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史—— 青史凭谁定是非

值得注意的是，冯梦龙写到先帝血诏后，评论道：“呜呼，失守之主，具有愆亡，先帝忧勤恭俭，不亚舜禹，徒为肉食鄙夫所误，遂至颠蹶。然守正而毙，且死犹惓惓于百姓。彼分曹营窟，以国事戏者，肉秽岂足食哉！”反映了明朝遗老遗少对“先帝”的普遍看法——“忧勤恭俭，不亚舜禹”，“徒为肉食鄙夫所误”。这与朱由检自己所说“诸臣误朕”，互相呼应。

崇祯皇帝朱由检生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十二月二十四日，卒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享年三十五岁。他在李自成的造反大军进入北京之际，以身殉国，意味着明朝就此覆亡。

南京参赞机务兵部尚书史可法（字宪之，号道邻，河南祥符人），四月初发布声讨李自成的檄文，对“今上”有相当高的评价：“今上特兴，德勋益备，孝庙之温恭俨在，世宗之神武重光。当冲龄而扫恭显之氛，立清宫府；于召对而发龚黄之叹，总为编氓。以寇起而用兵，是虐民者寇也，而兵非得已；以兵兴而派饷，是糜饷者兵也，而饷非自私。顾犹诏旨频颁，有再累吾民之语。每当天灾修省，无一时自逸之心，蔬膳布袍，真能以天下之肥而忘己之瘠。蠲逋宥罪，不难引一人之过，以就臣之名，是宜大业之宏昌。何意诸艰之骈集，理诚莫解。”说明在当朝大臣心目中，他是兼有孝宗、世宗的品德，集温恭与神武于一身的明君。

自称“大兴孤臣”“日侍先皇左右”的王世德，鉴于有人把“先皇”与“失德之主同类并讥”，发表长篇大论为之辩诬：

一则谴责大臣“无戡乱致治之才”——臣小臣日侍先皇左右，目击时艰，知祸所从来，非无故矣。盖治国必需经济之才，而以八股取之，所取非所用，故内外大小臣工，求一戡乱致治之才，万不可得。诈贪成习，惟知营私兢进，下民其咨而不恤，纪纲日坏而不问。举天下事付之胥吏，而在位者率朝夕自娱乐、循资格、致卿相而已。

再则抨击党同伐异之陋习——上即位诛逆珰，敕抑宦官，虚心委任儒臣。而所谓儒臣如此，天下事尚可为乎？以致边疆日蹙，中原盗贼蜂起。环顾中外，一无足恃，于是破格用人，求奇才意图匡济。而廷臣方以东林、浙党分门户，如其党，即力护持之，误国殃民皆不问；非其党，纵有可用之才，必多方陷害，务置之死，而国事所不顾也。

三则责问国家败亡谁之罪——朋比为奸，互相倾轧，是天子徇众议以用人；既不效，排众议以用人；又不效，朝用一人夕而败矣，夕用一人朝而戮矣。辗转相循，贼势日炽，天子孑然孤立，彷徨无措，而宗社随之。然则家国败亡谁之罪也？每召对大臣，窃闻天语煌煌，咨取安危大计，而廷臣非惭汗不能言，即嗫喔举老生常谈以塞责，间有忠鲠敢言之士，而所言又迂疏不识时务，不可用。

四则哀叹亡国之痛前所未有——从来死国之烈，未有烈于先皇；亡国之痛，未有痛于先皇者也。乃一二失身不肖之徒，自知难免天下清议，于是肆为诽谤，或曰宠田妃用宦官以致亡，或曰贪财惜费以致亡，或曰好自用以致亡。举亡国之咎归之君，冀宽己误国之罪，转相告语，而浅见寡闻之士以为信然，遂笔之书而传于世。

