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的复兴——突厥第二帝国的成立



复兴前夜的叛乱

六三〇年被唐灭亡以来，东突厥的遗民就居住在唐帝国的内部，很多时候是作为唐朝的臣民被派去远征高句丽或远征西域。对于这样的突厥遗民（降户）而言，六七九年（调露元年）发生的事件具有划时代意义。

首先，位于漠南定襄都督府管区内的首领阿史德温傅与阿史德奉职，拥立旧东突厥王族出身的阿史那泥孰匐，为了突厥再兴而发动叛乱。定襄都督府是从六四九年起的燕然都护府、六六三年的云中都护府、六六四年起的单于都护府以来，一贯隶属于唐朝设置的都护府底下，把过著游牧生活的突厥降户作为集团结合起来的自治组织。由降户组成的二十四州尽数蜂起响应这次的叛乱，多达十万人扩张到漠南一带，也煽动奚、契丹，势力一时凌驾唐朝。但是，唐朝方面任命从西域的西突厥远征凯旋归来的名将裴行俭担任定襄道行军大总管，投入唐朝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三十万兵力，隔年终于成功镇压叛乱。

另一方面，同样是六七九年，唐朝在比造反的突厥降户更南的地方，即居住于鄂尔多斯的灵州至夏州南境的其他突厥降户集团——「降突厥」，设置鲁州、丽州、含州、塞州、依州、契州等「六胡州」，并以唐人为刺史。虽说这个六胡州的主要构成要素「六州胡」是由「降突厥」组成的，可是根据与古突厥语碑文的比较研究，可知「六州胡」在语义上只有可能是粟特人集团，而且汉文的出土史料可加以佐证。例如，透过洛阳出土的安菩墓志，得知安菩在麟德元年（六六四年）殁后被追赠的头衔是「陆（＝六）胡州大首领」，敦煌出土的景云二年（七一一年）的〈张君义告身〉这份公文书裡面，也完整出现鲁州的康某某、含州的安神庆、依州的曹饭陀、契州的康丑胡。

这些六胡州出身的人物全都拥有代表粟特人的粟特姓氏，并非偶然。因此，进入六胡州的人大多数被认为是来自曾经在东突厥最后的颉利可汗时代参与突厥政权的粟特人或粟特系突厥人（突厥人与粟特人的混血，或者是突厥化的粟特人等），他们想来应是在六三〇年与突厥降众一起内徙并由史善应、康苏密率领，但是之后跟随阿史那思摩移居内蒙古，再度回到鄂尔多斯的粟特人子孙。在羁縻州，原则上是以本族人为首领，可是在这裡却是任命唐人为刺史，大概是唐朝政府因为在定襄都督府底下以阿史德为中心的突厥降户发起的大叛乱而心生戒备，所以想要控制过去曾在突厥支配下的粟特人以及粟特系突厥人吧。于是，从这一年起，两者的命运出现很大的分歧。

也就是说，在第一次叛乱失败后不久，六八〇至六八一年，存活下来的阿史德温傅自夏州迎奉颉利可汗的近亲阿史那伏念，再度发动同样的叛乱。虽然又是以失败收场，可是突厥降户对于再次独立的意志相当坚定，六八二年阿史那一族的骨咄禄（「拥有天的灵威者」之意）获得阿史德元珍的援助，三度向唐举旗反抗，终于成功复兴突厥帝国（创立突厥第二帝国），并于隔年六八三年攻陷单于都护府。要注意的是，这个独立运动的舞台不只是内蒙古和鄂尔多斯北边，也扩及到一般被视为唐王朝本土内的山西省、河北省北部。

