆民；为陵寝主，则当守陵寝。周平、宋高之陋计（按：指周平王东迁、宋高宗南迁），非所宜闻。东南旷远，贼锋渐蔓；齐鲁南北，声息中断。神京孤注，变起不测。

窃见东宫皇太子天资英武，豫教端凝，正宜历试艰难，躬亲戎器。请亟仿仁庙故事，抚军陪京。即日临遣，钦简亲臣大臣忠诚勇智者，专敕辅导，便宜行事。刻期水陆飞挽，集方州义师，以巩燕云，遏寇氛。此宗社安危所系，不容顷刻缓者……

此诚所谓经权战守万全之策也。假令轻举妄动，仓皇播迁，万乘六宫一离阙庭，贼轻骑蹑我，重兵蹑我，逆战则不能，引退则无及。贼逼于前，援绝于后。群臣从骑鸟兽奔窜，人主将安之乎？

皇帝看了李邦华的奏疏，赞叹不已，兴奋地把疏稿放在袖中绕殿而行，以至于把疏稿纸牍揉得漫烂不堪。他在接见内阁首辅陈演时，指着李邦华奏疏连声说：宪臣言是！陈演是反对南迁的，一听此言，向外透露皇上的意图，引起群臣对南迁的争议。皇帝既恚且恨，把李明睿、李邦华的建议搁置不理。

二月二十七日，皇帝在文华殿召见大臣讨论战守事宜。左都御史李邦华意在南迁，恐怕朝论不合，便以太子监抚南京作为过渡方案。左春坊李明睿一如既往，力主皇帝亲自南迁，不妨先以凤阳为行在（临时都城），麾召齐鲁之师，二路夹进，视为中兴良策。然而无人响应。李明睿见众人狐疑，解释说：《易经》《尚书》都谈到迁都的事，唐朝、宋朝都有迁都的事，诸君为何讳言迁都？在场的官员听到这番议论，错愕得不敢应声，只有少詹事项煜发言，请求太子前往南京监军，与李邦华的建议相呼应。

大臣们对南迁之议讳莫如深，使得原本倾向于南迁的皇帝感受到舆论无形的压力，立场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第二天，召见内阁辅臣，面带怒色说：“祖宗辛苦百战，定鼎于此土，若贼至而去，朕平日何以责乡绅士民之城守者？何以谢先经失事诸臣之得罪者？且朕一人独去，如宗庙社稷何？如十二陵何？如京师百万生灵何？逆贼虽披猖，朕以天地祖宗之灵，诸先生夹辅之力，或者不至于此。如事不可知，国君死社稷，义之正也，朕志决矣！”

阁臣好言相劝：“诸臣言出忠爱，非有他意。”

皇帝说：“忠爱平日所当尽心，若临急建此谋，便是苟且求免。”

阁臣退而求其次：“太子监军，古来尝有，亦是万世之计。”

皇帝反驳道：“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哥儿们孩子家做得甚事？先生早讲战守之策，此外不必再言。”这几句话，把南迁的两个方案全盘否定，表明了“国君死社稷”的决心，再无回旋余地。

南迁之议，议来议去，议而不决，最终否决了议题本身，未免令人遗憾。如果当机立断南迁，无论从运河南下，还是从天津海路南下，成功的可能性很大。倘若南迁成功，那么日后南明的历史或许将要改写。历史已成事实，对历史的假设毫无意义，姑妄言之而已。

皇帝在南迁问题上前后判若两人，看似乖异，其实不难理解。吴伟业的分析一针见血：“上意非不欲南（迁），自惭播越，恐遗恨于万世，将俟举朝固请而后行。诸大臣才不足以定迁，而贼锋飘忽，即欲遣太子两王，禁军非唐羽林、神策者比，万一贼以劲骑疾追，即中道溃散，其谁御之？”朱由检的内心顾虑——恐遗恨于万世，因而动摇不定，其实他内心是很想南迁的。一面说“国君死社稷”，一面还在做着南迁的准备工作，例如：派遣给事中左懋第前往南京，察看沿江舟师兵马状况；继而有密旨批准天津巡抚冯元飏准备二百艘漕船，在直沽待命——无不透露出他的内心秘密。

冯元飏早在崇祯十六年十月就密陈南北机宜，为南迁做准备，一旦陆路梗阻，当疏通海道，防患于未然。得到皇帝首肯后，他准备海船二百艘，以备缓急。由于南迁之议在朝廷引起分歧而搁浅，冯元飏心急如焚，派儿子冯恺章带了他的紧急奏疏进京。奏疏是敦促皇帝南迁的，他说：京师戎政久虚，以战以守，一无可恃，臣愿率劲旅五千赴通州恭候圣驾，由海道行幸留都（南京）。三月初七日，冯恺章进入北京，与元老重臣接洽。张国维表示支持，说：寇深矣，是请也不可缓。倪元璐表示为难，说：皇上有国君死社稷之言，群臣无以难也。方岳贡立即劝阻冯恺章，说：天子方怒，疏上且死。几天之后，京城被围，离京前往通州已无可能，冯元飏的方案终于化作泡影。

