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史—— 打着“报尔君父之仇”的幌子——清军进取中原



吴三桂深知，虽有关宁铁骑在手，但要与李自成几十万大军相抗衡，仍感力量不足，唯一的出路是向清“泣血求助”。他写信给清摄政王多尔衮，向他表明求助之意。

清方面早就虎视眈眈，密切关注关内的政治动向，伺机而动。崇祯十七年四月初四日，大学士范文程向摄政睿亲王多尔衮提议，发动大军越过长城，进取中原。

首先，他认为应该紧紧抓住中原大乱的机会，乘势而上——此正欲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也，窃惟成丕业以垂休万禩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何以言之？中原百姓蹇罹丧乱，荼苦已极，黔首无依，思择令主，以图乐业。虽间有一二婴城负固者，不过自为身家计，非为君效死也。是则明之受病种种，已不可治，河北一带定属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为我有耳。

其次，他认为我国与流寇争天下，机不可失——盖明之劲敌惟在我国，而流寇复蹂躏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为今日计，我当任贤以抚众，使近悦远来，蠢兹流孽亦将进而臣属于我。彼明之君知我规模非复往昔，言归于好，亦未可知。倘不此之务，是徒劳我国之力，反为流寇驱民也。

再次，他提出进取中原，直趋北京的战略方针——是当申严纪律，秋毫勿犯，复宣谕以昔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进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将见密迩者绥缉，逖听者风声，自翕然而向顺矣。夫如是则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也……此行或直趋燕京，或相机攻取。

多尔衮采纳范文程的建议，四月初七日，为大军南伐，祭告逝去的太祖皇帝、太宗皇帝。初九日，摄政睿亲王多尔衮、豫郡王多铎、武英郡王阿济格、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等，统领满洲、蒙古主力军的三分之二，以及归附的汉军，鸣炮启行。

四月十三日，多尔衮一行抵达辽河，向洪承畴咨询军事方略。洪承畴对明朝官军以及流寇了如指掌，为他详细分析战略形势：

其一，此行旨在扫除乱逆，期于灭贼——我兵之强，天下无敌，将帅同心，部伍整肃，流寇可一战而除，宇内可计日而定矣。今宜先遣官宣布王令，以示此行特扫除乱逆，期于灭贼，有抗拒者必加诛戮，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之意。仍布告各府州县，有开门归降者，官则加升……百姓仍予安全。

其二，流寇财足志骄，大军压境，必然遁而西行——流寇初起时遇弱则战，遇强则遁。今得京城，财足志骄，已无固志，一旦闻我军至，必焚其宫殿府库，遁而西行。贼之骡马不下三十余万，昼夜兼程可二三百里，及我兵抵京，贼已远去，财物悉空。

其三，切不可轻敌——抵京之日，我兵连营城外，侦探勿绝。庶可断陕西、宣府、大同、真保诸路，以备来攻。则马首所至，计日功成矣。流寇十余年来用兵已久，虽不能与大军相拒，亦未可以昔日汉兵轻视之。

由此可见，早在吴三桂“泣血求助”之先，清朝最高当局就在策画“进取中原”，并作了精心安排。明朝的降清官员范文程、洪承畴知己知彼，为之出谋划策，所作的预测，与后来的实际情形惊人相似。正在此时，吴三桂的“泣血求助”送上门来，为清朝“进取中原”大开方便之门。

四月十五日，吴三桂派遣副将杨坤、游击郭云龙，从山海关赶往多尔衮军营，呈上“泣血求助”信函。信中写道：

三桂初蒙我先帝拔擢，以蚊负之身，荷辽东总兵重任。王之威望，素所深慕，但春秋之义，交不越境，是以未敢通名。人臣之谊，谅王亦知之。

今我国以宁远右偏孤立之故，令三桂弃宁远而镇山海，思欲坚守东陲，而巩固京师也。不意流寇逆天犯阙，以彼狗偷乌合之众，何能成事！但京城人心不固，奸党开门纳款，先帝不幸，九庙灰烬。今贼首僭称尊号，掠掳妇女财帛，罪恶已极，诚赤眉、绿林、黄巢、禄山之流，天人共愤，众志已离，其败可立而待也。

