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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衰落——天命已尽

历史大观园 历史评论 2020-07-21 11:23:26 0


清朝的覆灭似乎是由一场瞬间自发的暴力行为导致的。提到这类行为,1911年,反叛者们高举刀剑进行的武昌起义便是一例。但革命并非区区一个瞬间或一次事件,而应该是包括一系列具体政治破坏行为的持续过程。失去了这一大背景,单一的运动就失去了终极意义。事实上,反叛者有时会在不知不觉间背离初衷,我们甚至可以怀疑,这些革命是否有权自称为革命。

初衷和结果之间的差异并不仅仅是个学术问题。一个革命政权必须为自己植入新的历史根源,以实现合法化。因此,对革命动机的阐释,其实就是个关系到其政治存亡的问题。这点在中国尤其如此。1911年,帝国政府垮台不仅牵涉到整个政治秩序的崩塌,还包括支撑该秩序的古典传统的崩塌。因此,继任的政府必须要创造一套新的过去与一套新的历史,以确立自己的统治。所以,当务之急就是由类似“国父”孙中山一样的果敢领袖,建立起一个能流传后世的革命政权。

◎从民族主义角度对辛亥革命的解读

国民党对辛亥革命有自己的解读。根据他们的史学解释,在找到孙中山这位国家领袖前,汉人已经被异族(满洲人)统治两百五十年。孙中山生于广东,先后在夏威夷和香港求学。他虽表面上行医,真正的人生目标却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1894年,孙中山建立秘密团体兴中会,在全球各地建立海外华人分会,并通过国内兴中会的联系,于1895年发动了首次起义。1896年,孙中山在伦敦遭到清廷使馆密探绑架。勉强逃生后,他继续钻研革命理论,渐渐发展出一套属于他自己的独特政治哲学:包括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在内的“三民主义”。同时,他也制定了一套中国革命战略,呼吁推翻专制王朝的统治,进入一段各革命政党治国的“人民训政时期”。这些思想,加上他在华南进行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很自然地让他成了“同盟会”(1905年,由一群流亡海外的中国激进分子创建)的领袖。随后的六年里,同盟会在广东、云南、湖南和浙江策划并发动了多次起义。1911年4月,同盟会在广东发起政变,许多忠烈志士就此殒命。尽管这些起义都失败了,身为运动先锋的孙中山,却继续吸引众人投身到他的革命事业中去。

终于,有一场起义成功了。1911年10月10日,华中的武汉爆发起义,煽动起一场反对当朝统治的军事叛变,并迅速席卷全国。孙中山迅速到上海总部主持局面,并在那里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11日,清朝覆灭。不过,华北依然在前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控制之下。为了实现全国统一,孙中山同意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让位于袁世凯。

不幸的是,事实证明,袁世凯不仅是个反动分子,还镇压了意欲推翻其统治的二次革命(1913年)。孙中山再次流亡海外。但不到七年时间,他又创建了一个新党派——国民党。国民党占领广州,开始为北伐战争做准备,以实现再次用进步思想统一中国的目标。此刻,袁世凯虽已去世,首都却被腐败的军阀占据。他们彼此混战,不惜用中国主权向帝国主义者换取贷款。意识到自己需要盟友来推翻军阀,孙中山邀请共产党加入自己的党派,建立统一战线。孙中山在1925年辞世前仍为了北伐大计努力维持联盟。孙中山死后,他的前军事助理蒋介石继续贯彻这一政策。接管国民党的蒋介石为了实现孙中山统一中国的梦想,于1926年发动北伐战争。尽管1927年共产党与之决裂,这位总司令依然于1928年完成统一,并在南京统治中国,直至“二战”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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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史学的矛盾

民族主义对辛亥革命及其后果的解释,旨在证明蒋介石独掌国民党大权的合法性。因为实现了孙中山遗志发动北伐,蒋介石成了这位革命创始人的合法继承人,因此理应坐上国民党领袖之位。相对的,孙中山在革命运动中的地位,也必须高于其他参与者。因此,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几乎都成了孙中山的个人成就。

然而,仔细研究一番“国父”与辛亥革命,就能发现很多矛盾的迹象。孙中山不仅与内地的秘密会社关系糟糕,他亲身参与的起义也只有一次而已。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很快便四分五裂。到1908年,同盟会在东京的总部与当时身处印度支那的孙中山完全失去联系。1911年10月10日,武汉那场十分关键的起义完全是场下级军官和士兵的叛乱,根本没有联系孙中山。事实上,叛乱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他从那里直接去了欧洲,以革命主要领袖的身份,与西方列强会面。因为新军元帅黎元洪和湖南革命领袖黄兴之间的僵局,孙中山作为双方妥协之下产生的候选人,才在上海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反清的十八个省中,由同盟会掌权的只有一个省,即孙中山的故乡——其革命组织力量最强之地。然而,即便在那里,同盟会也很快落入孙中山的对手——得到商人和改良士绅支持的陈炯明手中。

在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运动中,尽管孙中山最高领导的地位毋庸置疑 ,但正如上述矛盾现象所示,说他在辛亥革命中具有同样的权威,则与事实严重不符。甚至有充足的理由可以说明,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并非一场连续的、计划周详的政变,而应该被看作各省脱离帝国掌控的系列活动。因此,这一系列为了回应内忧外患,始于19世纪50年代的活动发展到最高潮,便是旧秩序的崩塌。这些活动包括:地方武装的发展、乡村经理阶层的兴起、士绅进入地方政府等。激进的知识分子从意识形态上激发了革命,而不论最终多么失败的革命起义,作为重大社会动乱的体现,都是重要的。不过,王朝的灭亡其实是晚清最后五十年统治中,新精英阶层的杰作。事实上,正是1901年后王朝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教育方面进行的改革,极具讽刺意味地加快了精英阶层政治觉醒的过程。而且,与其说这些改革有利于孙中山等激进分子的活动,不如说它们更多地加速了王朝的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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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现代化及其结果

在出人意料的改革结果中,引起19世纪晚期自强运动的王朝军事现代化项目,是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一例。1896年日本人获胜后,盛宣怀 建议以普鲁士的招兵方式招募新兵,用一支三十万人的地方军取代八十万人的传统绿营军。随后,光绪皇帝下令组建两支新军:一支包括十三个营的“自强军”,由总督张之洞在南京指挥;另一支有七千人的“新建陆军”,由袁世凯在直隶指挥。两支军队都着西式军服、配西式武器,尤其是毛瑟枪。张之洞的军队还有三十五名德国教官。

