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史—— 鞭长莫及的“勤王之师”

代帝出征有名无实，南迁之议障碍重重，皇帝向阁部大臣请教战守之策，诸臣一言不发，皇帝长叹一声：“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拂袖而起。到了这个地步，保卫京师唯一的对策只有仰仗勤王之师了。可以调动的勤王之师，只有宁远前线的边防军，这就意味着放弃大片疆土，因而遭到以陈演为首的阁部大臣的反对。皇帝指责陈演，“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他偏不要做的，除了“南迁”，还有“勤王”。李逊之谈到此事，有一段痛心疾首的议论：“呜呼，迁国图存，古人有行之者，至于东宫抚军，虽属权宜，实为要计。但迁亦何易，斯时贼锋已蔓齐鲁，南北声息中断，即出国门，能一往无咎哉？上之英明早已见及，故屡次召对，环顾无人，不禁彷徨慨叹。耳闻曾私语首辅曰：‘凡事要先生一构。’（陈）演默不答。既复有‘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之语，上意可知已。此时计复何之，惟有断然守君死社稷之义为正矣。悲哉，‘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之语也，此真千古至恨，岂直遗民私痛已哉！”

为了缓解危机，与“出征”“南迁”差不多同时提出的“勤王”之议，同样遇到强大的阻力。

明朝面临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已非一年，始终左右摇摆，犹豫不决。直到此时，皇帝才意识到，不“安内”根本无以“攘外”，李自成的威胁远远大于爱新觉罗，终于痛下决心，要把驻扎在山海关外宁远前线的关宁铁骑调来保卫北京，救亡图存。崇祯十七年正月十九日，皇帝召见大臣，首先提出征调辽东总兵吴三桂入援，保卫北京，要大臣们讨论。兵部向内阁提议：“贼势甚大，非得平西吴三桂、蓟督王永吉、密镇唐通，合力一战不可。”阁臣们深知此举意味着放弃山海关外大片国土，碍于名节考虑，故意推诿不决。皇帝感到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正月二十一日给内阁首辅陈演发去一道谕旨：“宜调（吴）三桂兵马助剿，余兵尚多，乘敌三边新安顿未定之时，此着似不可失，原言用间系两事。即督臣王永吉请召见，所言或亦不出兵饷两匮，关宁不能互援之意。此等重大军机，应行与否，原应先生每主持担任，未可推诿误事。”

在皇帝的紧逼下，内阁首辅陈演不得不表态：“一寸山河一寸金，锦州告急，宁（远）兵万不可调。”明确反对征调吴三桂入关。兵部尚书张缙彦责无旁贷，也不愿承担责任，干脆说：“三桂之调不调，视宁远之弃不弃，两言而决耳。”要皇帝自己决定是否放弃宁远，才谈得上征调吴三桂之事。陈演等阁臣为了回应皇帝的批评，写了一份揭帖，说明他们之所以“推诿”的缘由：“第关宁迫切神京，所系尤重。三桂兵五千为奴所畏，不独宁远恃之，关门亦恃之。虽缓急未必能相救，而有精兵在彼，人心自壮。倘一旦调去，其余皆分守各处城堡之兵，未必可用也……万一差错，臣等之肉其足食乎？此真安危大机，臣等促膝密商，意皆如此，实未敢轻议也。”既然阁部大臣都不肯“主持担任”，皇帝只能自己在“宁远之弃不弃”问题上亲自做出决断，放弃宁远，退守山海关。内阁首辅陈演仍不敢下令征调吴三桂，故意拖延。

