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史—— 土崩瓦解，京师孤注

李自成指挥大军渡过黄河，进军山西，所向披靡。山西巡抚蔡懋德（字维立，又字公虞，号云怡，苏州昆山人）上疏，向朝廷呼救：“贼势猖獗，畿辅阽危，万难画界自保。今日之失正在贼聚而攻，我散而守，故处处无坚城。何者？势不敌也。请发禁旅，并调真（定）保（定）大营，宣（府）大（同）二抚，与臣合兵，尚可背水一战。否则，畿辅以西恐成破竹之势矣！”结果是可以预料到的，朝廷方面不但没有调动京营禁旅，而且真定、保定大营，以及宣府、大同军队，没有一兵一卒向山西靠拢。难道朝廷不懂得唇亡齿寒的道理吗？否。实在是畿辅方面也自顾不暇。山西守军处于寡不敌众的态势下，急剧崩溃。

崇祯十七年二月初五日，李自成带着全副仪仗，指挥部队攻打太原城。调来协守东门的阳和兵投降，调来守卫大南门的张雄缒城出降，并且焚烧城东南角楼存放的火器火药，火借风势，守军望风瓦解。蔡懋德把事先写好的遗表交给友人贾士章送达京师，对随从人员说：“吾学道有年，已勘了死生，今日吾致命时也。”随即拔剑欲自刎，被阻止。副总兵应时盛请他下城巷战，蔡懋德上马，应时盛骑马持矛突杀数十人，行至炭市口被围，应时盛建议向西门突围，蔡懋德下马说：“我当死封疆，诸君自去。”在部下裹挟下来到水西门，蔡懋德斥责道：“诸君欲陷我不忠耶？”应时盛表示愿与之俱死，两人步行至三立祠，蔡懋德解袍带自缢于东梁之左。应时盛见他还未气绝，把自己的盔甲加在他身上，才气绝，应时盛则取弓弦自经而死。

二月二十五日，李自成指挥部队由太原北上。次日，抵达忻州，守城军队不战而降。北上代州，发生激战。守卫代州的总兵周遇吉（号萃庵，辽东锦州人）困守十几天，积尸几乎与城墙持平，不得不退守宁武关。李自成指挥部队跟踪而至，在关下大呼：五日不降，屠其城。周遇吉命守军向四面发炮，杀伤万人，火药将尽，有人劝说投降，周遇吉大怒：“若辈何怯耶？今能胜，一军为忠义；万一不支，缚我以献，若辈可无恙。”于是在城内设伏，派弱旅佯败，诱敌入城，关门痛打，杀伤数千人，四员悍将遭重伤。李自成打算退兵，部将劝阻说：我军百倍于彼，用人海战术，连番攻击，定可取胜。李自成采纳他的建议，前队死伤，后队继之，守军力尽，宁武关终于陷落。周遇吉率众巷战，战马倒地，他徒步跳荡，格杀数十人，身中箭矢如猬，力竭被俘，悬挂高竿，乱箭射杀，再遭脔割。他的妻子刘氏骁勇异常，率领妇女家童数十人巷战，登屋而射，箭无虚发。弓矢用尽后，率众自焚而死。李自成对部下说：宁武关虽破，我将士死伤太多，由此往京师，必须经过大同、阳和、宣府、居庸关，皆有重兵把守，倘使都像宁武关，我部下还有孑遗吗？不如退回陕西休息，重整旗鼓。正当他准备退兵之际，大同总兵姜瓖派人送来了降表，随后宣府方面的降表也送到。李自成喜出望外，决定放弃撤退的主意，长驱直入。他感叹道：“使守将尽用（周）将军者，吾安得到此！”这确实是值得注意的动向，倘若大同、宣府、居庸关的守将都像周遇吉那样奋勇抗击，闯王进京或许将成为黄粱一梦。以往史家对此有所感怀，留下一些细节记载，请看：

——寇薄宁武关，传檄五日不下，且屠。总兵周遇吉悉力拒守，大炮击贼万余人。会火药尽，或言：贼势重，可款也。遇吉曰：“战三日，杀贼且万，若辈何怯耶？能胜之，一军尽为忠义；万一不支，缚我以献，若辈可无恙。”于是开门奋击，杀贼数千人。贼惧欲退，或为贼策曰：“我众彼寡，但使主客分别，以十击一，蔑不胜矣。请去帽为识，见戴帽者击之。递出战，不二日可歼也。”贼引兵复进，迭战，脱帽以自别。我兵大败，遇吉阖室自焚，挥短刀力斗，被流矢，牙兵且尽，见执骂贼，缚于市磔焉。遂屠宁武，婴稚不遗。李自成既杀遇吉，叹曰：“使守将尽周将军者，吾安得至此！”