皇太后尽管已经归政,还是立刻任命荣禄为直隶其他帝国军的统帅,以节制“新建陆军”。接着,荣禄迅速组建起一支先锋部队。这支部队由德国人训练,统帅为在甲午战争中赢得美誉的将领聂士成。1898年政变期间,袁世凯效忠慈禧,背叛改良派,部分原因就是荣禄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

慈禧的政变表明,满洲皇族亲贵再次控制了政府 ,继而迅速控制军事部门。她重掌政权后,就立刻把包括袁世凯“新建陆军”在内的所有华北军队,重组为一支由荣禄领导,多达六万人的“武卫军”。袁世凯虽然仍可掌控自己如今已被称为“武卫右军”的部下,整个华北地区的所有军事力量却落入了皇权手中。

1900年联军攻击北京,击溃了朝廷的军事力量。战争刚一爆发,南方各主要督抚——李鸿章、刘坤一和张之洞便私下与西方列强休战(即《东南互保章程》),承诺保障帝国主义者在租界和条约口岸的权益。当时的山东巡抚袁世凯也对此心照不宣,无视慈禧要求加强朝廷防御的命令。结果,面对外国人的重击,首当其冲的便是荣禄的军队。1900年7月9日,将领聂士成不仅在天津南部的战斗中殒命,此战后帝国武卫军的人数也骤减。但另一方面,袁世凯的军队因为远离战场,所以毫发无伤地保存了下来。

1901年,皇太后一决定进行体制改革,袁世凯就开始扩大自己的军队规模,手下士兵很快便增至三万人。和之前的李鸿章一样,袁世凯也得益于清政府加强自身防御的决心。进入日本军校的军官,主要都出自他的军中。此外,他的北洋军还在帝国的资助下,建起军校。1903年12月,隶属军机处的“练兵处”成立。这个由袁世凯和满洲人大臣铁良共同主持的机构把各省税收都往袁世凯的军队转移,使他的军队在1904年(即俄日为满洲和朝鲜开战的这年)翻了一倍。至此,袁世凯手握六万薪饷优渥、训练有素的士兵,成了华北当之无愧的军事领袖。

在朝中官员们看来,掌控直隶的袁世凯,又引起了一系列熟悉的老问题。他在此处的军事地位,似乎与太平天国以来,曾国藩、李鸿章和张之洞等总督建立起的地方行政机构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官员的权力严重扰乱了最初的省级监察系统,打破了17世纪晚期,顺治与康熙两位皇帝设计的地方平衡。根据两位皇帝的构想,朝廷将依赖各地的满洲八旗首领,让利益的天平倾向于对朝廷有利的这一边。然而,从那时候起,满洲精英的种族认同感已经丧失大半,内忧外患也证明了八旗军的无用。然而,尽管朝廷失去了一种制衡汉人的重要武器,其自身的汉化却赢得了儒家文官们在文化上的忠诚。事实上,满洲精英们已经非常认同汉人文化的保守主义,所以早把掌握西方军事技术的任务交给了戒心较小的汉人官员,如李鸿章或袁世凯。不过,到1902年,皇太后的改革措施让满洲贵族们相信,自己有适应时代的必要。于是,贵族们被派往海外学习,亲王们也开始纷纷效仿普鲁士贵族。八年间,满洲人建立了由亲王荫昌率领的帝国卫军,朝廷开始希望能恢复议政王大臣会议在古代部落时期的那种活力,满洲贵族们也开始掌控国家军务。

1906年,练兵处被陆军部取代,收编了袁世凯六镇中的四镇时,袁世凯的前盟友——铁良便开始推行这项满洲人重掌北洋军的政策。在皇太后的帮助下,袁世凯虽然讨回了失去的两个镇,但随着慈禧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他在朝中的地位大不如前。荒谬的是,1907年升任军机大臣,反而成了他失势的信号。因为这一调动让他再也无法直接指挥自己剩下的那些镇。第二年,皇太后的死让他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同盟。在这场争夺北方军事指挥权的最高级别行政斗争中,满族亲贵们似乎获得了胜利。

然而,他们的胜利不过泡影而已。首先,满洲人效仿普鲁士进行的贵族化进程,只会加剧汉人的种族忧虑与种族仇恨。亲王们用德国军服代替儒家长袍,希望借此复兴其军事贵族的身份。但到头来,这只会让他们失去汉人臣民的文化忠诚,让朝廷蒙上了重满轻汉的污点。其次,铁良和随后的荫昌都没有认识到袁世凯的权力基础与之前的李鸿章或张之洞略有不同。他们之间有相似之处。和李鸿章一样,袁世凯也无法自外于朝廷另成格局,而得依赖自己在朝中的同盟,来保护他在地方上的军事专擅局面。 不过,和之前那批督抚不同,袁世凯带头训练、培养了一群全新而纯粹的军事精英。数年来,他的北洋武备学堂培养了数百名军官。这些人认为自己的职业身份,全都来源于袁世凯。

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军队由文人管理,遵循“下级忠于上级”的原则,每位军官都隶属其直接上级。而袁世凯的军队成员,却并未被灌输忠于朋友和上级的儒家传统观念,而是提倡他们绝对忠诚于最高统帅——袁世凯。 作为职业军人,他们在常规官僚机构中也拥有技术上的独立性。另一方面,曾国藩的幕友则希望最终能获得文职官位,因此对现存制度和雇主都同样忠诚。后来,袁世凯的很多军官都承担了民国政府中的职务。 他们并不会把自己的军事生涯当作获得文职官位的垫脚石。接受过军校的一番培养,他们都认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就是从军,因此忠于推翻旧政治体制的号召。长远看来,这种职业独立性让袁世凯的军官们不如忠诚坚贞的儒家官员可靠。但袁世凯进入军机处的随后几年里,他却可以继续倚赖之前的心腹。辛亥革命爆发之际,徐世昌之类在北方担任某些战略军事职位的官员,便能在袁世凯的调动下,迅速行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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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困难

袁世凯并没有垄断国家的军权,也有新军受训和驻扎在中国其他地方。领导这些新军的多为20世纪早期的地方巡抚。各地曾一度属于中央政府的军事与财政权,已经越来越多地落入他们手中。皇太后雄心勃勃地开展改革,地方财政自治却阻碍了朝廷对此的支付能力。尽管中央政府在1900至1910年间的开支翻了一倍,税收却依然相对吃紧。