皇帝再次发去谕旨催促：“宁城一事，前已廷议，宜速宜断，未可犹疑……收守关之效，成荡寇之功，虽属下策，诚亦不得已之思。先生们即拟旨来行。如必再议，先生每即刻会官密议妥确来奏，仍将各官议语各行亲书备览。”这道谕旨显然带有最后通牒意味，要陈演等立即拟旨执行，如必须再议，在会上发言的大臣必须把发言提纲上报，分明是在给顶风抗旨的大臣施加压力。陈演固执己见，不愿接受“拟旨来行”的方案，而采取“必须再议”的方案，召集内阁六部台省官员，在朝房会议，有的人主张不可调，有的人模棱两可，户部尚书倪元璐认为应当谨慎：“关帅兵精，诚可借以剿寇，但此兵一调，则宁远惊疑，势将溃散。揆之重轻，未见其可。”只有成国公朱纯臣、刑部侍郎金之俊、给事中孙承泽等以为应当征调。吏科都给事中吴麟征争论得尤为激烈，他说：“宁远当徙与否，该抚镇当与皇上密议之，而辅枢二臣当与皇上密决之，委之盈廷，谁执其咎？然臣请任其咎矣。嗟乎，自有封疆之难，死法死敌者比比，而朝廷曾不之惜，则夫裹革沙场，横尸西市者，皆赍志而未瞑目者也。宁远一镇一抚，皆当今人杰，臣再三思，不觉汗泪俱下。”又说：“关外九城势必弃，弃则关门益薄，无与守者。弃地不可，弃地兼弃人不可，弃人失天下将士心，是失天下，愈不可。吴三桂勇将，宜拔用，无委之敌人。今寇旦夕发秦晋，若使来捍京师，一举两得。今日之事，当揆缓急，无论是非也。”次日，吴麟征再上密疏，极言：“前屯失而宁远必不可守，撤宁远之兵以守关，调吴三桂之战兵以杀贼，目前急着，不待再计而决。”

内阁首辅陈演态度依然消极，提出许多具体问题来刁难，例如宁远放弃后关门如何守法？撤退的军民如何安顿？一定要辽东的总督、巡抚、总兵提出具体实施细则，方才可以行动。总而言之，继续推诿，不肯担当，不肯承担“弃地”的责任。

崇祯十七年二月初二日，蓟辽总督王永吉作为负责蓟门辽东的方面大臣，出面表态：请撤宁远兵，守关门，敕吴三桂料理，支持皇帝“收守关之效，成荡寇之功”的决策。皇帝要内阁首辅陈演议决，陈演仍不议决，转请皇帝下旨，要辽东巡抚总兵表明态度，然后定夺。辽东巡抚黎玉田、总兵吴三桂，与王永吉的意见完全一致，明确表示：宜撤宁远兵民入守关门，一旦京师猝然有警，关门之援旦夕可至。陈演还是拖延不决。

二月初八日，太原陷落，京师震动。蓟辽总督王永吉抓住顺天巡抚杨鹗的手臂感叹：皇上依赖蓟门军队，但是有多少可以御贼？现在唯一的计策就是撤关外四城，退守山海关，召吴三桂保围京师，然而都下公卿都不肯先表态，我们两人责无所诿，应该上疏请求。二月十日，皇帝把王永吉、杨鹗的联名奏疏出示给阁臣陈演、魏藻德，陈、魏相对愕视，不敢开口。退出后，两人窃窃私语：“上有急，故行其计，即事定，而以弃地杀我辈，且奈何？”在一旁的吏科都给事中吴麟征听到他们的私语，批评道：“此何时，而可顾后患罔决？”他积极主张调吴三桂入关，驻扎于京郊。阁臣害怕蒙“弃地”之罪，推脱说：“无故弃地三百里，臣等不敢任其咎。”陈演、魏藻德商议后，不得已提出一个缓冲方案：请吴三桂之父——老总兵吴襄进京担任中军都督府提督，请皇上召见他，商定战略大计。

二月十二日，皇帝在中左门召见吴襄，询问他对于放弃宁远退守山海关的看法。吴襄长期在关外，对李自成的力量根本不了解，大言：贼声言百万，其实不过数万，都是乌合之众，如果臣子（吴三桂）出战，逆闯早就生擒活捉了。皇帝追问有多少军队，吴襄说：臣父子的军队，在册有八万，核实三万余，三万并非全是战士，不过三千人可用。皇帝严厉责问：三千人何以抵挡百万之众？吴襄狡辩：这三千人并非一般士兵，乃是臣襄之子，臣子（三桂）之兄弟，因而能得死力。皇帝问他，把这些军队调入关内，需要多少军饷？吴襄不假思索地说，一百万两银子。

吏科都给事中吴麟征上疏说：“边臣不可令有惧心，亦不可令有死心。三桂疏词危切，有惧心矣；为父弟乞恩，有死心矣。寇势方张，不徙之使近捍京师，将何恃乎？”皇帝把他的奏疏转发内阁，陈演以为在外的总督巡抚应当签署意见，皇帝派人行取回奏，督抚们都表示赞同。至此，皇帝才得以通过内阁下达撤宁援京的圣旨。