我国积德累仁，讴思未泯，各省宗室如晋文公、汉光武之中兴者，容或有之。远近已起义兵，羽檄交驰，山左江北，密如星布。三桂受国厚恩，悯斯民之罹难，拒守边门，欲兴师以慰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

我国与北朝通好二百余年，今无故而遭国难，北朝应恻然念之，而乱臣贼子亦非北朝所宜容也。夫除暴翦恶，大顺也；拯危扶颠，大义也；出民水火，大仁也；兴灭继绝，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况流贼所聚金帛子女不可胜数，义兵一至，皆为王有，此又大利也。

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会，诚难再得之时也。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不敢食言。

接到吴三桂信函，多尔衮喜出望外，次日（四月十六日）立即回信，欣然接受他的“泣血求助”，愿意率领仁义之师，消灭流寇，出民水火。多尔衮在回信中说：“予闻流寇攻陷京师，明主惨亡，不胜发指。用是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誓不返旌旗，必灭贼，出民水火。及伯遣使致书，深为喜悦，遂统兵前进。夫伯思报主恩，与流寇不共戴天，诚忠臣之义也。伯虽向守辽东，与我为敌，今亦勿因前故，尚复怀疑……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河山之永也。”显然，多尔衮的援助是有条件的，吴三桂必须改变先前“与我为敌”的立场，“率众来归”，讲得直白一点，就是归顺大清。

四月二十日，吴三桂鉴于形势紧迫，再次派遣郭云龙、孙文焕带去紧急书信，向多尔衮请求尽快出兵相助。吴三桂说：“接王来书，知大军已至宁远，救民伐暴，扶弱除强，义声震天地。其所以相助者，实为我先帝，而三桂之感戴犹其小也。三桂承王谕，即发精锐于山海以西要处，诱贼速来。今贼亲率党羽蚁聚永平一带，此乃自投陷阱，而天意从可知矣。今三桂已悉简精锐，以图相机剿灭。幸王速整虎旅直入山海，首尾夹攻，逆贼可擒，京东西可传檄而定也。”

四月二十一日，清军抵达山海关外欢喜岭，按兵不动。吴三桂多次派人催促无效，便亲自会晤多尔衮，向他请求借清军十万，以图恢复，为朝廷雪耻。

多尔衮说：明朝文臣素无信义，元帅欲建盖世之功，俺国举众相助，但恐成功之后，不知元帅安身何地？

吴三桂说：三桂父子受朝廷厚恩，今日贼兵弑逆，士民切齿，人神共愤，天地不容。吾闻勇士不怯死而灭名，忠臣不先身而后君。今君后俱罹逆变，三桂食君之禄，岂有坐视之理？今誓死报国，虽肝脑涂地亦所不辞，安问其他！

多尔衮欲擒故纵，推说明日再议。吴三桂心知肚明，必须“率众来归”，才谈得上“相助”，便于次日清晨，披头散发身穿孝服会晤多尔衮，按照满俗剃发，歃血立誓，表明归顺之意，多尔衮才答应发兵十万相助。

此事暂且按下不表。却说北京方面，李自成鉴于招抚吴三桂不成，于四月初七日下令大将刘宗敏、李过率军出征。但是，“刘李耽乐已久，殊无斗志”，不愿出征，只派小部队东进。李自成不得不亲自率军出征。四月十三日黎明，李自成与刘宗敏、李过率领步兵骑兵五万，从北京出发，明朝的太子与二王押解同行。

