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史—— 朱由检的殡殓与李自成的劝进

却说受皇帝嘱托藏匿太子、二王的太监，见到悬赏令，迫不及待地向新主子献出太子与二王，邀功请赏。

李自成厉声责问太子：“汝父皇何在？”

太子答：“崩于南宫。”

再问：“汝家何以失天下，若父何以至此？”

答：“我何知？问之百官。”

李自成见他挺立不屈，谈吐自若，口气顿时温和下来，轻声说：“汝父在，我必有以尊养之，汝毋虑也。”

太子问：“何不杀我？”

李自成说：“汝无罪，我岂枉杀！”

太子说：“如是，当听吾一言：一不可惊我祖宗陵寝，二速以礼葬我父皇母后，三不可杀吾百姓。”

三月二十二日，太监在煤山发现了先帝的遗体。太监们奉李自成之命，用门板抬下遗体，与周皇后的遗体一起停放在东华门外茶庵的芦席棚内。之后，太监又奉命买了两口棺材，用土块当枕头，把帝后的遗体安放于棺材中。旁边有两个和尚念经，四五个太监守护。前朝大臣前往哭临的不过二三十人，不少昔日信誓旦旦效忠皇帝的大臣，此时摇身一变，改换门庭，扬鞭策马而过，对帝后的灵柩根本不屑一顾。在这一点上，他们反而不及李自成。

李自成作为造反势力的代表，却能够冷静地遵循传统礼仪人情世故，下令正式殡殓大行皇帝和皇后，为皇帝梓宫（棺材）刷上红漆，为皇后梓宫刷上黑漆；并且为皇帝换上翼善冠、衮玉、渗金靴，为皇后更换袍带。一切殡殓事宜都按照帝后规格进行。他还派人前来宣布：“帝礼葬，王（指太子）礼祭，二子（指定王、永王）待以杞宋之礼。”他自己来到祭坛，向帝后梓宫四拜垂泪。顺天府新任府尹奉命赶赴昌平，筹画安葬帝后梓宫事宜，四月初三日，帝后梓宫发引，初四日草草掩埋于田贵妃坟内。据说，发引那天只有太子与二王前往东华门送行，明朝旧臣视若无睹——“百官无一执绋者”。顺天府昌平州署吏目事兼省祭官赵一桂，写了一篇《为开圹捐葬崇祯先帝及周皇后共归田妃陵寝事》，为后世留下了安葬经过的宝贵记录：

——卑职于崇祯十七年正署州捕，遭际都城陷没，故主缢崩。至三月二十五日，顺天府伪官李纸票：“为开圹事，仰昌平州官吏即动官银雇夫，速开田妃圹，安葬崇祯先帝及周皇后梓宫。四月初三日发引，初四日下葬，毋违时刻，未便。”

——初四日申时，候故主灵到，即停于祭棚内，陈猪羊金银纸扎祭品，同众举哀祭奠下葬。卑职亲领夫役入圹宫内，即将田妃移于石床之左……后请崇祯先帝之棺居于正中。田妃葬于无事之时，棺椁俱备，监葬官与卑职见故主有棺无椁，遂将田妃之椁移而用之。三棺之前各设香案祭器毕，卑职亲手将万年灯点起，遂将二座石门关闭。

著名学者朱彝尊为赵一桂这篇文章写了一则按语，不仅证实它的真实性，还补充了一些细节：“思陵葬日，仁和（杭州）龚光禄佳育流寓昌平。地宫例书某帝之陵，合以石板，奉安梓宫之前。时仓卒不及砻石，以砖代之，钤之以铁，乃光禄（龚佳育）所书也。光禄尝为予言：圹始开，入石门，地甚湿，其中衣被等物多黬黑；被止一面是锦绣，余皆以布。长明灯油仅二三寸，缸底皆水。其金银器皆以铅铜充之，当时中官破冒，良可憾也！”

