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化的西域嗜好——音乐、舞蹈及主角们



西域音乐的盛行

在现代，作为娱乐产业的代表可以举出音乐和舞蹈，但是这些本来是用于宗教仪式，之后则是用在以国家为首的共同体仪式上。在中国，尤其是儒学重视礼乐，因此音乐乃是理想政治的必要条件。从春秋战国时代起到儒教成为国教的汉代为止的中国音乐，并没有太多娱乐性质，但是到汉代为止包括乐器的种类，也已经相当发达。

然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外来音乐传入后，娱乐性质就以猛烈之势急速增加。称得上古代音乐的渊薮只有西亚、印度、中国这三者，但是西亚尤其是伊朗的音乐与印度的佛教音乐，伴随著新乐器通过中亚传入中国，这样的传播在唐代达到最高潮。与前面的朝代相比，唐代的乐器种类多达三百种，相当丰富。若没有外来音乐的传入与乐器的发展，就不可能造就唐代的音乐或音乐诗的繁荣。

西域音乐的流入也与粟特人有密切关係，下列引用的诗可以作为明证。

《听安万善吹觱篥歌》 　李颀（盛唐进士）

南山截竹为觱篥，

此乐本自龟兹出。

流传汉地曲转奇，

凉州胡人为我吹。

旁邻闻者多叹息，

远客思乡皆泪垂。

……………

（白话译文）

在（长安南郊的）终南山截来竹子做成筚篥，

用这种乐器演奏的音乐，原本是起源于龟兹。

它传入中国后的曲调更为优美动人。

凉州胡人（安万善）为我们吹奏，

在一旁的听者感慨叹息，

从远方（西域）来的客人们想起故乡，个个垂泪。

甘肃的凉州（武威）有大型粟特人集团在此居住，而且凉州以安姓的粟特人居多，他们的故乡是布哈拉，在这裡形成了粟特人聚落，这先前已经详述过。安万善应该也是其中一员。只有这首诗把觱篥（＝筚篥）解释为龟兹起源，可是实际上觱篥是包括安国乐、龟兹乐在内的西域音乐广泛使用的乐器。根据岸边成雄的研究，龟兹曾经是西域音乐的最大中心地，因此这首诗在知识上稍微有些混淆。

自古以来作为丝路要衝、位于河西走廊的凉州，从南北朝末期开始就成为粟特人的集居地，到了唐代，这裡是剑舞、跳掷、狮子舞、胡腾舞等舞蹈相当盛行的「百戏竞撩乱」（元稹，《西凉伎》）之地。

岸边成雄把一生都奉献在东洋音乐史的研究上，其中他对唐代音乐的造诣尤其深，因此以下引用的总结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唐代是「合奏的乐器编成比起当今日本雅乐的管弦（八种）还要更加丰富。而且，除了笙以外，我认为还有其他弹奏和音的乐器，所以和音的大管弦乐可以说是唐代音乐的主体。如果想到同时代（七到九世纪）的欧洲是单旋律的教会声乐占优势，就不难想像唐代音乐的先进程度了。」（岸边成雄，〈唐代乐器的国际性〉）

唐代音乐的种类

即使娱乐性质提高，或是供为民间的游兴之用，但是唐代音乐的最大赞助者还是皇族、贵族和高级官僚。在初唐，太乐署所管的十部乐（十部伎）具有权威，在国家、宫廷的正式活动或宫殿、贵族宅邸、大寺院的公私宴会上进行演奏。唐代的太常寺（相当于近代的教育部）有掌管雅乐、俗乐、胡乐、散乐的太乐署和掌管军乐的鼓吹署。

「雅乐」是基于儒教的礼乐思想，作为祭祀仪礼用的音乐舞蹈。但是，十部乐当中只有讌乐继承下来而已。「俗乐」并非指民间的通俗音乐，而是不被包含在雅乐裡的，自汉代以来的传统艺术音乐，其代表有十部乐的清乐（清商乐）。