朝廷主要有四大收入来源:每年一亿零两百万两土地税,三千三百万两关税,四千五百万两盐业垄断收益和厘金(如两千一百万两鸦片厘金)。尽管土地税仅占北京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五,但因为政府税收系统无能,下层士绅的包税行为极为普遍,所以这一比例很难再有提高。而关税和盐业垄断收益之类的其他收入,则大多都被用来偿还过去二十年庞大的战争赔款了。厘金是可能存在的内地收入之一。但1909年中央政府授予度支部审计与征收厘金的权力后,该部却无法强制执行其颁布的法令。 于是,海外便成了唯一的收入来源。清政府向西方列强求助,签订贷款合约,以现有的微薄收入来源,作为未来还款的担保。要资助早就需要改革的军事和经济项目,朝廷已经找不到别的办法。但采取这种政策,势必会让朝廷与日益重要的地方士绅关系越来越紧张。

1860年至1900年间,由获得高等功名者、官员和杰出文人组成的城市士绅,介入地方事务的力度越来越大。正如他们学会利用下层士绅担任自己的乡村事务经理人一样,士绅们也建立起一套包括地方水利委员会、慈善机构和租赁控制中心在内的复杂的基础管理设施。19世纪90年代,很多这样的名流成为维新派学会中的领袖人物,开始在公共管理事务、地方学校的课程改革以及煤矿和纺织等经济企业中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能掌控自己财产的士绅们政治意识不断扩大,与帝国传统官僚狭隘的利益观形成鲜明对比。换句话说,上层士绅们已经越来越普遍地认为:地方省会比处在北京的中央政府更适宜进行政治活动。

朝廷从1910年至1911年间的改革,从联合传统士绅和早期资产阶级发展现代经济,以及加快创建新的地方教育体制这两个方面,鼓励了这种士绅政治的地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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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学制

1901年,慈禧宣布开始改革后,政府的第一批举措中,就包括建立新的教育体制。1902年,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套金字塔形的教育体制:从地方学堂、州县技术学校,到省立、国立的大学堂,各级学校都要抽出部分时间,学习西方的数学、科学与地理知识。两年后,朝廷遵循袁世凯的建议,终于满足改革者们的要求,废除传统科举制度,在教育改革方面迈出了重大的一步。将近500年,掌握八股文就意味着定能出仕。明清两朝都利用这套考试系统保存古典正统、选拔官员以及确保地方精英始终向帝国的文化政治中心靠拢。一旦废除科举制度,士绅们与君主制国家的联系,也就随之减弱了。此刻,西学、地方政治威望和财富等其他有助于人们获得社会地位的手段不仅有了与旧功名体制一较高下的机会,还很快便战胜了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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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绅和商人的联盟

有功名者社会地位的降低,正伴随着资产阶级地位的上升。1902年,政府终于颁布了一条商法,为商人提供法律保护。同时,朝廷也认可商会取代以前政府控制的“行”与“会馆”。在中国历史上,商人首次获准组织公开的协会。在地方事务中拥有发言权后,商会领导很快成为中国主要城市中商业利益的著名发言人,并开始与适应性极强的新士绅们结盟,共同解决双方都关心的问题。

商人和士绅很早就开始私下联系。到18世纪,城市里的商人和士绅,早已不再泾渭分明。两个团体里都有望族。要想跻身士绅行列,单纯地占有土地,显然不如从商更有效。然而,官方往往并不承认两个团体之间的联系,所以传统商人与士大夫之间的关系通常由私人交情而非公共集体利益决定。事实上,最后两个朝代里的垄断资本主义组织的组建方式,都旨在避免商人与士大夫产生共同利益。然而,1902年后,商人与士绅为了兴办新式学堂、投资采矿业和修建铁路等共同目标正式联盟。因此,财富很快成为政治参与的合法标准。严格说来,辛亥革命并非一场资产阶级运动 ,而是一场地方精英为了保护地方企业免遭政府盘剥,其财产权免受猛烈攻击的自卫之战。整场革命反映的是现代中产阶级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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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运动

立宪运动中,商人和城市士绅的联盟找到了一种政治表现形式。知识分子关于国会的灵感,可以追溯到何启提出的那些建议,而其毋庸置疑的先驱则是1898年戊戌变法维新派们创建的那些自愿性组织。不过,实际的推行机会,依然要再次归功于慈禧采取的改革措施。她发展地方咨议局的动力,就跟她1900年决定支持义和团一样,都是以加强皇权与民心之间关系的中国君主制政治理想为基础的。这种现象最直接的实例便是刚刚打败帝俄,振奋了所有亚洲人的日本。中国人认为,日本之所以能成功,大半都是有国会这类看来能有效动员公民、调和意见,使明治天皇和他的臣民能上下一心、团结一致的公共机构。因此,1905年7月,皇太后宣布设立考察政治馆,将西方政体作为中国政治改革的蓝本加以学习。十三个月后,朝廷宣布支持根本性的体制改革,于1907年8月成立仿行立宪委员会。全国各地的官员热烈回应,纷纷向北京递送奏折,支持立宪会议。不到一个月,朝廷向全国郑重承诺,一定会建起制宪大会。终于,1908年8月,朝廷颁布诏令,宣布立刻筹组地方自治局,计划在1909年建立咨议局,1910年建立资政院,1917年建立真正的国会。

对大多数当代人来说,这项宣言似乎证明清政府已经应允大众参与政治的要求,并愿意将当前政体转变为君主立宪制政体。事实上,朝廷一时间获得了极大的公众支持,以至于同盟会中的激进分子们都发现,自己正在失去珍贵的“士绅-商人同盟”。然而,在表面的认可之下,谈到这些新机构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时,朝廷与地方士绅之间却存在根本性的分歧。在朝廷看来,各局与议会的最终目标是建立有主权的统一国家。可在地方士绅看来,建立这些机构似乎旨在将庞大的地方和中央权力转移到他们手中。

例如,大多数立宪主义者都将地方自治局视为维护士绅地方行政责任,以及用现代政治实践训练民众的机构。但朝廷对各局的设想,却要狭隘和传统得多。满人权贵当然不打算让地方名流们把这些新机构变成他们的政治工具;相反,他们希望士绅们能利用各局,通过宣讲公民责任或朗读本地报纸选段的方式,达到“启蒙”农民阶级的目的。根据北京颁布的法规,地方自治局仅仅是为了“弥补制度的无能……是处于官方控制下的非独立机构”

1909年才选举出成员的咨议局,同样存在类似的混乱局面。选举的精英主义色彩极浓。因为选举权受财产和受教育程度的限制,实际参与投票的人,还不到总人口的万分之四。而这场投票还仅旨在选出一个能决定各省议员的选举团。要想成为咨议局的候选人,要么得身家丰厚,年收入超过五千两,要么得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举人学衔或毕业于新式中学。有这些限制条件,咨议局自然便被上层士绅把持。十分之九的议员都在科举考试中获得了功名,拥有最高学衔——进士的人,高达百分之十八。