对此，位于鄂尔多斯南部至陝西北部的六州胡，有一部分跟复兴的突厥合流而北迁，但是大部分还是留在中国本土。可是，之后似乎唐朝给的待遇不周，所以玄宗时代的七二一到七二二年接连发生「康待宾之乱」与「康愿子之乱」。首谋康待宾自称叶护，康愿子自称可汗，因为召集了手下安慕容、何黑奴、石神奴、康铁头等粟特姓氏的武将，应该拥有一定的军事力。儘管如此，这样的粟特系突厥集团的叛乱，似乎没有得到突厥本国的协助，结果两次均告失败，还是无法独立。然而，就是这股势力成为安史之乱的先驱，而且日后将与安史之乱合流，因此有必要重新认识他们在唐史裡所占的重要性。

游牧民族最初的「历史史料」

突厥第二帝国在建国初始的根据地是在漠南的阴山山脉一带，最初主要是与南邻的唐和东侧的契丹作战，不过之后则逐渐把讨伐军调派到漠北的蒙古高原各据点，与铁勒各部征战来扩大势力，并且在六八六年底至六八七年前半，将根据地移往漠北的鄂尔浑河至于都斤山一带。其实从那以前开始，漠北已经发生大旱魃，九姓铁勒整体濒临危机，六八五年不只是唐朝的安北都护府从漠北撤退到河西，六八六年铁勒出现大量难民越过戈壁往河西走廊地区流入，因此突厥往北迁正是时机。恢复漠北后，阿史那骨咄禄终于成为初代可汗，称为颉跌利施可汗，意思是「集结国民的可汗」。

毗伽可汗碑　游牧民族最初的历史史料之一。

次于王族阿史那氏的名门阿史德氏的首领——阿史德元珍，即暾欲谷（Tonyukuk），为此次的复兴突厥与回归漠北竭尽心力。在波澜万丈的生涯裡面，他作为谋臣侍奉初代颉跌利施可汗、第二代迁善可汗（默啜）、第三代毗伽可汗，鞠躬尽瘁直到年老，不只是展现出纵横沙场的活跃，也留下了自撰的「暾欲谷碑铭」作为重建突厥史的重要记录。这个碑铭与「毗伽可汗碑」，以及其弟的「阙特勤碑」合起来统称为鄂尔浑碑铭或是突厥碑铭，游牧民族自身写下的世界最初完整历史史料的，唯独上述碑铭。

阙特勤碑　突厥第二帝国毗伽可汗为表彰其弟阙特勤的功绩而设立，内容以汉文及突厥文写成。

根据暾欲谷碑铭的记载，颉跌利施与暾欲谷起兵时的势力仅有七百人，三分之二是骑马，三分之一是徒步。然后，暾欲谷与颉跌利施「（一起）向南杀死了许多Tabγa?（＝唐），向东杀死了许多契丹人，向北杀死了大量乌古斯（＝Toquz-Oγuz＝铁勒）人。我成为他的参谋和军事指挥官。」暾欲谷如此夸耀自己的功绩。这一段落与《通典》卷一九八记载阿史德元珍投奔骨咄禄时，「骨咄禄得之，甚喜，立为阿波大达干，令专统兵马事」是一致的。

把根据地移到漠北之后的颉跌利施任命其弟默啜为「察」（shad，官名；又译设、杀），另一名胞弟咄悉匐为「叶护」，各自分封领土的东西，与自己直辖的中央结合，採取分权体制。察和叶护是仅次于可汗的称号，像这样子中央与东西两厢形成的三分权体制，是从过去的匈奴到之后的蒙古为止，中央欧亚东部的游牧国家，甚至是中央欧亚型国家的传统特徵。暾欲谷被任命为阿波大达干，应该是相当于军机大臣或是国防大臣的职位，可是他的权限是仅限于可汗直辖的中央部，是否扩及到东西的左厢和右厢，就不得而知了。