有感于此，王世德写了一卷《崇祯遗录》，以正视听。他说：切齿拊心，痛先皇诬蔑，又惧实录无存后世，将有与失德之主同类并讥者，于是录其闻见，凡野史之伪者正之，遗者补之，名曰《崇祯遗录》。以他的耳闻目睹，愤然高呼：“上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事，近御宫人有夫人、牌子、常在、大答应、小答应等号，上皆正色以临，一无戏语。田贵妃婉慧，得上意，亦少进御，未几被谴，退居启祥宫，妃以忧死。后江南吴伟业制《永和宫词》，比于陈后主、唐明皇。呜呼，定哀之际多微词。即上果有失德，亦应为尊者讳，况恭勤如上，寡欲如上，而忍于造谤诬蔑，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王世德提到的《永和宫词》作者——江南才子吴伟业，是崇祯的状元，天子门生，对以身殉国的“今上”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恭俭类似孝宗（弘治皇帝），英果类似世宗（嘉靖皇帝），与史可法的观点可谓不谋而合。他的文章是不是更值得一看呢？

——上焦劳天下十有七年，恭俭似孝宗，英果类世庙。白皙丰下，瞻瞩非常，音吐如钟，处分机速。读书日盈寸，手笔逼似欧阳率更。有文武材，善骑，尝西苑试马，从驾者莫能及。讲射观德殿，挽三石弓，发辄命中。暇则用黄绳穿坠石，而手自擘之曰：吾以习劳也。

——居深宫之中，不苟颦笑。教太子诸王准诸礼法。左右长御，不以私怒而小过威刑。无珠玉玩弄之娱，无声色歌舞之奉，无台池鸟兽之乐。暇时鼓雅琴，命中书为谱以进，曰：“此足以娱心神，胜他乐也。”旧事散金银豆于地，令宫人争取之，以为笑。上弗获已，命取枣栗代之。宫中有月宴，外戚公主家以岁时进甘果，皆传旨停免。自初年罢三吴织（造）局，尚方御浣濯之衣，履袜则以布为之缘，曰：“朕方率天下以去奢返朴，且令诸子知艰难，可弗先自身始乎？”

——览百司章奏，指授方略，钩考条流，洞悉机宜，抉摘疵病，上书者为之流汗色恐，退而皆服。手书口诏告诫者数百言，无不援据详洽，文切指明。尝夜半捧黄封下阁门，大臣披衣起读，中使曰：“上未寝也。”在即位之初，向儒术，遵先王，与士大夫型仁讲义，以比隆于三代。

——未几，祸乱大作，巧伪滋生，不得已用权宜、行综核，以察奸济变。谏者不察，至以之受谴呵。然上尝抚髀叹曰：“此非平世法也，欲以待方垂无警，将宽租薄赋，以偕黎元于休息。”而灾荒兵火迭至而不已，群臣又乘其危急，以多方误之。于是上下猜防，中外爚乱，心志愤惫，法令纷更，天下事浸至于不可为矣。

最后，吴伟业提出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如此英主，为何成为亡国之君？这位才子讲不出个所以然，只是一味感叹：“见者窃怪，上英姿锐气，何以中道渐衰？即至尊亦不知其若此也。尝冬至祀太庙，烈风起于殿角，燎火尽灭，不成礼而罢。上大恶之，还宫顿足太息曰：‘朕不自意将为亡国之主。’嗟乎，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另一位文人邹漪也在思索这个问题。他写于顺治十四年的《明季遗闻·自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此英主怎能与历史上的亡国昏君相提并论？他说：“先皇帝以圣明在御，旰食宵衣，比之太康之尸位，仲壬之废嫡，厉王之内嬖，哀平之外戚，惠帝之昏弱，明皇之淫荡，徽宗之晏佚，举无一端，谓宜治平立臻，而逆寇犯阙，身殉社稷，烈于七君。”为何会有如此悲剧，邹漪试图解答这一疑问：

首先指出，从中央到地方，以搜括为能事，以掊克为希幸——盖自故辅乌程（温体仁）、武陵（杨嗣昌）辈，不能以尧舜之道事君，务拾申（不害）商（鞅）督责唾余，以烦苦天下。十六年间三事九列，绳绳继继，半是持禄养交，唯诺成风，贿赂竞尚。始而裁驿，继而加派，继而抽练，继而郡邑以催科为上考，庶司以搜括为能事。继而簧鼓细人流言流说，以掊克为希幸，兼以高尚威严，狱讼繁兴，民不堪命。而又钱法钞法一时并行，致海内若焦若焚，怨讟盈路，盗贼蜂起。

