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奴隶买卖文书——粟特文的「女奴隶买卖契约文书」

在学界首度登场

一九六九年，在吐鲁番盆地位于高昌故城西北的阿斯塔那（Astana）古墓第一三五号墓，出土了一件胡语文书。虽然在胡汉共存的吐鲁番盆地的古墓群，已经出土了三世纪到八世纪末的大约四万件汉文文书断片（接合的结果，至少复原了两千件以上的文书），可是因为阿斯塔那以及哈拉和卓（Karakhoja）古墓群是汉人专用墓地，所以几乎没有发现到任何的胡语文书。因此，这是相当独特且珍贵的文书。不知何故它的存在长久以来不为学界所知。

一九八七年夏天，我在三菱财团人文科学研究补助金的资助下，作为中国学术调查行程的一环，第一次拜访新疆时，这份文书是陈放在乌鲁木齐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一隅悄悄地沉睡。文字是粟特文字，但是氛围感觉明显与在那之前公开发表的照片或图片上所看到的，在吐鲁番出土的以粟特语写成的摩尼教、佛教、基督教经典不同。这张纸的外观很完整乾淨，可是在结尾处却有很大的空白，而且有稍微留下折角的痕迹，我直觉认为这是世俗文书，会成为非常重要的史料。

我的专业之一是中亚的古代中世史，能够阅读回鹘语却不懂粟特语，但是回鹘文是粟特文的直接后裔，所以光是文字的话是可以判读的。而且，刚好这个时候安排的调查旅行，在日程上与我畏敬的友人吉田丰（当时是四天王寺国际佛教大学专任讲师，之后历经神户市外国语大学教授，现在为京都大学教授）的婚宴重叠而无法出席，感到相当抱歉。不管是当时或现在，他依旧是亚洲唯一一位可以从原文解读出粟特语的学者，因此我如果亲笔抄写当作礼物的话，应该是最棒的结婚祝贺，并且肯定会有益于学界。

于是经过博物馆的许可后，我就依照目视来誊写複本，可是馆方无法把资料拿出玻璃橱柜外，所以我只能边看边抄写在笔记本上，当我的视线再度回到原文时，往往无法立刻辨认出自己抄写到哪裡了，真是煞费苦心，有时候抄到想发脾气时，甚至有股衝动想要打破橱柜。但是，辛苦是有代价的，回国后，吉田立刻就看出这至少是某种契约文书，而完整解读需要耗费一番不小的功夫。因此，在隔年春天我们两个人一起前往乌鲁木齐，透过交涉，日本方面答应购买当地欠缺的欧美关于粟特语研究相关的书籍并寄赠。

一九八八年五月一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吉田首次与这份需要解读的粟特语文书面对面，并且成功地进行正式解读。五月四日，我们使用中文和英文向博物馆研究员报告解读结果时，他们面露惊叹的表情至今仍印象深刻。接著我们说服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的负责人，认为应该作为中日共同研究著手出版，花了好几天协商之后，终于签署正式协议书。包括准备阶段在内，这份文书在历史学方面的研究上，我也有不小的贡献。

以上的成果，就发表在吉田丰、森安孝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麴氏高昌国时代粟特文女奴婢买卖文书」裡，实际的出版是在隔年一九八九年，文书的照片也是门外汉的我用自己的相机战战兢兢拍摄的。之后，这份粟特文书因为其重要性而闻名世界，成为在研究者之间经常被引用的大明星。二〇〇二年，由日本NHK电视台主办的日中邦交正常化三十週年纪念特别展在东京和大坂展开，睽违已久再度和这份文书见面时的心情，如同看到自己的孩子茁壮成长的欣慰，既感到非常骄傲也很怀念。只是，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和NHK所编著、题为《丝路：丝绸与黄金之路》的正式图录裡，找不到吉田和森安的名字，所以两个人有机会碰面小酌时，就会抱怨说至少稍微尊敬一下有养育之恩的人也不为过吧。

那麽，玩笑话暂时搁一边，这裡发表的是经过吉田校阅的最新日译版本。自一九八八年译为日文以后，整体内容没有太大的变动，因为有发现到几个细微的错误，在此修正。

女奴隶买卖契约文书的最新日译版本

［正面］

岁在神圣的希利发高昌王延寿十六年。在汉语说是猪年的五月二十七日，粟特语称为十二月。

在高昌市场众人面前，张姓'wt’（乌塔）的儿子沙门y’nsy’n（乘军）用波斯铸纯度很高的一百二十文银钱，向tws'kk（突德迦）的儿子wxwswβyrt（六获）买了cwy'kk（乔亚克）姓的女人在土耳其斯坦生的康国女奴隶，名字叫'wp’ch（优婆遮）。

沙门y’nsy’n买回这个女奴隶没有欠债，不再是原主的财产，不能追寻，不得非难，作为永久财产包括她的子孙后代被买下了。因此沙门y'nsy’n以及子孙后代，根据喜好、打她、虐待、綑绑、出卖、作人质、作礼物赠送，想怎麽样做都可以。正像对世代相传的家生奴、旁生的、在自己的家生的女奴隶，以及用银钱买回的永久财产一样，有关这个女奴隶，卖主不过问，脱离一切旧有关係，不再具有约束力。这件女奴隶文书对于所有过往和定居的人、国王、大臣，都有效，有信服力。携有保持这件女奴隶文书，可以收领、带走、持有这个女奴隶。写在女奴隶文书上的条件，就是这样。