北京城内的政治气候立即发生微妙的变化，谣言四起。据目击者记录：

——（四月十二日）下午，喧传总兵吴三桂率虏骑数十万，旦暮且至。又传，贼以三桂父襄书招三桂，三桂斩使者，裂其书。襄闻之，全家自尽；或云贼所屠也。又传，总兵马岱知都城失守，走山海关，连结蓟辽总督王永吉、辽东巡抚黎玉田、太监高起潜，与吴三桂合并入讨。贼兵先守山海者俱败死，逃回才数骑。都人鼎沸，降臣始有悔心，然无及矣。逆闯震恐，躬叩刘、李两伪府，求其出御，伪将耽乐已久，殊无斗志。逆闯乃下令亲征。夜半，又运辎重数百辆归陕，内帑于是荡然矣。

——十二日，降贼各官悉集午门，听鸿胪寺唱名，挨班习仪。贼首与腹心贼将皆不出，询其故，皆于大内盘库。将各官解进金银，尽数倾销，每千两成一大饼，皆用铁条联贯。盖贼素畏平西（伯），一闻声罪致讨，已自胆落心悸，决策窎遁……是日晚，喧传城外遍张榜文，系平西伯吴三桂颁示者，订我民各带缟素，齐心复仇杀贼，不许穿箭衣快鞋。城内士民酌酒相贺。

——十六日，又传吴帅兵再胜，于贼营中得定王，众将奉定王于永平府监国，一军缟素，旗帜尽白，凡黑旗者皆虏也。吴帅佥永平、遵化两府壮丁为军，髡之以壮虏势。

——（十七日）闻李贼又大集兵血战，杀伤过半，三军丧气。向来降兵恣掠，囊挟重资，至是逃散者无数，京中门禁稍宽，出城者亦甚多。惟从逆诸臣惧罹贼法，不敢萌去志。

——据云，十八日至廿三日，贼与吴三桂在山海关无日不战，无日不败，伪将官死者甚众。贼于廿五日先遣回贼兵一队，严戒守御。

四月十四日以后，北京城内人心惶惶，长安街上出现这样的传单：“明朝大数未尽，人思效顺，于二十日立东宫（太子）。”十七日，宣武门外张贴的传单写得更为具体：“天命劫运，借手于闯，警戒贪官赃吏。诸臣顿忘明朝，以受新职。今大明运当中兴，太子神异，大小百官即宜共辅太子，仍行明朝之事……毋依然叛逆，不思明朝，立有天谴。”

四月二十一日，大顺军抵达山海关，立即展开争夺关城的战斗。二十二日，多尔衮向吴三桂提出，将士以白布系肩为号，以便区别。于是一场决战开始了，《东华录》写道：

时贼首李自成率马步兵二十余万，自北山横亘至海，列阵以待。

是日，大风迅作，尘沙蔽天，咫尺莫辨。我军对贼布阵，不能横列及海。摄政睿亲王集诸王、贝勒、贝子、公及诸大臣等，谓曰：“尔等毋得越伍躁进，此兵不可轻击，须各努力，破此则大业成矣。我兵可向海对贼阵尾，鳞次布列。吴三桂兵分列右翼之末。”号令毕，诸军齐列，及进兵令，军士呼噪者再，风遂止。

各对阵奋击，大败贼众，追杀至四十里。贼首尾不相顾，遁走燕京。获驼马段匹无算，俱给赏随征将士。是日，进吴三桂爵为平西王，赐玉带、蟒袍、貂裘、鞍马、玲珑、撒袋、弓矢等物。令山海城内军民各剃发，以马步兵一万隶平西王，随摄政睿亲王直趋燕京，追杀流贼。

随谕众曰：“此次出师，所以除暴救民，灭流寇以安天下也。今入关西征，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

大顺军全线崩溃，大将刘宗敏中流矢，身负重伤。李自成退守永平，吴三桂派人议和，以交出太子作为交换条件。李自成派山海关防御使张若麒把太子送到吴三桂军营。吴三桂要李自成回京后迅速离开，将奉太子即位。