相对于此，指一般外来音乐的「胡乐」，主要是以龟兹乐、疏勒乐、康国乐、安国乐等的西域音乐为中心。隋代制定的七部乐（七部伎）、九部乐（九部伎），到了唐太宗的时候发展为十部乐，可是胡乐就占了大部分。换言之，在唐朝宫廷具有最高权威的十部乐，其实可以说是往东流入唐朝的古代丝路音乐的集大成。顺带一提，进入日本的雅乐是中国的胡俗乐。以下列举出十部乐：

①讌乐伎（唐太宗在位的六四〇年，融合雅乐、胡乐、俗乐的作曲）

②清乐伎（汉代以来的传统俗乐）

③西凉伎（龟兹伎和清乐的融合）

④龟兹伎（龟兹乐，十部伎的中枢）

⑤天竺伎（印度音乐）

⑥疏勒伎（喀什音乐）

⑦康国伎（撒马尔罕音乐）

⑧安国伎（布哈拉音乐）

⑨高丽伎（高句丽的音乐）

⑩高昌伎（吐鲁番音乐）

若观察在十部乐使用的乐器，不只是管乐器、弦乐器、打击乐器都齐全了，各自的多样性也令人瞠目结舌。在唐朝，演奏的是当时世界第一的音乐，乐器的数量和种类若和现代的交响乐团相比，也丝毫不逊色。当然没有近代西欧发明的钢琴，可是在现代的交响乐团裡没有钢琴演奏，也是很普遍的。

虽然同样是由太乐署掌管，但是与正统音乐的雅乐、俗乐、胡乐有所区别的散乐，指的是杂耍、幻术、魔术、戏剧等的艺能配合音乐伴奏进行，也被称为百戏、杂伎；如同字面意思，这些都是属于杂耍或者马戏团之类的演出。宋代以后，戏曲（宋代杂剧、元代元曲、明代崑曲、清代京剧）成为中国音乐的主流，可是到唐代为止并非如此，是以管絃乐和舞蹈为中心。甚至，唐代的散乐裡面，也有被称为歌舞伎的舞乐。

在太常寺管辖下的太乐署或鼓吹署裡，从事宫廷或国家乐舞的人，除了官吏和教官以外，其他都被称为乐工或是太常音声人，是国有的从属民。在技能上，雅乐工胜过军乐工，而胡、俗乐工又胜过雅乐工。有别于这些，属于宫城内的内教坊宫女则是从事胡、俗乐。

然而，雅乐、俗乐、胡乐的鼎立只有到初唐为止，在盛唐俗乐吸收了胡乐，发展出新俗乐。玄宗喜爱的「法曲」就是这种新俗乐。

玄宗时代与白居易的排外主义

玄宗皇帝是音乐的爱好者，所以成为最大的资助者。除了原有的太常寺太乐署（以现代来讲就是日本文部省音乐局）与内教坊，另外设置两个音乐教育机构，即外教坊和梨园。

设置在邻近宫城的两个坊当中的外教坊，裡面指导大约三千位的乐人（绝大部分是妓女）学习胡、俗乐。玄宗特别酷爱「法曲」，在宫城西北的梨园一隅设置教育机构，一开始是挑选太常寺的乐工三百人，之后再加入从教坊的妓女裡选出数百位优秀人才成为皇帝梨园弟子，由玄宗本身担任教官亲自栽培，这就是所谓梨园的起源。玄宗喜爱的法曲又被称为「道调法曲」，如同名称所示是从道教的曲子而来，看似非常纯中国的风格，可是实际上这是自南北朝以来从西域传入的胡乐，与继承中国古来的俗乐传统的清乐融合的音乐。

玄宗登基后，在外教坊、梨园诞生的新俗乐——法曲开始盛行，与从西域通过河西新传入的「胡部新声」共同成为之后唐代音乐界的两大潮流。即使在玄宗时代，还能够正确辨认出外来音乐是正在流行的外来事物，有记载指出：「而天宝乐曲，皆以边地名，若《凉州》、《伊州》、《甘州》之类。」（出自《新唐书》礼乐志十二）。东自凉州（武威）、西至敦煌（沙州）呈走廊状的河西地区，成为从西域流入新音乐时的接收端，同时也与原有的音乐融合，产生出新音乐。其代表就是自北魏开始到唐初的西凉乐，以及自盛唐到唐末的「河西胡部新声」。