在场的有见证人cwn'kk（秋兹迦）的儿子米国的ty?r’t（狄施特利亚），xwt’wc（和卓）的儿子康国的n'mδr（名持），krz（迦尔沙）的儿子笯赤建国的pys’k（皮沙迦），nnykwc（神喙）的儿子何国的nyz’t（家生）。

这件女奴隶文书，是经书记长pt'wr（帕图尔）许可，在卖主命令、女奴隶同意的情况下，由书记长的儿子’wxw’n（乌浒安）书写的。

高昌书记长pt’wr之印

［反面］

女奴隶文书　　沙门y’nsy’n

玄奘与同时代的高昌国

以西元年来讲，本契约文书是立于西元六三九年，地点是在麴氏高昌国的首都高昌，也就是位于现在吐鲁番市东约四十公里的高昌故城。我们之所以可以如此断定的依据如下所述。

从文书开头记载的年月日，逐字分析关于年的前半部为「岁在神圣的希利发，高昌王延寿十六年，在中国是猪年的五月二十七日……」。从文脉来看，这个纪元年的延寿猜测应该是指年号吧，高昌原文是「cyn’ncknò（秦城）」，如果直译的话就是「中国城」，这是西方的粟特人和波斯人为了指高昌城而使用的称呼。还有，希利发一词是古代土耳其语的称号，是突厥或是回鹘帝国正式授予居住于其领域内的其他草原部族的君长，或是间接统治下的东西土耳其斯坦的绿洲都市国家的首领。高昌有希利发称号的时期只有麴氏高昌国时代，直到六四〇年被唐朝合併为止，统治著吐鲁番盆地整体长达一个世纪半，相当繁荣兴盛。古今中外，用首都名来称呼整个国家是很常见的，中亚也不例外。因此，从幸运流传下来的麴氏高昌国年号寻找相对应的词，就锁定了「延昌」和「延寿」。

延昌是第七代王麴乾固的年号，其元年是西元五六一年，所以契约文书裡的十六年就是五七六年。但是，这一年的六十干支是「丙申」，也就是「猴年」，于是排除在外。另一方面，延寿是第九代王麴文泰的年号，其元年是西元六二四年，继位十六年就是西元六三九年，以唐朝年号来讲是贞观十三年。贞观十三年的六十干支是「己亥」，刚好就是「猪年」，因此这裡就可以确定纪元年完全符合。与这件粟特语文书一起出土的汉文文书裡出现「延寿五年」的纪年，从这项事实来看，这个结论可以说是铁证如山。

当时，在西亚或是欧洲都是还没有出现纸的时代。本文书是使用长四十六点五公分、宽二十八点三公分的完整纸张，明亮的米色，细緻的纸纹，柔滑坚韧的薄纸。我实际看过分散在世界上各研究机关或是图书馆的中亚出土文书，以我的基准来说，这张纸的品质属于中上，不过因为可列为高级纸张的几乎都是用于崇高的佛教、道教、摩尼教的经典类文书，所以就世俗文书来说，中上品质的纸可以说是最高级的。

不只如此，提到六三九年的话，玄奘在前往印度求法取经的途中行经高昌国，作为国宾备受款待，并且在以高昌王为首的许多听众面前讲经，停留了数个月加深交流，也才过了仅仅十年而已。这麽说来，本文书出现的人物裡，一定有几个人曾经直接和玄奘见过面吧。

女奴隶优婆遮的买卖条件

大致上，买卖契约文书的必要条件有：卖主和买主的名字、作为买卖对象的物件、价格和日期。即使是在拥有稳固的地缘和血缘关係、人口进出少、可以相互信任的社会裡，至少也需要具备上述条件。而在人口和物品的流动性增加、彼此的信赖度降低，以至于就连细节都要规定的一清二楚才能够安心的社会裡的话，换言之就是伴随著原始社会发展到文明社会的阶段，则甚至需要见证人和书记官的名字、公权力认可（画押盖印）、指定买卖物件、买卖理由、买卖后的条件、破坏契约时的罚则规定（违约担保）、第三者的权利瑕疵担保（又称追夺担保）、以及保证人等更多的要求。

这件粟特语文书并非债权契约，所以本来就不需要保证人，然而其他项目几乎全部符合上述条件。透过本文书如实地反映出在西元六三九年这个阶段，中亚的绿洲都市已经进展到相当先进的契约社会。在文字文化普及，而且是在纸张丰富的欧亚大陆东部，虽然只发现到这一件文书，可是足以推测其背后应该存在著更多相同的契约文书。

再度分析本文书日期以外的内容。卖主是撒马尔罕出身的粟特人六获，买主是汉人的佛教僧侣（沙门）张姓的乘军。吉田在最近将买主张乘军视为与同时代吐鲁番出土汉文文书裡的张延相为同一人。买卖物件是土耳其斯坦出生的名为优婆遮的女奴隶，价格是高纯度萨珊王朝的德拉克马银币一百二十枚。见证人为同样是从索格底亚那各都市来到高昌的粟特人四位，并且附上管理高昌粟特人聚落的书佐帕图尔的画押，书记则由书佐帕图尔的儿子乌浒安担任。可知这些粟特人无疑都是商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