不久，大同、宣府陷落，京师震动。陈演以病请辞，说什么赞理无效，臣罪当死。皇帝怒斥道：汝一死不足尽其辜！蓟辽总督王永吉写了题为“乞诛乱贼以正人心以谢天下万世”的奏疏，弹劾陈演：

——本月（三月）初四日，职行次玉田，阅邸报，该阁臣陈演题为痛念时艰事，奉圣旨：“卿公忠敏练，佐理有年，朕方倚望辅弼，弘济时艰。乃因国事多虞，又兼有恙，屡行面陈引退，兹特允所请，以成恬让。仍赐路费银五十两，彩缎四表里，驰驿归里。卿还善摄，以待后用。该部知道，钦此。”职读未终，愤懑欲绝，异哉奸辅，敢于欺皇上，复忍于背皇上至此极矣！方今边烽正急，寇祸甚张，豫楚秦晋开门揖盗，望风纳款；川广黔滇政令不通，贡赋不入。问兵则士马凋残，战守坐困，甚且戕抚杀将，反操同室之戈；问饷则泉府耗竭，本折两枯，实则财尽民穷，久无乐生之趣。要害不守，咽喉将断，疆宇渐蹙，祸变日多。此乾坤何等时乎？志士饮泣以长号，忠良吁天而无路。我皇上宵衣旰食，焦思劳神，正不知若何忧勤，若何愤叹矣。

——亦曰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分固无所逃，情亦不容已也。乃首辅臣（陈）演者，不闻建策定谋，输忠排难，俄作赋以归来，忽飘然而飏去。既非年已迟暮，何曾病入膏肓？引退无因，殊骇观听。或者逆料神京孤危，急思全身远害，不暇为社稷宗庙计乎？若然，既明且哲，（陈）演诚多算矣，其如皇上何？当此危急存亡之秋，付理乱于不闻，方将筑沙堤而缓步，开绿野以怡情，寻秋壑之芳踪，享郿坞之乐事，天理良心灭绝已尽，尚谓有人臣礼哉？且国家全盛之天下，一旦破坏，几于不可收拾，皆（陈）演之罪也。

——此数年中，若肯公忠体国，将天下兵马钱粮、文武将吏，经心着意，实实打算一番，如何御边，如何办寇，如何清兵，如何措饷，如何用人，早早商量，急急整顿，何遂贫寡决裂至此！乃一味欺蒙，一句不肯直说，一事不肯担当，把持朝纲，变乱成法……只此香火情深，颠倒任意，目中何曾知有圣明在上乎？及见事势倾危，委而去之，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哉？

王永吉对陈演的批判是深刻的，当此生死存亡之际，竟然“一句不肯实说，一事不肯担当”，“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置国家命运于不顾。他认为，对这种不忠不孝之人应当明正典刑。也许形势万分紧急，皇帝已经无暇顾及，没有追究陈演的罪责。

为了征调勤王之师，皇帝下诏册封各路总兵：吴三桂为平西伯，左良玉为宁南伯，唐通为定西伯，黄得功为靖南伯，赐给敕印；刘泽清实升一级；刘良佐、周遇吉、高杰、马岱、马科、姜宣、孔希贵、高第、许定国等，各升署一级；督抚马士英、王永吉、黎玉田、李希沆等，分别应加实署。

三月初六日，朝廷决定放弃宁远，征调辽东总兵吴三桂、蓟辽总督王永吉率兵入卫，同时征调唐通、刘泽清率兵入卫。结果并不理想，吴三桂远在宁远，鞭长莫及；刘泽清近在咫尺，却拒不奉诏，纵掠临清后南奔；唯独唐通带了八千士兵入卫。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姗姗来迟，三月上旬，他带领宁远五十万军民启程，日行数十里，三月十六日才进入山海关。其时李自成部队已经到达京郊昌平；等吴三桂赶到丰润时，北京已经陷落。

征调勤王之师保卫北京，由于人为的拖延，成为名副其实的“马后炮”。内阁首辅陈演难辞其咎，究竟是边关重要，还是京城重要？究竟是个人名节重要，还是国家命运重要？借口“一寸山河一寸金”，在冠冕堂皇的说辞掩盖下，错失良机。京城一旦沦陷，皇帝一旦殉国，“一寸山河一寸金”还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