然而,即便这样的精英团体,也没有得到北京的信任。咨议局并未从朝廷手中得到地方立法权,反而如其名字一般,仅仅是作为一个“建议局”,为中央政府联系群众的纽带。从对皇权有利的角度来看,咨议局还有助于遏制各省督抚令人担忧的地方自治倾向。它为朝廷提供了另一种联系臣民的方式,因此也旨在赋予中央政府一条新的组织路线,以绕开总是阻碍皇权接触地方督抚和科层官员。咨议局的这个定义尽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虽与士绅自治的治国理念相符,但与最初要求建立议会的宪政主权新理论却并不一致。

1910年10月,该体制的最高机构——由百分之五咨议局议员组成的资政院在北京开院。在这里,立宪主义者的期望和政府限制之间的矛盾变得极为明显。对军机处而言,新建的资政院就是一群名流组成的机构。他们汇编有关改革的政治论述,呈交军机大臣参考。然而,梁启超和张謇领导的立宪派认为,他们进京是为了建立新政府,而非给旧政府提建议。发现朝廷推进根本性改革的步伐如此缓慢,他们都大失所望。情势对王朝百害而无一利,尤其这种挫败跟各省日益增多的反抗运动联系起来后,矛头便直指中央政府的铁路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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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铁路

早在19世纪80年代,大多数自强运动者就认识到铁路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到1905年,铁路总局督办盛宣怀已经可以表明“铁路是国家改革的关键”,而不必担心引发公众矛盾。他和他的策划者们设想出一张庞大的铁路网,从北京开始,西至伊犁,北至瑷珲,南至广州,切实地将帝国遥远的边境都联系起来。尽管动机不同,盛宣怀修建铁路的热情却不亚于外国人。对任何一个西方国家而言,参与中国铁路建设不仅意味着本国银行家们的一次大好机会,也是一场压倒其他各竞争国的重大外交胜利。一个西方国家每次与中国政府签订铁路条约,都意味着该国立刻获得了新的利益范围,其投资者们获得了巨额利润。条约一旦签订,该国就会立刻向中国铁路总局提供高额贷款 。因为还款以政府税收的扣押权为担保,所以这种贷款几乎毫无风险。然而,这些贷款很快便会以支付外国铁路承包商建设费的方式,回到外国人手中。铁路修完后,帮助修路的这个西方国家也会得到该铁路某些路段的管辖权,可以任用他们自己的工程师和会计,并拥有开采铁路两侧十英里范围内自然资源的权利。因此,有幸获得此类条约的西方国家所走的每一步,都是在以中国人民的利益为代价,获取资本利润、治外法权和自然资源掌控权。

1898年获得特许权修建京汉铁路的比利时,是第一个从此类条约中受益的国家。它的成功激起了其他列强间的激烈竞争。事实上,竞争存在严重分歧。于是,1909年,列强决定通过联合贷款的方式,避免彼此之间的潜在冲突。用当时一位英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话来说:“旧的势力范围的规则,被各国瓜分利益的新制度取代。”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就跟通商口岸合作时期一样,失去了促使一国银行家对抗另一国投资者的手段。到1911年,中国欠英国、德国、比利时、法国和日本的铁路贷款,已高达四千一百万英镑。

很快,地方士绅和商人们便意识到,这些贷款绝非无私,而是朝廷赋予帝国主义列强的特权。同时,他们也极其爱国地渴望保护自然资源,并从铁路建设中为自己谋得利益。因此,从20世纪初起,士绅和商人们在新商法下合作,共同出资,从外国投资者手中买回铁路权和开矿权。收回利权运动取得了一些成功,江苏和浙江士绅,更是从英国控股的香港和上海银行买回了沪宁线。但外国公司常常拒绝放弃特权,反而通过让本国政府从外交上向北京当局施压的方法,来对抗中国的公众舆论。无论如何,朝廷都不愿让铁路修建权落入地方士绅手中。各地的爱国者们通过现代报纸了解到这些行为,愤怒地回应了中央政府甘愿屈服于帝国主义者、签订高昂贷款协议的做法。早在四十年前,满腔热忱的士绅们便谴责过某些地方官“卖国”。如今,朝廷自己也遭到这种指责。于是,公开反满的情绪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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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宣传与革命活动

认为满洲人在牺牲中国自救的观点,来自海外那些激进的知识分子。1896年,住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只有九位。十年后,在那儿求学的人数变成了一万五千人。大部分中国学生都前往京东或横滨,用一种对他们来说,比英语、法语或德语更为熟悉的语言,学习西方学科。因为明治天皇的政府被视为开明君主制的典范,所以清政府认为日本是个安全的学习之地。然而,日本也为1898年戊戌变法的维新派们提供政治庇护。流亡者中最有名的就是梁启超。

梁启超广为流传的《新民丛报》给这些留学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向他们展示了灿烂的西方政治和社会理论。1903至1906年间,《新民丛报》为读者们介绍了哥白尼的天文学、康德的自由主义学说、柏拉图的哲学、黑格尔的唯心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欧洲的社会主义。此外,中国留学生也能获得西方著作的日文译本。于是,1903年,一位把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当作有关现代政府的最新专著来研读的年轻知识分子,很可能不久之后,便会开始学习克鲁泡特金的著作,阅读幸德秋水的无政府主义专著,追随刊登在同盟会《民报》上的社会主义社论。不过,介绍这些新思想最重要的刊物,依然是梁启超的《新民丛报》。

有几个主题在梁启超的社论和文章中反复出现。其中之一便是把中国青年从儒家社会价值观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解放个人意志,以实现强国的目的。梁启超称赞英国自由主义,认为如英国之类的国家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其政治体制给了每个人不受社会束缚发展个性的机会。中国亟须以同样的方式获得解放,因为达尔文主义的时代似乎已经证明适者生存的观点。1906年前,梁启超也相信有必要立刻发动革命。必须打破文化藩篱无比牢固的旧制度,才能在原有位置上建立起新的制度。随后,因为推翻满洲政权会让中国失去抵御帝国主义的现存防线,所以梁启超逐渐放弃了这一立场。很多起初受其著作影响的学生,却已经坚定了发动反满革命的决心,并转而向其他政治领袖寻求指导与启示。