天宝十三年（七五四年）由太常寺太乐署编的乐曲目录（刊刻于石）有两百多首曲子，裡面大约有五十首胡名的曲子在当时被变更为中国名。河西节度使献给玄宗的河西胡部新声「婆罗门」，被改编为中国风格并改名为「霓裳羽衣」，就是其中一例。这首曲子因为深受杨贵妃喜爱而出名，在这裡也确实证明了长久以来进行胡、俗乐的融合是被公认的。

话虽如此，这样的氛围在中途夹著安史之乱的半世纪后，似乎产生了改变。儘管民间依旧流行胡风，可是与之并行的是知识阶层表现出极度的排外主义、中华主义风潮更为显著。例如，也是政治家的白居易就著有由五十首构成的讽喻诗《新乐府》，其中的一首《法曲》就强力主张扬弃外国音乐。

《新乐府》之《法曲》 　白居易（白乐天）

……………

中宗肃宗复鸿业，

唐祚中兴万万叶。

法曲法曲合夷歌，

夷声邪乱华声和。

以乱干和天宝末，

明年胡尘犯宫阙。

乃知法曲本华风，

苟能审音与政通。

一从胡曲相参错，

不辨兴衰与哀乐。

愿求牙旷正华音，

不令夷夏相交侵。

（白话译文）

……………

（武则天之后的）中宗与（安史之乱后的）肃宗恢复国家统治大业，

唐朝皇帝致力中兴，让国家气运延续万世。

但是在这个朝廷演奏的法曲裡面，混在著夷狄的乐曲，

夷狄乐曲邪乱，中华乐曲调和。

因此天宝十三年，在音乐上夷华一发生混淆，

隔年便发生安史之乱，大批兵马侵犯宫城。

于是了解到法曲原本就该是中华风格，

要精进音乐之路，也必须通晓政治。

一旦夷狄的乐曲与中华相混淆，

国家的荣枯盛衰和人们的喜怒哀乐就无法辨别。

但愿从国内找寻像过去的伯牙或师旷这样的大音乐家，恢复中华正统音乐，

让夷狄和中国不要互相侵犯。

读者作何感想呢？或者该说这是不论古今中外，外来文化输入的大流行之后，普遍会出现的反动现象，但是我个人认为这是在中国史上反覆可见到的典型保守中华主义。和开放的唐代相比，宋代变得相当封闭，此时成立的宋学被认为是具有强烈国家主义倾向的新儒教，然而在这首《法曲》裡，与宋学不相上下的强烈国家主义实在令人不知所措。宋学是受到佛教教理刺激而发达的佛教儒学，可是一旦成立后，却又发生猛烈排击佛教的事态，这和源自胡部新声的法曲，两者何其相似。