其次指出，朝廷上下并非没有名流，例如品行高峻、卓出伦表的吴甡，闳通博雅、磊落千古的钱谦益，慷慨担当、实心经世的洪承畴、卢象昇、史可法，奇情至性、孤行特立的黄道周、文震孟、姚希孟，乃至直言强谏、铁面冰心、百折不回的熊开元、姜采、任赞化、毛九华、周镳等。但是，受宵小之徒排挤打击，无所措手足——群小必掣其肘，绊其足，毛举鸷击，俾任事之念不胜其救过之念，跋前疐后而忧患多，左方右圆而才智诎，不过出叹于朝，入叹于室，中宵徬徨，当馈而起。一旦势成土崩瓦解，以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轻轻断送于众小人手。宜乎有识者愤激而言，谓今日毋论李纲难得，即求一大小人若秦桧，亦不可得也。

以上各位的言论，虽然多能自圆其说，但带有遗老遗少对前朝的感情色彩，有所偏颇是免不了的。随着时光的流逝，金戈铁马刀光剑影逐渐消散，改朝换代的阴影渐行渐远，人们对前朝末代皇帝的记忆慢慢淡化，历史学家把它作为研究的对象，由感性趋于理性。康熙初年协助谷应泰（时任提督浙江学政）编撰《明史纪事本末》的张岱（字宗子，一字石公，号陶庵，浙江绍兴人），以崇祯一朝邸报为基础写成崇祯朝的纪传体史书《石匮书后集》，对崇祯皇帝的评价，既有感性，也有理性；既有赞誉，也有批评。他首先说：“古来亡国之君不一，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以穷兵黩武亡者。嗟我先帝，焦心求治，旰食宵衣，恭俭辛勤，万几无旷，即古之中兴令主无以过之。乃竟以萑苻（按：原意为泽，引申为盗贼出没之处）剧贼，遂至殒身。凡我士民思及甲申三月之事，未有不痛心呕血，思与我先帝同日死之之为愈也。”

这位陶庵先生并非一味推崇，他也指出先帝的两大失误。其一是，把宫中的内帑看作“千年必不可拔之基”，不可分毫取用，于是“日事居积，日事节省，日事加派，日事借贷”，终于导致九边军士数年无饷，体无完肤，何以羁縻天下！其二是，“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觉有一番变革，向后思之讫无一用”。一言以蔽之，叫作“枉却此十七年之精励”。陶庵先生批评先帝吝啬内帑，切中要害。许重熙说，李自成进京后，命令部队把宫中搜出的金银运往陕西。有白银三千七百万锭，黄金一千万锭，皆五百两为一锭。他还说：“谈迁曰：三千七百万锭，捐其畸零，即可代两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刮，海内骚然，而扃钥如故。岂先帝未睹遗籍耶？不胜追怅。”

也有人为崇祯皇帝辩解，认为可能是宫中太监的私藏财产，如史惇说：“闯贼西奔，括宫中得金银七千余万，驼载而去。天下闻而惑之，以为先帝宫中藏金如许，足支数十年，而顾以二百四十万练饷之加，失天下心，致成瓦解。即甚昏愚，亦不至此。吴暄山曰：‘吾尝司计，请发内帑，上令近前密谕曰：内库无有矣。遂堕泪。故知诸饱贼者，正是厂监内臣聚敛私蓄耳。’”