湖南人尤其活跃。部分原因是他们对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的强烈失望。东京的湖南人对谭嗣同的殉节记忆犹新。他们在黄兴的领导下建立起“华兴会”。1900年,华兴会在华中发起了一场有数个秘密团体参加,却以失败告终的起义。浙江的学生在杰出学者章炳麟的鼓舞下,也参与了革命活动。章炳麟曾是康有为强学会的一员,此刻流亡日本,成为梁启超的助理编辑。章炳麟的排满观源自传统经典,尤其是17世纪明末遗民的著作影响,强调华夏与夷狄的文化之分。章炳麟认为满洲人篡夺了汉人皇位,从人民手中窃取中国,将其带入停滞与落后的境地。即便到了现在,满洲人仍继续设法保持汉人的衰弱,并将汉人出卖给外国侵略者,以维持他们偷来的皇位。1902年,章炳麟在东京召开了一场纪念明朝覆亡的学生集会,以宣传自己的理论。日本警察虽然禁止了这场集会,章炳麟却找到其他宣扬自己排满观的方法。其中之一便是友人邹容的帮助。这位年轻的湖南人写了一本慷慨激昂,极具煽动性的小册子——《革命军》。《革命军》回顾了明朝遗民遭遇到的屠杀,将满洲人比作禽兽,认为汉人必须清除掉这些野蛮的寄生虫,以恢复力量,驱逐帝国主义者。1903年,章炳麟回到上海,出版了邹容的这本抨击之作。该书风靡一时,广受赞誉。清朝当局逮捕了两人。最后,邹容死于狱中。

不过,《革命军》继续广为传播。1903年,清政府未能使俄国驻军退出满洲时,似乎更证实了书中的某些观点。这场占领让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群情激愤。于是,他们组建了一支志愿军,抗击俄国人。接着,清政府驻日本大使说服明治政府镇压这支准军事队伍的行为让学生们更加坚信:满洲人已经决定背叛汉族爱国志士。此次事件导致许多浙江留学生返回中国,誓要推翻清王朝。他们加入蔡元培在上海建立的“爱国学社”,训练自己的军事战术,并努力吸纳长江下游的新军士兵与他们并肩战斗。在接下来的数年里,浙江革命运动虽发起几场起义,却都失败了。 事实上,这些浙江和湖南的奇袭往往带有秘密会社的元素,相比推进革命事业,它们取得的成就,更在于警醒了地方士绅中的潜在盟友。然而,即便激进的知识分子们为了与改革派士绅结成统一战线决定缓和步调,也意味着他们必须放弃唤起广大民众起义、推翻满洲人的打算。然而,这却是他们无法割舍的理想。

流亡东京或潜藏在上海的年轻学生们因为远离中国农民阶级,绝望地意识到他们需要与大众靠得更近。成为革命者的过程中,新一代疏离的知识分子们切断了与传统根基的联系。因此,他们心中升起一种回归大众、切实地接触农民阶层的动力。反满主义对学生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原因也正在于此。不论局限性有多大,它都给了学生一种可以与秘密会社共享并投射到民众中的方案。

反满种族主义思想在革命人士中广泛传播,当然也存在其他原因。例如,相信汉人是因为满洲人的懦弱和蒙昧才被帝国主义者羞辱的想法,显然有自我安慰的成分在内。因此,清廷做了国家在军事上失败的替罪羊。反满主义也为众多不同的革命思想流派提供了共同的起源。亨利·乔治种族主义、崇尚英国自由主义者、克鲁泡特金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恐怖分子都无一例外地仇视满洲人,纷纷剪掉17世纪强加于汉人头上的长辫。斗争中,这个并不复杂的行为还滋生出一种军事参与感。想起过去抵御夷人入侵的伟大英雄们,学生们笃信,汉人只有通过推翻满洲人统治这一神圣却血腥的任务,才能恢复民族自豪感和力量,从而继续投身驱逐帝国主义者的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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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

将自身的反满热情转化为对抗大清统治的民众运动,是知识分子最大的渴望。这也是他们为何于1905年转向孙中山的原因。孙中山显然与华南的地下秘密会社和华侨社区联系广泛。因此,这似乎让流亡者们看到了他们苦苦寻觅的救国之法。如今的历史学家们已经知道孙中山与秘密会社的联系极为脆弱,但当时的知识分子们很容易相信这位经验丰富的反叛者无论是在旧金山的洪门帮会,还是在新加坡的三合会,都能让他们直接联系上众多同盟。事实上,如果孙中山学历再高点,学生们转向他的时间可能还会更早。作为一名受过西方教育的医生,他缺乏章炳麟的传统学识,也不具备梁启超的对理论的敏锐感知力。然而,布鲁塞尔的学生告诉孙中山,他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在于实干后,他糅合各种社会理论提出的三民主义。

然而,归根结底,孙中山之所以能将东京的流亡者们统一在自己的领导下,还是因为他强烈的反满主义和会得到秘密会社支持的承诺。在日本同情者的撮合下,1905年夏,孙中山和湖南人领袖黄兴在黑龙会东京总部碰面,共同商议结盟事宜。商谈中,孙中山一再重申,除非把各省运动汇成一股力量,否则革命就无法成功。他坚称:“若有一个数百人的核心团队来领导这些秘密会社,反满起义就一定能成功。” 正是这种自信的保证和他的个人魅力,让学生们振奋了起来。1905年8月20日,同盟会终于公开成立了。他们的确暂时真心实意地联合在了一起。在这股热情之下,各地的社会团体和私人党派都放下分歧,誓要同心协力,推翻清朝统治。

作为一个有效运作各团体的联盟,同盟会存在的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短暂的。在孙中山看来,同盟会就是一个应他的要求,在全球各地华人区汇集起来的华人团体、小组和社区,不过是又一个为他提供资金和武器,以招募雇佣兵参与中越边境一系列失败起义的组织。根据孙中山及其盟友——以胡汉民为首的广东同盟者的说法,这些叛乱终将导致革命。这场革命会夺下南方的一两个省。于是,他们可以在那里成立共和国,获得外交承认,并建立起北伐的基础。黄兴颇有些轻视这一“南方策略”。在他看来,失去一个偏远的边境省份,几乎不会影响到清廷的统治。因此,他坚持认为同盟会不应该再在孙中山的边境土匪身上浪费资金,而应该全力攻击长江流域的中原腹地。孙中山对这些异议不予理会,从而加剧了组织内部的怨恨情绪。关于孙中山侵吞同盟会资金的流言四起,他和东京总部负责人宋教仁之间开始出现重大分歧。到1908年,各地组织自行其是,同盟会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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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会社

尽管众人都批评孙中山的南方策略,但黄兴和湖南分遣队也发现,要在中部省份取得进展并不容易。重大起义虽都发生在1904年至1906年间,革命者们还是很难与长江流域的秘密会社维持联盟。事实上,他们与私盐贩子和强盗们唯一的共同信念就是反满。因此,一些如檄文措辞之类相对简单的事,也会让他们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同盟会成员希望在建立共和政府的口号下战斗,秘密会社的首领们却往往瞧不起这种陌生且西化的概念。他们的追随者们更喜欢“复明”或“将有新皇得天命”的说法。这种看法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秘密会社在政治上的无知,但也反映出他们的排外主义。