实际上，先前在胡旋舞的项目介绍的「胡旋女」也和这首「法曲」相同，同样收录在《新乐府》裡面，讽谕当时的风潮。在前面引用了前半部，而接续部分如下。

《新乐府》之《胡旋女》（后半部） 　白居易（白乐天）

……………

胡旋女，

出康居，

徒劳东来万里馀。

中原自有胡旋者，

斗妙争能尔不如。

……………

禄山胡旋迷君眼，

兵过黄河疑未反。

贵妃胡旋惑君心，

死弃马嵬念更深。

从兹地轴天维转，

五十年来製不禁。

胡旋女，

莫空舞，

数唱此歌悟明主。

（白话译文）

……………

跳著胡旋舞的女性来自粟特，

辛苦地越过一万多公里来到东方。

但是中国裡面已经有会跳胡旋的舞者，

用技巧和技能来胜负的话，你们怎麽也比不上。

……………

安禄山表演胡旋舞，让主君（玄宗）目眩神迷，

即使安禄山的兵马越过黄河，尚未被怀疑是在谋反。

杨贵妃也是跳胡旋舞来魅惑主君（玄宗），

终究在马嵬驿被杀害弃尸，

却更加深玄宗的思念。

在那之后风云变色，

即使五十年来想要抑制胡旋舞，却无法完全禁止。

所以，跳著胡旋舞的女性啊，今后不要光是跳舞而已，

要经常咏唱我做的这首诗，

让天子觉悟不要过于沾染胡风。

至少到初唐、盛唐为止，唐朝对于自身是异民族出身仍有自觉，不会大肆喧嚷著华夷有别。因为唐帝国的出现，把这样的华夷融合被视为理所当然，所以在世界第一大都会的长安，有来自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人穿梭其中，当时在欧亚世界流行的东西几乎都可以在长安见到。

然而，到了发生安史之乱的中唐，唐朝迅速转为封闭，陷入中华主义。先前引用的《旧唐书》〈舆服志〉裡，记载「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竞衣胡服」的一文后面，实际上却又补充道「故有范阳羯胡之乱」这种中华主义式的结尾，指责安史之乱的原因是沾染「胡风」。

乐工、歌妓的供给来源

实际肩负起唐代音乐第一线的，是以太常寺的乐工和内外教坊妓女与梨园的皇帝梨园弟子们为中心。但是，不可遗漏掉的是在民间还有妓馆的妓女或名门富豪的家妓们。在长安，不只是宫廷，包括慈恩寺、青龙寺、荐福寺、永寿尼寺等也是有名的游乐场所，市内则有民间的大型风月场所。次于长安的大都市洛阳、太原、凉州（武威）裡面，当然也存在具有相当规模的风月场所，不过我认为这些以外的其他大中型都市，至少在可以确认有粟特人聚落存在的都市裡（参照以下地图），全部都有相对应的闹区。那麽，这些公家或私人的音乐、舞蹈相关人员是如何被供给的呢？

粟特网络　横跨东西的网络越过了戈壁，往北方的蒙古草原延展。

待在属于国家、宫廷组织的太常寺、教坊、梨园裡面的，除了最高阶的被视为良民的太常音声人，其他皆为官贱民也就是国有的从属民，在民间的几乎都是私贱民（大部分是奴隶）。

据说太常寺的乐工新供给源，在初唐有一万以上，在中唐有两到三万，主要是因为犯罪而从良民沦落为奴隶的人，但是一旦成为官贱民，其身分就是世袭，所以乐工的子弟之后还是成为乐工的情形很多。这些乐工只有在服勤的期间会上京进入太常寺，服勤时间以外就在故乡的州县生活。贱民之间也可以结婚生子。

另一方面，关于歌妓（歌姬、舞妓、艺妓）则区分为宫中或官署、军营所属的「公妓」，以及上流家庭或私营妓馆的「私妓」。

公妓，是犯了叛乱罪或杀人等重罪的官吏与一般良民的妻子或女儿，或者是因为债务而被父亲或丈夫卖掉的女性成为供给源。甚至，也有国外的王公贵族或国内的大臣富豪进献的女性。另一方面，作为乐伎服侍的私妓是民间的贱民和奴隶，其供给源有因为债务而被卖掉的人、自愿卖身的女性、遭到人蛇集团等非法绑架或卖掉的良家子女、从穷人或乞丐那裡领养的小孩、以及有时候是透过合法的赠与而获得的人等等。

这些歌妓即使是身穿锦绣衣裳或毛皮，带著闪闪发亮的宝石饰品，顶著青黛、花钿的妆容，在外表上精心打扮，可是大部分终究是奴隶身分。换言之，对主人来讲不过是一个可以任意赠与或买卖的财产或物品。即使是公妓裡面也有在宫中服侍的宫妓，她们的主人是唐朝皇帝，而私妓的主人多是王公贵族个人或富豪等，虽然有这样的差异，可是两者都没有移动或外出的自由，还不时会成为被赠与的礼物，这一点是完全相同的。