与先帝葬礼的冷清草率简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降官正忙着“劝进”新皇帝李自成。这头的冷，更加反衬出那头的热。从三月二十三日开始，以卸任内阁首辅陈演、成国公朱纯臣为首的降官，一再向李自成“劝进”，请求他早日称帝。陈济生写道：“廿三日，旧辅诸臣同成国公率领降臣，具囚服，集皇极殿劝进。此时大小从贼诸臣，居然以为一统别界矣，日奔走于伪政府之门，或于棋盘街即东西江米巷，留连顾盼，探问消息。青衣成队，蒙面丧心，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又说：“廿五日，各官复劝进。礼政府传伪旨云：‘百官俱于五凤楼前叩头，登极大典朝廷自有鉴裁，不允所请。’诸叛恐人心未定，功名不稳，日夜望大位之早正。而贼方点检黄白，命银匠倾销，每千为一饼，穴其中，络绎麻索，为西运计。僭位非其所急也。”

四月一日，在牛金星的导演下，文武官员再次劝进。宋献策则用占卜手段与牛金星密切配合，说什么“帝星不正”，“速宜正位”。四月初三日，文武百官换上方巾色服，在午门外叩头劝进，李自成又不允。“伪礼政府选鸿胪寺鸣赞数十人，给以官带，议登极大礼”。初六日，“逆党再劝驾登极，不允。逆闯坐武英殿，召耆老进见，问民间疾苦，有无扰害”。初十日，“礼政府出伪示，定十七日登极，百官庆贺。十二日，百官先于午门外习仪。十三日，百官于天祐殿前再习”。

闹得最起劲的，是复社名士庶吉士周锺（字介生，镇江府金坛县人），一面与庶吉士魏学濂（魏大中之子）联名向李自成上疏“请葬先帝”，一面按照牛金星的授意，写了一篇《士见危致命论》，为他们改换门庭张目，牛金星赞赏不已。周锺因此沾沾自喜，逢人便夸“牛老师知遇”。到了四月，每逢三六九日，这些人就上演一次劝进的把戏。周锺为此写了一篇劝进贺表，洋洋数千言，称颂李自成“比尧舜更多武功，较汤武尤无惭德”；对于殉国的先帝，则说“独夫授首，四海归心”。一时传为士林之羞。想不到竟有人为此而抢头功，魏学濂到处放话：“此语出吾手，周介生（周锺）想不到此。”龚鼎孳也扬言：“此语出吾手，周介生想不到此。”冯梦龙不胜愤慨，谴责道：“噫，词林省闼，天子侍从，亲信之臣，作此逆天丧心语，而犹扬扬得意，自诩佐命元勋。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尚何面目偷息天地之间耶？”

史惇书写历史，对此人的行径嬉笑怒骂：“闯贼破京城，先帝殉难，一时无耻之徒争先朝见，但闻稠人之中有呼介生兄者，乃闯贼伪丞相牛金星，介生故尝设教中州侯木庵恪太史家时相与者。于是介生俨然为牛丞相高第门生，因而提掇从逆诸人，献媚而劝进之表、下江南之檄，一一借重其大手笔矣。贼奴归南，马士英执大义以杀之，是矣。乃马之杀之，又不专从大义起见。马（士英）、阮（大铖）故魏党，积受抑于东林，其援立福王也，乘时窃柄，日以翻局为事。时左良玉欲清君侧，传是东林袁继咸嗾之，故马、阮闻而落胆，遽去取介生于狱中而杀之。天下之人虽不愿代介生置喙，而未必不以其死于马、阮，或有遗议，则千秋是非将安定乎？”史惇把周锺列入“无耻之徒”行列，应无异议。这类人精心于政治投机，怀着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心态，妄想凭借牛金星的关系扶摇直上，飞黄腾达。孰料，大顺政权在北京不过区区四十天，就分崩离析。周锺仓促逃归南京，冀图另谋高就，成为过街老鼠。马士英、阮大铖与东林、复社不共戴天，处死周锺，作为打击异己的一招。周锺死于马士英、阮大铖之手，并不能洗刷已有的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