——（周遇吉、刘氏奋战身死）廿五日，贼（指李自成）集头目计曰：“宁武虽破，受创已深，自此达京，尚有大同兵十万、宣府兵十万、居庸兵二十万、阳和等镇兵合二十万，尽如宁武，讵有孑遗哉？不若且回陕休息，另走他途。”已刻期明早班师，更深，忽有大同总兵姜瓖差人赍降表至，贼喜甚，设宴厚款。甫坐定，而宣府总兵王通亦然，且以百骑来迎。贼谬谓天与，优答二镇，豫加封爵，一意长驱。

——官军力尽，城遂陷。遇吉巷战，马蹶，徒步跳荡，手格杀数十人。身被矢如猬，竟为贼执，大骂不屈。贼悬之高竿，丛射杀之，复脔其肉。城中士民感遇吉忠义，巷战杀贼不可胜计，其舍中儿先从遇吉出斗，死亡略尽。夫人刘氏素勇健，率妇女数十人，据山巅、公廨，登屋而射，每一矢毙一贼。贼不敢逼，纵火焚之，阖家尽死。自成集众计曰：“宁武虽破，吾将士死伤多，自此达京师，历大同、阳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尽如宁武，吾部下宁有孑遗哉？不如还秦休息，图后举。”刻期将遁，而大同总兵姜瓖降表至，自成大喜；方宴其使者，宣府总兵王承荫表亦至，自成益喜，遂决策长驱。

此后世间再无周遇吉，闯王进京犹如探囊取物。

二月二十二日，李自成率军直逼大同、阳和、宣府，意图十分明显，由大同、宣府攻取北京。这是颇有眼光的战略，吴伟业评论道：“夫自成已破太原，逾太行，蹂真（定）保（定），可以直犯京师。乃先攻宁武、雁门者，盖以宣（府）大（同）天下劲兵处，惧京师急而为之援也。是以偏师行入赵地，其正兵则从两关出代上谷，乘瓦解之势，以尽收宣大之兵，然后转攻居庸（关）以进，先断我勤王之师，而京师坐困。彼其视内外三关之势，可以从内以出，又可从外以入，而京师孤注，遂落其掌中。”吴氏的分析很有道理。李自成如果抄近路由真定、保定北上攻打北京，朝廷势必命令宣府、大同守军收缩回援，在北京外围就有一场激战。而先取宣大，歼灭主力军，就使得北京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刘芳亮的偏师从真定、保定包抄，形成钳形攻势，稳操胜券。果然，在宁武关陷落，大同、宣府危急的同时，南面的真定也随之陷落。皇帝觉察到形势的严重性，起用心腹太监前往军事重镇督战，派往宣府的是乾清宫管御清监太监杜勋，派往大同的是乾清宫打卯牌子御马监太监杨茂林。同时征召天下兵勤王，被征召的有左良玉、吴三桂、高杰、唐通、黄得功、曹友义、马科、张天禄、马岱、刘泽清、牛国保、刘良佐、葛汝芝等，要他们会师真定、保定之间。然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当此危急关头，都拥兵自保，不是置若罔闻，便是虚与委蛇。

藩封在大同的代王向朝廷求救：“传闻贼拨已过雁门，直抵云中（大同）地界，镇城西南一带风鹤震惊，阖镇人心畏寇甚于畏虏……凶寇之耗日近，兵马之费日繁，库内金钱久无，廪中豆米不继，旦夕贼至城下，久暂不能预知。”皇帝只给了一点空洞的安慰“调拨援兵已有旨了”“宣督鼓锐策援”云云，当然是一句空话。

二月二十九日，李自成率部进抵大同城下，三月初一日，进入大同城。大同总兵姜瓖开门迎降，诱骗大同巡抚卫景瑗（字仲玉，号带黄，陕西韩城人）前往议事，坠马被俘。李自成欲用他为官，卫景瑗坐地大呼皇帝而哭，乘人不备猛然跳起，用头撞向石阶，鲜血淋漓，大骂姜瓖：“反贼，与我盟而叛，神其赦汝耶？”李自成命其母劝降，年逾八十的老母对他说：儿为国家大臣，不可以不死。初六日，卫景瑗在海会寺自缢而死。

三月初八日，宣府危急，士兵倒戈，巡抚朱之冯无奈自刎。皇帝派去的监军太监杜勋不但没有起到监督作用，相反的，带头投降，以隆重的礼仪迎接李自成——“蟒袍鸣驺，郊迎三十里之外”。阳和兵备道于重华如法炮制，于三月初九日，“出郊十里迎贼，士民牛酒塞道”。