于是，经过以上的动盪之后，横跨戈壁沙漠南北的唐朝对突厥、铁勒的羁縻支配体制就此崩坏。但对突厥而言，自六三〇年以来屈服于Tabγa?（＝唐）这个异民族，不只要接受他的支配，甚至被徵召到高句丽或西突厥远征，从事各式各样的军役，这五十年间是不能被遗忘的屈辱时代，要引以为戒永远牢记在心。以下的史料是从阙特勤碑铭东面第七到八行的引用。过去，这个碑文被理解为是夸耀父祖时代在唐朝建立的功绩伟业，可是在文脉上绝非如此。无法拥有自己的可汗称号，不得不尊称唐皇帝为天可汗，这是充满悔恨的时代记忆。

（原来是长大成人后要成为突厥统治贵族的）被称为伯克的男子们，却成了唐朝（Tabγa?）的奴僕，原来的伯克夫人成了婢女。突厥的伯克们放弃了突厥的名字（称号），在唐朝的伯克们带著唐朝的名字（称号）并听从于唐皇帝（Tabγa?可汗），为他服务五十年之久。为了唐朝的利益，他们向前方（东）即日出之处，一直征战到高句丽可汗（之国）；向后方（西）则远抵（索格底亚那与巴克特里亚的交界处）铁门。

默啜可汗和武则天的对立

从唐朝再度独立，复兴突厥的颉跌利施可汗（骨咄禄）在六九一年病殁后，其弟默啜挤下颉跌利施可汗之子默棘连（又称默矩，即日后的毗伽可汗），自立为可汗。这时中国正值武周革命的时期（六九〇～七〇五年），之后，默啜对武则天统领下的中国，反覆进行挑衅般的侵略与和亲。因为武则天时代改国号为周，一直到她死去的七〇五年为止，因此称唐并不恰当，就称为中国。

首先，六九三年默啜即位成为可汗，就亲自率领部众入侵鄂尔多斯西端的灵州，对汉人进行杀戮、掠夺，目的当然是要对突厥内部展现其身为可汗的魄力。像这样子，先对中国下马威，接著却态度一转希望和亲。中国方面，即使知道这是游牧势力的惯用伎俩，可是战争需要庞大的经费，而和亲则是献上贡品，放在天平的两端衡量，只能无奈地接受提议。接著，六九六年契丹起兵反叛中国之际，默啜出兵协助中国讨伐，被武则天册封为立功报国可汗。虽说是册封，不过只是单纯的怀柔策略，并不是唐朝和东亚各国之间的册封关係。唐朝与从北方至西方的突厥、回鹘、吐蕃始终是「敌国」关係，它们是足以和唐朝匹敌的对等国家，因此跟真正的册封相差甚远。

甚至，六九六年默啜还要求归还分散于中国的鄂尔多斯至山西北部一带的突厥降户，以及割让单于都护府的土地，还有提供在那块地上耕种的种子和农具。面对这种不合理的要求，虽然武则天愤慨不已，可是在臣子的说服之下态度软化，结果隔年把位于丰、胜、灵、夏、朔、代州这六州（不同于六胡州）的降户数千帐与种子四万石以上及农具三千件交给了默啜。之后，突厥第二帝国就像过去的突厥第一帝国般，逐渐强盛起来。

另一方面，对于默啜向中国提出的和亲要求，六九八年武则天命内侄淮阳王武延秀迎娶默啜可汗的女儿，把他连同黄金、绢帛共同送入突厥。此举是出自篡夺唐朝的武周女帝武则天的一番好意，可是默啜可汗却勃然大怒，认为「自己是希望和唐朝的王族李氏联姻，而不是武则天一族的武氏」。默啜得知唐朝王室的正统王子只剩下两位时，他打的如意算盘是想要让其中一人娶自己的女儿为妻，顺水推舟的话，等皇子登上皇帝宝座之后，他就可以掌握唐朝的实权吧。