然而，教坊、梨园的宫妓是随侍在皇帝身边，受到与宫女相同的待遇，其中也有很多人因为容貌出众且精通乐技而受到宠爱，不能与私妓等同并论。而且，宫妓的出身背景平均也比私妓高，裡面甚至混杂著出自贵族、达官显贵、大将军等级的家世背景的女性。即使是这样的大人物，一旦犯了叛乱罪等的重罪，还是难逃整个家族被国家没收、成为奴隶的命运，这是古代与近代社会的差异。接下来要介绍的土耳其系九姓铁勒的首领阿布思之妻的情况，即为一例。

阿布思和其妻的情况

阿布思是在天宝元年即七四二年，从即将灭亡的突厥第二帝国带领著王族主要的女性和王子们投奔唐朝的游牧民集团的重要人物。突厥第二帝国是被九姓铁勒之一的回鹘与其他土耳其系的拔悉蜜、葛逻禄部三者联手所灭；这三者在那之前是被包含在突厥帝国以内，却对王族阿史那氏举旗造反。可是，同属于九姓铁勒的其他部落，即使到了最后仍有集团依然效忠于突厥，这一点也不奇怪。

阿布思投降时，拥有突厥的西部叶护或者是希利发（部族长）的高级称号。降唐之后，被赐汉名为李献忠，授予奉信王的爵位，最后甚至被任命为朔方节度副使，也就是说他身为蕃将相当受到礼遇。不只如此，天宝八年（七四九年），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率领陇右、河西以及朔方、河东的士兵，大约六万人，西征长年的强敌吐蕃，攻取石堡城（今青海西宁市西南）时，阿布思的骑兵军团也参与其中。但是，他像这样子作为支撑唐帝国的蕃将屡屡建功，可是不知为何，阿布思就是与同样身为蕃将且爬升到最高位子的粟特系突厥人安禄山不和。

安禄山当时身为北京方面的节度使拥有巨大势力，假借名目，表示想要与阿布思军团一起征讨在东北边界作乱的奚、契丹，向玄宗请求同意阿布思军队往北京方面移动。可是，阿布思怀疑如果真的到了安禄山那裡，自己肯定会遭到谋杀，所以他率领部众叛唐逃往蒙古高原。时为天宝十一年（七五二年），安史之乱爆发的三年前。

然而，当时的蒙古高原已经是回鹘汗国（东回鹘）的领土，先前与拔悉蜜、葛逻禄联手颠覆突厥的回鹘，也依序灭了拔悉蜜和葛逻禄，掌握完全的支配权。当然，突厥也好，回鹘也好，游牧国家是由多数游牧民集团依附而成，所以聚散离合是很自由的，因此蒙古高原应该有阿布思率领的部族集团的容身之地。然而，回鹘恐怕是顾及阿布思部的过往经历，所以拒绝收留，所以阿布思不得已往西投靠阿尔泰地区的葛逻禄。

在这期间，唐朝方面依然穷追不捨，对葛逻禄展现强硬态度要求引渡阿布思，结果天宝十二年（七五三年）九月，阿布思与其妻沦为阶下囚，经由北庭都护程千里之手，从葛逻禄被护送到长安。天宝十三年（七五四年）在朱雀街执行了丈夫的公开处决，而妻子方面则成为隶属于唐朝宫廷的贱民。

成为寡妇的阿布思之妻，之后仅有一次出现在史料裡，那是在平定安史之乱之后的肃宗宫廷内。记载一些琐事的《因话录》裡，她一开始是被分配到掖庭即后宫，因为擅长歌舞音乐而隶属于乐工，意思就是成为教坊的妓女。于是，在某次宴会的席间，肃宗半开玩笑地让她披上绿色衣裳，以现在来说就是要让她像演员一样模仿的时候，肃宗之女——政和公主向父亲提出了以下的谏言：

宫中侍女无数，为什麽要指名这个人呢？如果阿布思真的是叛乱分子，那麽其妻也同罪，就不应该接近父皇身边；假如阿布思是无罪的，那麽高的身分，为何其妻要像倡优般，不得不忍受和其他贱民一样成为笑柄呢？或许我愚蠢至极，但是我由衷认为这是不对的。

于是，皇帝也怜悯起阿布思之妻，解放她贱民的身分。为了慎重起见，我再补充一下，这是演员还被视为卑贱者从事的职业时所发生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