皇帝之所以在南迁问题上举棋不定，与内阁首辅陈演态度消极密切相关。陈演为人既庸且刻，一无可取之处，入阁以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当时国势危如累卵，他无所筹画，醉心于纳贿。此人坚决反对南迁，皇帝召见内阁辅臣议论此事，唯独不召见他，他深感不安，只得于二月二十八日乞求辞官。皇帝在罢免他的前一天，在武英殿对他的临别赠言竟然是这样的：“朕不要做，先生偏要做；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所谓“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南迁。继任内阁首辅魏藻德（字思令，号清躬，顺天通州人）也是如此，一味采取明哲保身态度，对南迁不持立场，不置可否。巩永固、项煜提议南迁时，他都在场。皇帝要他表态，他始终一言不发，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令皇帝感到孤立无援的哀伤，耸身舒足，仰叹而起。皇后周氏是江南人，倾向于南迁，眼见无法成行，遗憾地说：“南中我家里甚可居，惜政府无有力持之者。”所谓“政府无有力持之者”，就是陈演、魏藻德之流。

当李自成的军队逼近时，朱由检想起了驸马都尉巩永固先前说过，若南迁，可招募义兵数万，便秘密召见他和新乐侯刘文炳，商议此时南迁是否还有一线希望？巩永固告诉他，已经来不及了，他早已做好以身殉国的准备：“臣等积薪第中，当阖门焚死，以报皇上。”

明朝灭亡后，遗老遗少提起南迁这件事，无不唏嘘感叹。计六奇在议论“南迁得失何如”时，感慨系之：

当（李）自成逾秦入晋，势已破竹，惟南迁一策，或可稍延岁月。而光时亨以为邪说，其事遂寝，天下恨之……且先帝身殉社稷，假令（光）时亨骂贼而死，虽不足以赎陷君之罪，尚可稍白始志之靡他；而竟躬先从贼，虽寸磔亦何以谢帝于地下乎？是守国之说，乃欲借孤注以邀名，而非所以忠君也。（李）邦华以身殉国，是南迁之议乃所以爱君，而非以避死也。

计六奇赞美李邦华，来衬托光时亨的卑劣，并非毫无道理。无怪乎有人怀疑光时亨反对南迁是接受“闯贼密旨”，充当内奸。闯王进京后，他率先投降，不免令人怀疑。《流寇长编》说：“都中人云：光时亨受闯贼密旨，为高阿那肱，故阻上行，而先降。”邹漪为巡城御史王章立传，提到闯王进京后王章与光时亨的表现迥异。王章对光时亨说：事已至此，惟有一死。光时亨说：如此死法，与士卒无异，不如入朝见帝行在，不获则死，死得其所。王章表示同意。光时亨当即脱去官服，改穿便服，要王章也易服。王章不同意，说：否，否，如果去尔冠，易尔服，官不像官，卒不像卒，你说入朝，期待死得轰轰烈烈，奈何如此？才走了几步，李自成骑兵赶到，呵斥他们下马，光时亨立即下马站立，请求投降。王章凛然回答：你竟敢斥责巡城御史！被骑兵击碎膝盖，从马上坠下，坐在地上大骂，被杀死。光时亨当了俘虏。四十天后，李自成败退，光时亨逃回南京，被南明当局以别的罪由处死。所谓“闯贼密旨”说法，仅仅是推测，难以找到佐证，由此反映了遗老遗少对于南迁不成的怨恨情绪。

南迁之议举棋不定，失去了稍纵即逝的时机，虽然为朱由检博得“殉国”的美名，却使得明朝“稍延岁月”的希望付诸东流。对此，不仅明朝遗老遗少感到惋惜，连外国历史学家也深有同感。美国学者魏斐德的评论独具只眼：

崇祯拒绝了南迁的建议，既不遣太子去南京，他本人也不离京。这对后来清兵占领北京的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朝比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中央政府，遂拥有了他们颇缺乏的东西，由此接管了明朝几乎全部汉族官吏，依靠他们接管天下并最后征服南方。崇祯帝的决定还导致诸多皇室宗亲之间继承权利的暧昧不定，以致派系倾轧削弱了南明政权。此外，复明阵营也因之少了一批立志恢复失地、渴望对清朝发动反攻以便光复家园的北方人。崇祯帝这一自我牺牲的决定，就这样最终毁灭了后来复明志士坚守南方的许多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