突厥第二帝国的王族系谱

可是美梦被粉碎之后，默啜便不断派出大军入寇华北各地（陝西省、山西省、河北省）。武则天的因应之策不只是投入三十万大军，还下诏悬赏「斩首默啜者封王」，并将默啜的名字称呼为「斩啜」以洩心头之恨。这时，突厥掠夺多达八万到九万的大量汉人男女，根据林俊雄的推测是为了让他们在如今已经完全成为突厥领地的内蒙古阴山方面的可耕地上从事农耕。这麽一来，完全占上风的默啜在六九九年任命其弟咄悉匐为东厢察，侄子默棘连为西厢察，从而稳固了他的统治体制。不只让他们各自率领两万骑兵，而且在其上还立嫡长子匐俱（小可汗、移涅可汗）为拓西可汗，并且给予四万骑兵。

此后，直到七〇六年为止，就在入寇中国北边与要求和亲之间反覆著。可是，默啜在位期间的后半，突厥忙于北方和西方的经营，让唐朝有捲土重来的机会。从突厥复兴到默啜可汗时代的中期为止，比起唐朝，内蒙古很多时候都是在突厥的统治之下，因此突厥在战略上积极投入北方和西方，没有多馀的兵力可以分派到南方经营漠南。趁此机会，七〇八年唐朝採用朔方道大总管张仁愿的主动出击策略，在黄河大弯曲部的北侧设置东、中、西的三座受降城（以接纳投降者的名目设立最前线军事基地），情势一下子逆转。就像突厥有谋臣暾欲谷，唐朝的名将张仁愿既是中央高级官僚，同时也精通军事谋略。

对于已经控制住蒙古高原内部铁勒各部的突厥而言，北方西伯利亚方面的敌对势力是契骨和黠戛斯，甚至更强劲的对手是西方的旧西突厥势力突骑施，与同样是土耳其系的拔悉密、葛逻禄。七〇九年和七一〇年，突厥远征契骨和黠戛斯，七〇八年和七一〇年远征突骑施，七一三年起至七一五年对唐朝支配下的东部天山北麓要衝北庭（又名别失八里）发动三次攻击，七一四年和七一五年远征葛逻禄，几乎没有休兵养息的空閒。这可谓是以游牧民为中心的军事国家的宿命，也因此国家才能够扩大发展。

毗伽可汗的登场

晚年的默啜因为性情暴烈蛮横，导致一度进入支配底下的各方势力纷纷出走离叛。在他统治时期末年的七一五年（开元三年），九姓铁勒发动叛乱，隔年七一六年默啜在土拉河畔击败九姓铁勒之一的拔曳固部之际，一时掉以轻心，遭到颉质略率领的拔曳固残存势力埋伏斩杀，凄凉而终。

结果，以默啜的嫡长子小可汗（移涅可汗、拓西可汗）为首的一派和初代颉跌利施可汗（骨咄禄）之子默棘连、阙特勤兄弟之间展开继位之争，后者取得胜利，兄默棘连即位成为毗伽可汗，弟阙特勤作为左贤王掌握军事大权，甚至连同前朝老臣暾欲谷也重返宰相之位。

毗伽可汗也在暾欲谷的忠告下，极力避免与唐朝发生衝突，将主力放在压制北方的铁勒各部；东方的奚、契丹；西方的葛逻禄、拔悉密等。然而，在曾经是西突厥的地盘活跃的突骑施，虽然一时被压制了，可是在苏禄的领导下迅速重振势力，因此为了避免树敌，双方也得以共存。如此一来，中央欧亚东部即丝路东部就由唐朝和土耳其族（突厥和突骑施）各据南北一方和平共存，这个情势是在毗伽可汗时代成立的。

回顾过去，唐朝取代了突厥第一帝国或是东西突厥，同时掌控了陆上丝路的绿洲之道与草原之道，这是唐朝成为世界帝国的主因。但是，突厥复兴之后，双方便针对草原之道的支配权展开激烈的攻防，最后终于回到了土耳其族方面的手上，而告一段落。