吴三桂得到太子后，整军向北京逼来，一路上以明朝名义发布文告：“义兵不日入城，凡我臣民为先帝服丧，整备迎候东宫”；“降贼诸臣许其反正，立功自赎”。京城的官僚士绅互相传播，吴三桂即将入京为先帝发丧的消息，加紧赶制素帻，张贴标语：“即日拥戴新主，恢复前朝”。

李自成回到北京后，打算立即撤退回陕西，对牛金星说：鞑子势头来得急，城中人心未定，我等人马不可在此屯扎。就是十个北京，也不如一个陕西。牛金星依然热衷于“劝进”，希望李自成马上称帝。李自成不同意，说时事方亟，安能及此！兵败受伤的刘宗敏鉴于战事惨败，也主张赶紧称帝，对李自成说：若不正大位，即求还关中，也不可得。李自成终于接受“劝进”，宣布明日登极，同时布置部将合兵十八营，守卫北京。当吴三桂的军队逼到城下时，李自成命令，把吴襄押上城楼，向下喊话。吴三桂以猛烈射箭回应。李自成震怒，立即把吴襄及其家属三十多人全部杀死。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举行称帝仪式，正式成为大顺皇帝，随即开始撤离北京。闯王从三月十九日进京，到四月二十九日撤离，在北京不过区区四十天，在历史上犹如昙花一现。

《再生纪略》如此描述当时的情景：

廿九日黎明，登极，百官叩贺。传言逆闯加衮冕之时，面如鬼状，心战肉飞，忽见白衣冠一人，长二丈许，北面而立，哭声盈耳。一时昏眩，口目流血，徐徐而苏，但言愿天早生圣人。又闻，贼前在陕自称顺王，刻期即位，先一日亦以头晕而止。噫，王位犹不可盗，况大宝乎？

是日，贼兵满城，纵其淫劫。惟殉难者门书忠臣二字，秋毫不犯。其他无论贫富，概遭屠毒。贼兵或挟重资，或挟妇女，白昼公行，竟日不绝。酉戌间，逆闯拥大兵出前门，止留残卒数千，在内放火。三十日天明，宫殿及太庙俱被焚毁，仅存武英一殿，宫女复逃出无数。大内尚有重大器物，无赖小民于煨烬中攫取无遗。午间，九门亦火，止留大明门及正阳门、东西江米巷一带未烧，盖贼留一面出路也。

兵荒马乱之中的北京城，一时间处于权力真空状态。原御史曹溶出面，邀约官僚士绅维持局面，迎候吴三桂拥戴新主。这些人遵照吴三桂“惟素冠者不杀”的命令，各自白布包头，为先帝戴孝。孙承泽、高尔俨等人为先帝在都城隍庙立神主牌位，抓住来不及撤退的大顺士兵，脔割于市，祭奠亡灵。

形势的进展，完全在多尔衮的掌控之中。当吴三桂准备进入北京城时，多尔衮立即命令他绕过北京城，向西追击李自成，不许他护送太子入京。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多尔衮利用吴三桂，目的是为清朝进取中原提供方便，实现改朝换代，而不是恢复明朝。吴三桂既然已经归顺清朝，便没有了自主权，不得已连夜把太子送往太监高起潜处藏匿。

北京城的官僚士绅还蒙在鼓里，满怀希望地准备迎接“报君父之仇”的吴三桂。西江米巷的富商合资为吴襄家买了三十多口上好棺材，为之殡殓。他们正在那里“延颈望太子至”。五月初二日，原吏部侍郎沈惟炳、户部侍郎王鳌永、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等人，准备了法驾卤簿，迎候于朝阳门外。人群熙熙攘攘，传呼着“幸太子至”的喊声。忽然，有人望见远处尘埃滚滚，于是乎众人一起匍匐在地，等待奇迹的出现。