比张岱小四十一岁的万斯同，康熙时进入史馆编撰《明史》，对崇祯皇帝的评价更趋冷静客观。一则归咎于天命：“治乱兴亡之故，虽曰人事，岂非天命哉！明代至光熹而后，威柄下移，法纪澌灭，呜呼，此国运告终之候也。帝不幸适身当其厄，十有七载汲汲皇皇，何尝不时厪宵旰，而天命既去，民心日离，物怪人妖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莫如之何也。”再则归咎于猜愎乖张的秉性：“帝又卞急性生，重以猜愎乖张锲刻，动见纷挐。呜呼，是扬汤而止沸，抱薪以救火也。曾何益之有哉？”三则由诸臣误国，进而追究皇帝的责任：“矧其时生灵涂炭，锋镝满于天下，士大夫犹哄堂斗室，狱讼弗休，不知有宗社，何有于封疆耶？帝固曰诸臣尽败亡之徒耳，反而求之，不知将自居于何等也？天实绝我，不亡奚待？呜呼，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乾隆四年朝廷钦定的《明史》，对崇祯皇帝既有褒扬也有贬抑，似乎同情多于谴责：“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沉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埸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用“气数使然”来冲淡贬抑的分量，史官用心良苦。由于是众手修史，本纪、列传并非出于一人之手，在《流贼传》中对皇帝的谴责就严厉多了：“庄烈之继统也，臣僚之党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国家之法令已坏，边疆之抢攘已甚。庄烈虽锐意更始，治核名实，而人才之贤否，议论之是非，政事之得失，军机之成败，未能灼见于中，不摇于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当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戆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为阃帅者，事权中制，功过莫偿……是故明之亡亡于流贼，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贼也。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所谓“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或许可以看作清朝的官方定论。

由于背景不同，立场不同，人们对于导致亡国原因的分析，各执一词。崇祯十年的进士，清初的户部侍郎曹溶（字秋岳，一字洁躬，号倦圃，浙江嘉兴人）特别强调朋党之祸。他说：“党人之祸自古已然，汉固已，唐次之，而宋为甚。迹其所为，虽诸臣贤奸较异，要亦人主之明暗有不同也。至明末则不然，臣非甚恶，君又至贤，无亡国之理，而失天下乃更速，则党祸之中于人心，其酷烈即不如前代，而久之成痼，一旦殒绝，不可复苏，其积渐使然也。”他认为明末党争起于沈一贯的浙党与东林之争，天启时代愈演愈烈，“煽祸者珰（太监）也，而使之煽祸者则政地也”。崇祯初年公道大明，然而“门户相承，衣钵相禅，邪正虽殊，其为植党则一”。十七年间，党争从未消停：

——文华召对，宜兴周延儒实左袒乌程温体仁，其流派不正，廷臣不免周章，未几而相继进用。人皆疑之，疑则猜忌生而嫌隙见。然宜兴得桐城何如宠调剂，人乐其易；乌程以武进吴宗达依傍，人畏其凶。乐其易者，姑且安之，不过欲其去；畏其凶者，群起而攻之，唯恐其不去，而竟不去。

——下之结党者日以多，而上之伺党者日以密，党不足以自固也。昔之党异者攻异己，今之党同者攻同类，党适足以杀身耳。晋江蒋德璟、黄景昉可以并登，通州魏藻德可以骤进，兴化吴甡可以分拮据之任，巴县王应熊可以资胼胝之勤，而不能禁中人之媒孽，塞言路之哓张。盖至是而法网愈密，人心愈险，天下之事势已不可为，主上之英明亦无所用。譬如病入膏肓，形体虽具，药饵有余，而元气索然，仅延时刻，纵有卢、扁，何以云救哉？

乾隆年间在文坛颇有声望的全祖望（字绍衣，号谢山，浙江鄞县人），则强调没有处理好安内与攘外的关系。他写了一篇《明庄烈帝论》，基调是不能辞亡国之咎：“庄烈帝自言非亡国之君，伏读世祖（顺治皇帝）御制碑文亦云然，而修史时圣祖（康熙皇帝）亦累言之。是可以见愍亡之厚，辨亡之公，而庄烈盖足以瞑目于重泉矣。虽然，庄烈之明察济以忧勤，其不可以谓之亡国之君固也；而性愎而自用，怙前一往，则亦有不能辞亡国之咎者。”他认为，至少在两个方面不能辞其咎，一是纵容宦官干政，二是拒绝与清朝议和。他特别对后一点展开分析，尖锐地指出，明屡败于清，仍负气不自量力，是自求灭亡：“夫明之所以亡者，非以流贼也，力屈于东，是以祸蔓于西。向使当日东方修睦，得以专力萑苻，卢象昇、洪承畴、孙传庭三人者，皆平贼之已有成效者也……再假之数年，而西方晏然，李（自成）张（献忠）之首枭矣。”

历史是复杂的，解读历史的头脑也必须复杂一点。青史凭谁定是非？列位看官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给出结论，而不必强求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