关于毗伽可汗的治世与其背后推手暾欲谷的业绩，可参照护雅夫针对一般读者所写的《古代游牧帝国》或是护／神田编《北亚史（新版）》有很精彩的内容，因此不在此赘述。唯独一点一定要事先说明的是，毗伽可汗即位后一改先前的对立态势，基本上对唐朝採取和睦政策。换言之，也就是重视绢马交易的政策，当然我们可以想像在这背后一定有粟特商人居中牵线。

突厥第二帝国的粟特人

实际上，并没有发现相当明显的史料或遗物，足以证明粟特人在突厥第二帝国的活跃情形，可是在其前后时代的突厥第一帝国以及回鹘帝国（东回鹘）均与粟特人有密切关係，甚至是同时代的唐朝也可以看到大量的粟特人出现。相比之下，在突厥第二帝国，与唐朝的绢马交易依旧令人感到意外的旺盛，因此不可能没有粟特人的介入。回鹘帝国时代也好，突厥第一帝国时代也好，可以清楚知道支撑著兴盛的绢马交易的是粟特人。因此，汉籍史料裡关于唐玄宗时代发动大叛乱的武将（节度使）安禄山的生平记载，值得再度检视。

关于安禄山的出生地，有一说是北京东北部的营州柳城（辽宁省朝阳县），另一说为蒙古高原。可是，其生母为突厥的名门阿史德氏，这一点是没有异议的。虽然无法实证，但是，从我们的立场来解读史料的话，推测他应该是在突厥第二帝国时代的蒙古高原出生的吧。而且，母亲是阿史德氏的萨满，父亲是活跃于突厥的粟特系武将，其姓氏是表示撒马尔罕出身者的康姓，安禄山正是两者所生的混血儿。因为父亲早逝的缘故，母亲改嫁给同样来到突厥的另一个粟特人望族即布哈拉出身的安延偃，所以他改姓养父的安姓，取名为安禄山。

在突厥第二帝国，七一六年默啜可汗遭遇内乱而死去时，有许多在默啜可汗底下当官的突厥人、粟特人、粟特系突厥人亡命到唐朝。安禄山和养父安延偃，甚至是安氏一族的安孝节、安思顺、安元贞（文贞）兄弟们也都在其中。这裡值得注意的是安延偃之弟，也就是安思顺、安元贞兄弟俩的父亲安波注（波主／波至）和安孝节的父亲安道买两人，均是仕奉唐朝的胡将（也有一说是指安思顺从一开始就在唐朝方面）。也就是说，粟特人遵守前文提过的安全保障的传统机制，这裡也是将自己的一族分配到敌对势力的两方。具体地说，安禄山他们跑去投靠在山西地区担任岚州别驾的安贞节——安道买的次子、安孝节之弟，暂时在那裡栖身。

安氏一族的系谱图　安氏基于粟特传统的安全保障策略，分别在唐朝和突厥两方配置安氏一族的成员。

综合上述，推测突厥第二帝国也是和前朝一样，有好几个称为「胡部」的粟特人集团或是殖民聚落，还有粟特人及粟特系突厥人的有力蕃将活跃其中。然后，这样的推测也可以透过唐朝方面的「康阿义屈达干神道碑」的碑文来佐证。

康阿义屈达干是在突厥第二帝国灭亡时，带著王族的主要女性和王子们，与归附唐朝的阿布思一起行动，之后又被安禄山方面拉拢，但最后是赌上性命投奔到唐朝的人。神道碑裡面记载他是柳城人，可是其祖先是旧东突厥的贵族「北蕃十二姓之贵种」，父亲在默啜可汗时代是率领突厥内部粟特人集团的希利发（部族首领），同时也是随侍在默啜身旁的武将。而且，在默啜死后，毗伽可汗一派在肃清默啜派的旧势力时也安然度过，之后也待在突厥。因此，可以知道在整个突厥第二帝国时期，也有粟特人的存在。