19世纪60至70年代的反传教士暴动后,民众的排外情绪继续在华中地区蔓延。19世纪的最后十年里,秘密会社在排外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初,关于农民对俄国占领满洲反应的情报,每一条都被通商口岸的领事们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换句话说,大部分都是文盲的中国民众,无疑已经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对其祖国的威胁。有些民众的恐惧情绪以天启的方式展现了出来,比如:中国北方义和团,就宣扬一些黑暗又荒谬的预言。不过,这些常见的表现形式,虽然并非20世纪40年代日本入侵时农民们拥有的那种完全觉醒的民族认同感,但至少也成了一种新的理性认识,意识到了个人存亡要建立在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与此同时,农民的身份界限也开始扩大。一个农民不再仅仅是三门村李氏家族的一员,他也是湖南省乃至汉族人民的一员。

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在某些方面与知识分子的反帝主义是一致的。然而,排外主义与反现代主义的普遍融合,成了秘密会社的领袖们难以接受革命者们的共和主义的原因。加入秘密会社的农民和工人们都是由衷的本土主义者,所以他们可以成为革命者,却无法成为革命党人。和周围的民众一样,清政府推行的新改革措施和地方士绅们创建新学校、修筑铁路等行为也让他们困惑和不安。农民们对这些陌生事业的憎恶心理,是可以找到经济根源的。军事官员和改革派士绅为了资助新军、修建现代学校,会通过征收过境税和商业税来提高额外收入。对在集市销售自家产品的农民们来说,该政策无异于一个沉重的打击。

在湖南湘江流域或广东珠江三角洲之类高度商业化的地区,农民们很快便意识到地方现代化事业让他们负担更重。下层阶级已经将铁路和轮船公司视为古怪的西方舶来品,因此开始把他们遇到的经济困难怪到改革派士绅和地方官员头上。与此同时,感觉受到城市中改革派士绅兴办事业排挤的老派乡村士绅,开始鼓励农民在如新学校、商会和现代公司等西式机构中,通过罢工以示抗议。1909年至1910年间,严重的米荒进一步激化了农民为求生而进行的抗争。华中爆发数场大规模叛乱。改革派士绅们认为,这些反动暴乱不仅切断了他们与前乡村经理人——文化保守的下层士绅之间的联系,也让他们的事业失去了民众的支持。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辛亥革命期间及革命结束后,改革派士绅们将由此更依赖军阀。

革命者们也被这种普遍的反现代主义困扰。他们发现,因为当局改良后的通信工具和军事力量让秘密会社的领袖们感受到了威胁,所以秘密会社开始愿意冒公开反叛的危险。例如,1904年,湖南秘密会社首领马福益加入起义的主要原因,就是害怕省会的铁路线会将新军带入他的管辖范围,摧毁他的王国。当时,华兴会非常欢迎这种民众支持,鼓励秘密会社加入起义。然而,起义很快被当地政府镇压,马福益被杀。但秘密会社取得短暂胜利时,革命者们很快发现,这些强盗最主要的兴趣,是打着明朝遗民的旗号,抢劫城市粮仓和富人。

反对社会变化而非希望其更进一步发展的秘密会社,对知识分子的革命事业缺乏思想上的信仰,因此是个易变的同盟。然而,1911年年底之前,信奉共和的革命者们都别无选择,只能继续与三合会和哥老会合作。革命在别处爆发后,同盟会的激进分子发现,他们与旧盟友的关系变得有些尴尬起来。例如,华兴会想跟改革派合作,共同对抗新军官员时,焦达峰的秘密会社成员却将富人们逼入了军阀那方。一个由数位知识分子组成的核心团体在很多年后,才学会如何将农民的不满情绪转化为有意识的社会革命行动。

辛亥革命前夕,同盟会不仅四分五裂,还出现了战略混乱的情况。此外,一系列失败的起义和并不协调的政变也让它踟蹰不前。事实上,一些更鲁莽的成员开始认为一致行动毫无意义。于是,汪精卫之类的人转向了徒劳的恐怖主义活动。尽管炸弹袭击和暗杀者的子弹动摇了民众对朝廷的信心,但最终挑起革命的活动却来自其他地区,还伴随着立宪派的煽风点火、地方上的保路运动以及与王朝日益分离的军队等,都在1911年秋发展到了关键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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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运动失败

如前所述,1910年10月齐聚北京筹建国会的资政院议员们发现,帝国政府仅把他们视为顾问。议员代表们相信朝廷没有意识到民众希望立刻筹建国会的愿望,于是纷纷请愿,要求缩短预备立宪期限。为此,他们甚至还签署了血书。摄政的醇亲王虽然最终接受了请愿,却只是把立宪时间从1917年提前到了1913年。一些代表消极地接受了这个决定,但其他更激烈的立宪主义者们却对朝廷的故意拖延大失所望。1911年6月,以孙洪伊为首的宪友会成立,众人合力抗议延期。这些人大多都是久负盛名的士绅领袖。10月武昌起义爆发前不久,他们返回了各自的地方咨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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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路运动

与此同时,士绅们的保路运动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三年前,湖南、湖北、四川和广东的商人通过出售铁路债券积累起足够资金,便计划修建两条南方铁路干线,分别连通北京到广州和北京到四川的线路。北京负责中央政府南方铁路局的张之洞让当局相信,该计划会加强地方经济自治,减慢全国铁路网的建设。因为各地的投资者都倾向于先修筑自己的支线。因此,中央政府全权委托张之洞向外国银行家求助。于是,张之洞和随后的盛宣怀通过协商,从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银行家组成的财团那里获得了大笔贷款。消息传到各省,尤其是湖南省后,铁路股东们从对公众有利的方面煽动舆论。由于民情激愤,政府拒绝批准贷款协议。财团对此却不买账,让其外交代表向清政府外务部发出了一系列威胁照会。北京很快打了退堂鼓,同意接受外国贷款,交由盛宣怀的铁路局,用来为中央政府修建南方铁路线。因此,1911年5月10日,北京发布了一条政令,解散地方铁路公司,承诺将来偿还股东们的债券。