殊不知，进入北京的并非明朝太子，而是身穿异样服饰的清朝摄政王多尔衮。在人们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迎来的是又一次改朝换代。多尔衮一行由骑兵护卫，进入朝阳门，直奔紫禁城。紫禁城在一个多月后再度易主，由大顺变为大清。请看清朝官方记载：

己丑（初二日），师至燕京，故明文武官员出迎五里外。摄政睿亲王进朝阳门，老幼焚香跪迎。内监以故明卤簿御辇陈皇城外，跪迎路左，启王乘辇。王曰：“予法周公辅冲主，不当乘辇。”众叩头曰：“周公曾负扆摄国事，今宜乘辇。”王曰：“予未定天下，不可。”不从众意，令将卤簿向宫门陈设，王仪仗前列奏乐，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复望阙行三跪九叩头礼毕，乘辇入武英殿升座，故明众官俱拜伏呼万岁。王下令诸将士乘城厮养人等，概不许入民家。百姓安堵，秋毫无犯。

庚寅（初三日），摄政睿亲王谕故明内外官民人等曰：“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可速将职名开报，如虚饰假冒者罪之。其避贼回籍隐居山林者，亦具以闻，仍以原官录用……凡投诚官吏军民，皆着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各官宜痛改故明陋习，共砥忠廉，毋朘民自利。我朝臣工不纳贿，不徇私，不修怨，违者必置重典。”

辛卯（初四日），摄政睿亲王谕故明官员耆老兵民曰：“流贼李自成原系故明百姓，纠集丑类，逼陷京城，弑主暴尸，括取诸王公侯驸马官员财货，酷刑肆虐，诚天人共愤，法不容诛者。我虽敌国，深用悯伤，今令官民人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展舆情。着礼部、太常寺备帝礼，具葬除服后，官民俱着遵制剃发。”

这一切表明，改朝换代已成既成事实，意味着清朝进取中原的开始。为了顺应民意，五月初六日，多尔衮在帝王庙为已故的崇祯皇帝设立灵堂，允许在京的前明官员为先帝哭临三日。归附大顺政权的官员熊文举、杨枝起等也陪位哭临。多尔衮任命前明大臣李明睿出任清朝礼部侍郎，负责先帝的谥号与祭葬事宜。本拟改葬梓宫，后因众人建议，帝后已经葬入田贵妃坟，不必改葬，便把田贵妃坟命名为思陵。明朝遗民对思陵将信将疑，有人以为是“疑冢”，“遗躬已不可问”。谈迁经过实地考察，证明并非“疑冢”。

五月十五日，多尔衮发布政策声明，打着“为尔朝雪君父之仇”的幌子，掩饰其取而代之的政治意图：“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军民者非一人之军民，有德者主之。我今居此，为尔朝雪君父之仇，破釜沉舟，一贼不灭，誓不返辙。所过州县，能削发投顺，开诚纳款者，即予爵禄，世守富贵；如抗违不遵，大兵一到，尽行屠戮。”与此同时，多尔衮向南京政府发布檄文，依然是这样的调子：“予闻不共戴天者，君父之仇；救灾恤患者，邻邦之义……（逆贼李自成）喋血京师，逼陨皇后，焚烧宫寝，流毒缙绅，以金银为营窟，视百姓如草菅。皇天震怒，日月无光。我大清皇帝义切同仇，恩深吊伐，六师方整，蚁聚忽奔，斩馘虏遗，川盈谷量……予用息马燕京，抚兹黎庶，为尔大行皇帝缟素三日，丧祭尽哀，谥曰怀宗端皇帝，陵曰思陵。梓宫聿新，寝园增固。凡诸后妃，各以礼葬……惟尔率土臣民所欲致情于大行皇帝者，我大清无不曲体斯诚，有崇靡阙。”还说：“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义，有贼不讨，则故君不得书葬，新君不得书即位。”这显然是在指责南明政权不报君父之仇，藉此衬托清朝入主中原的正义性：“报尔君父之仇，彰我朝廷之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