在突厥方面的史料阙特勤碑铭、毗伽可汗碑铭裡面，记载七〇一、七〇二年由默棘连率领的突厥军队进驻鄂尔多斯，治理原本是在鄂尔多斯南部的六州胡，因此推测有相当多数的粟特人及粟特系突厥人从唐朝往突厥移动吧。

接著，七〇三年突厥讨伐拔悉密，理由是拔悉密没有派遣商队到突厥，这项记载只见于毗伽可汗碑铭。拔悉密是位于东部天山北麓的北庭附近的游牧民族，特产品也没有与突厥不同，所以应该是指从那裡前往突厥的商队所运送的贡纳品或是商品，这些几乎都是从西方运来的，而负责人只有可能是粟特商人。一直以来，拔悉密位居草原之道的天山北麓要衝，控制从西方汇集到北庭一带的商队，均衡地分配到唐朝和突厥。这个时候，可能是为了某些原因而妨碍商队前往突厥。但是，在突厥征伐拔悉密后，由粟特人主导的商队应该和先前一样持续与突厥往来，所以突厥领域内的粟特人也一直在增加。

在北庭致富的男子

从裴伷先这号人物的传记裡面，也可窥知当时的北庭一带（现今乌鲁木齐东方一百几十公里外）是非常适合从事贸易致富之地。他的伯父是武则天时代的宰相裴炎，因为裴炎的庇荫而当官，可是当裴炎被藉故以谋反的罪名诛杀后，他与武则天对立，先被流放到岭南，接著是到北庭。结果就在这个地方开始经商，过了五年就累积钜富。

《新唐书》卷一一七或是《资治通鑑》卷二一〇裡，有关他的记载很简略，不足之处只能依赖《太平广记》这样的传记小说集裡的「裴伷先」传，虽然究竟哪些才是史实仍有疑虑，但是根据记载，当时北庭周边只有降唐的土耳其系游牧集团一万帐，身为首领的可汗很礼遇裴伷先，让他娶自己的女儿为妻，并且赠与钜额的黄金、骏马和牛羊。因此，他愈来愈富有，凭其财力可以养食客数百到数千人，并且派遣他们从北庭通过河西抵达长安洛阳，建立起情报网，查探中央的情势。他事前掌握到武则天确立方针要诛杀一般的流放罪人时，就召集食客商量，结果决定流亡到不同于岳父，尚未服从唐朝的土耳其系游牧集团。于是，他带著马匹和骆驼八十头左右的财产，还有妻子、家人和奴隶，甚至是可以成为战力的主要食客约三百人一起出奔，却被北庭都护发现进而追击，终究被捉。

这裡说的土耳其系游牧集团，依照不同史料有的写「胡」或者是「突厥」，可是我认为不只是指土耳其人，也包含粟特人或粟特系土耳其人在内的游牧民族集团。粟特商人兼武人的情形，必定不仅是在蒙古高原、河西或是鄂尔多斯等地区，也散居于天山北麓。拔悉密的统治氏族也和突厥相同是阿史那氏，因此说不定裴伷先是想要流亡到拔悉密。

根据阙特勤碑铭、毗伽可汗碑铭的记载，七一〇年突厥军征讨突骑施（取代旧西突厥支配天山北路一带，现在成为突厥第二帝国的最大劲敌）之际，甚至进一步远征到遥远的索格底亚那。从汉籍和伊斯兰方面的史料可知，刚好在这个时候，伍麦亚王朝的穆斯林军北上对索格底亚那虎视眈眈，心生警戒的粟特各国组成反穆斯林同盟，希望突厥能够派遣援军协助，结果突厥军答应了。因此，在这个时候，透过突厥和粟特的直接接触，使得之前建立起的连结关係更加紧密，凯旋归来的突厥军，也有粟特商人或粟特军人从索格底亚那本土出发一起同行，为突厥的「胡部」注入新血的可能性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