地方上的投资者们爆发了愤怒的抗议。这一次,最愤慨的是四川人。当地报纸称清政府已经“把四川卖给外国人”,将盛宣怀贬斥为“中国的叛徒”。杰出议员、商会代表人和爱国学生团结起来,成立保路同志会,发起了一场激烈的公众运动。学生们返回家乡向农民们宣传此事,哥老会则愈加蠢蠢欲动。随着反清情绪日益强烈,总督赵尔丰唯恐各方面都爆发叛乱。1911年9月7日,他决定逮捕保路会和咨议局主要领导人,将这场运动扼杀在摇篮里。赵尔丰的行为迫使抗议者们采取了武装行动。不过数日,士绅领导的民兵组织就袭击了成都的总督衙门,把赵尔丰赶出了四川。10月初,满洲人军队虽强制恢复了秩序,大清却再也没能完全控制这个人口稠密的富裕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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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军的不满和武昌起义

只要各地的军队依然忠诚,中央政府就可以对抗保路运动。驻扎在华中和华南的新军,却已经出现对政权严重不满的迹象。这些现代军队中无委任令的军官,跟旧绿营军中的各队将领极为不同。从1903年起,受训于军事学校、拥有中等文化的新军军士们就成了革命宣传的目标。邹容的《革命军》小册子揭露了17世纪满洲人的许多暴行,报纸对中央政府的批评也激起军中所有阶层的反满情绪。此外,对羸弱祖国的关注,也促使众多副官和军士组成革命团体,开会学习有关共和的政治理论。武汉地区(包括武昌、汉阳和汉口)的新军士兵尤其热衷建立学习小组。虽然军队指挥官已经解散了许多这样的学习小组,逮捕发起人、禁止宣传共和思想,可它们往往换个新名字,就再次建立起来。武汉地区革命性最强的组织被委婉地称为“文学社”。1911年夏,受周围情势的鼓舞,该组织开始计划于同年秋发动起义。

他们虽然将此次计划告知了同盟会,后者却认为它并不成熟。因此,1911年10月9日,当反叛者们在汉口的秘密总部不慎引爆了一个小炸弹时,并没有同盟会的成员在场。 但当时就在附近的警察却从房屋废墟中找到策划者名单。革命者们立刻意识到组织和自己都岌岌可危,于是决定当天夜里就发动武装起义。可他们没能及时通知士兵。因此,第二天,几名领袖就突然被总督瑞澄的军警逮捕。警卫们大肆搜捕嫌疑人,甚至把一些士兵拖到了练兵场上。随着气氛越来越恐怖,当天夜里,即1911年10月10日,受命保护武汉军火库的正目 熊秉坤与一位可疑的军官在工程兵第八营中发生争执。熊秉坤虽然并非最初密谋起义的人之一,却射杀了那名军官,并煽动自己的士兵起义。随着其他起义队伍的加入,他们很快攻下武汉军械库,并迫使黎元洪领导起义。

武昌起义成功的原因有三点。第一,担任湖广总督的满洲人瑞澄仓皇逃走,将此地留给了叛军。第二,反叛者们完全占领了军火库和武汉财政部,因此有足够的资金和武器,坚持到别处的援军到来。第三,事实证明,他们的领袖黎元洪在无路可退的情况下,就能成为一位热情的革命领袖。他通过谨慎地联系诸如谭延闿一样的咨议局领袖,成功争取到立宪派的支持。其他省的士绅和新军领袖确定这并非一场恐怖冒险活动后,也纷纷宣布独立。因此,革命很快被期望得到袁世凯支持的改革派士绅和军阀联盟接管。

此时,待在直隶的袁世凯名义上已经退休,其实却在与摄政王醇亲王争夺北洋军的控制权。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宣统皇帝年轻的母亲立刻认为,袁世凯是朝廷最后的希望。于是,她请求袁世凯回到朝中,与共和主义者们商定休战协议。另一方面,醇亲王和满洲亲贵却不相信袁世凯,反对妥协,敦促立刻对敌人发动反击。然而,尽管醇亲王早年建起一支完全由满洲人指挥的军队,满洲权贵们还是控制不了它。在朝中众人反对将大权授予袁世凯之际,效忠袁世凯的北洋军将领以兵变为威胁,还是迫使朝廷启用了他。

与此同时,同盟会里的共和主义者们开始就革命由改革派领导的现状展开争论。武汉驻军发动兵变后,黄兴和其他同盟会领袖立刻返回华中,试图利用反满起义激起的强大公众支持。随着农民满腔热情地剪掉辫子,秘密会社攻击满洲人前哨,同盟会领袖们开始尝试组织他们自己的群众运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运动在地方上就被士绅和军方的联盟镇压了。然而,从全国范围内来看,同盟会被视为先进的革命团体,因此可以派出代表团,参加12月4日在南京举行的临时政府大会。会上,尽管一些温和派希望只要袁世凯公开改变立场,就推选他为新共和国的总统,大多数代表却青睐另外两位候选人:一位是士绅和军阀同盟的领袖黎元洪,另一位是激进派领袖黄兴。在难以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双方最终转向1911年圣诞节结束流亡,回到上海的孙中山,于12月29日推选他为南方临时政府的总统。

和袁世凯相比,孙中山对自己的力量并不抱幻想。他不仅知道很多代表原本都是支持袁世凯的,也害怕黄兴代表团和黎元洪代表团之间脆弱的联盟敌不过袁世凯的哄诱。袁世凯也得到了英国和日本的强力支持。后者认为,相比孙中山的革命政府,袁世凯的政权对他们更有利。因为害怕分裂的中国会加剧帝国主义者的野心,孙中山刚一上任,就明确表态:如果满洲人退位,他便辞职,让位于袁世凯。

袁世凯和共和主义者之间的谈判还未结束时,满洲人贵族们也继续反对退位。然而,1月27日,袁世凯北洋军的几位将领宣布支持共和。袁世凯利用皇太后害怕种族报复的心理,劝她让醇亲王同意皇帝退位。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正式宣布退位,结束了这个二百六十八年前让多尔衮无比自豪的政权。第二天,孙中山信守承诺,将总统职位让于袁世凯。革命者们也放下武器,着手准备和平时期的议会政治。

孙中山并没有显示出要在旧的同盟会之外,建立一个大规模的政治联盟。反而是前东京总部领袖宋教仁,创建了一个议会政党。该党派由混乱的地方派系和政治团体组成,每一方都声称自己具有革命性。此刻,清朝已经被推翻,许多机会主义者都想攀上胜利者的花车。因此,宋教仁迅速把前同盟会中的激进分子与地方温和派组成的松散联盟改组成国民党 。1913年春在北京召开的制宪会议上,国民党大获全胜。虽然党中的联盟很脆弱,但该党在选举中取得的压倒性胜利给了南方的共和主义者们极大的希望,让他们想就此扼制袁世凯在北方日益强大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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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革命”