三月十五日，李自成抵达居庸关。监军太监杜之秩和应召前来勤王的总兵唐通，不战而降，拱手让出捍卫北京的最后一道关隘；巡抚何谦、总兵马岱临阵脱逃。三月十六日，皇帝在中左门召见新任命的滋阳知县等三十三人，讨论“剿寇生财”问题，从君臣对话中看不出末日即将来临的迹象。例如黄国琦说：当今之计亟待收拾人心，其次在于用人。皇帝问：何以安人心？黄国琦答：安人心不难，只要皇上心安，则人心自安。皇帝问：何以生财？黄国琦答：今日言生财者只关注加派、捐助，都不可取，皇上应当搜刮内帑，以供外用。这时太监突然送上紧急公文，皇帝打开一看，京郊昌平陷落，皇陵享殿被毁，脸色顿时骤变，起身入内。

土崩瓦解，京师孤注的形势已经不可逆转。早在此前，进士程源就在《防河剿寇十款》中一语道破：“神京孤注矣，言战无以为战，言守无以为守。”落到这步田地，人心丧失殆尽是至关重要的原因，从阁部大臣到封疆大吏，从统兵将帅到普通士兵，与朝廷早已离心离德。开门迎接，不战而降，由此可以得到解释。到了最后关头，朝廷采取捐助饷银的举措，进一步加剧了离心离德的趋势。

为了筹措军饷，皇帝的内帑一毛不拔，专在达官贵人身上打主意。凡是押在监狱的犯罪官员如侯恂、郑二阳等人，一律“助饷赎罪”；其他勋戚官僚一律按照官爵高低“捐助饷银”，各省还确定捐助指标。这种病急乱投医的办法，效果适得其反，搞得达官贵人怨声载道，哪里还谈得上一心一德！请看当时人怎样描述这一怪现象：

——会议措饷，凡在狱官曾撄、侯恂、董象恒、王志举、王永祚、陈睿谟、郑二阳等，皆助饷赎罪。吏部尚书李遇知议，助饷者世爵加一等，诸臣论奖行之。五日中官公议，或以省直汇集出之，如浙江六千，山东四千也，共得二十万。内侍怨望，题宫门壁云：“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上命徐高劝谕嘉定伯周奎，不应；高又宣皇后懿旨，（周）奎终不从。（徐）高怒曰：“大事一去，多蓄何益！”乃捐一万。太监王之心富第一，上面谕之，仅捐一万。后闯贼夹（王）之心，得银十五万；抄（周）奎家银五十余万。

——上特遣司礼（太监）徐高，加太康伯张国纪、嘉定伯周奎以侯爵，随宣诏求助。以为休戚相关莫如戚臣，务宜首倡，自五万至十万，各协力设处，以备缓急。（徐）高先至嘉定府，周奎谢言：“老臣安得多金？”（徐）高泣谕再三，见其坚辞，艴然而去，云：“老皇亲如此鄙吝，朝廷万难措手，大事必不可为矣。即广蓄多产，后来何益？”（周）奎乃自具一疏，勉捐万二千金。内监王永祚、曹化淳等，有助至五万三万者。上即颁旨嘉奖，建坊其门，以风僚庶。

——进封戚臣周奎为侯，遣太监徐高宣诏求助，谓：“休戚相关无如戚臣，务宜首倡，自五万至十万，协力设处，以备缓急。”（周）奎谢曰：“老臣安得多金？”（徐）高泣谕再三，见其坚辞，拂然起曰：“老皇亲如此鄙吝，大事去矣，广蓄多产何益？”（周）奎自具疏，勉捐一万。内监王永祚、曹化淳等，有助至五万三万者。内监王之心富第一，上面谕之，对以家计消乏，仅献一万。其后李贼夹追（王）之心十五万，金银什物称是。周奎抄见银五十三万两，什器段匹车载，人皆快之。

这种做法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捐饷所得寥寥无几，只有太监王永祚、王德化、曹化淳各自捐了五万两银子，其他大臣个个如同铁公鸡一毛不拔，阁臣魏藻德只捐了五百两银子，已经辞职仍留在北京的陈演在皇帝面前装穷，表白自己一向清廉，从未向吏兵二部“讨缺”（索贿卖官）。皇帝的岳父（周皇后之父）周奎被逼无奈，才忍痛捐了一万两银子。太监们为了躲避捐助，纷纷在大门上贴出“此房亟兑”的广告，仿佛已经穷到非典卖房产不可的地步；甚至大发牢骚：“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他们企图改换门庭的投机心流露无遗，大同、宣府监军太监开门迎降绝非偶然现象。

三月十一日，束手无策的皇帝再一次颁布罪己诏，希望能够得到臣民的谅解。目的是号召臣民“雪耻除凶”。但是事已至此，人心早已涣散，惶惶不可终日，别说一般百姓，就是朝廷大臣也失去了信心。皇帝每天召集大臣筹画对策，大臣们除了说些“练兵按饷不及”之类套话，辅臣蒋德璟甚至搬出太祖高皇帝军法，别无建设性意见。每次召对，大臣连声“待罪”，小官沉默不语，仿佛举朝无人。每次召对完毕，朱由检都痛哭回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