1913年3月20日,随着宋教仁从上海登上火车前往北京参加国会时在暗杀者的子弹下身受致命伤,上述希望也落空了。严重倚赖宋教仁声望和领导的国民党同盟,由此迅速瓦解。但随着袁世凯威胁某些较胆小的国民党代表弃权,公众们发现暗杀宋教仁的凶手就受雇于总统本人。与此同时,袁世凯任命北洋军阀担任各省总督,从而激怒了南方军阀。后者表示想恢复与左派人士的旧联盟,共同对抗北方。有了这一策略,1913年夏,前同盟会领导人和国民党激进分子宣布发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胜败的关键,取决于改革派士绅的态度。因为他们控制着议会、掌握着任命如湖南、河北和江西等省军事总督的合法权。他们如果团结起来,与激进主义者们联盟,袁世凯就有失败的危险。虽然一些领袖议员和军阀的确同意帮助国民党,但袁世凯稍微占点上风,他们的支持便烟消云散了。到1914年,旧同盟会的革命者们再次流亡,国民党被宣布为非法政党。孙中山的时代将再次来临。不过,要等新的国民党进入北京,那便是十五年后的事了。

二次革命的失败并没有让改革派士绅们哀悼多久。一些人甚至欢迎袁世凯攻击信奉共和主义的左派人士,因为这替他们除去了地方上的政治对手。早已严重依赖新军事总督的改革派士绅们相信,无论如何,控制着地方议会、教育协会和商会的他们,已经取得大多数胜利。清朝已经覆灭,此刻,他们似乎完全掌握了民政事务。袁世凯虽然并非孙中山期望的那种总统,却可能有利于改革派士绅。如果袁世凯缺乏普遍支持,他就不太可能建起一个强大的、有足够能力干涉各省自治事务的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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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新的天命者

当然,袁世凯自己也意识到,背叛选民的总统不可能统一国家。他还发现,自己正在失去对北洋将领的控制。事实证明,他们的忠诚是短暂的。为了找到一个能永远保证国家统一及维持其统治的源泉,他选择了依赖旧的帝国模式。一位虽无疑是出于善意,却在政治上颇为轻率的美国教授向他提出建议,认为中国还没有做好接受民主的准备。因此,袁世凯决定披上他觊觎已久的尊贵外衣,于1915年秘密安排了一场“自发”的民众运动,宣告自己为新王朝的皇帝。

这一次,地方士绅们再也没有半点犹豫。袁世凯的复辟显得既滑稽又危险。滑稽是因为在精英们眼中,君主政体已经失去儒家意义;危险是因为对袁世凯来说,皇位依然有足够的号召力,帮助他统一全国。在这样的专政之下,各省会失去自治,军阀们也会失去独立性。因此,1915年至1916年冬,议会领袖和各省总督联合起来,反对袁世凯的称帝计划。由都督蔡锷领导、立宪主义者梁启超宣传的起义在西南爆发。随着各省陆续宣布反对君主制,袁世凯被迫放弃称帝计划,收起了为加冕准备的全套盛装。这次惨败让本就患上尿毒症的他一蹶不振,终于在1916年春抑郁而终。

袁世凯的失败并没有把士绅所领导的民主政治带到首都。梁启超之类的思想家既缺乏一个大众政党,也没有属于自己的军事力量。因此,他们只能成为北洋军阀们的顾问和幕后之人,助其不断争夺总统之位。有时,尤其是被不得人心的军阀拒绝时,他们的惊世才华的确能成为政治武器。但在军阀政治强有力的斗争中,这种武器实在太过无力。作为权力掮客的知识分子已经像明清时期的文人那样,拥有决定一位将领是否能成为皇帝的权力。如今是“武”统治“文”的时代,士绅对皇权的传统控制,已经随着失落的皇权一去不返了。

地方士绅也受地方军阀的压制。改革者们在过去十年里采取的策略虽然已经让他们投入将领麾下,但地方名流依然认为自己是军阀们不可或缺的社会中介。革命前的士绅通过连接政府和乡村社会,来确保自己在当地的主导地位。他们的家族不仅稳定了乡村,还赋予了他们一种非正式的父权制,以统治农民阶层。在明朝和清初的财政体制下,他们甚至减少了政府的农村收入。 然而,19世纪晚期,后来成为议会领袖的上层士绅们抛弃了乡村中国。他们通过打破禁忌,与下层士绅结盟,设立了一批新的农村税收,并创造出一批乡村税租经理人。后者的努力让上层士绅得以参与地方省会的政治。他们在那里找到了新的角色,成为立宪主义者、铁路投资人和现代学校资助人。很快,这些学校便教育中国的年轻人远离其祖先的世界。因此,新的城市精英失去了传统士绅严格的身份认证,开始看向外面的世界——上海、日本甚至更远的美国。此外,大学也开始培养新一代的工程师和律师。这种文化上的再定位让他们远离了曾经为其服务的乡村士绅和平民。后者发展成地主和高利贷者,并结成了联盟。五十年的收租和包租生活,让这个阶层完全不受之前的赞助人和保护者的伤害。如今,控制土地登记、保存税簿、管理地方自治局、将乡村民团变为私人武装欺压佃农、惩罚债务人的,正是这些经理人。这个心胸狭窄的阶层并没有乡绅的骄傲,个中成员不过是一群凌驾于农民之上、充满阶级仇恨的寄生虫。这些下层地主有朝一日需要共产主义者的庇护时,就会无须任何中介机构,直接求助于军阀。于是,被视为一个高潮的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士绅最后的演变和消亡。然而,作为一个开始,它到底预示了什么呢?一个共同的政治中心已经随着王朝的覆灭而消亡。中华帝国晚期有限的那段稳定时期,也被现代形式的斗争和阶级冲突取代。然而,1911年的革命者们认为,统一的局面很快会恢复,破旧之后便是树新。有了这一终极信仰,他们在传统意义上使用了“革命”一词,以示汉人得到回归的天命,即将再次成为自己的主人。

然而,如果真的有天命,那它到底应该属于哪个汉人呢?是主张被继承者蒋介石以颇为唯我的方式确定下来的“国父”孙中山,还是破坏共和的袁世凯和他的军阀们?是从长远来看,为了眼前利益违背了初衷的地方士绅,还是为了熟悉的勒税强租,放弃陌生政治世界的贪婪地主?

其实,旧秩序只留下一项完整的遗产,即对新秩序的承诺。帝国的天命曾是上天的恩赐,但用《尚书》中的话来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混乱之中,一股新的潮流涌向北京。然而,还无人能为其命名。涌来的或许是无产阶级,或许是武装农民。要定义人民,并决定如何调动其力量,是未来革命的任务。直到迎来他们的时代,中国才能获得真正的统一,革命也才能延续永恒的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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